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脱共情
通常情况下，我们都是先经由情绪做出决策，然后再去为这个决定找理由。
一个好的领袖必然是在局势动荡时蠢萌可爱，而在局势向上时铁腕专横，因为前者可以逃脱责任，而后者可以尽揽功劳。
1个人的死亡是悲剧，100万人的死亡是个数据。
如果只有特定个体的痛苦才能引起我们的关心，就会产生一种很不合理的情况，即一人之苦大过千万人之苦。
道歉中最关键的部分是，侵害者和受害者之间权利和羞耻的互换。通过道歉的过程，侵害者把侵害所造成的耻辱导向了自己。
他施舍的动机完全是自私的——看到乞丐的痛苦让他感到不舒服，而施舍行为则让他感觉很好。
即便是才出生了几天的婴儿，也会在听到其他婴儿哭泣时变得不安，而且比听到自己哭泣声的录音更加不安。有充足的证据显示，一两岁的孩子在看到他人痛苦的表现时也会感到困扰。
当希特勒侵略波兰时，支持他的德国民众无一不是因为那些波兰人杀害或虐待自己同胞的故事而感到义愤填膺的人。
人们过于相信自己的直觉和情绪反应，并且据此来指导自己的判断和行为。
中国人对丢失钱包的归还率是全球最低的。
这项研究也能说明，中国人对陌生人的帮助相对不算多。
在构成幸福的要素中，中国的社会支持比较好，但慷慨却很低。社会支持通常是熟人所给予的，而慷慨的对象是陌生人。
共情并非良善之源，反而会滋生不公。
人类有基本情绪，灵长类动物也有。但理性不同，动物的理性能力与人之间的差距太大。
觉得完全理性者没有人情味，又向往成为这种人。无它，想得却不可得者，是诋毁之对象。
在人们心里，尚不谈理性，能做到压抑情绪就已然是人上之人，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太难做到了，所以，胸有惊雷而面如平湖者，可拜上将军。
正因为情绪消除如此困难，才有了各种情绪管理方法与实践的盛行。
通常情况下，我们都是先经由情绪做出决策，然后再去为这个决定找理由。
很多时候，硬币一旦抛向了空中，没等硬币落地抛硬币的人心里其实就已然有了答案。
其实人不怕做错事，怕的是没有做错事的理由。
佛教对吃素也有如此论述。究其本质，这相当虚伪，用不知道代表没发生，只为求心安，这亦非君子所为。
中国人的道德纷争历来有其特点，即抢占道德制高点。哪怕实际上是我输了，但如果在面子上我更加道德，我就还会觉得我赢了，
一个好的领袖必然是在局势动荡时蠢萌可爱，而在局势向上时铁腕专横，因为前者可以逃脱责任，而后者可以尽揽功劳。
我们面临的问题很少是因为缺乏共情造成的。实际上，这些问题往往是由共情泛滥引起的。
准确理解他人欲望和动机的能力恰恰也是变态恶魔的重要标志，而且可以被用来残害和剥削他人。
在大多数心理学家和哲学家看来，共情指的是感受你认为他人所感受到的东西的行为，即体验你觉得他人应该有过的体验。
正如乔纳森·海特所言：“我们不是法官；我们其实是律师，先做事，然后再去找借口辩解。”
德瓦尔也曾说过：“人们为了理性的存在而欢欣鼓舞，但每当真的大事临头，却很少去看它一眼。”
有很多证据说明，道德的基础是自然进化选择的结果，人们并不需要费尽心机考量后才去这么做。
共情是用你认为别人会用的那种视角去体验生活的能力。
沃尔特·惠特曼在《草叶集》中这样说：“我不是询问一个受伤的人感觉如何。我是把自己变成那个受伤的人。”
如果你救了这个落水的儿童，而他后来成了实施种族大屠杀的独裁者甚至毁灭了整个世界，这当然是个不幸的后果，也就是扑克牌玩家说的“手气不好”。但即便如此，早先去救他依然是个正确的行为。
实际效果的最大化是道德伦理的最根本目标。
共情就像一盏聚光灯，把我们的注意力导向需要帮助的人，但这恰恰也是问题之所在：首先，共情的焦点非常狭窄；其次，共情会被一个人自己的偏好左右；最后，共情往往聚焦于特定的个体。
人类的认知特点决定了我们对新奇和不寻常的事情会予以关注，并且能够产生情绪反应。
共情会让人舍本逐末，为了几个人牺牲大多数人。政府和民众更关心一个卡在井里的小女孩而不是会影响上千万人的大事件，这种错得离谱的道德计算的根源恰恰就是共情。
霍顿被判谋杀罪成立，之后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西北改造中心服刑。1987年，霍顿被假释，之后他攻击了一名女性的未婚夫，然后将他捆住并强奸了这名女性。于是，这个囚犯假释项目被视为马萨诸塞州当时的州长迈克尔·杜卡基斯（MichaelDukakis）所犯的一个颜面尽失的错误，并且在次年的总统竞选中被对手用来攻击他。
总体而言，在这个项目实施后，世界变得更好了。但因为共情，人们对霍顿这个单一案件的受害者有强烈的反应，却对其他因该项目的实施而没有被强奸、攻击或者杀害的人没有丝毫反应。
事实上，具有高度共情能力的人常常会被他人的痛苦左右。
就理解他人心智的能力而言，欺凌者是高于平均水平的——他们比一般人更了解什么会让人害怕，这也正是他们能够成功实施欺凌的原因。
认知共情能力弱的人又会如何呢？他们往往会成为欺凌的受害者。
情绪共情，也就是被亚当·斯密和大卫·休谟等哲学家称为“同情心”的东西，常常被简称为共情。
如果你替一个穷极无聊的人感到苦恼，这是同情；如果你也感到无聊，这才是共情。
人们在公众视线下会表现得更为友善。甚至还有一些研究发现，通过用某种微妙的方式来向对方保证他的善举会为众人所知，可以说服一个人捐献肾脏。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慈善机构会向捐助者赠送T恤或杯子，因为这些东西可以让大家知道他们的慷慨行为。
如果你希望别人停止做一件事，那就别告诉他们人人都会这么做。
他人的痛苦真的能够激活与你自己的痛苦所激活的同样的脑区。或者更普遍地说，关于自我与他人之间的一致性，是存在神经科学上的证据的。
亚当·斯密早在几百年前就指出了这一点，说共情体验与真实经历之间的区别不是程度的大小，而是性质的截然不同，我们对这些体验并非真实发生在自己身上这一点心知肚明。
共情体验会受到我们对共情对象的看法以及对对方处境的判断的影响。
人们会把自己的偏见、偏好和评判投射到包括共情在内的所有对他人的反应中去。也就是说，共情未必会让人更道德。
共情并不能决定你对他人的道德评价。恰恰相反，是你对一个人的道德评价决定了你是否会对他共情。
在诱惑受害人上当时，精神病态的罪犯往往显得魅力十足且善解人意，这说明他们共情能力很强；但在之后对受害人进行暴力伤害的时候，他们却又如此铁石心肠、麻木不仁，也就是说呈现出共情能力缺失的状况。”
他们很擅长理解他人的心智，却不能体会他人的痛苦。他们的认知共情能力很高，但情绪共情能力很弱。
共情并不能自然而然地激发善。恰恰相反，共情需要与已经存在的善相联结。
1个人的死亡是悲剧，100万人的死亡是个数据。
由于具有聚光灯的特质，依赖共情可能会引发事与愿违的结果，引发心智正常的人绝不会认可的后果。
可识别受害者效应也凸显了我们情感的另一个面向，那就是对数字一无所知。
如果只有特定个体的痛苦才能引起我们的关心，就会产生一种很不合理的情况，即一人之苦大过千万人之苦。
特蕾莎修女也曾说过：“如果看到千百万弱者，我会无动于衷；如果看到一个弱者，我会伸出援手。”
在道德决策中，我们之所以能认识到数字的重要性，不是因为情感，而是因为理性。
实际上，对我而言，家里网速太慢或者网络不稳定给我造成的不安，要远比看到一起自己从未听说过的国家里发生的重大灾难所带来的不安更强烈。
发生在美国监狱里的惨剧不太能引起人们的注意，虽然这影响了上千万人的生活，但绝大多数人对这几千万人并不在意。很多人把监狱里的强奸现象当成一个笑话，或者觉得这就是一报还一报，公平合理。
只有摆脱共情，转而用规则和原则看问题或者尽可能计算成本收益，我们才有可能做到一定程度上的公平合理、不偏不倚。
有种说法是，教养中最难的就是节制自己的私欲。事实上，教养中另一个难点就是节制对孩子的共情，也就是节制那种减弱孩子即刻痛苦的强烈欲望。
心，让我们有动力做好事；脑，让我们善于思考如何才能取得最好的结果。
看报纸的时候，应该用自己国家的名字代替事发地区的名字，这样人们才会对发生的事情有更公正的感受。
多数经济学家都相信自由贸易是有益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跟政客和普通民众不一样，他们不会偏心，不会认为自己的同胞与异国他乡的陌生人之间有什么不同。
共情让我们变得短视，让我们成为溺爱孩子的父母或者唯唯诺诺、过于黏人的朋友。
男性和女性对伴侣的要求在一个特质上达成了共识——善良。
佛教学者和哲学家查尔斯·古德曼（CharlesGoodman）在有关佛教道德哲学的书里提到，佛教经典对“于心不忍”（sentimentalcompassion）和“悲天悯人”（greatcompassion）进行了区分。虽然我们常常将两者都叫作“慈悲”，但实际上，前者是需要避免的，因为它会“让菩萨精疲力竭”，后者才是更加值得追求的。
与共情完全不同，仁慈并不意味着对他人的痛苦感同身受，它给人带来的感受是相互之间的温暖、关心、关怀以及一种改善他人处境的强烈动机。仁慈，是为他人所想，而非感他人所受。
与进行其他认知训练的对照组相比，练习正念冥想的人对他人更和善，并且更愿意为他人提供帮助。
佛教学者的话：“基于冥想的训练能让参与者快速从他人悲惨处境带来的痛苦情绪中走出来，将这种情绪转变成一种想要有所作为的仁慈之心，让消极情绪得到缓解。”
对“小的欢乐”共情，但如果一个人刚刚获得了一笔巨大的财富，“那么毋庸置疑，他朋友的祝贺几乎都不是完全出自真心”，因为嫉妒会减弱人们的共情能力。
只有在不会引发嫉妒的情况下，朋友的快乐才会真的让你也感到快乐。
道歉中最关键的部分是，侵害者和受害者之间权利和羞耻的互换。通过道歉的过程，侵害者把侵害所造成的耻辱导向了自己。
道歉包括了一种对没有恰当理由就去侵害他人的行为的不可接受性的承认。
研究发现，医学生的共情水平在逐渐下降。
医学院的很多共情训练课程教的其实并不是共情，而是鼓励学生更多地聆听患者的声音，在患者身上花更多时间，并对患者表现出更多的尊重。
事实上，很多人无法为他人提供心理上的帮助，恰恰就是因为他们无法关闭自己的共情反应，而优秀的心理治疗师却能在这方面得心应手。
她总是全神贯注地面对客户的问题，对其中的挑战感到兴味盎然，并且因为能帮助对方改善生活而觉得兴奋不已。
医生兼作家阿图·葛文德（AtulGawande）所说的，一名优秀的医生在面对病患时所具有的“温柔而唯美”的态度：尊重对方，同时把对方看作亟待解决的问题。
弗洛伊德也有过类似的比喻：我竭尽全力地想要告诉我的同仁们，精神分析治疗应该像做外科手术一样，治疗师应该把自己的情感抛在一旁，即便是同情心也要置之不理，全神贯注地把所有精力都贯注在一个任务上，竭尽全力地把眼前的“手术”做到尽善尽美。
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一种情况是，你能对身处苦难的人感同身受，因为你也经历过同样的苦难；另一种情况是，你能理解对方的苦难，因为你正在感受着与对方完全一样的感受。相比而言，前者仅仅是一种理解，没有任何共情成分；而且，前者同样能带来所有好处，却不像后者那样成本高昂。
人之为人的本质并非追求完美，而是因为对他人的忠诚而心甘情愿地犯错；并非苦修禁欲甚至是杜绝男女之乐，而是明知必将撒手尘寰被命运击败，却依然愿意为所爱之人付出任何代价。
我从来都不敢信任那些声称因为不愿意增加碳排放量而拒绝远行去见自己爱人的人。对那些在经济上完全可以让孩子上私立学校，却因为泛泛的共同利益理念就把孩子送进明知有很多问题的公立学校的人，我也会敬而远之。
尽管知道自己只需要一个肾就可以保持健康，并且有很多患者都非常需要健康的肾脏来挽救生命，但我依然两肾俱全。与绝大多数人一样，我对自己和自己所爱之人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对陌生人的重视程度。
实际上，道德考量中真正困难的部分往往在于度的平衡。对于自己、亲近的人以及陌生人，我们应该如何分配金钱和时间乃至注意力和情绪
即便已经决定了某些人值得被特殊对待，共情也会让我们事与愿违：它会让我们变得短视，让我们成为过度溺爱的父母或者唯唯诺诺过于黏人的朋友。共情的失败不仅在于作为道德判断工具时太过偏颇狭隘，也在于会对亲密关系造成伤害。
就像进化生物学家迈克尔·盖斯林（MichaelGhiselin）说的那样：“揭开利他主义者的面皮，你会看到里面虚伪的血液。”
他施舍的动机完全是自私的——看到乞丐的痛苦让他感到不舒服，而施舍行为则让他感觉很好。
老弟，祝福自己的灵魂就是好处啊，这才是最根本的自私自利啊。如果袖手旁观任由这只母猪哭号，那我会一整天都因此而不得安宁。我这么做就是为了让自己的心里平静一点儿，你懂的。”
从自然选择的角度来说，饮食的真正目的仅仅是维持生命，让个体能够活下去并复制自己，但这并不是狗、蚂蚁、老虎和人类进食的真正动机。我们吃东西可能是因为觉得饿了、感到无聊、讨厌自己或者其他任何原因。
正如威廉·詹姆斯所说的，如果你问一个普通人为什么吃东西，“他恐怕不会肃然起敬觉得你是个哲学家，反而会嘲笑你是个大傻瓜”。
性交有非常明显的进化动机——能让我们得到繁衍，但在大多数时候，人们性交并不是为了繁衍。对其他物种而言，也是如此：老鼠恐怕也并不是为了生更多小老鼠才交配的。
通过循序渐进地在人内心深处植入为他人的命运担忧的想法，进化已经将人塑造成了利他主义者。
婴儿会为那些够不到东西或打不开门的成年人提供帮助。婴儿提供帮助的行为都是自发的，不需要成年人发出任何邀请或暗示，甚至连目光接触都不需要，而且他们这么做也会付出代价，比如远离自己心爱的玩具。
现代很多研究呈现的结果与达尔文的观察一致。即便是才出生了几天的婴儿，也会在听到其他婴儿哭泣时变得不安，而且比听到自己哭泣声的录音更加不安。有充足的证据显示，一两岁的孩子在看到他人痛苦的表现时也会感到困扰。
暴力其实是人生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面对很多问题时的理性解决办法。
暴力是人性的一部分，是人类与其他动物共享的一种特质，从报复、防御和捕食的行为中演化而来。除非所有人都变成天使，否则暴力和暴力的威胁永远都会是我们本性中不可或缺的邪恶。
有些暴力行为可能会改变受害者的一生，但对施暴者生活的影响就要小得多。有些刻薄的讽刺或者轻率的否定可能会让听到的人受到很大的伤害，讲话的一方却可能说完马上就忘了。
正是这种德化差距导致了自然而然的报复行为。
也是因为德化差距，我们才会很少认为自己是邪恶的一方。
这个世界上的道德太多了，让我们难以承受。算一算那些自以为伸张正义的谋杀、战争造成的伤亡、因为并不严重的罪行或没有受害者的行为而被处决的人，还有那些因意识形态而招致屠杀的受害者，这些加在一起的数量远远超过了那些与道德毫不相关的掠夺和征战所造成的伤亡。
共情有时能起到刹车的作用，但我更觉得共情会成为油门，事实上，共情本身可能就是引发冲突的原因。
每当提起共情，人们总是会想到良善之举，我想到的却是战争。
当希特勒侵略波兰时，支持他的德国民众无一不是因为那些波兰人杀害或虐待自己同胞的故事而感到义愤填膺的人。
在美国为出兵伊拉克做准备的时候，报纸和互联网上也充斥着有关萨达姆和他儿子如何暴虐的骇人听闻的故事。
那些对加压素和催产素更敏感的人，其共情与攻击性之间的联系更紧密，而这两种激素都是与同情怜悯、帮助他人和共情相关的。也就是说，不仅某些特定的场景更容易引发共情并触发攻击性行为，有些特定的人也更容易被类似的状况激发。
很多做出了非常恶劣的事情的人在自己生活的其他领域都很善于共情且充满爱心。
纳粹对人类犯下了罪大恶极的罪行，但很多纳粹分子却对非人类的动物充满爱心。众所周知，希特勒非常喜欢狗并且很讨厌打猎。赫尔曼·戈林（HermannGöring）曾经严禁打猎、给马钉马掌、煮食龙虾和螃蟹，然后命令把所有违反这些禁令的人都送进集中营！约瑟夫·戈培尔（JosephGoebbels）曾经说过：“人真正的朋友只能是狗……对人类这个物种认识得越深刻，我就越喜欢我家的狗本诺。”
很多精神病态者具有完美的认知共情能力，他们解读他人心智的能力非常卓越。也恰恰是因为这样，他们才能轻而易举地操纵他人，成功地欺骗和诱惑他人。人们说精神病态者缺乏共情，其实是在说他们缺乏情绪共情——他人的痛苦并不会让他们感到难过。
精神病态者的共情能力可能比较弱，但并没有证据能证明缺乏共情就是导致其不良行为的原因。
西蒙·巴伦-科恩在强调共情的重要性时提出：“你能对另一个人做出的最恶毒的事情之一，就是把对方当物件对待。”
哲学教授欧文·弗拉纳根（Owen Flanagan）曾经向一位佛教上师提问：“如果有机会杀掉希特勒来阻止大屠杀，你会不会这样做？”这位上师回答：“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把希特勒杀掉。”
健康的愤怒才是正义之战的力量之源。
正如弗拉纳根所言，愤怒的力量能够保护我的孩子和他身边的人，尤其是当这个世界上的其他人都能愤怒的时候。
我们不需要将共情完全剔除，但需要确保共情能接受理性的改变、塑造、引导和制约，以使其成为我们可靠且有用的仆人，而非主人。
人们过于相信自己的直觉和情绪反应，并且据此来指导自己的判断和行为。
我们的思维、行动和欲望都会受自己意识之外的一些因素影响，从理性上看是莫名其妙的。
恰恰是这种批判性地评估自身思维局限的能力，让我们能走得更远，成就更大。
考量智力的时候会发现，边际收益递减的规律依然有效。智商120和智商100（平均值）的人之间的差距远大于智商140和智商120的人之间的差距，并且当你的智商超过一个特定的数值时，其他能力的重要性就会超过智力。
正如戴维·布鲁克斯（DavidBrooks）所说的，社会心理学“提醒了我们，情绪要比纯粹推理更重要，社会联结要比个人选择更重要，品格要比智商更重要”。
较高的智力水平不仅与成就水平相关，也与良好行为相关。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智力水平高的人更少有暴力犯罪行为，并且监狱内外两个群体之间智力水平的差异并不是一个小数字。还有证据证明，智力水平高的人更愿意合作，因为智力会让人更重视长期合作的收益，并且更能从他人的视角考虑问题。
自我控制可以被视为理性最纯粹的体现，因为它反映了脑对冲动、非理性或情绪的制衡能力。
从中世纪到现代社会，欧洲的谋杀率降低了30%多，他认为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社会文化的变化，从褒奖荣誉变成了褒奖自律。
共情可能会引发强烈的快感。例如，养儿育女带来的其中一种快乐就是，你可以体验那些很久之前曾经体验过的乐趣，比如吃冰激凌、看恐怖片、坐过山车。共情可以放大各种满足感，比如来自友谊和社群、体育和比赛、性和浪漫的满足感。
大多数人都对他人的生活有着巨大的好奇心，在试图去感受他人世界的过程中深切投入，并且感到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