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真相时代
温斯顿·丘吉尔认为：“成功是不丧失热情地从失败走向失败。”
从生物学上说，快乐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机制，是为了劝说我们追求对进化有用的目标，比如食物和性。
真相具有许多形式，有经验的沟通者可以利用这种多面性影响我们对于现实的印象。
作为秘鲁和玻利维亚的主食之一，它对当地人来说的确更贵了。这些国家的藜麦消费量的确下降了。唯一不正确的就是结论，即西方的健康饮食者通过剥夺秘鲁和玻利维亚穷人的传统食物伤害了他们。
在这个缺少合适背景的故事中，一组片面事实和受到误解的数字被编织在一起，改变了人们对某种食物的喜好和食用它的道德意义。
各行各业有经验的沟通者会通过片面的事实、数字、故事、背景、吸引力和道德呈现某种世界观，从而影响现实。
互联网拓宽了全球知识的传播范围。互联网加速了错误信息和仇恨的传播。两句话都是正确的。不过，对于从未听说过互联网的人来说，这两句话给他的印象是完全不同的。
每个新手辩论者和犯错误的小学生都知道如何挑选最有利于自己的真相。
许多时候，你可以通过许多方式描述一个人、一起事件、一件事物或者一项政策，这些描述可能具有同等的真实性。我将它们称为“竞争性真相”（competingtruth）。
他将一组关于藜麦的思想和信念埋藏在了你的内心深处。这种思维模式可能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持续影响你的购买行为、语言和饮食。
思维模式是指我们关于自己和周围世界的一组信念、思想和意见。我们的思维模式决定了我们对于事物的看法以及我们选择的行为。
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的许多思想和行为是由我们听到和读到的竞争性真相决定的。
尽管乔治六世的关注范围很小，而且明显忽略了一些事实，但是很少有人会说他对局面做出了错误解读。他说出了一组精心选择的事实，以便稳定帝国，让人民为战争做好准备。更多的信息不会使演讲变得更加真实，只会冲淡中心思想。
负责任的营销人员向不同消费群体传达不同信息，强调与每个群体最为相关的产品利益。
多年来，高露洁的广告一直宣称“超过80%的牙医推荐高露洁”。消费者自然认为，这种说法背后的调查数据衡量的是在所有牙膏品牌中将高露洁排在首位的牙医比例。实际上，牙医被要求推荐的品牌数量没有限制，大多数牙医推荐了多种品牌，而某个竞争对手的品牌被推荐的次数几乎和高露洁一样多。
高露洁的口号最终被广告标准管理局禁止——尽管它是真实的。
报纸用吸引眼球的标题歪曲真相，然后在阅读率较低的正文部分介绍事实。
误导者（misleader）：故意用竞争性真相营造他们知道不正确的现实印象。
英国广播公司播音员埃文·戴维斯（EvanDavis）采访过许多误导者，他指出：“事实上，说谎常常是没有必要的。你可以在不使用任何谎言的情况下完成许多有效的欺骗。”
伏尔泰说过：“一些真相既不适用于所有人，也不适用于所有时代。”
要想很好地理解事物和事件，背景是至关重要的，但是背景可以有截然不同的描述方式。
奥威尔的主角温斯顿·史密斯很想对抗政府的谎言，他对自己说：“世界上有真相，也有谎言。如果你坚持真相，即使全世界都在反对你，你也没有发疯。”
真相是散落成无数碎片的镜子，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看到的一小片是完整的真相。——理查德·伯顿（RichardBurton）《哈吉·阿卜杜·埃尔-叶兹迪的卡西达》
问题是，没有人真正拥有整个画面。生活是极为复杂的，你不可能看到整个画面。
证实性偏差是普遍存在的。我们会下意识地滤除与我们的想法存在冲突的思想或数据。因此，我们很容易对非常重要的问题做出极具选择性的描绘。在许多问题上，我们只能听到很小的一部分竞争性真相。
对于所有人来说，忽略是一个很自然的策略。
主题越复杂，忽略不利真相的机会就越大——因为其他方面可以说的事情太多了！
人们常常通过忽略来隐藏重要真相和歪曲现实。
食品包装会大肆宣扬健康的原料，同时将不健康的成分以小号字印在背面。
面对令人不快的真相，他们不是忽略它们，而是将其淹没在其他大量真相之中。
有人用贝尔波廷格的计算机删除了其客户在维基页面上的负面内容。
一家以影响现实著称的事务所最终却无法挽救自己的名声。这件事对其他误导者的教训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你一定要混淆视听，请对你引入的无关真相进行仔细选择——它们可能会对你造成伤害。
误导者可以通过混淆将坏消息淹没在其他真相的海洋之中，也可以通过关联使人们觉得两个或更多无关真相之间存在联系。
我们应该对政客、评论家和社会活动家保持警惕，因为他们一定会呈现出最适合自己的局部，而不是向我们展示整个画面。
谁控制了过去，谁就控制了未来。谁控制了现在，谁就控制了过去。——乔治·奥威尔，《1984》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德国是可口可乐最成功的海外市场。不过，当战争导致贸易禁运时，德国的可口可乐分支机构无法进口制造可口可乐所必需的原料。所以，他们开始用乳清和苹果纤维等食品边角料开发替代性含糖饮料。芬达这个名字来自德语中表示想象的Fantasie一词。
对历史的忽略在学校教科书中得到了广泛的使用，决定国家课程的公务员和政客选择忽略国家历史中比较尴尬和耻辱的部分。
遗漏并不是撒谎。不过，以色列教材对巴勒斯坦浩劫的忽略对于以色列阿拉伯群体具有深远影响，而且会影响以色列年轻犹太人对于历史真相的认识。
误导者可以通过忽略过去的罪恶回避批评，也可以通过忽略和淡化对手的成功来削弱对手。
如果忽略是操纵历史真相最简单的形式，那么偏差选择可能就是最常见的形式了。我们每个人天生就具有这项技能。
要想打造未来，请回顾过去
爱立信在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被逐出俄罗斯，其圣彼得堡工厂也在没有补偿的情况下被国有化
美国担心遇到另一个越南，陷入另一个泥潭，遭受另一次惨败。不过，它不得不经常寻找其他与越南类似的地区，占领这些地区并且干净彻底地取胜。美国一次又一次地寻求这种补偿性胜利，比如最近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胜利。越南像哈姆雷特的鬼魂一样，久久萦绕在美国人心头。
在英国，敦刻尔克被视作一种胜利，尽管英国军队在法国战役中完全失败了。英国选择纪念一个可能被其他国家遗忘的事件。它通过这种方式影响了英国文化。
历史小说家希拉里·曼特尔（HilaryMantel）评论道：“我们从过去寻找我们的部落和民族的起源传说，将它们建立在光荣或痛苦的基础上。我们很少将其建立在冰冷的事实基础上。”
我们是由历史塑造的。”马丁·路德·金说。所以，在乔治·奥威尔的《1984》中，大洋国的官员为改写历史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我们的所有行为至少部分来自我们对于过去的理解。
对于黄疸病人来说，蜂蜜似乎是苦的。对于被疯狗咬过的人来说，水是恐怖的。——马可·奥勒留（MarcusAurelius），《沉思录》
背景会极大地影响我们对现实的印象。在我合作过的公司中，一些公司对于几百万美元的年亏损感到十分庆幸，因为他们之前的情况要糟糕得多。
物体并不仅仅是物体——它拥有背景，这影响了我们对它的看法。
人们普遍相信，德·霍利的许多作品目前仍然在世界各地的美术馆展出，而且被误认为出自更加著名的艺术家的手笔。
德·霍利曾说过：“如果我的作品在博物馆悬挂足够长的时间，它就会变成真品。”
原作的巨大价值不在于它的物理实体本身，而是在于它的背景——它的来源、故事、品牌、稀缺性、独特性。它的帆布和颜料最多值几千美元，它的背景价值则超过了1.79亿美元。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艺术市场的各个角落出现了伪造德·霍利的作品。德·霍利的名字已经成了足够有名的背景，这使它获得了伪造的价值。
有天赋的演讲者有时可以通过设置背景提前决定人们对于一个问题的反应，从而赢得辩论。
有时，我们甚至很难听到与我们当前框架不符的信息。
我们可能并没有意识到影响我们思想和行为的框架。它们是我们思维模式的一部分，是通过多年的信息输入和生活经历形成的。一些人将其称为世界观。
遗憾的是，为了误导听众，许多职业沟通者会故意操纵或忽略背景。
政客喜欢对于反对者的文字断章取义，以曲解反对者的立场，更好地反驳对方。这有时被称为“稻草人辩论术”：政客首先树立稻草人——对于对方观点的故意曲解——然后将其击倒。
我们喜欢如今的碎片化信息。长篇报道已经让位于新闻滚动条和推特消息。过去，政客的演讲可以得到全文报道。现在，晚间新闻对其进行10秒钟的报道已经是他的幸运了。
总是应该检查背景！将最有用的背景作为框架，以支撑你的论点。通过改变背景改变对于事物、人和问题的态度。
当心……在不理解完整背景的情况下分享劲爆新闻的误传者。故意略去重要背景，尤其是引用他人话语的误导者。
只要拷问数字，它们就会承认任何罪名。——格雷格·伊斯特布鲁克（GreggEasterbrook）
已经去世的数字土著的平均死亡年龄小于非数字土著。这一定是真的，因为所有在互联网普及时代出生的人全都低于25岁。这并不意味着数字土著的身份对健康有害。
瑞典的强奸率据说排在全球第二位，每年每10万居民中有60起案件报告（印度的强奸率是十万分之二）。不过，这不仅说明瑞典性犯罪的报告率较高，而且体现了更加宽泛的强奸定义。
奥巴马曾说过，在美国，浴缸导致的死亡人数超过了恐怖袭击。
2013年，464名美国人在浴缸中溺死，1810名美国人在天然水域溺死，903人在床上意外窒息或者被勒死，超过3万人摔死。同年，只有3个美国人在波士顿马拉松期间死于恐怖袭击——还不到浴缸死亡人数的1/100。
0.7%的国民总收入似乎是一种无害的承诺。实际上，这相当于2016年的136亿英镑（180亿美元）。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它比英国政府对于大学的投入还要多，也比政府对警察的投入还要多。
政客、营销人员和新闻工作者似乎觉得基本数字给我们带来的麻烦还不够多，因此他们常常使数字看上去变得更大或更小。
为了削弱政府支出给人带来的印象，政客们喜欢用每日成本代替每年成本，甚至使用每个纳税人或公民的成本。
一位精通数学的社会活动家宣称：“如果让每个美国人免费读4年大学，纳税人每天只需要花费70美分。”
一件事物的成本是它的美元、欧元或英镑价格。对于这个成本的任何改写都是竞争性真相，很可能是为了服务于某个特殊目的。
有一个数字决定了英国脱欧公投。这个数字是：“英国每周向欧盟提供3.5亿英镑。”
2011年1月，美国企业可以庆祝股市两年间的增长，因为标普500自2009年1月起上升了36%。他们也可以哀叹股市3年间的下跌，因为标普500同2008年1月相比下降了10%。
在图表上，误导者可以改变图像的标度，或者使用不是从0开始的轴线，从而改变真相。
当你在有利的轴线上描绘数据时，下降趋势可以显得很平坦，不明显的增长也可以显得很突出。
苹果总裁蒂姆·库克（TimCook）2013年展示了“苹果手机累计销售”图表，从而隐藏了两个季度的销售下降。
有人注意到，海滨度假区销售的冰激凌越多，溺水的人似乎就越多。这并不意味着冰激凌会导致致命的痉挛。当天气暖和时，人们喜欢吃冰激凌。当天气较好时，人们还喜欢游泳。冰激凌消费和溺水事件的增长没有因果关系，二者都是由第三个因素导致的。
常言道：“世界上有三种谎言，谎言、该死的谎言、统计学。”
当一个头发长度超过平均值的男人走进酒吧时，酒吧里的头发长度平均值却下降了。
但它体现了一个被称为“辛普森悖论”的统计学问题。
酒吧里男性子群体的头发长度平均值增加了，女性子群体的平均值保持不变，总体平均值出现了下降。
辛普森悖论的关键是识别群体和子群体的差异。
当科罗拉多的摩托车手摔断一条腿时，这对他是坏消息，但对国内生产总值却是好消息：他或他的保险商需要为救护车、医学治疗、医院床位、物理治疗甚至律师和新的摩托车付款。他的不幸意味着经济活动的增长，这将提高国内生产总值。
如果汽车制造商发明了一款价格更低、更加高效的汽车，汽车和燃料支出可能都会下降，导致国内生产总值下降。
国内生产总值上升”的真相可能会和“许多人健康和快乐水平下降”的竞争性真相同时存在。
1968年，罗伯特·F.肯尼迪（RobertF.Kennedy）在谈到与之关系密切的国民生产总值时说：“它既不能测量我们的头脑，也不能测量我们的勇气；既不能测量我们的智慧，也不能测量我们的学问；既不能测量我们的热情，也不能测量我们对国家的热爱。简而言之，它什么都能测量，就是不能测量使生活有价值的事物。”
如果你天真地相信某个党派组织公布的数字，那么你上当也是应该的。
确保你使用的是最贴切的单位，你所对比的事物处于同一级别。
将数字放在背景中，将它们与其他相关数字进行比较，以显示它们的真实大小。
让事实见鬼去吧！我们需要故事！——肯·凯西（KenKesey）
故事的问题在于，它们具有高度选择性。坦率地说，故事无法给出完整的画面。它们是片面真相。
公司起源故事是团结员工和吸引顾客的常见手段。
对任何组织来说，逸事都是一个强大的工具。它们是关于某些人物或事件的局部真相，其目的是改变人们的普遍行为和思维模式。
希望证明个人观点的作家、TED演讲者、政客、慈善机构和新闻工作者迎合了人类心理的一个基本特征：人们喜欢故事，而且认为故事具有说服力——后者更加重要。
然而，故事无法证明任何事情。它们仅仅是独立的数据点。最多，你可以将足够多的故事作为某种形式的证据。
当心……在真实事件组成的故事中捏造因果关系的误导者。用具体故事证明普遍观点的误传者。
杀人是被禁止的。所以，所有杀人犯都会受到惩罚，除非他们杀掉一堆人，最后吹响了胜利的号角。——伏尔泰
马萨革泰人会将父母分尸并吃掉，他们认为孩子的身体是他们能够想到的最美丽的坟墓。
在波斯，男人可以随意与母亲、姐妹和女儿性交。在吕底亚，年轻的女孩子应该在结婚之前做娼妓赚钱。
正如《双重论证》展示的那样，一个人的道德真理可能是另一个人的非主流思想。
道德观还会随着时间而变化：最近几十年，我们对于同性恋和无神论的观点发生了重大转变。善恶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在19世纪，作为鸦片的一种形式，鸦片酊被广泛用作止痛药。美国总统林肯的妻子玛丽·托德·林肯（MaryToddLincoln）就是鸦片酊成瘾者。
1886年，一种基于可卡因的非酒精饮料诞生了，它被赋予了一个朗朗上口的名字：可口可乐。
尼克松的白宫……有两个敌人：反战左派和黑人。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宣布反战人士或黑人是违法的。不过，如果让公众将嬉皮士与大麻联系起来，将黑人与海洛因联系起来，然后严厉打击这两种毒品，我们就可以瓦解这两个群体。
为了将麻醉剂描绘成邪恶物质，政客、执法官员和新闻工作者付出了大量努力。
进化生物学家倾向于认为，道德是进化而成的鼓励群体内部合作的心理机制。如果一个群体的不同成员开始采纳不同道德真理，那么道德的合作功能就会蒸发，群体就会受到破坏。因此，遵守群体道德真理的“同侪压力”（peerpressure）在每个文化中都很强烈。
大多数社会都在依靠一群愿意杀人的同胞来维持秩序。我们将这些人称为士兵，并且向他们灌输这样一个道德真理：在某些情况下，杀人是正当的。
S.L.A.马歇尔准将（BrigadierGeneralS.L.A.Marshall）在二战期间进行了一项研究，发现只有不到1/4的美国士兵在战斗中使用过武器。他写道：“战斗失败最常见的原因不是被杀的恐惧，而是杀人的恐惧。”
美国西点军事科学院哲学导师皮特·基尔纳（PeteKilner）写道：“士兵在战斗中杀死敌方士兵不仅在道德上是被许可的，而且他们拥有使用必要武力保卫本国人民权利的道德义务。”
在1989年的希尔斯堡球场惨案中，96人死于一场足球赛。事后，南约克郡警署反复掩盖警方在事件中的失误，试图将“人员踩踏”归咎于无法无天的酗酒球迷。警察似乎认为，对同僚的忠诚比真相和公正更加重要。
我不相信人们接受这份危险而重要的工作是为了作恶。更加合理的解释是，一些警官认为保护同事是最主要的道德义务——是正确的事情——不管他们需要做出多大的道德牺牲。
对于一些警察来说，如果能将自己心目中的罪犯绳之以法，即使发誓说出谎言，在道德上也是可以接受的。“警察在法庭上经常为了证明非法毒品搜查的合法性而作伪证……在美国各地的法庭上，这是一项例行公事。”前旧金山警察局长彼得·基恩（PeterKeane）说。
在承认用非法基金行贿后，西门子经理莱因哈特·西卡切克（ReinhardSiekaczek）被判行贿罪。他说：“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行为是违法的。我并没有从道德角度考虑问题。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公司。”
这些知名公司的员工也许一开始并不想作恶，但他们逐渐相信，他们的行为在公司环境中是被许可的。
每个群体形成了一套与社会其他成员相去甚远的道德真理。所以，道德真理是主观的和可变的，
道德是习惯的结果，”亚里士多德写道，“我们的所有道德都不是自然出现的……我们通过公正的行为变得公正，通过温和的行为变得温和，通过勇敢的行为变得勇敢。”换句话说，通过这些行为，我们可能会成为我们所扮演的角色。
如果我们日复一日强迫自己做出合作或慷慨的表现，我们的习惯最终就会内化成道德真理。
当其他一切办法失效时，你应该激励你的员工，使他们的行为符合你希望鼓励的道德真理。伪装的品德完全有可能转变成真正的品德。
当心……对于道德中性事物和人群进行妖魔化的误导者。支持某种对社会有害的道德真理的群体。
耶稣说，有人打你的右脸，你应该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
己之蜜糖，彼之砒霜。——卢克莱修（Lucretius），《物性论》
我们可能会根据我们所认为的善恶道德采取行动，但是对许多人来说，喜好是一个更大的动力。
时尚是愿望主观性和可变性的最明显体现。
不过，吸引力的易变性远远超出了最热情的时装设计师的想象。
温斯顿·丘吉尔认为：“成功是不丧失热情地从失败走向失败。”
失败很好吗？和其他许多事情一样，这取决于上下文。
农业支持了精英的发展，将少数人从喂养自己的苦役中解放出来，使他们专注于建设军队、发展宗教和赞助艺术家。
一些科学家指出，家庭过度清洁可能是哮喘等自身免疫疾病和过敏疾病多发的原因。
正如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所说：“事物本无好坏之分，事物的好坏来自思想。”
或者，换一种说法，几乎任何事物的吸引力都存在竞争性真相。
超过20亿人处于超重或肥胖状态。超过3.4亿5～19岁的儿童和青少年超重或肥胖，占这一年龄群体全球人口的18%，而在1975年，这个比例只有4%。
超过1000万非洲儿童处于超重或肥胖状态。
这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高脂肪高糖分食物造成的。我们选择这类食物的一个原因在于，它们通常比更有营养、脂肪较少的食物便宜。另一个驱动力是味道：我们觉得这些食物比扁豆、甘蓝和芹菜更加可口。
更加成功的方法是改变我们对于低糖低脂营养食物的看法。我们需要让好东西产生吸引力。
一系列迷人的实验展示了人类大脑在受到合适激励时多么容易改变品味。研究人员让被试者品尝两杯相同的葡萄酒，并且宣称两个杯子里装的是价格不同的产品。被试者表示，在饮用他们所认为更加昂贵的葡萄酒时，他们感到更加快乐。
看起来，当我们拥有享受预期时，我们更容易享受某种事物。这一现象适用于从电影到啤酒的各种消费品，被称为“营销安慰剂效应”。
从生物学上说，快乐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机制，是为了劝说我们追求对进化有用的目标，比如食物和性。
大多数人需要通过工作维持生存。
2013年，盖洛普发布了一份涉及142个国家的重要研究报告。报告称，全球只有13%的劳动人口在“认真工作”。63%的员工“不认真”，这意味着他们“缺乏动力，不愿意为组织的目标或结果主动付出努力”。其余24%的人“故意不认真”。
也就是说，大约3.4亿人在大部分清醒时间里过得很痛苦，另有近10亿人在主要人生活动中几乎得不到工资以外的其他回报。
实际上，面对商业组织在为股东提供增值之外还需要其他目标这一想法，一些领导者会感到愤怒。难怪会有那么多员工不认真。
公司成立的目的可能是为了赚钱，但是它们的员工常常渴望带来改变，这种趋势似乎正在增长。如果我们要使工作变得更加吸引人，我们需要理解和回应这种渴望。
美化吸烟的香烟广告仍然在播出，以便诱导年轻人喜欢一种可能会致命的产品。快餐营销使我们渴望油炸薯条和含糖饮料，这对肥胖问题的形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更加阴险的策略是说服我们相信某个组织、个人、事物或群体是可恶的，从而使我们反对他们。
只要改变人们的欲望，你就能改变世界
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当现有欲望具有破坏性或者存在问题时，用竞争性真相为自己和他人改变事物吸引力的做法可能是有效而合乎道德的。
只要努力，我们就可以喜欢上对我们有益的事情。
当心……试图使你讨厌某些群体的煽动者和其他误导者。
价格是你的付出，价值是你的收获。——沃伦·巴菲特（WarrenBuffett）
不同的竞标者为相同的拍品赋予了不同价值。我们可以将这些主观估值看作竞争性真相。一个人的估值可能低于另一个人的出价，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是“错误的”。
我们可能看不到某件事物对于自己的利益，但是如果我们认为可以将其卖给别人，我们仍然会对其做出很高的估值。这就是黄金、高级葡萄酒和艺术品等可交易资产如此有价值的原因。
股市泡沫就是如此：“精明的”交易者知道股票定价过高，但是认为一些“愚蠢的”交易者随后会以更高的价格买入，从而使这些“精明的”交易者获利。
你可以在eBay上以零售价的几分之一买到不错的电器。它们是二手货，但你常常几乎无法注意到任何磨损迹象。那台完美无瑕的电视机为什么那么便宜？因为我们不知道它是否被卖家摔过、是否连接过错误的电压，或者卖家是否做过其他我们不知道但却具有破坏性的事情。我们的购买行为具有风险，这种风险降低了它的价值。
购买土地的开发商可能不知道它能否获得建筑规划许可，这一风险会降低这块土地对它的价值，直到规划当局做出决定。
风险和不确定性很难客观量化，因此它们是竞争性真相的重要来源。
你可能认为eBay上的电视机一年后坏掉的概率是1/10，我可能认为这个概率是1/2。我的悲观会使我对电视机做出更低的估值。
对于未来稀缺性的恐惧会使人们为事物赋予更大的当前价值。
我们在每一个维度上都会受到其他人的强烈影响。这很重要，因为我们对商品和服务的财务估值驱动了我们的消费行为。
只有当我们对事物的估值超过它们的价格时，我们才会购买。不过，人们可以利用关于任何产品或服务的利益、受欢迎程度、稀缺性、风险和未来情况的片面真相使我们改变估值。
我们大多数人能用小石头做的事情并不多，不管它多么闪耀。也许，这就是钻石在人类大部分历史中没有获得普遍价值的原因。
戴比尔斯公司利用垄断力量限制了钻石供给，营造出了稀缺的假象，在几十年时间里规定了市场价格。一旦世界其他地区发现钻石，戴比尔斯会迅速控制这些地区，以免供给过剩再次爆发。
它还需要说服买家不要在二级市场上出售钻石，以免拉低价格。
最能证明男性忠于女性的钻石订婚戒指直到现代才流行起来。这是由戴比尔斯和艾耶策划的。
公司在1948年推出了“钻石恒久远”的广告。在此后的大部分时间里，这则广告一直在巧妙地暗示人们：出售钻石即使不是对爱的彻底背叛，也是一种非常可鄙的行为。
2015年，据戴比尔斯估计，美国钻石珠宝市场每年的价值是390亿美元。今天，3/4的美国新娘会戴上钻戒。
几乎没有人卖过订婚戒指，这有助于维持价格。
不到20年后，60%的日本新娘戴上了钻戒。中国也出现了类似的心态转变，超过30%的新娘戴上了钻戒——这个比例在30年前接近于零。
同昂贵的牛排相比，扇贝似乎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家餐厅的牛排可能销量很低，这也许符合他们的预期。菜单上的牛排可能仅仅是为了影响你对不那么昂贵的菜肴的估值。
同绝对估值相比，我们更擅长相对估值。
我们还会对不公平的感知做出非理性反应。
如果我们认为卖家获利太多或者占了便宜，即使价格低于我们的主观估值，我们可能也会拒绝购买。
对于许多人来说，出售物品不是一种常见活动。不过，我们大多数人经常出售一件事物：我们的时间。
大多数人不太善于对自己的时间进行合理的估值。
我们不知道我们真正的价值，而且没有充分考虑从事某项工作的隐性成本和风险。
自由职业者往往会低估支付税费、养老金、孕期费用、健康和长期残疾保险以及其他所有成本所需要的时薪。因此，他们会对自己的时间做出低于正常水平的主观估值，因而会接受低于自身需要的工资水平。
遗憾的是，没有什么能够阻止自由职业者以损害整个自由职业群体为代价低估自己。
弄清事物对于你的真正价值，而不是被其他人设置的价格所左右。
当心……用价格锚和其他心理技巧对你的估值施加影响的误导者。鼓励你低估个人时间和劳动的模式、平台或环境。
当我使用一个单词时，它仅仅具备我想让它具备的含义——不多也不少。——刘易斯·卡罗尔《爱丽丝镜中奇遇记》中的蛋头先生
因此，“饥荒”一词必须留给只能通过国际行动来阻止的大规模饥饿情况。经常使用这个词语可能会产生“狼来了”效应。
这导致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某个区域的食品不安全等级（即饥饿等级）这一连续变量被转变成了只能取“饥荒”和“没有饥荒”两个值的离散变量。
不过，大多数词语的定义并没有这么精确。这给人们带来了回旋余地。
“含有必需矿物质”是瓶装水的另一个误导性说法。这些水可能的确含有微量的重要营养物质，但是其浓度太低，无法对你的健康做出任何贡献。
营销人员想让我们觉得“天然”产品直接来自大自然，这暗示了它们没有受到污染，没有经过工业操作，与我们生活在热带草原的祖先摄入的是同一种物质。这些可能都不成立。
当克林顿总统被控与白宫实习生发生性关系时，他在一次电视教育演讲的结尾说了这样的话：我想对美国人说一件事。我想让你们听我说。我要再说一遍。我和那个莱温斯基小姐（MissLewinsky）没有发生性关系。
不过，人们很快发现，克林顿与莱温斯基进行了一些“性接触”，最明显的是口交和雪茄游戏。
克林顿是律师，知道定义的重要性。
在琼斯案的证言中，他的法律团队成功地将法庭对“性交”的定义范围缩小成了：以唤起或满足任何人的性欲望为目的，接触任何人的生殖器、肛门、腹股沟、乳房、大腿内侧或臀部。
普赖斯非常清楚编织和说谎的区别：“说谎不是编织，它仅仅是说谎而已。”
当心……
对于常用词语使用个人可疑定义的误导者。
想象是趋向于变成现实的事物。——安德烈·布勒东（AndréBreton）
作家尤瓦尔·诺亚·赫拉利将社会建构描述为“我们集体想象的产物”。
只有当足够多的人相信它们时，它们才会获得真实性。
每个专家都会为品牌提供不同的定义，但品牌的核心功能之一是对顾客的承诺。
在《美国独立宣言》中提出了更加有名的观点：“所有人生而平等，并被造物主赋予了一些固有权利，包括生存、自由和追逐快乐的权利。”
2016年，联合国甚至通过了一项决议，称“故意阻止或干扰人们访问或传播网络信息的措施”违反了人权法。
实际上，我们知道，政府会故意降低本国货币的价值——从而减少持有者的财富——以便减轻以这些货币计算的国家债务负担。
如果玫瑰被称为蓟或臭菘，它就不会像现在这样美好了。——L.M.蒙哥马利（L.M.Montgomery）《绿山墙的安妮》中的安妮·雪莉（AnneShirley）
公共法讲师布赖恩·克里斯托弗·琼斯博士（DrBrianChristopherJones）在其论文“从无害到煽动：法案命名对于政策过程的操纵和影响”中写道：“反对‘梅根法’这类提案的人会被默认为对梅根及其家人以及/或者其他受到犯罪影响的人漠不关心。”
难怪“梅根法”在美国众议院以418∶0的票数获得支持，并在参议院以一致同意获得通过。这就是名字的力量。
雪花通常是指脸皮很薄的千禧一代，他们非常自恋，有点像婴儿，更愿意冒犯别人而不是承担责任。
听上去很恶心的泥虫被更名为“小龙虾”，得到了可持续养殖，成了路易斯安那的美味特产。
弗兰克·伦茨的民意测验得出了“死亡税”一词比普通的“房产税”更令投票者讨厌的结论。
当心……使用煽动性名字劝说你不恰当地购买、投票或行动的人。给你或你的项目起破坏性外号的对手。通过改变辩论措辞改变结果的误导者。
当你不知道未来将会发生什么时，你不会做出支出决定、投资决定、招聘决定或者是否找工作的决定。——迈克尔·布隆伯格（MichaelBloomberg）
为了在全球舆论法庭上不被污蔑为侵略者，以色列需要证明埃及及其盟友即将发动战争，他们才是真正的侵略者，尽管以色列首先发动了攻击。
宣布你的国家将会遭到攻击不一定是说谎。不过，暗示这种攻击很快就会发生则可能是一种巨大的误导。
当父母想激起孩子对于家庭度假的兴趣时，他们会描述晴朗的海滩和有趣的活动，回避无眠的飞行和无线网络信号的缺失。
“生活是一种该死的疾病，”他对追随者说，“这种该死的疾病只有一种治疗方法，那就是死亡。”
多年来，吉姆·琼斯通过宣传被我们许多人视作真理的信仰赢得了追随者。这些信仰是，所有种族是平等的，有条件的人应该帮助有急切需要的人。我们都拥有被我们视作绝对真理的信仰。
法国广告巨头阳狮集团创始人马塞尔·布勒斯坦-布朗谢（MarcelBleustein-Blanchet）宣称：“要想宣传一款产品，你必须信任它。要想说服别人，你必须说服你自己。”
面对古代农民在12月祈祷获得好收成或者现代中国人通过烧纸钱为祖先提供钞票的事实，我们可能会感到好笑，但我们的信仰对我们的束缚和他们的信仰对他们的束缚是一样的。
信仰可以使个体做出不同寻常的行为。信仰还有另一个重要功能：将群体团结在一起。
“人民圣殿”的成员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其中许多人由于需要支持或者关心种族平等而加入了群体，但是他们最终都接受了吉姆·琼斯宣传的疯狂信仰。
如果我们表现出抗拒群体信仰的迹象，人们总是有办法消除我们的怀疑。在流行文化中，这个过程被称为洗脑。
宣传对象遭到了隔离，其信息和人际关系的唯一来源是信徒。
信徒通过隔离对宣传对象听到的竞争性真相进行控制。他们设置背景，选择故事，决定道德真相。他们规定理想事物，设置定义，做出预测。他们通过选择竞争性真相改变了宣传对象的思维模式。
福音书不是客观的新闻报道。这些选择性叙述（故事）故意强调了不同的事件以及不同的道德或意识形态原则，有时还会发生冲突。
耶稣在约翰福音中自称上帝，但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中没有这样说。
没有人能够将他称为说谎者。这主要是因为，谎言存在于他的头脑中，他所说出的任何真相都带有谎言的色彩。——约翰·斯坦贝克（JohnSteinbeck），《伊甸园之东》
公关先驱爱德华·伯奈斯（EdwardBernays）1928年写道：“我们从未听说过的人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我们，塑造了我们的大脑，形成了我们的品味，提出了我们的思想。”
归根结底，更具代表性、更加全面的真相是对抗误导性真相的最佳武器。
在用真相反对误导性真相之前，我们需要对于自己的真相进行仔细研究和事实核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