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都基于一个假设，那就是央行会在必要时出手来抑制波动并支撑价格。

而将房产价值和股票市场牢牢抓在手中的，则是政府官员和央行行长。

时任卢森堡首相兼欧元集团主席的让-克洛德·容克(Jean-Claude Juncker)曾有过那么一瞬间异乎寻常的坦率，他说道：“我们都知道该做什么，只是不知道在做了这件事之后，怎么才能再次当选。”

在四个主要因素的重压下，战后扩张走向了终结。这四个因素分别是极高的债务水平、严重的全球失衡、过度的金融化，以及无力承载的未来福利累积。

需求的低迷状态，才是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2014年，49%的18~29岁的美国人认为自己属于下层阶级，而2008年这一比例为25%。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这段时期，被称为“大缓和”时期。这个时期，经济增长强劲、生产力和就业率处于高位、通胀低。

在现实之中，这段时期穿插着接二连三的泡沫和危机：1987年的股市崩盘，1990年的垃圾债券市场崩溃，1994年的债券市场大屠杀，1994年的墨西哥龙舌兰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的长期资本(LTCM)倒闭；1998年的俄罗斯违约，2000年的网络泡沫崩溃。这些万年一遇的事件，似乎每年都会发生。

大缓和时期实际上是“金发姑娘”经济，在格林斯潘对策(Greenspan Put)的担保下，依赖于债务和金融投机的大规模扩张。

格林斯潘对策，指的是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首创并被各国广泛采用的一种做法，即在金融危机期间，各国央行大幅降低利率，向金融体系注入大量资金，以防止资产价格下跌，并避免经济活动进一步恶化。

早在2001年，IMF的经济学家普拉卡什·隆加尼(Prakash Loungani)，就在一项研究后得出结论，认为经济学家的预测基本都与实际情况偏离甚远。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隆加尼和他的同事海茨·阿西尔(Hites Ahir)发现，2008年的时候，没有一位经济学家预见到了衰退的到来。

借贷总额中，只有15%~20%用在了投资项目上。剩下的80%~85%都是以“促进平滑消费的生命周期”为旗号，用于企业现有资产、房地产或无担保个人理财上。

企业借钱不是为了投资，而是为了回购自己的股票或收购其他公司。2008年1月，美国的公司用来回购自身股票的现金流，占到了近40%。

传奇投资者沃伦·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大量使用金融工程，包括杠杆和衍生品合约。该公司收到的保险费以现金形式支付，这些钱可以用来为投资进行融资。

股市已经日益与实体经济脱钩。虽然股票代表着对实体经济的权益，但现在的股价与基本面经济因素（如GDP增长，有时甚至是盈利）并不相关。

从全球范围来看，约一半或更多的退休储蓄都投资到了股市里。

越来越多“大而不倒”的基金管理公司，也加入“大而不倒”银行的行列。这些基金管理公司手中掌握着超过87万亿美元的退休储蓄和其他储蓄，约占全球银行体系的3/4、全球GDP的150%。

在资本时代，社会只是个虚幻的概念，只有经济和个人财富，也就是影响到储蓄和投资的房产价值和股票市场，才是人们真正关心的。

随着利率降至零，改变货币价格（即利率）的能力也就发挥到了尽头。于是，央行开始通过量化宽松(QE)来增加货币量。

在现代经济体中，量化宽松要求央行购买证券（主要是政府债券），通过这种方式向金融体系注入流动性。

现实中，低利率造成了僵尸经济。疲弱的企业之所以能苟且偷生，就是因为可以将现金流用于偿还利息，而贷款本金是企业无力偿还，且银行又不会核销的。

安全资产收益为零的环境下，投资者不顾一切地涌向垃圾股，走上了高风险、高成本的投资不归路。

自2010年以来，美国发行非投资级债券的公司数量，已经超过了发行投资级债券的公司数量。

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如果政府债券收益率正常化，比如上调3%，那么就会导致未偿政府债券价值发生变化，损失规模在美国相当于GDP的8%，在日本相当于GDP的35%左右。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如果宽松货币政策真的能获得成功，实现经济复苏，进而引起利率上升，那么这种风险敞口也会增加。

通过处置资产的方式来偿还借款是很困难的。在量足价低的融资驱动下，资产价格早已虚高，而倘若以实际价值进行销售，便会招致重大损失。实际上，这些贷款根本无法偿还，必须不断进行再融资才能避免违约。

2014年，花旗银行的经济学家估计，仅为了将金融资产价格维持在当前水平，就需要每季度注入约2000亿美元的流动性（约占全球GDP的1.3%）。

正如俄罗斯剧作家兼医生契诃夫在名篇《樱桃园》中所写的那样：“要是为了治一种病而开出很多药方，那就等于说，这病没药可治了。”

2013年底，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提出，美国经济可能要面临长期停滞。这种情况是全球性的，而不仅仅局限于美国。IMF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将其称为“新平庸时代”。

除了为数不多的人道主义因素之外，绝大部分移民都是富有的技术型劳动者。

全球化也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过人的自由流动。少数有技能的人士，利用在原籍国培养起来的成就，转而到机会更大、回报更高的国家找工作，但对大多数人来说，流动的可能性依然很小。

一些非技术工人，在富裕国家找到了临时工作，在那里，他们面临着被剥削和虐待的风险。

第三次工业革命并没有前两次工业革命那么高的重要性，只带来了生产力的短暂提高。正如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在1987年提出的疑问，为什么“到处都是计算机，却在生产力统计数据中体现不出来”。

拒绝减产的策略，是为了让价格降至高成本生产商及非传统石油资源（尤其是页岩油）的生产成本以下，逼迫它们退出市场，从而保护沙特和OPEC的市场份额。

较低的成本，也是以最低限度的法律法规为基础的，由此也导致对工人和环境的保护不够全面。

新兴经济体，普遍存在“治理问题”。这是一个礼貌的说法，涵盖了无孔不入的腐败现象、盗贼统治、资金滥用和制度缺位。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巴西国家石油公司宣布发现卢拉油田时，劳工党重新喊出了1953年时的民族主义口号：“石油是我们的。”而腐败丑闻，让人们对这句口号的确切含义有了不同的理解。

美国的领先地位，是建立在复杂的系统和流程基础上的，而这些系统和流程都难以复制。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估计，美国80%的财富来自无形资产，如产权、司法系统、技能以及根植于社会中的知识和信任。

发达国家的做法，实际上就是将公平工资、工人权利、环境退化和生产等种种问题外包了出去。

绝大多数的国际贸易，都是为了利用当地的廉价资源和廉价劳动力，利用缺失的环境保护和工作场所保障，来赚取利润。

最近一段时间的创新，侧重于对现有商品和服务的营销和分销，而不是全新产业的打造。

技术创新，越来越依赖于成本的降低，而这是通过降低产品质量，聘用未经培训的员工来实现的。Airbnb（爱彼迎）让人们在平台上出租自己的房子。打车软件Uber（优步）让个人用自己的汽车为他人提供交通服务。维基百科和其他在线媒体与娱乐服务，依赖的也多是无偿劳动。

这种类型的创新，还致力于创建免费平台与服务，从而建立起规模足够庞大的用户社区，从中获取隐性收益，要么直接获取，要么通过出售用户数据以供定向营销，当然还包括更拙劣的手段。

真相在思想市场上并没有什么竞争力，因为真相是复杂的、不令人满意的、充满困境的，而且总是很容易被人误解和滥用。——乔治·凯南

本书诞生于属于它的时代之前。本书的出版恰逢一个充满乐观情绪的时期。而当时的乐观，实则是由层叠的谎言和腐朽的结构支撑起来的。

一厢情愿的经济政策，未能将社会恢复到2007年之前的状态。各国均将自身发展目标放在优先级的首位，实际上已经偏离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经济扩张的关键路线——发展全球化，维持国际贸易秩序。

不平等问题在全球各地引发抗议运动，经常演变为暴力冲突。

由于国家领导人找不到简单而成本低廉的应对挑战的方法，政治体系正处于崩溃的边缘。这就为民粹主义和威权领导人的发展壮大提供了一片沃土，并且任由这些新趋势对民主制度和自由社会肆意践踏。

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停滞期与一个平庸时代。经济增长的结束、经济状况的脆弱和不稳定，成为所有社会讨论和政治讨论中人们绝口不提的大背景。对于个人来说，这无异于希望和梦想的破灭。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开始相信，经济增长没有界限，社会进步不会停滞。人们怀有一种脱缰野马般的乐观情绪，认为一切经济和社会问题都能得到解决。

就像安·兰德所说的一样：“你可以逃避现实，但无法逃避现实带来的后果。”

从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经济活动和增长日益受到金融化的推动。金融化指的是金融交易的权重超越了工业活动，以及为消费和投资进行融资的借贷水平不断上升。

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增长放缓，是另一个阻碍因素。

官方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反应，是一种“拖延加假装”政策，政府选择忽视根本问题，加以掩饰，或是采取缓兵之计，制定拖延策略。

未来几代人，和父辈相比，就业机会将越来越少，生活水平越来越低。

2014年，44%的美国人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而2008年这一比例为53%。2014年，49%的18~29岁的美国人认为自己属于下层阶级，而2008年这一比例为25%。德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存在类似的情况。

一位评论人士提出，希腊政府可以在教育上节约经费，因为没有必要让人们为根本不存在的工作机会做准备。

2013年，皮尤研究中心在39个国家进行了一项调查，询问人们是否认为他们的孩子将来会享受到更高的生活水平。33%的美国人不这么认为，28%的德国人、17%的英国人和14%的意大利人不这么认为，只有9%的法国人认为他们的孩子会比前几代人过得更好。

在低利率和低政府支出面前，全球债务不降反增。2008年危机之后，人们普遍认为，银行的规模太大，已经到了危险的境地，但自那以后，银行的规模和市场影响力还在继续扩大。

在美国，六家最大的银行现在控制着美国金融系统全部资产的近70%，其份额增加了约40%。

一些国家试图将本国问题向外输出，放弃国际合作，采取以邻为壑的战略。

沉迷于政府和央行支持的世界经济，如果没有低利率和过度流动性，可能根本无法存续。当局日益陷入困境而无法自拔，没有回旋余地，没办法停止对经济的支持。

通胀可以降低债务水平，但却相当于对储户进行惩罚

政治家们拒绝承认，公众对公共服务的需求与减税之间，本身就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

在各种峰会期间，各国领导人经常高喊国际主义口号，但这样的戏码，与他们实际政策中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形成鲜明对比。

C.S.刘易斯(C.S.Lewis)曾说过：“如果你追寻真理，那么终将获得安慰；如果你寻求安慰，那么既得不到安慰，也得不到真理，只会……以一厢情愿为始，以绝望告终。”

金本位制在战后经济中是行不通的。黄金供应不足，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国际贸易和投资需求。除此之外，西方也不希望给予苏联任何优势，因为后者控制着相当大比例的已知黄金储备，而且当时已成为美国的地缘政治对手。

《穿灰色法兰绒套装的男人》中，贝琪·拉斯(Betsy Rath)对丈夫汤姆抱怨说：“我不知道我们是怎么了……我们不该总是一副不知足的样子。”

由于中央计划体制的失败，高额的国防开支，高企的能源价格（对于依赖石油进口的国家），以及对食品进口日益增长的依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速也放缓了。

滞胀年代，高通胀和高失业率相结合。根据经济学理论，这种现象本是不可能出现的，因为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会迫使价格下降。

用政治语言来说，滞胀就是痛苦指数，可以直接将通胀率与失业率简单相加。

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痛苦指数徘徊在15%~20%，到1980年达到22%左右的峰值。

1980年，罗纳德·里根当选美国总统。在他们的领导下，英美两国的经济运行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

以美国空中交通管制员罢工和英国矿工罢工为代表的残酷对抗，导致了劳动力组织性的逐渐削弱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这段时期，被称为“大缓和”时期。这个时期，经济增长强劲、生产力和就业率处于高位、通胀低、商业周期波动减少，政治家、央行行长和学术经济学家们都沉浸在自我吹捧之中。

在现实之中，这段时期穿插着接二连三的泡沫和危机：1987年的股市崩盘，1990年的垃圾债券市场崩溃，1994年的债券市场大屠杀，1994年的墨西哥龙舌兰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的长期资本(LTCM)倒闭；1998年的俄罗斯违约，2000年的网络泡沫崩溃。这些万年一遇的事件，似乎每年都会发生。

大缓和时期实际上是“金发姑娘”经济，在格林斯潘对策(Greenspan Put)的担保下，依赖于债务和金融投机的大规模扩张。

格林斯潘对策，指的是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首创并被各国广泛采用的一种做法，即在金融危机期间，各国央行大幅降低利率，向金融体系注入大量资金，以防止资产价格下跌，并避免经济活动进一步恶化。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渐形成一种认识，认为央行会为冒险行为提供担保，由此也为越来越多的冒险行为创造了越来越大的动机。

战后经济繁荣的最后阶段，是在2001年之后。在互联网泡沫破裂和“9·11”恐怖袭击导致的美国经济增速放缓之后，格林斯潘大幅下调了利率。

2007年，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金融危机一触即发。此时坊间也有很多笑谈，比如贷款给忍者(NINJA)（即没有收入、没有工作、没有资产的三无人员）、贷款给妮娜(NINA)（没有收入、没有资产的人员）、贷款给穿着网眼背心、两手空空去买房子的失业者。

许多借款人的收入不足以支付他们的抵押贷款承诺，只能依赖于房屋价值的增长来为贷款再融资。

2005年，为了应对石油和食品价格上涨导致的通货膨胀，利率从每年1%上升到5.25%。美国房价先是停止上涨，随后便出现下跌。

虽然债务驱动的消费对全球经济增长做出了重大贡献，但高风险债务的居高不下，令全球经济变得不堪一击、摇摇欲坠。

影子银行，就是银行为了规避监管而创建起来的和银行有些相似的融资工具和投资基金网络。在金融空壳游戏中，银行为了减少资本，提高回报，而将资产转移到这些工具里。理论上，银行不会因这些交易而遭受任何损失。实践中，在某些情况下，风险又回到了银行身上。

各种利益冲突的存在，令问题更是雪上加霜。这些利益冲突存在于银行和评级机构之间，投资经理和机构客户之间，奖金驱动的交易员和银行经理与股东之间。金融机构和监管机构之间隐秘而不可告人的关系，导致了监管的缺失。

自从国际货币市场诞生以来，全球金融体系的相互联系就变得日益紧密，而这正是将冲击和损失传播开来的完美机制。全球金融体系中的很大一部分，因为持有价值下跌的证券，因为与持有这些证券的其他银行或投资者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也都逐渐感染了这种致命病毒。

全球金融危机及其所导致的余波，被称为大衰退。

早在2001年，IMF的经济学家普拉卡什·隆加尼(Prakash Loungani)，就在一项研究后得出结论，认为经济学家的预测基本都与实际情况偏离甚远。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隆加尼和他的同事海茨·阿西尔(Hites Ahir)发现，2008年的时候，没有一位经济学家预见到了衰退的到来。

泰特洛克的研究发现，政治预测和地缘政治分析的结论，并不比闭着眼睛盲猜强到哪里去。

借来的时间：全球金融危机和大衰退背后的真正原因

全球金融危机，并非正常的繁荣与萧条周期之中的一部分，而是经济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亿万富翁、投资人索罗斯称，这是超级繁荣时代的结束。

在四个主要因素的重压下，战后扩张走向了终结。这四个因素分别是极高的债务水平、严重的全球失衡、过度的金融化，以及无力承载的未来福利累积。

危机背后的第一个因素，就是全球经济越来越依赖借款来创造经济活动。2015年一项涵盖了22个发达经济体和25个发展中经济体的研究发现，2000年至2007年期间，全球债务总额从87万亿美元增长到142万亿美元，每年增长7.3%，是经济活动增长规模的两倍。

在许多国家，债务达到了只有战争时期才会出现的水平。

以股票和债券形式存在的全球金融资产，从1990年的51万亿美元增长到2014年的294万亿美元（约为全球GDP的3.8倍），年增长率约为8%，远高于实际经济增长率。

银行逐渐变得非常善于加快货币流通，这就进一步增加了信贷供应。其核心，就是影子银行系统。影子银行的规模，估计在25万亿美元至100万亿美元之间（占全球GDP的40%~160%）。

当债务扶持起来的经济活动足够偿还借款时，债务就是有益的，但自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债务的累积过多，远远超出了偿还能力。这些债务中的很大一部分，是在支持那些无法产生足够收入或价值来偿还本金和利息的活动。

借贷总额中，只有15%~20%用在了投资项目上。剩下的80%~85%都是以“促进平滑消费的生命周期”为旗号，用于企业现有资产、房地产或无担保个人理财上。

最终，繁重的债务就形成了一场庞氏骗局。国家、企业和个人需要不断地高筑债台，才能偿还现有借款，维持经济增长。

美国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Hyman Minsky)将金融分为三个阶段。在商业周期的早期阶段，只有信誉良好的借款人才能获得资金，他们的收入能够支付债务的本金和利息，这一阶段叫作对冲金融阶段。随着周期的发展，相互竞争的贷款机构将资金发放给边际借款人，这些借款人的收入可以支付利息，但不能支付本金，这就要求他们对债务不断进行再融资，这一阶段叫作投机金融阶段。最后，贷款人向那些收入无法偿还本金和利息的借款人提供融资，他们依赖于不断增加的资产价值来偿还债务，这一阶段叫作庞氏金融阶段。当货币供应放缓或停止时，这个周期就结束了。

无法履行金融义务的借款人想要出售资产，导致价格暴跌，引发金融和经济危机。全球金融危机就是这样的一个“明斯基拐点”。

导致2008年金融危机的第二个因素，是全球消费、投资和储蓄的严重失衡。相对于本国收入而言，一些国家出现过度消费或过度投资，积累了大量外债。其他国家消费更少，储蓄更多，由此填补了缺口。

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鼓励中国建立更大的盈余，以抵御短期外国资本流动极不稳定的波动性。

到2007年，美国吸收了高达85%的全球资本流动（每年5000亿美元）。亚洲和欧洲是全球最大的资本净供应国，其次是俄罗斯和中东。跨境债务流动为美国政府和美国私人债务的快速扩张提供了资金。这种全球化的失衡状态，打压了利率，也鼓励了一些国家增加借款。廉价资本的便捷性，令各国不再需要节约，更无须量入为出。

一些国家存钱，而另一些国家借钱来为消费提供资金的经济秩序，本质上就是不稳定的。

第三个因素是金融化，体现在金融部门的庞大体量和对金融工程的依赖上。

无论是对单个机构还是对整体系统而言，金融创新都意味着全新的风险。复杂产品的卖方和买方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而金融家正是利用这种信息不对称，才获得了丰厚利润。

英国央行的安德鲁·霍尔丹(Andrew Haldane)在2009年指出，“银行风险逐步上升，国家安全网也随之扩大和深化”。这相当于《爱丽丝镜中奇遇记》中的“红皇后赛跑”，当政府忙不迭地加强金融安全时，银行家们却在马不停蹄地制造出更多风险，整个体系始终在原地踏步。

企业越来越依赖于通过金融工程的手段来增加收益，提高股价。而金融工程与企业的主营业务，即提供商品和服务，没有半点关系。

股票回购和资本回报对股价发挥了支撑作用。2008年1月，美国的公司用来回购自身股票的现金流，占到了近40%。

传奇投资者沃伦·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大量使用金融工程，包括杠杆和衍生品合约。该公司收到的保险费以现金形式支付，这些钱可以用来为投资进行融资。该公司出售国际股票指数和公司违约风险的远期期权（一种保险形式）。获得的期权费增加了其投资资本。

股市已经日益与实体经济脱钩。虽然股票代表着对实体经济的权益，但现在的股价与基本面经济因素（如GDP增长，有时甚至是盈利）并不相关。

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因素，就是福利计划。这些计划旨在保护和促进公民的经济和社会福利，特别针对弱势群体而设计。

1935年，美国政府规定的领取社会保险养老金的年龄是65岁，而当时美国人的平均寿命约为68岁。

个人退休投资组合，创造了有迫切投资需求的大规模资金池。截至2014年，仅美国401(k)账户，就超过4.4万亿美元，而澳大利亚的退休储蓄总额也超过了1.5万亿美元，相对于其经济规模来说，这样的养老基金规模，大得不成比例。在全球范围内，养老基金持有的资产超过40万亿美元。

从全球范围来看，约一半或更多的退休储蓄都投资到了股市里

2012年，在俾斯麦下台近150年后，时任德国总理默克尔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总结：“如果欧洲现在的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的7%多一点，生产的GDP占全球的25%左右，必须为占全球50%的社会支出提供资金，那么很明显，欧洲必须拼尽全力去工作，才能保持住目前的繁荣景象和生活方式。”

需要去削减债务、纠正失衡、逆转金融化，并通过缩减现有福利项目和覆盖未来福利责任的方式来控制福利规模的增长。但因为担心经济崩溃和选举失败

各国政府更倾向于采取权宜之计，通过降低利率和公共支出来刺激需求。公共支出的资金来源，是发行政府债券，或向央行借款。

酿成危机的政策，此时又化身为危机的解决方案

企业借钱不是为了投资，而是为了回购自己的股票或收购其他公司。

德国、日本和中国仍不愿改变依赖出口和巨额经常账户盈余的经济模式。

债权人会发现，自己只有向陷入困境的借款人提供更多贷款，才能保护现有投资的价值，防止债务人的货币或证券价值下跌。

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2008年就表达了中国的担忧。他说：“如果美国金融业出了什么问题，我们会很担心中国资本的安全与保障。”

所谓的欧盟慷慨解囊、提供新贷款来拯救借款人的说法，是错误的。这些新增贷款绝大多数都流向了发放原始资金的银行和投资者，而不是借款人。

越来越多“大而不倒”的基金管理公司，也加入“大而不倒”银行的行列。这些基金管理公司手中掌握着超过87万亿美元的退休储蓄和其他储蓄，约占全球银行体系的3/4、全球GDP的150%。

自2009年以来，美国股票回购总额近2万亿美元，其中许多都是通过低成本债务进行融资。这样的操作推高了股价，在交易股票价值中所占比例越来越高。

低利率或零利率降低了储蓄回报，加剧了资金短缺。政府债券等安全投资的极小回报，迫使养老基金和退休人员转向风险更大的投资

各国的政客都不愿意告诉选民，这个世界已经走到了“从天而降无尽财富”的尽头。

时任卢森堡首相兼欧元集团主席的让-克洛德·容克(Jean-Claude Juncker)曾有过那么一瞬间异乎寻常的坦率，他说道：“我们都知道该做什么，只是不知道在做了这件事之后，怎么才能再次当选。”

在资本时代，社会只是个虚幻的概念，只有经济和个人财富，也就是影响到储蓄和投资的房产价值和股票市场，才是人们真正关心的。

而将房产价值和股票市场牢牢抓在手中的，则是政府官员和央行行长。

套用伏尔泰对医生的描述：在他们完全不了解的经济体系中，开出他们自己也搞不明白的药方，去治疗他们摸不着头脑的疾病。

实际上，政府债务很少真的能得到偿还。这是一个在偿还债务和保持投资者信心之间做权衡的问题，所以到期债务总是能再融资。

在以本国货币进行借贷的国家，关键就在于其说服投资者购买债券的能力和印钞的意愿，除此之外，主权债务本身没什么瓶颈。

随着利率降至零，改变货币价格（即利率）的能力也就发挥到了尽头。于是，央行开始通过量化宽松(QE)来增加货币量。

在现代经济体中，量化宽松要求央行购买证券（主要是政府债券），通过这种方式向金融体系注入流动性。

各大央行的资产负债表规模，从2007-2008年之前的5万亿~6万亿美元，扩大到了18万亿美元以上。

量化宽松，通过降低借贷成本，允许债务水平可控，来帮助稳定了形势，但却未能恢复经济增长或创造足够多的通胀。

19世纪普鲁士陆军司令赫尔穆特·冯·莫尔特克(Helmuth von Moltke)的观点：“没有一种作战计划能在与敌人的第一次冲突中幸存下来。”

实践中，低利率和经济活动之间的关系是不堪一击的。在需求疲软和产能过剩的情况下，低利率并没有鼓励新的投资。大公司利用低利率来筹集长期债务，为现有借款进行再融资，回购股票或向股东退回资本，进行企业并购。在美国、英国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投资大幅下降，低于2007年前的水平。

伊利诺伊工具公司(Illinois Tool Works)首席执行官大卫·施佩尔(David Speer)谈到公司业务时说道：“我明天就能以3.5%的利率借到20亿美元。但我要拿这些钱做什么呢？”

需求的低迷状态，才是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在这种情况下，低利率不太可能发挥作用。

这些政策，增加了金融资产的价值，但对实体经济没有什么帮助。

实证研究表明，股价上涨和消费增加之间的关联十分微弱。房价和消费之间稍强一些的关联，可能反映的是历史上一个独特时期所产生的影响，也就是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的那段时间，当时很多房主都用几十年来积累的房屋净值作为抵押，贷款来为消费提供资金。

自2009年以来，美国家庭财富增加了超过25万亿美元，增幅主要来源于房价上涨和股票价格的上涨。只有1%~2%的增长流向了新增消费，低于1952-2009年3%~4%的平均水平。财富的增长也主要流向了富裕人群

就算在某些情况下，资金流入更广泛的经济领域，企业也往往不会花掉这些钱，而是宁愿持有多余的现金。这反映了投资机会的缺乏和对未来商业和金融市场状况的谨慎。

仅苹果(Apple)公司一家就持有超过1700亿美元的现金，其中超过60%的现金存放在国外。

有意思的是，巨额现金余额与整体企业债务水平的上升同时存在。许多企业利用国内低利率和国外避税的优势，通过在国内进行借贷来为支出买单。

许多发达经济体存在巨大的产出缺口，也就是经济体的潜在产量超过总需求量，反映出需求下降和产能过剩。

日本央行在推出了无数次毫无效果的货币刺激措施后，转而采取营销手段，将量化宽松重新命名为QQE（定性和定量扩张）。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说过：“对自己说谎和听自己说谎的人会落到这样的地步：无论在自己身上还是周围，即使有真理，他也无法辨别。”决策者们自欺欺人地认为，自己的政策是有效的。

面对经济发展迟缓和通胀低迷的困境，日本央行在2014年增加了日本政府债券的购买量，年购买量达到80万亿日元（合7050亿美元），相当于GDP的16%。计划中的购买金额甚至超过了政府计划的发行金额。

围绕货币贬值展开的竞争，后来被称为货币战争，这是巴西财政部长曼特加(Guido Mantega)在2010年提出的说法。

有时，在复杂的因果循环中，低利率也可能会十分反常地降低消费，因为较低的回报可能会迫使人们产生未雨绸缪的想法，存下更多钱。

花旗集团股票策略分析师罗伯特·巴克兰(Robert Buckland)认为，在低利率和量化宽松的环境之中，就业率和经济活动不升反降。这样的政策鼓励人们从债券转向股票投资。由于投资者追求的是收益而非资本增长，他们会给企业施压，使其提高股息，进行股票回购。为了应对这些压力，企业就必须通过裁员和减少投资来降低成本，从而提高现金流和收益。这一过程会提高股价和公司股东的回报，但对整体经济而言则有害无利。

现实中，低利率造成了僵尸经济。疲弱的企业之所以能苟且偷生，就是因为可以将现金流用于偿还利息，而贷款本金是企业无力偿还，且银行又不会核销的。

低利率回报和央行货币政策，催生了资产价格泡沫，也为未来的金融危机埋下了伏笔。在这种安全资产收益为零的环境下，投资者不顾一切地涌向垃圾股，走上了高风险、高成本的投资不归路。

从全球范围来看，非投资级债券，即垃圾债券，从2000年的820亿美元增加到2013年的5560亿美元，占公司债券发行总量的比例从4%上升到18%。自2010年以来，美国发行非投资级债券的公司数量，已经超过了发行投资级债券的公司数量。

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如果政府债券收益率正常化，比如上调3%，那么就会导致未偿政府债券价值发生变化，损失规模在美国相当于GDP的8%，在日本相当于GDP的35%左右。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如果宽松货币政策真的能获得成功，实现经济复苏，进而引起利率上升，那么这种风险敞口也会增加。

在津巴布韦元被美元取代之前，津巴布韦流通着100万亿面值的纸币。购买汽车的支票，开出了1072万亿4180亿30万津巴布韦元(Z$1 072 418 003 000 000.00)。维多利亚瀑布酒店竖起了指示牌，要求客人不要将用于个人卫生的津巴布韦纸币投入厕所。

扭转扩张性财政政策的难度，证实了弗里德曼的讽刺言论：“没有什么比临时政府计划更持久的了。”

2009年以来金融市场的相对稳定和金融资产的复苏，在很大程度上严重依赖于央行。更大的风险承担能力，是建立在人为降低现金或政府债券等低风险投资的可获得性和回报的基础之上的。这就推高了风险资产的价格，却没有为可能造成的损失提供足够的补偿，而这一切，都基于一个假设，那就是央行会在必要时出手来抑制波动并支撑价格。

在当前脆弱的环境下，央行也不能冒险让资产价格大幅下跌。高达80%的股票价值在某种程度上受益于当前的货币政策。

通过处置资产的方式来偿还借款是很困难的。在量足价低的融资驱动下，资产价格早已虚高，而倘若以实际价值进行销售，便会招致重大损失。实际上，这些贷款根本无法偿还，必须不断进行再融资才能避免违约。

2014年，花旗银行的经济学家估计，仅为了将金融资产价格维持在当前水平，就需要每季度注入约2000亿美元的流动性（约占全球GDP的1.3%）。

政策措施越来越无效，人们对经济的发展轨迹也产生了担忧。整个世界正在变身为日本。

在泡沫经济的鼎盛时期，东京皇宫广场（3.4平方千米，或1.3平方英里）理论上比加利福尼亚州所有的房地产加在一起都值钱。

日本政府每收缴100日元的税收，就要花掉200日元。实际上，日本每年的借款额度超过了税款收入

。即使在目前接近零利率的情况下，日本仍然需要拿出约1/4的税收来支付利息。

日本问题爆发的大背景，是外部经济增长。强劲的出口和经常账户盈余，一部分抵消了国内需求的不足，缓冲了经济放缓的影响。相比之下，由于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本质上是全球性的，因此当下这个时代的国家更加难以依靠其外部账户来支持国内经济。

日本是个同质化的岛国社会，公民有着强烈的民族意识，秉承受第二次世界大战及战后经历影响的禁欲主义思想。人们都准备好了为经济问题做出必要的牺牲。储户心平气和地接受了财富通过低利率向借款者的净转移。许多陷入困境的国家，在不出现重大崩溃的情况下，其社会结构可能根本无法适应管理危机所需采取的措施。

日本带给我们的经验教训是，唯一安全的选择，只能是从一开始就避免债务引发的泡沫，避免越垒越高的公共债台。

离开美联储后，伯南克开始了巡回演讲。其步伐之快，堪比哈姆雷特的寡母与他叔父喜结连理的速度。2014年3月的一周时间里，他在阿布扎比、约翰内斯堡和休斯敦分别发表了演讲。他每次演讲的费用为25万美元，而作为美联储主席，他的年薪仅有20万美元。伯南克对未来发出的预测，非常乏善可陈。他支持“大缓和1.0版本”，忽略了次贷和房地产泡沫，拒绝承认美国存在类似日本的经济停滞的风险。与会的投资者可能认为，因为他与美联储继任者的紧密关系，所以可能会对美联储未来的政策提供有价值的见解。当年60岁的伯南克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他不认为官方利率会在他有生之年上升到4%左右的长期平均水平。

正如俄罗斯剧作家兼医生契诃夫在名篇《樱桃园》中所写的那样：“要是为了治一种病而开出很多药方，那就等于说，这病没药可治了。”

全球经济面临陷入“永恒定量宽松”周期的风险。疲弱的经济，迫使决策者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措施和量化宽松政策。

如果经济对扩张性政策没有反应，那么就会产生对实施进一步刺激措施的压力，因为政策制定者总是要保持他们对经济的控制力。除了货币吗啡，没有其他选择。正如昔日的瘾君子拉塞尔·布兰德(Russell Brand)所言：“对于犯了毒瘾的人来说，首先要做的就是麻痹生活中的痛苦，用花钱买来的缓解手段，减轻度日如年的辛苦。”

全球经济的境况，就像一个黑洞。在这里，引力阻止了任何东西（包括光）的逃脱。此时，过高的债务水平和根深蒂固的根本性失衡，阻碍了经济从停滞和萎缩的窘境中挣脱出来。

剧作家阿瑟·米勒认为：“当一个时代最基本的幻想破灭之时，就可以说，这个时代结束了”。而资本时代的核心幻想——无休止的经济增长，此时正在走向终结。

从历史上看，金融危机和衰退之后，一般都会出现强劲的复苏，GDP增长每年反弹至6%左右。但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复苏异常疲弱，增长率仅有2%~3%。

2013年底，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提出，美国经济可能要面临长期停滞。

这种情况是全球性的，而不仅仅局限于美国。IMF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将其称为“新平庸时代”。

经济增长的缓慢反映出了需求的疲软。

消费的减少反映了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在过去的15~20年里，发达国家99%的人口收入，是停滞不前甚至下降的，降幅高达8%~10%。绝大部分收入增长，都集中在一小撮人身上，他们非常富有，会将收入的20%~30%储蓄起来，是2%~3%平均储蓄率的10倍。

相对于工资而言，企业利润占GDP的比例有所上升。

问题不是全球金融危机本身造成的，而是在过去20年里缓慢出现的。

全球金融危机期间，金融部门的产出，在挣扎求生之际竟然神秘上升，由此反映出的是银行存贷款息差的上升。

在印度，大约一半的经济活动和90%的就业都是非正式的，因此很难准确计算GDP。

GDP忽略了财富的分配。它衡量的是某个特定国家的产出量，而该国产出方的最终利润，很可能落入了另一个国家的所有者囊中。

国民幸福总值也和GDP一样，很难衡量。实际上，国民幸福总值这件事，之所以有了一时的热度，主要是因为萨科齐想要借此提升法国奄奄一息的经济表现（尤其相对于美国）。

2014年，欧洲人开始将毒品、卖淫和其他未申报的行业纳入GDP计算。意大利GDP应声增长了约2%，使得政府能够在3%的GDP融资成本之前，产生所需的预算盈余，并降低债务对GDP之比（当时超过了130%，远高于既定的60%上限）。

统计学家甚至考虑过，在GDP中纳入贿赂一项，估计全球每年约有1万亿美元。

万斯·帕卡德在他1960年出版的《垃圾制造者》(The Waste Makers)一书中，创造了“可取性淘汰”(obsolescence of desirability)这个词：即让用户在头脑中产生产品过时想法的营销方法。

历史学家J.R.麦克尼尔(J.R.McNeill)发现，直到1500年，世界经济增长始终是微乎其微的状态。1500-1820年，受人口增长和农业发展的推动，全球GDP从2400亿美元增长到6950亿美元（以1990年美元计算），年均增长0.3%。1820-1900年，在工业革命和殖民扩张的推动下，全球GDP几乎翻了两番，从6950亿美元增长到1.98万亿美元，年增长率为1.32%。1900-1992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从1.98万亿美元增长到大约28万亿美元，年增长率略低于3%。从1992年到2014年，又翻了一番，达到60万亿美元，年增长率约为3.5%。

全球劳动力的规模增加了，但增长速度已经放缓。

南亚和非洲较贫穷地区的人口增长不会带来相应的经济增长，因为这些国家还需要向富裕捐助国伸手要生存必需品。

生育率下降的原因，在于怀孕生子的机会成本比以前更高，女性受教育水平提高，避孕措施到位，抚养孩子的成本上涨，家庭关系的不稳定，城市化，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等特定的政府措施，以及许多社会中女性角色的转变。

消费一般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在45岁左右达到顶峰。

美国人口普查局估计，每个人的平均年支出在46岁时达到5万美元左右的峰值。相比之下，老年时期的支出则低50%~60%，约为2万美元。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个拥有大量老年人口的国家，其经济增长速度会比劳动适龄人口比例高的国家更慢。

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可以通过提高退休年龄和减少福利来缓解。但是，延长工作年限，对技能较低的工人和从事体力劳动的人来说，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

除了为数不多的人道主义因素之外，绝大部分移民都是富有的技术型劳动者。

现在，日本的成人纸尿裤销量已经超过了婴儿纸尿裤。

较低的生产力增长，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机械化、自动化、大规模生产和劳动力技能提高带来的大规模收益，是不可重复的。在这些领域增加投资，对生产力的边际影响非常有限。降低劳动力工资，将生产外包到成本更低的地区，提升物流效率，所有这些手段的附加值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榨干了。

卫生条件的改善、预期寿命的延长、妇女从家庭奴隶的角色中解放出来、更加便捷的交通和通信以及在气候恶劣地区享受更好的居住条件，这些都推动了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如此的提高幅度，是无法重现的。

第三次工业革命并没有前两次工业革命那么高的重要性，只带来了生产力的短暂提高。正如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在1987年提出的疑问，为什么“到处都是计算机，却在生产力统计数据中体现不出来”。

最近的许多创新，都集中在娱乐和通信设备上，对生产力的影响微乎其微。风投“创始人基金”(Founders Fund)不禁感叹，没做出当年承诺的飞行汽车，只有在Twitter上发送140个字符的本事。

虽然Amazon（亚马逊）和几家网上旅行社存活了下来，但大多数互联网企业都以失败告终。就连亚马逊也改变了自身的虚拟模式，大举投资仓库、物流和计算设施。

2000年后的互联网繁荣，集中在社交网络、即时通信、在线游戏和新媒体，人们对网上零售的兴趣也重新燃起。

最近一段时间的创新，侧重于对现有商品和服务的营销和分销，而不是全新产业的打造。

技术创新，越来越依赖于成本的降低，而这是通过降低产品质量，聘用未经培训的员工来实现的。Airbnb（爱彼迎）让人们在平台上出租自己的房子。打车软件Uber（优步）让个人用自己的汽车为他人提供交通服务。维基百科和其他在线媒体与娱乐服务，依赖的也多是无偿劳动。

这种类型的创新，还致力于创建免费平台与服务，从而建立起规模足够庞大的用户社区，从中获取隐性收益，要么直接获取，要么通过出售用户数据以供定向营销，当然还包括更拙劣的手段。

将文化影响放在一边不谈，Facebook、Twitter之流，很可能根本没有可行的长期经济模式。

如今，人民受教育水平可能已经趋于稳定，甚至出现下降，尤其在发达国家。

近一半的美国大学生需要6年以上的时间才能完成4年制的学位。教育工作者总说，如今的“茶杯学生”是如此脆弱，稍微碰一碰就碎掉了。

关键的基础知识现在无人问津。但是，正是量子物理使得芯片成为可能，正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成就了卫星导航系统，正是抽象数学给计算机和通信技术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从历史上看，政府资助研究始终都有很高的重要性。通过五角大楼输送的公共资金，助力了互联网的发展。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了谷歌算法搜索引擎的开发。政府投资的风险资本，为私营企业提供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丰厚的利润。但是，公共财政压力的增加，减少了政府的资金，而这类投资的缺乏，很可能会限制未来创新的巨大飞跃。

机器人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制造业，尤其是汽车制造业。

Bot欺诈，即通过计算机程序人为地创建在线广告的页面浏览量，每年令广告商损失超过60亿美元，占全部点击量的25%。

据估计，我们的技术经济极限已经达到了85%，预计到2038年将达到95%。

当前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是建立在无休止的经济扩张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改善基础之上的。现在，若想解决政府债务和个人债务水平过高的问题，也需要强劲的经济增长。

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在他关于大萧条的小说《愤怒的葡萄》中，指出了这种趋势：“如果这怪物停止发展，它就死了。它是不能停顿在一个限度之内的。”

美国人类学家兼历史学家约瑟夫·泰恩特(Joseph Tainter)认为，科学的边际回报在不断递减，这就使得技术进步的难度越来越大，成本越来越高。

大坝的建设加剧了水资源的蒸发损失。间歇性开闸造成的水流变化会破坏河流，增加侵蚀，令农业土地退化。截留的淤泥和悬浮泥沙，抹平了肥沃的冲积土壤，降低了水力发电量，增加了维护费用。大坝改变了水负荷和水位，刺激了地震活动。

信徒认为，说神圣的恒河不纯洁是亵渎神灵的行为。他们不接受科学家的警告，也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而是坚定地认为恒河完全无害，坚决抵制整治行动。

目前许多可再生能源技术在没有政府补贴的情况下是无法实现经济价值的。

拒绝减产的策略，是为了让价格降至高成本生产商及非传统石油资源（尤其是页岩油）的生产成本以下，逼迫它们退出市场，从而保护沙特和OPEC的市场份额。

印度、沙特阿拉伯、韩国和阿联酋，在其他国家购买或租用了大片农田，主要位于东南亚、拉丁美洲、俄罗斯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

1954年，德国经济学家舒马赫(E.F.Schumacher)意识到，人类已经开始依赖资本维系生活了：“人类已经存在了成千上万年，一直都是靠眼前的一亩三分地维持生计。只是在过去的一百年里，人类才强行闯入大自然的储藏室，并以惊人的速度年复一年地将其清空。”

如今，前所未有的经济和金融压力，正在逆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全球化潮流。这种向封闭经济体的转变大潮，是由国家自身利益所驱动的

全球化也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过人的自由流动。少数有技能的人士，利用在原籍国培养起来的成就，转而到机会更大、回报更高的国家找工作，但对大多数人来说，流动的可能性依然很小。

一些非技术工人，在富裕国家找到了临时工作，在那里，他们面临着被剥削和虐待的风险。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经济和货币一体化的优势就不那么明显了。全球贸易和资本流动所带来的直接好处日益减少，就注定了世界大趋势要向更加封闭的状态撤退。各国都认为，将关注点转回国内，可以从经济增长中捕获到更大的份额，为本国公民带来更多的繁荣。

2001年，中国劳动力成本约为墨西哥的25%。2014年，两国的劳动力成本大致保持一致。

爱尔兰对设在本国的跨国公司的税收优惠待遇，是以牺牲其他欧元区成员国的利益为代价的。

美国的人口结构也非常有利。美国的人口增长率高于其他工业化国家（这些国家的生育率低于人口置换率）。美国有较高的移民水平，对外国人依然具有吸引力，因此吸引到了全世界的优秀人才和劳动力。

美国也面临着重大挑战。以住房和消费为基础、通过借贷融资的经济模式已经崩溃。经济增长率为2%至3%，虽然比大多数发达国家都要高，但依然远低于美国自身的潜在增长率。美国经济基础很狭窄，继续依赖消费者在汽车和学生贷款上花钱，继续依赖在设备和软件上的商业投资，继续依赖住宅建设。

鉴于出口的增长水平较低，此时净出口已不再能推动中国的经济活动。中国将转而依靠国内发展来产生必要的经济增长，才能保持社会稳定。

2001-2013年，“金砖四国”的经济产出从每年3万亿美元增长到15万亿美元。2000-2008年，这四个国家为全球经济增长贡献了接近30%的力量。投资者赚得盆满钵满。

苏联在冷战不可持续的成本和腐败低效的中央计划体系的重压下崩溃了。戈尔巴乔夫的开放、重组、民主化和加速经济发展的政策全部以失败告终。

1991年，由于剩余外汇储备仅够支付不到两周的外汇付款，印度央行不得不将47吨黄金空运给英国央行，作为贷款抵押品

财政部长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告诉议会，印度不能再靠借钱过活了，再也没有时间去拖延，也没有回旋的余地了。

印度通过了一项改革预算，让卢比贬值，并向有限的外国投资者敞开大门。这些举措为经济发展铺平了道路。随后，经济规模翻了两番，以平均每年7%的速度增长。

日本、韩国、台湾地区、香港地区和新加坡的成本不断上升，导致企业纷纷向中国内地转移。而中国内地的成本上涨之后，企业又陆续迁往孟加拉国、斯里兰卡、柬埔寨、越南和缅甸。

较低的成本，也是以最低限度的法律法规为基础的，由此也导致对工人和环境的保护不够全面。

2009年之后，新兴市场被迫依赖每年高达两位数的信贷供应增长幅度，才勉强恢复了经济增长。

2013年5月，美国经济状况的改善，提高了taper（美联储缩减资产购买规模）的可能性。而taper的实质，就是收回美联储对市场注入的流动性。这样的形势对新兴市场的影响立竿见影。美国政府债券利率上升1%后，新兴市场的利率也随之上升。随着投资者将资金转回发达经济体，尤其是美国，各国货币——巴西雷亚尔、印度卢比、俄罗斯卢布、土耳其里拉、印度尼西亚卢比、马来西亚林吉特、泰铢和南非兰特均出现了7%至18%的跌幅。举债能力下降，借贷成本上升。

中国抵押贷款债务每年增长21%，与此同时，自2008年以来，城市房价上涨了60%。

中国、韩国、印度和巴西的许多企业杠杆率都很高。许多新兴市场企业扩张过度，现金流不足。尤其是在经济环境疲弱的情况下，根本无法支付利息和本金。

新兴市场的债务，通常是由土地和房地产来担保，而土地和房地产的价值取决于信贷的持续供应和强劲的经济增长。

在中国，大约50%的企业贷款与房地产有关。大部分债务是短期的。很少有借款人能拿出足够的经营现金流来偿还贷款，因此就需要不断申请新的贷款来偿还旧的贷款。由于新债务之中的很大一部分仅仅是用来偿还现有债务，所以借款总量不断增加，才能维持住经济增长。不断进行再融资的需求，也进一步加剧了风险。

许多新兴国家的公共财政状况不佳，支出超过税收。

虽然新兴市场的劳动力普遍年轻，而且规模不断增长，但技能的缺乏，限制了劳动力的发展潜力。印度不健全的公共教育系统，导致40%的学生无法完成学业。40%的劳动力是文盲。印度成年人的整体识字率为66%，而中国为93%。

这些经济体，普遍存在“治理问题”。这是一个礼貌的说法，涵盖了无孔不入的腐败现象、盗贼统治、资金滥用和制度缺位。2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巴西国家石油公司宣布发现卢拉油田时，劳工党重新喊出了1953年时的民族主义口号：“石油是我们的。”而腐败丑闻，让人们对这句口号的确切含义有了不同的理解。

因为微薄的社会福利给人们带来的安全感较低，所以人们只得不断储蓄，由此降低了支出比例，而对储蓄的迫切需求，是之前改革造成的结果。中国劳动力在改革中失去了他们的“铁饭碗”——也就是由国家担保的工作保障、稳定的收入和福利，包括医疗和教育。

储蓄的低回报，相当于将财富从家庭转移到银行和借款人手中，这部分价值相当于年GDP的5%。

这与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的说法如出一辙：“我的日程已经排满了，所以下周不能发生危机。”

实际上，发达经济体要出口的，不仅仅是商品和服务，而且还要将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调整负担转嫁到新兴经济体身上。

2011年，前哈佛大学研究员迈克尔·贝克利(Michael Beckley)得出结论认为，根据各种指标来看，与1991年相比，美国在经济、技术和军事上都进一步拉开了与中国的距离，走得更靠前。中美两国之间的差距并没有随时间发展而缩短。

美国在关键行业的主导地位使其成为不可或缺的垄断国。世界上最大的20家上市公司中，有一半位于美国。美国产品在市场上很难找到可替代的供应商，而且转换成本非常高昂，由此确立了自身不可撼动的地位。美国的经济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不受国际动荡的影响。美国的债务水平虽然很高，但仍低于许多其他发达国家。能源独立性的增强，以及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主导地位，为美国提供了巨大的金融灵活性。

美国的领先地位，是建立在复杂的系统和流程基础上的，而这些系统和流程都难以复制。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估计，美国80%的财富来自无形资产，如产权、司法系统、技能以及根植于社会中的知识和信任。

尽管新兴市场具有长期潜力，但它们越来越徒有其表。2013年，高盛建议客户减少在这些市场的投资，认为全球经济实力的转移被夸大了。回报率没有以前那么诱人，而风险却比之前认为的要高。

皮凯蒂教授提议，对高收入人群征收高达80%的税收。但他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也执行过类似的政策，但并没有纠正不平等问题。纳税人会搬家到税收较低的辖区，或者以其他方式来避税。

在美国，自1977年以来，收入最高的1%人群获得了全部收入增长的47%。在加拿大，这一比例为37%。在澳大利亚和英国，收入最高的1%人群获得了全部收入增长的20%。在大多数发达国家，收入最高的人群，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收入份额上升的唯一群体。

富有的酒店巨头利昂娜·赫尔姆斯利(Leona Helmsley)被称为“吝啬女王”，她曾说过：“只有小人物才纳税。”

在“赢者通吃”文化中，金字塔尖的一小撮超级明星艺人、运动员和名人，赚取的收入达到天文数字，还利用技术创新，令自身的影响力遍及全球。与此同时，明星经理人的收入也有所增加。从1979年到2005年，大约70%的收入增长都集中在0.1%的顶层劳动者身上。

2011年，苹果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的薪酬为3.78亿美元，包括工资、股票和其他福利在内，是苹果普通员工收入的6000多倍。

世界上最富有的85个人，包括比尔·盖茨、沃伦·巴菲特、卡洛斯·斯利姆在内，比全世界最贫穷的35亿人还要富有。

正如《21世纪资本论》一书所指出的，与富人结婚或降生在富裕家庭并继承到一大笔遗产，由此得到的财富，比职业生涯中取得成功要多得多。

在海明威与另一位作家菲茨杰拉德之间的（可能是虚构的）交流中，海明威对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异进行了简明的阐述：“没错，他们更有钱。”

纳税人数量的减少，推动了全球范围内从所得税转向间接税的大趋势。间接税包括销售税、增值税、商品与服务税等。这些税收是递减的，所有纳税人都适用相同的税率，无论其收入多少。因此穷人的负担比富人更重。

许多公共资产，如水、电、通信和交通，是自然垄断的。在私人手中，监管机构对被监管企业的掌控并不全面，影响程度也有限，所以新进入的从业者才能以牺牲消费者利益为代价去赚取超额利润。如果没有国有企业，那么政府影响竞争和纠正市场失灵的能力就会下降。

旨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政策，比如为了确保金融机构的偿付能力而对其进行投资，削减利率，量化宽松，都进一步加剧了不平等。救助计划的成本，由低收入群体被迫承担了不成比例的很大一部分。

2013年4月，位于孟加拉国达卡附近的八层服装厂——拉纳广场(Rana Plaza)发生坍塌事故，造成1100多人死亡。此前，达卡的塔姿琳时尚成衣厂发生火灾，造成100多人死亡。2010年，苹果公司的供应商富士康在中国的一家电子工厂，有多名工人自杀。

在全球化的世界中，为了降低成本，提高盈利能力，为消费者提供更低廉的价格，企业不断去寻找有竞争力的原材料、劳动力和生产地点。就这样，生产转移到了新兴市场。这是一场在成本和工作条件上竞相往下比的内卷式竞争，因为制造商都想要争夺外国买家的业务。

成本之所以能降低，主要是因为工资低。孟加拉国的最低工资标准是每月38美元，平均实际工资约为65美元，是世界上工资水平最低的国家之一。休假、退休、医保等福利，即使存在，也非常少。除此之外，成本低还因为对工作场所安全、工业污染和废物处理的监管不到位。

发达国家的做法，实际上就是将公平工资、工人权利、环境退化和生产等种种问题外包了出去。

俄罗斯、亚洲和拉丁美洲的私有化过程，充斥着腐败，允许外国人和有政治背景的本地人（有时是双方合伙）以低廉的价格和有利的条款对国有资产进行收购。

记者克里斯蒂娅·弗里兰(Chrystia Freeland)在2000年出版《世纪大拍卖：俄罗斯转轨的内幕故事》，书中讲到了当时俄罗斯是如何将国家资产出售给一小群寡头，以换取政府的贷款。这些售价仅为真实市场价值一个零头的交易，让买家大发横财。

绝大多数的国际贸易，都是为了利用当地的廉价资源和廉价劳动力，利用缺失的环境保护和工作场所保障，来赚取利润。

实证研究表明，收入不平等程度每增加1个基尼系数点，人均GDP年增长率就会下降约0.2%。

收入集中于一小撮顶端人群的现实情况，限制了需求的增长。

财富集中，使得高收入群体掌握了权力和影响力。迈克尔·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净资产估计超过300亿美元，其中2.6亿美元用来竞选纽约市长。2009年，每张选票的成本约为180美元。

美国经济评论员吉姆·格兰特(Jim Grant)开玩笑说，政府债券曾经提供无风险回报，如今却提供无回报风险。

客户在高盛内部被称为“提线木偶”。高盛会想方设法地去怂恿客户投资那些高盛希望出售并从中获利的证券或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