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丽莎白一般都是斗志昂扬的。她拥有一个创业家那种不受羁绊的乐观。

她那蓝色的大眼睛被训练得可以一眨不眨地盯着你，让你觉得自己就是世界的中心。

伊丽莎白的反应相当直率：“不，爸爸，我不想获得博士学位。我想赚钱。”

为了筹集所需资金，她动用了自己的家族关系。

2008年初，希拉洛斯搬到位于帕洛阿尔托山景大道（Hillview Avenue）的一幢新楼。在硅谷，这相当于从南布朗克斯（South Bronx）搬到了曼哈顿中城。

在硅谷，门面是最重要的。

如果没有另一个关键要素的话，所有这些也许还不足以引燃新的热潮，那就是跌到谷底的利率。为了拯救经济，美联储将利率削减到近乎零的水平，使得像债券一类的传统投资毫无吸引力，迫使投资者到其他地方寻求更高的投资回报。他们转向的地方之一，就是硅谷。

她的声音忽然变得自然了，更像一个年轻女子。“我真的很高兴你在这里。”她从椅子上站起来，对他说，音调比平常高了若干个八度。在激动的时候，她似乎暂时忘记了调到男中音。

运用股票回购来掩饰糟糕的业绩。即使公司的真实收益下降，通过回购减少所发行的股票的数量，可以人为地提高公司的每股收益。

他们渐渐明白，自己对付的是一个古怪的成年儿童，智力有限，注意力持续的时间更加有限。

一个对付桑尼准保成功的办法：用超过500字以上的文字回复他的电子邮件。那通常会让他在几个星期内平安无事，因为桑尼没有耐心去阅读长篇电子邮件。另一个策略是每两周召集他的团队开会，邀请桑尼参加。一开始的几次会他可能会来参加，但最终会失去兴趣，或者是忘记出席。

攀上了舒尔茨之后，伊丽莎白系统地培育与他们每个人的关系，赠予他们股份，换取他们在董事会任职。

她的举止更像是一个电影明星而不是一位企业家，陶醉在公众对她的吹捧之中。每周都有新的媒体访谈，有大会上的亮相。其他的知名创业公司创始人也会接受访谈，公开亮相，但绝不会有如此高的频率。

稀释指尖取血的样本，在西门子的机器上运行，原本是作为临时性解决方案，但由于4S遭到彻底失败，变成了永久性的做法。

会拍马屁，或者拥有一个棕色的鼻子 ，会让你走得更远。

如果不是他的勇气，以及他的父母在律师费上花费的40多万美元，我也许绝无可能发表第一篇报道。

（fake-it-until-you-make-it） 获取资金，同时掩盖自己的真实进度，寄望于现实最终能赶上你的吹嘘，在科技行业中这种现象仍然得到宽容。

到2017年底，希拉洛斯已经精疲力竭，烧尽了它从投资者那里筹得的9亿美元，大部分用在法律方面的花销上。

我相当肯定，当她在十五年前从斯坦福大学辍学的时候，一开始并没有想要欺骗投资者，陷病人于危害之地。

她也许太年轻，但围绕在她身边的却是全明星阵容。她的董事会主席唐纳德·L．卢卡斯（Donald L．Lucas）是位风险投资人，培养出了软件创业家、亿万富翁拉里·埃里森（Larry Ellison），帮助他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将甲骨文公司（Oracle）成功上市。卢卡斯和埃里森都在希拉洛斯公司有部分个人投资。

另一个名声显赫的董事会成员是钱宁·罗伯特森（Channing Robertson），斯坦福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

伊丽莎白要求他将一些财务预测进行整合，以便展示给投资者。他提出的第一套数字未能得到她的首肯，所以他得把这些数字往上调整。

伊丽莎白一般都是斗志昂扬的。她拥有一个创业家那种不受羁绊的乐观。

它看上去总是管用，那是有原因的。电脑屏幕上显示的血液通过检测盒进入一个个小方孔中的图像是真实的，但你永远不知道能不能得到结果。所以，他们在此前管用的时候录制了一个结果。每一次展示最终显示的，是录下来的结果。

她那蓝色的大眼睛被训练得可以一眨不眨地盯着你，让你觉得自己就是世界的中心。

高中时代，伊丽莎白并不属于受欢迎的人。

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她家在离斯坦福校园几英里远的加州伍德赛德（Woodside）住了好多年。在那儿，伊丽莎白与隔壁的一个女孩成了朋友，她的名字叫杰西·德雷珀（Jesse Draper）。杰西的父亲是蒂姆·德雷珀（Tim Draper），第三代风险投资家，他即将成为硅谷最为成功的创业企业投资人之一。

她的父亲因为工作原因，去过中国很多次，他认定自己的孩子应当学会中文普通话，于是他和诺尔安排了一名家教，每周六上午到他们休斯敦的家里上课。 高中上到一半的时候，伊丽莎白以其语言能力成功地参加了斯坦福的暑期普通话培训项目。该项目原本只面向大学生，但她流畅的普通话给项目主管留下了深刻印象，足以例外开恩。前五个星期的课程在斯坦福大学位于帕洛阿尔托（Palo Alto）的校园里上，剩下四个星期则在北京接受训练。

她参加各种校园社团，跟一个叫作JT．巴特森（JT Batson）的二年级学生约会。巴特森来自佐治亚州的一个小镇，被伊丽莎白的光鲜和老于世故深深地迷住了，但他也发现了伊丽莎白的谨慎防备。“她并不是什么都跟你分享，”他回忆说，“她处世小心谨慎。”

在圣诞晚宴上，她的父亲将一架纸折的飞机飞到她坐的餐桌那头，机翼上写的字母是“Ph．D”（博士学位）。 在场的一位家庭成员回忆说，伊丽莎白的反应相当直率：“不，爸爸，我不想获得博士学位。我想赚钱。”

那年春天的某一天，她出现在巴特森宿舍的门口，告诉他，不能再跟他约会了，因为她要创立一家公司，必须将所有的时间奉献给公司。

为了筹集所需资金，她动用了自己的家族关系。她说服了少年时代的朋友、从前的邻居杰西·德雷珀的父亲蒂姆·德雷珀投资100万美元。

另一个使她获得大额投资的家族关系，是他父亲的一位老朋友，已经退休的公司重组专家维克多·帕尔梅耶里（Victor Palmieri）。

她眼睛一眨不眨、专心致志地盯着他。

总是用现在时表达的习惯，这在母语为中文、将英语当作第二语言学习的人当中很常见。

主要困难来自伊丽莎白坚持他们只能使用非常少的血液。

由于已经用完了第一次筹集的600万美元，希拉洛斯在第二轮融资中又募集了900万美元，以补充其资金。

公司员工的流动率已经非常高，而且不仅是一般员工。高管们似乎也干不了多久。

她晚上只睡四个小时，整天都嚼着巧克力咖啡豆，给自己注入咖啡因。

埃里森也许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净财富达到250亿美元，但这并不代表他就是理想的楷模。 在甲骨文公司初创早期，众所周知，他夸大自己数据库软件的功能，发布的各个版本都充斥着漏洞。

伊丽莎白始终担忧公司专有信息外泄，常常到过分夸张的程度。她不仅要求员工签署保密协议，还要求任何进入希拉洛斯办公室的人或者进行商务往来的人都要签。即使在公司内部，她也保持对信息流动的严格管控。

你甚至不能与一位共事者发送即时信息。聊天的端口是被封闭的。所有一切都以保护专有信息和商业秘密的名义为借口，但最终的结果是生产率的大幅降低。

伊丽莎白会拿出乐观的不断增长的收入预测，根据是她所说的希拉洛斯与制药企业正在洽谈的交易，但这些收入从没有实现过。

唐告诉他，伊丽莎白真的非常恼火。她觉得他在董事会会议上的行为令人很不愉快，认为他不应当再留在董事会。唐问他是否愿意辞职。艾维表示惊讶。他只不过是在履行作为董事的职责，提出问题是其中一项。

埃斯基维尔发给艾维一封电子邮件，谴责他的“恶意”作为，并警告他，希拉洛斯正在严肃考虑，起诉他作为董事会成员破坏信托职责，以及公开诋毁公司。

2008年初，希拉洛斯搬到位于帕洛阿尔托山景大道（Hillview Avenue）的一幢新楼。在硅谷，这相当于从南布朗克斯（South Bronx）搬到了曼哈顿中城。

在硅谷，门面是最重要的。

她们出现在诺华公司位于巴塞尔的办公室，但情况更加糟糕：在满满一屋子瑞士高管面前，三个爱迪生阅读器都给出错误信息。苏珊觉得羞愧无比，但伊丽莎白镇定自若，将问题归罪于一个微小的技术故障。

2008年3月，托德和迈克尔找到希拉洛斯的董事会成员之一汤姆·布洛迪恩（Tom Brodeen），告诉他伊丽莎白在董事会上吹嘘的收入预测并不是基于现实情况。他们说，预测被严重夸大了，按照产品现在的未完成状态是不可能实现的。

一句古老的谚语：“当你攻击国王的时候，你必须杀了他。”

看着伊丽莎白巧妙地混合运用忏悔和魅力，逐渐赢回他那三个董事会同僚的支持。他想，真是令人印象深刻的表演。即使是一位年长得多、经验丰富得多、精通公司内斗艺术的CEO，要扭转她那样的形势，也得费尽心力。

随后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在其后的两个小时里，伊丽莎白说服他们改变了决定。她告诉他们，她已认识到自己的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承诺将会改变。从今以后，她会更加透明化，更注重回应，不会重蹈覆辙。

经过讨论之后，四个男人达成共识：他们将剥夺伊丽莎白的CEO职务，她已经被证明太年轻、太缺乏经验，不适合这个职位。汤姆·布洛迪恩将暂时取代她领导公司，直到找到更长期的替代者。

伊丽莎白从来没有骂过蒂姆，即使有明显的例子让她注意到他的口是心非。她看中他的忠诚，在她眼里，他从不对她说不，这一事实反映出一种坦诚的态度。尽管蒂姆的很多同事都认为他是个庸才，是位糟糕的管理者，但那都不打紧。

伊丽莎白在一次流产的董事会政变中幸存下来，重新牢牢控制了权力

他们在北京相遇，当时伊丽莎白是第三年参加斯坦福的普通话项目。那个夏天， 伊丽莎白被同行的一些学生欺负，很难交到朋友。桑尼是这群大学小子中唯一的成年人，他挺身而出，施以援手。这是伊丽莎白的母亲诺尔向洛兰·富兹描述他们关系的最初起源时说的。

然而桑尼并不认为自己是拜幸运所赐。在他心中，自己是一个天才商人。

其他公开记录表明，伊丽莎白是在2005年7月搬到那套公寓的。

在短暂而获利丰厚的商业竞价网时期之后，桑尼在十年内没做什么事情，除了享受自己的金钱，以及在幕后给伊丽莎白提供建议。

桑尼对自己的财富扬扬自得，喜欢通过汽车来炫耀。他开一辆黑色的兰博基尼加拉多，以及一辆黑色的保时捷911。两辆车都拥有浮夸的车牌。

爱迪生对周围的温度也非常敏感。为了正常地工作，它们需要在恰好为34摄氏度的环境中运行。

桑尼陷入狂怒，大叫公司的每个人都欠他的，他义务在给公司做贡献，人们应当多一些感激。

“我挣的钱足够养活我家七代人。我根本就不用待在这儿！”他对着托尼的脸尖叫。 托尼以他的爱尔兰土腔反戈一击：“我一无所有，也不需要待在这里！”

如果没有另一个关键要素的话，所有这些也许还不足以引燃新的热潮，那就是跌到谷底的利率。为了拯救经济，美联储将利率削减到近乎零的水平，使得像债券一类的传统投资毫无吸引力，迫使投资者到其他地方寻求更高的投资回报。他们转向的地方之一，就是硅谷。

伊丽莎白突然遇到了一个她自己造成的问题：她跟两家公司都说，她的技术可以基于少量血液样本开展数百项检测。事实是，爱迪生系统只能做免疫测定，即一种使用抗体测量血液中物质含量的检测。

她的声音忽然变得自然了，更像一个年轻女子。“我真的很高兴你在这里。”她从椅子上站起来，对他说，音调比平常高了若干个八度。在激动的时候，她似乎暂时忘记了调到男中音。

他觉得一家公司的CEO和公司的二号人物睡在一起是不合适的，但更令他困扰的是，他们在隐藏此事。

2011年的春天，希拉洛斯的裙带关系出现了一个新的动向：伊丽莎白雇用了她的弟弟克里斯蒂安，担任产品生产的助理董事。

伊丽莎白更加看重的是，弟弟是她可以信任的人。

克里斯蒂安很快就招了四个他的好兄弟。

兄弟派长时间加班工作，深得桑尼和伊丽莎白的钟爱。桑尼一直质疑员工对公司的付出，他的最终衡量标准，是一个人投入在办公室的工作时数，不管其有没有在做建设性的工作。

他们在办公室度过无数个深夜，没有时间去锻炼，所以克里斯蒂安和他的朋友在白天溜出去做健身。

克里斯蒂安和他的朋友总是准备着去执行伊丽莎白和桑尼下达的指令。他们急于取悦两人。

乔布斯死后一两个月，格雷格在工程师团队的一些同事发现，伊丽莎白正在从沃尔特·艾萨克森（Walter Isaacson） 撰写的这位已故苹果公司创始人的传记中借用其中所描述的行为和管理技巧。他们当时也都在阅读这本书，能准确地指出她所模仿的行为是哪一章节，所描写的是基于乔布斯的哪一段职业生涯。

伊丽莎白期望她的员工将一切付出给希拉洛斯，尤其是像肯特这样她给予信任、赋予重任的人。

事情跟专利本身没有多大关系，而是为了惩罚肯特所谓的不忠诚。

“如果这儿有人不相信你是在为人类有史以来所制造的最好的东西工作，或者你太消极悲观，那么你应当离开。”她重弹上次圣诞演讲的老调。

运用股票回购来掩饰糟糕的业绩。即使公司的真实收益下降，通过回购减少所发行的股票的数量，可以人为地提高公司的每股收益。

伊丽莎白告诉伯德，2011年3月袭击日本东部的地震影响到希拉洛斯生产其设备检测盒的能力。

几个月前，实验室获得证书，证明其符合CLIA（联邦监管临床实验室的法律）的要求，但要获得这样的证书并不难。 尽管CLIA最终是由美国医疗保健和医疗服务中心（CMS）负责实施，但这家联邦机构将绝大多数常规实验室的审查授权给州政府。在加州，它们是由州政府卫生部所属的实验室现场服务处（Laboratory Field Services division）负责，而一项审计显示该机构的资金严重不足，很难履行其监管职责。

2013年1月2日， 股市收盘后不久，西夫韦公司发布了一份公告，宣布在5月的年度股东大会之后，伯德将会退休。公告显示，决定是伯德主动做出的，但伦达和其他管理层怀疑，是董事会要求他下台。

伯德离开后，与伊丽莎白的联系渠道没了。西夫韦公司的任何人想与希拉洛斯对话，必须通过桑尼或是兄弟派。

西夫韦仍然犹豫着，没有解除伙伴关系抽身走人。如果事实证明希拉洛斯的技术真的可以改变游戏规则，会怎么样呢？如果是那样，错失了它，也许接下来十年都会处于悔恨之中。错失的恐惧仍旧是强有力的威慑。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五角大楼在美军士兵身上测试过芥子毒气，20世纪60年代在俘虏身上试过橙剂（Agent Orange） ，但军方毫无监管、随心所欲开展实验的时候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马蒂斯是军队中最有权势、最令人可怕的人。 这位直言无忌的将军有一次著名的讲话，他对驻扎在伊拉克的海军陆战队说：“你们要有礼貌，要专业，但要准备杀死遇到的每一个人。”

伊丽莎白对事实的漠不关心是另一个争议的焦点。伊恩不止一次听到她彻头彻尾地说谎，而在共事五年之后，他已经不再相信她说的任何话了，尤其是当她向员工或是外部人士介绍公司技术多么成熟的时候。 2010年秋天，伊恩的沮丧情绪达到顶点，当时希拉洛斯公司正在紧锣密鼓地寻求与沃尔格林公司的合作。 他向老朋友钱宁·罗伯特森发牢骚。伊恩以为罗伯特森会对他们之间的谈话保密，但他把伊恩说的一切都报告给了伊丽莎白。那个星期五的晚上，伊恩很晚才回到他们在波托拉山谷（Portola Valley）的家，罗谢尔已经上床了。

伊丽莎白对事实的漠不关心是另一个争议的焦点。伊恩不止一次听到她彻头彻尾地说谎，而在共事五年之后，他已经不再相信她说的任何话了，尤其是当她向员工或是外部人士介绍公司技术多么成熟的时候。

一般来说，公司需要进行研究，找出它们营销所针对的受众群体的规模，然后测算在这一群体中，有多大比率真正有希望转化为顾客。

一家前景不明朗的创业公司雇用李岱艾这样的大广告公司，也是极不寻常的。按照大广告公司的开销和人员配备，其价格非常昂贵。李岱艾向希拉洛斯收取的酬金是每年600万美元。

伊丽莎白想在网站和其他各种营销材料中，突出一些大胆的、肯定性的说法。其中之一是，希拉洛斯可以在一滴血上运行“超过800项测试”。另一个说法是，其技术远比实验室检测准确得多。

凯特询问希拉洛斯高度准确性的说法的依据在哪里，得到的回答是，它是从一项研究中推断出来的，该研究断定，93％的实验室错误是人为的失误。希拉洛斯认定，由于其检测过程是在其设备之内完全自动化进行，已经足以说明它的检测比其他实验室都更为准确。凯特觉得这个逻辑的跳跃性太大了。

存在反误导性广告的法律。

迈克越来越担忧李岱艾公司的法律责任。他回头查阅公司与希拉洛斯签署的合同。 对于李岱艾在营销材料中做出的、任何经客户书面认可的说法，合同给出了免责。 他给公司的外部律师事务所戴维斯和吉尔伯特（Davis ＆ Gilbert）的律师乔·塞纳（Joe Sena）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询问李岱艾是否应当让希拉洛斯在书面认可中使用特定言辞。 塞纳回复，并不是必需的，但提醒他将那些书面认可留存记录。

伊丽莎白希望那些泛泛的声明是真实的，但迈克觉得，仅仅因为你极度渴望某件事情成真，并不能让它真的成真。

最大的问题，是开发过程中功能失调的企业文化。伊丽莎白和桑尼将任何敢于提出问题或反对意见的人视作挖苦或唱反调。坚持这样做的员工常常被边缘化，或是被炒掉，而应声虫则得到提拔。

对于希拉洛斯雇用的数十名印度人而言，被炒掉的恐惧远远不止是害怕失去一张工资支票而已。大多数人持有的是H–1B签证，需要依靠在公司持续就业，才能够留在这个国家。有一个像桑尼这样专横的老板把他们的命运握在手里，仿佛就是签了一张卖身契。

桑尼有一种在老一代印度裔商人中常见的主仆关系心理。员工都是他的奴仆。他要求他们整天整夜包括周末随时听候使唤。

他们渐渐明白，自己对付的是一个古怪的成年儿童，智力有限，注意力持续的时间更加有限。

一个对付桑尼准保成功的办法：用超过500字以上的文字回复他的电子邮件。那通常会让他在几个星期内平安无事，因为桑尼没有耐心去阅读长篇电子邮件。另一个策略是每两周召集他的团队开会，邀请桑尼参加。一开始的几次会他可能会来参加，但最终会失去兴趣，或者是忘记出席。

有些是伊丽莎白缺乏理智的要求的结果。比如，她坚持迷你实验室的盒子保持某一尺寸，但不断地想在里面增加更多的检测。阿耐夫不明白，为什么盒子不能放大半英寸，因为消费者不会注意到的。

她仍顽固地坚持迷你实验室是一种消费型设备的想法，像iPhone手机或iPad平板电脑一样，而且其组件必须看上去小巧精致。她仍然怀抱着有一天将它放进人们家中的雄心，如她向早期的投资者所承诺的那样。

商用机器笨重，是因为其设计为可以同时处理数百份样本。用行业术语来说，这被称为拥有“高吞吐量”。

与其他大公司的血液分析仪相比，迷你实验室的另一个醒目缺点，在于它一次只能处理一份样本。商用机器笨重，是因为其设计为可以同时处理数百份样本。用行业术语来说，这被称为拥有“高吞吐量”。

这些都是可以修复的问题，但需要时间。公司离拥有一台可以用在病人身上的产品，还需要几年时间。 然而，在伊丽莎白看来，她没有这几年时间了。 十二个月前的2012年6月5日，她与沃尔格林签署了一份新的合同，承诺到2013年2月1日，在这家药品连锁企业的部分门店启动其血液检测服务，换取1亿美元的“创新费”，外加4000万美元的贷款

随着史蒂夫·伯德的退休，与西夫韦的伙伴关系也分崩离析，如果等待更长的时间，伊丽莎白担心也会失去沃尔格林。她决心无论是地狱还是深渊，都要在9月份启动沃尔格林的门店服务。

要获得最终的病人检测结果，人们得将稀释后获得的结果乘上血液被稀释的同等倍数，而且还不知道稀释后的结果是不是可靠。即使如此，丹尼尔和萨姆仍对他们取得的成绩沾沾自喜。本质上，他们不过是工程师，关怀病人对他们两人都是个抽象的概念。

爱迪生的差错率太高，而且纳米容器仍然存在问题。为什么不等到4S准备好再说？为什么现在急着启动？她问。 伊丽莎白回答：“因为当我向客户承诺了一件事情，我就要做到。”

在离开的时候，安加丽将她发给伊丽莎白和丹尼尔的电子邮件打印出来。她有一种感觉，此事不会善终，她需要东西保护自己，某种可以表明她不同意启动决定的东西。

到2013年秋天，金钱源源不断地流入硅谷的生态系统，其速度令人晕眩，以至于一个新的名词被创造出来，用来描述它所孵化的新型创业公司。2013年11月2日， 风险投资人艾琳·李（Aileen Lee）在科技新闻网站TechCrunch上发表一篇文章，谈到估值10亿美元以上的创业公司激增。她把这些公司称作“独角兽”。

与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com前辈们不同，这些独角兽们没有急于冲向股票市场，而是能够私下筹集数额惊人的资金，从而规避公开上市后带来的严格监管。

基于一两滴血液进行如此多检测的能力，仿佛是微流体领域的圣杯。自从瑞士科学家安德里斯·曼兹（Andreas Manz）表示，计算机芯片产业所开发的微制造技术可以用于制作微型通道，用来转移小剂量液体开始，全世界的高校和公司里成千上万的研究人员追求这个目标已经超过二十年。

尽管微流体芯片可以处理非常小剂量的样本，但还没有人知道如何避免样本转移到芯片过程中的损失问题。样本剂量大的时候，损失一点点没什么关系，但当样本本身剂量微小的时候，它就成了一个大问题。

不同种类的血液检测要求极为不同的方式。一旦你使用微型血液样本进行免疫测定，通常不再会剩下足够的血液，无法做一般化学分析或血液学分析所要求的完全不同的实验室检测。

除了希拉洛斯所宣称的科学成就外，打动詹姆斯和格罗斯曼的，还有公司的董事会成员。除了舒尔茨和马蒂斯之外，现在还有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前国防部长威廉·佩里（William Perry），前参议院军事委员会（Senate Arms Services Committee）主席山姆·纳恩（Sam Nunn）以及前海军上将盖里·罗海德（Gary Roughead）。

所有这些人的共同特性，像舒尔茨一样，在于他们都是胡佛研究所的研究员。

攀上了舒尔茨之后，伊丽莎白系统地培育与他们每个人的关系，赠予他们股份，换取他们在董事会任职。

詹姆斯和格罗斯曼绝不会知道，希拉洛斯内部的预测比给他们看的数字低五到十二倍。

她说的时候满眼含泪，声音打动人心：一个人们不必过早向他们所爱之人说再见的世界。

泰勒和阿茹娜都不敢相信他们看到的东西。这个设备似乎不过就是在一个机械手臂上固定一个移液管，然后在一个台架上前后移动而已。两人都期待能看到某种复杂的微流体系统。但这个，似乎像某种中学生在车库里就能造出来的东西。

泰勒和团队的其他一些成员开玩笑说，如果斯蒂夫·乔布斯看到其中一台设备，也会在坟墓里睡不着觉。

血液检测变异系数（coefficient of variation），或简称CV。如果一项检测的变异系数低于10％，则通常认定是准确的。令泰勒失望的是，未能获得足够低CV值的数据轮次只是被简单地抛弃，试验不断重复，直到获得想要的数据。

勒注意到，他是多么宠爱伊丽莎白。他与她的关系似乎比和自己还要亲近。

伊丽莎白很快就开始拥抱声名带来的附属品。希拉洛斯的保安团队增加到20人。她现在有两位保镖，开一辆黑色的奥迪A8轿车进出。对他们来说，她的代号是“老鹰一号”。（桑尼是“老鹰二号”。）这辆奥迪没有车牌，这是对斯蒂夫·乔布斯的又一次致敬，他喜欢租用新的奔驰车，每六个月换一次，免得要上牌照。 伊丽莎白也有一个私人厨师，为她准备用黄瓜、香菜、羽衣甘蓝、菠菜、生菜和芹菜做的沙拉和绿色蔬果汁。如果她要飞到哪里去，使用的是一架私人湾流喷气机。

她的举止更像是一个电影明星而不是一位企业家，陶醉在公众对她的吹捧之中。每周都有新的媒体访谈，有大会上的亮相。其他的知名创业公司创始人也会接受访谈，公开亮相，但绝不会有如此高的频率。

伊丽莎白的姨父罗恩·迪亚兹确实在十八个月前死于皮肤癌，死的时候癌症已经转移，扩展到大脑。但她没有披露的是，她从来没有跟姨父有多亲近。对于了解他们实际关系的家族成员来说，利用他的死来推销她的公司，令人感到虚伪，是一种炒作。

迈克尔·乔丹：“我的职业生涯中，投失了9000多个球，输掉了300多场比赛，26次投丢被赋予信任的绝杀投篮。我的生活遭遇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但那就是我之所以成功的原因。”

他曾问过桑尼，希拉洛斯的检测有多大比例是用指尖取血，多少是用静脉抽血。桑尼没有直接给他答案，而且迅速转移了话题。

人们经常给记者爆各种料。十次有九次不会有什么实质内容，但我总是花时间听他们说。世事难料。

我也对霍姆斯就她的秘密血液检测设备如何工作所做的简短描述感到惊讶： “执行一项化学过程，由此发生一个化学反应，从化学物与样本的互动中产生一个信号，将其翻译为检测结果，然后由经过认证的实验室人员审核。” 那些话听上去像一个高中化学的学生讲的话，而不是一个高深的实验室科学家。《纽约客》的作者称这一描述“模糊得可笑”。

稀释指尖取血的样本，在西门子的机器上运行，原本是作为临时性解决方案，但由于4S遭到彻底失败，变成了永久性的做法。

霍姆斯和她的公司过度承诺，当无法兑现承诺时，就想投机取巧。若是做个软件或智能手机的App，这种做法或许问题不大，但对于人们依靠其来做出重要医疗决策的产品，这样做就是泯灭良知。

在这家公司发生的事情：“希拉洛斯的运作方式，就像是想要造一辆公共汽车，造的同时又在驾驶这辆公共汽车。会死人的。”

这家公司一贯对质量控制检查的失败视而不见，表现出对病人疾苦的完全冷漠。

泰勒给祖父回电，问他们两个是否可以在当天晚些时候见面，不要任何律师在场。

霍姆斯将他的祖父玩弄于股掌之中。

“泰勒不是告密者。找出谁与《华尔街日报》谈过话是希拉洛斯的问题，跟他无关。”乔治说。 布里耶对前国务卿视而不见，继续施压，要求泰勒签署这份文件，说出那份报纸的信息来源。

这个短暂的间隔给了泰勒时间思考，而他决定不签署任何东西。

随着僵局相持不下，博伊斯·席勒诉诸其臭名昭著的赤膊战略。布里耶扬言，如果泰勒不签宣誓书，说出《华尔街日报》的信息来源，当把他送上法庭的时候，博伊斯·席勒一定要让他的整个家族倾家荡产。泰勒还收到提醒，他正受到私人侦探的监视。他的律师试图淡化此事。 “那不是什么大事，”他说，“只要不去你不该去的任何地方，去上班的时候记着跟你屋子外面灌木丛中的人微笑挥手致意就可以了。”

在父母与他们的新律师第一次会面几个小时后，律师的汽车被破窗而入，偷走了一个装有这次会面谈话记录的手提箱。

会拍马屁，或者拥有一个棕色的鼻子 ，会让你走得更远。

如何在希拉洛斯挣钱： 1、对风险投资家撒谎； 2、对病人、患者、FDA、CDC、政府撒谎。同时也要从事极不道德、不讲伦理的（并且可能是非法的）行为。

在我开始挖掘公司内幕的一个月后，希拉洛斯在2015年3月份结束了新一轮融资。我不知道的是，领投的人是澳大利亚出生的媒体大亨鲁伯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他控制着《华尔街日报》的母公司新闻集团（News Corporation）。 希拉洛斯在这最新一轮筹得的4.3亿美元中，有1.25亿美元来自默多克。

在晚宴期间，霍姆斯来到默多克的桌子，作了自我介绍，与他攀谈起来。她给他留下了强烈的第一印象，后来默多克问米尔纳如何看待这个女子，米尔纳对她大唱赞歌，令这印象进一步加深。

几个星期后，他们再度相遇在这位媒体大亨位于北加利福尼亚的牧场。默多克只有一个保镖，他对霍姆斯带来的保安团队的规模大为惊讶。他问她为什么需要如此的保安措施，她回答说，是她的董事会坚持要求这样。

希拉洛斯是默多克在他所控制的媒体资产以外所做的最大单笔投资。他的媒体资产包括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福克斯广播网以及福克斯新闻频道。

她提起了我的报道，告诉他，我所搜集的信息是错误的，如果发表，将对希拉洛斯造成巨大损害。默多克表示异议，说他相信报纸的编辑会公正地处理此事。

她再次迫切地提到我的报道，希望默多克可以将其毙掉。再一次，他无视自己的大额投资的可能风险，拒绝加以干预。

《华尔街日报》收到了希瑟·金发来的信函，要求我们撤回前两篇报道中的核心内容，称它们是“诽谤性的妄断”。

”她对这份杂志说，“每一篇文章都是以‘一位年轻女子’开头，对不对？前几天有人走过来找我，他们就像是说，‘我从来没有读到过写马克·扎克伯格的文章以“一位年轻男子”开头。’”

她以前在斯坦福的教授钱宁·罗伯特森斥责，对希拉洛斯检测准确性的质疑是荒谬的，说公司一定会有产品“获准”进入市场，人们的生命取决于知道该产品是否可靠。他还坚持认为霍姆斯是不世出的天才，将她与牛顿、爱因斯坦、莫扎特以及列奥纳多·达·芬奇相提并论。

泰勒看见我并不感到惊讶。艾瑞卡给了我他的真实邮箱地址，我已经写邮件给他，让他知道我会回来找他。他一直对与我见面不置可否。现在既然我站在这儿，他倒是变得温和了。

如果不是他的勇气，以及他的父母在律师费上花费的40多万美元，我也许绝无可能发表第一篇报道。

我惊愕无比地听他告诉我在他祖父的家里发生的伏击事件，以及几个月来他遭受的法律上的威胁。即使如此，他也从未屈服。他坚定地拒绝签署博伊斯·席勒塞给他的任何文件

在所有事情中，最令人心碎的是泰勒与祖父的疏远。尽管我的报道揭露了一切，但乔治·舒尔茨仍继续与霍姆斯站在一起。他和泰勒在这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不曾见面，只通过律师进行联系。

在《金融时报》的一次访谈中，华盛顿大学病理学教授杰弗里·贝尔德（Geoffrey Baird）说霍姆斯的演示所包括的“数据规模小到滑稽”，“感觉像是什么人在最后关头连夜拼出来的一篇学期论文”。

其他的实验室专家都很快指出，迷你实验室的各个组成部分完全没有创新之处。他们说，希拉洛斯所做的一切就是将它们缩小，然后塞到一个盒子里。

鲁伯特·默多克。 这位媒体大亨以1美元的价格将股份回售给希拉洛斯，从而可以获得对其他收入的大额税收抵销。

到2017年底，希拉洛斯已经精疲力竭，烧尽了它从投资者那里筹得的9亿美元，大部分用在法律方面的花销上。

2018年3月14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指控希拉洛斯、霍姆斯和巴尔瓦尼从事“精心策划、持续多年的欺诈”。为了解决公司面对的民事指控，霍姆斯被迫放弃她对公司的投票控制权，交出绝大部分股份，并且支付50万美元的罚款。

20世纪80年代初，人们创造出“雾件”（VAPORWARE）一词，用以描述轰轰烈烈地公之于众但却花了很多年才实现的计算机硬件或软件，如果它最终能够实现的话。它反映了计算机行业的一种倾向，即在涉及市场营销时，做法过于轻率散漫。微软、苹果和甲骨文都曾被谴责某些时候在实际操作时有类似做法。这种过度承诺成为硅谷的标志性特征之一。

（fake-it-until-you-make-it）的文化，她掩盖这种造假到登峰造极的程度。

吹嘘你的产品，获取资金，同时掩盖自己的真实进度，寄望于现实最终能赶上你的吹嘘，在科技行业中这种现象仍然得到宽容。

2011年夏天，一位前员工为申请希拉洛斯的职位而接受面试时，他问霍姆斯公司董事会的作用。她对这个问题语出不逊。“董事会只是个摆设，”他回忆她说的话，“在这里所有事情我说了算。”

两年后，霍姆斯确保董事会绝对无法超越作为摆设的地位。2013年12月，她强行通过了一项决议，授予她所持有的股份每股100票投票权，使她握有的投票权达到99.7％。从那时候开始，如果霍姆斯不在场，希拉洛斯的董事会甚至达不到法定人数。

在希拉洛斯，没有霍姆斯的同意，不可能决定任何事情、做任何事情。

我相当肯定，当她在十五年前从斯坦福大学辍学的时候，一开始并没有想要欺骗投资者，陷病人于危害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