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平民百姓，尽管怀着极大的厌烦通过了哲学考试，但他们还是想办法尽快将那些不切实际而又毫无用处的东西忘掉。

在他生活的这个体制里根本没有法律，就是说，法律只是作为党的工具而存在。

党一直在强调自己关心文学，希望有最好的文学；但与此同时，却又制造紧张气氛。

在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制度中，对缺钱的恐惧、对失去工作的恐惧、对滑落到社会下层的恐惧，会鞭策人们奋发努力。但在这里出现的恐惧却是赤裸裸的恐惧。

“一切都这么枯燥乏味，”一位来自人民民主国家的高官对我说，“我在俄罗斯已经见过。所有的阶段都是由上面预先定好的，然后以数学的精密一步步地实现。唯一有趣的是人们的反应。”

我属于那类绝大多数人，他们在自己的国家变成莫斯科的附庸之时，竭尽全力表示自己的屈服与顺从，并且被新政府利用。

在那些年代，我感到自己是这样一个人，他有足够的自由活动空间，但身后仍拖着一条长链，这个链条总是把他钉在一个地方。这个链条有一部分是源于外在的因素——但与此同时，也许更重要的是，在于我本身。

我的国家比较晚（亦即在1949年到1950年）要求作家和艺术家毫无保留地承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也就是说，要求他们百分之百地承认其哲学的正统性。

当面对诸多丑陋时，我也曾倾向于闭眼不看，但求能让我安心寻求诗韵，翻译莎士比亚作品。我所能做的一切说明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不得不出走！

那些平民百姓，尽管怀着极大的厌烦通过了哲学考试，但他们还是想办法尽快将那些不切实际而又毫无用处的东西忘掉。

人们只要吃了这种“穆尔提-丙”药丸，就会完全变成另外一种人，就会获得安详和幸福，心满意足。以前很执著地为一点问题争论不休的人，吃了这种药丸后，会突然认为，他曾喋喋不休争论的问题，今天看来非常肤浅和无关紧要；现在，他反而会带着宽容的微笑看待那些至今仍为某些问题大伤脑筋的人们。

1939年9月17日，维特凯维奇得知红军已经越过了波兰东部边界，便服用大剂量的佛罗拿，割腕自杀了。

那些人只会捧腹大笑，大吃大喝，讲愚蠢的笑话，并从中看到生活的美。

除了那些具有政治意义的诗歌之外，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当局是可以允许抒情诗存在的，条件是抒情诗必须1．开朗；2．不含任何超越普遍接受的原则的思想元素（实际上是指描写自然，表达对自己最亲近的人的情感）；3．直白，因为不许诗人在自己的诗作中表达自由思想。

到处都在大谈爱国主义，大谈要与各民族最好的进步传统相结合，大谈对过去充满虔敬。可是没有人会幼稚到严肃地对待这种表面的夸夸其谈。

于是他坐下来，撰写“肯定”的文章，自己都感到吃惊，怎么会如此信手拈来。归根结底没有理由为任何事闹出许多响动，事情就这么简单，因为他已经“渡过了转折期”。

也许有人会说，服用“穆尔提-丙”药丸根本就违背人的天性。但是，这一论点并不具备足够的说服力。无论是阿兹特克人以众多活人作为祭祀神的供品，或是早期的天主教隐居修士、苦行僧的肉体自残，全都不值得赞扬，却都毫无阻碍地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

某种崇拜成了现代社会的推动力，这种崇拜论其疯狂性绝不逊于任何早期妖术最残暴的要求：这就是拜金主义。从这个角度来看“穆尔提-丙”主义，会发现它其实并没有超出人类天性的需求。

一个人在服用了“穆尔提-丙”药丸以后，是否真能获得内心的全然平静与和谐，这另当别论；但他至少可以获得某种程度的内心平衡，足够让他从事一系列活动，这比他以毫无成效的反抗和怀抱不确定的希望折磨自己要好许多。

从社会学和历史学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这种思维方式已经深深扎根在他的头脑中，因为这是他在一个非常严酷的学校里学到的。在那里，无知的后果不是成绩不及格，而是可能掉脑袋。

他能接触到的唯一思想体系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这种思想体系之所以吸引他，是因为它所使用的语言根据他的经验，是能够让他理解的。

纳粹主义和美国主义同出一辙，因为二者是在那些同样的经济关系基础上成长起来的。他相信这种宣传的程度，与普通美国人相信他们记者的报道的程度差不多，因为这些记者也说，希特勒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毫无差别。

在他生活的这个体制里根本没有法律，就是说，法律只是作为党的工具而存在。

当他习惯这个体制后，他就很难想象会有一种制度，其中每个公民无论地位高低，都会感受到法律条文的约束。

美国人把民主比作一条笨拙的筏子，每个人都在上面朝着不同的方向划桨。人们大喊大叫互相指责，难以使所有人朝一个方向划。与这样一个筏子相比，极权主义国家的大桡战船显得富丽堂皇，伸出齐起齐落的排桨，飞快地向前驶去。但有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在极权主义的快船触礁破损的地方，笨拙的筏子却能顺利驶过。

民众喜闻乐见的东西通常会流于粗俗和肤浅，而且他们还得用自己辛勤的劳动来换取。

与事实相违地，俄罗斯的舆论宣传坚持把众多发明归功于俄罗斯人（其实，他们无论是在桥梁结构还是在生产汽车的发动机等方面，甚至在很多极小的细节上，都抄袭了美国的技术）。

官方的立场是期望对西方表现出最大限度的厌恶。把那里的一切都说成是糟糕的：火车误点，商店里空空荡荡，因为人们没钱买东西，路上行人衣衫褴褛，臭名远扬的技术没有任何价值。

经验教会了东方知识分子，他们知道，自己生活中的每一步都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因为知识分子看到了太多的实例，他见过太多的人由于一时激愤写了篇文章，从而一失足成千古恨。

在大规模的肃反运动中，众多优秀共产党员死去，民众生活水平下降，艺术家和学者堕落成唯唯诺诺的人，整个民族群体被消灭。

我是处在我无法改变的环境之中，而生命只有一次，并且正在飞快逝去，那我就应该在有生之年，尽可能做点最好的事。

对多数人来说，必须生活在持续的紧张状态下和无时无刻不处于警觉中，似乎是一种酷刑。

在集中营里生活，头脑里时刻要绷紧一根弦，因为生死一瞬间。人必须要有极强的应变能力，必须知道何时会遇到危险，同时更要知道怎样规避危险，有时候要表现出某种盲目服从，有时候要故意疏忽，有时候还要采取必要的欺诈或者行贿手段。

党一直在强调自己关心文学，希望有最好的文学；但与此同时，却又制造紧张气氛。

在中欧和东欧，“诗人”一词的意义与西方略有出入，在那里，诗人不单单是美妙词句的创造者。传统要求诗人不仅要成为民族的“行吟诗人”，同时也应是民族的歌唱家，而其歌曲能够被大众咏唱，其诗歌能包含一切大众感兴趣的东西。

在历史的各个时期，诗人所承担的责任也不尽相同。如果戴尔塔生活在古代，也许他会感到如鱼得水，因为在那个时代，国王和王公贵族常常邀请诗人与他们同桌用餐，而诗人为了让国王和王公贵族开心，会在用餐时吟唱歌曲、说笑话。

无论是谁，在读了阿尔法、贝塔、伽玛和戴尔塔的公开演讲之后，都会说他们是忠诚的。但事情的真相却要复杂得多。他们或多或少已经意识到，自己是历史形势的牺牲品，但这种意识不会有助于他们挣脱束缚。

在国营和市立商店里，人们急需的日用商品极度匮乏。在那里，夏天只能买到冬季服装，而在冬天就只能买到夏季服装。

工人利用自己下午下班以后的时间，去帮熟人朋友修理浴室漏水的水管，因为他的朋友等待国营企业派人来修理，等了半年也没人来。

在工业高度发达的国家，诸如英国、美国和法国，有相当比例的大众已经脱离宗教。技术（和由于技术而产生的生活方式）比采取暴力手段，更能有效地从根本上瓦解基督教、腐蚀宗教信仰。

党在警觉地监视着，谨防那些维护民族利益的愿望和追求自由的愿望演变为新的、合乎理性的、富有生命力的理论——也就是能适应新环境的理论，从而赢得民众的拥护。

当聂鲁达以苏联人幸福、欢乐的生活对照资本主义世界的疯狂时，我就不再相信他了。

实行长期恐怖需要一架固定的机器，也就是说，要将其变成一个常设机构。

在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制度中，对缺钱的恐惧、对失去工作的恐惧、对滑落到社会下层的恐惧，会鞭策人们奋发努力。但在这里出现的恐惧却是赤裸裸的恐惧。

“一切都这么枯燥乏味，”一位来自人民民主国家的高官对我说，“我在俄罗斯已经见过。所有的阶段都是由上面预先定好的，然后以数学的精密一步步地实现。唯一有趣的是人们的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