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久档案
我曾经为政府服务,但现在,我为民众服务。我花了将近三十年才明白这是有差别的。
如今,具创造性的网络已然崩溃,因为那些美好、高难度、有个性的无数网站关闭了。便利性的承诺让大家关掉自己的个人网站,因为那需要不断、辛苦的维护,改换成脸书网页和Gmail帐号。所有权的表象让人容易搞错现实。很少人在当下即明白,我们所分享的一切都将不再属于我们。以前电子商务公司因为找不到让我们有兴趣购买的东西以致倒闭,其后继者现在找到可以贩售的新产品了。“我们”就是那个新产品。
回想那些立国原则,让我得到答案。
人生是什么?不只是我们说了些什么,甚至不只是做了些什么。人生亦在于我们所喜爱的、所相信的。以我而言,我最喜爱和相信的,是链接,人际的链接,以及促成这些的科技。当然,这些科技也包括书籍。但在我这个世代,链接,主要意味着网际网络。
我沉迷于一个程序设计师可以编写环球通用的电脑程序,不受法律、法规限制,除了因果关系之外。我的输入与输出有着绝对的逻辑关系。如果我的输入有缺陷,电脑输出便有缺陷;如果我的输入没有缺陷,电脑输出便没有缺陷。我从未经历如此一致与公平、如此表达明确及没有偏见的事情。电脑会永远待候接收我的指令,可是一旦我按下“Enter”,它就立即处理,不会发问。我从未在其他地方觉得这么有控制感,学校里当然没有,甚至家里也没有。
从十二岁开始,我睁开眼睛的时间几乎都在上网。无法上网时,我也在思考下一次的上网计划。网络是我的避难所,也是我游玩的攀爬架、栖息的树屋、守护的堡垒,更是一个没有围墙的教室,让我终生学习成长。因为如此,我久坐的时间拉长,脸色也变得苍白。慢慢地,我开始日夜颠倒,晚上在家忙上网、白天上课打瞌睡,分数因此一落千丈。
我并不担心学业倒退,爸妈应该也不会太在意。毕竟网络学来的东西更丰富、实用,或许还能帮助我日后找到好工作。至少我是这样告诉父母的。
我有时觉得自己有强迫症,非要搞懂一切才肯下线。我像是在与科技竞争,犹如青少年彼此较量,看谁长得比较高、谁先长出胡子。
在学校,教科书告诉我们,美国民主体制的精髓在于“一人一票”,这就是民主。
骇客并非仅限于电脑领域,只要规则存在的地方就会有骇客。想骇入一个系统,你必须比系统创造者或经营者更了解规则,并利用这群人缺省系统运作与实际运作间的差异。骇客懂得善用这些无心瑕疵,与其说他们打破规则,不如说他们协助暴露系统缺点。
我对于高中的印象很模煳,因为我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这是弥补熬夜打电脑睡眠不足的方法。
美国情报体系不断告诉员工必须隐姓埋名:把自己想像成一张白纸,这样才能写上秘密同时方便伪装成其他事物。你训练自己融入人群,模仿别人打扮的样子、说话的方式。你住着一般的房子,开着常见的汽车,穿着也类似。唯一不同的是,你的平凡只是掩饰。
九一一恐攻事件中,死亡人数将近三千。相比之下,美国为了报复九一一事件而采取反恐行动,因此而死的人超过一百万。
美国过去自许为容忍异议的泱泱大国,如今却变成专制的警察国家,要求人民绝对服从,甚至不惜动用枪炮威胁、下达“放弃抵抗”的命令。
九月十二日是新时代的开始,美国人民团结一致的决心坚定、爱国主义高涨,其他国家对美国展现出善意与同情。现在回过头来看,我的国家当时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做出更多的改变。美国可以不要宣称恐怖主义是特定信仰,而是犯罪本身。美国可以利用这个难得时刻巩固强化民主价值、培养抵抗挫折的韧性,同时凝聚各国人民的向心力。但美国当时却选择开战。
我一生最后悔的事,就是我竟然毫不迟疑地支持这个决定。我当然愤怒,但我却任由感性持续战胜理性。我全盘接受媒体散布的谎言,然后不断地大声宣扬。我想成为解放者,解放那些受压迫的人。我被一时的热情冲昏头,我将美国政府的利益与全国人民利益搞混。
我随即转往医疗单位,在那里被告知要跑这种“行政分手”程序,我必须签份声明证明我痊愈,我的骨头完全愈合。非得有我的签名不可,但那只是个形式,只要潦潦几笔我就可以走人。我一手拿着声明,一手握着笔,脸上浮现一抹会心微笑,我不得不承认这种解套方法实在高明。我想的是那位好心的军医,对一位病弱的入伍者做这么体贴慷慨的建议,其实是政府规避责任及避免惹来无能指责的手段。照军方规定,如果我是因伤病退伍,凡是随我的伤势及所需医疗而来的费用,政府必须买单。倘若是透过行政形式退伍,那责任在我身上,我能否换取自由端看我愿不愿意承担责任。
一般来说,安全许可由低至高分三个层级,依序为信任(Confidential)、机密(Secret)及最高机密(TopSecret,TS),最高机密等级还可进一步延伸,看符不符合敏感隔离信息(SensitiveCompartmentedInformation,SCI)资格。
我成长过程中被灌输的价值,我在网络世界邂逅的理想,全都捣碎在一起成了我现在的思想。我直到即将迈入三十岁之际才终于明白,我所信仰的,我以为自己深信不疑的,大多是年轻时候的印记。我们学说话,是从模仿身边大人的言谈做起,在学习过程中我们也仿照他们的观念,然后哄骗自己相信,我们的用字遣词是出于自身。
美国情报体系雇用承包商最初的意图,其实世俗成分居多,把它看成变通办法、法律漏洞、理想建议,好让主管机关规避联邦政府设定的聘雇上限。
尽管情报机构已有不少工作私有化,但还是联邦政府才有这个权力,核发个人接触机密信息的许可。
就我所知的纪录,外星人从未接触地球,或至少它们没与美国情报体系联络。不过盖达组织仍与我们的盟国沙特阿拉伯有着密切关系,这是当我们与其他两国交战时,布什政府企图隐藏的事实。人类真的登陆月球。气候变迁是真的。化学凝结尾(Chemtrail)并不存在。
在外交掩饰下的技术信息安全人员,通常以“武官”身分藏匿在这些海外服务官员内。最大的大使馆可能有五人、其次可能三人,不过大多都只有一名而已。
中情局是美国致力人员情报的主要情报体系。这类情报主要靠人际接触,个人对个人、面对面,并非以荧幕为媒介而收集的隐密情报。通常专精于该情报的专案人员(CO),都是严重的愤世嫉俗者、烟酒在手的迷人说谎家、对通讯情报(SIGINT)兴起或是透过拦截取得情报而满怀愤恨的人。这些科技大行其道,让他们的特权与威望逐渐受到侵蚀。
日内瓦扮演私人金融首都的角色,不论财富是否利用不法或正当手段取得,它允许财富在没有公众监督之下累积与消费。
全球信息网(WorldWideWeb)是一九八九年在瑞士日内瓦CERN实验室发明出来的,但网络取用方式却由美国主导,正如棒球是美国国球一样,我们拥有极大主场优势。大多数的网络基础建设都由美国掌控,包括电缆、卫星、服务器与基地台等。全球逾九成网络流量依赖的是美国政府与企业研发、拥有或操作的技术,而这些企业多数码于美国境内。
有鉴于美国掌握全球多数通讯基础建设,因此美国政府参与这类大规模监控的概率应该不低。照理来说,我应该猜得出来,但我却没有,主因在于政府不断坚称绝没干过这类事情,而官员在法庭上与媒体前坚决否认的态度,让少数指控政府说谎的人被视为疯狂的阴谋论者。
进入国安局后,有两件事令我惊讶。第一是他们的技术远比中情局高明,其次是他们资安做得不够、警觉心不足,包括信息技术分隔、资料加密等都有待改进。在日内瓦为中情局工作时,我们必须每晚从电脑取出硬盘并锁在保险箱内,且硬盘资料都经过加密处理。但国安局没有这些规定,他们不来加密这一套。
“恒星风”是这份机密报告最黑暗的秘密。事实上,它也是国安局最大秘密,而这正是报告被赋予极高机密等级的原因。此计划的存在,显示国安局任务已经改变,从过去“运用科技保护美国”变成“运用科技控制美国”,方法是将民众私人网络通讯重新定义为讯号情报。
但一切事物却对我暸若指掌。我现在清楚地知道,我在美国政府眼里完全是透明的。我用来指引方向的手机,除了在我走错路时更正路线、协助翻译交通信号灯、查询巴士与火车时刻外,它也尽责地向我的老板报告我的一切活动。即使我没用到手机、将它放在口袋里,它仍会告诉我的老板我何时身处何地。
一旦政府拥有四处收集情报的能力,加上情资得以永久储存的系统,那他们便能随便找个人或团体陷害,反正资料库一定搜寻得到证据(如同我寻找机密档案一样),绝对能替他们安上合适罪名。
从一般使用者角度来看,云端只是个储存资料的机制,确保资料不是经由你个人装置处理或储存,而是交由不同服务器负责,而这些服务器由不同企业拥有与经营。如此一来,你的资料不再是你的,而是由这些公司所控制、任由他们使用。
上网这个行为过去像是场美好的冒险,如今却是煎熬的苦难。想在网络上表达自我得先学会自我保护,如此一来,自由感受递减、趣味尽失。每次沟通都得小心翼翼;每次交易都暗藏危机。
私营企业不断利用我们对科技的依赖,巩固他们自家产品或服务的市占率。科技巨擘垅断了美国民众的网络生活,绝大多数人使用的是谷歌电邮、脸书社群媒体与亚马逊电商平台,而美国情报体系充分利用这一点,除了直接下令要求这些公司交出登入系统权限,私底下更从未停止入侵的尝试。我们的个资为这些企业带来巨大获利,但政府却不花一毛钱窃取这些资料,这让我感到十分无力。
尽管我们自己没有察觉到,但多数人生活绝不是黑白分明的,我们会任意穿越马路、未确实做好资源分类、在人行道骑自行车,甚至连上陌生人的网络非法下载盗版等。换句话说,一旦法律贯彻到底,所有人都会变成罪犯。
在独裁的国家,国家拥有权利授与给人民。而在自由国家,人民拥有权利授与给国家。在前者,由于政府的允许,身为国民(subject)的人民才能拥有财产、受教、工作、宗教以及言论的权利。而在后者,人民拥有公民(citizen)身分,同意在一定时间内接受统治,但能定期透过选举等制度更换政府。我认为,独裁统治与自由民主间的差异,才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主要的意识形态冲突来源,而不是东方与西方间的分歧(这是人为捏造并且充满偏见),或是基督教对决伊斯兰的宗教冲突。
独裁国家通常都不是法治政府,而是以统治者意见为主。统治者要求国民服从政府,同时对异议分子极具敌意。
打开阿拉伯之春风潮的人年纪与我相仿。他是一位突尼斯的果菜小贩,为了抗议政府屡次骚扰与敲诈,他站在广场中间引火自焚、壮烈牺牲。若他能毅然采取自焚行为对抗不正当政权,那我当然也能离开沙发、打打键盘贡献一己之力。
棱镜计划让国安局可以定期由微软、雅虎、谷歌、脸书、Paltalk、YouTube、Skype、AOL及苹果收集资料,包括电邮、照片、影音聊天、网络浏览内容、搜寻发动机搜寻,以及所有储存在他们云端的其他数据,将这些公司变成知情的共犯。不过,上游收集更具侵入性。它可以固定从私部门网络基础设施,像是全球网络流量的转换器与路由器,经由太空卫星和高容量海底光纤电缆,直接抓取资料。这项收集是由国安局特别资源行动小组负责,他们打造秘密监听设备,植入全球网络服务供应商的企业设施内部。加总起来,棱镜计划(由网络服务供应商的服务器强制收集)和上游收集(由网络基础设施直接收集),确保全球信息都可受到监视,包括储存的与传输的信息。
第四条修正案,它保护人民和人民的财产不受政府的监视:人民的人身、住宅、文件和财产不受无理搜查和扣押的权利,不得侵犯。除依照合理根据,以宣誓或代誓宣言保证,并具体说明搜查地点和扣押的人或物,不得发出搜查和扣押状。
美国的诞生始于叛变。独立宣言完全违法英国法律,却是开国元勋称之为“自然法则”的完整体现,其中包括反抗当权者,以及在你的良心之下进行有原则的叛变的权利。第一批行使这种权利的美国人,也就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批“吹哨者”(Whistleblowers),在一年后出现了,也就是一七七七年。
我带着可执行TAILS的低价笔电,这是Linux开发的“健忘”操作系统,意味一旦关机,所有资料都会消失,一旦再次启动,一切又重新开始,没有任何登录或记忆的痕迹。TAILS让我轻易“欺瞒”或伪装笔电的MAC:无论何时连接到网络,它都会留下其他机器的纪录,与我无关。更好用的是,TAILS也有内建支持,链接到匿名的Tor网络。
你在电脑上或任何装置上所做的任何事,几乎都会留下纪录。在国安局尤其如此。每次登入及登出都会编成一个日志纪录。我所使用的每项权限都会留下痕迹。每次我打开一个档案,复制一个档案,下载、移动或删除一个档案,这些行动都会被记录下来,以更新安全日志、显示这些网络足迹。
要执行全部的程序,要花八小时以上才能填满一张记忆卡。因此我换到夜班工作,但那些时段实在吓人。旧电脑轧轧作响、终端机关闭,为了在下班时间节省能源,除了一块天花板萤光灯之外,其他都是暗的。光是独自待在那里,每隔一段时间就把荧幕打开检查进度,就会觉得胆怯。你知道我的心情吧——看着进度尺显示已完成八十四%,已完成八十五%,仍需1:58:53的那种糟透了的感觉。当进度尺终于迈向令人心安的百分之百,我已满头大汗。
我通常会试着跟警卫闲聊,这是我的魔术方块最能派上用处的地方。警卫们及坑道里的人都知道我是那个“转魔术方块的家伙”,因为我总是一边转着方块一边走过大厅。我超厉害的,甚至可以用一只手转好。它成为我的象征,我的灵魂勋章,以及我自己与同事的消遣玩具。他们大多认为这是一种装模作样,或者书呆子用来社交的开场白——它确实是,不过最主要的是,它能缓解我的焦虑、让我平静下来。
我尽可能收集及研究这些起诉书,毕竟负责调查情报体系所有犯罪的联邦调查局,都会很自豪地清楚说明他们是如何逮到嫌犯,相信我,我不介意从他们的经验中学习。
我试过发展出比对着墙壁讲话更具娱乐性的方式,就是跟每一个警卫发展出独特的打屁方式。我跟一名警卫聊失眠与白天睡觉的困难之处(记得我在上夜班吗?所以这大约是在凌晨二点的时间)。另一名警卫,我跟他聊政治。他骂民主党是“恶魔鼠辈”,所以我会看布莱巴特新闻网(BreitbartNews)来准备话题。他们对我的魔术方块都有一个共同反应:他们会心一笑。我在坑道工作的期间,几乎所有警卫都曾说:“喔,我小时候也玩过。”接着会说:“我把贴纸撕下来才能拼好。”我也是,老兄,我也是。
所有数码档案都有后设资料,这种隐形标签可用来辨识其来源。
单使用者(single-user)文件的痕迹很难清除。单使用者文件是程序码设定单使用者模式,所以如果有任何的新闻编辑决定告知政府,政府便会知道其来源。有时独特的标识是隐藏在日期和时间戳(time-stamp)的程序码,有时则是图表或标志的微点(microdot)。
有效的现代操作系统,并不会单纯为了删除而设计用来在磁碟里深入搜寻。相反的,只有电脑的档案表,也就是记录每个档案储存所在的地图,被改写为:“我不再使用这个档案,且此档案已经失去重要性。”意思是说,就像在一座广大图书馆里被忽略的一本书,原本应该消失的档案,只要你努力的找,还是可以找到。如果你只是消除书目,书本本身是仍然存在的。
在我和新闻记者通讯时,我使用四○九六及八一九二位元金钥。这表示,除非电脑技术出现重大创新或是把数字分解成因子的原则出现根本改变,否则即便是国安局所有的加密分析师使用全世界的运算能力,都无法骇入我的磁碟机。基于这项理由,加密是对抗各种监控的最佳希望所在。
我们保持金钥安全的最佳方法叫做“零知识”(zeroknowledge),这个方法可以确保你想要储存在外部的资料,例如一家公司的云端平台,在你上传前经由你的装置执行的演算法加密,而且金钥绝对不会外泄。使用零知识方法,使用者握有金钥,而且只有使用者知道。没有公司、机构或敌人可以取得。
我用来保护国家安全局机密的金钥远超过零知识:它是由多把零知识金钥所组成的零知识金钥。
即便是最具理想的人,在他们没有充分时间变得市侩、放弃理想之前,让他们的职位升得太高、太快,都是会有危险的。
我在博思的薪水稍微多一点,大约一年十二万美元。
使用XKEYSCORE之后,你很快便会知道,几乎全世界每个上网的人都至少有两个共同点:他们都曾经看过色情内容、他们都储存了家人的照片和影片。不论性别、种族和年龄,几乎每个人都一样,包括最邪恶的恐怖分子和最善良的老年人,他们或许是最邪恶恐怖分子的祖父母、父母或表亲。最令我感慨良多的是家人的内容。我尤其记得一名男孩,一个印尼的小男生。技术上来说,我不应该注意这个小男孩,但我关心他,因为我的老板在注意他的父亲。
这个男孩的父亲,和我的父亲一样是一名工程师,但和我的父亲不一样的是,这个人并不是为政府或军方工作。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学术人士,因为寄出一份求职信给伊朗的一所研究性大学,而被监控拖网给捞到了。
我将“请勿打扰”牌子挂在门把上,不让清洁人员随便进入。整整十天,我没离开过房间一步,因为我担心外国间谍会趁机潜入安装窃听器。
我将房间改成简陋的运作中心,透过加密过的网络信道,寄信恳求自由媒体工作者尽快前来。我会站在窗前等待回应,痴痴望着外头无缘涉足的美丽公园。当萝拉与格伦最后抵达时,我已将旅馆菜单吃过一轮。
若我先安排好飞到某国或寻求庇护,那我可能会被称为外国间谍。而若是我返回美国的话,我能想到最好的情况是:我一下飞机就遭到逮捕,然后美国政府以间谍法的罪名起诉我。他们会做个样子举办公审,但是不给我答辩的机会,因为任何重要事实的讨论都会遭到禁止。
我们的目的地是厄瓜多尔首都基多,中间会转机三次,分别是俄罗斯莫斯科、古巴赫瓦那与委内瑞拉加拉加斯。这是唯一安全的路线,因为从香港无法直飞基多,而其他路线都会经过美国领空。
他倾身靠在桌子上说道,“是真的,我没骗你。这是你们的国务卿约翰.凯瑞(JohnKerry)做的决定。你的护照被美国政府取消,航空公司被通知不准你飞行。”
我们在莫斯科机场受困长达四十天四十夜。在这段期间,我总共向二十七国申请政治庇护。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胆敢起身对抗美国,有些国家一口回绝,部分国家则表示,除非我抵达他们境内,否则无法考虑这项请求,而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过了不久,我滞留机场的消息传遍全球,俄国当局最后也觉得有些麻烦。七月一日,玻利维亚总统埃沃.莫拉莱斯(EvoMorales)结束天然气输出国论坛年度大会后,他搭乘专机从莫斯科伏努科沃机场离开。由于莫拉莱斯曾对我的处境表达同情,美方怀疑我藏匿在专机里,于是施压意大利、法国、西班牙与葡萄牙不准飞机进入他们国家领空,最终导致专机迫降于奥地利首都维也纳。此专机遭到停飞、搜索,直到确认没有我的踪迹才放行。这严重侵害玻利维亚国家主权,联合国也予以谴责。此事令俄国颜面无光,因为他们无法确保来访的国家元首顺利回家。而这也让俄国政府与我都确信一点:任何美国怀疑我用来偷渡的飞机,恐怕都难逃迫降与停飞的命运。
早在出生前,当科技侦测到我们在子宫里,我们便开始创造这份资料,即使在我们死后,我们的资料仍不断增加。当然,我们有意识地制造的记忆、选择保存的纪录,不过是我们人生被企业与政府的监控所拧出来的信息的其中一个小碎片,而大多是无意识地,或是未经我们同意。我们是地球历史上首度遭遇这种情况的人,是首度背负着永久档案的人,也就是说我们被收集的纪录将永久存在。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有特殊责任。我们必须确保自己过去的纪录不会被用来对付我们,或者对付我们的子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