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pamine Nation
现在我们继续玩游戏，不是为了获得快乐，而是为了回到正常的感觉。一旦停下来，我们就会体验到戒断任何成瘾物质时会出现的普遍症状：焦虑、易怒、失眠、烦躁和强烈的渴求，一心想回到那个成瘾物质身边。
广义的“成瘾”是指，尽管对自己和/或他人有害，但仍然持续且强迫自己消费某种东西或做出某种行为（如赌博、游戏、性爱）。
成瘾的最大风险因素之一是成瘾物质容易获取。当某一种东西更容易获得时，我们也更有可能使用这种东西。在使用的过程中，我们很可能会上瘾。
童年被过度净化，甚至达到了病态的程度，在一个相当于软壁病房的环境中抚养孩子，孩子不会受伤害，但与此同时，他们也无法为步入这个世界做好准备。
超过十分之一的美国人（每1000人中有110人）服用抗抑郁药，其次是冰岛(106/1000)、澳大利亚(89/1000)、加拿大(86/1000)、丹麦(85/1000)、瑞典(79/1000)和葡萄牙(78/1000)。在25个国家中，韩国排名最末(13/1000)。
我们之所以如此痛苦，可能是因为我们一直在努力规避痛苦。
多巴胺的主要作用不是让人们在获得奖励后感到快乐，而是驱动人们产生获得奖励的动机。它促进了“想要”，而不是“喜欢”。
快乐和痛苦就像一架天平的两端。天平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它希望保持水平，即处于平衡状态。它不想长时间地向这一边或那一边倾斜。因此，每当天平朝着快乐的方向倾斜时，强大的自我调节机制开始发挥作用，试图让天平回归平衡。
反复接受相同或类似的愉悦刺激后，向快乐端的倾斜幅度变得越来越小，持续的时间也越来越短，但向痛苦端的后反应变得越来越强，持续的时间越来越长，这个过程被科学家称为“神经适应”。
矛盾的是，享乐主义，即纯粹地追求快乐，会导致快感缺失，即无法享受到任何形式的快乐。
恢复成瘾物质的使用不是为了获得快感，而是渴望减轻长期戒断所带来的生理和心理上的痛苦。
赌博所引起的多巴胺的释放与奖励发放的不可预测性以及最终的奖励内容（通常是金钱）有关。赌博的动机主要基于是否获得奖励的不可预测性，而不是基于经济收益。
在社交媒体的应用程序中，其他人的反应是反复无常且不可预测的，因此被点赞或取得类似成就的不确定性与“赞”本身一样具有强化作用。
学习也会增加大脑所分泌的多巴胺。
阳光洒在她的头发上，闪闪发亮。尽管每天摄入一克以上的大麻，但她仍然健康如初。我想，青春可以弥补很多东西。
神经科学家丹尼尔·弗里德曼(Daniel Friedman)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人们主要依赖感觉，而不了解因果关系。”
“未来十年你还想像现在这样吸大麻吗？”“不，不行，绝对不行。”她使劲摇了摇头。“未来五年呢？”“不，五年也不行。”“那么一年呢？”黛利拉沉默了。
我给不了你任何既能消除痛苦又不会成瘾的东西。
应对的诀窍是不要逃避痛苦的情绪，而是让自己去忍受它们。
从根本上来说，自我约束靠的不是意志力，虽然个体能动性的确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相反，自我约束承认了个人意志的局限性。
当强烈的欲望袭来时，寻求快乐和/或规避痛苦的本能冲动几乎无法抑制。在欲望中挣扎的时候，我们没有做决定的余地。
正如一位患者所说：“服用双硫仑后，我每天只需做一次不喝酒的决定，不必整天都在做决定。”
与那些在资源丰富的环境中长大的人相比，在资源贫乏的环境中成长的人可能会更加看重即时奖励而不是延迟奖励。
与大学生相比，生活在巴西贫民窟的同龄人往往不那么看重未来的回报。
蓝领阶层的工作逐渐机械化，脱离了工作本身的意义。
零碎的装配线工作会破坏工人的成就感，减少与终端产品消费者的接触，而成就感以及与消费者的互动是内部动机的核心。因此蓝领阶层会出现“努力工作/尽情享乐”的心态，结束了一天繁重无聊的工作后，他们会将强迫性过度消费作为奖励。
聚精会神的“心流”本身就是一种成瘾物质，能够让大脑释放多巴胺，产生高潮。
现在我们继续玩游戏，不是为了获得快乐，而是为了回到正常的感觉。一旦停下来，我们就会体验到戒断任何成瘾物质时会出现的普遍症状：焦虑、易怒、失眠、烦躁和强烈的渴求，一心想回到那个成瘾物质身边。
放弃那些在短期内给他带来快乐的事情，从长远来看，可能会使他更加快乐。
当今广泛且日益严重的成瘾问题并非源于意志薄弱或道德败坏，而是因为我们越来越容易接触到能令人轻易上瘾的药物和行为，包括“数字药物”。
亚马逊就像一个高明的毒贩，知道免费样品的价值。有时我能找到一本价格便宜且质量上乘的小说，但大部分品质十分糟糕，只有烂俗的情节和毫无生气的角色，充斥着拼写和语法错误。
每一章的结尾都留有悬念，这些章节都朝着高潮发展。我会粗略地浏览一本书的前半部分，直至高潮情节，高潮过后就懒得再看剩下的部分了。现在我悲哀地发现，如果从一本爱情小说大约四分之三的位置开始读，你就能直奔主题。
广义的“成瘾”是指，尽管对自己和/或他人有害，但仍然持续且强迫自己消费某种东西或做出某种行为（如赌博、游戏、性爱）。
酒店的房间简直就像现代版的斯金纳箱(Skinner box)：一张床、一台电视和一个迷你吧台。什么都不用做，只要按下杠杆就能得到“毒品”。
成瘾的最大风险因素之一是成瘾物质容易获取。当某一种东西更容易获得时，我们也更有可能使用这种东西。在使用的过程中，我们很可能会上瘾。
精神创伤、社会动荡和贫困也会增加成瘾风险。
成瘾物质的接触机会增多可能是现代人面临的最主要的一项风险因素。
我们的多巴胺经济，或者历史学家戴维·考特莱特(David Courtwright)所谓的“边缘资本主义”，正在推动这一变化，此外革命性技术也提供了助力，它不仅增加了成瘾物质的获取途径，也增加了这类物质的数量、种类和效力。
1805年，德国的弗里德里希·泽尔蒂纳(Friedrich Sertürner)在当药剂师学徒时，从鸦片中提取出了止痛药吗啡——一种阿片生物碱，其效力是鸦片的十倍。
为了寻找一种成瘾性较低的阿片类止痛药来代替吗啡，化学家们合成了一种全新的化合物，命名为“海洛因”(heroin)，这个词语来自德语heroisch，意为“勇敢”。
海洛因的药效是吗啡的二倍至五倍，并导致了20世纪初的麻醉剂成瘾问题。
当今世界又出现了“数字药物”，这是以前所没有的，或者说过去只存在于现实世界，如今出现在数字平台上，这些平台的影响力和便捷性均呈指数式增长。其中包括网络色情作品、线上赌博和电子游戏等。
我拍摄自己的自慰过程并发布到网上。只拍了我的隐私部位。一开始，让陌生人观看令我感到兴奋。
全球70%的死亡可归因于可改变的风险因素，如吸烟、缺乏运动和不良的饮食习惯。全球主要的死亡风险因素是高血压(13%)、吸烟(9%)、高血糖(6%)、缺乏运动(6%)和肥胖(5%)。
贫困和低学历人口最容易出现强迫性过度消费的问题，尤其是在富裕国家。
没有获得大学学位的中年美国白人的寿命比他们的父母、祖父母和曾祖父母的寿命更短。在该群体中，最主要的三大死因是药物过量、由酒精引发的肝病和自杀。凯斯和迪顿将这种现象称为“绝望之死”。
它也导致我经常拖延。如果有考试，而我没有复习，我就会一整天连续服药，临时抱佛脚地准备考试。后来甚至到了没有它我就无法学习的地步，然后我开始想要更多的阿德拉。
追求快乐已成为现代人的座右铭，它将“美好生活”的其他定义排除在外。甚至对他人的善举也被视为获得个人快乐的策略。
20世纪中叶的心理学家和哲学家菲利普·里夫(Philip Rieff)在其著作《治疗观的胜利》(The Triumph of the Therapeutic:Uses of Faith After Freud)中预见了这一趋势：“信仰宗教的人生来就渴望得到救赎；学习心理学的人生来就是为了获得快乐。
孩子的心理是脆弱的，这是一个典型的现代观念。
童年被过度净化，甚至达到了病态的程度，在一个相当于软壁病房的环境中抚养孩子，孩子不会受伤害，但与此同时，他们也无法为步入这个世界做好准备。
我们为了打造一个没有痛苦的世界而不懈努力，这也为医学实践带来了变革。
在20世纪之前，医生认为一定程度的痛感有益健康。19世纪大多数外科医生都不愿意在手术中采用全身麻醉，因为他们认为疼痛能够增强免疫和心血管反应，加速身体的恢复。虽然据我所知，没有证据表明疼痛会切实地加速组织修复，但有新的证据显示，在手术中使用阿片类药物会降低组织的修复速度。
如今在美国，超过四分之一的成年人和超过二十分之一的儿童每天都在服用精神治疗药物。
超过十分之一的美国人（每1000人中有110人）服用抗抑郁药，其次是冰岛(106/1000)、澳大利亚(89/1000)、加拿大(86/1000)、丹麦(85/1000)、瑞典(79/1000)和葡萄牙(78/1000)。在25个国家中，韩国排名最末(13/1000)。
在中国，2011年抗抑郁药的销售额达到26.1亿美元，比前一年增长19.5%。
2012年，全美阿片类药物的处方量足以让每个美国人拥有一瓶药片。不仅如此，美国阿片类药物服用过量导致的死亡人数也已超过枪支或车祸造成的死亡人数。
正如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在《重返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 Review)中所说：“一个体量庞大的大众传媒行业，基本上它并不关心对错，而是关心些虚构的、几乎完全不着边际的东西……未能周全考虑到人对消遣的爱好乃是无穷无尽的。”
20世纪80年代的经典著作《娱乐至死》(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的作者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也写道：“美国人不再彼此交谈，他们彼此娱乐。他们不交流思想，而是交流图像。他们争论问题不是靠观点取胜，而是靠中看的外表、名人效应和电视广告。”
无聊也是一个发现和创造的机会。它为新思想的诞生提供了必要的空间，没有它，我们就要无休止地对周围的刺激做出反应，从而无法产生真切的体会。
我假装不知道安必恩是什么，但其实我的母亲和几个叔叔都在长期服用这种药。
多年来，我在许多患者身上都看到过类似的恶性循环：他们服用处方药或其他药物，企图弥补自我关爱的不足，然后将药物带来的问题归咎于精神疾病，因此又需要更多的药物。就这样，毒药变成了维生素。
《世界幸福报告》(World Happiness Report)对156个国家的公民幸福感进行了排名。报告显示，2018年美国居民的幸福感低于2008年。其他在财富、社会支持和预期寿命方面程度相近的国家，包括比利时、加拿大、丹麦、法国、日本、新西兰和意大利，居民自评的幸福指数也出现了下滑。
我们之所以如此痛苦，可能是因为我们一直在努力规避痛苦。
多巴胺不是唯一参与奖赏过程的神经递质，但大多数神经科学家都认为，它是其中最重要的神经递质
多巴胺的主要作用不是让人们在获得奖励后感到快乐，而是驱动人们产生获得奖励的动机。它促进了“想要”，而不是“喜欢”。
药物使大脑奖赏回路（连接中脑腹侧被盖区、伏隔核与前额叶皮质的大脑回路）释放的多巴胺越多，释放速度越快，这种药物就越容易使人上瘾。
对装在盒子里的大鼠进行研究发现，巧克力会使其大脑中多巴胺的基础分泌量提高55%，性行为可以提高100%，尼古丁提高150%，可卡因提高225%。街头毒品“快速丸”“冰毒”“沙雾”，以及用于治疗注意力缺陷障碍的阿德拉等药物的活性成分都是苯丙胺，它能使多巴胺的分泌量增加10倍(1000%)。根据这个比例计算，服用一次含苯丙胺的药物等于十次性高潮。
大脑中处理快乐的区域与处理痛苦的区域是重叠的，并通过对立过程发挥作用。换言之，快乐和痛苦就像一架天平的两端。
天平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它希望保持水平，即处于平衡状态。它不想长时间地向这一边或那一边倾斜。因此，每当天平朝着快乐的方向倾斜时，强大的自我调节机制开始发挥作用，试图让天平回归平衡。
20世纪70年代，社会学家理查德·所罗门(Richard Solomon)和约翰·科比特(John Corbit)将这种快乐和痛苦的相互关系称为“对立过程理论”(opponent-process theory)：“任何长期或反复偏离愉悦或情感的中立状态……都要付出代价。”这种代价是一种“后反应”(after-reaction)，它的作用与刺激物相反。或者套用一句老话：世事有起终有落。
快乐过后，我们常常会产生渴望。无论是伸手去拿第二片薯片，还是点击链接再玩一轮电子游戏，我们无非是想重新获得那些美好的感觉，或者尽量不让它们消失。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不停地吃，不停地玩，不停地看，不停地读。
反复接受相同或类似的愉悦刺激后，向快乐端的倾斜幅度变得越来越小，持续的时间也越来越短，但向痛苦端的后反应变得越来越强，持续的时间越来越长，这个过程被科学家称为“神经适应”。
需要更多的刺激才能有快感，或者同等剂量的刺激所带来的快感减少，这就是所谓的耐受性。耐受性是成瘾的一个重要因素。
越多的患者来到诊所治疗慢性疼痛，他们都接受过长期的、大剂量的阿片类药物治疗（比如奥施康定、维柯丁、吗啡、芬太尼）。尽管长期服用高剂量的阿片类药物，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疼痛反而变得更加严重。
神经科学家诺拉·沃尔科夫(Nora Volkow)及其同事发现，长期大量摄入高多巴胺物质最终会导致多巴胺不足。
大约在两年的时间里，我一直在强迫性地阅读爱情小说，最终再也找不到一本我喜欢的书。就好像我的“小说阅读快乐中心”已经失灵，没有任何一本书能够让它复原。
矛盾的是，享乐主义，即纯粹地追求快乐，会导致快感缺失，即无法享受到任何形式的快乐。
恢复成瘾物质的使用不是为了获得快感，而是渴望减轻长期戒断所带来的生理和心理上的痛苦。
神经科学家将一根探针插入大鼠的大脑，发现在获得奖励（例如注射可卡因）之前，条件性线索（例如铃声、节拍声、光线）可以使大脑释放出多巴胺。
在获得奖励前，大脑对条件性线索做出反应，迅速提升多巴胺水平，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知道好事将至时，会产生期待性快乐。
在条件性线索消失后，大脑的多巴胺水平不是回归到基线水平（在没有任何奖励的情况下，大脑也会释放一定量的多巴胺，以保持精神振奋），而是降低到基线水平以下。这种暂时的多巴胺不足会驱动我们继续寻求奖励。
Rob Malenka)是一位受人尊敬的神经科学家，他曾对我说：“要衡量一只实验动物的成瘾程度，可以看它愿意付出多大的努力来获取药物——按下杠杆，穿越迷宫，再爬上滑梯。”
《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将赌博障碍重新归类为成瘾障碍。
赌博所引起的多巴胺的释放与奖励发放的不可预测性以及最终的奖励内容（通常是金钱）有关。赌博的动机主要基于是否获得奖励的不可预测性，而不是基于经济收益。
当两组人都赢钱的时候，他们的多巴胺分泌水平没有明显差异；然而，与对照组相比，病态赌博者在输钱时的多巴胺水平显著升高。
一些赌博成瘾的患者告诉我，在赌博的时候，他们希望暂时输钱。开始输得越多，继续赌博的冲动就越强烈，再赢钱后的快感也越高——这种现象被称为“追逐损失”。
社交媒体也存在类似的现象。在社交媒体的应用程序中，其他人的反应是反复无常且不可预测的，因此被点赞或取得类似成就的不确定性与“赞”本身一样具有强化作用。
在连续注射可卡因的一周内，大鼠第一天会生机勃勃地慢跑，到最后一天变为狂奔，说明经过累积后，大鼠对可卡因的作用的敏感性增强。
一年后——这是大鼠的一般寿命——科学家们又给大鼠注射了一次可卡因，大鼠立即跑动起来，其状态与最初实验的最后一天一样。
像可卡因这样的药物可以永久改变大脑。对酒精、阿片类药物和大麻等其他成瘾物质的研究也有类似的发现。
学习也会增加大脑所分泌的多巴胺。
在现实生活中，快乐和痛苦的相互关系比天平更加复杂。
甲之蜜糖，乙之砒霜。每个人都有令自己成瘾的物质。
快乐与痛苦可能会同时发生。例如，在吃到辛辣食物时，我们能够体验到痛并快乐的感觉。
有些人的天平一开始并不处于平衡状态：抑郁症、焦虑症和慢性疼痛症患者的天平起初都向痛苦的一侧倾斜，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患有精神疾病的人更容易出现成瘾问题。
惊人的现象。这些重伤士兵中有四分之三的人表示，尽管伤势危及生命，但他们在受伤后几乎没有立刻感到疼痛。
1995年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British Medical Journal)上的一份病例报告详细描述了一名29岁建筑工人的案例，他的脚踩在一枚15厘米长的钉子上，钉子穿透了他的脚和皮革，从工地靴的顶部伸出来。他被送入急诊室。“稍微移动一下钉子都疼痛不已，医生为他使用了芬太尼和咪达唑仑”，前者是强效的阿片类药物，后者是一种镇静剂。然而，医生从鞋底拔出钉子并脱下他的靴子后，赫然发现“钉子从脚趾之间穿过：脚完全没有受伤”。
每一种快乐都是有代价的，随之而来的痛苦会更加持久和强烈。
如果我们长时间反复接受愉悦的刺激，那么我们忍受痛苦的能力就会降低，快乐的门槛也随之提高。
如果没有快感，我们就不会吃、喝或繁衍。如果没有痛感，我们就无法保护自己免受伤害并避免死亡
反复体验快乐会提高我们的神经设定点，让我们成为无止境的奋斗者，永远不满足于已经拥有的，总是寻求更多。但问题就在这里。人类作为终极追求者，非常善于追求快乐，规避痛苦。
我们现在需要更多的奖励才能感受到快乐，而些微损伤都能使我们感到痛苦。
想知道如何克服强迫性过度消费，就必须向那些有过成瘾问题的人取经
我感到了一阵巨大的悲伤。不是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帮她，而是因为我担心她不会接受我的建议。
他们来找我的时候，很多人都称得上是“大麻博士”了。他们从早上睁开眼的那一刻起就开始吸食大麻，整整吸一天，直到上床睡觉。这与20世纪60年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时候人们一般只在周末娱乐的时候才用点儿大麻。
即使是看似不合理的行为也有符合其个人逻辑的原因。人们使用高多巴胺物质或做出高多巴胺行为的原因多种多样：娱乐、融入、解闷，以及缓解恐惧、愤怒、焦虑、失眠、抑郁、注意力不集中、疼痛、社交恐惧等诸多问题。
阳光洒在她的头发上，闪闪发亮。尽管每天摄入一克以上的大麻，但她仍然健康如初。我想，青春可以弥补很多东西。
神经科学家丹尼尔·弗里德曼(Daniel Friedman)研究红胸收获蚁的觅食行为，他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人们主要依赖感觉，而不了解因果关系。”
年轻人即使严重成瘾，可能也不易受到负面后果的影响。有一位高中老师对我说：“一些优等生每天都会吸食大麻。”
正如他们在匿名戒酒会里所说：“我厌倦了生病和疲倦。”
“未来十年你还想像现在这样吸大麻吗？”“不，不行，绝对不行。”她使劲摇了摇头。“未来五年呢？”“不，五年也不行。”“那么一年呢？”黛利拉沉默了。
抑郁症患者住院四周，其间除了停止饮酒外，没有接受任何抗抑郁的治疗。戒酒一个月后，80%的人不再符合临床抑郁症的诊断标准。
像电子游戏这类成瘾物质，戒断反应可能比较轻微，但对于酒精和苯二氮卓类药物，戒断反应可能会威胁生命。
对于一些严重依赖酒精、苯二氮卓类药物（阿普唑仑、氯硝西泮、安定）或阿片类药物的患者，突然停止服药可能会危及生命，因此我从不建议这类患者尝试多巴胺戒断。他们需要在医学监测下逐渐减少成瘾物质的用量。
任何效力不足的奖励都无法让人产生获得奖励的感觉，因此，当我们使用高多巴胺奖励时，我们失去了享受普通快乐的能力。
那这段时间我该怎么办？你能给我开点什么药吗？”“我给不了你任何既能消除痛苦又不会成瘾的东西。
正念只是一种在大脑活动时不加评判地观察该活动的能力。实际操作起来并不容易，因为我们用来观察大脑的器官就是大脑本身。
不做判断对正念练习非常重要，因为一旦我们开始谴责大脑的活动——哎哟！我为什么要考虑这个？我是个失败者。我是个怪胎——我们就无法进行观察。
应对的诀窍是不要逃避痛苦的情绪，而是让自己去忍受它们。
在现代生活中，如何做到“适度”已成为越来越重要的问题，因为高多巴胺商品无处不在，导致人们更加容易陷入强迫性过度消费。
旅程为期三个星期，上路两周后，孩子们非常不满，因为当他们向雅各布要钱时，雅各布不给。雅各布的妻子也很生气，因为他竟然考虑要给前妻生的孩子们钱。
雅各布不想让任何人失望，结果却让所有人都感到失望。
我犯的最大错误就是打开电视的时候，我产生了重新拾起那个旧习惯的念头，我克制不住这些想法。
星期四的早上，我把机器零件扔进垃圾桶，然后回去工作。星期五的早上，我又把它们从垃圾堆里捡回来。
从根本上来说，自我约束靠的不是意志力，虽然个体能动性的确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相反，自我约束承认了个人意志的局限性。
有效自我约束的关键是，首先承认我们会在强烈的欲望下丧失自主性，然后在我们尚有自主选择能力的时候来约束自己。
当强烈的欲望袭来时，寻求快乐和/或规避痛苦的本能冲动几乎无法抑制。在欲望中挣扎的时候，我们没有做决定的余地。
在自己和我们的心爱之物之间制造有形的障碍，就可以在欲望和行动之间按下暂停键。
自我约束的方式之一是在自己与令我们成瘾的物质之间制造物理性障碍和/或地理距离。
我拔掉了电视插头，把它放进衣橱里。”“我把游戏机扔进了车库。”“我不用信用卡，只用现金。
自我约束并非万无一失。有时障碍本身反而激起了人们的挑战欲。寻找获取成瘾物质的途径也增加了成瘾物质的吸引力。
我没有想过戒毒，因为我还能买得起。
如果不能认识到改变行为的必要性，缺乏改变行为的意愿，单靠药物治疗是不可能成功的。
意志力并不是一种无限的资源。它更像是锻炼肌肉，过度使用会使其疲惫不堪。
正如一位患者所说：“服用双硫仑后，我每天只需做一次不喝酒的决定，不必整天都在做决定。”
有些人带有一种基因突变，最常见于东亚人，因此他们在没有药物的作用下也会对酒精产生双硫仑样反应。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些人酒精成瘾的比例较低。
在接受胃旁路手术的患者中，有四分之一的人出现了新的酒精成瘾问题。
从一个无法打开的保险箱，到阻断阿片受体的药物，再到缩胃手术，物理性自我约束策略在现代生活中无处不在，这说明我们越来越需要抑制多巴胺。
将使用时间限制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可以达到适度使用的目的，避免不加限制的强迫性消费和使用频率的不断增加。
高多巴胺物质会影响延迟满足的能力，这种现象被称为“延迟折扣”(delay discounting)。
延迟折扣指的是奖励的价值随着等待时间的延长而下降。我们大多数人更希望今天拿到20美元，而不是一年以后。与长期回报相比，我们往往更看重短期回报。
在经常使用海洛因和苯丙胺的人中，20%的人选择了现在领取奖金，并且愿意接受较少的金额。而在过去使用过该药物的人和相匹配的对照组中，分别只有4%和2%的人会接受这种损失。
吸烟者也更有可能对金钱奖励打折扣（也就是说，如果他们不得不等待更长的时间，他们对奖励的价值的重视程度就会降低）。吸烟量越多，摄入的尼古丁越多，他们对未来奖励的折扣就越大。
将一则故事补充完整，故事的开头是这样的：“醒来后，比尔开始思考自己的未来。总之，他希望……”阿片类药物成瘾的参与者提到的未来平均长度为9天。健康对照组提到的未来平均长度为4.7年。
当我们受到成瘾性药物的影响时，“时间视域”会有明显的缩小。
一想到自己十年后还在吸大麻，她才愿意戒掉大麻四个星期。
与那些在资源丰富的环境中长大的人相比，在资源贫乏的环境中成长的人可能会更加看重即时奖励而不是延迟奖励。
与大学生相比，生活在巴西贫民窟的同龄人往往不那么看重未来的回报。
贫穷是成瘾的风险因素之一，特别是在一个容易获得廉价多巴胺的世界里。
1965年，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美国人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美国人所享受的空闲时间大致相同。今天，高中学历以下的美国成年人所拥有的空闲时间比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成年人多42%，其中工作日的休闲时长差异最大。主要是因为未取得大学学位的人会出现就业不足的情况。
21岁至30岁的年轻男性的工作时长比年长男性或女性的工作时长呈现更大幅度下降。自2004年以来，时间使用的调查数据显示，年轻男性显然将他们的空闲时间投入在了电子游戏和其他娱乐性电脑活动中。
起初，穆罕默德拒绝了。但朋友说：“像你这样聪明的人不可能上瘾。”穆罕默德对自己说：“就这一次，毕业之前再也不吸大麻了。”
“毕业之前再也不吸大麻”的规定变成了“上课的日子不吸”，后来又变成“需要上高难度课程的日子里不吸”，再后来变成了“考试日不吸”，最后变成“早上九点以前不吸”。
一旦开始使用大麻，他就不再受理性的支配，而是被快乐与痛苦的天平控制。即使是一根大麻烟卷也会使人陷入不受逻辑控制的渴求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他无法再客观地评估大麻带来的即时奖励与延迟奖励。延迟折扣控制了他的世界。
分类性自我约束策略是指将多巴胺分成不同的类别，以此来限制使用：可以使用这些子类型，不能使用那些子类型。
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反主流文化运动中，致幻剂流行起来，并作为娱乐性药物被广泛使用。
克里斯顶着100多华氏度的高温，为阿肯色大学(University of Arkansas)铲土、铺地膜、修剪草坪。他喜欢这种体力劳动，身体的运动可以帮助他转移注意力。
第三次离开斯坦福大学的感觉有些不一样，这一次克里斯感到了一丝绝望。
在2009年的阿肯色州，人们很容易就能搞到这类药物，当时制药商和经销商向该州输送了数百万片的阿片类止痛药。在这一年，阿肯色州的医生平均为每100名本州居民开出116张阿片类药物处方。
在第一季度中期，他卖掉了笔记本电脑以购买更多的海洛因。后来他卖掉了外套。克里斯还记得自己漫步在城市街道时那种寒冷的感觉。
极有可能被滥用”，这是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针对阿德拉发出的警告。
治疗注意缺陷与多动障碍的药物与导致学生学业退步和社交情感功能的退化有关。
我养成了每天早上在冷水里浸泡五到十分钟的习惯，晚上睡觉前再泡一会儿。在接下来的三年里，我每天都这样做。它在我的戒毒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通过血液样本，研究人员发现，在冷水中浸泡后，人体血浆（血液）中的多巴胺浓度增加了250%，血浆中的去甲肾上腺素浓度提高了530%。
在天平的痛苦端增加砝码，可以带来相反的效果——快乐。不同于在快乐端增加重量，在痛苦端增加重量所产生的多巴胺是间接的，可能会更加持久。
我们感受到的快乐是身体对痛苦的反射性的自然生理反应。
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通过禁食和自我鞭笞进行苦修，虽然是出于宗教原因，但他也从中获得了一点兴奋感。
反复接受痛苦的刺激后，狗的情绪和心率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最初的（痛苦）反应持续时间缩短，且强度减弱。电击过后的（愉悦）反应持续时间延长，且强度提升。
除睡觉以外，现在普通美国人有一半的时间是坐着的，比五十年前多了50%。
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在《格言》(Aphorisms)中写道：“当身体的两个部位同时发生两种疼痛时，其中一种疼痛越强烈，另一种就越微弱。”
2001年，中国中医研究院教授刘乡在《科学通报》上发表论文，回顾了历史悠久的针刺疗法，并从现代科学的角度解释了它的工作原理。他认为，针刺疗法通过疼痛发挥疗效，主要方法是用针刺入皮肤：“针刺是能破坏组织引起疼痛的损伤性刺激……以小痛抑制大痛！”
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的名言，“凡不能毁灭我的，必使我强大”。
在笼具中的啮齿动物上了跑轮后，也会一直奔跑，直到尾巴永久地向上弯曲，且尾巴末端指向头部，变成跑轮的形状——跑轮越小，尾巴的弯曲就越清晰。在某些情况下，大鼠会一直跑到死。
极限运动——跳伞、风筝冲浪、悬挂滑翔运动、雪橇、高山滑雪/单板滑雪、瀑布皮划艇、攀冰、山地自行车、高空秋千、蹦极、低空跳伞、翼装飞行——就是快速给快乐-痛苦天平的痛苦端增加重量。剧烈的疼痛/恐惧和肾上腺素的飙升，创造出一种强效的药物。
对跳伞运动员与对照组（划船运动员）的对比研究发现，多次参与跳伞的人在以后更有可能出现快感缺失，即难以感受到快乐。
如果痛苦过于强烈，或者形式过于激烈，对痛苦成瘾的风险就会增加。
患者会用剃须刀片割伤自己的前臂和大腿内侧，以感受一种极度的兴奋，平息大脑中持续不断的思绪。即使面对严重的疤痕和感染风险，她也无法停止用刀片切割自己的身体。
在社会上，“工作狂”往往会受人称道。最真实的例证就是硅谷，那里的员工普遍每周要工作100小时，每天24小时待命。
我明确地告诉别人原因：我想多花点儿时间和家人在一起。对方听后往往火冒三丈，因为我用“多花点儿时间和家人在一起”这种不正经的嬉皮理由拒绝了他们的邀请。
蓝领阶层的工作逐渐机械化，脱离了工作本身的意义。
零碎的装配线工作会破坏工人的成就感，减少与终端产品消费者的接触，而成就感以及与消费者的互动是内部动机的核心。因此蓝领阶层会出现“努力工作/尽情享乐”的心态，结束了一天繁重无聊的工作后，他们会将强迫性过度消费作为奖励。
聚精会神的“心流”本身就是一种成瘾物质，能够让大脑释放多巴胺，产生高潮。
一位精神科同事曾对我说：“如果医生不喜欢自己的病人，就无法帮助他们。”
毁灭性羞耻感是这样的：过度消费会使人产生羞耻感，进而遭到集体的回避，或者对集体撒谎以避免自己遭遇排挤，这两种情况都会进一步强化孤立的状态，周而复始，导致持续的过度消费。
成瘾物质和行为给我们提供了喘息的机会，但从长远来看，它会加剧我们的问题。
不要逃避你试图逃离的一切，而是停下来，转身面对。
平衡之道1.对快乐的不懈追求（以及对痛苦的逃避）会导致痛苦。2.康复始于戒断。3.戒断成瘾物质能够重置大脑的奖赏回路，并使我们从简单的奖励中获得快乐。4.自我约束在欲望和消费之间创造了字面意义上的空间与元认知的空间，在今天这个多巴胺过量的世界里，自我约束是一种必要的手段。5.药物可以恢复内稳态，但要考虑到在用药物消除痛苦的同时，我们失去了什么。6.在天平的痛苦端增加重量，为了恢复平衡，天平会重新向快乐的一侧倾斜。7.提防疼痛成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