经常有人会说，他们没有去体会自己的青春，他们从没有生活在当下，他们总是在追逐一些未经深思熟虑的目标。他们总会思索，曾经的努力是否都值得？ —— 哈佛大学资深本科招生办主任 William R. Fitzsimmoons
      在《自由》一 书中，约翰·弗伦岑（ Jonathan Franzen）这样描述顶尖文理学院的学生们，“他们似乎对任何东西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高度悟性”。
      当那层不可一世的自信和完美无缺的光鲜外表被剥离之后，你会惊讶地发现，这群年轻人身上寄居着令人窒息的恐惧、焦虑、失落、无助、空虚和孤独。
      “如果要出人头地，出类拔萃，那么就是要完全配合并服从于这个系统。我看到过我身边不少朋友，为了成绩和简历，不惜牺牲自己的健康、友情、爱情、个人探索、课余活动等等。而这些牺牲恰恰又是构建一个人内心和灵魂的基石。”
      我的一位朋友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真相——我也许在受罪，但是我若不曾受罪，我怎么可能成功被耶鲁录取。”
      《哈佛杂志》（HarvardMagazine）最近的一篇文章这样描述擅长社交的哈佛学子：他们总是在赶场，忙碌着从一场活动赶往下一场活动，见朋友就像快餐式的约会；这种交际如同黑夜里在茫茫大海中行驶的船，只见轮廓，不见实体。
      这些年轻人擅长广交人脉，但是这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跟真实的友情大相径庭。大学的恋爱无非就是各取所需。
      “在大学里，我总是非常忙碌，而且我喜欢的对象也总是很忙碌。我们根本就难以维持一段有内涵的恋爱关系。”
      这种被动的压迫并非是建立深刻感情的唯一阻力，比它更具杀伤力的是名校生们内心的恐惧，他们害怕在他人面前示弱，担心自己成为一位众人眼中的屈服于压力的弱者，因此他们拒绝示弱。
      当迈入大学之后，竞争更加激烈，更加广泛和深入，学生们左顾右盼，环视四周，倍加感受到他人比自己更聪明，更加突显“高处不胜寒”的处境。此时此刻，他们选择了谨言慎行、乔装自己，其实内心却是觉得自己一无是处。
      来自波莫纳学院的学生曾告诉我，在这所号称全美大学幸福指数排名第四的高校里，学校为了维护快乐的形象，费尽心思推动校园活动，学生们备感压力，却必须展现给公众一个完美的形象。
      “你不可能告诉一个耶鲁学生，去找你的挚爱吧。我们大多数人不知道怎么去找。我们只对成功充满热情。这就是我们初到耶鲁时最真实的状态。”
      为了能够在众人面前表现得博览群书，对任何耳闻过的书籍，他都会快速阅读该书的首尾两章并囫囵吞枣式地阅读大量的书评，以便自己能够快速全面了解书的内容。
      当你身边的人并不在乎出卖自己的灵魂时，你却要去关注并滋养自己的灵魂，这几乎是一件不可理喻的事。
      一位斯坦福大学教授曾经建议：如果你想让更多的人来参与一个活动，那么一个高效的方法就是提高入门门槛。
      申请大学，如齐根所说，有一张统一的申请表格，但是成为音乐家是没有表格可言的。
      你将来的发展空间有多大？这些名校年轻人肯定听说过，他们的选择是无限的。他们对这种说法司空见惯。当然，一旦你做出选择，那么其他的可能性也就消失了。
      这些优秀的学生在求学期间一直被灌输一种“欲与天公试比高”的思想，被教育要拥有“只要想做，都能做到”的信心，但是最后，大部分人还是选择了从事一些极其类似的事情。
      剥开“安全感”这件外衣，你看到的是应得利益。方向感的缺失以及不想失去机会，这一切的一切都源自恐惧。在精英学生光鲜亮丽的外衣之下，是一双“害怕失败”的魔爪。
      对于精英学生来讲，失败，哪怕是短暂的失败，都会影响到他们对自身价值的认定。
      尽管有一部分学生或是出于理想或是无奈，在做出决定之后，不再回头，持之以恒地去做自己的事，但是更多的学生则会长期深陷于那种选择的迷茫和压力之中。
      既讽刺又矛盾的现象是，当盎格鲁-撒克逊在美国成了新贵之后，他们重蹈覆辙，充当了当年他们自己为了追求平等而反对的英国贵族阶级。
      大学为了吸引新贵，着手弱化自己给人的“书呆子”形象，大力鼓励课外活动。而体育，特别是竞技类运动，比如能够充分彰显“男子汉”形象的美式橄榄球，也就是在那段时间诞生并一直延续到现在的。
      耶鲁校长是小金曼·布鲁斯特（KingmanBrewster），他认识到，如果精英阶层想继续保持自己的社会地位，想继续领导这个国家，那么他们必须能够更好地接纳处于上升期的社会团体，这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了自己。当时社会的众多变化是由不得这三驾马车忽视的。
      改变，时机成熟了，任何反对声音都只是沧海一粟。
      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婴儿潮开始进入大学，这更成为美国大学招生录取的转折点：美国从原有的贵族制进入了崭新的任人唯贤、精英领导制；从阶层、“人品”、人脉转向了考试和成绩。
      回顾过往的20多年时间，美国大学生源已走向全球化。大学变得更擅于做市场营销，明明知道有些学生根本不会被录取，但是大学还是鼓励所有学生都来申请，为的就是降低录取率和得到漂亮的招生录取数据，这些数据不仅仅象征着学校的社会地位，而且更有实际意义。
      成功的申请者大概有两类：要么是“全能冠军”，要么是“偏才”。如果是后者，那么他得足够“偏”，比如说学生的音乐打动了整个耶鲁大学的音乐系或者是获得某项全国大奖的理科生。
      不少父母利用孩子的成就来填补自己脆弱的内心。”《苍白的国王》（ThePaleKing）这本书的主人公讲得更露骨，也更贴切：“我的家庭就如同一家企业，我的价值取决于我上个季度的业绩。”
      “家庭派送出一位孩子，孩子一直认为自己是独立的、自由的，但其实他们不过是走上了一条完成父母使命的道路。”
      是在富裕的家庭或者社区里，父母的期望不是“尽你最大的努力”，而是“你必须是最好的”。
      来自富裕家庭的青少年经历抑郁、焦虑、身体不适、使用毒品的比例是最高的。22%来自经济优越家庭的少女被诊断为有抑郁症。
      富裕家庭的亲子关系是所有群体里最弱的，与贫穷家庭
      借用列文医生的话说：赞美代替不了温暖，浮夸的自信代替不了自足的能力。
      “药物”对“瘾君子”的作用已经不仅仅是带来快感，更是为了消除痛苦，而这种痛苦恰恰是来自对药物的依赖。
      父母一心想培养孩子的“自信”，但这种“自信”是一只需要源源不断的外界认可才能持续饱满的气球，一旦触碰现实，它就会爆破。
      “当一个孩子追求的是受人肯定甚至被人羡慕，那么这样的需求就是个无底洞，因为它与追求被人爱是没有关系的。”
      一个天性聪颖的孩子不断地徘徊于自卑和自负两个极端之间。
      在《失乐园》一书中，弥尔顿笔下的撒旦并不是像诗歌里形容的怪物，而是一位最聪明的天使。正是由于他膨胀的野心，导致了他的堕落。他来到了伊甸园，毁掉了亚当和夏娃的幸福，他环顾四下，内心萌发：
      “大学已经忘记，它们对大学生的成长所承担的更大的教育责任是帮助他们寻找自我，帮助他们找到自己的使命。事实上，大学已经不能够证明自己的教育到底提供了什么本质。”
      如同“人文学科”原本就是关注个人存在的价值和使命，与职业如医生、律师、科学家或职业经理人并无关系。
      虽然名校喜欢昭告天下，他们的教学目的是培养学生如何思考，但是他们真正所做的是，锻炼了学生的分析能力和演说能力，为他们在商界和职业领域的成功做铺垫。
      教学质量的评估几乎完全依赖于学生对教授的评价，而这种评价很明显与教授给分的宽松程度直接相关。相反，对于兼职教授和更多的非终身制教学人员而言，教学质量的评估是至关重要的，那么老师和学生之间的“默契”就会催生学生的低质量习作换取更高的分数。
      问题在于，你参与的事情越多，你能做好的事情就越少，并且最后什么事情都做得不理想。
      名校录取几乎高不可攀，但是一旦录取，只要你去上课，在很大程度上，你就可以生存下来。
      “因为没有更远大的理想来引导本科教育，大学教育的决策往往是出于满足学生最直接的需求而制定的。”这也就不难理解，学校都在不断地集资，修建各种高端的宿舍、体育馆、学生中心等，即使负债累累也在所不惜。这种扩建工程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最为明显，这也难怪学费一直在飞速增长。学校即使失去人文教育，也不能没有高端的设施。
      令人惋惜的是，现在的大学不再为社会文明的发展护航，它们所扮演的是，满足市场需求的供应商的角色。学校不再了解自己的教育应该是怎样的，而是依赖学生的反馈，把学生的反馈当作它们生产的指南针。
      哈佛大学前校长詹姆斯·B.柯南特自20世纪30年代开启了举贤任能的运动，采取双管齐下的策略：在吸引少量具有特殊天赋的学生作为贤能的同时，保留了大部分的名额给未来的商界人士，即校友捐助者。
      “教育是当你忘记了所学的一切之后所存活下来的那一部分。”
      哈佛大学前校长詹姆斯·B.柯南特的初衷是严肃的：我们在大学的大部分所学必然会慢慢淡忘，剩余的部分其实就是你自己。
      我们无时无刻不浸泡在各种口号式和教导式的宣传中，我们与事实真相渐行渐远，也越来越缺乏自知之明，柏拉图称之为“doxa”（常识，即一己之见、单方感知或偏见）。
      自学成才之人往往有些古怪，有些愚钝和自我封闭。教授最重要的作用是促使学生以最严谨的态度对待思考，锻炼学生思维的精确度、耐心、责任心以及柔韧性。
      如同我的导师卡尔·克洛勃（KarlKroeber）所说的那样，教授将促使学生不仅检查自己“最根深蒂固的一些理念”，而且也要反思“令自己最振奋人心的新发现”，不过其中大部分将会是错误的。我们生活中需要的是，有专业人士提醒我们到底哪里出错了。
      “教育是当你忘记了所学的一切之后所存活下来的那一部分。”虽然这是一种通俗的定义，但提出此观点的哈佛大学前校长詹姆斯·B.柯南特的初衷是严肃的：我们在大学的大部分所学必然会慢慢淡忘，剩余的部分其实就是你自己。
      文学评论家德威特·麦克唐纳德（DwightMaCdonald）多年前曾说：“我们认为，一个人一辈子专注于诗歌写作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我们会认为，一个人花一辈子推广百事可乐，与竞争对手可口可乐抢占市场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一位临终关怀护士揭示了她的对象在临终前最大的遗憾：“我真希望自己有勇气过属于自己的生活，而不是生活在他人期望的阴影之下。”
      有人希望哈佛大学校长德鲁·吉尔平·福斯特（DrewGilpinFaust）向哈佛所有大一新生推荐一本必读书籍，校长选择了凯瑟琳·舒尔茨（KathrynSchulz）的著作《犯错》（BeingWrong）。该书倡导“质疑是一种技能，犯错是智慧
      一直成功（即从未失败）并不是能力的体现，而是脆弱的表现，因为出于害怕失败，个体往往放弃一些本来能够造就他成就自己的机会。
      想象力的本义就是为现实的世界注入新鲜血液，之所以你会畏惧“不可能”的事情，是缘于未知，因为未曾有人做过，或者至少你未曾尝试过。
      美国哲学家拉尔夫·爱默生喜欢引用英国杰出军事将领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Cromwell）的一段话，“一个人，只有不知道自己的路将伸向何方的时候，他才能达到顶峰”。从另一个角度思考，当你试图拒绝不确定性，那么你就拒绝了生命的意义。
      地位这个词则较为复杂，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攀比，因此形成竞争。地位不仅仅不会给你带来快乐，反而时刻让你不快乐。
      不少学生读大学修双学位，比如西班牙语和经济的搭配或者历史和计算机的搭配，而理由往往是为了同时满足父母和自己的需求。“一个专业是为了父母，另外一个专业是为了自己。”
      创建自己的生活并不意味着你可以成就任何事情。在我们的教育过程中，我们一直被灌输一个错误的理念，认为只要自己足够努力，就可以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现实中有很多事是不可能的。
      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快乐来自我们能够发挥自己擅长的能力，也就是说，我们各自拥有某些特长，但只是某些。了解自我的重要一部分是了解自己具备什么；违背自己的天性只能事倍功半。我们每个人都是含着一把金汤匙来到这个世界的。
      在这种体制下，上升的速度取决于个人在体制内周旋的娴熟程度，而非专业背景的卓越。奉承上司，排斥下属，积极出入鸡尾酒社交活动，善于官场术，充分借助大师余威狐假虎威，直到最后在背后插上一刀。广交人脉的最好办法就是随波逐流、人云亦云，不必为原则承担风险或者根本不需要原则。生活在某种体制下，你既不需要信奉该体制，也无须质疑它。你只需要成为他人希望看到的守业者，最终你将成为一名如作者康拉德笔下的那位负责人，那种内心空洞的人。
      “精英学生泰然自若地接受了现有的已然成型的制度。”虽然他们在青春年少时往往带着一份冲动，但是这些学生的青春不足以撼动他们全然接受现有体制的那份心安理得。
      新科技在民主运动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当然西方的媒体也可能夸大了其作用），但是
      新技术也在为政府以及公司监视并控制百姓起到了越来越大的作用。
      当我们着迷于成绩、收入乃至性生活时，却走马观花式地对待我们所生活的世界。而艺术的力量，如英国诗人雪莱所言，就是让灵魂惊醒过来。
      最成功的专制制度能够成功扼杀掉多项选择的可能性”。
      导师的首要功能并非告诉学生做什么，而是倾听。导师通过倾听，尝试去理解学生提问背后的那个问题，然后帮助学生听到自己的声音。
      MOOC的本质无非就是一种奢华的改良版的教科书而已，
      被动的学习、弱化的专注力、视频代替了阅读、教授俨然成为娱乐频道的主持人，滋生了教授明星化。
      1985年，美国250所重点大学中，有46%的学生来自美国收入前25%的家庭；而到了2000年，这一比例达到了55%。到2006年（该年统计数据样本要小一些），这一比例为67%。据统计，在2006年大学入学新生中，仅有15%的学生来自收入低于中间值的家庭；稍前时候的一项研究表明，仅有3%的新生来自收入最低的1/4的家庭。学校越是显赫，它的学生构成就越是不平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几十年中，公立高等教育史无前例地扩张，各种私立学校前所未有地敞开大门，为美国创造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群体，一个新的上流和上中流阶层。但如今，这套系统不仅没有消灭不平等，它甚至已经成为不平等的帮凶。
      记得在1957年9月的前几个星期，耶鲁学院的院长曾经在一些公开场合告诫我们：“今年的申请人数太多了，即便我们最后录取的是其他人，相信他们也会跟你们一样优秀。”
      很多人都发现，精英学校的学生大都有一种优越感：因为他们的SAT分数比普通人高，因此他们自然就应该享有一些他人享受不到的特权。而事实上，真正的逻辑应该是：你的SAT分数之所以比别人高，是因为你本来得到的就比别人多。
      精英的门槛确实很高，但一旦跨过门槛，你就几乎不可能被踢出去。哪怕是你成绩很差，哪怕是你犯有严重的抄袭，或者甚至是对你的同学造成人身伤害——这三种情况我都听说过——这都没关系，你都不会因此被开除。一旦你获准进入精英俱乐部，你似乎就有了一种上帝赋予的特权，它让你可以永远留在那里。
      正如约翰·拉斯金告诉一位精英人士的那样：“用大脑去尽力抢占一切并不比用拳头抢占更高尚。没错，这个社会总是要有分工的，有人要干活，有人要管理，但管理者并不应该拿走所有利益。”
      随着优秀大学的增多以及越来越多的优秀学生被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和斯坦福拒之门外，为什么这个社会还那么看重名校呢？根源还是在于推动整个系统的那种精英主义心态。出身名校的人根本不认为其他学校毕业生有资格进入自己的圈子。
      似乎没有人认为领导本身就意味着机遇和责任。没有人觉得不应该事事从自己的生活方式出发。路易斯·拉普曼（LewisLapham）一针见血地指出：“精英们只效忠自己的野心，其他一切都不重要。”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恐怕要数英国石油前任CEO托尼·海沃德（TonyHayward）了，在自己的公司造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环境灾难之后，他竟然当众大哭，说希望自己的生活能恢复正常。他的公司把整个墨西哥湾变成了一滩污水，而他真正关心的却只有一个人：他自己。
      其实并不是那个系统无法维系，正如最近有人评论的那样，根本没有人维系那个系统。
      压缩公共教育经费——无论是高等教育还是中小学，不仅会让富人们少缴税，它还会创造一个对富人子弟更加有利的经济系统。当有钱人家把自己孩子的竞争对手都排除在外时，自家孩子的日子就会好过很多。没错，这确实是一个龌龊的小秘密，也是富人们一直回避的一个话题。我们都相信，或者宣称自己相信，社会流动性是必须的，但在内心最深处，我们都知道，社会流动本身是一种零和游戏。大家都在拼命往上爬，有人成功，自然就有人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