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新约·马太福音》
      杰布·布什谈到他的家庭背景对他事业的影响时这样说道。他的爷爷是叱咤华尔街的银行家兼参议员，他的父亲和兄长都曾任职美国总统。他在竞选佛罗里达州州长一职时，一再声称自己是“白手起家”的人，他甚至不认为其出身对其事业有利。从这些事情中可以看出，人们通常不假思索地将个性与成功联系起来，这种认识在传统观念中根深蒂固。
      美国所有的非学生组棒球队年龄分组日是7月31日，因此美国顶级棒球队中，出生于8月的队员远多于其他月份出生的队员。（差别
      以出生在年末的孩子来说，家长就认为应该晚一点送孩子去幼儿园，因为他们觉得，让年仅5岁的孩子与比自己大好几个月的其他小朋友竞争，不是件容易事儿。
      正如冰球队员的成长经历一样，因年龄大几个月而显现的微弱优势会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不断积累，最终引导孩子走向成功或不成功，自信或不自信的轨道中，其影响会延伸许多年。
      在四年级学生中，年龄大几个月的学生的成绩比年龄较小的学生的成绩高4%到12%。用
      如果让两个出生在一年的头尾，智力相当的四年级学生坐在一起考试，大孩子平均得分在80左右，而年龄小的平均得分只有68。这种并非能力造成的差距最终却决定了谁能够参加“天才组”竞赛，谁又将被淘汰。
      对于成千上万的学生，最初小小的不足竟演变成他们日后能否上大学——尤其是日后能否成为中产阶级——的分水岭。
      成绩优异的学生因获得了更优秀的老师的指导，更多的关注，从而取得更好的成绩；冰球
      天才并非一开始就表现出众，一开始他只是比别人优秀那么一点点。
      人们始终信奉的是，成功只是个人作为的结果，和我们成长的环境，和我们所处的社会机制毫无关系。
      计算机业是一个以纯知识精英为主导的行业。计算机编程的世界不存在传统的校友关系网，你并不能依靠金钱或者人际关系取得领先地位。
      那些顶级演奏家们，他们练琴不只是比其他人更加努力，而是比其他人努力十倍，甚至百倍。
      你不能太贫穷，因为如果你必须依靠兼职维持生计的话，你根本没法在日常生活中获得足够时间做练习。
      机遇之一，盖茨转学进入湖滨学校。1968年世界上还有哪所高中像湖滨学校那样拥有分时系统的计算机终端？机遇之二，学校的家长会基金足够支付学校的电脑费用；机遇之三，学校经费用完以后，一位同学家长开的公司（C-Cubed）正巧需要利用周末测试程序代码，既然周末需要工作，也就不在乎是否工作到周末晚上；机遇之四，盖茨恰巧找到ISI公司，该公司恰巧需要人员编写工资管理软件；机遇之五，盖茨的家正好在华盛顿大学步行范围内；机遇之六，华盛顿大学的计算机恰好每天凌晨3点到6点无人使用；机遇之七，TRW公司正巧与巴德·彭布鲁克有业务关系；机遇之八，优秀的程序员彭布鲁克在需要解决特定问题的时候想到了这两名中学生；机遇之九，湖滨学校竟然同意学生们远行到外地，花一个春季的时间编写电脑程序。
      当盖茨大学二年级从哈佛辍学自己开公司的时候，他已经不间断地学习编程7年了。全世界有多少不到20岁的少年有盖茨这样的经历？“全世界不可能有超过50个人像我这样，”比尔·盖茨自己说。
      当美国经济转型时代到来的时候，你的年龄与你能否成功关系重大。
      对于一些人来说，个人电脑的出现只不过是多了一个行当，并不意味着什么革命。他们只把视野局限在自己的行业内。他们收入很高，生活不错。然而也正因此，他们失去了成为亿万富翁并深刻影响世界的机会。”
      智商高的人，做事倾向于专注，思考更深入，并忽略无足轻重的细节。
      当我们承认像兰根这样的人真的十分聪明的时候，我们的本意是指，这些人可以做出像第2道题一样难的智力测验题。
      特曼带着失望总结道，“智力与成就之间并不是真有那么大的关联。”
      有这样一种特殊技能，它能让你说服教授把课从上午调到下午，能让你在辩解一宗谋杀案时振振有词。心理学家罗伯特·斯滕伯格（RobertStemberg）称之为“实践智力”（PracticalIntelligence）。斯
      用技术术语来说，就是普通智力与实践智力“相互垂直”：一方存在不代表另一方也存在。
      中产阶级父母总是和孩子商量事情，晓之以理，他们不会硬性下达命令。他们希望孩子与他们顶嘴，和他们讨价还价，并站在成人的角度问他们问题。
      拉里奥把中产阶级父母对孩子的教育风格称为“协同培养”（concertedcultivation）。这种模式倾向于“发掘孩子的天分，培养孩子的主动性和技能”。作为对照，低收入家庭对孩子的教育策略为“自然成长”（accomplishmentofnaturalgrowth）。这些家长只把抚养子女成人看作自己的责任，而把孩子的成长与发展看作孩子自己的事儿。
      一直以来，兰根的努力都依靠个人奋斗，然而，没有哪个摇滚巨星、职业球员、或是软件业亿万富翁仅依靠自己的努力最终获得成功。
      成功总有原因。成功人士不可能独自走向成功，他们总是特定地点和特定环境的产物。
      洛姆的情况也一样。他在世达花了20年时间在其专业领域磨砺以须，忽然之间世界形势变了，他已经做好准备。弗洛姆并不是克服了逆境，而是原先的逆境忽然之间变成了机遇。
      “并不是因为这些人比其他律师更聪明，”里夫坎德说，“而是因为他们磨炼了多年的技巧因时势的改变而突然之间变得极有价值。”
      从某种意义上说，成功的可能性不来自我们自身，也不来自我们的父母，而是来自我们的时代：即我们在历史上所处的特定地点和所面临的特定机会。对于一个未来想做律师的人而言，20世纪30年代早期是最佳出生年代；如同1955年之于软件工程师，1835年之于企业家。
      成功不是随机事件。成功是由一系列可预知的、强而有力的优势环境和机遇构成。
      荣誉文化植根于高地或富庶地区的边缘地带，如意大利的西西里岛和西班牙的巴斯克山区。这种解释的逻辑是，如果人们居住在多岩石的山坡地带，由于那里很难耕种，人们大多依靠牧羊生活。
      他们养成了好斗的性情：他们必须通过自己的言行表明自己不是弱者，要对危及他们名誉的哪怕最轻微的挑战予以最坚决反击——这就是“荣誉文化”的含义。游牧文化所在的地方，荣誉感在男性那里占据存在感与自我价值的中心。
      牧羊人竭尽山地所产，在贫瘠的土地上艰难维生。在这样的地方，家族成员紧密团结，应对外部世界的粗鲁与混乱，他们逐渐形成了无条件以鲜血捍卫忠诚的品性。
      人们时常以各种理由拒绝以文化差异这种更广阔的背景来思考问题。这是种族文化观念促成的结果：我们总是避免因为民族特性标签而对个人产生先入为主的偏见。然而我们没有意识到，人们的确深受种族文化的深刻影响。
      民族的文化遗产才是这类事件背后更有力的诱因。
      文化直接决定了我们看待世界的方法和行为模式，其作用如此巨大，以至于没有它，我们将无法认知世界。
      空难很多时候是一系列人为的小失误、机械的小故障累加的结果。
      绝大多数机长在该情景下会以下达命令的方式提出要求：“右转30度。”他们是在对下属说话，所以可以直言不讳；而副机长则是另一个极端，因为他们在和“老板”说话，所以他们绝大多数选择用最缓和的语气表达，他们采用了“暗示”。
      在现代商业飞行中，机长和副机长平摊飞行职责。但是从历史纪录来看，坠机大多发生在机长独断专行，自己独掌飞行的时候。
      与缓和性语气作斗争，成了过去15年间商业航空业界的主要战役。
      霍夫斯泰德认为，各种文化间不同的价值取向可以通过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区分，他称之为“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维度”（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scale）。
      个人主义倾向性最高的国家是美国。难怪美国是世界工业化国家中唯一一个不提供全民医疗保险的国家。
      权力距离是指人们对待比自己更高等级阶层的态度，特别是指对权威的重视和尊重程度。
      赫尔姆雷希和同事阿什力·梅里特曾对不同国家飞行员进行权力距离指数测试，得分第1名是巴西，第2名是——韩国。
      大韩航空的惯例是，在飞行中途逗留期间，副机长应该服侍机长，请机长吃饭或者给机长买些小礼物。
      最后飞机雷达显示副机长操作有误，接着报告中出现了关键的一句：“机长发现错误后气得用手背打副机长。”
      在韩语中，根据称呼者和被称呼者之间关系亲疏，起码有6种称呼方式：正式称呼，非正式称呼，直接称呼，熟人称呼，亲密称呼和普通称呼。
      任何两个人在对话的时候都会非常注意互相之间的称呼，这是韩国文化传统的一部分。
      西方人的沟通方式在语言学上被称为“以说话者为导向”——意思是说话者有责任将意思清晰明白地表达出来。
      韩国文化中的沟通方式，和亚洲许多国家一样，是“以聆听者为导向”的。也就是说，意思是否搞清楚，取决于聆听者自己。所以在随机工程师的头脑里，他说的也已经够多的了。
      高权力距离文化的这种对话方式，只有在聆听者有条件的情况下才是适宜的。也就是说双方得有足够时间相互揣摩。
      韩国飞行员受困于本土文化的角色定位，他们在驾驶飞机时需要通过某种途径突破原先的角色，此时语言就成了有效的转换器。
      文化在生活中是强大的，无所不在的，即便文化的实用性已经消失，其影响也会长久存留；
      我们每个人都成长在一个文化环境之中，而文化环境又是集优点、弱点、素质和倾向等各种属性于一身的综合体。
      在机长做出明显错误判断的时候纠正错误，正是副机长在飞行学校接受的训练。但学的时候是一套，真正用的时候却是另一套了，尤其是在你说错话会用手背打你的机长面前。
      在中国，一个拥有1500人的小镇通常只有450英亩土地，而在美国中西部，这样的面积只是一户农民所拥有土地的面积。
      西方农业发展模式是“机械导向型”的。
      但是在中国或日本，农民们没有足够资金购买农业机械设备——还有，中国或日本的确已没有更多土地可以转化成新耕地。在这种情况下，农民们要想增加产出，只能依靠更熟练的耕种技术，更精确的耕种时间，以培育更优良的水稻品种。
      当他们被问及为什么不进行农业种植，土著人一脸茫然地说：“我们有世上产量最多的蒙果果，为什么还要种植？”）
      “水稻种植的关键是，你不仅要付出大量劳动，操作时还要严格精准。
      而稻田中产生的文明的精华是，通过努力工作，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和贫穷中寻找人生的真正价值。
      小学一年级学生暑假过后的情况。富裕家庭的孩子9月回到学校时，他们的阅读成绩提高了15点；而同期贫困家庭的孩子阅读成绩下降了近4个点。穷人家的孩子在学期中有可能比富裕家庭的孩子学得多，但在暑假期间，他们却大大落后了。
      在阅读方面，只要没开学，穷人家的孩子就没有任何长进。而富人家的孩子暑假期间阅读成绩跃升了52.49点。
      富裕家庭孩子与贫穷家庭孩子的差距主要是在非在校时间内形成的。
      学生无论贫富，经过同等努力，成绩提高的幅度是一样的。
      凡是崇尚勤奋取得成功的文明，都不会让学童随随便便放3个月那么长的暑假。
      要在事业上取得成功，就必须牺牲自己的部分个性。
      异类”是那些获得特殊机遇之人——是那些耐心等待，当机遇到来就当仁不让把握住机遇的人们。
      我们十分敬畏那些最优秀、最聪明、自学成才的“异类”，我们认为这些人命中注定就该从芸芸众生中自然而然冒出来。
      从身世角度考虑自己的人生不是件容易事。
      他们都是历史与环境的产物，是机遇与积累的结晶。超级律师、数学天才和软件企业家的成功依靠的也是人类的一般经验，他们的成就绝非石破天惊也非神秘莫测。他们处在优势与文化传承的网络中央，有些是与生俱来的，有些则是后天养成；有些是自己争取的，有些则仅仅是因为运气——但所有这一切都是他们成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说到底，所谓“异类”从来就不是什么异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