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ng leader for a day
帮派老大有着一份艰难的工作:激励年轻人在低工资和升迁的可能性极小的情况下甘冒出售毒品的风险。
他们似乎对回答我的问题不感兴趣,而更愿意自顾聊着性、权力和金钱。
许多帮派的高层都愿意和平地互动,因为他们经常要一起做生意——而十几岁的孩子们或“下级们”则不同,他说:“他们大多只会彼此打得屁滚尿流。”
他的帮派并不经营妓院生意。他解释说,绝大部分的帮派不掺和,是因为没什么大钱可以赚。妓女们很难管理,并且会牵扯大量的精力:她们总是挨揍并且被逮捕,这意味着长期没有收入。他们要供给她们吃穿,而那些嗑药的人更是出了名地无法预料。她们还总是会偷钱。
我与黑暗之王的互动一直受到很大的限制。我所一直采取的那种俯视的优越视角,实际上是一种校正过的观点。
“好吧,看,一个市参议员可以让我们免于麻烦。”笑着说,“一个市参议员可以调开警察,他可以确保居民们不至于太讨厌我们。比如说我们需要在公园里贩毒,市参议员可以确保条子们不会前来。而他们从我们这里所要的惟一的东西就是捐款——一万块就可以买到一年的市参议员。”
奥特里告诉我他从做皮条客的年月里得到的经验。这包括“永远不要和你手下的女人睡觉”,“要让她们一直借钱,因为如果她们欠你的,你就有权力了”,还有“要是你真的跟她们睡了,永远,永远,永远要戴安全套,哪怕你在握手的时候,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她们去过哪里。”
我已经开始打高尔夫球,以便和威尔森这位高尔夫球痴在一起待得更久。
“现在,在帮助女人的时候,要小心。她们会利用你,你不知道深浅。”
他们通常派出一位年轻女性去曲意逢迎对头帮派的成员,以获得足够的信息来筹划一次突然袭击。
尽管几乎每一个我访问的非法商贩都告诉我,他希望找到一份合法工作以及更好一点的生活,我却很少看到有谁逃离了这种非法商贩的生活,除非死去或者进监狱。
当她们在讨论使用身体来获取这些必需品时,表情痛苦。很明显,这不是她们的最优先、甚至也不会是第一百种选择。
“当这些男人们开始喝酒,你就不能跟他们说话了。你只需要保护自己——而且别忘了,他们还会打孩子。”
在“排骨佬”的账本中,最让人惊讶的事实,是那些做着最脏,也最危险的工作——在街头出售毒品——的年轻成员,所拿到的不可思议的低工资。
要侵吞一块已经确立了帮派结构的地盘几乎不太可能,除非领导人死去或者进了监狱。
到1940年代为止,公园周围的街区里大部分都还是爱尔兰人,但是当黑人家庭开始在附近置屋买房的时候,大部分的白人家庭就都搬走了。
入口通道弥漫着酒精、煤烟和小便的味道。
“我不是个黑人。”他回答说,“我也不是非裔美国人。我是一个黑鬼。”
“黑鬼就是住在这栋楼里的人,”他最后说,“非裔美国人住在郊区。非裔美国人打着领带去上班。黑鬼们找不到工作。”
他们似乎对回答我的问题不感兴趣,而更愿意自顾聊着*、权力和金钱。
最引人瞩目的是,执法部门认为罗伯特·泰勒过于危险,不适合巡逻。警方不愿意提供保护,除非租户们能遏制他们的犯罪行为——并且在警察出现的时候,不再投掷瓶子或是向窗外开枪。
令人震惊的是,罗伯特·泰勒居然有百分之九十的成年人说,福利——包括现金的分发、食品券,以及医疗补助——是他们惟一的收入来源,而且甚至到了1990年代,这一比例也未降低。
许多帮派的高层都愿意和平地互动,因为他们经常要一起做生意——而十几岁的孩子们或“下级们”则不同,他说:“他们大多只会彼此打得屁滚尿流。”
“你有芝加哥住宅局,有房东,但是我们还要确保人们听话,”我们在步行的时候,他解释说,“我们不能让黑鬼们的无端行径把这个地方变得疯狂。因为这会招来警察,而消费者也不会再来,那我们就无钱可赚了。就是这么简单。”
允许他的马仔们监管楼梯间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功能:这可以让他发现他的帮派中哪一个低级成员显示出了晋升的潜能。“格雷普可以把那个人送到诊所,也可以在楼外待着,随便他的生死,”说,“这由他决定。我尽量不干涉,除非他搞砸了,把条子招来,或者把艾斯里女士惹怒了。”
在我与和他楼里其他人的简短接触中,已经见识到了在他们的丰富思想与我所读过的社会学研究中对他们的诋毁性刻画之间的差别,并为之而感到沮丧。
我也想知道我怎样才可以更直接地报答他们。由于我当时还在靠学生贷款度日,所以我几乎没有任何办法可想。
我在“画廊”最早熟悉的人中,有一个叫做克莱瑞莎(Clarisse)的女人,她三十多岁,但是看起来相当衰老。她的皮肤粗糙,淤伤遍体,但是除此之外,她是一位美丽而又有思想的女人,几乎总是带着微笑。
她自称是“男人杀手克莱瑞莎”,她的解释是,“我的床上功夫能干掉他们”。
他的帮派并不经营妓院生意。他解释说,绝大部分的帮派不掺和,是因为没什么大钱可以赚。妓女们很难管理,并且会牵扯大量的精力:她们总是挨揍并且被逮捕,这意味着长期没有收入。他们要供给她们吃穿,而那些嗑药的人更是出了名地无法预料。她们还总是会偷钱。
我渴望如此靠近暴力,靠近一种我知道其他的学者们无法见到的文化。
我与黑暗之王的互动一直受到很大的限制。我所一直采取的那种俯视的优越视角,实际上是一种校正过的观点。
在这座城市中靠出售快克获利的黑暗之王帮派大约有两百个,他的帮派只是其中之一。
“这样说吧,素德,假设你只赚了一百块,”他解释说,“你大概不会为此头疼。你不必担心黑鬼们偷你的。在商店里,你不必担心他们问你从哪里得到的钱。但是假设现在你有了一千块,那你就不能四处带着它了,而且你是个街头的黑鬼,所以你没有银行户头。你需要把它存在某个地方。所以你就开始需要费脑筋了。”
假设你有了五十万或者一百万,或者更多,这就是那些在我之上的黑鬼们所担心的。他们需要找到方法来洗钱,他们可能将其藏在某位朋友的生意之中。他们可能会让他们的姐妹来开个银行户头。也可能会让他们的教堂收取一份捐赠。他们必须不断地考虑这笔钱:把它藏好,用以投资,避开其他的黑鬼。
“好吧,看,一个市参议员可以让我们免于麻烦。”笑着说,“一个市参议员可以调开警察,他可以确保居民们不至于太讨厌我们。比如说我们需要在公园里贩毒,市参议员可以确保条子们不会前来。而他们从我们这里所要的惟一的东西就是捐款——一万块就可以买到一年的市参议员。正如我一直告诉你的,我们的组织是帮助我们的社区的,所以我们要努力参与到时局之中。”
黑暗之王除了与众多市参议员有关系之外,还与几个社区组织(CBO)有关。这些团体中有许多是在1960年代由联邦基金建立的,致力于为街区提供就业和住宅,努力运用体育活动让儿童们离开街角,另外,在一些地区,比如南部,甚至在两个交战的帮派之间订立停战协定。
挨家挨户的拉票只是帮派政治化策略的一部分。
“合法的”形象对帮派隐秘的经济任务十分重要:如果守法公民将帮派视为在政治上的有益组织,他们就可能会更少地抱怨其毒品销售。所以除了不断命令他的成员参加这些政治活动,还捐款给那些号召帮派成员浪子回头的社会组织。我意识到,对于来说最为重要的事情,是不仅仅被人当作是犯罪分子。
麦克尔说,“我是说,你的确困顿不堪,这些黑鬼把你的生活搞得一团糟,但他们是家人。而你不能选择你的家人!”
“比方说有另外的帮派跑来并开始放枪。或者比如说有一帮黑鬼跑到楼里去,并且抢劫了许多人。谁会管这事儿?警察?他们从来不到这里来!那你就有了和黑暗之王。要是你被偷了,他们会把你的东西找回来。他们会保护你,没有黑鬼可以过来在这儿开枪。”
有些店主给女人免费的食物和日用品以换取性行为,有些居民对这类做法非常不满。“你无法禁止那类事情,它在这里是天经地义的,人们在这里就是这么做事的。”
这些地方景象惨淡:天花板上滴水,老鼠和蟑螂肆虐,厕所味道令人作呕;游戏室里只有一些破旧的棋盘类游戏,又短又粗的粉笔,还有一台旧电视。即便如此,每次我去那里,都能看到孩子们像在迪斯尼乐园那样尽情享乐。
贝利女士将我这样一个中产阶级的研究生视为有门路的人,向我讲了很多有关慈善机构和政府里有权势的人是如何制造了混乱的社区,而他们实际上可以做得更好。
奥特里告诉我他从做皮条客的年月里得到的经验。这包括“永远不要和你手下的女人睡觉”,“要让她们一直借钱,因为如果她们欠你的,你就有权力了”,还有“要是你真的跟她们睡了,永远,永远,永远要戴安全套,哪怕你在握手的时候,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她们去过哪里。”
帮派总是说那是生意,而且它就是生意。但是这里的十五岁跟任何地方的十五岁都一样,他们渴望被关注。他们在家里不受关注,所以他们反抗。
“有时候,他们会因为极愚蠢的缘由杀人,”他说,“你和我的女朋友说话了……”“你走在我地盘上的人行道上了……”“你在嘲弄地看着我——这就够了,我要杀了你!”
篮球联赛将向所有青少年开放,但是真正的目标是要吸引帮派成员。
在这个计划区内,有两千名黑鬼通过出售那种毒药来赚钱,自相残杀,也杀害每一个买它的人。
我已经开始打高尔夫球,以便和威尔森这位高尔夫球痴在一起待得更久。
他告诉我,毒品经济是“对社区有益的”,因为它可以将瘾君子的钱通过帮派的慈善活动再分配回社区。
穆切曾经在他二十多岁的时候,和当时大约五十五岁的贝利女士上过床。年轻的男性经常和老女人睡在一起,尤其是在冬天,因为不然他们可能就找不到一个温暖安全的地方过夜。还有,一个拥有租约的妇女也可以让她的小男友把毒品和钱藏在她的公寓里,或者甚至将其用为自由出售点。
如果某位成员违反了主要的帮规,喜欢当着所有成员的面来执行惩罚,这既是为了促进团结,也是为了施加威慑。比方说,如果有成员被逮住偷毒品,他就会在全体帮众面前被狠揍一顿。
强尼(Johnny)喜欢用1960和1970年代的帮派故事来招待我。在那个时候,他曾是个帮派老大。但是他强调,那个年代的帮派完全不同。他们都是政治组织,他说,他们会反击警察的骚扰,并且会挺身而出,为社区争取公平的城市服务的机会。在他看来,今天的帮派绝大多数都是赚钱的组织,根本不明白,也无法为芝加哥的贫困黑人群体服务。
他的街头交易员总是会遭到逮捕。从法律的角度看,这最多不过是件麻烦事;然而,从生意的角度来看,这给的收入流动带来了惨重损失。如果一个销售员入狱了,有时要送一笔钱给他的家庭,但他还会担心这名交易员可能会决定向警方提供证词,以换取减刑。如果销售员由于职责所系而被杀,会更为慷慨。他几乎总是会付给他们的家庭一大笔安家费。
在与各个销售主管见面的时候,他会以一组标准的问题来提问:你丢掉过任何一位常客吗?(换句话说,消费者。)有人抱怨吗?(关于海洛因的质量。)你听说过有人离开你去找别人吗?(消费者从别的销售员那里买海洛因。)有人盯着你吗?(警察或者租户领袖们。)有新的混混在附近转悠吗?(无家可归者或者街头小贩。)你见到过什么黑鬼过来吗?(敌对帮派的。)
如果有消息传出,说黑暗之王在出售劣等产品,他们的顾客就会去另寻卖家。
“所以早期教育——把他们留在校内——就是关键。还有……”
贝利女士打断了我。“要是你的全家都在挨饿,而我告诉你我要给你赚钱的机会,你会怎么做?”
“去赚钱。我必须要帮助我的家庭。”
“但是学校怎么办?”她说道。
“你可爱,你年轻,你相貌英俊,这里的女人们都会利用你的,”她说,“在帮助她们的时候,小心点。”
“现在,在帮助女人的时候,要小心。她们会利用你,你不知道深浅。”
他们从帮派那里得到了报酬——以换取他们默许或者允许帮派在他们的公寓里隐藏毒品、现金,或者武器。对于一个贫困的家庭来说,很难拒绝帮派的金钱。
我有时候会面临着为帮派和他们的暴力行为辩护的情形,或者是把计划区里的状况浪漫化的情形。
他们通常派出一位年轻女性去曲意逢迎对头帮派的成员,以获得足够的信息来筹划一次突然袭击。
我得知绝大部分男人的赚钱工作是手工劳动:在一处停车场修理汽车,每月可以赚到五百块,或者在当地的学校打扫卫生,一个月也大约可以赚到三百块。不过,收入最差的工作也经常需要最长的工作时间:收集废旧金属或者铝(一个月一百块),或者出售偷来的衣服或香烟(大约一个月七十五块)。
尽管几乎每一个我访问的非法商贩都告诉我,他希望找到一份合法工作以及更好一点的生活,我却很少看到有谁逃离了这种非法商贩的生活,除非死去或者进监狱。
“是的,而且如果你必须要和城里的某个黑鬼睡觉,你就必须去做,”凯莎说,“因为如果你不做,他们就会让你的孩子流浪街头。”
“你知道吗,有一次我不得不让她跟我的男人睡觉,以免被踢出这栋楼。”莎泰尔(Chantelle)说。
妇女们有关生存技巧的列表大大超过了十条。在你的公寓里存着香烟,以便有东西坏掉的时候,可以给擅居者作为修理费用。让你的孩子在楼梯间小便,以避免让吸毒者们夜间在那里聚集。让帮派们付钱以在你的公寓里藏毒品和现金(她们一致同意,遭逮捕的危险很小)。然后就是所有用性来交换的资源:从杂货店老板那里来的日用品,住宅局那里取消租金,来自福利局的帮助,警官对服刑亲人的优先对待。
妇女们对于把性当作现金使用的解释一致而又实际:要是你的孩子陷入了饥饿的危险,那你就会做任何可以解决问题的事情。当她们在讨论使用身体来获取这些必需品时,表情痛苦。很明显,这不是她们的最优先、甚至也不会是第一百种选择。
“永远要认识在医院里的人,”泰娜脱口而出,“永远要有可以打电话过去的人,因为救护车永远不会来。而且当你到达那里的时候,你需要给某人塞钱,不然你就得永远排队!”
“当这些男人们开始喝酒,你就不能跟他们说话了。你只需要保护自己——而且别忘了,他们还会打孩子。”
“你要明白,在这些计划区里有两种帮派,”他说,“警察也是一种帮派,不过他们是真有权力。我是说,这些黑鬼们带着钱和车四处乱撞,但是条子们任何时候都可以把他们从街上清理掉。”
“我不想让你担心,而且你也没犯什么错误,”他说,“但是你需要做我所做的事情。永远,永远,永远不要招惹警察。”
在“排骨佬”的账本中,最让人惊讶的事实,是那些做着最脏,也最危险的工作——在街头出售毒品——的年轻成员,所拿到的不可思议的低工资。根据“排骨佬”的记录,他们勉强可以赚到最低的薪水。由于他们需要自摆排场,再加上同侪们在时髦衣服和车子上的花费的压力,所以除非这些年轻成员能够克服困难,被升迁到高级阶层,否则他们的工资几乎不可能够用。
即便是普雷斯和“排骨佬”,每年也只能赚三万块。现在我明白为什么有些年轻的黑暗之王成员,会通过在麦当劳或者洗车行的合法工作来赚外快了。
帮派老大有着一份艰难的工作:激励年轻人在低工资和升迁的可能性极小的情况下甘冒出售毒品的风险。
在罗伯特·泰勒之家,黑暗之王对情况极为熟悉,而且毒品交易的规模让事业看起来诱人地兴盛。在这里激励他的团队是一回事,而在一个不同的街区白手起家就要难得多了。
要侵吞一块已经确立了帮派结构的地盘几乎不太可能,除非领导人死去或者进了监狱。
“排骨佬”喃喃地说监狱可能实际上会是他最好的选择,因为任何逃脱逮捕太久的人都会被怀疑是内奸,并会在街头遇到真正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