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自豪地承认：“（不缴税）显得我很聪明啊。”

避税行业的爆发掩盖了收入和财富；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可被跨国公司利用的新税收漏洞出现了；国际税收竞争的螺旋式上升，导致各国纷纷降低税率。

税收不公的胜利首先就是对民主的否定。

在避税和无度的税收竞争日益加剧的背景下，大多数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了不平等的加剧和税收累进性的下降。

各国之间的税收协调是一个乌托邦，而且唯一的未来就是一场不断探底的税收竞赛。

增值税，这是一项针对消费的征税，由于富人收入中更大的比例用于储蓄，而穷人收入中很大比例用于消费，所以这就给穷人带来了不成比例的负担。

最富有的1%的美国人平均年收入为150万美元。

美国社会的主要断层是在收入金字塔的更高层，即在前1%的富人和其他人之间。

前1%群体的收入几乎是整个工薪阶层的2倍，但从人口统计看，工薪阶层的人数却是这1%群体的50倍以上。

里根总统已将大幅降低税率的税收改革作为其第二任期的首要内政。1986年10月22日，由于即将签署《税制改革法案》（Tax Reform Act），他有理由感到高兴。从1988年1月1日起，率先对高收入实施准没收性税收的美国将适用在工业化国家中最低的最高边际所得税税率：28%。经过三个星期的辩论，这部税收法案在参议院以97比3高票通过。民主党人泰德·肯尼迪（Ted Kennedy）、艾伯特·戈尔（Al Gore）、约翰·克里（John Kerry）和约瑟夫·拜登（Joe Biden）都热情地投了赞成票。

小政府思想由1947年创立的朝圣山学社（Mont Pelerin Society）支持，在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的1964年总统竞选中崭露头角，然后于20世纪70年代由保守派基金会推进，最终蔓延到主流思想，并在政治上取得了胜利。在这一思想体系中，政府的首要职责是捍卫财产权利，而增长的关键引擎是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同时要最小化征税。

美国税务律师中有句名言，“穷人逃税，但富人避税”。

希拉里诱使这位身价亿万的房地产开发商谈论这些年来他缴纳的少得可怜的税收：“只有在他试图获得赌场执照时才会有人能够看到他的纳税申报表，而且，纳税申报表显示，他没有缴纳任何联邦所得税。”

特朗普自豪地承认：“（不缴税）显得我很聪明啊。”

特朗普的自夸揭示了美国社会的失败。这已经变得如此自然，以至于总统候选人会公开承认富人不会为国库做出任何贡献，而他的竞争对手对此也无法给出清晰的解决方案。

自1980年以来，税收制度使市场经济中的赢家走向富裕，但使那些很少从经济增长中获得回报的人陷入贫穷。

避税行业的爆发掩盖了收入和财富；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可被跨国公司利用的新税收漏洞出现了；国际税收竞争的螺旋式上升，导致各国纷纷降低税率。

税收不公的胜利首先就是对民主的否定。

关于（罗斯福）新政建立的税收体系如何遭到破坏的故事。在它消亡的每一步中，我们都发现了相同的模式。它开始于避税的爆发。接着，受到被认为无法战胜的敌人（避税手段、全球化、避税天堂、金融不透明）的影响，政策制定者放任这些避税行为持续蔓延恶化。最终，政府假装无法对我们当中最富有的人征税，从而大幅削减了富人的税率。

在避税和无度的税收竞争日益加剧的背景下，大多数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了不平等的加剧和税收累进性的下降。

各国之间的税收协调是一个乌托邦，而且唯一的未来就是一场不断探底的税收竞赛。

亿万富翁应该像如今的美国这样，将收入的23%用于纳税，还是应该像1970年左右那样，将几乎50%的收入用于纳税？企业利润应该按照1960年52%的税率被征税，还是应该按照2018年税制改革以来21%的税率被征税？

在美国，收入为前1%的群体获得的国民收入份额从1980年的10%上升到今天的20%。

欧洲国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增值税，这是一项针对消费的征税，由于富人收入中更大的比例用于储蓄，而穷人收入中很大比例用于消费，所以这就给穷人带来了不成比例的负担。

四个群体：工薪阶层（处于收入分配底层50%的群体）、中产阶层（在工薪阶层之上的40%）、中上阶层（在中产阶层之上的9%）和富人（在所有其他三个群体之上的前1%）。

工薪阶层2019年税收和政府转移支付前的平均收入为18 500美元。

对于1.22亿成年人来说，市场每年带给他们的总收入是18 500美元，约占美国成人人均75 000美元收入的1/4。

在收入金字塔再上一层40%的人（中产阶层）在税收和政府转移支付前的平均收入为75 000美元，正好是全部成年人群体的平均收入。这个由近1亿成年人组成的群体，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被视为美国的代表。

由2 200万成年人组成的中上阶层并不值得同情。他们拥有220 000美元的平均年收入。

最富有的1%的美国人平均年收入为150万美元。

美国社会的主要断层是在收入金字塔的更高层，即在前1%的富人和其他人之间。

1980年，在政府税收和转移支付之前，前1%的人群获得了略高于10%的国民收入，而后50%群体的收入份额大约为20%。但是，今天的情况恰恰相反：前1%群体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20%以上，而工薪阶层的收入占比几乎不到12%。

前1%群体的收入几乎是整个工薪阶层的2倍，但从人口统计看，工薪阶层的人数却是这1%群体的50倍以上。

广义而言，美国的税收与其他大多数发达国家一样，可以分为四类：个人所得税（individual income taxes）、工资税（payroll taxes）、资本税（capital taxes）和消费税（consumption taxes）。

外国人持有美国公司近20%的股份，因此美国的公司所得税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外国所有者征收的税。

最终，美国政府征缴了国民收入的28%作为税收。

这个世界的特朗普们、扎克伯格们和巴菲特们缴纳的税率比教师和秘书们还要低。

每一位处于收入底部10%的员工，不管他的工资多么微薄，都会立刻看到他的工资减少了15.3%:12.4%用于社会保障，2.9%用于医疗保险。

最低工资标准已经坍塌：2019年，按照联邦最低工资标准，全职工作的员工年收入几乎不到15 000美元，仅为成年人人均国民收入的1/5。1950年，同样最低工资员工的收入相当于平均国民收入的1/2以上。

美国没有增值税，但有大量的销售税和产品税，像增值税一样，使价格更高。而且，还有一个转折点：与常规增值税相比，美国免除了对大多数服务的征税，而对富人而言，服务占据了其整体消费的很高比例。这一转折意味着穷人（对产品）的消费需要缴税，而富人（对服务）的消费基本上是免税的。美国没有增值税；却有穷人的增值税。

您喜欢欣赏歌剧吗？没有销售税。您有乡村俱乐部会员资格吗？没有销售税。您需要律师吗？没有销售税。但是，如果您开车、穿衣服或购买电器，就会一直被征收销售税。诚然，大多数州已经降低了食品杂货店的销售税率，这部分的消费占最贫困人群消费总额的15%左右。但这种慷慨很大程度上被极端累退地对燃油、酒精和烟草征收的产品税抵消。

在美国，销售税和产品税加起来是极端累退的。这两个税种从最底层10%群体的收入中征收了10%作为税款，而在顶层征收的比例只有1%或2%。这种累退性主要源于一个事实：穷人消费了其所有的收入，而富人则会储蓄其收入的一部分（而且超级富豪几乎储蓄了其所有收入）。

马克·扎克伯格拥有脸书公司（Facebook）约20%的股份，2018年脸书公司盈利200亿美元。所以，那一年他的收入是200亿美元的20%,40亿美元。不过，脸书公司没有分配任何股息，因此这40亿美元根本不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

与其他许多亿万富翁一样，目前扎克伯格个人所得税的有效税率几乎为零。而且，只要他不出售股份，这一税率就将一直保持在几乎为零的水平。

理论上，扎克伯格需要缴纳的唯一一笔可观的税收应该是他在脸书公司所持股份对应的公司税份额。但现在第二个问题出现了：公司税几乎消失了。脸书公司从来没有在缴纳税收方面表现出色，多年来，它通过将利润转移到开曼群岛（Cayman Islands），已经逃避了数十亿美元的公司税。

工资是唯一没有从免除、扣减、降低税率或任何其他优惠中受益的收入类别。因此，对于任何收入水平来说，工薪阶层都要比从财产中获得收入的人承担更重的税负。

里根总统已将大幅降低税率的税收改革作为其第二任期的首要内政。1986年10月22日，由于即将签署《税制改革法案》（Tax Reform Act），他有理由感到高兴。从1988年1月1日起，率先对高收入实施准没收性税收的美国将适用在工业化国家中最低的最高边际所得税税率：28%。经过三个星期的辩论，这部税收法案在参议院以97比3高票通过。民主党人泰德·肯尼迪（Ted Kennedy）、艾伯特·戈尔（Al Gore）、约翰·克里（John Kerry）和约瑟夫·拜登（Joe Biden）都热情地投了赞成票。

小政府思想由1947年创立的朝圣山学社（Mont Pelerin Society）支持，在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的1964年总统竞选中崭露头角，然后于20世纪70年代由保守派基金会推进，最终蔓延到主流思想，并在政治上取得了胜利。在这一思想体系中，政府的首要职责是捍卫财产权利，而增长的关键引擎是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同时要最小化征税。

使普通收入看起来像资本收益的方法并不多。其主要策略包括使用股份回购。公司回购自己的股份，就像分配股息一样，具有把现金从公司转移到股东口袋的效果。

在20世纪60年代，越来越多的美国富人开始滥用法律，利用对他们控制的私人基金会的慈善捐款来减免税收。而这些捐款并不是“慈善”：基金会为其创始人、家人或朋友提供资助；或者出于政治动机赠送礼物。1969年的《税制改革法案》严厉打击了这种滥用自我交易的做法，效果也是立竿见影的：1968年到1970年，新成立私人基金会的数量骤降了80%。这一税法改革后，富人的“慈善”捐赠也持续下降了30%。

1980年，美国税务法院有5 000起避税案件悬而未决；到1982年，随着避税热潮的持续升温，这一数字增加了两倍，达到15 000件。在短短几个月内，法院不得不了解和裁决数以千计已经产生的可疑避税方案，显然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最厌恶税收的美国人每年整体要花费总计数十亿美元制定他们的税收优化策略，而且这方面的支出越来越大。但是，国税局的人力财力却日渐萎缩。这就导致不仅难以发现可疑的逃税方案，而且难以调查、起诉并最终裁定非法交易无效。即使发现了可疑的逃税方案，财大气粗的纳税人也可以聘请最好的律师（包括前立法者）为其辩护，将这场法律之战延长数年，并且增加他们在法庭上获胜的机会。

如果我们相信遗产税申报表上的财富，那么如今美国的财富分配要比法国、丹麦和瑞典更平等。

当《福布斯》富人榜上的美国400位顶级富豪中有人去世时，他们在遗产税申报表上的财富平均只有《福布斯》估计的真实财富的一半。

截至2018年，2017年提交的34 000份遗产税申报表中，只有8.6%被审计。

在随机税收审计的背景下，几乎不可能发现利用离岸银行账户、特种信托、隐藏的空壳公司和其他复杂形式的逃税行为。这些逃税形式大多是通过法律和金融中介机构进行的，而其中许多中介机构在金融不透明的国家开展业务。

美国税务律师中有句名言，“穷人逃税，但富人避税”。根据这一观点，只有粗野的纳税人才会违反法律的明文规定；富人会利用法制伦理的和法律的漏洞大幅削减税收账单。

工薪阶层和中产阶层无法逃避很多税收。他们的大部分收入由工资、养老金和通过国内金融机构获得的投资收入组成。由于这些收入来源会自动报告给国税局，所以不可能逃税。

以莫萨克·丰塞卡公司为例，“巴拿马文件”的泄漏使我们获得了全面的数据。从1977年成立到1986年，莫萨克·丰塞卡公司每年注册成立几百家空壳公司。从1986年到1999年，每年注册成立数千家空壳公司。从2000年到2010年，每年注册成立1万多家空壳公司。

2018年8月，弗吉尼亚州的陪审团发现，特朗普总统的前竞选主席忘记在他的纳税申报表中报告乌克兰寡头支付给他在塞浦路斯银行账户的数百万美元。

瑞士历来是全球离岸财富管理中心，在外国人持有的财富中，有60%以上是通过空壳公司持有的，这些空壳公司主要在英属维尔京群岛和巴拿马注册成立。

全球市场的赢家是流动的；我们不能对他们征太多税。其他国家正在降低税率，我们也必须大幅削减税率。谷歌公司已经将其知识产权和大部分利润转移到百慕大了吗？我们必须给予公司税收优惠，使其知识产权回到美国。

谷歌于2003年将其搜索和广告技术出售给了在爱尔兰注册成立的子公司“谷歌控股”（Google Holdings），但因为爱尔兰法律允许注册在爱尔兰的公司不是本国的纳税人，只要该公司的中央管理机构不在爱尔兰，所以“谷歌控股”仍注册在爱尔兰，但将其中央管理机构转移至百慕大（大西洋上的一个岛屿），之后，被爱尔兰认定为百慕大纳税人。

在上市或被另一家公司回购之前，要迅速行动。为什么？因为当市场给你的估值数十亿美元时，你很难假装你的核心技术几乎一文不值。

百慕大的公司税税率是多少呢？是零！

从1980年到2018年，美国的劳动所得份额从75%下降到70%（而资本收入份额从25%上升到30%）。

自21世纪初以来，美国成年人平均劳动所得几乎停滞不前，平均每年增长0.4%，而受科技、制药和金融领域企业巨擘利润暴涨的推动，成年人平均资本收入每年增长1.6%。资本收入高歌猛进，劳动所得却裹足不前。

无论在欧洲还是在美国，资助政府和医疗支出的负担越来越多地落在劳动身上。

在2018年美国中期选举期间，科赫兄弟（Koch brothers，每人身价约500亿美元）支持的游说团体花费2 000万美元说服选民，特朗普总统对公司减税是有利于工资的。

特朗普最终提供了关于他超凡会计能力的更多细节。“我可以把资产的金额记为费用或损失，以有效减少该资产的价值和收入。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折旧，这是一项了不起的费用。”特朗普在第二次总统辩论中说，“我喜欢折旧”。

特朗普接着援引希拉里·克林顿的富人支持者的例子，并声称这些人也没有缴纳多少税收。“她的许多朋友享受了更大的税收扣减。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就获得了巨额扣减。”

第二天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Berkshire Hathaway）的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巴菲特发表了一份声明，详细说明了他的税务事宜。他说：“我2015年的纳税申报表显示，经调整后的总收入为11 563 931美元”，而且巴菲特确实纳税了，“我当年的联邦所得税是1 845 557美元。往年的纳税申报表也是类似的性质。我从1944年13岁开始，每年都会缴纳联邦所得税”。

当特朗普吹嘘自己没有纳税的时候，巴菲特反驳说，他有不同的道德品质，确实是，他的有效所得税税率约为0.055%。

由于资本利得的最高税率（2019年为20%）低于工资收入的税率（37%），所以巴菲特（主要是资本利得）适用的税率低于其秘书（主要是工资收入）适用的税率。但问题依然存在：当巴菲特出售少数股票时面临的20%的税率仅仅是其实际收入的纳米级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