滥交，一般而言，并没有使人感到更愉快。

男生较多的大学里，女生有45%的可能性是处女；而那些女生较多的大学里，女生是处女的可能性为30%。

格劳乔·马克斯的一句名言：“请接收我的辞职，我不想属于任何一个会接纳像我这样的人成为会员的组织！”

在爱情和婚姻中，你无法一直顺心如意，原因是你自身的市场价值限制了你的伴侣的品质，对方只会是婚恋市场中与你价值接近的水平。

最高明的远见应该告诉女性，在学校待的时间越久，在未来她们需找老公时所遭遇的竞争对手就会越多（如果女性等到完成学业再考虑婚姻问题的话——而大多数人正是如此）。因为每个教育水平线上的潜在伴侣人数会逐级递减，而且大部分的男性更乐于娶比自己学历低的女性——当她们开始寻觅伴侣时已经不再年轻，相对地知识女性面临着来自低学历年轻女孩的竞争。

根据PEW研究中心的研究，当今女性下嫁低教育水平男性的比例（28%）要高于嫁给学历更高男性的比例（19%）。

在平均水平上，婚前就住在一起的夫妻，婚姻质量都偏低，更多的是以离婚收场。并且，他们在经济上进展也不理想，在婚姻中积累的财富要比那些婚前没有同居的夫妻少很多。

同居者在婚姻中财务状况看起来并不成功，主要原因并不是同居不利于婚姻；而是那些没有同居经历就结婚的人，对他们今后的婚姻更有信心，并且愿意为他们的关系和共同生活投入更多。比如，他们更愿意把两个人的财产集中到一起以及购买住房，这比某些有更多分手经验——比如多次同居者的情况好很多。

一个没有完成中学学业的人有16%的几率离婚。有中学文凭但没有继续深造的人，有10%的几率离婚。具有研究生学历的人，仅有3%的离婚几率。

如果一个富人邂逅一位穷姑娘并且坠入爱河，而这位姑娘是个处女的话，他会不在乎她的家境而愿意娶她为妻。如果这位姑娘不是处女，他则更愿意娶一个家境富足的处女为妻，哪怕自己并不爱这位富家女。

对于穷苦姑娘保持处子之身的回报就是，她有机会嫁给富人并且受益于其高收入。

当一个女人出轨了，并不是因为她很抢手，而是因为她的丈夫没有那个想偷他老婆的男人抢手。

婚前性行为与家庭收入紧密相关。最贫困家庭中的女孩子婚前性行为比例高出最富裕家庭的女孩子50%。

婚前性行为也许已经成为常态，但它并没有完全洗脱污名；35岁以下人群中仅有48%的女性和55%的男性认为婚前性行为不是道德上的错误行为。

针对青少年怀孕的态度与家庭收入相关。68%来自高收入家庭的女孩子表示，对于怀孕她们会感到“非常心烦意乱”，相比之下，有相同感受的女生在低收入家庭中仅占46%。

婚姻逐渐演变成富人的一项特权。在20世纪60年代，大学毕业群体的结婚率与仅为中学毕业的群体基本持平（为76%对72%）。如今教育水平较低的群体结婚率滑落至48%，而大学教育水平的人群仍然保持着64%的相对较高结婚率。

自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劳动者希望在经济上成功就需要一纸大学文凭。这个不争的事实不仅仅体现在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者收入更高、升迁更快，同时也在低教育水平的劳动者收入逐年降低上得到印证。

在这个时代，即使是更加成功的男性也开始寻觅能够对家庭收入做出相同贡献的妻子，就是说连高收入男性也不再愿意考虑与缺乏教育又没有工作的女性结婚。

大众对于婚内出生率的下降存在一种普遍误解：认为这种下降起始于20世纪60年代避孕药开始被广泛应用之时。事实上，生育率下降却是早在两百年前工业革命开始之后就开始了——众多夫妻为了得到技术工人的高工资而减少了生儿育女。

在美国，1800年代普通女性在她40岁之前生育七个子女。这个数字在19世纪的数十年间持续下降，直到20世纪30年代，普通女性人均生育仅为两名子女。所以说在避孕药投放市场之前的30年间，出生率已经降低到当今的低水平。

纵观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性交并避免怀孕的唯一方法就是性交中断——亦称体外射精。

肛交和不射精也被用来控制过多生育，但是显然这些技巧在性工作者中更为常见。

避孕套的出现可以追溯至300年前，不过第一种切实有效的避孕技术却是子宫帽，自1838年开始启用。

在19世纪50年代，查尔斯·古德伊尔研究出如何硫化橡胶，使生产更为舒适、价格低廉并且避孕更为有效的避孕套成为可能。价格大约为每打34美元（按照现今实际工资水平估算），频繁使用避孕套对于普通工人仍显昂贵。实际上，它们太贵了，以至于男性通常的做法是把避孕套进行清洗后反复使用。

膜片的应用始于1882年，紧随其后，宫内避孕环（IUD）自1909年起开始应用。乳胶避孕套则在1912年开始生产，谢天谢地，这一次避孕套总算更加便宜，可以一次性使用了。

随着女性投身职场的人与日俱增，不少夫妻都想少生孩子。

在社会上极力反对发生婚前性行为的人中，选一部分分成截然不同的两组。第一组避免婚前性行为是因为他们担心计划外的怀孕而非对婚前性行为的谴责。而第二组参与者则是担心因婚前性行为遭非议而非担心意外怀孕。当然，现实中每个人都会或多或少地同时担心怀孕和谴责这两个方面。

两种不同的女性。第一种是那些几乎没受过教育或者希望有个光明经济前景的姑娘，她们滥交是因为其成本并不高。第二组女性是那些既受过良好的教育又经济独立的女人，她们的性生活混乱并非因其成本低廉，实际上该成本相当高昂，不过她们承担得起此项成本。

根据美国国务院人口普查，18至24周岁登记在册接受高等教育的比率从1973年的24%上涨到2009年的41%。

1988年，女性已成为接受高等教育学子的主力军。在过去四十年间，大学女生的占比从30%增加至60%，而在2010年，36%年龄在25至29岁之间的女性完成了一个学士学位，同龄男性该项比例仅为28%。

低技术含量的职位具有经济学家称之为极扁平化的收入特征——低技术工人的工资基本不随着工作年限的累积增长。正因如此，低技术工人不会因劳动力中断而受影响（比如中断工作去花时间照顾幼子），这与高技术劳动者不同。高技能工人，随着工作经验的累积其收入也水涨船高，当他们脱离工作岗位花时间照顾孩子后，其当时的收入和未来可预见的薪资都会减少。

公司肯花费更多的钱在受过高等教育的员工身上，来补充他们的技术才能——资金是从缺乏教育的员工的预算中抽取的。这意味着受过教育的劳动者工资增长了，同时缺乏教育的职工工资下降了。实际上，经过一些估算，自20世纪70年代中叶至90年代末期，仅有中学学历的普通劳动者，男性工资下降30%，女性工资下降16%。

学费并非一些学生不愿意继续深造的唯一合理原因。对于一些年轻人来说，他们预见不到一个光明的前景，滥交的成本就明显低得多——相比那些寄希望于得到良好教育和更高收入的学生来说。

滥交，一般而言，并没有使人感到更愉快。

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人比受教育程度低的人更能从性中得到快乐。

重点是尽管多做爱令人更愉悦，但是有更多性伴侣却不会。最快乐的人们是那些仅有一位性伴侣的人，实际上，报告显示在过去十二个月里，拥有更多性伴侣的人反而更不愉快。

人们应该因为害怕影响未来的婚姻前景而尽力避免性生活混乱。考虑到这点，对于日渐增长的滥交有一个合理的解释：人们觉得不太可能会结婚，于是婚前性行为就变得草率起来。或者至少，他们会在多年之后才可能步入婚姻殿堂，那么在自己年轻时先享受几年荒淫无度的日子也无伤大雅。

受婚姻率下降冲击最大的人群是那些低技术——当然因此也是底薪的人们。

社会心理学家罗伊·鲍迈斯特发现，那些两性更加平等的国家也是滥交更加严重的国家，权衡依据有：更多的性伴侣，更多的一夜情，初次性行为更低龄化以及对于婚前性行为更加开放的态度。正因为性别平等与国家收入紧密相关（实际上最富有的国家都赋予了女性最大的独立性），该证据也证实了我的观点——最富有的国家其乱交程度也最高。

一些国家的特点就是鼓励更加开放化和新创意，诚信度和对风险的接受能力都会更高。这种相似的文化特征促进了这些国家走向富强，同时也鼓励了淫乱现象。

当被问及他们是否愿意同时拥有多个性伴侣时，在全国范围内42%的男性受访者表示他们愿意，相比之下女性受访者该项人数仅占8%。

男生较多的大学里，女生有45%的可能性是处女；而那些女生较多的大学里，女生是处女的可能性为30%。

女性与陌生人发生性关系是可以得到报酬的。而男性则不会因为要与陌生人发生性关系而得到报酬，而且就算他们这么要求，大部分女性也不会乐意为他们的服务买单。

柏林研究中心对3200名学生的调查访问报告显示，4%的学生通过性交易支付他们的教育费用。

如果滥交的风险会对一个学生的整体收入和婚姻前途产生严重的影响，参与到性交易之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整整增加了一个维度的风险。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性交易的价格要远高于其他非技术性的工作——正是这种高薪才让学生们考虑铤而走险。

啤酒价格每增长一个百分点，淋病和衣原体的发病率会相应地下降百分之0.8。

酒精饮料税每增加一美元，淋病发病率就相应降低两个百分点；每半打啤酒多征税0.2美元则淋病发病率会下降9%，衣原体发病率下降33%。

笔者计算后表示：在美国每半打啤酒多征收仅0.2美元啤酒税就可以减少新的艾滋病病例3400例，减少盆腔炎相关疾病8900例，以及宫颈癌新病例700例。

社会心理学家斯蒂芬·杰森，肯尼斯·帕德拉，罗伯特·狄博业和艾利·吉本斯通过研究得出一项结论。他们发现具有魅力的女性会被认为不适合从事那些偏男性化的和外貌无关紧要的职业。研究发现男性不会面临类似的负面影响，有魅力的男性往往被认为更加适合各项工作，甚至包括公认的女性化的职业。

与其在清醒的时候做糟糕的选择，不如先喝个烂醉再做；所以学生们大多是主动去喝醉并借此来做糟糕选择。

虽然女性受试者认为一顿昂贵大餐不足以使自己必须与对方发生关系，她们却认为随着约会价格的提高，男方确实可以更有资格得到“补偿”。

在受到衣着暴露的女性图片刺激后——这类图片如今每天充斥在我们身边——男性不仅急不可耐地需要消费，而且更愿意接受不公平的交易。

该项研究中的男性参与者，在暴露于不同类型的视觉刺激后，被问及需要额外支付多少钱来鼓励他们延期一个月去消费。笔者发现这些男人暴露在女性胴体的图片前造成的刺激（泳装照和内衣照）使他们格外饥渴地要去消费，这是相对于其他视觉吸引力刺激——非色情图片，比如风景照——来说。换句话讲，当男性被性唤起时会更加趋向于冲动的消费行为。

男性和女性学生在对性行为的预期上的差别不是男方是否在为约会付账后就有资格进行性行为；这个分歧实际上是男方究竟需要花费多少钱才能获得这个资格。

在那些男生多于女生的大学里，女性学生会有更多的传统意义上的约会，这是相对女生多于男生的学校情况来说的。

事实证明当人们处于性唤起状态时，会做出不同的决定，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解释了为什么学生们（也包括其他人群）做出那种即便是自己，在未被性唤起的阶段也会认为是错误的决定。

那些多次尝试一夜情的人发生性行为的频率平均来说是低于那些有固定恋爱关系的人群的。

在线搜索鼓励我们去寻求那些容易量化的标准：年龄、体重、教育背景、收入，等等。可是对于一段感情的质量来说，“软性”品质要远远重要过这些“硬件”，但是前者却很难标准量化并应用于在线搜索。

收入介于75000美元至100000美元之间的单身人士比收入在25000美元至35000美元之间的人，将自己的政治信仰标为“中立”的人数要高出7个百分点。

在20世纪20年代，乔治·泰勒——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经济学家，宣称经济水平与短裙的长度直接存在反比关系。在经济形势良好时期，女性会穿着更短的短裙，露出长筒丝袜，但是当经济形势低迷时，她们会换上长裙以掩盖自己买不起丝袜的窘境。所以当经济迅猛发展时短裙更短，而进入经济缓慢停滞时期时，裙子会长得多。

人们通常都会对其自身估价存有偏见：我们都更幽默，更聪明，更友善，长相更漂亮而且床上功夫也比一般人更好。

线上约会很像格劳乔·马克斯的一句名言：“请接收我的辞职，我不想属于任何一个会接纳像我这样的人成为会员的组织！”

送出玫瑰这一信号提高了参与者申请约会被接受的概率，与不送玫瑰的邀约相比，送出一支玫瑰可以使他们的约会邀请被接受的几率提高20%。如果发送者在邀约里表达得更加真诚，那么这个策略就会非常奏效：在其他因素是恒定的情况下，邀请的发送者附上一支玫瑰后，收到邀请的一方表示接受的可能性会提高50%。

考虑到我们中的绝大部分人（包括男性）都属于贬值资产，那么我们在约会市场上的价值会随着年龄增长而下降，我们能够越早确定自己在市场上的准确价值，从长远看对我们就越为有利。

心理学家西蒙·朱、丹尼尔·法尔、卢娜·米诺和约翰·莱西特指出：虽然比起外貌平平的男士，女性更加青睐英俊男性，而且女性也会选择相对更加富有的男性；但是如果让其做出选择，女性会更加倾向于英俊而低收入的男性，而不是潇洒多金的“高富帅”类型。

女性担心自己的伴侣不忠，因此会去避开那些她们认为可能会吸引更多女人的男人。这大概是因为她认为对方会偷腥，也可能是因为要守住这样的伴侣实在是使人筋疲力尽，所以就与一位会不断吸引其他女性的男人建立情侣关系来说，女性宁可不去花费这份精力。

一项来自传播学研究者卡塔丽娜·托玛和杰佛里·汉考克的最新研究发现，有一部分线上约会人更倾向于撒谎——他们正是欠缺外表吸引力的那一部分。

现在一位高收入男士更愿意与高收入女性结婚，这不仅是因为更多的女性收入水平提高了（当然，这的确是事实），更主要的原因则是他如今可以在更大的约会市场范围内寻觅伴侣。

在爱情和婚姻中，你无法一直顺心如意，原因是你自身的市场价值限制了你的伴侣的品质，对方只会是婚恋市场中与你价值接近的水平。

人们结婚会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从经济角度来说，婚姻可归结为两个原因：高效生产的家庭产品和服务，以及萧条时期的保障。

由婚姻所产生的产品或服务，居首位的是性和爱。性可以在市场上购得，爱则不然。在市场上购买性是很昂贵的，不仅仅是指它的明码标价，也同时包含感染疾病的风险，意外曝光后丢脸和被耻笑的风险，如果性交易是违法的则对应被逮捕的风险，遇到暴力的风险，等等。所有这些因素，加上纯粹的麻烦，使得在市场上购买性远比从婚姻中获取性低效得多。

在婚姻中孕育孩子可以给女性一个保证，那就是孩子的父亲会确保提供他的时间、资源，或者同时提供这两样，同时男人们也能得到一些保证——他亲手抚养的是自己的血亲骨肉，而非他人血脉。

家庭产生的产品和服务，比如食物、洗衣服和一个干净整洁的安乐窝。这些来自于婚姻的产品和服务价格更加低廉，其中原因，类似于两个国家合作贸易要远胜于单打独斗的进口和自给自足（例如实行全面封锁边境贸易）。

人们，就像国家与国家，都有自己专长的项目。如果一个人能够比另一个人更加高效率地承担家务，那么让其充分发挥专长，高效完成家务，使对方能够全力从事其所擅长的领域，这样的分工协作显然可以让双方获益。

相比单身女性，有孩子的已婚女性每天要额外花费31到41分钟进行清洁，41到51分钟烹饪，8到11分钟跑腿。

越来越多的女性寻找受过高等教育的丈夫意味着受过良好教育的男性变得比知识女性相对稀缺，这不仅仅是因为男性进入大学深造的人数更少，也是因为薪酬的变革鼓励着不同教育水平的女性去选择同类型的男性。

男人们对于女性这种对良好教育水平伴侣的偏好丝毫不感冒。加之社会规范强加的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分工，于是从传统意义上讲，男性更乐于找比自己教育水平低的配偶以巩固自身市场劳动力的主导权。

最高明的远见应该告诉女性，在学校待的时间越久，在未来她们需找老公时所遭遇的竞争对手就会越多（如果女性等到完成学业再考虑婚姻问题的话——而大多数人正是如此）。因为每个教育水平线上的潜在伴侣人数会逐级递减，而且大部分的男性更乐于娶比自己学历低的女性——当她们开始寻觅伴侣时已经不再年轻，相对地知识女性面临着来自低学历年轻女孩的竞争。

根据PEW研究中心的研究，当今女性下嫁低教育水平男性的比例（28%）要高于嫁给学历更高男性的比例（19%）。

克尔温·罗飞·查尔斯、埃里克·赫斯特和亚历山德拉·沙沃尔德在近期的一项研究中发现，婚姻的附加要素中出现了一个重要指标：父母的财富。

富人和穷人的财富水平两极分化将会随着时间推移日益加剧。富有家庭的孩子不仅可以继承家长的财富，还能继承配偶家长的财富。穷人家的孩子不仅需要承担父母的债务，还要承担配偶双亲的。基于父母财富的婚姻阶级分层预示着，随着时间的推移，财富会逐渐集中到少数家庭手中并持续累积。

若女性预期最终会嫁人，便会降低投资于自己的事业。

依据美国人口普查的数据，迪莉娅·富尔塔多和尼古拉斯·泽奥多洛保罗斯发现男性或者女性受教育的年限每增加一年，他/她与同肤色人种结婚的可能性就会相应降低1.2个百分点。

人们接受的教育越多就越倾向于与外族通婚。

如果某个种族的平均教育水平提高，这种与更高教育水平的人还是与外族通婚的取舍关系会随之消失。

同种族人口的教育平均水平——相对于同居住区其他人口来说——达到一个高层次时，人们会更加倾向于与本族人结婚。

经济学家倾向于假设父母会为子女选择能使其未来潜在收入最大化的受教育水平，但是也有一种可能性是，如果家长有强烈的意愿让自己的孩子在同族间联姻，那么他们就会选择能够使子女与同族联姻的可能性最大化的受教育方案。

富有的男性在选择妻子方面表明了质量远胜于数量的意识。

由经济学家莉娜·艾德兰德和伊芙琳．科恩提出的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当让女性选择要么成为多名丈夫的同一妻子，要么成为一名丈夫的众多妻子之一时，一些女性会说：“还是算了吧，我还不如去当妓女呢。”

当价格足够高时，女性拒绝嫁人，转而愿意出卖自己的肉体。

同一逻辑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中国，在男性数量远远超过女性数量的地区，很多女性沦为妓女而没有结婚；市场中过量的男性使得投身性交易所能得到的利益足以让女性愿意放弃通过结婚得到的利益。

在过去，“职业”几乎都是务农，一位“职员”的收入绝大部分取决于他/她强健的体魄而非大脑。一旦国家开始走向工业化，那么技术就显得尤为重要，于是具备高水平人力资本的工人（比如具有高教育水平和受训程度）开始获得高于低人力资本工人的收入。

一夫一妻制出现并制度化是基于对高质量孩子的需求，这提高了高质素女性在婚姻市场上的价值，导致富人也难以负担得起超过一位妻子。

制度是用以支配人类行为的规则和信仰。制度往往是因为信仰而改变；即，信仰的改变导致规则的变更最终正式地体现于制度中。

在平均水平上，婚前就住在一起的夫妻，婚姻质量都偏低，更多的是以离婚收场。并且，他们在经济上进展也不理想，在婚姻中积累的财富要比那些婚前没有同居的夫妻少很多。

同居者在婚姻中财务状况看起来并不成功，主要原因并不是同居不利于婚姻；而是那些没有同居经历就结婚的人，对他们今后的婚姻更有信心，并且愿意为他们的关系和共同生活投入更多。比如，他们更愿意把两个人的财产集中到一起以及购买住房，这比某些有更多分手经验——比如多次同居者的情况好很多。

工业化大国中的社会体系摒弃了一夫多妻的婚姻制度，是因为脑力劳动比体力劳动更具有经济价值。所以，男性倾向于抚育更少并接受更好教育的下一代，而不是生很多缺乏教育的孩子。

国际婚姻中介人出售的是跨文化婚姻的概念，他们说服男性客户的理由是，外籍女性更愿意接受妻子服从丈夫意愿的婚姻形式。

有悖于经济学理论，最美满的婚姻是那些双方更加相似的夫妻，而不是相差很大的。这解释了为什么普遍意义上，我们不会去寻找与自身的技能水平差异很大的伴侣，而是选择那些与自己很接近的人。这种行为也许不能使家庭生产的收益最大化——但是的确让我们感到幸福。

一个没有完成中学学业的人有16%的几率离婚。有中学文凭但没有继续深造的人，有10%的几率离婚。具有研究生学历的人，仅有3%的离婚几率。

为什么高学历的人群比较少离婚呢？也许他们在婚姻市场中原本就炙手可热，从而可以拥有高质量的婚姻。或者是因为他们结婚比较晚，在选择伴侣时也更加审慎。也许高学历人群更具备谈判技巧，使他们能轻松地渡过婚姻中的困难阶段。离婚对于高收入者来说成本也更高，因此高学历人群有理由尽量避免支付这种代价。或者，我们很快会讲到的，也许这是因为高学历者甚少经历工作的不稳定，避免了婚姻中的额外压力。

低学历人群在经历一次离婚后很少会选择再婚，如果他们再婚就更容易再次离婚。

最底层20%的收入者在1979至2003年间，收入水平仅提高9%，而位居榜首的1%的人其收入水平增长了难以置信的201%！

”口红指数”。在化妆品公司雅诗兰黛任职至1999年的前董事长伦纳德·兰黛提出，在经济不景气前夕，口红的销售量会增加。事实证明这是让一位女性用很少的钱达到感觉愉快的有趣方法，经济学家们则可以藉此预测经济危机的到来。

口红指数没能预测到2007年和2008年的经济危机，而且近年来它的市场销量一直持平。另一个令人感到心情愉悦的市场却开始受欢迎：人体润滑油和性爱玩具的销售市场。

2009年的市场调查发现润滑剂和性功能增强器具销量惊人，当时市场很不景气。

在情侣面临如何艰难渡过经济困境时期时，失业无疑是导致婚姻破裂的首要原因——当事情变得糟糕时这无疑是雪上加霜。

朱迪斯·海勒斯坦和梅林达·莫里尔对失业和离婚之间的关系做了新的研究，他们发现了令人吃惊的现象：当经济大环境良好时，更多的人会选择离婚，而当经济萧条时离婚的人却少很多。实际上每当失业率增长一个百分点，离婚率就会下降一个百分点。

如果是做财务决策，女性绝对不愿投资于像男人这样高风险的资产；她们显然都是风险厌恶型投资者。按顺序来讲，单身人士比已婚人士更加害怕风险，然后就是已婚女性——至少历史上如此——会比单身女性更愿意投资风险性资产。

如果我们把丈夫当作另一项资产，与股票、债券和不动产合并作为投资组合的话，婚姻行为对于女性来说是值得的，但此时丈夫应该是一项低风险资产。

在过去40年间，丈夫作为一项资产来讲，已经从无风险资产演变成垃圾债券——高风险高收益。加上房价的大幅波动（尤其是当投资于垃圾债券却迟迟得不到回报时），丈夫这项资产的风险随着时间推移与日俱增。

虽然在经济衰退时一些夫妻很可能会离婚（比如那些实际上已经失业的），但是其他一些夫妻也有可能会更加坚守婚姻（比如那些尚未失业但是时刻担心着会面临这种事的）。

在经济萧条时期房价下跌导致人们很难割舍那已经跌破他们期望值的房产，更有甚者，有时房价已经跌破他们的抵押贷款。

根据马丁·法纳姆、卢切·施密特和普尔威·赛瓦克最近的研究，尽管在市场低迷时期购置房产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夫妻们却宁可选择固守百般不满意的婚姻，也不愿意打破平衡失去现有的家园。这些研究者主张，变卖财产会造成经济损失的情绪性障碍促使人们固守家庭，留在婚姻中，以期减少未来的财务损失。

他们发现在房价下跌10%时，大学教育水平的夫妻（更可能拥有自己房产的夫妇）离婚率下降了难以置信的29个百分点。你可以想到：房价在2006年4月到2010年8月之间下降了三分之一（约30%），相应导致了离婚率大幅降低。

在美国我们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青少年怀孕率在不同的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些研究就是利用了州与州之间的差别对比，发现收入水平的不平均促进了青少年怀孕率上升。

在那些收入两极分化严重的州里，被称之为“绝望文化”的东西盛行于毫无优势的居民中。这种文化降低了青少年对于在中学时期就生儿育女的感知成本；因为假设那些女孩要生孩子（而且多数会的），她们就不可能超越现在所处的生活圈子，无疑会是社会最底层的年轻母亲。

贫富悬殊在贫困家庭中创造出一种文化，他们认为经济困境是无从选择并不可改变的。

他的家人认为他不可能超越当前的生活水平，导致对他或者他的表兄弟能够读完中学不抱任何期待。基本上这种经济困境阻挠了特洛伊完成中学学业，实际上不会有人告诉他，此时这个关于他受教育水平的决定会对他的未来意味着什么。

高等教育是一项特权。

社区公立大学的学杂费用每下降1000美元，17周岁的中学学生中发生性行为的人数就会下降惊人的26个百分点。

当能够负担大学学费后，学生们也会相应减少参与其他有风险的行为，比如吸烟（下降14%），吸大麻（下降23%）。

大学学费每提高1000美元，希望继续在学校深造的人数就会下降5.7%，

美国青少年的怀孕率在发达国家中是最高的，超过其邻国两倍（美国青少年女性生育率是千分之三十九，加拿大为千分之十四）。如果将美国的青少年怀孕率与那些对公众提供低廉收费的高等教育的欧洲国家对比的话，差距更大。美国青少年怀孕率超出德国和法国三倍；超过荷兰四倍之多。

经济因素解释了为什么美国青少年怀孕率和其他发达国家差异悬殊：比起其他国家中低收入家庭的青少年，美国贫困家庭的孩子们对于得到继续深造机会更不抱希望。

经济学家彼得·阿西迪亚科诺、安德鲁·比彻姆和马乔里·麦克尔罗伊最近发表的论文中表示，当校园中的女性学生人数远远多于男生时，性别不均会助长女生想要发生性行为的意愿。

当大学男生掌握“市场主导权”时，女大学生会发生超过自己意愿的性行为。

青少年女性被反复告诫不要轻易放弃她们最珍贵的资产——贞操。

如果一个富人邂逅一位穷姑娘并且坠入爱河，而这位姑娘是个处女的话，他会不在乎她的家境而愿意娶她为妻。如果这位姑娘不是处女，他则更愿意娶一个家境富足的处女为妻，哪怕自己并不爱这位富家女。

对于穷苦姑娘保持处子之身的回报就是，她有机会嫁给富人并且受益于其高收入。

当男性贫富差距拉大时，女性可以获得保持贞操的更高价值。

换妻俱乐部的单身女性叫做“独角兽”——如神话传说中才有的生物一般的存在。毫无悬念，这种女性可以免费加入俱乐部。

当你形单影只时倍感孤独是一回事，如果结婚了还在孤独感中煎熬那就彻底没救了。

谁也说不清楚婚外情性关系有多普遍；粗略估计出轨的发生率大概50%——半数男女在婚姻中都会背叛其伴侣。

布鲁斯·伊尔姆斯里和格拉菲特·泰巴尔迪的研究发现，目前仍然和第一任丈夫或妻子生活的美国人中，7%的女性和14%的男性对问题“在婚姻存续期间，你有没有和丈夫或妻子以外的人发生过性关系？”给予肯定的回答。

如果只考虑年龄在35岁以下的人，那么男性和女性出轨的几率相当，即7%的女性——对应9%的男性，有过婚外性行为。

唐纳德·考克斯通过研究对全美有代表性的调查，发现那些承认自己在婚姻存续期间有过出轨行为的人们大部分都已经离婚；46%的男性和56%的女性出轨者离婚了，相比之下，28%的男性和31%的女性未出轨者选择了离婚。

从数据体系中移除离婚人群意味着婚姻中倾向于出轨的估计要远远低于实际人口汇总的真实情况。

男性对伴侣不忠的行为要比女性普遍得多；不忠的男性在过去一年里与两个或以上的人发生过婚外性行为的人数差不多是女性的两倍。

男性出轨倾向于选择年轻女性（这一点也不令人意外），而女性更倾向于和受过高等教育的男性发生关系。

少女（年龄小于26周岁）的出轨率高于其他年龄段的女性，男性也在年轻时出轨的更多，不过年龄与婚外情之间的关系在男性之中并不像在女性之中那么显著。

人类，和其他哺乳动物一样，不是天生的一夫一妻制；即使是极度浪漫主义的雌性树懒，传说中最遵从一夫一妻制的灵长类动物，也会在有机会的时候偷偷溜出去一晚，和附近的树懒性交。

一旦雄老鼠结束射精，就会对雌老鼠失去交配的兴趣，不论雌老鼠如何努力鼓励它继续也无济于事（这个情节也许听起来很耳熟）。当研究人员将一只新的雌性老鼠放进容器后，这只雄性老鼠就会又有交配的兴趣，并继续和新的雌老鼠交配。

进化心理学家马尔蒂耶·哈兹尔顿和杰弗里·米勒研究发现，当研究中的被调查者处于排卵期时，93%的人表示倾向于找一位贫穷但是富有才华的男人发生短期性关系，而不太会选择有经济基础但是平淡无奇的男人。当被调查者为处于非排卵期时重复此项调查，仅有58%的女性会选择富有才情的穷人作为短期性伴侣。

排卵期对伴侣选择的作用并未反映到女性选择长期伴侣方面。

研究显示，嫁给外貌欠佳男士的女性，在排卵期会更想寻找婚外情，嫁给外貌优秀男士的女性相对不会如此迫切。

事实上，优良基因是一种稀缺资源，理所当然地，物以稀为贵。优良基因的高昂价格阻止了大部分女性找到一位能够帮助自己把全部理想的品质遗传给孩子的长期伴侣。

当一个女人出轨了，并不是因为她很抢手，而是因为她的丈夫没有那个想偷他老婆的男人抢手。女人之所以会就范是因为通过衡量，认为这可能给下一代遗传更好的品质，于是会和具有优良基因的男性发生短期性关系。

贝克称平均而言全部男性中有10%养育的孩子实际并非亲生而毫不自知（大卫·布斯的书中也出现了相同的数字）。

我们观察收入水平在最底层的男性时，这种错养别人孩子的概率猛增到30%。

收入水平靠前的男性中，自己的孩子并非亲生的概率只有2%。

当女性丈夫很贫困时更容易发生婚外情，而当丈夫很富有时就不会。

当今有着最低已婚率的国家里，年龄在45岁到49岁之间女性是对婚外性关系抱有最为宽容态度的人群：瑞典（75%），芬兰（80%），挪威和丹麦（82%），法国（83%）及荷兰（85%）。

一项针对德国数据的研究显示，身高超过平均水平2.75英寸（7厘米）的男性薪酬会比平均身高的男性高出4%。

“年轻”和“愚蠢”这两个词总是被自然而然地联系在一起。

在经济艰难时期，当人们需要一种廉价的方式来愉悦自己时，就会把更多钱花在性爱玩具上。

91%的男性和恋爱对象发生性关系并且达到性高潮，而与朋友或者一夜情发生性关系的仅有80%达到性高潮。

58%的女性与恋爱对象发生性行为并达到性高潮，而80%的女性与仅仅是朋友关系的或者一夜情对象做爱并达到性高潮。

大约26%的男性在他们目前的恋情中假装过性高潮，而女性比例则是72%。

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大学学院中的女生人数就已经超过男生。

随着上大学的女生数量增多，那些中学毕业就结束学业的女性在最初的婚恋市场上占有优势。这不仅是因为她们面对一个有众多低教育背景男性的“人选池”，也因为无大学文凭市场中的性别失衡把市场主控权交到这些女生的手中，至少理论上如此，因此可以提高市场中传统约会的水平。

低教育水平女性离婚的尤其多，而且更重要的是，当第一次婚姻走到尽头之后，她们大多没有再婚。

在高等教育体系中，女性数量超过男性的现状增加了教育不足的女性在婚恋市场上的竞争难度，使得她们要么选择保留价值处于低水平的伴侣（比如，成就一段低质量的婚姻），要么始终保持单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