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鬼经济学》的主题为刺激（在某种动机驱使）之下，人们会做出反应。

在印度一项针对全国国民的医疗调查中，51%的印度男性声称，在某些情况下，比如说，妻子把饭烧糊或未经允许离开家门，殴打妻子是合情合理的；而更不可思议的是，竟然有54%的印度女性认同上述说法。

大量的研究表明，医护人员洗手或消毒的次数之少，甚至达不到规定次数的一半。而且，医生最容易违规，比护士或助手要松懈得多。

在1999年发布的一份名为《孰能无过》（To Err Is Human）的报告中，美国医学研究所估计，医院本可避免的错误每年导致44000——98000位美国人死亡，这比交通事故或乳腺癌致死人数还多，其中主要原因就在于伤口感染。那么防止感染的最好方法是什么呢？医生勤洗手。

在一项针对澳大利亚儿童医院重症监护病房为期5个月的研究中，护士在暗中监视医生，而且记录了他们的实际洗手率：9%。

购买养老保险的群体，比没买的人活得长久，养老保险提供的涓涓细流般的稳定收入，使这些老人多了那么一点点动机——要努力活得更久一点。

所有癌症患者在患病5年之内的存活率大约为63%，而化疗仅仅提高了2%的存活率。

在新近诊断出的肺癌患者中，大约90%都在55岁以上（包括55岁），其中值年龄为71岁。

人口激增的原因是硝酸铵。

纵观历史，可以发现，做男人总比做女人轻松些。虽然这种说法过于笼统，而且例外情形也的确存在，然而不论以何种重要的标准来衡量，女性总比男性过得艰难。

经济学家克劳迪亚·戈尔丁（Claudia Glodin）和劳伦斯·卡兹（Lawrence Katz）发现：哈佛大学女性毕业生的收入，还不到其男性校友收入的一半。

让人吃惊的却是性交中极少使用避孕套的事实：即便仅仅考虑阴道性交和肛交行为，嫖客使用避孕套的时间，也不到性交行为总时间的25%。

在同一卖淫地点，不同妓女提供性服务的价格几乎都差不多。大多数嫖客都将女性视为经济学家所谓的完全替代品，或是可替代性较强的商品。

皮条客最重要的工作内容是与警察周旋。温卡什了解到，这些皮条客与当地警局维持着良好的关系。

“委托代理问题”。在某项任务中，委托方和代理方似乎有同样的目标，但事实上其动机各不相同。

妓女所提供的所有性交易中，大约有3%的性服务是无偿“献给”警员的。

兼职妓女大多都有小孩，要照顾家庭，她们也不是吸食毒品的瘾君子。

事实上，如果卖淫活动被合法化，她肯定会气得发狂，因为她目前之所以能挣到如此高的收入，完全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她所提供的服务是嫖客无法合法获得的。

《魔鬼经济学》的主题为刺激（在某种动机驱使）之下，人们会做出反应。如果讲得详细点，那么可以这么说：刺激之下，人们会做出反应，尽管反应方式并不一定是能预见到的，或是一目了然的。正因如此，非预期后果法则才成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法则之一。

醉酒司机每行驶27000英里的路程，才会被逮住一次。这就意味着，你可以一边豪饮啤酒，一边驾车横穿整个美国，然后折回，这样往返三次之多，直到你被警察强行拦下，停在路边。

酒后步行导致的每英里死亡率，是酒后驾车导致的死亡率的5倍。

对印度家庭而言，生下男婴，就像为自己开立了401（k）账户 一样养老不愁。男孩长大成人后，可挣钱养家，并在父母年迈体弱时尽赡养义务；而若是女孩，这就意味着父母将不仅无人养老送终，还要在女儿出嫁时赔上嫁妆。

女孩在印度的地位如此卑微，结果导致印度女性人数竟然比男性人数大约少了3500万。

在印度一项针对全国国民的医疗调查中，51%的印度男性声称，在某些情况下，比如说，妻子把饭烧糊或未经允许离开家门，殴打妻子是合情合理的；而更不可思议的是，竟然有54%的印度女性认同上述说法。

印度男性在性生活中使用避孕套时的失败率超过15%。依据世界卫生组织确定的规格生产的避孕套，相对于约60%的印度男性的阴茎而言，尺寸太大。这就是调研耗时两年得出的结论。

当你对纽约市昔日建造的褐砂石建筑及其典雅的比街道高两个台阶的门阶赞赏不已时，请记住，这在当时可是一种迫不得已的建筑方案，只有这样建造才能确保房屋的入口高于马粪横流的街道。

1995——2005年，全球各地平均每年发生60.3起鲨鱼攻击事件，最高年份79起，最低年份46起。

大象每年也会造成至少200人丧生。但是，我们为什么没有谈之而色变呢？原因极有可能在于，那些受害者并未身处繁华闹市，他们的离世不为众人所知。

要改变世界，你首先得了解世界。

大多数被盗汽车最终会被开进地下拆车厂，也就是犯罪分子将所盗汽车拆成零件并销售出去的非法秘密小作坊。

煤炭如此便宜，如果不用来发电，那简直就是扼杀经济，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尤其如此。

大量的研究表明，医护人员洗手或消毒的次数之少，甚至达不到规定次数的一半。而且，医生最容易违规，比护士或助手要松懈得多。

在1999年发布的一份名为《孰能无过》（To Err Is Human）的报告中，美国医学研究所估计，医院本可避免的错误每年导致44000——98000位美国人死亡，这比交通事故或乳腺癌致死人数还多，其中主要原因就在于伤口感染。那么防止感染的最好方法是什么呢？医生勤洗手。

就连洛杉矶西达斯–西奈医学中心（Cedars-Sinai Medical Center）这样世界一流的医院也发现，医护人员保持手部卫生的比率只有65%，还需要提高。

在一项针对澳大利亚儿童医院重症监护病房为期5个月的研究中，研究人员要求医生自己记录洗手次数。他们自己报告的洗手率为73%——不完美，但也不太糟糕。然而，这些医生所不知的是，护士在暗中监视他们，而且记录了他们的实际洗手率：9%。

医院管理层最终决定，将其中一张满是细菌的手掌图片设为医院内所有电脑的屏保，让这令人恶心的手掌发挥督促、警示的作用。对于宣誓以救死扶伤为天职的医生而言，这种令人反感的警示比其他任何激励措施都来得有效。西达斯–西奈医学中心的医生洗手率飙升，几乎达100%。

如果医生没有洗手，那么受到生命威胁的主要受害人并不是医生本人。他将要治疗的病人，也就是那个有开放伤或免疫系统遭破坏的患者，才是主要受害者。病患者被感染，就是医生不洗手行为带来的负面效应，这与环境污染情形无异：开车、经常开空调，或从烟囱排放二氧化碳，都会给其他人带来负面效应。排污者不去制造污染的动机不足，医生洗手的动机也不充分。

研究发现，包皮环切手术可以降低异性性交中男性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危险性，降幅之高达60%。

总的说来，克鲁格发现：“恐怖分子往往受教育程度较高，出自中产阶层或高收入家庭。”

正如克鲁格所指出的，犯罪活动的实施主要受个人利益的驱使；而恐怖主义活动，究其根本具有政治性。根据克鲁格的分析，最有可能成为恐怖分子的那类人，与最有可能在政治选举中投票的那类人较为相似。

克鲁格对恐怖分子特征的描述，听起来倒是与典型的革命家有那么几分相似。菲德尔·卡斯特罗、切·格瓦拉、胡志明、莫罕达斯·甘地、列夫·托洛茨基、西蒙·玻利瓦尔、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这些家伙中，没有哪一个出身社会下层，没有哪一个没接受过良好教育。

克鲁格引述了学术界对恐怖主义所做的100多个不同的定义。“在2002年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他写道，“来自50多个伊斯兰国家的外交部部长，一致同意谴责恐怖主义行径，却无法就谴责对象的具体定义达成一致意见。”

恐怖主义活动尤其让人恼火的地方在于，杀戮本身倒并不是其主要目标。确切地说，恐怖主义活动是一种手段，一种把活人吓得屁滚尿流的手段，一种将活人的正常生活搅得鸡犬不宁的方式。

在一个年度内，一个美国人死于恐怖袭击的概率大约是五百万分之一；相比之下，他自杀的概率要比遭受袭击的概率高575倍。

20世纪60年代以前，医院根本不管突发情况。救护车往往是由当地殡仪馆运营的——竟然让丧葬承办人来负责帮助运送（还活着的）患者，患者不死才怪！

在很大程度上治疗效果与治疗费用没多大关系。这意味着最出色的医生在检测费、住院费等方面不会比那些逊色的医生收费更高。

出色的医生从一流医学院毕业的比例之高令人咋舌，或者曾在知名的医院实习。丰富的从业经验也非常重要：工作经验比别人多出10年，也能产生与在顶级医院实习所带来的同样优势。

出色的急诊医生往往是女性。

医生罢工期间，患者死亡率显著下降，幅度为18%~50%不等！从一定程度上说，我们或许可以这么解释这个结果：罢工期间，患者推迟了非急需外科手术。

调查结果表明，购买养老保险的群体，比没买的人活得长久，而这并不是因为购买养老保险的人本身就更健康。有证据表明，养老保险提供的涓涓细流般的稳定收入，使这些老人多了那么一点点动机——要努力活得更久一点。

近年来，美国的遗产税税率为45%，200万美元以内免征。然而，2009年，起征点飙升至350万美元。不难想象财产继承人会不惜重金给他们的父亲（母亲）提供最好的治疗，至少要让他（她）度过2008年的最后一天。

当澳大利亚于1979年废除遗产税时，比例高得惊人的老年人在废除遗产税后的一周内死亡，而不是此前的一周内。

化疗在治疗某些癌症上已证明有良好效果，包括白血病、淋巴瘤、何杰金氏病及睾丸癌，如果这些癌症在早期被诊断出，化疗效果更好。但在其他很多病例中，化疗效果极差。美国和澳大利亚针对癌症治疗展开的一项全面分析表明，所有癌症患者在患病5年之内的存活率大约为63%，而化疗仅仅提高了2%的存活率。化疗后明显没有任何效果的癌症可以列出很多，包括多发性骨髓瘤、软组织肉瘤、皮肤黑素瘤、胰腺癌、子宫癌、前列腺癌、膀胱癌和肾癌。

在新近诊断出的肺癌患者中，大约90%都在55岁以上（包括55岁），其中值年龄为71岁。

人类的表现并没有想象的那样崇高，但也没有那么邪恶。

已成家立业的孩子如果希望获得一笔不菲的遗产，更有可能回家看望退休的年迈父母。

耶鲁大学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在1961——1962年做了一个实验，其目的在于解释纳粹军官为什么会遵从、执行上级给出的令人发指的命令。米尔格拉姆让实验参与者按照他的指示，执行一系列让人痛苦万分（而且逐渐加大强度）的电击，至少执行者当时认为电击是痛苦的；其实所有电击都是假的，但实验参与者并不知情。

1971年，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曾做过一个有关囚犯的实验，让某些实验参与者扮演监狱看守人的角色，其他参与者则扮演囚犯。后来，看守人越来越像虐待狂，残暴成性，津巴多只得终止了这个实验。

大多数的给予行为，按照经济学家的说法，是不纯的利他主义或温情式利他主义。你行善不仅仅是因为你希望帮助他人，还因为行善让你看上去善良，或让你感觉没错，抑或让你感到不那么糟糕。

加里·贝克尔曾这样写过，给乞丐钱的大多数人之所以这么做，仅仅是因为“乞丐的样子让人不太舒服，或乞丐的哀求触动了他们，他们感到不自在或内疚”。人们在街上行走时往往会躲开乞丐，极少主动走过去给乞丐送钱，其原因正在于此。

人不是“好人”，也不是“坏人”。人就是人，刺激之下，人会做出相应的反应。人几乎总能受到影响或控制，进而变好或变坏，只要你能找到恰当的方法。

人们总爱抱怨，尤其喜欢拿现在和过去比，认为现在的情形是如何如何糟糕。他们差不多总是错的。在你能想象到的几乎任何方面，例如战争、犯罪活动、收入、教育、交通、工人安全、卫生，21世纪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适宜生存。

《美国残疾人法》正式实施后，雇主十分担心自己不能约束和管制那些表现不好的残疾工人，也不能随意解雇，所以他们就选择不再雇用残疾人。

当土地所有者担心他们的地产将成为濒危物种（甚或将来的濒危物种）的理想栖身之所时，他们就会急着砍伐自己土地上的树木，使之不再适于动物栖身。最近几年来，成为土地所有者这种“怪招”受害物种的，就包括赤褐倭鸺鹠和红顶啄木鸟。有些环境经济学家认为：“《濒危物种法》的实施实际上正在危及这些物种，而不是起到了保护作用。”

在基督时代的早期，也就是在2000多年前，我们地球上的总人口大约为2亿。到1000年时，总人口仅仅增长到3亿。即使到了1750年，总人口也才为8亿。饥荒是一个社会问题，智者声称这个星球可能无法再承受更大、更快的发展。

18世纪末叶的美国，“要养活美国全部人口并仍有富余粮食出口的话，那么每20个人中就得有19个人从事农业活动。”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如此写道。而200年以后，虽然美国人口更多，但要养活他们，同时使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粮食出口国”，每20个人中只需1个人从事农业活动就够了。

1850年，全球人口规模已增至13亿；1900年，增至17亿；1950年，已达26亿。此后，人口真的可以说是在爆炸性地增长。此后50年中，全球人口规模已翻一番，远远超过了60亿的关口。如果你一定要找出此番人口激增的原因，那就是硝酸铵。

石油产业早就起到了《濒危物种法》的作用：可以拯救那些濒临灭绝的鲸。

纵观历史，可以发现，做男人总比做女人轻松些。虽然这种说法过于笼统，而且例外情形也的确存在，然而不论以何种重要的标准来衡量，女性总比男性过得艰难。

女性在经济收入方面仍然受到歧视。就25岁以上（包括25岁）、本科以上学历、全职工作的美国女性而言，其中值收入大约为47000美元。而处于同样年龄段、拥有类似背景的美国男性，其中值收入则超过66000美元，比女性高40%。

经济学家克劳迪亚·戈尔丁（Claudia Glodin）和劳伦斯·卡兹（Lawrence Katz）发现：哈佛大学女性毕业生的收入，还不到其男性校友收入的一半。

经济学家安德烈亚·英奇诺（Andrea Ichino）和恩里科·莫雷蒂（Enrico Moretti）对一家大型意大利银行的人事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45岁以下的女雇员往往每隔28天就会请假。将这些没上班的天数放在雇员绩效评估背景下加以研究，这两位经济学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这家银行中男女雇员薪酬差额的14%，是由于女性身体不适请假而造成的。

有那么一个市场却总是女性的天下——卖淫市场。

调查委员会称：“如果女性辛苦劳作，每周只能挣6美元，而此时她得知，市场上存在性服务的需求，男性愿意为此支付高价。在金钱的诱惑下，女性选择出卖肉体，每周挣25美元。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吗？”

水的多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供求法则决定的，而这个法则往往比立法机构所出台的法律更有效。

尤其在美国这样的国家，政治和经济之间很难协调一致。政治家可能出于各种原因通过名目繁多的法律法规，其初衷或许可赞可嘉，却没有考虑到现实世界人们的真实行为动因。

当你将供应商赶尽杀绝时，市场上相应产品和服务的供应就会严重不足，这就不可避免地推高了价格，而高价又会吸引更多供应商纷至沓来，进入这个市场。相对而言，美国政府开展的“反毒之战”收效甚微，这完全是美国集中力量打击毒品贩子而非吸毒者造成的。

如果一国政府的确希望对非法产品和服务重拳出击，那么非法产品和服务的消费群体就应成为该国政府的重点打击对象。举个例子，如果法律规定嫖娼者要被处以阉割的刑罚，那么嫖娼市场就会迅速萎缩。

在大约100年前的芝加哥，妓女几乎要承担因卖淫而被惩罚的全部风险。因为卖淫，妓女被社会唾弃，为世人所不容。或许，妓女所受到的最严厉的惩罚在于，做过妓女的人将永远无法找到如意郎君。综合考虑上述因素，你就可以看出，为了吸引足够多的女性加入这个行业，满足强劲的嫖娼需求，妓院一定得给妓女开出这么高的工资才行。

当调研内容涉及有伤风化的可耻行为时，受访者往往会视回答问题所承担的风险或调研者的身份，要么轻描淡写，要么夸大其词。

正如马蒂内利所发现的那样，补助申请人也会虚报资产，例如室内管道、自来水、燃气炉及水泥地板。补助申请人居然谎称拥有某些其实并不拥有的家庭必需品，这究竟是为什么呢？马蒂内利和帕克认为，这是羞愧心在作祟。显而易见，即使一个人穷困潦倒，穷到需要申请福利补助的份儿上，他也不想向福利工作人员承认，他家的地板十分肮脏，或没有卫生间。

调研结果表明，芝加哥街头妓女一般每周工作13个小时，提供10次性服务，每小时所得收入大约为27美元。因此，每周到手的收入大约为350美元。调研结果还表明每个妓女平均从其嫖客钱包中偷走20美元，还证实了这样一个事实：有些妓女以毒品形式（通常是霹雳可卡因或海洛因）收取费用，往往还给予一定折扣。在温卡什调研的所有妓女中，吸毒者占83%。

温卡什追踪调研的妓女，每年要遭遇不少于10次的暴力事件。在整个调研期间，接受调研的160个妓女中，至少有三人死于暴力。“嫖客殴打妓女，要么是当时其性欲没有得到完全满足，要么是不能正常勃起，”温卡什说，“嫖客羞愧难当，随后便会抛出这样的话，‘对你而言，我的欲望太强了’（你没能满足我的性欲）或‘你太难看了’（不能激起我的性欲，无法正常勃起）。”可以想见，嫖客会要求退钱，而妓女绝对不屑于与这样一个没有阳刚之气的男人理论。

供求关系发生了改变。谁对妓女构成最大的竞争威胁？很简单，愿意与男人免费发生性行为的女人。

在地区分布上，卖淫活动比其他犯罪活动更为集中：在芝加哥针对卖淫活动实施的所有抓捕行动中，有一半集中在不到该市千分之三的街区。那么，这些街区有什么共同点呢？靠近火车站及主要路段（妓女的从业地点需要便于嫖客找到），而且穷人非常多，多为单身家庭（这也是大多数贫穷社区的共同特点）。

嫖客被抓捕的概率大致为嫖娼1200次才会被抓1次。

妓女并不是向嫖客统一收费的。例如，黑人嫖客给妓女支付的性交易费用比白人大约少9美元，西班牙裔嫖客支付的费用居于平均水平。

这里有个好消息：根据先前的调研结论，从街头妓女获得性服务的男性，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比例低得令人吃惊，不到3%。

更让人吃惊的却是性交中极少使用避孕套的事实：即便仅仅考虑阴道性交和肛交行为，嫖客使用避孕套的时间，也不到性交行为总时间的25%。

令人称奇的是，在同一卖淫地点，不同妓女提供性服务的价格几乎都差不多。或许你会认为，更漂亮、更性感的妓女收取的费用，肯定比不那么吸引人的更高，但现实情形极少如此。为什么呢？唯一合理的解释是，大多数嫖客都将女性视为经济学家所谓的完全替代品，或是可替代性较强的商品。

嫖客得到较大价格优惠的一种绝对有效的方式是，摆脱皮条客，直接找到妓女。倘若如此，那么获得同类的性交服务，他可以少付16美元。

皮条客能发挥重要作用的秘诀在于，他们寻求的是一个特定的嫖客群体，而这个群体往往是街头妓女靠自己无法接触到的。正如温卡什所了解的，西普尔曼的皮条客往往花费大量时间，泡在城市闹区的脱衣舞表演俱乐部，或在附近印第安纳州的游船赌场上转悠，寻找潜在嫖客（大多数是白人）。

数据还表明，皮条客效应远不止于让妓女收入更高。与皮条客合作的妓女，遭嫖客殴打的可能性更小，被迫为黑帮成员提供免费性服务的概率也没有单干大。

皮条客最重要的工作内容是与警察周旋。温卡什了解到，这些皮条客与当地警局维持着良好的关系，尤其与一位名为查尔斯的警员打得火热。起初，查尔斯对当地警察“巡管区域”还不甚熟悉，曾持续“骚扰”并抓捕过这些皮条客。然而，这类行动产生的结果却适得其反。“逮捕这些皮条客后，街头就要有人取而代之，导致发生黑帮混战，”温卡什说，“暴力活动比卖淫活动更糟糕。”

查尔斯尽力与对方做出一定妥协。这些皮条客同意，当小孩在街区公园玩耍时，他们就不去那边招揽生意，而且同意只暗中组织卖淫活动。作为回报，警局任其自行活动，不加干涉，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也不会抓捕妓女。

妓女与皮条客合作所能获得的最大益处便是不会被警察抓捕。

为了不进监狱，也不一定就非得要皮条客“罩”着你。在芝加哥，一般妓女每提供450次性交易才会被抓捕一次，而且平均而论，10次抓捕行动中，只有1次能将妓女定罪送进监狱。

“委托代理问题”。在某项任务中，委托方和代理方似乎有同样的目标，但事实上其动机各不相同。

在本例中，你可以把警局总警监视为委托人。他希望遏制街头卖淫活动。同时，负责街区的警员则是代理人。他可能也希望遏制卖淫活动，至少按理说应该如此，但他没有强烈的抓捕动机——为什么要采取更多的抓捕行动呢？在某些警员看来，那些妓女主动提供的性服务要比再创造一个抓捕纪录更有吸引力。

温卡什的调研十分清楚地反映了这种现象。在他追踪调研的妓女所提供的所有性交易中，大约有3%的性服务是无偿“献给”警员的。

每年7月4日前后对华盛顿公园妓女的性服务需求就会飙升。这些妓女也与任何出色的企业家没什么两样：她们会将价格提高大约30%，只要精力容许，尽量加班加点地赶工。

需求的猛增还吸引了新成员加入其中——全年其他时候几乎都不卖淫的那些女性，在这个卖淫业务火爆的季节，也暂时将其他工作搁置一边，干起了卖淫的行当。这些兼职妓女大多都有小孩，要照顾家庭，她们也不是吸食毒品的瘾君子。但就像淘金热中的淘金者，或房地产繁荣时期的房地产经纪人一样，她们看到了大赚一笔的良机，因此便迫不及待地加入了进来。

近年来，女性首席执行官的人数大约增长了8倍，但即便如此，女性首席执行官在所有此类职位中所占的比例仍不到1.5%。在美国排位前1500名的大型公司中，只有大约2.5%的待遇丰厚的高管职位由女性担任。

美国很多极为聪颖的精英女性，攻读MBA的初衷在于追求高薪，但结果却出人意料地嫁给了聪明能干的精英男性——也拿着高薪——因此她们不用再拼命工作，这正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如果没去商学院深造，她们就永远也不会遇上这样优秀的丈夫。

那些男人甜言蜜语，夸她长得漂亮，或对室内的装潢设计大加吹捧。在很多方面，他们对待她的方式，恰好是男人理应对待他们妻子，但实际上他们往往又没有那样做的方式。

诸如拉什娜这样的街头妓女，从事的工作在美国可能没人想干。但对于安莉这一档次的妓女而言，情形就迥然不同了：高薪，工作时间灵活，几乎没有被实施暴力和抓捕的危险。

安莉从来没有遭遇来自警局的麻烦，也不希望如此。事实上，如果卖淫活动被合法化，她肯定会气得发狂，因为她目前之所以能挣到如此高的收入，完全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她所提供的服务是嫖客无法合法获得的。

安莉已掌握这门业务的经营艺术。她是一个精明能干的创业家：维持低水平的运营开支，做好质量控制，学会实施价格歧视策略，还对市场上供求关系的影响因素了如指掌。此外，还享受到了工作带来的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