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研究表明：我们会很快地且很容易地相信自己说的话，就连自己当初为什么会这么说都不重要了。       贝克尔与杰夫的欺骗方式都由3个基本要素构成：（1）从罪行中获得的利益；（2）被抓住的可能性；（3）被抓后受到的可预料到的惩罚。
      决定欺骗程度的因素不是担心太突出。相反，我们作出的欺骗行为的程度是以自身道德感所能接受的程度为限。从本质上来说，我们欺骗的程度取决于不伤害自身的诚实形象。
      我提出了一个理论，该理论的中心论点就是：我们的行为受两种相反的动因的影响。一方面，我们希望自己是诚实可敬的人，希望在照镜子时，能有良好的自我感觉（心理学家称为自我动因）。另一方面，我们希望从欺骗中获益，得到尽可能多的钱（这是标准的金钱动因）。
      我们每个人在欺骗时都有个度，只要没有超过这个度，我们就不至于有“罪恶感”。
      人类比较愿意去偷没有明显金钱价值的东西，即非金钱的东西。
      我们可能会将办公室里的打印纸带回家用，但从公司的保险柜里拿走3.5美元，并用这些钱买打印纸带回家却是不可能的。
      现金出现得越少，人类的道德就会越败坏。
      看到皮特惊讶的表情，开锁匠回应道，锁只防君子不防小人。他说：“有1%的人永远是诚实的，他们绝不会偷盗；还有1%的人永远都是不诚实的，他们总会想方设法撬开你的锁，偷走你的电视机。其余的人在正常情况下是不会偷盗的，但如果他们受到的诱惑足够大，也会变得不诚实。锁防的并不是小偷，因为如果小偷真的想侵入你的房子，有锁他们也能做到。锁真正防的是那些大多数时候诚实，但有可能会在你的门没有上锁的情况下产生偷盗行为的人。”
      只回忆道德标准似乎就能提高道德行为。
      我们通常认为签名只是一种确认信息的方法（当然，签名的确可以达到这个目的），现在我们还看到设定在表头的签名还有道德提醒的作用。
      在美国，所得税制造的骗子要比高尔夫球制造的更多。 - 威尔·罗杰斯
      用病态的，有时甚至是破坏性的方式做事的人，不一定就是堕落的人。有的的意图虽好，却也会因人类自身的某些癖性而失足或铸成大错，但他们还是觉得自己很出色，品德端正。
      尽管他关心我，但在这件事上，却无法眼看着自己的利益会因与我的利益冲突而丧失。这也表明，人们的世界观一旦受到影响，想要突破这些利益冲突就会很难。
      人类从根本上说是社会性动物，所以接受他人的帮助或礼物时，我们往往会有负债感。这种感觉转而会影响我们的世界观，使我们在将来更愿意回馈帮助过我们的人。
      一旦某人（或某个组织）给了我们好处，我们就会偏袒任何与其相关的事情，而且这种偏袒会根据得到的好处（在这个例子中，好处就是获得的报酬）的增加而增加。
      擅长制造利益冲突的职业为政府的说客花一小部分时间把他们的雇主提供的事实告知那些政客，用其余的时间给政客灌输责任感和互惠的感觉，希望这些政客在投票时会考虑到他们的利益，以此来回报他们。
      医药公司的医药代表会给医生一支印有其医药公司商标的笔，或一个笔记本，或一个水杯，又或是一些免费的药物样品。这些小礼物能微妙地影响到医生，使医生在开药时会多开几次这种药物，这是因为他们觉得有必要回报送自己礼物的医药公司。
      药品公司，尤其是小型药品公司，会训练他们的医药代表，让他们像对待上帝一样对待医生。
      心理学研究表明：我们会很快地且很容易地相信自己说的话，就连自己当初为什么会这么说都不重要了。
      代表说他们还会使用其他手法，即成为变色龙——按不同的情况使用不同的口音、展现出不同性格和政治立场。他们以能把医生哄得舒服而感到骄傲。有时合作关系还能发展成社会关系，有些医药代表会和医生像朋友那样去深海钓鱼或打篮球。有了这样的经历，医生在开药时就会更高兴地用自己“铁哥们儿”的药。当然，医生在和医药代表钓鱼或投篮时并没有觉得自己在道德方面妥协了，他们只是觉得自己在和一个朋友放松度假，而这个朋友碰巧是个生意人。当然，大多数情况下，医生可能并没有觉得自己被利用了，但毫无疑问，他们确实是被利用了。
      威尔逊说：“从哈佛大学医学院的公开信息来看，在8 900位教授和讲师中，有大约1600位曾向校长报告说，他们或其家属与某家制药企业有金钱交易关系，这些企业与其教学、研究或临床治疗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若这些教授公然把药物推荐充当学术知识，我们就要面临严重的问题了。
      假设现在是2007年，你刚在华尔街的一家银行里找了份不错的工作。只要你相信抵押证券（或其他新的金融工具）的前景不错，每年就可得到约500万美元的奖金。别人给你钱，就是要你维护扭曲的事实，但你也许并没有发觉，这笔钱已经影响到你对现实的看法了。你反而很快会相信，抵押证券的优势和你想象的完全一样。
      一旦相信抵押证券是大势所趋，你就很难看到其中的很多风险。
      你不是在和真实的钞票打交道；你只是在处理数据，离真实的钱还很远。这些数据的抽象性使你觉得自己的工作更像一种游戏，你的所作所为并没有真正影响到别人的家庭、生计或退休金。
      在决定排除那个喝醉者的数据时，我真的认为这么做是符合科学的，感觉像是为了使真相大白去寻找最佳数据一样。我当时没觉得这么做是为了我自身的利益，但我明显有另一个动机：得到自己预期的结果。
      建立规则是很重要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确保自己不受自身利益的影响。
      公开和“阳光政策”不会使事情变得更好。
      如果你的意志力下降了，控制欲望的难度就会增大，这种难度最终也会降低你的诚信水平。
      经过了几年的数据收集工作后，迈克·亚当斯（东康涅狄格州立大学生物学教授）说道：奶奶在期中考试前去世的可能性是平时的10倍，在期末考试前去世的可能性是平时的19倍。而且，在班里表现不好的学生，他的奶奶去世的可能性更高；考试可能不及格的学生失去奶奶的可能性比考试可能及格的学生高50倍。
      也许到了期末，几个月的学习耗竭了学生的体力，过度的劳累使他们丧失了一些道德感，对他们奶奶的生命也表现出了不尊重。如果记住一个较长的数字需要消耗的注意力能使人们匆匆地选择一块巧克力蛋糕，那么，几个月以来好几门课程积累的功课足以让学生们捏造奶奶去世的谎言，以缓解学习上的压力（但这点不能作为学生对教授撒谎的借口）。
      当我们面对诱惑时，理性的人有时也应该屈从于诱惑。因为理性的人这样做就可以使自己的精神不至于受太多消耗，能对将来的诱惑保持足够的意志力。丹对未来的诱惑很小心，也很关注，在每日的甜品问题上，他总是保持及时行乐的态度。
      很讽刺的是，每天控制冲动的简单行为却削弱了自我控制的能力，因此我们更容易受到诱惑的影响。
      关于自我耗竭的这些实验表明，我们几乎每天都在面对诱惑，而我们抵制诱惑的能力会随着时间流逝或不断积累抵抗力而减弱。
      一旦我们发觉很难逃避所受的诱惑，就应该想到最好的办法是在我们陷入更深的欲望之前及时脱身。按这条建议去做也许不容易，但现实是，彻底杜绝诱惑总比持续地与“赶不走”的诱惑作斗争更加容易。
      古罗马的法律中有一系列规章制度被称为节约法令，这套法律历经数百年，对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律法都有所渗透。这套法律规定了很多事项，其中一项是关于人们的着装，即人们的着装必须符合其身份地位，且规定的内容很具体。例如，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只有贵族能穿戴毛皮、纺织品、蕾丝织物、珠宝等；绅士必然穿得朴素点。
      妓女衣服后面的帽子必须是条纹的，用以表明她们的“不纯洁”；异教徒有时必须穿上带补丁的衣服，上面还挂有小木棒，以此来表明他们可能，也应该被绑在火刑柱上烧死。
      上流社会对于服饰近乎荒谬的执著，实际上是为了确保人们的服饰所发出的信号都是正确的。整个法律的制定都是为了避免无序和困惑。
      穿戴正品服饰不会提升我们的诚实度（或者至少不会提高多少），但如果我们故意穿戴一件冒牌的服饰，道德上的束缚就会放松，我们也会变得更不诚实。
      作弊的程度会随着实验的进行而加大。按照直觉我们看到，对于很多人来说，实验中有个急剧的转折点，过了这个转折点，参与者就会从轻微作弊转变成习惯性作弊。
      依据“管他呢”效应，我们发现，谈到作弊，我们的行为就和节食时的做法差不多。我们一旦开始违背自己的原则（如节食时作弊，或受到金钱的诱惑），就更不可能控制自己的行为，而且此时我们更容易屈从于诱惑，表现得更不端。
      冒牌商品不仅使我们变得更不诚实，还会让我们更加低估他人的诚实度。
      无论是时尚行业还是其他行业，我们都应该认识到一次不道德的行为会引发另一次更不道德的行为，而且在某一方面作出的不道德行为也能影响到我们在其他方面的道德感。正因如此，我们应该看出不诚实行为的端倪，并在其有所发展前，将其扼杀于萌芽阶段。
      我们有撒谎的能力，而且不仅能对别人撒谎，还能对自己撒谎。自我欺骗是使我们相信自己所说的话的一种有效策略。如果成功地欺骗了自己，我们很少会畏缩，有时还真的可能成为自己佯装的那样。
      人们都有一种自然倾向，即说服自己相信自己一直都知道正确答案。
      与没有证书的参与者相比，得到证书的参与者在第二次测试中预测自己答对的题数更多。看起来拥有一个“干得不错”的成就标志会使人认为他们的成就都是自己取得的，而实际做得如何则无关紧要。
      从消极的方面来看，若对自己过度乐观的看法达到了主导我们行为的程度，我们可能就会错误地认为每件事的结局都会是好的，因此，就不会积极地作出最好的决定。
      与生活的其他方面一样，快乐（部分因自我欺骗而产生）与对未来的最佳决策（对自己更为实际的看法）之间同样存在着一种平衡关系。当然，对未来充满美好的幻想是好事，但过于夸张的信念可能会在现实中击垮我们。
      事实是为那些缺少想象力、无法自圆其说的人准备的。 - 佚名
      我们都有一种极端的倾向，即想知道自己行为背后的驱动力是什么，以及世事的运行规律是什么，即使我们牵强的解释与现实并不符合。我们生来就有编纂借口的能力，而且在得到自己喜欢且听上去值得相信的借口前会不断地想借口。想出来的解释或原因越对自己有利，我们就越愿意接受这个解释或原因。
      有时（或许经常）我们不依赖于自己的直接偏好作决策，而是依赖于直觉，直觉能告诉我们自己想要什么。我们的大脑会快速地思考，为自己的偏好找各种理由。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得到自己真正想要的，同时在自己和别人面前保存颜面，即保证自己的行为与理性且合理的偏好相符合。
      由于病态说谎者的前额皮质（区分是非的重要区域）中有较少的大脑细胞（灰质），他们在作决策时就较少考虑到道德，因此也更容易说谎。病态说谎者前额皮质中的白质含量比非病态说谎者要多22%~26%。有了更多的白质（记住，白质是连接灰质的物质），病态说谎者就更有可能将不同的记忆和想法联系起来，而储存在灰质中的、想要更多的接触世界的想法也许是使他们成为天生的说谎者的潜层次原因。
      创造力和不诚实行为间的联系似乎与我们为自认为正确的事找借口（即使我们做的是不正确的事）的能力有关。我们越具创造力，就越能为我们自私的行为找到合理借口。但智力和不诚实的程度却没有关系。
      巴勃罗·毕加索曾说：“好的艺术家模仿，伟大的艺术家抄袭。”纵观历史，不乏剽窃者。威廉·莎士比亚从古希腊、罗马、意大利的历史事件中寻找小说的素材，之后将它们写进精彩的戏剧中。
      道德弹性和工作部门及工作对创造力的要求高度关联。设计师和广告文案撰写人的道德弹性最大，而会计的道德弹性最低。似乎当工作需要我们具有“创造力”时，我们更容易作出不诚实的行为。
      在听到实验人员告诉戴维，他能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时，欺骗行为的程度竟然降低了。当意识到会有不道德行为出现时，我们会唤醒自身的道德感，因此，也会变得更诚实。
      只要看到自己的社会群体中某人的行为跨越了这个范围，我们就很可能会重新调节自己的道德标准，把别人的行为看成自己的行为准则。如果这个人恰巧是有权力的人，比如父母、老板、老师或其他我们尊重的人，那么我们将其看成榜样的可能性就会更大。
      尽管破窗理论很难被证明或被反驳，但其背后的逻辑还是很具说服力的。根据这个理论，我们不应该为自己找借口去忽视小失误或原谅小过错，因为这么做会使事情变得更糟。
      知道结果有利于他人时，人们就会作出欺骗行为，即使我们并不认识这个受益的人。这样看来，即使是利他主义也有阴暗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