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美国《财富》杂志报道：中国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仅2.5年，集团企业平均寿命仅7-8年；美国每年倒闭企业约10万家，而中国有100万家。

2011年12月，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在一次讲话中提到：不过2-3年的时间，就可以增加550万个就业岗位，平均每年就可以增加近200万个就业岗位。

中国国内居民收入远不如美国，但一些垄断行业产品价格却比美国高出很多，而美国这些行业却不一定有国有背景。

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院赵农指出：2001-2008年，国有与国有控股企业累积获得利润总额是4.92万亿元，但是，同期国有与国有控股企业少支付利息2.84万亿元，少支付地租3万多亿元，资源租金5000多亿元，亏损补贴1198亿元，合计是6.47万亿元。所以2001-2008年，国有与国有控股企业真实的资产收益率为-6.2%。

2011年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指出，与30年前相比，如今改革面对的困难是既得利益格局，他警告称：“如果只是根据这个利益格局决定改革的取向，那么改革不可能进行下去。”

就比较大规模的经济体而言，仅有日本和韩国实现了由低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转换。

出口退税政策：为了补贴外国消费者，中国消费者需要承担更高的税费。

1998年国务院取消了福利分房，同时又启动银行按揭-商品房市场正式启动。

当时，中央很清楚在分税制下这个商品房的盒子打开会有什么后果，所以，还在这个盒子上设置了一道保险-当时设计的住房方案是这样的，低端人群用廉租房解决，普通老百姓用政府建设的经济适用房解决，高端人群才用商品房解决居住问题。

2003年，住建部出台文件，核心是“带保障性质的商品房”替代了经济适用房，这下就把所有人推向了商品房市场。

项目利润超过25%，万科不做。 - 王石

清华大学教授白重恩研究发现，中国五项社会保险法定缴费之和相当于职工工资水平的40%，这一比例超过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在181个国家中排名第一。

据世界银行估计，中国社保基金未来的缺口高达9万亿元。

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公开承认：社保的缺口是影响上海可持续发展的最大障碍。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各级政府的工作可能还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是税务部门的工作绝对是无可挑剔，税率奇高，而且重复征税现象严重。

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除了税收是公平的，其他没有一项公平过。

一个连民营经济都不敢与之竞争的国有企业，拿什么“去踢世界杯”？

2011年中国式维稳的经费现状：中国公共安全支出预算数为6244.21亿元，略高于国防支出预算的6011.56亿元。

据美国《财富》杂志报道：中国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仅2.5年，集团企业平均寿命仅7-8年；美国每年倒闭企业约10万家，而中国有100万家；不仅企业的生命周期短，能做强做大的企业更是寥寥无几。导致每年失业人口规模巨大。由于存在大量农村人口，我们标准意义上的失业人口总数更是巨大。

2009年奥巴马访华时，我们的温家宝总理亲口确认，我们的失业人口是2亿。

2011年12月，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在一次讲话中提到：不过2-3年的时间，就可以增加550万个就业岗位，平均每年就可以增加近200万个就业岗位。

随着蛋糕越做越大，分配体制问题（必须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才能解决各阶级财富再分配问题）却一直停滞不前，民间再怎么呼吁，管理层总是稳定压倒一切。

由于分配体制不懂，那么每年的新增人口，城市化进程中涌入城市的农民你，大量制造业倒闭生产的下岗职工，这个规模巨大的低端人口的基本生活就只能靠经济增量来解决。

存量不动只做增量的模式不仅吞掉经济发展的全部成果，而且逐渐变为经济发展的阻碍。

美国一个产业工人的劳动收入可以供养4.8人，德、英、法的这一比例是1：6.8，韩、日是1：3.8，我国的劳动供养率仅为可怜的1：1.1。

分配体系严重不公平，政府与垄断国企拿的太多。

花旗指出，中国近一半的GDP均来自投资，这也增加了外界对中国还能依赖投资支持经济增长多久的质疑。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毛昭晖教授说，从国际视角来看，中国的决策失误率达到30%，西方国家却只有5%左右。

中国国内居民收入远不如美国，但一些垄断行业产品价格却比美国高出很多，而美国这些行业却不一定有国有背景。

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院赵农指出：2001-2008年，国有与国有控股企业累积获得利润总额是4.92万亿元，但是，同期国有与国有控股企业少支付利息2.84万亿元，少支付地租3万多亿元，资源租金5000多亿元，亏损补贴1198亿元，合计是6.47万亿元。所以2001-2008年，国有与国有控股企业真实的资产收益率为-6.2%。

全社会80个行业，国有企业可以进入72个，民营企业只能进入42个。

垄断国企不是企业，而是吞噬社会财富的黑洞。

万通冯仑有一段名言：“面对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只有始终坚持合作而不竞争、补充而不替代、附属而不僭越的立场，才能进退裕如，持续发展。”

政府与央企拿走全社会74%的财富，只贡献13.5%的财政收入，养活5%的人口。而其他的企业则要在只拿到26%财富的情况下养活95%的人口。

2010年直接关系民生领域（教育、医疗卫生、保障房、保障与社会就业）的支出不到财政总支出的10%。还不到政府卖地收入的1/3。

2011年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指出，与30年前相比，如今改革面对的困难是既得利益格局，他警告称：“如果只是根据这个利益格局决定改革的取向，那么改革不可能进行下去。”

我国长期实行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的政策。通过强行压低农产品价格来控制社会整体物价水平。

2011年8月，美国《福布斯》杂志推出的榜单显示，中国内地的“税负痛苦指数”位居全球第二。

2001-2010年，我们的GDP增长了3.6倍，而同期财政收入却增长了5倍，钞票增加了5倍。

有经济学家做过测算，只要有5万亿的存款突然流入民生领域，后果都将是灾难性的。

就比较大规模的经济体而言，仅有日本和韩国实现了由低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转换。

“拉内需，促消费”是个伪命题，只要有钱谁不知道吃好、喝好、玩好，用得着谁来“拉”来“促”码？

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出口。

“家电下乡”、“汽车下乡”实质上就是为制造业过剩的产能找出路。

由于中国社会保障体系薄弱，老百姓都要把缩衣节食省下来的钱存进银行，使我们的储蓄率很高，这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货币超的后果。

对内贬值对外升值的根本原因是我们对人民币的管制与制定的汇率背离了钞票本身的价值。这种现象的结果就是让我们的制造业遭遇双重打击-对内贬值使生产成本大幅度上涨；对外升值让我们的出口利润急剧下降。

我们每出口一件商品，因为人民币被低估，换成外币后价格就相当于变相打折。这个折扣差以通货膨胀形式由全国人民承担。

出口退税政策：为了补贴外国消费者，中国消费者需要承担更高的税费。

全世界收费公路有14万公里，其中十万公里在中国。

最近十年中国制造业为全世界抑制通货膨胀发挥了重大作用，代价是中国老百姓承担了更大的通货膨胀。

中国有特殊的体制-中国政府干预经济的能力是非常强大的，其可以动用资源与手段来影响经济的能力也完全是西方国家无法相比的。

在中国，一流人才从政，二流人才经商，三流人才搞技术。

货币蓄水池只能缓解通货膨胀，不能解决通货膨胀，治标不治本。

1994年出现极为严重的货币通胀，1994年国家发布的CPI数据就已经超过20%。

1994-2000年的货币蓄水池就是让民生产业市场化（教育、医疗、房子）。

中国建立股市的初中与西方国家的股市是两码事，中国股市更像是一个为宏观管理服务的工具，而不是一个促进资源优化配置的工具。

1998年国务院取消了福利分房，同时又启动银行按揭-商品房市场正式启动。

当时，中央很清楚在分税制下这个商品房的盒子打开会有什么后果，所以，还在这个盒子上设置了一道保险-当时设计的住房方案是这样的，低端人群用廉租房解决，普通老百姓用政府建设的经济适用房解决，高端人群才用商品房解决居住问题。

2003年，住建部出台文件，核心是“带保障性质的商品房”替代了经济适用房，这下就把所有人推向了商品房市场。

项目利润超过25%，万科不做。 - 王石

一个总投资1亿元的项目，可能只需要2000万-3000万元资金就可以启动，如果考虑两年左右的投资回报周期，即使项目只有20%的收益（2000万），资金年回报率也能达到50%左右。暴利来源于预售许可制度。

一旦实行现房销售制度，必然导致大量实力有限的中小房地产开发商退出房地产行业，人为制造少数大开发商垄断房地产市场的局面。

当房市面临宏观调控时，降价20%，很多项目已经不赚钱了；降价30%大多数项目一定亏损；如果降价40%以上，房地产行业一定全面崩盘，大量开发商跑路，大量烂尾楼出现，甚至整个经济可能崩溃。

地方抵制宏观调控影响很有限。不仅地方官员的帽子在中央拎着，更重要的是所有的货币政策金融工具都掌握在中央手中，这些才是对房市有决定性影响的砝码。

真正对全国绝大多数城市有影响的是限贷。

调控房市无用因为印钞机太厉害了，而且房市又要发挥货币蓄水池的作用。

中央政府坚持调控第一个原因是防止泡沫过大。如果听任房价继续上涨，一旦房价崩盘，后果是灾难性的。第二个原因是一支制造业资金过快流入房市。

人民币最大面额是100元，事实上这已经非常不适应目前的流通需要。一种满足流通需要的大面额钞票管理层都没信心投放市场。

不从根本体制上改革，股市就没有前景。如果我们仅仅把资本市场当作一个货币蓄水池，中国资本市场就不会有希望。中国资本市场没有希望意味着中国企业没有希望。

管理层让人民币国际化最大的支撑是我们有世界第一的外汇储备-或者说，是西方国家对我们的巨额债务。

厉以宁把中国的改革概括为危机导向型改革，每次大的改革措施出台、每次大的改革的推动、都是危机积累到一定程度，由危机引发的逼迫式改革。这种改革的特点是，一旦改革推行到一定阶段，危机得到缓解，面对深化改革越来越大的阻力（特别是利益集团的阻力）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指导思想下，改革往往就止步不前。改革不彻底的后果就是不仅问题没有得到真正解决，而且会引发新的问题与矛盾。

2011年在中国简陋的校车频繁发生安全事故同时，我国外交部却向马其顿赠送数十辆豪校车。恰恰是分税制下中央与地方可支配财力的鲜明写照。

《牛肉干旅行记》中生产厂家告诉记者：渠道为王，零售商掌握着商品变现的最关键缓解，所以他们在这个分配体系中拿走大头。

商铺倒闭的原因，大致就是两个。租金高、转让费高；销售收入下滑、消费不景气。

开发商愿意持有商铺是因为商铺的持有成本远低于实际出售价格。一旦变现，销售收益的大部分都要被政府拿走。

中国社会经济链条：政府→金融业→房地产→商铺持有者→零售业→制造业

经济链的原因是国家对关键要素资源（资金、土地）的管制。由于这些关键要素资源没有市场化，导致距离这些要素（土地、资金）越近的产业越能获得更大的财富分配权，使整个社会产生一种危险的价值观：创造财富不如分配财富。

从2008年7月份开始，PMI直接跌破50%这个临界点，直到2009年1月，连续8个月中有7个月低于50%，甚至在2008年11月跌倒40%以下。意味着中国经济在2008年下半年正在进入一个急剧下滑的轨道。所以管理层才匆匆出台了4万亿救市计划，并且一再强调“出手要快，出拳要重”。

宏观收缩流动性的结果：中国经济的脊梁-制造业遭到沉重打击。

要调整经济结构就必须进行存量改革，或者说分配体系重大改革。不解决这个问题，中国经济是没有前景的。

我们的社保体系的设计让企业与个人承担了巨大的压力。

清华大学教授白重恩研究发现，中国五项社会保险法定缴费之和相当于职工工资水平的40%，这一比例超过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在181个国家中排名第一。

据世界银行估计，中国社保基金未来的缺口高达9万亿元。

我们的社保体系是一个空转体系，即使在目前我们还有人口红利的时候，这个社保体系也出现了巨大的资金缺口。

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公开承认：社保的缺口是影响上海可持续发展的最大障碍。

这个社保体系中，如果考虑通胀因素，政府根本一毛钱都毛投入，相反很可能还吃掉了一大块我们缴纳的社保基金去弥补以前的历史欠账。

中央与政府的收入大致是55：45，但是支出确实20：80，地方没有钱，却要把社会保障承担起来，就只能玩空手道了。

商品价格基本上已经市场化了，要素价格还没有市场化。

分配不公主要是垄断和腐败造成的。

石油、电力、电信、烟草等行业的员工人数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8%，但其收入相当于全国职工总额的60%。

国进民退不是给执政党打下坚实的基础，而是带来深刻的执政危机。

中国制造业不仅回报率低，承担的成本还高得离谱。包括沉重的税负、飞涨的原材料成本，越来越高的劳工成本（包括强制性执行的社保基金），不堪忍受的融资成本、非常不稳定的政策环境、升值压力巨大的人民币等等。

中国老百姓的需求状况也非常不利于制造业产业升级。

中国低端人群数量巨大，消费能力却很有限，顶端既得利益阶层掌握了巨额的财富，所以，中国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两级消费市场-一方面奢侈品消费年年飞速增长，现在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奢侈品消费国；另一方面老百姓内需乏力。

民生产业市场化吞噬了老百姓的财富，严重影响了对其他行业的消费。

目前，管理层也意识到中国制造业要实现产业升级还非常困难。所以，管理层的重点是产业转移。

农业消耗了全球用水量的70%左右，在华北平原，地下水资源已遭到严重损毁。

“粮食连续七年丰收”的背后是2-3倍于欧美的化肥和农药使用量。

中国农业大学资环学院课题研究组的数据表明，过去8年，我国粮食单产几乎没有显著增长，但每亩化肥施用量却增长了近40%。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各级政府的工作可能还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是税务部门的工作绝对是无可挑剔，税率奇高，而且重复征税现象严重。

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除了税收是公平的，其他没有一项公平过。

一个连民营经济都不敢与之竞争的国有企业，拿什么“去踢世界杯”？

国务院政策难以落地的原因，除了利益集团阻挠，相关部门也没有实施的动力。引导民营投资，发展民营经济对哪个部委来说都不属于职责范围。

2011年中国式维稳的经费现状：中国公共安全支出预算数为6244.21亿元，略高于国防支出预算的6011.56亿元。

群体事件表明我们目前的行政系统已经严重堵塞了民众向上申诉的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