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往，我们公开宣称的信息和我们心知肚明的真实信息之间有着巨大的鸿沟。

我们所听说的骗局被拆穿的案例只是沧海一粟。多数侵占公款之徒不为人知，理论上仍然过着逍遥自在的生活，因为盗用公司财产的员工很少被发现。

保罗·费尔德曼他每年送7000次钱箱到各个公司，平均只被偷过一次。这是一项很耐人寻味的数据：同一群人，每天偷走他10%的百吉饼，却几乎从未堕落到偷钱箱的地步。

经济学，从根本而言，是一门研究动机的学科。

出生于不幸家庭的儿童走上犯罪道路的概率要远高于其他儿童。

在生育率下降的地区，产科医师选择进行剖腹产的概率要远高于生育率处于上升趋势的地区。这表明，生意不景气时，医生会多做昂贵的手术，从中牟利。

最佳的证明方式就是对比专家提供给你的服务与他为自己提供的同类服务。

作弊的教师或许会自欺欺人地认为自己是在帮学生，但事实是，她看起来对帮自己更加上心。

针对北卡罗来纳州教师的调查中，约有35%的受访者称曾目击到同事有某种作弊行为，包括延长考试时间、暗示正确答案或亲手修改学生答案。

作弊现象不是随机发生的，班级成绩倒数的教师最有可能作弊。

正如棒球运动员马克·格雷斯所言，“没有作弊，就意味着没有努力。”

实际上，只要是将“相扑”和“操纵”二词放在一个句子里说出口，就会造成日本举国震怒。质疑一项国技的名声，常常会激起民众的抵触情绪。

在公司内地位较高的员工欺诈率要高于底层员工。

在婚恋网站上无人问津的原因多种多样，但不公布照片或许是最确凿无疑的一个。

声称不介意种族的白人男性，有90%的询问邮件都发给了白人女性；而声称不介意种族的白人女性，有97%的询问邮件都发给了白人男性。

同是仪表堂堂、收入颇丰、高学历，亚裔男性所收到的白人女性发来的邮件数量还不及白人男性的25%。

黑帮分子常说贩毒毫无害处——他们甚至夸口说贩毒让黑人的钱留在黑人手中。

贩毒是美国最高危的职业，而且时薪只有区区3.30美元，和威斯康星州有几分姿色的农场女闯荡好莱坞的理由一样，和高中的橄榄球四分卫每天凌晨5点就起床练举重的理由一样。他们都削尖脑袋想在竞争激烈的行业里出人头地，一旦脱颖而出，他们便能一夜暴富（姑且不说随之而来的荣誉和权力）。

在文卡特斯混迹于J.T.帮派的几年间，步兵经常托他帮忙找一份他们眼中的“理想工作”：在芝加哥大学做看门人。

贩毒团伙头目对手下的控制力并不尽人意，这是因为他们受不同的利益驱使。

对于J.T.来说，暴力事件影响手头的生意，他倒是希望自己的手下一枪不发。但对于步兵来说，暴力却有其用处：步兵脱颖而出——并在这种锦标赛上晋级——的少数几种途径之一就是证明其能拼能杀的气概。

“我们想告诉这些小孩儿，他们加入的是个正经的组织，”他曾对文卡特斯说，“不能整天打打杀杀的，他们看了那些电影还有别的乱七八糟的东西，以为黑帮就是到处惹事，但不是这样的。你得学着按组织规矩来，不能整天打来打去，这影响生意。”

就犯罪而言，并非人人生而平等，甚至可以说是天差地别。几十年来的研究表明，出生于不幸家庭的儿童走上犯罪道路的概率要远高于其他儿童。

堕胎合法化随后产生了一个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多年后，这些未出世的孩子本应步入壮年，在犯罪界大展拳脚的时候，犯罪率开始骤降。

所以，美国犯罪高峰没有如期到来，并非得益于枪支管制、经济繁荣或新型的治安策略，而是因为潜在罪犯的数目大幅减少，以及其他一些因素。

那些犯罪率下降论专家（曾经的犯罪灭国论者）在媒体上信口开河，其中又有多少次提到了堕胎合法化也是原因之一呢？一次也没有。

专家也是人，受利益驱使。因此，任何专家如何待你，取决于其动机如何。

在生育率下降的地区，产科医师选择进行剖腹产的概率要远高于生育率处于上升趋势的地区。这表明，生意不景气时，医生会多做昂贵的手术，从中牟利。

最佳的证明方式就是对比专家提供给你的服务与他为自己提供的同类服务。

假如房子的实际价值不止30万美元呢？假如她只需多做一点功课、多一点耐心、多发几则广告，就可以卖到31万美元呢？扣除佣金，你能多赚9400美元，但中介的佣金却只增加了区区150美元——高出的1万美元的1.5%。

房地产中介的私有房产在市场上挂牌出售的平均时间要多出10天，售价则高出3%，即市价30万美元的房子，其售价要高出1万美元。中介出售私有房产时，会坚持等到最高价，而经手你的房产时，只要有过得去的报价，就会劝你接受。

轰动性事件常常起因于风马牛不相及甚至微不足道的事情。

经济学，从根本而言，是一门研究动机的学科：人如何得偿所愿或满足所需，尤其是在其他人欲求相同的情况下。

动机只是驱使人避恶行善的一种手段，但多数动机并非天然形成的，必须有人——经济学家、政客或家长——去凭空创造。

一点微小的调整便可能造成极端彻底且常常出乎意料的后果。托马斯·杰斐逊早已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认为是一点蝇头小利引发了波士顿倾茶事件，进而又掀起美国独立战争：“这个世界上的因果循环神秘莫测，对一部分扣押茶叶不当征收的两便士茶叶税，就改变了整个大陆居民的境况。”

正如W.C.菲尔兹 所言：值得拥有的东西就是值得为之欺骗作弊的东西。

自考试诞生以来，就存在驱使学生去作弊的因素，但高标准测验从根本上改变了教师所面对的现实，让他们也有理由作弊了。

奥克兰市有一名五年级小学生放学回家后，兴高采烈地告诉妈妈，她的老师非常体恤学生，把州内统考的答案抄在了黑板上。这样的例子当然非常罕见，因为再不称职的老师，也不会冒险在众目睽睽之下如此作弊，把命运交由30名不更事的儿童决定（这名奥克兰的教师当即遭到解雇）。

拉高学生分数还有很多更加巧妙的伎俩，比如老师只要延长考试时间即可。如果她提前——以不法手段——拿到了考卷，她大可以帮学生预习考题。若以广义的作弊概念论，她还可以进行“应试教育”，根据前几届的考试内容进行备课，尽管这不会被视为作弊，但也与测验宗旨完全背道而驰。由于测验内容均为选择题，选错答案不会扣分，教师大可以让学生在时间不够的情况下，随机勾选未答题目，可以一律选B，或B、C两项交替勾选。她甚至可能会等学生退场之后，替他们填上空白项。

作弊的教师或许会自欺欺人地认为自己是在帮学生，但事实是，她看起来对帮自己更加上心。

对芝加哥所有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有证据表明平均每年有200多个考场的教师存在作弊行为，即总数的5%。这只是保守估计，因为该算法只能识别出情形最恶劣的作弊行为——教师蓄意修改学生答案——而无法查出很多更加隐蔽的教师作弊行为。在近日一项针对北卡罗来纳州教师的调查中，约有35%的受访者称曾目击到同事有某种作弊行为，包括延长考试时间、暗示正确答案或亲手修改学生答案。

作弊现象不是随机发生的，班级成绩倒数的教师最有可能作弊。

体育比赛与作弊如影随形。如奥运会短跑和举重选手、环法自行车选手、橄榄球线卫及棒球强击手。有证据表明，只要能在比赛中占据上风，他们愿意服用任何药片或药粉。

正如棒球运动员马克·格雷斯所言，“没有作弊，就意味着没有努力。”

迄今为止，尚无日本相扑力士因操纵比赛而遭到纪律处分，日本相扑协会官员驳回了所有此类指控，斥之为满腹怨气的退役力士捏造出来的无稽之谈。实际上，只要是将“相扑”和“操纵”二词放在一个句子里说出口，就会造成日本举国震怒。质疑一项国技的名声，常常会激起民众的抵触情绪。

数据显示，一旦有操纵比赛的指控出现，在相扑大会收官日，7胜7负的力士对阵8胜6负的力士，胜率仅为50%，而非这种情况下通常会出现的80%。无论如何，对数据进行取样，结果最终都难免指出一点：很难说相扑比赛没有被操纵。

我们所听说的骗局被拆穿的案例只是沧海一粟。多数侵占公款之徒不为人知，理论上仍然过着逍遥自在的生活，因为盗用公司财产的员工很少被发现。

大量的心理学及经济学研究表明，对同一种商品，若出售者不同，人们愿意支付的价格也有所差异。经济学家理查德·塞勒在其1985年的研究《沙滩上的啤酒》中证明，同样一瓶啤酒，若是在度假酒店内出售，口渴的日光浴游客愿意支付2.65美元，而若是在一家破破烂烂的杂货店出售，他们只愿意支付1.50美元。

保罗·费尔德曼用极其简单的推销手段拉拢客户：每天一早，他会将百吉饼和一个投币篮放在各家公司的餐室，然后中午再回来收走钱和剩余的百吉饼。

他每年送7000次钱箱到各个公司，平均只被偷过一次。这是一项很耐人寻味的数据：同一群人，每天偷走他10%的百吉饼，却几乎从未堕落到偷钱箱的地步。

小办公室比大办公室更守信用。只有几十名员工的办公室付款率要比几百人的办公室高出3%~5%。

农村地区的人均街头犯罪率远低于城市，主要原因是农村地区的罪犯被发现（进而被抓获）的概率更高。此外，在规模较小的社群，预防犯罪的社会因素更加强大，其中一大因素就是羞耻心。

反常的好天气能提高人们的付款率；而与之相对，遇到反常的寒冷天气，则会出现大量未付款的现象。

费尔德曼逐渐相信，工作士气是一大因素——如员工爱戴自己的老板、热爱本职工作，这样的办公室更加守信。他同时还相信，在公司内地位较高的员工欺诈率要高于底层员工。

三K党还是一门狡猾的敛财生意，至少机构内的上层人员是可以坐收渔利的。三K党头目有着滚滚财源：数千名缴纳会费的普通成员、雇用三K党吓退工会或缴纳保护费的企业老板、募集巨额捐款的三K党集会，甚至还有偶一为之的军火走私和私酒贩运生意。

三K党——同政客、房地产中介或股票经纪人一样——这样的组织，权力主要源自信息的积累。一旦这些信息落入敌方之手，其优势便会丧失殆尽。

以车龄一天的汽车为例，新车有主的当天是这辆车一生中最糟糕的一天，因为它在顷刻间贬值了1/4。一辆车刚入手就想卖掉，唯一可能的合理原因就是车主发现这辆车是次品。

医生和汽车导购、殡仪员或共同基金经理一样，也有假公济私的企图：“假设你是一名心脏病科医师，当地的内科医师乔·史密斯把病人转诊给你，如果你告诉这些病人他们不需要做手术，过不了多久，乔·史密斯就不会把病人转给你了。”

中介不可能直接地骂你白痴，所以只是间接地指出这一点，她或许会告诉你同一街区有座房子更大、更漂亮，年头也没这么久，但6个月都没卖出去，这就是中介的主要武器：化信息为恐惧。

2001年在斯坦福大学教书的法学教授约翰·多诺霍回忆道，“卖方中介不厌其烦地跟我说，这笔买卖多么划算，因为房价马上就要大涨了。我刚签了购房合同，他就问我卖斯坦福的旧房子要不要中介，我告诉他，我准备不请中介自己卖，他回答说：‘约翰，这在正常情况下或许行得通，但现在房市不景气，你肯定需要中介帮忙。’”

不到5分钟，房价大涨就变成了房市不景气。你看，为了招揽生意，中介是可以多么得信口雌黄。

“保养良好”意指，这栋房子年头已久，但还没到摇摇欲坠的程度。

房地产中介私有房产的售价仍然高于客户所有的同类房产，但由于房地产网站的不断涌现，二者之间的差价缩减了1/3。

在婚恋网站上无人问津的原因多种多样，但不公布照片或许是最确凿无疑的一个。

想要佳人有约确实是一桩难事。发布广告的男性用户中，有56%的人从未收到过电子邮件，女性则有21%无人问津。

声称不介意种族的白人男性，有90%的询问邮件都发给了白人女性；而声称不介意种族的白人女性，有97%的询问邮件都发给了白人男性。

同是仪表堂堂、收入颇丰、高学历，亚裔男性所收到的白人女性发来的邮件数量还不及白人男性的25%。

更有可能的是，他们声称不介意种族是否只是为了在人前——尤其是在同种族的潜在约会对象面前——展示出开明的形象。

往往，我们公开宣称的信息和我们心知肚明的真实信息之间有着巨大的鸿沟。

1990年，白人至上主义者戴维·杜克参加了美国参议院选举，最终得票数比选举前的民意调查高出了将近20%，说明路易斯安那州有数千选民偏爱有种族主义倾向的候选人，但却不愿承认。

丁金斯以区区几个百分点险胜。虽然丁金斯顺利当选纽约市首位黑人市长，但他微弱的领先优势却出人意料，因为选举前的民意调查显示，丁金斯领先近15%。

传统观念往往是由捏造信息、自身利益和方便之词共同构成的。

如果你在毒品交易泛滥的贫民区转一转，就会注意到：多数毒贩不仅还住在贫民区，而且还和自己母亲同住。

“外面可是开打了，哥们儿，”一名毒贩告诉他，“我是说，人们天天想着法儿保命，所以你知道，我们也只能这么干。我们没有别的法子，要是为了这个丢了小命，那也去他的，这儿的黑鬼要养家糊口就得豁出去。”

黑帮分子常说贩毒毫无害处——他们甚至夸口说贩毒让黑人的钱留在黑人手中。

该帮派是如何运作的？实际上，它和多数美国企业大同小异，但与之最为雷同的当属麦当劳。实际上，如果将麦当劳和“黑色门徒”的组织结构图并排放在一起，你根本很难区别开来。

文卡特斯打入的帮派只是一个分支，隶属于“黑色门徒”，该组织共有约100个分支——实质相当于连锁店。J.T.须将近两成收入上交给董事会，以获得在指定的12个街区贩卖毒品的许可，剩余的收入则由他自由支配。

J.T.月收入8500美元，合计年收入就是100000美元左右——当然无须纳税，还不包括他中饱私囊的各种账外收入。20名顶层头目年收入约为500000美元。（但通常情况下，其中总有1/3会锒铛入狱，这是在非法行当里身居要位的一大缺点。）

位于“黑色门徒”金字塔塔尖的这120人收入颇丰，但位于其下的是一座异常庞大的金字塔。按J.T.的连锁店——3名长官和约50名步兵——计算，这120名头目约有5300名手下为他们卖命。除此之外，还有20000名无偿效劳的普通成员。

J.T.的时薪为66美元，而他的3名长官月薪分别为700美元，折合时薪为7美元。步兵的时薪为3.30美元，还不及法定底薪标准。

除了帮派大佬，毒贩的收入并不高，他们别无选择，只能跟自己母亲同住。每名高收入头目手下都有数百人只能勉强糊口，“黑色门徒”的120名头目只占帮派正式成员总人数的2.2%，却拿走了帮派半数以上的收入。

一个贩毒团伙的头目告诉文卡特斯，以他的收入，给手下步兵涨工资绰绰有余，但这么做却并不明智。“你手下这些黑鬼个个都想抢你的位子，懂吗？”他说，“所以你要知道，你要给他们甜头，但也得让他们明白你才是老大。什么好处你都得是头一个，否则你就没了老大的架子，你要是认亏，他们会觉得你软弱无能。”

我们得以计算出J.T.帮派在这4年间的不良事件指数。结果非常不乐观，假如这4年里，你也是J.T.帮派的一员，在此期间你会有如下遭遇：被捕次数5.9非致命伤或受伤次数2.4（不包括因违规行为被帮派惩罚而导致的受伤）被杀概率1/4

将毒贩的被杀率与得克萨斯州死囚的死亡率做一下比较：该州是美国死刑执行数量最高的州，2003年，得克萨斯州处死了24名死囚——而当时该州共有近500名在押死囚，死刑执行率仅为5%。也就是说，芝加哥贫民区贩毒被杀的概率要高过得克萨斯州死囚区服刑人员的死亡率。

如果说贩毒是美国最高危的职业，而且时薪只有区区3.30美元，究竟为什么还有人愿意从事这个行当？实际上，和威斯康星州有几分姿色的农场女闯荡好莱坞的理由一样，和高中的橄榄球四分卫每天凌晨5点就起床练举重的理由一样。他们都削尖脑袋想在竞争激烈的行业里出人头地，一旦脱颖而出，他们便能一夜暴富（姑且不说随之而来的荣誉和权力）。

对于在芝加哥南区贫民区长大的儿童来说，贩毒似乎是一个光鲜的职业，在他们多数人看来，帮派首领这个位子——名利双收——多半就是他们所能企及的最好工作。假如成长环境不同，他们或许也会想成为经济学家或作家，但在J.T.帮派盘踞的小区，想谋得体面的合法工作，几乎毫无门路。

在文卡特斯混迹于J.T.帮派的几年间，步兵经常托他帮忙找一份他们眼中的“理想工作”：在芝加哥大学做看门人。

为何妓女常常比建筑师挣得多。这个现象乍看之下似乎并不正常，建筑师行业对技术（按该词的常用义解）和教育水平（同样按该词的常用义解）的要求更高，但没有哪个小姑娘会梦想着长大成为妓女，所以妓女苗子的供应量相对较少。

虽然J.T.肯定有监控手下步兵的销售业绩，但真正重要的却是他们的人格号召力——这一点对他们比对棒球游击手要重要。

J.T.要开战呢？实际上，挑起战争的并不是他，而是他手下的步兵。事实证明，贩毒团伙头目对手下的控制力并不尽人意，这是因为他们受不同的利益驱使。

对于J.T.来说，暴力事件影响手头的生意，他倒是希望自己的手下一枪不发。但对于步兵来说，暴力却有其用处：步兵脱颖而出——并在这种锦标赛上晋级——的少数几种途径之一就是证明其能拼能杀的气概。步兵追求的目标就是为自己打响名头，而J.T.的目标实际上却是阻止他们的这种行为。

“我们想告诉这些小孩儿，他们加入的是个正经的组织，”他曾对文卡特斯说，“不能整天打打杀杀的，他们看了那些电影还有别的乱七八糟的东西，以为黑帮就是到处惹事，但不是这样的。你得学着按组织规矩来，不能整天打来打去，这影响生意。”

“这些寄生虫贪得无厌，给他们多少食物都不满足。”面对由于其夫执政不力而导致的罗马尼亚食物短缺，民怨四起的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尼古拉·齐奥塞斯库说道。

在苏联解体前后的几年中，许多共产党领袖纷纷被推翻，而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是唯一一个落得惨死下场的人。但请注意，让他突然垮台的主力军是罗马尼亚的年轻人——若非他颁布了堕胎禁令，这些年轻人有不少根本没机会降生。

一旦某个名字在高收入群体——高学历父母——当中普及开来，这一名字所流行的社会经济阶层就会逐渐下移。

随着某个上层名字为大众所采纳，上层阶级的父母开始弃之不用。最终，它成了烂大街的名字，连下层阶级的父母也看不上眼，这个名字就此被束之高阁。而与此同时，下层阶级的父母则开始寻找下一个上层阶级父母看上的名字。

绝大多数父母会通过取名来表达望子成龙的殷念。尽管名字不会起到一丝一毫的作用，但父母至少可以心安理得地觉得自己从一开始就尽了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