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在做选择之前，拥有大量机会进行讨论。当然，他们在讨论时全都同意合作，表示会选择甲。但是，26名学生中有22名做了自私的人，选择了“乙”，同时还抱着其他学生会选择“甲”的希望。

你为自己做的选择跟你打算与大家分享时做的选择是不同的。在不记名的情况下，尤为如此。

约会市场上的供求关系能激励人们去工作、去学习，甚至跳槽，以寻找更光辉的事业前景。

除了钱，其他刺激对CEO基本都不管用。

老板很难按照员工真正应得的标准付工钱。试图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办公室生活中的许多荒唐事跟着就来了。

收银员们看到对面的人工作速度快，并不会提高自己的速度——此时提速是不理性的行为。他们只有在被快手盯着的时候，才会加快速度。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企业盈利给CEO带来的好处实在太少，于是，CEO可能非常愿意不要工资，而直接将股东们的钱挪做己用。

公寓房的租金额即可看作人们对该公寓房周围环境的估值。在城市，外部性几乎就是一切。

为什么还有人愿意留在底特律呢？答案是：在底特律、圣路易斯以及其他正在衰落的城市，房子很便宜。

如今，各种城市分区规划限制阻止了人们盖新房。城市规划部门通过颁布各种分区规章制度，限制住房的供给量，导致在曼哈顿，每套单元房售价的一半以上都直接流进了城市规划官员们的口袋中。

若你的对手会犯错误，博弈论的作用则大打折扣。对手越差劲，博弈论越不实用。

参与者似乎会根据当次“速配”约会上出现的人系统地、理性地改变自己的择偶标准。看来，人们根本没有在寻找“唯一”。

简历只有三个类别：“优秀白人”、“普通白人”和“黑人”。

有一种人，他们在隔离的环境下反而能取得成功。这些人住在贫民窟附近，而不是贫民窟之中。他们是连接贫民窟与外部世界的人，就像建造桥梁的人。

理性政治的奇妙逻辑就在于，少数人剥削多数人。

少数人若想组织起来剥削多数人，有两件事必须考虑：第一，剥削必须不易被人察觉；第二，表面上的受益人必须始终有利可图。

游说集团在做到这一点之后，还必须保证贸易壁垒带来的收益仅流向明确的利益共同体，不能再有外来者。

利用贸易壁垒“偷”钱给压力集团的做法十分普遍，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便是解释不清。

假设你所在的行业入行代价高，而且发展远景惨淡，比如汽车业或炼钢业，争取政府补贴则是理性的做法。后来的竞争者恐怕没人会愿意投入巨资建造大型工厂进入一个在走下坡路的行业。

统治者的允诺往往只是空头支票。

统治者允诺实行不同的经济政策并不可靠，只有改变政治制度，一切才有可能有保障。

经济突然大幅度增长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就是经济制度的变迁。

好制度在先，经济增长在后。

咄咄逼人的老板发来电子邮件；还有爱偷懒的同事和爱搞小动作的对手……

若想成功地开家公司，你必须了解谁有天赋、谁诚实、谁工作努力，然后相应地付给员工薪水。这些都是至关重要的信息，但许多此类信息都有一个固有的特点：难以发掘，或难以应用于实处。因此，老板很难按照员工真正应得的标准付工钱。试图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办公室生活中的许多荒唐事跟着就来了。

在大多数工作中，衡量业绩并不那么容易。

会计或审计员的工作就难以跟踪审查。为了知道一名审计员是否尽职尽责，你需要再找第二名审计员来审查前一名审计员的报表——这意味着一笔不小的开销。那么，是否还应再找第三位审计员来审查第二位审计员的工作情况？

生活中更为常见的情况是，经理们十分清楚哪些员工在卖命工作，但却不能够按他们的业绩表现直接给予奖励。

收银员工作效率的变化取决于同一时间其他收银员效率的高低。

假设你就是一名收银员，当一个快手紧挨着你坐下，你立即提高了扫描物件的速度。你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反应，与其说对方的速度鼓舞了你的干劲儿，不如说你不希望别人指责你偷懒。

收银员们看到对面的人工作速度快，并不会提高自己的速度——此时提速是不理性的行为。他们只有在被快手盯着的时候，才会加快速度。

理性的老板们会多尝试以合同之外的方法奖励最优秀的员工。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企业盈利给CEO带来的好处实在太少，于是，CEO可能非常愿意不要工资，而直接将股东们的钱挪做己用。

对于“分摊费用”难题，最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案就是令CEO拥有所有公司股票。

有一种方法能让CEO们持有全部公司股票，却限制他们借机满足私欲：“管理层收购”（MBO）或“杠杆收购”（LBO）。公司经理贷款买下他所属的公司，自己干得好就能赚一大笔，干得失败就破产——这种做法动力强大，但薪水高低取决于公司的经营状况。

除了钱，其他刺激对CEO基本都不管用。

自20世纪80年代起，CEO的收入逐渐与公司真实运营情况关联起来。

公司常常刚发放完期权，股价就上涨。要么就是时间算得太准了，准到不可思议，要么就是官方公布的日期有“猫腻儿”，总之，期权发放日期必定使CEO利益最大化。

苹果公司给了当时的CEO史蒂夫·乔布斯股票期权，还撒谎说其中部分期权曾通过董事会的认可，但后来苹果承认，根本就没开过什么董事会。

搬到了富裕居民区的成人、小孩都感到更安全、更幸福。孩子受到严重伤害的可能性减少了3/4。行为问题在女孩中减少了1/4，在男孩中则减少了40%。孩子们遇到攻击、抢劫或被惊吓的可能性降低了1/3。许多成年人称自己以前几乎没感到过快乐或安宁，而搬出来后他们心情极度忧郁的时间减少了1/3。

纽约的工资水平比全国平均工资水平高，但只不过高出15%而已。普通纽约人的真实购买力仅为美国其他地方普通居民的3/4。

大城市的平均收入水平较其他地方高，然而，消费水平更高！根据一项经验法则，城市规模每扩大一倍，居民工资水平就提高10%，同时，消费品价格上涨16%。

我们总是能从其他人身上学到东西。那么，“其他人”住在哪里？就在大城市。

繁荣的城市是一所人生的大学，是人们互相取长补短的地方。

房地产经纪人的格言“地段、地段、地段”总结出了一个简单的现实：能够决定房子价格（或租赁价值）的因素确实包括房子本身的面积与质量，但更重要的因素是房子周围的环境。

公寓房的租金额即可看作人们对该公寓房周围环境的估值。在城市，外部性几乎就是一切。

曼哈顿或芝加哥商业区的居民支付高额的租房费，若不是为了能够靠近其他人，还会为了什么呢？

“高昂的大城市租房费，意义在于使人们拥有了进入文娱康乐场所的机会。”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其实另外还有一种解释：大多数文娱康乐场所都收费。

城市劳动者的工资能够以比别处更快的速度增长。

知识密集型产业往往都集中于一小块地方。

2004年，新奥尔良警方配合一群大学研究员做了一场实验，它们选定一个下午进入市区，在极短的时间内连放700声空枪，结果竟没有任何一名市民打电话报警。

只要想，就可以轻松寻得一个气候更宜人、发展空间更广阔，而且有大量工作机会的地方安家。可是，为什么还有人愿意留在底特律呢？答案是：在底特律、圣路易斯以及其他正在衰落的城市，房子很便宜。

据格莱泽估测，一座房子，如果造价是8万美元，人们在底特律的大部分地方不需花那么多钱也能买到手。这里的房子一般在6万美元左右，有许多甚至更便宜。

不难看出都有哪几类人会理性地选择房子便宜却找不到好工作的城市：已经退休的人、没本事的人，以及那些由于技术进步、国际竞争等因素自身拥有的技能已无法适应市场需要的人。

如今，各种城市分区规划限制阻止了人们盖新房。政府的理由是：曼哈顿等地已无法接纳更多的人居住。

城市规划部门通过颁布各种分区规章制度，限制住房的供给量，导致在曼哈顿，每套单元房售价的一半以上都直接流进了城市规划官员们的口袋中。

曼哈顿的房东是目前各种分区限制的既有利益获得者，因此不难理解，他们组建的压力集团反对任何削弱各限制条目的做法。

冯·诺依曼在《博弈论》中写道：“诈唬有两个目的。其一，是在弱势的情况下表现出很强势的样子；其二，是在强势的情况下希望别人感觉你很弱势。”

若你的对手会犯错误，博弈论的作用则大打折扣。对手越差劲，博弈论越不实用。

纽约有130万单身男性、180万单身女性，在这300多万人中，只有12人认为自己目前的性生活已足够，不想再找更多的性伴侣。—《欲望都市》（Sex and the City）台词

纽约单身女性数量超过单身男性。

夫妻双方是一个经济结合体，分摊家务劳动，共同支付抚养孩子的费用，以及让每个家庭成员都感到家的温暖。

20世纪70年代离婚率急速上升，在其现象背后的真正原因是经济变化。

参与者似乎会根据当次“速配”约会上出现的人系统地、理性地改变自己的择偶标准。看来，人们根本没有在寻找“唯一”。

女人更喜欢高个儿男性，不太喜欢矮个儿的。但如果那个晚上的男性都不足6英尺（约合1.80米），矮个儿可就交好运了。

大多数人更青睐于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做自己的交往对象，但如果博士们都不在场，人们也会向有过退学史的人提出约会请求。

在可供挑选的人“质量差”的时候，大家就降低自己的择偶标准。

人们在挑剔余地大的时候便愈发挑剔，在没什么挑剔余地的时候，则会选择将就。说得通俗一点，就是人们在婚姻市场上，对自己有能力得到的“商品”感到很满足。

人们请求约会的对象是高、矮、胖、瘦，是专业人士还是一般办事员，受教育程度是高还是低，90%以上取决于当晚可供挑选的参与者情况。大家只有在年龄上不匹配时，才真正有可能（也只是“有可能”）考虑等下一次“速配”约会再说。

你向谁提出约会请求，主要在于谁正好坐在你面前。照这种情况，那个人则有很大的随机性。

约会市场上的供求关系能激励人们去工作、去学习，甚至跳槽，以寻找更光辉的事业前景。

在男性稀缺的地方，女性的反应就是多念书，以延长留在学校的时间。而在男性格外富有的城市，女性也格外多。

当一种性别的数量超过另一性别的数量，哪怕只超出一点点，就会在理性的情人中产生惊人的影响。

找工作，从感情上说，与嫁老公、娶老婆不是一回事儿，但在某种程度上两者也有相似点：你需要首先在一堆工作里挑出一样你最喜欢做的，然后说服你的雇主，让他愿意请你做那份工作，也就是说，你们要两相情愿。

男性若在网络约会广告中称自己收入高，则能吸引来许多回复。对于女性，整个情形则倒过来了：女性如果在网络约会广告中称自己收入高，还不如称自己收入一般，反而能收到较多的回复。

96%的已婚黑人女性嫁给了黑人丈夫。超过96%的已婚白人女性嫁给了白人丈夫。

我们在现代经济中所拥有的财富，最为根本的来源就是分工。

女人在离婚之前，真的有必要先拥有事业吗？基本说来，是的。一个女人，尤其是身为母亲，若下定决心离婚，那么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她需要找一份工作。

女人们认识到，她们的丈夫若想离婚，不必事先征得妻子同意，也无须离婚后向前妻支付一大笔费用。于是女人在婚姻中付出的越多，承担的风险就越高：生孩子会增加风险，供丈夫念书会增加风险，在丈夫一心忙事业的时候做个家庭主妇也会增加风险。

禀赋效应：人们更加珍爱自己已经拥有的东西。这是不理性的行为。

实验室里所做的实验有一大隐蔽的缺陷：不管实验多么有价值，实验环境都创造了一种偏见，使结果倾向于不理性行为：这些实验把普通人放到了特殊的情境中。

人们可以不经过刻意的计算而做出理性的决定。让一个专业板球队员看一眼空中的球，他便会转身、起跳、再转身，不偏不倚地来到球下落的位置，稳稳地接住球。他大脑的某个部分肯定已解决了这个二元一次方程。

为什么卖淫成不了人们的理想职业。一个打算靠卖淫维生的女性很清楚自己不但会被嫖客看不起，外界也不会接受她。

男同性恋面临可能感染艾滋病的风险，做出了理性的反应，然而这种反应更多的是由一种情感上的信号引起的，而非源自其被感染概率的客观变化。

任何看似有规律的东西都极有可能只是随机事件。

持高质量简历的求职者获得面试机会的可能性更大，但有一个前提，必须是白人。各人事主管似乎根本不看黑人求职者有没有工作经验或某方面的专长。黑人简历的质量高低对他们求职的成功率毫无影响。感觉上这些简历只有三个类别：“优秀白人”、“普通白人”和“黑人”。

一种恶性循环。就如同罗兰·弗赖尔与他的同事在弗吉尼亚大学的教室里发现的情况一样：假如你年轻、有天赋，却是个黑人，何必再费心费力地去念学位、增加工作经验呢？雇主甚至根本注意不到这些东西。

歧视通过两种途径伤害黑人：一种是直接伤害，使黑人得不到平等的机会；另一种是间接伤害，歧视会一点一点地削弱黑人努力学习与向着远大理想奋斗的动力。长远来看，这种潜藏的间接伤害带来的负面影响甚至可能更严重。

小孩子是理性的。劳动力市场敌视黑人，小孩子们知道这一点，于是，就不再去考虑学习的事情。

穷人们理性地住到一块儿，其逻辑意义就是努力学习的小孩子将遭到同伴的嘲讽。

黑人总是处于劣势，是因为他们的“社会资本”不足。社会资本低，简单说来，就是指非洲裔美国人走不出贫民窟，走不出坏学校、高犯罪和强烈抵触学业成就的朋友圈子。

住在种族隔离的贫民窟中确实损害生活质量，这体现在多个方面，如工作机会小、念书的前景不好等。

贫民窟创造失败者，也打造大赢家。有一种人，他们在隔离的环境下反而能取得成功。这些人住在贫民窟附近，而不是贫民窟之中。他们是连接贫民窟与外部世界的人，就像建造桥梁的人。这些人是具有开创精神的企业家，他们向贫民窟中的居民出售各种服务，或雇用贫民窟中的居民生产产品，然后销往其他地方，企业家自己也能从中获利。

个体的理性行为未必能给社会带来理性的结果。

你作为一名选民，不知道自己是如何上了制糖业的当，被骗了一些钱，没关系，这在你是理性行为。你可以先花工夫去了解整个情况，再查出下届选举中哪位候选人反对糖业补贴，可你这么做又有什么意义呢？

在选项甲后面画钩的学生能够获得2美元，但需26人平分，每人大概能分得8美分。选项乙是自私的选择：在选项乙后面画钩的学生仅自己获得50美分，班里其他同学什么也得不到。

他们在做选择之前，拥有大量机会进行讨论。当然，他们在讨论时全都同意合作，表示会选择甲。但是，学生们合作从教授手里挤点现金出来的计划在实行过程中彻底失败了。26名学生中有22名做了自私的人，选择了“乙”，同时还抱着其他学生会选择“甲”的希望。

你为自己做的选择跟你打算与大家分享时做的选择是不同的。在不记名的情况下，尤为如此。

形成组织后的总利益很大，但对于组织中的每一名成员来说，能够获得的利益是极小的。可见，理性政治的奇妙逻辑就在于，少数人剥削多数人。

少数人若想组织起来剥削多数人，有两件事必须考虑：第一，剥削必须不易被人察觉；第二，表面上的受益人必须始终有利可图。第一个条件一般不难满足，但我们即将看到，要想实现第二个条件，则出人意料得困难。

糖业补贴等贸易壁垒同样是偷多数人的钱，分给一小股压力集团，只不过这种“偷”不易被人察觉，大家需要下点功夫才能明白贸易壁垒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人们从直觉上难以接受“让外国竞争者抢走本国工人的工作对普通大众有好处”这种说法。美国的糖业游说集团则对民众的迷惑加以充分利用。

利用贸易壁垒“偷”钱给压力集团的做法十分普遍，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便是解释不清。

剥削不能太明显，以免激怒理性无知的选民。

游说集团在做到这一点之后，还必须保证贸易壁垒带来的收益仅流向明确的利益共同体，不能再有外来者。

后来者难以进入的行业，用经济术语说，门槛高的行业最有可能寻求政府补贴。同时，仅仅入行难一个条件还不够，如果某个行业发展前景广阔，也不应争取补贴。其他竞争者肯定愿意跨过高门槛，将政府补贴的一部分占为己有，同时看着自己的投资在不断扩大的市场上得到更大的收益。

假设你所在的行业入行代价高，而且发展远景惨淡，比如汽车业或炼钢业，争取政府补贴则是理性的做法。后来的竞争者恐怕没人会愿意投入巨资建造大型工厂进入一个在走下坡路的行业。关税壁垒或政府补贴能够令现有工厂企业拥有可观的利润，但这笔利润还不足以达到新建一个工厂所需的成本。从政治角度看，这种情况堪称完美：贸易壁垒保护了一些关系紧密的小团体的利益，同时，他们获得的超额利润不会因外来竞争者的介入而有所流失。

另外一个诱人的游说团的目标便是农业。一个国家中肥沃的耕地只有那么多，外来竞争者不可能通过创造出新的农耕土地获得政府补贴，赚取大量利润。政府对农场的补贴抬高了土地的价值，在农业产业中，农场主既可以保留土地，接受补贴，也可以出高价卖掉土地，从中仍能有利可图。

为什么在富裕国家，城市向农村提供补贴？原因一：许多对农村的补贴明确令农村居民受益，但城市居民对自己支出的成本并不知晓。原因二：政府对农村的补贴不足以吸引人们涌向农村，以致人均补贴量有所减少。

在一个独裁统治或类独裁统治的国家，统治者无须对自己剥削民众的做法遮遮掩掩，因为在这里，民众对此只能无可奈何。

绑匪困境其实是一个关于诚信的问题。假如人质能够答应不指控绑匪，并且能够让绑匪相信这个承诺是真的，绑匪就愿意释放人质；人质也愿意答应绑匪的条件，只是双方都无法确保对方能够不食言。

绑匪困境本质上不好解决。

对于统治者们，避免局势发展到这种程度（指爆发革命）才是上策。革命爆发前通常都有一些征兆，统治者看到起义军即将汹涌而至，必然心生恐惧，担心自己会变成“绑匪困境”中的人质，此时，为了保住性命，理性的做法就是，让渡一些权力，缓和起义军情绪。

统治者的允诺往往只是空头支票。

推翻一种制度，需要多方协调，这增加了革命的难度。

统治者允诺实行不同的经济政策并不可靠，只有改变政治制度，一切才有可能有保障。

皇家垄断产业都是一本万利的买卖，所售的商品均以垄断价格高价出售，其中最有名的受益人即为东印度公司。

任何国家只要能避免乱收税，哪怕不考虑城市的作用，这个国家的人民也一定能享受到高工资。

为什么英国与荷兰能够拥有自由统治，而法国、德国、西班牙则不行？根本的答案。德朗与施莱弗将这种区别归之于“政治、运气，甚至宗教”。

大西洋贸易最主要的贡献是间接体现出来的。奴隶贸易改变了西欧各国的政治体制，并为逐渐壮大的商人阶级提供了新机遇。资产阶级的力量得到加强与巩固，他们提倡的制度也逐渐完善起来，如保护私有财产，建立法治社会，减税，固定税率、税种等。

经济突然大幅度增长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就是经济制度的变迁。

各殖民地的原住民不会从殖民统治带来的财富中获得任何好处。

好制度在先，经济增长在后。

人类是非常聪明的物种。我们每个个体的理性行为造成的结果常常与社会整体意愿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