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基因上的细微差异，大约半数亚洲人体内会制造一种不完全代谢酒精的非活性酶，而在饮酒之后出现脸部红热、心跳加剧、头晕恶心的“酒精潮红反应”。
      1600年左右，福建水手和商人又把菲律宾烟草带进中国，不久之后，吸烟草的热潮也在中国传开了。
      军中充满了出身较低微的单身汉，他们日复一日过着无聊、疲惫、恐惧的生活，于是军队便成为培养瘾君子的天然温床。
      虽然香烟广受世人欢迎，但其主要刺激成分——尼古丁——却不是全球使用最广泛的瘾品，而是屈居第三位，排名第二者为酒精，榜首则是咖啡因。
      吸烟者代谢咖啡因的速度比不吸烟者快上50%，所以要频频续杯才能维持同样的提神效果。许多瘾品不但可以彼此取代，还可以提高其他瘾品的需求量，所以瘾品贸易不是一种“零和竞争”。
      茶叶是18世纪70年代英国苛税与暴政的象征，也是殖民地一心抵制和破坏的目标，于是咖啡就摇身变成了爱国饮料。
      20世纪70年代，美国人平均只要花半分钟劳力，即可赚到一杯现煮咖啡，比喝一杯咖啡还省时间。
      某些精神刺激瘾品一旦可以广泛取得、积极促销、降低价格，就会深受大众欢迎，如果这些人养成了依赖的习惯，这些瘾品就更是所向披靡了。
      可乐果的咖啡因含量高于咖啡豆，而且含有少许可可碱，这是一种比较温和的提神物质，可可之中也有。
      洛夫乔伊（PaulLovejoy）认为，现在的可乐饮料只能算是和“七喜”汽水差不多的“非可乐”饮料，这话说得十分贴切。
      非酒精饮料当中最主要的提神成分是咖啡因（不论其来源是可乐果、瓜拉纳，还是别种植物），咖啡与茶叶也是如此。
      咖啡因可以说是将可口可乐送上世界轨道的火箭发射台，这条轨道则是靠着巧妙运用可口可乐的美国偶像地位，以及西方消费形态才得以持续进行的。
      在含有酒精或咖啡因的饮料中添加大量糖分，可使这些饮料更迎合欧洲人的口味，也使它们更受欢迎。莎士比亚剧中人物福斯塔夫（Falstaff）说过：“如果喝酒、吃糖都有罪，就请上帝救救这些坏人吧！”
      另有一个原因是宗教的：由于伊斯兰教禁酒，鸦片乃是比较可接受的替代品，而且鸦片是医疗上必需的。
      鸦片是可以省钱的瘾品，吸了鸦片的人食量会变小——喝茶也往往是为了减少食物的消耗。
      东方世界的劳工没有西方劳工视为当然的歌舞厅、公园、图书馆等休闲去处，抽一口鸦片乃是他们负担得起的少数消遣之一。
      1906年间有鸦片瘾而必须每天吸食的中国人多达1620万（占总人口的36‰，成年人的6%）
      农民种植鸦片的收入是种小麦的2~4倍，所以在四川成为交易媒介、税收来源，也是一般人偏好使用的瘾品。“中国没有一个地方的人像四川人这么富，也没有一个地方比这儿的人抽的鸦片多。”
      1911年国民革命成功，四川百姓欢欣无比，以为民国建立后会核准种植鸦片。
      西方人于17世纪引入东亚的不只是烟草，还有甘薯、花生等多种食用作物，促成了人口的稳定增长。
      倒是在美国19世纪70~80年代曾有普遍吸鸦片的现象，当时这是白人底层社会一件重要的习惯，也种下了罪犯毒品亚文化的根由。
      妓女们打吗啡，政要们也打，在法国政坛叱咤一时的乔治·布朗热（GeorgesBoulanger，1891年自杀）就有一次在总统官邸底层注射时被人发现。
      体重122公斤的德国首相俾斯麦的烟瘾酒瘾都很大，而且非常贪吃。他也因此付出了代价，饱受痛风、消化不良、失眠、偏头痛，以及疑心病与妄想症并发的各种病症的折磨。
      医生告诉他，抽烟使他的颜面神经痛恶化了，他才同意减量至每天晚餐后只抽4斗烟。于是，他买了一支他能找到的最大的烟斗，斗杆长91厘米，瓷斗硕大无比。
       ‘’’’ 比较合理的说法是：食用麻醉品可以满足某种基本需求。安德鲁·韦尔（AndrewWeil）认为，每个人都与生俱来拥有一种想要转换自己正常意识的冲动。儿童在游戏中会故意自己转圈到发晕的程度，修行的人会在冥想打坐中忘却自我。消除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乃是人类固有的欲望。
      诱发幸福感的神经传导素分配得非常俭省，而且大都发给对于求生或繁衍后代有益的表现。瘾品会蒙骗这个发送系统，促使这些诱发快感的神经传导素暂时增多。
      但各种瘾品似乎都有一个起码的共同点：会影响中间边缘多巴胺系统（mesolimbicdopaminesystem），影响可能是直接或间接的，也有强弱的不同。
      每天喝2~3杯咖啡的人自杀率仅有完全不喝咖啡者的1/3。
      反复服用含咖啡因或其他成分的瘾品也会改变脑内本来的化学作用，以致有损健康。脑部不断吸收外来化学物质的同时，会调整内部分泌相同物质或受体的数量，从而对外来的供应产生依赖。这外来的供应一旦中断，就会有不舒服的感觉。
      药房那个人卖了我每天用量的一盒优可达安瓿，他的一脸奸笑仿佛我吃了陷阱上的诱饵似的。艾伦，我以前从没有过这样的瘾头，每20小时打一次。也许因为打的是优可达，这东西是半合成的。要做什么害死人的东西，谁也比不上德国人。”
      巴尔扎克（HonoédeBalzac）即是个典型的例子，他因坚持不改酷嗜咖啡的习惯，致使死于心脏病的后果提早到来。
      大脑会记得达到快感的化学瘾品快捷方式，生活环境中的细微线索——例如常去的酒馆招牌——都可能挑起强烈的渴望。瘾品上瘾实在是一种慢性的、容易复发的脑部疾病。
      上瘾和瘾品或瘾品的化学特性无关，赌博等活动也一样会有人上瘾。按这个论点，上瘾者基本上是能力不济或误入歧途的人，他们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服食瘾品，为的是要“安然沉湎于一种把一切人生难题的意识都泯除的感受”，是个人的价值观在决定要不要服用、是否持续服用、是否成瘾、该不该戒除？而个人价值观是受文化价值影响的。
      香烟是可能使人上瘾的瘾品中影响力最强者之一，但试吸过的年轻人只有大约1/3会有烟瘾.
      而美国前总统克林顿（BillClinton）年轻时之所以没有吸大麻，是因为肺里不能容忍烟进入，即便朋友们一再教他抽，他也没学会这牛津大学学生的基本功夫。
      与上述各类相反的人，爱找刺激的反社会人格者，试用而上瘾的可能性就大得多。
      中国文化把幻觉行为等同于精神病，所以LSD始终未在中国普及。反观日本人，因为对豪饮采取放任态度，使得半数人口基因里带来的喝酒潮红反应也失去原有的保护作用。
      这些赠送手段背后的用意是要给可能成为终身顾客的人更多接触的机会，尤其要抓住消费习惯仍有可塑性的年轻人。受影响度排行榜第一的是年轻、单身、社交活动偏少、欠缺体质上或文化背景上的防范机制、已经在使用其他瘾品的都市男性，这一类人最有可能试用新的瘾品，而且试用后会上瘾。
      一旦上了瘾，需求量就固定不可少了，常有人说，上瘾者是不在意价钱的。
      不过，鸦片或卡特等物质毕竟和大麦、燕麦不同，上瘾的人甘愿为了能够持续服食而多做一点儿牺牲，放弃他们不那么渴望的东西。
      类似霍恩这种经验——吸烟者大清早到处找可以买到烟的铺子、酗酒者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等着酒铺开大门、睡眼惺忪的上班族掏着口袋里的零钱准备买早起的第一杯咖啡，都将成为工业化都市生活中常见的景象。
      经济史学家阿尔弗雷德·赖夫（AlfredRive）曾经研究1860年至1900年的40年间英国人的烟草消费，他发现失业率从2%上升到10%，烟草消耗量只减了1%左右，足以证明这是无弹性需求。
      美国人即便负担不起车子也要开车，不该看电影的时候也照样上电影院，为了买香烟几乎什么都可以不要。他说过：“假如你想赚钱，要挑一个可靠的坏习惯。人在年头不好的时候会放弃很多必需品，却绝不会想到要戒掉自己的坏习惯。”
       ‘’’’ 自古以来，时尚便是从社会上层往下传布，一方面在追逐，另一方面又要摆脱。社会地位较低的人急于获得地位的符号，就抄袭上流社会的衣着、装潢、行为模式。高居社会顶层的人很有警觉，自己的社会地位特征一旦被侵犯，就把庸俗化了的作风弃之不用，另外去找别的，这新找到的以后又会被中下阶层抄袭，时尚因此永远在变.
      时尚一旦风行起来，也就逐步走向它的末日。”（齐美尔的理论不一定适用于现今所有社会阶层同时受媒体传播新流行趋势影响的情形。但20世纪以前，西方社会的时尚大致都是自上而下的走势。）
      英国贵族尽管用镶金边的杯子和高雅的礼仪凸显他们不凡的地位，却不会放弃平民百姓也在喝的茶。
      霍恩那样受了一夜的断瘾煎熬之后又去买鼻烟的人，是不大可能在质量上有所挑剔的。
      持续使用相同剂量却出现效用递减的情形，或是必须增加剂量才能维持原有的效用，都表示耐受性产生了。
      瘾品是理想商品的另一个原因是：刺激精神的作用短暂。
      沃伦·巴菲特（WarrenBuffet）曾说：“告诉你我为什么喜欢烟草业？制造只用1美分，卖出去可以卖1美元。抽烟的人会上瘾，而且有非常强的品牌忠诚度。”
      美国妇女发现香烟不只是输送瘾品的媒介，而且是件有用的道具。她们想向外宣示自己的女性魅力时，可以用含义多样的香烟来凸显自己的独立、可接受追求、友善，以及把香烟在烟灰缸中用力按熄表示自己的愤怒或不屑。
      这些经验老到的人选出能增进性交快感的瘾品冠军是大麻，领先MDA（此为男同性恋普遍使用的）、可卡因、LSD诸项。
      在偏离正轨的享乐亚文化之中，瘾品有助取乐的信息传得更快。
      许多尝试瘾品的人也和她一样，只有第一次，没有第二次。他们都遵守了人类进化过程中对毒性生物碱警觉避开的原则。
      其实酒类只在求爱的初期很有用，而且只限于适度地饮用。但是，什么时候该停止是很难拿捏的，因为喝下肚的酒不断被吸收，喝完最后一杯之后血液的酒精浓度仍继续上升。
      1899年上市畅销的阿司匹林是鸦片类药剂的安全替代品，在1914年已经成为全世界使用最普遍的镇痛剂之一，医生用药导致的吗啡上瘾也因而减少了。
      日本三井制药厂推出的“康复”是一种含咖啡因和维生素的口服液，目标瞄准的也是清酒灌多了的人们。
      其实问题导致获利并不是瘾品发展中独特的现象，凡是利用人类本能冲动而起家的企业中都有。
      甜而多油的食物人人皆爱。有些肥胖的人使这种“天生”的吸引力变本加厉，他们用甜而多油的食物来排遣无聊、挫折、愤怒、忧郁、不安、失望，正如容易染上使用瘾品习惯的人。
      现代资本主义特有的催吐天才是：能教我们为了某一类产品或服务而违背自己的理智判断，然后再卖给我们另一批东西来应付已经造成的伤害，以便我们能够回过头来消费更多造成最初伤害的那些商品。
      有问题才会有获利，是成熟的资本主义的一个定义特征。
       ‘’’’’ 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其运作的原则就是要挑动人体内的每根神经，并且让它们维持在最高度的人为紧张状态，要把人类的每个欲望逼到极限，并且尽量制造更多新的欲望与人造的渴求，为的是要用我们的工厂、出版社、电影公司以及所有其他从业者制造的产品来满足这些欲望和渴求。”
      违禁瘾品是工业化社会的一项副产品，这种社会使我们不计后果地胡乱篡改了人体的内在环境。”
      吸烟的立即影响虽然伤害性较小，却进而导致酗酒、吸毒，带来一连串不堪设想的后果。
      小说家杰弗里·阿彻（JeffreyArcher,1940~）曾说：“人们把精力的作用低估了。有天赋又有精力，你能称王；有精力而没天赋，你可以称侯；有天赋而没精力，你只能做穷光蛋。”
      香烟当时仍是新鲜东西，市场很有限，杜克本人就不抽——他办公室里仍摆着沾有吐烟草汁痕的痰盂
      每当我看见本地人吸烟，我常想，他以同样代价买来的任何其他东西都不可能给他这么大的快感和享受。我们的销售量就是证据。”
      杜氏已经凭着“教导中国人抽北卡罗来纳香烟而使他们戒了鸦片，这是结合商业经营与博爱精神的作为”。
      BAT在中国的业务在20世纪20~30年代持续扩大，其间历经民族主义者的抵制、中国烟草业者的竞争、内战、第二次世界大战，都顺利挺过。直到1952年，毛泽东——本人就有很大烟瘾——正式将BAT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其经营才结束。
      中国的国营烟草公司有政府对进口品牌施以重关税的保护，在1988年达到占有全世界5万亿多支香烟的1/3的产量，贡献政府岁入整整12%。
      美国的公司——美国烟草、雷诺兹烟草公司（R.J.ReynoldsTobaccoCo.）、黎格特·梅耶烟草公司、罗瑞拉德公司（Lorillard）等等（都是杜克烟草王国经法院裁定解散后成立的）——却没有这种关税保护的优势，只能靠自己力拼。
      “你买不起劳斯莱斯汽车，你买不起第五大道的房子，你没钱到新港去避暑，但是，老天有眼，有一件事上你可以和全美国最富的人一样，你可以抽最优质的烟。点一支好运烟，体会一下百万富豪的感觉。”
      小组成员一一讨论了市场调查、心态与形象研究、科学研究报告、广告分析，以及重点群体的意见，得出的结论是：多数人吸烟是习惯动作，在某些状况下会不经思索而点起烟来。
      烟草公司的老板们痛恨这些早期的癌症研究者，除了因为他们伤害公司的利益，也恨他们伤人感情，破坏了人们从抽烟得到的“无邪”乐趣。
      抽烟者绝不可能花同样代价买到这样的快感与舒适——其实就是烟草业的道德基础之一.
      抽烟与癌症有无关系的争议在1955年虽然持续存在，而且有广泛的报道，但原先那种危机意识已经缓和了，香烟销售量又渐渐上升了。
      为确保骆驼滤嘴香烟销量持续、长期增长，必须加强渗透14至24岁年龄层，这个年龄层另有一套比较自由的价值观，他们也代表香烟事业的明天。”
      尽你所能（在虑及某些法律束缚的情况下）多讲香烟与大麻、葡萄酒、啤酒、性爱等等的关系。不要提健康或相关的话题。
      不论哪儿的广告人都知道，要想吸收年轻的吸烟群，就得把香烟塑造成解决年轻人心理困惑与社会焦虑的东西。
      日本男性有2/3（日本医生有将近一半）是吸烟者。相形之下，美国成年人口只有大约1/4吸烟，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人口群几乎都不吸了。
      历史学者称这种情况为内化（internalist）。烟草业扩张的故事讲的是内行人和创新者如何应变解围，他们为了不减少利润而增加市场占有量、平复大众的恐惧，想出各式各样组织上的、技术上的、媒体宣传上的对策。竞争对手也会亦步亦趋，否则就只有死路一条。
      销售违禁瘾品的人自有另一套创意，例如，海洛因贩子惯用“F-16”或“氢弹”之类的品牌名称来强调自己卖的不是街角交易的掺假货。
      改革人士目前尚未达成这个目标。合法瘾品导致人命损失的数目仍持续增加。这种情形存在的原因，追根究底，还是为了钱与权。
      对权势阶级而言，瘾品带来利润和税收，还能借它控制劳工，本来都是只有利而无害的，直到19~20世纪部分人士开始重新思考瘾品的影响，情况才有所改观。
      因为经常得花钱买鸦片，加上单身汉都免不了的赌与嫖，他就永远背着还不清的债，所以只得像推磨的骡子般无休止地做下去。为数不少
      后来警方搜查他的账簿，才发现他还以瘾品代替工资发给工人，借此多赚30%的利润。这种做法至今仍存在于泰国的大型渔船上，据传这种船上的渔工有20%或以上是有海洛因毒瘾的。
      有商人整车运来一箱箱的伏特加，近乎疯狂的人们就拿着工资、家里的牛、一切财物去换酒……我还记得，那时候会看见身上总共只有一件衬衫可穿的男人，他把其他所有的衣物都当了。衣不蔽体的女人也不算稀罕的景象.
      为逃避现实而饮酒在欧洲惯用瘾品的贫民区也很常见。社会改革者认为这要归咎于工人的生活单调，生活环境不舒适。
      “工作需要有休闲。如果钱不够多，未来又无可展望，人就会把握眼前能得到的快感。”
      农夫、拖犁的人、扛运工人，以及几乎所有出卖劳力的人都请求发给烟草，声称这东西让他们精神焕发。许多人为了得到烟草，连必需的粮食也甘愿不要。”
      按经济学家杰克·戈特塞根（JackGottsegen）在1940年的研究，其他低收入群的人们的日常零花几乎全部用在买烟上——远高于用在阅读、生活用品、教育上的比率。
      纵观以上，可见瘾品一向都是人们上进之路上的一种阻碍，存钱、购地、受教育、成家、立业的目标都可能因瘾品而遥不可及。这并不是什么人为的大阴谋。事实上，借瘾品提神解闷的行为可以说是人类文明的副产品。
      小型宠物兽医如今会开一些抑制神经细胞吸收化学物质的特效血清素，这类药物在中国香港的市场特佳，因为香港的宠物主人往往整个白天扔下宠物在拥挤的公寓里独处，20%以上的香港家犬患有分离焦虑症——主人不在时吠个不停、在地板上拉屎撒尿、撕咬家具，需要借药物改善。
      其实军人吸鸦片大多是为了排遣军旅生涯中必然产生的烦闷与疲惫.
      军中最盛行的瘾品当然还是烈酒和烟类。
      军官可以利用额外配给的“劳动朗姆”贿赂想喝酒的兵士做粗重工役。
      军中的掺水朗姆酒是“让人工作的最廉价酬劳”。
      人人相信抽烟的部队比较好控制，有关烟品短缺导致1917年间法军之中普遍叛变的报道，更证明这种想法无误。
      知名的人道救援组织大量发送香烟，这等于是给予这具争议性的产品（至少在美国是受争议的）合法的地位而加以推广。
      香烟和弹药一样重要。英国士兵将死之前会要求抽一支，就好像它是能解除痛苦的鸦片，能让人安然往生。我相信它的确有此效用。”
      斯维辛集中营的日记中说，自愿参加行刑小队的人可以领到0.2升的马铃薯酒、5支香烟、100克的香肠和面包。“由于有这些特殊配给，人人争先恐后要参加这种行动。”
      但是，与酒的关系最普遍也最一贯不改的行业之一是卖淫。
      但据沃什伯恩看，大多数的妓女最后仍会成为酗酒者，要不然就是染上毒瘾。做过一年之后，她们可能变得很强悍，“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或是被“毒品、情人、更多的毒品”弄得麻木了，或是明白过来要为离开而做准备。
      我通常是什么客人都做的，但是我通常会要起码一半现金一半可卡因。要看我是不是想痛快吸上一顿。”
      瘾品能使躯体对疼痛麻木不觉，也能抹杀记忆。
      我们既送《圣经》又送上烈酒，异教徒难道不起疑心吗？”
      1773年间，英国首相腓特烈·诺斯（FrederickNorth）有意将美洲的茶叶批发专卖权完全交给东印度公司，再加上维持《汤森法案》（TownshendAct）的关税引起美洲殖民地反感，终于引发大西洋沿岸各地的抗议。最重要的一次抗议行动发生在12月16日，当晚有一群愤慨的殖民地百姓在脸上涂抹油彩装扮成印第安人，在月色中把三条船上满载的税后茶叶都扔进波士顿港湾。围观的人群沉默地给予支持，寂静中只听得见战斧砍破茶叶箱的声音。
      鸦片虽然逐步减少，东南亚各国一直到了20世纪仍以鸦片为税收的主要来源。
      以1924年的香港计，每4名成年男性就有1人抽鸦片。
      鸦片专卖制虽有很多缺点，但合法供应至少可以抑制黑市的吗啡与海洛因买卖——这两种瘾品在20世纪早期的东亚已经越来越普遍了。
      政府很容易对瘾品税收产生依赖。这种依赖也和瘾品上瘾一样，本质上就是一种会复发的慢性疾病。
      一名不安的烈酒商人向甘地礼貌地辩称，烈酒生意存在于印度已千年以上，怎可能说停就停，圣雄期望卖酒停止的日子是哪一天？甘地在一片笑声中回答：“从今天起。”
      在甘地本乡的古吉拉特邦（Gujarat）以外地区，禁酒推行得毫无进展，主要是因为政府仍依赖烈酒提供的税收，而且存有与禁酒相抵触的政策。
       ‘’’’ 如甘地所说，这些人买醉是为了排遣贫穷生活的苦楚。
      哈邦政府为了弥补税收损失，不顾一切增高公共事业、煤气等其他税目，后果是造成通货膨胀。物价上升，男人继续喝黑市烈酒，使穷困的家庭更加穷困。
      假如税率太高——不论是为了抑制滥用还是为了增加税收，就都会面临私酿与走私猖獗的后果。
      走私烈酒和烟草的人数既多又有组织，而且为了维护这种隐秘的交易会毫不犹豫地诉诸暴力，包括私刑与恐怖行动。
      一般英国百姓比较倾向成为走私货的顾客而不是检举者，也使得问题更加难办。
      购买走私货虽然是明显在助长违反税务法律的行为，也连带助长做伪证，但如果要在买私货上假装有所踌躇，在多数国家都会被视为伪君子的一种迂腐行径，不但不能取信于人，而且会让人怀疑这故作姿态的人骨子里比别人都坏。”
      经济学家所说的跨境效应。按商品合法价值的某种百分比数字征税，也许在理论上算是高了。但如果毗邻各地的税率也一样高，从外地走私的诱因就很小了，当然也没必要到外地去消费。
      法国大革命即将爆发前，政府要将酒的重税区域扩大，结果引发了暴动。
      盐是自古以来最持久的税收来源之一。使用盐是会上瘾的。吃惯了加盐的调味，无盐的天然味道吃来会显得太淡或不好吃。
      君主政体时代的法国曾经对盐课以重税。农民一整年的收入可能有1/8花在买盐上，而盐的售价的大部分是税。
      革命爆发后恐怖时代降临，负责收盐税的包税官一个个都被送上断头台。其中包括先驱化学家安托万·拉瓦锡（AntoineLavoisier），他的化学实验经费即来自收税所得。
      每年全世界香烟出口量比进口量多了大约2800亿支，这占全球香烟总产量的5%，占香烟国际贸易量的30%。假定运输上的耽搁可能造成细微的差额，这么大的差距显然还是走私所致。
      问题（除了公开销售可能使上瘾者增加之外）是，维护课税（以及不得售予未成年者之类的限制）多少也就等于维持黑市存在。
      重税和严密限制之下的上瘾者会比较少，却会制造诱因而引来走私与暴力，归根结底还是税的轻重问题。
      不让无辜的他人直接受害，乃是道德上最站得住脚的反对理由，而且是放诸所有文化而皆准的。
      自从医学研究证明环境中的烟雾可能致癌，反烟人士终于得到了制胜的武器。
      启蒙运动和功利主义等世俗哲学思想有“为最大多数人谋求最大利益”的主张.
       ‘’’’ 瘾品只能短暂地模拟神秘体验的感觉，却不能达到领悟的境界。瘾品是假宗教，是化学品偶像，会分散信仰者的心神，把他们带上自毁之路。
      天主教的教义问答册、佛教的戒律，以及其他道德教条都一致谴责滥用瘾品的行为。
      《古兰经》严格反对饮酒与赌博，将两者并列为害人的罪恶行为.
      第四个反对立场源于特定瘾品与某些偏离主流的、不受欢迎团体不可分割的关系。
      成为禁令目标的人群数目越少、地位越低，这种立法越容易通过.
      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起，许多态度激进的非裔美国人会从种族灭绝的观点来看毒品问题。
      这些说法都不实，末一项更是离谱。但一般大众倾向相信最坏的，尤其想到年轻一代会受其影响，更会宁可信其有。
      “富国也烈酒，亡国也烈酒。”
      禁酒者在逐渐现代化的新教徒社会里成长，注重的是个人成就、自制、节俭。美国的制造业老板以及数目渐增的美国本地技术劳工，都越来越认为喝酒是劳民伤财的事。
      他们常常将个人得救之重要与饮酒造成的社会经济影响混为一谈，把两者连接得不着痕迹。
       ‘’’’ 你们大家知不知道我为什么没变成酒鬼？因为我始终拒绝喝那第一杯。
      着眼未来的工人、提倡改革的工会领袖，也都明白嗜酒既伤身又浪费金钱，他们认为戒酒——起码要喝得有节制——是工人赢得自尊与自主的重要手段。
      把钱都花在买酒上的人，都成了公司的奴隶。
      酒馆老板不愁没有支持者，绝大多数的酒馆常客会认为酒馆是没有害处的地方。
      20世纪20~30年代的英国烈酒消耗量减少，恰好是英国人爱上电影院的年代，两者消长互见。
      制造业生产的瘾品被滥用而造成日益严重的损失，倒成了资本主义的一个根本的矛盾。
      病因在于瘾品对神经系统起了病态作用，不能完全归咎于个人意志薄弱的道德缺失。天生神经虚弱的人特别容易染上这种病。
      山西之祸患实在鸦片。乡村民众之六成，都市居民之八成，官员兵丁之十成均有毒瘾。”
      人人吸鸦片却会导致中国政局不稳定以及对美国商品需求减少。
      凡是有私人军队、有地区性冲突、有外国势力挑起战争、政府软弱无能的地方，鸦片走私都非常猖獗。
      中国共产党执政后消除了国内反对禁鸦片的声音，
      反烟运动虽然持续到20世纪20年代，却因政治纷扰而不见成效，争夺势力的军阀们大多宁愿借鸦片牟利而不愿予以禁止。
      这个世界一旦更趋工业化，人们更精打细算，地域间的往来更容易，医学知识更普及，专横的约束更令人不耐烦，就必然需要某种更严格的管制。
      咖啡因的抗忧郁属性，曾经防止自杀行为；
      佛教徒有以茶驱走“睡魔”的习惯，天主教神父也会啜饮着茶撑过马拉松式的彻夜告解。
      纳粹党对于违禁品买卖一贯是坚决反对的。
      1983年，全世界的生产与销售所提供的全职工作，超过1800万个。如果把工作者的家小、兼职工作者、季节性的劳工也都计算进去，大约有1亿人是靠烟草业维持生计的。
      抽烟喝酒，以及饮用咖啡因饮品，在20世纪前半期的西方政治人物中极为普遍，我们只需回想起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在雅尔塔同桌开会的情景，就很难相信他们会共商管制烟酒的策略。麻醉药品管理局局长安斯林格本人既抽烟又喝“杰克·丹尼尔”
      到了1940年，前苏联境内卖酒的商店比卖肉类、水果、蔬菜的商店都多。
      禁酒措施带来了大排长龙买酒的现象——莫斯科人平均每年耗在排队买酒上的时间有90小时之多，
      1987年死于甲醇中毒的人数大约有1.1万人，几乎与在阿富汗战争中死亡的苏军人数一样多。
       ‘’’’ 数以百万计的普通百姓为了排遣单调枯燥的生活而喝酒，指挥他们的人却要他们保持清醒努力工作。
       ‘’’’ 没有啤酒喝，要社会主义有什么用？”
      不断增加的死亡中毒事例和相关的宣传，都阻止不了俄罗斯人喝酒，一位心理学家一言以蔽之：“许多俄罗斯人认为喝酒是斯拉夫民族的文化特色，简直视之为自己生来就应享有的权利。”
      中国大陆的海洛因上瘾者大多数是男性、年纪轻、单身、教育程度低，大约半数在接受治疗时是失业的。
       ‘’’’ 社会底层的违禁瘾品使用者一直都是非法零售的主力，后盾的货源来自不使用这些瘾品的明知故犯者。
      主流的政治人物在瘾品管制政策上都赶紧倒向道德及宗教的保守团体，路线越强硬的越好。
       ‘’’’ 希望归希望，未必能成为事实。惯性的力量是非常不易扭转的。
      诸如此类的益处，究竟是因为喝了酒，还是因为饮酒有节制的人本来生活习惯就有益健康，目前尚不确知。
      烟类终于逐步沦为差劲人物才与之为伍的东西。酒类却持续在伊斯兰文化以外的世界各地广泛盛行，
      在美、英，以及其他西方国家，抽烟在教育程度较高的阶层之中已经明显式微，在最贫穷也最不理会卫生当局呼吁的社会阶层之中却仍旧是“文化上的常态行为”
      精神刺激品的科技和军事科技一样，已经跑到自然进化的前头去了。
      “麦克世界”——仰仗的是大量利用人的固有欲望（例如性欲、爱吃甜味与油腻的口腹之欲）.
       ‘’’’ 《创世纪》早已告诉我们，亚当和夏娃在原始的伊甸园里就不曾言听计从。处在现代乐园里的我们要做到这一点，恐怕就更难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