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思考用的是故事，而不是事实、数据或方程式，而且故事越简单越好。每个人、每个团体、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故事和神话。

执政的寡头特权阶级一旦垄断媒体，便能不断将自身的失败归咎于他人，并将公民的注意力引导到外部的威胁——无论是真有其事或仅仅是空穴来风。

俄罗斯一直遵守着校园霸凌的潜规则：“要打就挑最弱的，而且别打得太狠，免得老师出手。”

事实上，从俄罗斯的观点来看，近年来的种种举动虽然看似侵略，但并非打算开启新一轮全球战争，只是想加强自己目前薄弱的防御。

在过去，经济资产主要是实物资产，因此可以很直观地通过征服使自己壮大。但到了21世纪，占领已经赚不了大钱，只剩蝇头小利。

或许最能维持和平的方式，就是各个大国都不知道如何打一场成功的战争。

想治疗人类的愚蠢，办法之一可能就是加点儿谦逊。

在所有形式的谦逊当中，或许最重要的就是在神的面前谦逊。每次讲到神，人们往往都自称卑微，但转头就以神之名，对同胞颐指气使。

我曾受邀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共进晚餐。结果实在令人失望。参加晚宴的约有30人，每个人都想引起大人物的注意，耍耍聪明，拍拍马屁，要点儿什么东西。

革命性的知识很少能够抵达权力中心，因为权力中心正是由现有知识所建构，周围有旧秩序的守护者把关，于是会造成困扰、打破惯例的各种想法通常会被拒之门外。

在20世纪初期，犹太复国主义最爱谈的口号就是要让“没有土地的人民（犹太人）回到没有人民的土地上（巴勒斯坦）”。至于住在当地的阿拉伯人，那就不用太计较了。

1969年，以色列前总理果尔达·梅厄（Golda Meir）有句名言，说巴勒斯坦人从来就不存在。

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用一句话就讲出了自己的诀窍：“谎话说一次仍然是谎话，但说一千次，就成了事实。”

在《我的奋斗》（Mein Kampf）里，希特勒也写道：“即便政治宣传手段再出色，如果没把一项基本原则牢记在心，也无法成功——宣传时必须只锁定几个重点，然后不断地一再重复。”

如果不依靠某些神话，也就无法有效组织群众。只依靠现实，并不会有太多追随者。

两个避免被洗脑的黄金法则。第一条黄金法则：如果你想得到可靠的信息，必然要付出昂贵的代价。第二条黄金法则：如果觉得某些问题似乎对你特别重要，就该真正努力阅读相关的科学文献。

拿破仑有句名言，说他只要用一个勋章，就能让士兵愿意献出自己的生命。

真实世界中的邪恶不见得是丑陋的，而有可能看起来非常美丽。

“伊斯兰国”那些激进分子同时坚信着两个根本互相矛盾的故事，但对于其中的不一致却浑然不觉。有些神经元彼此不经常聊天。

对大多数宗教来说，不确定性有如芒刺在背，所以多半会强调“相信信仰”是一个重要的美德，而“怀疑信仰”则可能是最糟糕的一种罪。

“自我”是个虚构的故事，会通过心智思维的复杂机制，不断制造、更新和重写。

根据佛教的说法，宇宙有三个基本现实：一切事物都会不断改变（诸行无常），一切事物都没有永恒的本质（诸法无我），没有什么能永远令人满意（诸漏皆苦）。

人类之所以会感到痛苦，常常就是因为无法体会到这一点，总觉得在某个地方会有永恒的本质，而只要自己能找到，就能永远心满意足。

在一个信息爆炸却多半无用的世界，清晰的见解就成了一种力量。

想要保持清晰的认识并不容易。

人类思考用的是故事，而不是事实、数据或方程式，而且故事越简单越好。每个人、每个团体、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故事和神话。

在20世纪，来自纽约、伦敦、柏林和莫斯科的全球精英讲述了三大故事，号称能够解释人类过去、预测全球未来。这三大故事是：法西斯主义故事、共产主义故事，以及自由主义故事。

自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人民对自由主义这套故事越来越感到理想幻灭。壁垒与防火墙再次大行其道，反移民、反贸易协议的力度也日益加大。

执政的寡头特权阶级一旦垄断媒体，便能不断将自身的失败归咎于他人，并将公民的注意力引导到外部的威胁——无论是真有其事或仅仅是空穴来风。

生活在这种寡头体制下，总会看到一些重大的危机，让人觉得医疗保健和污染相形之下只是无聊的小事。国家都面临外来入侵或恶意颠覆了，谁还有时间担心病人太多、河流遭到污染？只要制造出永无止境的危机，腐败的寡头政治就能享受永无止境的统治。

各种亲密的社群确实正在瓦解。于是，虽然整个地球连接得更加紧密，但每个人的生活却比过去更加孤独。

各种人类群体仍然靠着讲故事的技巧，为自己创造出一些能够追溯到远古的身份认同。不管发生了怎样惊天动地的改变，他们通常都能融合新旧，让故事自成体系。

在美国，某些政党和领导人虽然会公开支持歧视政策，也常常发表言论贬低非洲裔美国人、拉丁裔美国人和穆斯林，但他们现在很少会把DNA作为理由，而是会说这个问题与文化有关。

当特朗普总统把海地、萨尔瓦多和非洲某些地区称为“屎洞国家”的时候，显然要大家思考的是这些地方的文化，而不是这些地方人的基因组成。

特朗普讲到墨西哥人移民到美国时说：“墨西哥让国民移民美国的时候，来的不是最好的人，而是那些问题一堆的人。这些人把问题都带过来了，如毒品和犯罪。这些人中有的人是强奸犯，大概也有一些好人。”

恐怖分子可以说是控制人心的大师。他们实际夺走的生命非常少，却让几十亿人深感惊恐，也让欧盟或美国的庞大政体为之震荡。

自2001年9月11日以来，每年丧命于恐怖分子之手的平均人数，欧盟约为50人，美国约为10人，中国约为7人，而全球约为2.5万人（主要在伊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尼日利亚和叙利亚）。相较之下，每年丧命于车祸的平均人数，欧洲约为8万人，美国约为4万人，中国约为27万人，全球约为125万人。

正如“恐怖主义”一词的字面含义所示，这种军事策略意图通过传播恐惧改变政治局势，而不是为了带来实质伤害。会运用这种策略的，几乎都是力量弱小、无法对对手造成重大伤害的人。

在传统战争中，恐惧只是实质伤害的副产品，通常与造成伤害的力量成正比。而在恐怖主义中，恐惧就是主角，恐怖分子的真正实力与其所激发的实际恐惧完全不成比例。

回到中世纪，公共领域充满了政治暴力。事实上，想玩这场政治游戏，懂得使用暴力就像持有入场券，没有这种能力，就无法在政治领域发声。许多贵族、城镇、行会，甚至教堂和修道院，都拥有自己的武装。如果前任修道院院长过世，出现继承争议，地方派系（包括修士、地方强人、相关邻居）就常常使用武力来解决问题。

在这样一个世界上，恐怖主义没有多大生存空间。任何人，只要力量不足以造成重大实质损害，就不会有人看得起你。如果放在1150年，几个伊斯兰教徒在耶路撒冷杀害了几个平民，要求基督教军队离开圣城，非但不会让人觉得恐怖，反而会招来耻笑。想让人把你当回事儿，你至少得先夺下一两座固若金汤的城堡吧？

到了现代，中央集权的结果，国家使领土内的政治暴力日益减少，而在过去几十年，西方国家境内几乎已经完全看不到政治暴力。法国、英国或美国的公民无须拥有武力，也能争取城镇、企业、组织甚至政府本身的控制权。

国家体制创造了一个没有政治暴力的巨大空间，结果就像装了回音板，即便再小的政治暴力声音，也会被回音板放大。一个国家里的政治暴力越少，公众受到恐怖主义行为的冲击就越大。

恐怖分子在比利时杀几个人得到的关注，会比在尼日利亚或伊拉克杀害几百人得到的关注多。这也就形成一种矛盾：正因为现代国家防止政治暴力事件过于成功，反而特别容易受到恐怖主义的影响。

俄罗斯一直遵守着校园霸凌的潜规则：“要打就挑最弱的，而且别打得太狠，免得老师出手。”

普京似乎比谁都知道，军力在21世纪的作用有限，而且一场成功的战争必定是一场懂得克制的战争。就算在叙利亚，虽然俄罗斯空袭轰炸毫不留情，但普京一直尽量减少派出地面部队，把近距离交战留给别人，而且避免战火蔓延到邻国。

事实上，从俄罗斯的观点来看，近年来的种种举动虽然看似侵略，但并非打算开启新一轮全球战争，只是想加强自己目前薄弱的防御。

苏联在20世纪中叶达到顶峰，当时其重工业是全球经济的火车头，而苏联的政治制度也有利于大规模生产拖拉机、卡车、坦克和洲际弹道导弹。时至今日，信息科技和生物科技的重要性超越了重工业，但这两方面都是俄罗斯的弱项。

到21世纪，为什么各大强权想要打一场成功的战争竟如此困难？原因之一在于经济本质的改变。在过去，经济资产主要是实物资产，因此可以很直观地通过征服使自己壮大。但到了21世纪，占领已经赚不了大钱，只剩蝇头小利。

今天，主要的经济资产是科技和体制的知识（institutional knowledge），而不再是麦田、金矿甚至油田，而知识是无法用战争来掠夺的。

发明原子弹之后，世界大战不会有赢家，只会是集体自杀。也就难怪，自从广岛核爆以来，超级大国之间从来没有直接宣战，参与的都是（对本国来说）低风险的冲突，几乎不可能有理由动用核武器。

在这个剑拔弩张、云谲波诡的世界上，或许最能维持和平的方式，就是各个大国都不知道如何打一场成功的战争。

这一切都只是因为一个愚蠢的误判。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的将领、经济学家和新闻工作者都认为，如果无法夺下朝鲜、中国东北和沿海地区，日本经济注定会陷入停滞。

历史上很少有领导人真的因为疯了，而随意移动小兵和骑士。东条英机、萨达姆等人在走每一步时都有其理性的理由。但问题在于，世界比棋盘复杂得多，人的理性不足以完全理解，于是即便理性的领导人，也经常做出非常愚蠢的决定。

想治疗人类的愚蠢，办法之一可能就是加点儿谦逊。人一旦认为自己的国家、宗教和文化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就会认为自身利益比任何人甚至全人类还重要，于是让各个国家、宗教和文化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

大多数人都以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自己的文化是人类历史的关键。

在中国，民族主义者会提出不同看法，认为历史是从黄帝和夏商开始，而且不管西方、伊斯兰或印度有什么成就，与中国文明相比都显得有些苍白。

印度本土主义者才不相信中国这一派自夸，他们相信就连飞机和核弹都是由印度先贤发明的，什么孔子或柏拉图都只能瞠乎其后，爱因斯坦和莱特兄弟则更不用说。

以色列的教育从幼儿园开始就教导，犹太教是人类历史上的“超级巨星”。

在所有形式的谦逊当中，或许最重要的就是在神的面前谦逊。每次讲到神，人们往往都自称卑微，但转头就以神之名，对同胞颐指气使。

全球的发展已经变得相当复杂，任何个人都难以理解。

“知识的错觉”（knowledge illusion）。每个人其实懂的知识很少，我们却以为自己懂的很多。

人类很少能认清自己的无知，因为他们就是一直待在如同回声室的同温层里，往来的都是思想相近的朋友，接收的都是肯定自己意见的新闻信息，各种信念只是不断增强，鲜少遭到挑战。

强大的权力总会扭曲事实真相。权力就是要改变现实，而不是看清现实。手中拿着锤子，一切看起来都像钉子；手中握有强大的权力，一切好像都正在等着你介入。就算你设法抑制了这种冲动，周围的人也绝不会忘记你手上握着这把巨大的锤子。任何人和你说话，都会有意无意地夹带其他议题，因此你永远无法完全相信他们的话，就像是一位苏丹绝不能相信自己的臣属会把真相都告诉他。

巨大的权力就像一个黑洞，会让周围的空间扭曲，而且越接近它，扭曲程度就越大。每个词语进入你的运行轨道之后，都会变得格外沉重，所有人都想讨好你、安抚你，或者从你那里得到些什么。他们知道自己只能拥有你一两分钟的时间，又担心自己说的内容不适当或太杂乱，于是最后讲的不是毫无意义的空话，就是老生常谈。

我曾受邀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共进晚餐。结果实在令人失望。参加晚宴的约有30人，每个人都想引起大人物的注意，耍耍聪明，拍拍马屁，要点儿什么东西。

革命性的知识很少能够抵达权力中心，因为权力中心正是由现有知识所建构，周围有旧秩序的守护者把关，于是会造成困扰、打破惯例的各种想法通常会被拒之门外。

现在是一个全新而骇人的后真相时代，我们身边充斥着各种谎言和虚假。

2014年2月下旬，一批没有佩戴任何标志的武装人员进入克里米亚。俄罗斯政府一再否认这些武装人员属于俄罗斯，说他们是“自卫团体”，大概是他们自己去军用品店买了看起来像俄军的装备。听到这种言论的时候，谁都知道这是在说谎。

政治宣传和假信息由来已久，甚至就连拒绝整个国家的存在、刻意创造“伪国”的习惯也源远流长。1931年，日军就是假装自己遭到攻击，以此为借口而侵略中国，接着又建立伪满洲国，以合理化自己的侵略。

在20世纪初期，犹太复国主义最爱谈的口号就是要让“没有土地的人民（犹太人）回到没有人民的土地上（巴勒斯坦）”。至于住在当地的阿拉伯人，那就不用太计较了。

1969年，以色列前总理果尔达·梅厄（Golda Meir）有句名言，说巴勒斯坦人从来就不存在。就算到了今天，这种观点在以色列仍然非常普遍。

2016年2月，以色列国会议员阿娜特·伯科（Anat Berko）就在国会上公开质疑巴勒斯坦人民的现实和历史是不是真的。她有什么证据呢？她说，因为阿拉伯语根本没有“p”这个字母，所以怎么可能有“Palestinian”（巴勒斯坦人）？（可阿拉伯语的“f”就是“p”，巴勒斯坦在阿拉伯语中为“Falastin”。）

纳粹的政治宣传大师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可能是现代把这套媒体戏法耍得最有模有样的人，他用一句话就讲出了自己的诀窍：“谎话说一次仍然是谎话，但说一千次，就成了事实。”

在《我的奋斗》（Mein Kampf）里，希特勒也写道：“即便政治宣传手段再出色，如果没把一项基本原则牢记在心，也无法成功——宣传时必须只锁定几个重点，然后不断地一再重复。”

1936年6月29日，官方媒体《真理报》（Pravda）头版刊出一张照片，斯大林满脸微笑，抱着7岁的小女孩葛丽亚·玛克丽佐娃（Gelya Markizova）。在斯大林的帝国里，名声往往会带来灾难。不到一年，葛丽亚的父亲就被诬指为日本间谍、托派分子，遭捕下狱。他在1938年被处死，成为斯大林统治时期的几百万受害者之一。葛丽亚和母亲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母亲也很快就莫名过世。

从那一刻起，葛丽亚·玛克丽佐娃就消失了。这个随处可见的“快乐苏联儿童”，身份变成来自塔吉克的13岁女孩玛穆拉卡·那坎葛娃（Mamlakat Nakhangova），因为在棉花田里辛勤采收而获颁列宁勋章（如果有人觉得画面里的女孩怎么看都不像13岁，可要知道，如果提出质疑，就等于是散布反革命的异端谣言）。

苏联政治宣传机器效率极高，对内成功掩盖灾祸，对外则粉饰太平。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西方的左翼记者和知识分子还将苏联誉为理想社会；但在当时，苏联正因斯大林造成的人为饥荒而饿殍遍野。

想到可口可乐，你的脑中浮现的是什么画面？是一群健康的年轻人一起快乐运动，还是一群超重的糖尿病患者躺在病床上？大口灌下可口可乐并不会让你变年轻，不会让你变健康，也不会让你变得像运动员一样，反而只会增加患上肥胖和糖尿病的概率。

如果不依靠某些神话，也就无法有效组织群众。只依靠现实，并不会有太多追随者。

事实上，如果讲到要团结人心，虚构的故事天生就比事实更具优势。如果想测试群众是否忠诚，与其要求他们相信某个事实，还不如要求他们相信某件荒谬的事。

对人类这个物种来说，喜欢权力过于真相。我们把比较多的时间和精力拿来努力控制世界，而非努力理解世界；而且就算我们努力理解世界，通常也是为了事后更容易地控制世界。

如果你理想中的社会是以真相为上，无视各种虚构的神话，智人社群大概只会让你大失所望，还不如去黑猩猩社群碰碰运气呢。

两个避免被洗脑的黄金法则。第一条黄金法则：如果你想得到可靠的信息，必然要付出昂贵的代价。第二条黄金法则：如果觉得某些问题似乎对你特别重要，就该真正努力阅读相关的科学文献。

人类之所以能够控制世界，是因为合作的能力高于任何其他动物，而之所以有那么强的合作能力，是因为他们能够相信虚构的故事。

在21世纪，我们被大量的信息淹没，而审查机构甚至都没有去阻挡信息的打算，反而忙于散布错误的信息，或是用不重要的事来分散我们的注意力。

让人生有意义、让人有身份认同的故事，虽然都是虚构的，但人类还是得相信这些故事。

拿破仑有句名言，说他只要用一个勋章，就能让士兵愿意献出自己的生命。

真实世界中的邪恶不见得是丑陋的，而有可能看起来非常美丽。关于这一点，基督教比好莱坞专业多了，所以在基督教的艺术传统中，常常把撒旦描绘得高大英俊。正因为如此，人类才难以抗拒撒旦的诱惑。

2015年11月13日，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巴黎发动多起恐怖袭击事件，造成130余人死亡。“伊斯兰国”表示，这些攻击是为了报复法国空军轰炸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伊斯兰国”成员，并要求法国未来不得再进行此类轰炸。同时“伊斯兰国”也宣称，被法国空军炸死的所有穆斯林都是殉教者，已经在天堂享有永恒的幸福。

如果那些遭法军空袭而死的殉教者都上了天堂，为什么要复仇呢？复的到底是什么仇？把人送上天堂吗？如果听说你的好兄弟买彩票中了100万美元，难道你会去自杀式攻击彩票投注站，说要复仇？那么，为什么法国空军让你的几个弟兄拿到去天堂的单程机票，你却要气呼呼的呢？而且，如果你真的让法国不再继续空袭叙利亚，能上天堂的穆斯林不就少了吗？这样岂不更糟？

我们或许能得出一个结论，即“伊斯兰国”那些激进分子并不真正相信殉教者能上天堂。所以，当有人被炸死的时候，他们才会如此生气。如果是这样，为什么还有人愿意全身绑满炸弹、把自己炸成碎片？

答案就是他们同时坚信着两个根本互相矛盾的故事，但对于其中的不一致却浑然不觉。有些神经元彼此不经常聊天。

在8个世纪前，有另一支法国军队曾入侵中东，后人称之为“第七次十字军东征”。在大势已去、众人决定投降之时，一位部下说：“我无法同意投降，我建议大家接受被处决，这样我们都会上天堂。”庄卫勒也把结果简单地一语带过：“没人听他的。”

几乎所有人都会同时相信好几个故事，但也从不会真正相信任何一个故事完全是真理。

对大多数宗教来说，这样的不确定性有如芒刺在背，所以多半会强调“相信信仰”是一个重要的美德，而“怀疑信仰”则可能是最糟糕的一种罪。

根据自由主义的神话，只要你在这个大超市里站的时间够长，自由迟早会为你带来顿悟，让你想出人生的真正意义。超市所陈列的所有故事都在骗你，人生的意义绝不是现成的产品，除了我自己之外，绝没有什么神圣的脚本能够为我的人生赋予意义。是我自己，通过自由选择和自己的感觉，为一切赋予意义。

想要了解自己，关键的一步就是要承认“自我”也是个虚构的故事，会通过心智思维的复杂机制，不断制造、更新和重写。

根据佛教的说法，宇宙有三个基本现实：一切事物都会不断改变（诸行无常），一切事物都没有永恒的本质（诸法无我），没有什么能永远令人满意（诸漏皆苦）。

人类之所以会感到痛苦，常常就是因为无法体会到这一点，总觉得在某个地方会有永恒的本质，而只要自己能找到，就能永远心满意足。这种永恒的本质有时称为上帝，有时称为国家，有时称为灵魂，有时称为真实的自我，有时则称为真爱；而人如果对此越执着，最后找不到的时候也就越失望、越痛苦。更糟糕的是，人越执着的时候，如果觉得有人、团体或机构妨碍自己去追寻这些重要目标，所生出的仇恨心也越大。

只要政客的话语开始掺杂一些神秘的语词，就该提高警惕。面对真实的痛苦，这些人可能会用某些空泛难解的表达来加以包装，作为申辩。

有四个词要特别小心：牺牲、永恒、纯净、恢复。只要听到其中任何一个，心中就该警铃大作。

身体随时都在变化，大脑随时都在变化，心智也随时都在变化。你观察自己观察得越仔细，就越会发现，就算只是从这一秒到下一秒，也没有什么是不变的。

我从观察自己呼吸所学到的第一件事是：虽然我读了那么多书，在大学上了那么多课，但对自己的心智几乎一无所知，而且根本没什么办法控制心智。

多年来我一直以为自己就是我人生的主宰，是我个人品牌的首席执行官，但禅修不过短短几小时，就足以证明我对自己几乎没有任何控制的能力。我非但不是首席执行官，就连当个看门的也不太够格。虽然我只是站在自己身体的大门（鼻孔）旁，观察一下有什么进来、有什么出去，但没一会儿我就擅离职守了。

自2000年第一次参加禅修之后，我每天都会冥想两个小时，每年也会参加一两个月的禅修课程。这不是逃离现实，而是接触现实。因为这样一来，我每天至少有两个小时能真正观察现实，另外22个小时则是被电子邮件、推文和可爱的小狗短片淹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