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有三大主题响彻全球：第一，市场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因为它显然既无效率也不稳定；第二，政治体制并没有纠正市场失灵；第三，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在根本上都是不公平的。

在突尼斯、埃及和中东的其他国家，游行示威的爆发并不仅仅因为工作难找，更是因为有限的工作机会都给了有政治背景的人。

我们的现有体制一直不断地把财富从社会底层和中层转移到上层，但这种体制效率太低，以至于上层的所得远远少于中层和底层的所失。

最重要的是，人们心中没有了希望。在这样的国家里，穷人知道摆脱贫困的前景非常渺茫，更别说跻身社会上层了。

沃尔玛帝国的6位继承人控制着697亿美元的财富，相当于美国社会整个底层30%群体的财富。这些数字也许并不像看上去那么令人吃惊，仅仅是因为底层群体的财富如此之少。

迄今为止的大多数个人破产都涉及家庭成员生病。

当就业前景对大学毕业生而言都很惨淡时，年轻人就决定继续留在校园里读书。

尽管市场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不平等，但塑造那些市场力量的是政府政策。今天存在的不平等很多都是政府政策的结果。

成为富人的方法有两种：要么创造财富，要么掠夺财富。

把钱从穷人手里转移到富人手里的过程耗费了大量资源。这就是为什么它是一种负和博弈。

高收入者当中几乎没有谁是技术改造的发明家或是改变我们对于自然规律认识的科学家。

在某些新增长行业中，垄断势力更容易形成。这些行业的显著特点是存在我们所称的网络外部性（network externality）。

高度不平等导致一种效率和生产率都较低的经济。

正如一句古老的俄罗斯格言所说：“他们假装给我们开工资，我们也就假装工作。”

没有人能只靠自己成功。发展中国家有许许多多聪明、能吃苦、精力充沛的人仍然过着穷日子——不是因为他们能力不够或者努力不足，而是因为他们生活在运行不良的经济体中。

对于人口中那些权利最少的人群，他们的投票热情本来就低并且极其不信任官方体系。结果就造成了4个有资格的选民中就有1个——总计有5100万甚至更多的美国人没被登记。

认知塑造现实。

在某些领域存在着系统性误解，也就是人们的判断有着一致的偏见。

太多“循规蹈矩、刻苦学习、勤劳工作”的人只能勉强过活，甚至都没法过活。

历史总会见证这样的时刻：全世界人民似乎联合起来反抗，高呼情况不对头，必须要变革。这正是喧嚣的1848年和1968年所发生的情况，这两个多事之秋都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诞生，或许2011年也将被证明是这样一个历史时刻。

尽管具体的抗议原因因国而异，特别是中东地区的政治不满与西方国家的大不相同，但是这些抗议之间却存在着某些共同的主题，普遍的理解就是这些国家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在很多方面是失败的，并且相当不公平。

在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抗议者也喊出同样的心声：一边是许多人失去住房和工作，另一边是银行家坐享大笔奖金，这种不公平的现象真的让人恼火。

当今有三大主题响彻全球：第一，市场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因为它显然既无效率也不稳定；第二，政治体制并没有纠正市场失灵；第三，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在根本上都是不公平的。

在突尼斯、埃及和中东的其他国家，游行示威的爆发并不仅仅因为工作难找，更是因为有限的工作机会都给了有政治背景的人。

鉴于世界各地年轻人的高失业率——西班牙将近50%、美国将近18%，也许令人感到诧异的不是最终爆发了抗议活动，而是为什么过了这么久才爆发。

失业的人们，包括那些读书刻苦、做事循规蹈矩的（就像某些政客所惯于说的“规规矩矩行事”）年轻人，面临着一个严酷的选择：要么继续失业，要么接受一份远远低于他们水平的工作。很多时候他们甚至连选择都没有：因为压根儿就没有工作可干，而且会持续好几年。

经济精英推出了一种有利于他们自己却无益于他人的法律框架，但是在这种框架下的经济体制既无效率也不公平。

也许相比大多数政客而言，抗议者更能抓住问题的实质。一方面，他们要的如此之少：一个能发挥自己技能的机会，一份能挣得体面工资的工作权利，一个较为公平的、能对他们施以礼遇的经济和社会。

我们的现有体制一直不断地把财富从社会底层和中层转移到上层，但这种体制效率太低，以至于上层的所得远远少于中层和底层的所失。

很大一部分来自上层的不平等是与金融业和公司CEO有关的。

日益加剧的不平等不利于我们的政治，这种不平等也非常不利于我们的经济。

当我还只有10岁时，我就好奇为什么那位整天照看我的和蔼可亲的女人，在这个看上去特别富有的国家却只有小学六年级的文化水平，我也好奇为什么她不照看自己的孩子却来照看我。

截至2007年，也就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前一年，美国社会最上层的0.1%的家庭所拥有的收入是社会底层90%家庭平均收入的220倍。

财富分配甚至比收入分配更为不平等，最富有的1%人群拥有的财富超过国家财富的1/3。

最重要的是，人们心中没有了希望。在这样的国家里，穷人知道摆脱贫困的前景非常渺茫，更别说跻身社会上层了。

美国的不平等主要是由市场扭曲造成的，即市场提供的激励不是引向创造新财富而是引向攫取别人的财富。

聚集到上层群体的财富是以牺牲中下层群体为代价的。

当不平等加剧时，经济增长放缓了——大多数美国人所得到的那块饼也缩小了。

本科或者更高学历的人其家庭收入状况也不好——他们的中位数收入（经通胀调整后）从2000年到2010年下降了1/10。

在危机爆发前的2007年，大约有57%的资本收入为1%上层群体所获得。

沃尔玛帝国的6位继承人控制着697亿美元的财富，相当于美国社会整个底层30%群体的财富。这些数字也许并不像看上去那么令人吃惊，仅仅是因为底层群体的财富如此之少。

近年来，美国的中产阶级已经被掏空了，相对于社会底层那些需要较少技能的工作以及社会上层那些需要更强技能的工作，那些曾属于中产阶级的“好工作”似乎正逐渐消失。经济学家称这种现象为劳动力的“两极分化”（polarization）。

由于大约5000万美国人没有健康保险，因此有一个人生病就足以让全家人吃不消；如果再有第二个人生病、失业或者出车祸，那么整个家庭就没法活了。

最近的研究表明，迄今为止的大多数个人破产都涉及家庭成员生病。

当就业前景对大学毕业生而言都很惨淡时，年轻人就决定继续留在校园里读书。

在失业率很高的年份里参加工作，这些人的坏运气就会体现在他们的终身收入上。

根据经济流动性项目（Economic Mobility Project）的统计，“家长受教育的程度与孩子未来的经济、教育和社会情感等方面的结果密切相关。”这一点在美国比在其他那些更注重这方面结果的国家更为突出，包括“老欧洲”的国家（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其他讲英语的国家（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以及北欧国家（瑞典、芬兰、丹麦）。

学习成绩好的穷孩子比学习成绩差的富家子弟更不容易大学毕业。

即便大学毕业了，穷人家孩子的日子过得仍然不如低成就的富家子弟。

曾几何时，当广泛的社会共识认为上层群体是凭辛苦和智慧赚到了他们的所得时，他们赢得了我们的钦佩。然而在最近这次危机中，虽然银行业损失巨大，但银行高管还是拿到了巨额奖金；公司裁员，声称支付不起工资，却用省下来的钱增加高管的奖金。于是我们对他们的感觉由先前的钦佩变成了现在的愤怒。

由于我们有这么严重的不平等，而且它还在加剧，所以人均收入的变化不足以告诉我们太多关于普通美国人所经历的。

尽管市场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不平等，但塑造那些市场力量的是政府政策。今天存在的不平等很多都是政府政策的结果。

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那句著名论断：“一般来说，只有在势均力敌时，权利才会被考虑；否则强者为所欲为，弱者委曲求全。”

现代公司中，CEO大权在握——有权决定自己的薪酬，当然还要经过董事会的同意。在很多公司中，CEO甚至有相当大的权力来任命董事会。

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制定能有效执行的、良好的公司治理法律，那么CEO就会给自己发放巨额奖金。

成为富人的方法有两种：要么创造财富，要么掠夺财富。前者为社会增添财富，后者通常会减少社会财富，因为在掠夺财富过程中，财富遭到了破坏。

使市场变得不那么透明，这是商人喜欢用的手段。市场越透明，竞争就有可能越激烈。

最恶劣的（也是近年来用得最娴熟的）寻租方式就是那些金融业的家伙充分利用穷人和不知内情的人，通过掠夺性借贷和滥发信用卡使这些群体成为他们牟取暴利的牺牲品。

把钱从穷人手里转移到富人手里的过程耗费了大量资源。这就是为什么它是一种负和博弈。

高收入者当中几乎没有谁是技术改造的发明家或是改变我们对于自然规律认识的科学家。

在财富分配中占据上层的大多数人都是形式各异的商业天才。

以很大的折扣得到国有资产是发财的捷径。比如当今俄罗斯的很多寡头都是通过以低于市场价买到国有资产，然后再通过垄断权力来保证持续的利润而赚到第一桶金的。

在某些新增长行业中，垄断势力更容易形成。这些行业的显著特点是存在我们所称的网络外部性（network externality）。

虽然微软占有统治地位和巨大资源，但它一直不是个真正的创新者。它并没有开发第一款广泛使用的文字处理器、第一款电子制表软件、第一个浏览器、第一款媒体播放器或者第一个占主导地位的搜索引擎，这些方面的创新都是别人做的。这与理论及历史证据是相吻合的：垄断者不是好的创新者。

行业变迁是美国不平等增加的关键因素之一，它解释了为什么普通工人的日子过得这么差——他们的工资如此之低，而那些得到了最大利润的上层群体的日子又过得这么好。

现在在州级和联邦级的共和党人以劳动力灵活性的名义一直在努力削弱工会。里根总统在1981年终止了空中交管员的大罢工，这是工会力量被削弱的一个标志性时刻。

因为高收入者对于其收入的消费比例要小于低收入者（上层群体将其收入的15%～25%用于储蓄，而底层群体会花掉所有的收入）。这样的结果就是：除非其他情况出现，如投资或出口的增加，否则经济中的总需求将会小于该经济能供给的——也就意味着会出现失业。

失业可以归咎于总需求（经济中来自消费者、企业、政府和出口商对商品和服务的所有需求）的不足。在某种意义上，今天总需求的短缺（美国经济衰退的原因）可以归咎于极端的不平等。

高度不平等导致一种效率和生产率都较低的经济。

现在美国大学生的人均欠债超过了2.5万美元。

正如一句古老的俄罗斯格言所说：“他们假装给我们开工资，我们也就假装工作。”

每个人都说他们是为了家庭才如此辛苦地工作，但正是由于他们这么辛苦地工作，能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少了，家庭生活质量也随之下降了。

寻租现象普遍存在于美国经济中，并且它实际上损害了整体经济效率。

没有人能只靠自己成功。发展中国家有许许多多聪明、能吃苦、精力充沛的人仍然过着穷日子——不是因为他们能力不够或者努力不足，而是因为他们生活在运行不良的经济体中。

塑造个体感知：让99%的人把1%的人的利益当成是自己的利益。

蓬勃发展的经济正是那些“一言九鼎、握手成交”的经济。

没有了信任，那些复杂细节必须稍后才能制定的商业交易就没有可能实现了；没有了信任，每一笔交易的参与者都必须小心翼翼地谨防其他交易者背叛他。

在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在产出方面遭遇了显著下降。在那些年中，使国家统一起来的方式是中央计划体制。当这些制度瓦解之后，先前那种将国家和经济整合起来的社会资本也就不复存在了。俄罗斯“陷入了一个既无计划也无市场的系统性真空”。

高盛集团的总裁劳埃德·布兰克费恩说得相当直白：精明的投资者不会或至少不应该依赖信任。

政治斗争并不仅仅是为了争夺选民并让他们投票，而且也为不让那些持不同政见者投票。

对于人口中那些权利最少的人群，他们的投票热情本来就低并且极其不信任官方体系。结果就造成了4个有资格的选民中就有1个——总计有5100万甚至更多的美国人没被登记。

保罗·克鲁格曼曾强有力地指出：“收入的极端集中与真正的民主制度是不相容的。我们的政治体制正在被大财阀的影响扭曲，并且随着少数人的财富日益增多，那种扭曲正变得更加严重——有谁敢否认这两点呢？”

受试者普遍认为美国人口中最上层的20%群体所占有的财富不到全国总财富的60%，而事实上这一数字大约是85%。

当被问及理想的财富分配比例是多少时，答案是最上层的20%群体占有刚刚多于30%的财富为宜。美国人承认有些不平等是难以避免的，甚至也许是可取的——如果是为了提供激励的话，然而今天美国社会的不平等水平已经远远超过了那个水平。

认知塑造现实。

1%上层群体是如何利用这些新研究成果来改变认知从而实现其目标的——使美国的不平等看上去没那么严重而且更容易接受。

在某些领域存在着系统性误解，也就是人们的判断有着一致的偏见。

列队指认（police lineup）：即便被指控者中没有一人曾出现在犯罪现场，但目击者总会将其中一人指认为罪犯，并且坚信不疑。

今天大部分政治争斗都是关于框定而展开的。我们社会中不同人群所采用的框定影响了他们的判断。

人是可以通过操纵框定来操纵感知和行为的。这些框定和感知又是会自我强化的。

一致的信息会被人们记住并被视为相关的，从而强化已有的看法；不一致的信息更有可能被忽视、不重视或者忘记。这种扭曲被称为“验证性偏见”。

信念所处的社会环境是很重要的。如果不同的群体之间缺乏互动，那他们对现实就会形成不同的感知，对于不平等的合法性甚至幅度的争论也是如此。

经济学家对于公平的感知明显不同于社会的其他群体。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理查德·塞勒的研究指出，尽管一般人群中有82%的被调查者认为下过暴雪之后提高雪铲的售价是不公平的，但他所教的MBA学生中只有24%的人持那种观点。

在大多数情况下，政客不创造思想，准确地说，他们采纳来自学术界、公共知识分子、政府内部以及非政府组织的思想。

美国一直热衷于追求错误目标。我们已然迷失了。我们本以为单凭提高GDP就能使所有人受益，但事实并非如此。即便美国经济生产了更多的商品和服务，但如果年复一年大多数美国人的收入越来越低，那就说明我们的经济表现并不好。

在民主社会里，即便有钱人有权控制媒体并塑造感知，但要完全压制思想也是不可能的。

掠夺性贷款，即利用我们社会中那些受教育程度最低和缺乏金融知识的人，向他们兜售昂贵的抵押贷款并隐藏那些让大多数人都理解不了的小号字体印刷的收费细则。

查德·科德雷批判了银行旨在不让消费者理解他们所交纳的各项费用的手段。《纽约时报》的一则社论这样描述了银行的手段：“故意掩盖信息，要求消费者访问3个不同的网页并且向下滚动翻看50页的文字才能找到关于交费的信息。”

2008年在营利性学校获得学士学位的人当中差不多有25%的人借了超过4万美元的钱。

居然有这么多人（权威人士和普通百姓，政府人员和非政府人员）都被这两个迷思给误导了：财政紧缩迷思与政府预算就像家庭预算的迷思。很多人都听信了右翼人士对于宏观经济所做出的微妙论断：财政曾有盈余，经济没有任何好转，反倒变得更糟，因此刺激没起作用。然而，刺激是起了作用的，它防止了失业率继续攀升。

在社会底层，不平等的一个主要根源就是失业。那些没工作的人受苦，那些有工作的人也受苦，因为高失业率对薪酬施加了强大的下行压力。

没有什么比宏观经济的状况（是否实现了充分就业和增长）更能影响大多数公民的福祉。当宏观经济政策失败、失业率飙升时，社会底层群体受损最严重。

太多“循规蹈矩、刻苦学习、勤劳工作”的人只能勉强过活，甚至都没法过活。

现代经济学与货币政策重点关注的是通货膨胀——低而稳定的通货膨胀率被认为是使市场经济繁荣的宏观经济条件。

解除管制：经济金融化日益严重的根本原因

尽管市场力量对于我们当前这种不平等的形成起了一定推动作用，但市场力量归根到底是由政治塑造的。

精明的美国人懂得一个基本事实：关心别人不但对自己有好处，而且也对生意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