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世上的大多数人来说，不去自我欺骗就等于任由自己堕落、陷入绝望。

看清事实只会令我们的生活更糟，而不是更好。我们的眼睛和大脑不是为了真实性，而是为了功能性而存在的。

很多时候是自我欺骗给了大家生活下去的力量。

我总是对一个我根本不高兴认识的人说“很高兴认识你”。不过，如果你想活下去，你就得说这些话。——杰罗姆·大卫·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

哈维·萨克斯(Harvey Sacks)是“会话分析”(conversation analysis)的创始人，在1975年发表的名为《每个人都必须撒谎》(Everybody Has to Lie)的论文中，他详细列举了日常生活中大量的谎言。比如，对于最基本的问候“你最近怎么样啊？”，其实问的人并不真的想知道，回答的人也不用如实回答。

大部分传统的政治家很擅长欺骗。他们会根据听众的需求调整自己的观点。

我们所有人在生活中都认识里根和克林顿这样的人。他们好像对我们说的任何话都很感兴趣。他们充满同情心，让我们觉得非常放松。对于这样一类人，我们有一个非常正面的词来形容他们——“高情商”(emotionally intelligent)。

礼貌和客套是团队和组织运作的必要条件。

正如德保罗所说：“那些出于关心的谎言，那些善意的谎言，是我们赠给被我们放在心尖上的人的礼物。”

这条教练最常说的格言：“我们什么都不差，只需要把每项优势都发挥出来。”意思是：“我们队很差，谁都看得出来，但总是执着于这一点又有什么用呢？”

在任何国家，经理们在面对员工时一向都是谎话连篇的，而最受喜爱的经理往往是最精于此道的。

你是认真的吗，一个人能是现实主义者却不悲观？

品牌在消费者心中代表的是“内涵体系”。当品牌引起消费者共鸣时，消费者就会觉得品牌是“我是谁”这种个人价值的延伸。

极少人承认自己从iPhone、雷克萨斯或是拉菲中获得的价值不是源自手机、汽车或红酒本身，而是源自这些产品被赋予的故事。欺骗和自我欺骗本就是在双方都不承认的时候效果最好。

这个街头音乐家，是约夏·贝尔，世界上最伟大的小提琴家之一。那些匆忙赶去上班的人或许曾花过几百美元，只为能在音乐厅听他演奏。在街头表演期间，贝尔总共收到37美元12美分。

我们会朴素地认为，我们对于事实的看法是“正确的”，任何持其他观点的人一定是有偏见的、愚昧的、无知的。

就像喜剧表演者乔治·卡林曾说的那样：“难道你没有注意到，在你眼中，任何车开得比你慢的人都是傻子，任何开得比你快的人都是疯子？”

患有抑郁症和其他障碍的人通常将现实看得更清楚。

往往不易被察觉的事实是，大多数“健康的”关系其实是靠妄想和积极错觉维系的。我们越是欺骗自己、美化另一半——比如说，我们越是相信我们的伴侣是善良的、大方的、美丽的——我们的爱情就会越美满。

本杰明·富兰克林就曾给出这样的忠告：“结婚前要睁大眼睛——结婚后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无知且意识不到自己的无知》(Unskilled and Unaware of It)，论文中探究的内容现在被叫作达克效应(Dunning-Kruger Effect)，即越是不擅长某事的人，越是倾向于认为自己很擅长。

在很多情书中，劳里凭空捏造出的女性都会诉说自己在逃离些什么——家暴、贫穷，或是毒品上瘾。那些情书最开始往往并没有挑逗意味，而是希望得到帮助和开导的请求。

劳里发现，在他最忠实的那批客户中，大部分人并不是什么色狼或是变态，而是迫切想要感到自己被需要的品行端正的人。

这个宇宙中根本没有神、没有国家、没有钱、没有人权、没有法律，也没有正义，这些只存在于人类共同的想象中。——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简史》

对于美国各大城市讣告的多重分析显示，宗教团体成员的平均寿命比无宗教信仰的人群高出五岁，就算控制住例如性别、婚姻状况这样可能影响寿命的变量后结果也是如此。

在得梅因，不去教堂的危害几乎等同于吸烟。

经常参加宗教服务的人们往往有更好的社会支持网络和更多关系亲密的朋友。他们参加的志愿活动也更多。

如果人们执意要相信一件事是真的，对它翘首以盼，将一切希望都寄托于它，并感觉因为它整个人生都变得更美好了，此种情况下，我们不去戳破，便是在欺骗他们吗？这难道不是一种仁爱、一种善意吗？——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别名格蕾丝》

1988年，劳里的勾当被揭发，他因为邮件诈骗罪在伊利诺伊州皮奥里亚接受审判时，一些订阅了他的情书的会员，也就是受骗者，也去到了那里——去为他辩护。

一些人作证说，是“爱之堂”将他们从毒瘾和孤独中解救了出来——有两个会员说，是因为这些情书他们才没有自杀。

人们之所以执着于错误的信念，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自我欺骗有时可以起到帮助作用——它能使我们实现有用的社会、心理及生物学意义上的目标。有着错误的信念并不总是意味着愚昧、病态或是邪恶。

欺骗者和自我欺骗者的合流不仅仅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在很多时候它还是一种有实际功用的做法，甚至在有些时候是必不可缺的。它可以帮助维护我们的人际关系，推动团队的成功，甚至能预测我们的寿命。

我们与真相的复杂关系的核心，是一个两难的困境：我们要有希望才能活下去，但是世界有无数种方法来剥夺我们的希望。

对于世上的大多数人来说，不去自我欺骗就等于任由自己堕落、陷入绝望。

如果想要生存下去，想要造福子孙后代，注定要像西西弗斯一样日复一日地将巨石推上山顶的话，觉得自己无足轻重、微不足道的想法对我们就不会有丝毫助益。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世界上的每种文化里，人们都会怀揣着某种信仰，这种信仰告诉人们，生命是有目的、有意义的。

诸如理查德·道金斯所著的《上帝的错觉》(The God Delusion)一类的书建议我们，要无畏地直视虚无，去接受平淡是人生的常态这一事实。但这恰恰忽视了真正的问题：大部分人并没有牛津大学教授一样的资质和涵养，并不能冷静地看待自己无足轻重这一事实。

我去到牛津，在道金斯的家里采访他时向他问道：先抛开宗教的各种说法是否真实这点不谈，如果一个人正经受着巨大的痛苦，而某种宗教信仰中有关来世的说法让他有了力量去承受今生的苦难，我们也要剥夺他从信仰中获得的慰藉吗？道金斯沉默不语。

看清事实只会令我们的生活更糟，而不是更好。我们的眼睛和大脑不是为了真实性，而是为了功能性而存在的。事实也表明，丢弃掉9.9999996亿比特的信息是非常有用的。

你会不了解真相，但是这会让你实现真正的目标：大脑的存在是为了让你生存下去，帮助你寻找机会，和伴侣以及朋友相处，将下一代抚养成年，避免陷入绝望。从进化的角度来说，客观事实不仅算不上目标，它甚至连通往目标的道路都算不上。

我们不应该执着于分出真假，而是将目光投向更复杂的问题：自我欺骗的结果是什么？它能帮助哪类人？好处是否会大于坏处？

我总是对一个我根本不高兴认识的人说“很高兴认识你”。不过，如果你想活下去，你就得说这些话。——杰罗姆·大卫·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

特雷维诺说：“有时你要做的可能就是在走廊里相遇时说一句简单的‘早上好’。”重要的是要展现出温暖、真诚和慷慨，要时刻保持友善，就算你当时心情差到了极点，完全不想这么做。特雷维诺把这叫作“为人处世之道”(the people thing)——要让顾客在任何时候都能感受到被关心，不管当时具体是什么情况，不管你当时心情如何。简言之就是，“欺骗”。

要知道，套话就像轮胎的胎体一样，有了它吸收震动，你才不会觉得那么颠簸！

很多餐厅，尤其是高档餐厅，基本不会告诉你你的开销是多少。你用完餐后，服务员不会来说跟你说：“您好，您总共消费87美元55美分。”你的账单会被藏在皮质账单夹中。

哈维·萨克斯(Harvey Sacks)是“会话分析”(conversation analysis)的创始人，在1975年发表的名为《每个人都必须撒谎》(Everybody Has to Lie)的论文中，他详细列举了日常生活中大量的谎言。比如，对于最基本的问候“你最近怎么样啊？”，其实问的人并不真的想知道，回答的人也不用如实回答。

大部分传统的政治家很擅长这类欺骗。他们会根据听众的需求调整自己的观点。

我们所有人在生活中都认识里根和克林顿这样的人。他们好像对我们说的任何话都很感兴趣。他们充满同情心，让我们觉得非常放松。对于这样一类人，我们有一个非常正面的词来形容他们——“高情商”(emotionally intelligent)。

莎士比亚说，这个故事要传达的道理是，要理智：不要将华而不实的爱当作真正的爱。

正因为我们虚荣又自卑、怯懦又小气、骄矜又脆弱，只有傻瓜会觉得别人会一脸和善地听完你不经任何掩饰说出的真相。

礼貌和客套是团队和组织运作的必要条件。

适当程度的欺骗是进入人类俱乐部的门票。反过来，我们也期待别人可以这样欺骗我们。

罗伯特·费尔德曼(Robert Feldman)用摄像机录下了陌生人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被试者承认自己在对话中大约每十分钟会说三次谎——有些人的撒谎次数则会高达十二次。

学生实践之后才明白德保罗早已看穿的一件事：“一直绝对诚实并不是一件好事，也不大可能做到。”

正如德保罗所说：“那些出于关心的谎言，那些善意的谎言，是我们赠给被我们放在心尖上的人的礼物。”

乔治·华盛顿和樱桃树的故事本身就是个谎言，它是1800年时一个叫梅森·威姆斯(Mason Weems)的身份可疑的牧师编出来的。威姆斯想要利用大众对于华盛顿的狂热崇拜来捞一笔。

“收到不想要的礼物”(undesirable gift paradigm)的情况时。你必须说收到的礼物你很喜欢，尤其是近亲精心挑选（还花了钱）的奇葩礼物或是毫无品味的礼物。

如果教练说“我们只考虑下一周的比赛就好”，那么这其实是在说：“我希望大家把精力都放在下周的比赛上。因为从整个赛季来看，下周的比赛最有可能获胜，如果我们再不取得一点成绩的话，恐怕我就要被开除了！”

这条教练最常说的格言：“我们什么都不差，只需要把每项优势都发挥出来。”意思是：“我们队很差，谁都看得出来，但总是执着于这一点又有什么用呢？”

在任何国家，经理们在面对员工时一向都是谎话连篇的，而最受喜爱的经理往往是最精于此道的。

我们中的很多人——在巨大的痛楚面前——会宁愿相信谎言带来的希望，而不是去面对真相然后陷入绝望。

研究人员曾对534名成年人进行人格测试，这些成人都患有肺癌，也就是最终夺走了我父亲性命的疾病。他们将患者分为两组，乐观的患者和悲观的患者。他们发现，乐观的患者要比悲观的患者长寿六个月。

你是认真的吗，一个人能是现实主义者却不悲观？

那项研究是在1994年发表的，在当时，被诊断患有艾滋病就相当于被判了死刑。研究结果显示，对自己病情和最终结果更现实的人比乐观的人要少活九个月。研究人员将他们的论文命名为《现实主义对于患有艾滋病的男同性恋者来说是寿命减少的征兆》(Realistic Acceptance as a Predictor of Decreased Survival Time in Gay Men with AIDS)。

只要你相信它，它就不是谎言。——乔治·科斯坦萨(George Costanza)，《宋飞正传》

磁力疗法就像是一个剧院，戏剧性的治疗过程则是一场精致的骗局：操控患者的期望，利用患者自身的能力来使他们康复，这就是疗愈的秘密。

在麦斯麦所处的年代，安慰剂已经被广泛应用。托马斯·杰斐逊透露过：“我认识的所有成功医生中，有一位曾经跟我说过，他给患者开过的面包药片、着色水滴和山核桃灰末，比他开过的全部药物加起来还要多。”

品牌在消费者心中代表的是“内涵体系”。当品牌引起消费者共鸣时，消费者就会觉得品牌是“我是谁”这种个人价值的延伸。

虽然iPod本质上就是一个MP3。所以，苹果公司其实是通过创造出一个专有名词，然后将这个名词与自我表达的品牌理念、创意、嘻哈、趣味、态度和潮流设计等等联系在一起，这样人们就会在心理上觉得这是个与众不同的产品。

极少人承认自己从iPhone、雷克萨斯或是拉菲中获得的价值不是源自手机、汽车或红酒本身，而是源自这些产品被赋予的故事。欺骗和自我欺骗本就是在双方都不承认的时候效果最好。

他在43分钟的时间里演奏了六首经典曲目，其间有1000多名通勤的人经过。几乎所有人都无视了他，只顾着匆匆赶路，仅有27个人停下来听他演奏。而这个街头音乐家，是约夏·贝尔，世界上最伟大的小提琴家之一。那些匆忙赶去上班的人或许曾花过几百美元，只为能在音乐厅听他演奏。在街头表演期间，贝尔总共收到37美元12美分，不算入某个认出他的人给的20美元。贝尔演奏中用的琴是斯特拉迪瓦里在1713年制作的名琴吉柏森(Gibson ex Huberman)——价值将近400万美元。

如果将普通的水进行华丽的包装，人们会分辨不出来，傻傻地掏腰包；而当天才没有华丽地出场时，人们也认不出来。

我们会朴素地认为，我们对于事实的看法是“正确的”，任何持其他观点的人一定是有偏见的、愚昧的、无知的。

就像喜剧表演者乔治·卡林曾说的那样：“难道你没有注意到，在你眼中，任何车开得比你慢的人都是傻子，任何开得比你快的人都是疯子？”

非抑郁症患者则往往高估自己控制小灯闪烁的能力。也就是说，导致这两组人出现差异的原因，并不是健康的人能看清现实，抑郁的人用消极妄想看待世界，而是“健康”组有控制妄想，“不健康”组能看清现实。这篇研究论文的副标题是“悲伤的人更清醒”(Sadder but Wiser)。

患有抑郁症和其他障碍的人通常将现实看得更清楚。另外，这些研究还表明，那些经过治疗有所好转的抑郁症患者——随着他们不断好转——他们变得更加有可能进行自我欺骗，更有可能出现控制和自信妄想。

一定程度的自我欺骗不仅没有坏处，反而会带来积极影响：健康的人是那些以更加积极的方式看待世界的人。

积极错觉对于心理健康和良好的心理状态来说是必要的：“社会、人格、临床以及发展心理学领域的大量研究均表明，正常人会对自己有不符合实际的积极看法，会过于相信自己有掌控所处环境的能力，并且在看待未来时认为自己的未来会比一般人要好很多……另外，相对抑郁或自信心相对较低的人通常没有这种高看自己的错觉。”研究人员得出的结论是，积极错觉会使人“有更高的收入、更强的工作动力，更有目标性，行动更务实，更倾向于制订日常计划，更少相信宿命论”。

男性比女性更有可能成为连续项目的发起人。Kickstarter的男女整体分布比例为56%和44%，但是如果仅看发起了至少五个项目的创业者，比例就大不相同了。超过70%是男性，女性所占比例不到30%。

在有关患有艾滋病的男同性恋者的自我欺骗现象研究中，一些患者称自己已经“产生了抗体”，或是他们的免疫系统“比其他的男同性恋者更能抵抗艾滋病病毒”。这样的自我欺骗也提升了他们应对疾病的能力，减轻了他们的痛苦。

爱就像一棵树，它自行生长，深深地扎根于我们的内心，甚至在我们心灵的废墟上也能继续茁壮成长。这种感情愈是盲目，就愈加顽强，这真不可思议。它在毫无道理的时候反倒是最为强烈。——维克多·雨果，《巴黎圣母院》

往往不易被察觉的事实是，大多数“健康的”关系其实是靠妄想和积极错觉维系的。有大量的研究探究过积极错觉在爱情中的作用。其中大部分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我们越是欺骗自己、美化另一半——比如说，我们越是相信我们的伴侣是善良的、大方的、美丽的——我们的爱情就会越美满。

本杰明·富兰克林就曾给出这样的忠告：“结婚前要睁大眼睛——结婚后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坠入爱河的人们会低估伴侣的替代人选的美德——这些替代人选在他们眼中魅力会减弱，能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也更低——这与高看自己的现任是同一个道理。

那些感情最稳定的人会最大限度地看轻任何潜在诱惑，“就算栅栏另一边的草更绿，”其中一位参与研究的作者写道，“开心的园丁也不太可能会注意到。”

《无知且意识不到自己的无知》(Unskilled and Unaware of It)，论文中探究的内容现在被叫作达克效应(Dunning-Kruger Effect)，即越是不擅长某事的人，越是倾向于认为自己很擅长。

我们的希望、需求和欲望会塑造我们眼中的世界。

最精明的诈骗不是去骗受害者，而是布置好一切让受害者自己去骗自己。

在很多情书中，劳里凭空捏造出的女性都会诉说自己在逃离些什么——家暴、贫穷，或是毒品上瘾。那些情书最开始往往并没有挑逗意味，而是希望得到帮助和开导的请求。

劳里发现，在他最忠实的那批客户中，大部分人并不是什么色狼或是变态，而是迫切想要感到自己被需要的品行端正的人。

所有人都是疯子，那些能分析自己的妄想的人被称为哲学家。——安布罗斯·比尔斯

费斯汀格后来在他的书《当预言失败时》(When Prophecies Fail)中写下了这段经历。他提出的认知失调理论成为心理学界的一大重要理论。

所谓认知失调，就是说当我们的脑海中出现两种相对立的想法时，我们就会感到痛苦，就想要寻找办法来化解这种矛盾。

正如费斯汀格所说，当两种认知相矛盾时，人就会觉得痛苦，就会想要寻找方法消弭这种痛苦。如果无视事实能减轻这种痛苦的话，那事实如何也就不重要了。

出庭作证的会员中也不乏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有一位是伊利诺伊州立大学的哲学副教授。另一位是程序员，曾寄出过6000美元的“爱的奉献”。还有一位是来自旧金山的仲裁员。乔治·诺克斯(George Knox)是一位化学工程师，曾在陶氏化学做过主管。控方证人杰里·安德森(Jerry Anderson)是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马丁·玛丽埃塔公司的航空工程师。据他的家人说，他是研究航天飞机和哈勃太空望远镜的。

用检察官塔特·钱伯斯的话来说就是：“不管是管理员还是火箭科学家都可能会相信‘爱之堂’。不只是没受过教育的人会信以为真，就算是NASA的工程师也会。”

劳里说，最开始，他会在每封信里用“小号字体”加上免责声明，注明这些信是虚构的。但是后来他发现那些会员根本不会在意，他就把免责声明取消了。“他们只会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他们只会瞟一眼，［然后心想］‘哦，他这么写只是为了保护自己’。然后继续去相信天使们的存在。”

这就跟如今很多电子游戏还有在线服务的做法一样。你注册的时候，会弹出一个十几页的文件让你浏览，一眼看过去全是法律术语，基本不会有人去读，能看懂的就更少了。

人们几乎不会花时间去阅读“服务条款”。有一项研究显示，就算有小号字体注明了诸如同意该协议即视为同意放弃自己的第一个孩子这样荒谬的条款，志愿者们也会乐呵呵地勾选“同意”。］一旦你勾选了“同意”，条款就会产生法律效力，你就是在表明你明白之后发生的一切都是虚假的。

这个宇宙中根本没有神、没有国家、没有钱、没有人权、没有法律，也没有正义，这些只存在于人类共同的想象中。——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简史》

即便是世界上生活最拮据的人，那些每天仅能有1美元开支的人，也要优先满足婚礼和葬礼这类仪式的花销，其次才是食物和生活必需品。一项研究发现，在世界上最贫困的家庭中，有一半在上一年为婚礼花过钱，至少一半为宗教节日花过钱。在印度的拉贾斯坦邦，一个地区最贫困的家庭中，有99%在一年中会花钱在宗教节日上。

过了几十年后，我终于明白，人们正是因为饱受贫穷和疾病之苦、有其他深层需求，才会进行这些仪式：仪式能减轻焦虑，能让我们从历史和文化中感到安宁，能将我们和群体联系在一起。

我唯一遗憾的是，我只有一次生命可以献给我的祖国。——内森·黑尔（美国爱国主义者，1776年因间谍罪被英国政府处以绞刑）

历史学家安德烈斯·雷森德斯(Andrés Reséndez)告诉我们，当哥伦布在1495年陷入经济困难的时候——他的航海之行没有像他期望的那样帮他实现发财梦，部分原因是他意外发现的地方和他预期的不一样——“他想到了一个能帮他还清债务的方式，那就是把印第安人送到地中海的奴隶市场，在当时主要是指西班牙。

或许关于民族的最准确的定义是政治科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给出的版本。他的结论是，我们之所以相信自己是希腊人、叙利亚人，又或是尼日利亚人，是因为我们愿意这么相信。他写道，一个民族，是一种社会结构，是“想象的共同体”。

那些对“神圣的事业”心驰神往的ISIS分子会将个体身份认同融入集体身份认同当中。“这种情况发生后，他们就会产生一种无敌的感觉，觉得自己——自己的身体——都变得伟岸起来。”

我们的心智会掉入神话、谎言和虚构故事的陷阱中，并不全是因为我们愚笨痴傻，更因为我们是脆弱的、有缺点的、容易担惊受怕的。

保持理智、无所畏惧——一种从根源上终止编造神话、相信神话的办法——并不是有一个睿智的头脑就能做到的。这是一项特权。如果你衣食无忧，人身安全有保障，生活在报警后警察会立即出警的社会里，你可能就不会有要向神话、合理化和仪式寻求帮助的念头。

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说，世界上其中一个伟大的悖论就是，我们知道所有人都会死，但是我们都不相信下一个死的人会是自己。

对于美国各大城市讣告的多重分析显示，宗教团体成员的平均寿命比无宗教信仰的人群高出五岁，就算控制住例如性别、婚姻状况这样可能影响寿命的变量后结果也是如此。

在得梅因，不去教堂的危害几乎等同于吸烟。

经常参加宗教服务的人们往往有更好的社会支持网络和更多关系亲密的朋友。他们参加的志愿活动也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