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菲特致股东的信
人们见过的所有企业失败基本上都是由财务上无法形成良性循环造成的。
我们通过公司的长期成长来衡量成功,而不是通过每个月的股票价格变动来衡量成功。
如果我们对一只股票有良好的长期预期,那么短期的价格波动对我们来说毫无意义,除非有人报给我们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价格。
巴菲特认为,大多数市场并非完全有效,将市场波动等同于风险是一种曲解。
投资者可以利用自身在某方面的所长,对于相关企业进行深入分析。
贝塔(β),它显示了单只股票相对于整个市场的波动程度。
巴菲特指出了贝塔方式的荒谬之处,比如贝塔认为,“如果相对于大势,一只股票的股价大幅下跌,……大跌之后的股价反而比先前股价高企之时,更具风险。”贝塔就是这样来测量风险的。
贝塔方式无法区分企业特性的风险,例如“一家只卖宠物石或呼啦圈这种单一产品的玩具公司,其内在风险与另一家主打大富翁游戏或芭比娃娃的玩具公司相比,二者虽然同样是玩具公司,但风险内涵并不相同”。
根据巴菲特的观察,贝塔方式的流行忽略了“一个基本原理:模糊的正确胜过精确的错误”。
长期的投资成功,并不来源于研究贝塔数值,并且保持一个分散化的投资组合,而是来源于投资者将自己视为企业所有者。为了达到理想贝塔数值而进行不断交易、重构组合的行为,实际上却让人远离长期的投资成功。
芒格和我都认为,CEO们预测公司增长速度,是骗人的和危险的。当然,他们是被分析师和公司自己的投资者关系部门怂恿裹挟着这么做。
不知所云的注脚往往意味着靠不住的管理层。如果你看不懂财务报告中的某个注释或其他管理解释,这通常是因为CEO们不想让你明白。
芒格和我不仅不知道伯克希尔下一年的盈利水平,甚至不知道下一个季度的盈利如何。
以我自己的经历和对其他很多公司的观察,一个良好的管理记录(以经济回报衡量)的产生,更多取决于你上了什么样的船,而不是你划船的效率。(当然,在任何企业中,无论好坏,聪明和努力都很有帮助)。如果你发现自己上了一艘长期漏水的船,那么,换一艘船所花费的精力可能比修补漏洞更富成效。
当投资的时候,我们将自己视为企业分析师——而不是市场分析师,不是宏观经济分析师,甚至不是证券分析师。
伟大的投资机会往往发生在一家优秀公司遭遇一次性、可解决的问题时。
杠杆这个东西是会令人上瘾的,一旦你奇迹般获利,很少有人会愿意再回到从前保守的状态。
正如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对生活的观察结果,他这段话同样适用于金融界:“大多数人宁愿去死,也不愿意思考。很多人就是这样。”
我最终记住了从一位职业高尔夫球手那里得来的有用建议。(这位职业球手就像参与我游戏的其他人一样,希望保持匿名。)他说:“多练习未必能完美,但多练习能保持恒定。”
内在价值的定义很简单:一个公司的内在价值是其存续期间所产生现金流的折现值。
独立思考,情绪稳定,对人性和机构行为具有敏锐的了解,这些都会在长期投资成功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我见过很多非常聪明的人,但他们缺乏这些美德。
今年88岁的巴菲特,至今还能“每天跳着踢踏舞上班”,这本身就已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奇迹。
巴菲特的那句名言“我是一个不错的投资家,因为我是一个不错的企业家;我是一个不错的企业家,因为我是一个不错的投资家”,正是实业与资本结合的真实写照。
关于巴菲特一生的成功秘诀,已经有无数人做出了评价,我个人认为可以归结为八个字:与时俱进,良性循环。
良性循环又分为两个层面,一是财务上的良性循环;二是人际关系、社会关系上的良性循环。
人们见过的所有企业失败基本上都是由财务上无法形成良性循环造成的。
”与坏人打交道,做成一笔好生意,这样的事情,我从来没有遇见过。”巴菲特的这句名言令人深思。
一般情况下,一个公司的特征决定了它的股东特征,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如果公司追求短期的结果或短期的股价表现,那么,它所吸引的股东也会同样关注短期表现。如果公司对待股东随便,它们也只会得到随便的结果。
公司定位与股东之间的相处关系,与餐馆和食客的关系类似。你不可能在所有的时候满足所有的人。有人关注眼前回报高的投资,有人关注长期的资本增值,有人关注市场的动态,但你不可能面面俱到。
一些公司的管理层希望自己公司的股票交易活跃,对于这样的想法,我们感到非常奇怪。这个观点的实际意思是,希望现有的支持者抛弃自己公司的股票,替以他人。因为,公司的股份有限,有人出去才会有人进来,而这些新进来的人一定怀有不同的预期。
我们希望公司股票的低换手率可以继续保持,保持在那些理解公司运营,欣赏我们策略,分享我们愿景的人手中。祝愿我们梦想成真。
作为可口可乐和吉列的股东,伯克希尔是这两个杰出企业的非管理合伙人。我们通过公司的长期成长来衡量成功,而不是通过每个月的股票价格变动来衡量成功。
事实上,我们一点也不关心这些公司的股票好几年没有交易,甚至没有市场报价。如果我们对一只股票有良好的长期预期,那么短期的价格波动对我们来说毫无意义,除非有人报给我们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价格。
芒格90%以上的家庭资产都放在伯克希尔的股票上,而我则是98%~99%。此外,我的许多亲戚,比如姐妹和堂表亲,也都有很大一部分资产在持有我们公司的股票。
芒格和我无法向你承诺结果。但我们可以保证,只要你是我们的合伙人,在任何时段,你的金融资产和我们自己的资产将完全保持一致的成长。我们对高薪、期权奖励,或者其他什么从你们身上挣钱的事情毫无兴趣。我们只希望和我们的合伙人一起,以相同的比例赚钱。
我们长期的经济目标(受到限制的部分会在后面提及)是伯克希尔公司每股内在价值的平均年回报率最大化。我们并不以公司规模来衡量经济意义或表现,而是以每股的增长来衡量。
伯克希尔和它的长期持有者会从下跌的股市中获得好处,就像一个需要购买日常食品的消费者,从食品价格的下跌中获得的好处一样。所以当市场大跌时,和平常一样,不用担忧,不用沮丧,这对于伯克希尔反而是个好消息。
在收购成本相近的时候,我们宁可购买那些根据标准会计准则,未在账面体现出来,但实际可以带来2美元盈利的资产,而不愿购买可以在账面上体现出来,但仅能获得1美元盈利的资产。
从整体和长期来看,我们希望那些未体现的盈利,通过资本增值的形式体现在我们的内在价值里。
像印第安纳波利斯(Indianapolis)500汽车拉力赛的获胜者所说的:“想成为第一,首先你必须完成比赛。”
芒格和我的一种态度不利于我们的财务表现:无论价格如何,我们都没有兴趣卖掉伯克希尔所拥有的优质资产。
有人建议对表现不佳的企业投入大量资金以重振旗鼓,对于这样的建议,我们持极其谨慎的态度。(虽然有些项目看起来前途光明,但是,大量对于糟糕行业的额外投资,最终就像在流沙里挣扎一样,毫无意义。)
1964年,在巴菲特接手掌舵伯克希尔之时,该公司的每股账面价值为19.46美元,内在价值则更低。如今,每股账面价值是100000美元,而内在价值则更高。在此期间,每股账面价值的年复合增长率为20%。
对于旗下那些运营不佳的企业,只要它们还能产生现金并且管理层优秀,巴菲特也不会轻易放弃。
企业管理中最为重要的,是选择能干、诚实、勤奋的经理人。
他意识到伯克希尔的纺织业务对于新英格兰地区的员工、对当地的经济非常重要,而且公司管理层与员工对于面临的经济困境非常理解,团结一心。巴菲特将这个衰败之中的工厂一直维持到1985年,但是奇迹并没有发生,公司财务没有好转,最终巴菲特关闭了工厂。
贝塔(β),它显示了单只股票相对于整个市场的波动程度。
在现代金融的设定里,有效市场支配一切。
巴菲特认为,大多数市场并非完全有效,将市场波动等同于风险是一种曲解。
他建议投资者不用理会现代投资理论,或其他类似的市场理论,而是埋头于投资本身的钻研。对于大多数投资者而言,最好的方式是长期投资于指数。
投资者可以利用自身在某方面的所长,对于相关企业进行深入分析。
一项投资是否合算的衡量标准是,该项投资所取得的税后回报,能否至少不低于最初投资本金的购买力,加上一个合适的回报率。
巴菲特指出了贝塔方式的荒谬之处,比如贝塔认为,“如果相对于大势,一只股票的股价大幅下跌,……大跌之后的股价反而比先前股价高企之时,更具风险。”贝塔就是这样来测量风险的。
塔方式无法区分企业特性的风险,例如“一家只卖宠物石或呼啦圈这种单一产品的玩具公司,其内在风险与另一家主打大富翁游戏或芭比娃娃的玩具公司相比,二者虽然同样是玩具公司,但风险内涵并不相同”。
与现代金融理论相反,巴菲特的投资思想中没有规定多元化。这种思路也可以称为集中投资。
巴菲特以凯恩斯为例。凯恩斯不仅是杰出的经济学家,而且是精明的投资家,他认为投资资金应该重仓于两三家经过深入了解的、具有可信管理层的公司。
根据巴菲特的观察,贝塔方式的流行忽略了“一个基本原理:模糊的正确胜过精确的错误”。
长期的投资成功,并不来源于研究贝塔数值,并且保持一个分散化的投资组合,而是来源于投资者将自己视为企业所有者。为了达到理想贝塔数值而进行不断交易、重构组合的行为,实际上却让人远离长期的投资成功。
巴菲特拿那些频繁炒股的人开玩笑说,“这就像不断搞一夜情被称为浪漫一样”。
马克·吐温在其名作《傻瓜威尔逊的悲剧》中的建议:“将你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然后,看好篮子。”
格雷厄姆的观点是,价格是你所付出的,价值是你所得到的。这两样很少完全相等,但绝大多数人很少能区分它们的不同。
”安全边际原理”。这项理论认为,在一个投资中,如果支付价格不能明显低于其所提供的价值,那么这项投资就不应该进行。
所有真正的投资必须建立在价格与价值的关系评估基础上。那些不将价格与价值进行对比的策略根本就不是投资,而是投机。投机仅仅是希望股价上升,而不是基于“所支付价格低于所得到价值”的理念。
像市场先生、安全边际一样,能力圈原理也是格雷厄姆、巴菲特智慧投资思维的三大支柱之一。这个原理讲的是,投资者仅仅需要聚焦于自己看得懂的公司,聚焦于你自己了解的公司。
巴菲特希望伯克希尔的股价最好等同于其内在价值,或贴近其内在价值——既不高,也不低。
巴菲特强调,有用的财务报表应该能让人回答关于企业的三个基本问题:(1)一个公司大约价值几何。(2)实现公司未来规划的能力。(3)管理层的企业运营能力。
我们对于模糊不清的会计技巧心存疑虑,因为太多时候,这样做意味着管理层希望隐瞒一些东西。
我们不想阅读那些由公司公关部或财经公关顾问发出的信息,我们期待公司CEO能直接用他自己的语言解释所发生的事情。
芒格和我都认为,CEO们预测公司增长速度,是骗人的和危险的。当然,他们是被分析师和公司自己的投资者关系部门怂恿裹挟着这么做。
对于那些用美妙预测吸引投资者的CEO们,芒格和我持怀疑态度。他们中有一小部分人确有先见之明,但大部分是先天的乐观主义者,甚至就是喜欢吹牛。
不知所云的注脚往往意味着靠不住的管理层。如果你看不懂财务报告中的某个注释或其他管理解释,这通常是因为CEO们不想让你明白。
对于那些大肆鼓吹盈利成长预测的公司保持警惕。企业很少能在波澜不惊、毫无意外的环境中一帆风顺地发展,所有盈利也不是简单顺利地可以预知。
芒格和我不仅不知道伯克希尔下一年的盈利水平,甚至不知道下一个季度的盈利如何。
最大的讽刺莫过于,一个能力不足的下属或许很容易丢掉饭碗,而一个能力不足的CEO却不是这样。
通常人们希望董事会与CEO之间可以和睦相处。在董事会议上,对于CEO成绩表现的批评就像打嗝一样,无关痛痒。
在很多情况下,董事会成员的组成往往基于其社会名声,或纯粹出于增加董事会的多元化因素的考量。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董事任命一旦生效,就很难被解除,和和气气但无所事事的董事一旦被任命之后,再无丢失工作之虞。
因为在最近的数十年里,股权集中度有了显著的提高。
芒格非常喜欢本·富兰克林的一句话:“一盎司的预防,胜过一磅的治愈。”但是,有时候,无论多少的治愈也无法弥补犯过的错误。
导演伍迪·艾伦在他的一部电影中说过的话:“历史上不止一次出现过这样的情况,人类面临十字路口的抉择。一条道路通往失望和彻底的绝望,另一条通往完全的灭绝。
英国作家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关于马的比喻:“一匹能数到10的马是一匹非凡的马,但不是非凡的数学家。”
以我自己的经历和对其他很多公司的观察,一个良好的管理记录(以经济回报衡量)的产生,更多取决于你上了什么样的船,而不是你划船的效率。(当然,在任何企业中,无论好坏,聪明和努力都很有帮助)。如果你发现自己上了一艘长期漏水的船,那么,换一艘船所花费的精力可能比修补漏洞更富成效。
在超过25年的时间里,我一直在说:“我们可以承受金钱的损失,甚至损失大笔金钱,但我们无法承受名誉的损失,甚至一丝一毫也不可以。”
我们从格雷厄姆那里学到,成功投资的关键是,在好公司的市场价格远远低于其价值时出手。
当投资的时候,我们将自己视为企业分析师——而不是市场分析师,不是宏观经济分析师,甚至不是证券分析师。
一个投资者如果想成功,必须将两种能力结合在一起,一是判断优秀企业的能力,一是将自己的思维和行为与市场中弥漫的极易传染的情绪隔离开来的能力。
芒格和我希望我们持有的可流通的股票,用它们的企业运营结果,而不是它们每天的价格,甚至也不是每年的价格告诉我们,这些投资是否成功。
正如格雷厄姆所言:“短期而言,市场是一台投票机;但长期而言,市场是一台称重机。”
1000美元在63年中,以复利再投资的形式,可以增长到40.5万美元。然而,如果回报率为20%,最终的结果将会达到9700万美元。
我们采取的策略是,对自己仅仅要求次数有限的聪明,而不是过分聪明。的确,我们现在每年只落实一个好主意。
模糊的正确胜过精确的错误。
基于贝塔理论,一只相对于股市大跌的股票——就像我们在1973年买入《华盛顿邮报》时的情况——在股价更低之时,反而比股价更高时“风险更大”。
股市是一个不断重新定位的地方,在这里,钱会从活跃者手中流向耐心者手中。
我们认为将那些频繁买卖的机构称为“投资者”,就像将那些喜欢一夜情的家伙称为浪漫主义者一样可笑。
任何股票、债券或公司今天的价值取决于,在可以预期的资产存续期间,以合适利率进行贴现的现金流入和流出。
大多数投资者,包括机构和个人,会发现投资股票最好的方法是持有指数基金,指数基金的管理费很少。采取这种方法的人肯定会战胜绝大多数投资专家的净回报(扣除费用和成本之后)。
学习投资的学生只需要学好两门功课就足够了—如何评估一家公司的价值,以及如何对待市场价格。
如果有人开始向你解释,市场中像中了疯狂“魔法”的部分会如何表现,你应该记住另一句歌词:“傻瓜才会给你理由,智者从来不会。”
伟大的投资机会往往发生在一家优秀公司遭遇一次性、可解决的问题时。
错过一个人能力圈范围之外的机会并非罪过。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杠杆只会加速事情的运动。
杠杆这个东西是会令人上瘾的,一旦你奇迹般获利,很少有人会愿意再回到从前保守的状态。
历史告诉我们,所有的杠杆通常导致的结果会是零,即便使用它的人非常聪明。
即便是在美国,这么一个维持美元稳定的愿望如此强烈的地方,美元还是从1965年以来累计贬值了86%,那一年我刚接手管理伯克希尔公司。当年花1美元可以买到的东西,今天要花7美元以上。因此,即便一个不用交税的机构,也必须在同期从债券上获得4.3%的年化利息收入,才能维持其购买力不变。
投资的第二大部类涉及到一些从来不会有任何产出的资产,但购买它们的人希望总有一天有人会出更高的价格购买它,后者会认为这类资产不可再生。
黄金有两大缺点,既没有太多用处,也不能自我繁殖。
如今每年黄金的产量大约为1600亿美元。黄金的买家,无论是珠宝商、工业用户、恐慌的个人或投机者,他们必须不停地吸收消化这些每年的增量供给,才能保持黄金当前价格上的平衡。
对于经济崩溃的恐惧,促使人们冲向基于货币的资产,特别是美国国债。对于货币崩溃的恐惧,推动着人们蜂拥买入黄金之类的永远不会有任何产出的资产。
我们喜欢在悲观的环境中做生意,不是因为我们喜欢悲观主义,而是因为我们喜欢悲观主义带来的价格。对于理性的买家而言,乐观主义才是敌人。
正如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对生活的观察结果,他这段话同样适用于金融界:“大多数人宁愿去死,也不愿意思考。很多人就是这样。”
对于金融衍生品以及衍生品交易活动的看法,芒格和我是一致的:我们将其视为定时炸弹,无论是对交易的双方,还是对于整个经济体系。
当一个问题发生时,无论是个人生活还是商业活动,行动的最佳时机就是马上行动。
预言家的墓地中有一大半躺的都是宏观经济分析师,在伯克希尔我们很少对宏观经济做出预测,我们也很少看到有人可以持续做出准确的预测。
大多数丧失房屋赎回权的情况并非由于房价低于房贷金额引起的,而是因为贷款人还不起他们曾答应的月供引起的。
我的家庭和我享受目前的居所已经有50年了,而且会一直住下去。
在别人贪婪的时候恐惧,在别人恐惧的时候贪婪。
牛顿爵士的天才并未延伸到投资领域,他在南海泡沫事件中损失了大笔财富。随后,他总结道:“我能计算出星体的运行,但无法计算出人类的疯狂。”
我们不希望伯克希尔的股票价格越高越好。我们只希望股价能以内在价值为中心,窄幅波动即可(我们希望它以合理的速率增长,或许这也有些不合理)。
芒格和我认为回购的发生应该满足两个条件:首先,一家公司有充足的现金以备运营和流动性之需;其次,股价远低于保守计算的内在价值。
亚当·斯密认为在一个自由市场中,各种非合谋的行为会被一只无形之手所引导,引导经济最优化的进步。
在赌场一般的市场中,沉不住气的投资管理层扮演了一只无形的脚,不断给向前的经济使绊子,减缓了经济发展。
桑塔亚娜(Santayana)曾说:“当你忘却了目标,狂热会让你付出很多倍的努力。”
我最终记住了从一位职业高尔夫球手那里得来的有用建议。(这位职业球手就像参与我游戏的其他人一样,希望保持匿名。)他说:“多练习未必能完美,但多练习能保持恒定。”
我们的目标是获得部分或整体的这样的公司,它们具有三个特征:①我们看得懂;②具有稳健良好的经济基础;③由我们喜欢、尊敬、信任的管理层运营。
一家优秀的公司就是一件商务的杰作,如果这件杰作是经过一生(或几辈人)用其优越天赋,悉心照料而成,
一般的衡量标准,例如股息率、市盈率、市净率甚至成长率,除非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与企业的现金流入、流出的数量和时间挂钩,否则,就无法运用去估值。
如果一个项目或企业早期要求的资金投入,超过未来能够产出现金的折现价值,那么,这种成长是在破坏价值。
投资与投机之间的界限永远不是明确清晰的,尤其当大多数市场参与者沉浸在巨大愉快的氛围中时,二者的界限更是模糊得厉害,没有什么比不劳而获却能大笔捞钱更容易让人失去理性了。
他们明明知道,在舞会逗留的时间越久,南瓜马车和老鼠现出原形的概率就越高,但他们还是舍不得错过这场盛大舞会的每一分钟。
一份潘恩·韦伯-盖洛普公司(PaineWebber-Gallup)在1999年12月进行的调查报告显示,投资者在被问及对于未来十年投资回报的预期时,他们的回答是平均年回报19%。
我们永远不能精确预测一个公司现金流入和流出的时间,以及准确的数量。所以,我们试着用较为保守的方法进行估算,并且将专注于那些即便发生意外也不会引发股东浩劫的公司。
要想获得超额回报,必须等到整个资本市场极其惨淡的时候。整个市场感到悲观之时,才是超额回报机会出现之日。
内在价值的定义很简单:一个公司的内在价值是其存续期间所产生现金流的折现值。
内在价值是一个估计值,而不是一个精确的数字,此外,这个估计值应该随着利率的变化或未来现金流的预期修改而改变。
不同的两个人,比如芒格和我,即便看到的是同一个东西,也会得到不同的内在价值数字——至少是略有不同,总之,不会完全一样。
凯恩斯发现了我的问题所在:“最难的不在于接受新思想,而在于如何摆脱旧思想的束缚。”
当企业被预期可以产生的回报,远远高于市场回报率时,这样的公司在逻辑上具有远高于其有形资产的价值。这种超额回报的资本化就是经济商誉(economic Goodwill)。
我们现在只考虑那些至少可以投资1亿美元的机会。鉴于这个最低限额,伯克希尔的投资空间大大缩小了。
独立思考,情绪稳定,对人性和机构行为具有敏锐的了解,这些都会在长期投资成功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我见过很多非常聪明的人,但他们缺乏这些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