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不谈论物质话题，比如买房买车，甚至是买双新鞋。他的钱基本都花在书上。

他们的美德都有优越的背景支撑—要么没有学生贷款要偿还，要么某一天会继承家族遗产，所以不必为未来储蓄。

你走错一步，往往就会从安稳的生活堕入贫穷之中。它们之间的距离给人的感觉是很窄。一个月没有薪水可能就会没电可用；落下一次作业你就会落后，可能会因此失去上大学的机会。

他从不谈论物质话题，比如买房买车，甚至是买双新鞋。他的钱基本都花在书上。

因为没有空调，我们晚上睡觉只能开着窗户，好让闷热的公寓凉爽一些。身体舒服了，耳根却不清静了。

作为非洲裔美国人，我从来不是一个考虑那些令人泄气的方面的人。我从小被教导要从积极的方面思考。

他笑话我靠下班后做有氧运动出一身汗来摆脱工作的种种不如意。

但是，贝拉克是以一个完整的人的状态进入我的生活的。从我们第一次谈话开始，他就让我看到，他并不羞于表达恐惧或脆弱，他看重的是真实。在工作中，我看到了他的谦卑，还有他愿意为了更宏大的目标而牺牲自己的需求。

来到夏威夷，我从其他一些细节进一步了解了他。他和高中好朋友持久的友谊显示了他在人际关系上的连贯性。他深爱自己意志坚强的母亲，我从中看到他对女性及其独立性的尊重。

我知道他可以接受一个有自己的热情和主张的伴侣。在两性关系中，有些东西是教不了的，甚至是爱情也无法建立或改变的。贝拉克把他的世界向我敞开，也向我展示了他以后会成为哪种生活伴侣。

在贝拉克的笃定面前，在他对自己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世界的信念面前，我不由得有些怅然若失。他的使命感似乎一直在无意中质问我。

我告诉她我内心很不安，我迫切地想要做出大的改变，但是又担心那样挣不到足够的钱。我还没有捋清思绪。我再次叹了一口气，说：“我就是觉得没有成就感。”

我可以肯定，成就感在她看来是富人的幻想。我怀疑我的父母在他们三十年的婚姻生活中是否讨论过一次这个话题。

他的固执隐藏在层层叠叠的骄傲之下，让我根本没法生气。他打定主意要做的事，你根本无法阻止。

我从他身体的姿势能看出他的疲惫，他的头偏向一边，半个身体的重量都靠在木头栏杆上。他并非处在危急关头，但是看起来很累，走不动了。很明显他在积攒力量，想要转身回到屋里。我意识到，我目睹了他被生活彻底打败的一幕。

他带着疾病生活了二十几年，眼见自己的身体在慢慢地不可避免地被消耗，却从不抱怨，这该有多么孤独啊。看到坐在后廊的父亲，我的心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疼痛。我本能地想冲出去，把他带回温暖的房间里，但是我控制住了自己，知道那样是对他自尊心的又一个打击。我深吸了一口气，转身从门边走开了。

我给父亲预约了看病，但把他送到医院的是母亲—用的是救护车。他的脚肿得厉害，疼到他最终承认自己走路像踩在针尖上。到去医院的时候，他已经完全不能站立了。那天我在上班，后来母亲跟我描述，父亲被几个健壮的急救人员抬出了房子，边走还边和他们开玩笑。

父亲的离世让我更加强烈地感觉到，我没有时间再闲坐着想人生该往何处去了。父亲去世时才五十五岁，苏珊娜去世时只有二十六岁。这告诉我一个简单的道理：生命短暂，不能浪费。如果我死了，我不希望人们关于我的记忆是我写的那堆诉讼案情摘要，或者是我为哪些公司的商标做过侵权抗辩。我确信自己能为世界做出更多贡献。

从法学院毕业让贝拉克感到解脱，他迫不及待地要摆脱抽象的学术领域，进入更有吸引力和更具现实意义的工作中。

一个知道自己有无穷无尽的机会的人底气是很足的，他从不用浪费时间和精力去想自己的机会是否会枯竭。贝拉克在所有交付给他的事情上都努力而负责，但和我认识的许多人不同，他从不以别人为标杆来衡量自己的成就、自己的进步，而我自己有时就会那么做。他有时似乎完全无视人生赛场上的激烈竞争，以及一个三十几岁的律师应该追求的所有物质上的东西，比如一辆不那么寒酸的车、郊区一栋带庭院的房子或者卢普区一套值得炫耀的公寓。我以前就曾注意到他身上的这种品质，而当时我们住在了一起，在我正考虑做出自己人生中第一次真正的改变时，我愈加珍视这种品质。

简言之，当其他人持怀疑和谨慎的态度时，贝拉克会相信你并对你有信心。他怀有一个简单而令人鼓舞的信念，那就是，只要你坚持自己的原则，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他是唯一一个告诉我大胆去做的人：消除顾虑，向着会让自己开心的方向前进。贝拉克认为你尽可大胆地跳到一个未知领域，因为你不会死，但这对我的祖父、外祖父乃至席尔兹、罗宾逊家族的每一个成员来说都算是个令人吃惊的消息。

实际上，我经常努力过度，特别是在为某个重要时刻或考试做准备时，但是这次我想蒙混过去。现在想想，这应该是我上法学院期间对学业不感兴趣的一个衍生结果。我的热情在学习中被耗干了，那些深奥难解、与现实严重脱节的课让我感到厌倦，所以我在法学院最美好的回忆就是在学校的法律援助所做志愿者的时光。在那里，我可以帮人拿到社会保障金的支票，可以跟做事出格的房东对峙。

那年秋末，我全力以赴，认真准备补考，后来轻松通过了。除了自尊心的问题，考试没通过其实对其他事情并没有任何影响。

后来我才知道，他已经提前跟我母亲和哥哥都提过亲，征求了他们的同意。当我回答“愿意”时，餐厅里的所有人似乎都开始鼓掌。

我从小被教育要自信，不要给自己设限，要相信自己有能力去追求想要的任何东西，而且一定可以得到。我确实也什么都想要。

他们的美德都有优越的背景支撑—要么没有学生贷款要偿还，要么某一天会继承家族遗产，所以不必为未来储蓄。

真的，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觉得自己在做一件有现实意义、能直接影响他人生活，同时又与我的城市和文化相联结的事情。它让我更好地了解了贝拉克做社区组织者和“投票项目”时的感觉，那就像是进行一场漫长而艰苦的战斗—正是贝拉克热爱的那种战斗，他将热爱一生的战斗—它会耗尽你的全部，同时也将给予你所需要的一切。

发现，贝拉克是那种需要“洞”的人，他喜欢待在一个封闭而拥挤的小空间，不受干扰地读书和写作。它就像是一扇门，通向他头脑的广阔天地。

我们在一起六年，他从没有一次怀疑我的直觉和能力。他经常重复同一句话：别担心，你可以做到，我们会想出办法的。

所以，我表示同意他首次竞选公职，但也以妻子的口吻给他泼了冷水。“我认为你会失意的。”我告诫他说，“如果你最后当选了，到了那儿，不管付出多大努力，最后依然什么事也干不成，那会让你发疯的。”“也许吧。”贝拉克茫然地耸耸肩说，“但也许我能做点事情。谁知道呢？”“说得也对。”我也耸耸肩，我不能干预他的乐观主义心态，“谁知道呢？”

我们的婚姻关系非常均衡，他有他的目标，我有我的目标。

在贝拉克进入议会最初的几个月里，就像我预见的那样，参政就意味着要斗争，而斗争让人疲倦，其中有僵持，有背叛，有肮脏的交易，有令人痛苦的妥协。但是我也看到，贝拉克自己的预测也是正确的。不可思议的是，他很适应立法过程中的争斗，在混乱中能够保持平静，习惯于置身局外，用他夏威夷式的轻松步态来接受失败。他向来如此，总是怀着希望，相信他的一部分愿景将来一定会实现。他已经受到了打击，但是他并不介怀。看起来他确实是这块料儿。他就像一个旧铜罐一样，被敲得叮当响，却依旧通体发亮。

但是贝拉克受到抨击的理由都是错的。我吃惊地看到我们的当政者只是将他视为对自身权力的一种威胁，通过玩弄关于种族、阶级的落后手段和反智的观点来煽动不信任情绪。那让我感到恶心。

贝拉克在他不多的空闲时间也会和一帮哥们儿打篮球。

我问他如果我们要在华盛顿和芝加哥都安家，那生活费用怎么解决，他说：“那我就再写一本书，会是一个大部头，能赚钱的那种。”

我开玩笑说，他就像是童话故事《杰克和豆茎》里的那个小男孩，把家里的所有钱都拿去换了一把魔豆，一心相信它们会带来什么收获，尽管其他人都不相信。

尽管贝拉克自己也很努力，但是他走向美国参议院的道路似乎是铺满了幸运四叶草的。

多年来，我看着他读书看报、吸收新观点，每次只要有人向他提供一点儿新经验或者新知识，他都会充满能量。

他用真诚而巧妙的言辞，将自己描述成为一个美国故事的化身，而非一个外来者。

她打电话是邀请我加入某个私人组织—一个俱乐部，听起来里面的成员主要是华盛顿一些重要人物的妻子。她们定期会举办午餐会，讨论当下的一些问题。“这是很好的结识人脉的渠道，我知道你初来乍到，认识新朋友不容易。”她说。

我一早就认识到，俱乐部通常是个充满金钱交易的地方，属于一家俱乐部并不单纯意味着是它的成员。

我想要贝拉克属于我们的家庭，但其他所有人好像都想要他属于我们的国家。

我爱上了一个有远见的男人，他乐观但不天真，在冲突面前无所畏惧，世界的复杂令他着迷。

在一个工人社区长大，父亲又身有残疾，我一早就认识到计划和谨慎的重要性。你走错一步，往往就会从安稳的生活堕入贫穷之中。它们之间的距离给人的感觉是很窄。一个月没有薪水可能就会没电可用；落下一次作业你就会落后，可能会因此失去上大学的机会。

他频繁而充满激情地谈到要弥合我们国家的分歧，希望唤起一些更高的理想，他相信这些理想是存在于大多数人心中的。但是这种分歧我见得太多了，早就降低了自己的期望值。毕竟，贝拉克是美国的一个黑人，我真的不认为他会赢。

当时我们的生活基本都被这个团队操控着。我心里很不高兴，想象着这样一个画面：女儿们和我在飞雪和寒风中努力保持微笑，贝拉克努力表现得精神抖擞而非冻得发抖。

那天早晨，我突然意识到，我们到了一个无法再回头的时刻。

和贝拉克不同，我是个怀疑论者。我心里依然有那个从小就有的焦虑。万一我们不够优秀呢？

儿童肥胖比例在全美国范围内呈上升趋势。他在工作中见过许多病例，大部分都出自工人阶层的非洲裔美国人家庭。

萨姆发出了一声叹息。“唯一的问题是，我们这位候选人在民意测验中落后三十个点，”我们两个人都笑起来，“他肯定赢不了。”

“美国，我们必须现在就行动，”贝拉克说，“我们必须现在就行动。”

入冬以来，政府的人认为我跟女儿们的曝光率很高，因此派了特工保护我们。这意味着当萨沙和玛利亚去上学或去参加夏令营时，以往只是外祖母接送她们，以后后面则会跟着特工的车。

谣言和中伤像毒气一样充斥在竞选中，他对此非常清楚，却几乎不受影响。他经历过各种竞选。他会研究政治史，并拿其中的情景自嘲。总而言之，他是那种不会轻易被怀疑或伤害这种抽象的事情影响的人。

但他的竞选团队一直告诉我，最好的做法是不回应，该做什么做什么，对所有的攻击全部接受。他们一贯的口头禅是“这不过是政治而已”，就好像我们对此毫无办法，好像我们搬到了一颗新的星球上，一座名叫“政治”的城市中，任何正常规律在这里都不适用。

“你要知道，米歇尔，你绝对是财富而不是负担，”他说，看上去很受挫，“但如果你想停下或慢慢来，我完全理解。你想做什么都可以。”

投票对我而言是一项积极的惯例，需要我认真对待，抓住每一次机会。从小父母就会带我去投票，如今每次需要我投票时，我也会带上萨沙和玛利亚，希望她们习惯这件事，并且明白它的重要性。

如果每个街区都有少数人待在家里不去投票，这将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孩子在学校里学习什么内容，我们将享受哪种医保方案，或者我们是否需要派兵打仗。

面对少数族裔候选人，选民往往会在民意测验时藏起自己的偏见，直到独自站在投票厅里才会表现出来。

我们这才发现，整条路上只有我们这一辆车。贝拉克如今是总统当选人了，特勤局清除了一切障碍，控制了整条湖滨大道，封锁了所有岔路口—之后我们会发现，这是总统特有的标准的预防机制，但对当时的我们来说这很新鲜。

严格来讲，第一夫人并不是一份职业，也不是正式的政府官员头衔。第一夫人不领取工资，也没有任何明文规定的义务需要履行，只能说她是总统身边一位比较特殊的搭档。在我接任第一夫人之前，美国历史上已经有过四十三位第一夫人了，她们都以各自的方式履行了自己的职责。

几年前，在一次专门为参议员配偶举办的午餐会上，我遇到了劳拉·布什，让我感到既吃惊又佩服的是，她前前后后与大约一百多人合影留念，竟然能够全程保持微笑，镇静沉着，毫不松懈，不需要片刻的休息。

刚刚进入惠特尼·扬高中学习的我，突然间发现自己被种种质疑声紧紧包围。从那时开始，我逐渐意识到，“自信”有时候需要从内心深处唤起。

作为第一夫人，我不允许自己随意地、毫无准备地应对任何事务。

在此后的时间里，在贝拉克的活动场所附近，一直会备有一架专用直升机，随时准备带他撤离；在贝拉克出行路线周边的屋顶上，一定会有神枪手埋伏；贝拉克身边会有一位随行的专人医生，为可能出现的医疗问题做准备；在贝拉克乘坐的总统专车上，会储存着与他血型一致的血液，以防他万一需要输血。

在残酷的竞选背后，并不缺乏善意，这种善意正是源自大家对这个国家真诚无比的热爱，这也是值得我永远感激和敬仰的。

两个孩子日常通勤都需要专门的车队接送，由特工处几名全副武装的特工全程保护，其间还专门安排特工在她们的教室外站岗执勤，陪伴她们度过每一段课间休息时间、每一次小聚会以及每一节体育课。

贝拉克最终还是没忍住，絮絮叨叨地给了孩子们几条建议—保持微笑、态度亲切友好、凡事都要听从老师的安排，告诉她们如何在新学校安安稳稳度过第一天。

当两个孩子背上她们的紫色书包要出门时，他还没忘了追加一条：“一定不能抠鼻子！”

他一直都是这样的作风：只要是涉及金钱和道德的事情，他都异常谨慎，要求自己的标准甚至比法律规定的还要高。

非洲裔美国人的圈子里，流行一句很古老的座右铭：你必须要双倍付出，才能取得别人的一半儿。

我尽力劝说母亲，我告诉她：如果她能搬到华盛顿，她将能够接触到各种各样有趣的人，她再也不需要自己洗衣做饭，而且她将住在白宫的顶层，那里的空间可要比芝加哥家里的空间大得多。但是，这些对我母亲来说都没有意义，她对所有这些诱惑都无动于衷。

早些时候，贝拉克就已经得到了一份特许代码，他可以凭此进入美国的核军火库，同时还有一份简要说明书，内容是关于具体如何使用代码的。从那时开始，不论贝拉克去哪里，他身边都会有一名军事随员，随身携带一个45英镑重的手提包，内含核军火库启动认证码以及精密通信设备。

白宫运作的一个核心目标就是将“一个人”的幸福指数、工作效率以及个人能力最大化，这个人就是美国总统。贝拉克身边所有人的职责都是：将他当作一块珍贵的宝石一样伺候着。

他身边大约有五十名工作人员，专门帮他接收、回复日常邮件；有专门的海军陆战队直升机飞行员，随时准备带他飞往任何他需要去的地方；还有一个六人小组，专门负责整理各类简报，以确保他能够随时跟进事态的发展，从而做出有根据的、正确的决策。他有一帮厨师，专门负责他的营养问题；还有一批专门的采购人员，负责保证我们的食品安全，他们会匿名去不同的商场，挑选购买我们需要的物品，但从不透露他们为谁服务。

在白宫生活成本会相对较高。虽然我们不用为住所支付租金，不用交水电费，也不用为工作人员支付工资，但是，我们要自己承担其他所有的生活开支，这笔花销可真不小，尤其是这里的一切都是高档酒店级别的，支出更是迅速增加。我们每月都会收到一个账单，上面列有我们购买的所有食物以及日用品，哪怕是一卷卫生纸。如果有客人来访，在白宫住上一晚或者跟我们一起吃顿饭，我们也要为其买单。

贝拉克还撤掉了他办公室里原来摆放的温斯顿·丘吉尔的半身像，换上了马丁·路德·金的半身像。

白金汉宫实在是太大了，以至于根本无法用言语来形容。这座宫殿一共有七百七十五间屋子，面积足足有白宫的15倍大。

在这次聚会上，我发现，即使是各个国家的首脑，也会互相聊聊有关孩子的情况，并拿英国的天气来开开玩笑。

心怀信念，努力劳动，把余下的都交给阳光、雨露和时间，假以时日，一定会有一些像样的东西破土而出。

白宫确实是一个非常漂亮、舒适的地方，但它更像是一个堡垒，只不过伪装成了一个家的样子。

有很多次，我本想出去到阳台上坐一坐，但后来重新考虑后又都放弃了，因为我意识到，虽然只是在那里喝一杯茶，算不上什么大事，却会给特工处带来很多麻烦，也会打搅到很多人的假期。

贝拉克每天都会在跑步机上跑一小时，

我和贝拉克都是令人讨厌的人，我们所到之处，任何正常秩序都会被打乱，

对于批评者来说，这并不是真正的理由，即使没有这件事，他们也总能找到其他各种各样的理由。共和党是不会停止对我们的批评的，我们将永远生活在反对派的聚光灯之下。

在贝拉克参加总统竞选的过程中，我明白了一件事：我的每一个举动、每一个面部表情都会被放大解读，甚至可能有十几种不同的解读方式。

贝拉克正式就职的时候，全美国将近三分之一的儿童体重超标或者患有肥胖症。在过去三十年里，儿童肥胖症患病率增至原来的三倍。

这一问题源于美国人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新鲜水果价格过高，到公立学校孩子们运动及体育活动项目经费的大幅削减。此外，电视、电脑以及电子游戏占用了孩子们大量的时间，在一些居民区，家长们出于安全考虑，宁愿让孩子们待在家里，也不让他们去外边运动和玩耍，就像我和克雷格小时候一样。在大城市里，很多家庭居住的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还很不完善，周边街区甚至连杂货店也没有，更不用说购买新鲜食品了。同样，大量乡村地区的居民更是没有条件购买到各类新鲜食品。与此同时，快餐店里供应的食物分量却在不断增加；含糖类谷物、微波方便食品以及超大分量食品通过儿童动画类节目进行推广，广告标语仿佛直接植入到了孩子们的大脑中，影响了他们的饮食习惯。

想要对现有的食品系统进行改变，哪怕只是其中一小部分，都会引发一系列的对抗反应。

选民们投票选出的总统是她的丈夫，而不是她本人。实际上，在美国，第一夫人是没有明确的政治地位的，而希拉里又参与太多、涉足太快，所以，她自然就碰壁了。

如果条件允许，我经常会再三强调，要感激那些救灾人员、教育者、社区志愿者以及任何愿意在灾难面前伸出援手的人。

“如果我不能让这一法案顺利通过，”贝拉克和记者们开玩笑说，“那我就只能睡沙发了。”

通常情况下，贝拉克每天的最后一项工作是阅读来自全国各地的民众写给他的信，他通常都是在午夜后去完成这项工作。自从开始他的总统任期以来，贝拉克每天都会收到大约一万五千多封来自选民的信件和电子邮件，于是，他要求他的通信员每天挑选出十封放进文件夹里，同其他材料一起送给他阅读。

如今，晚上睡觉时，我回过头看贝拉克常常会发现他闭着眼睛躺在床的另一边，嘴里却在不停地默念祈祷词。

生活告诉我：进步和变革都是一个很缓慢的过程，不是两年之内，也不是四年之内，或许更不是一生之内就能完成的事，我们努力种下变革的种子，但是我们有可能永远也看不到它结出的果实。我们需要耐心等待。

在共和党人看来，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如何才能让贝拉克遭遇失败。很明显，他们并不在乎整个国家的福祉，更不在乎这个国家的人民是不是需要就业。在他们看来，共和党自己的权力才是最重要的。

自始至终，贝拉克都表现得非常镇定，但是，我依然可以感受到他所承受的巨大压力。在选举前的最后几周里，他的脸色看起来有点苍白，甚至整个人也比先前瘦了许多，就连咀嚼尼古丁口香糖的动作，也比过去夸张了很多。

贝拉克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人，他总是选择承担更多，而非尽可能逃避。不论发生什么情况，哪怕是对他来说非常不好的情况，他都会去尽可能了解最多、最真实的信息，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给出真正有依据的对策。对他来说，这就是他的责任，也是他身为美国总统应尽的义务—他要直面问题，而非选择逃避，当我们其他人都要倒下的时候，他必须屹立不倒。

在短暂的发言中，即使面对着媒体摄像机不停地拍摄，贝拉克也忍不住数度落泪，因为他明白，对于那些受害者的家庭来说，没有什么能够真正安慰他们。

我很清楚，在我早期的人生中，我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就是因为在我孩童时期，周围人对我无私的爱以及非常高的期待，不仅在家如此，在学校也是如此。

美国从来都不是一个简单的国家，这个国家的矛盾甚至让我感到无所适从。在参加总统竞选为民主党筹募资金期间，我曾在曼哈顿的高级公寓酒店里，与富有的女性一起啜饮美酒，她们告诉我，她们对教育和儿童问题非常感兴趣。接着，她们身子稍稍倾斜，又意味深长地说，她们的华尔街老公是绝对不会投票给任何想要提高他们税负的候选人的。

2014年夏天，有一天晚上，著名电影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到白宫参加晚宴，玛利亚完全靠自己的努力找到了和史蒂文聊天的机会，还向他请教了好多问题。随后，这位大导演邀请玛利亚到他正在制作的一部电视连续剧中实习。总之，我们的两个孩子都在找寻自己未来的人生方向。

如今，许多美国人过度关注恐怖主义，而忽略了正将这个国家撕裂的种族歧视主义和部落主义。

2015年6月26日，就在我和贝拉克赴查尔斯顿参加平克尼牧师葬礼的同一天，美国最高法院做出了一个划时代的、历史性的判决，宣布全美国五十个州内同性恋婚姻合法化。

到了门口，我抓起门上那厚重的金属把手，使劲推门。然而，门一点儿也没有动。九个月前，一名持刀入侵者曾成功越过栅栏，当时就是从这扇门进入，穿过了国务层之后才被一名特工抓住。从那之后，特工处就将这扇门锁了起来。

我经常告诉大家，我是一位名叫吉姆·罗宾逊的非洲裔奴隶的玄孙女，吉姆·罗宾逊可能被葬在南卡罗来纳州一处奴隶庄园的一块无名墓地里。每当我站在讲台上，面对一批正在思考未来的孩子们演讲时，我常常会举例告诉他们：我们生活中所面临的隐形环境其实是可以克服的，至少在某些方面可以克服。

从儿时起，我就明白了一件事：面对恶霸，一定要大胆地站出来大声反对，这一点非常重要；同时，也绝不能让自己堕落到和他们同一档次。

我要为尊严呼吁，也为一个理念呼吁，那就是：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必须要坚持一个核心，这一核心世代相传，也一直是我们家庭的支撑，这个核心就是“尊严”，尊严能够帮助我们渡过难关。我希望大家能够选择坚持“尊严”这一核心，而且我知道这样的选择注定是艰难的。

最后的选举结果显示，希拉里·克林顿获得了比唐纳德·特朗普多达近三百万张普选选票；但是特朗普争取到了更多总统选举团的支持，通过在宾夕法尼亚州、威斯康星州和密歇根州获得选举人的投票，他最终以不到八万张选票的优势赢得了总统职位。

我们并没有失去一切，我们要永远谨记这一信念，而这也正是我真正的信仰。这不是理想主义，而是真真切切的现实—现实世界就是如此。我们要做的就是坚定不移，朝着进步的方向继续前行。

哪怕只是一缕微光，我们也希望它可以持续，因为只有这样，正在成长的新一代人才能够意识到他们的未来充满可能，甚至充满更多可能。不管未来发生什么，这将是我们可以掌握的属于自己的故事。

单一性只会催生更大程度上的单一性，除非你能下定决心想办法去改变这种状况。

对我来说，“成为”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到达某个位置或者达到某一特定目标；相反，我认为“成为”应该是一种前进的状态，一种进化的方式，一种不断朝着更完美的自我奋斗的途径，这条道路没有终点。

“成为”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一步一步慢慢实现。“成为”既需要耐心，也需要艰苦付出，二者同等重要。“成为”是永不放弃要继续成长的想法。

即便如此，我也不允许自己变成一个愤世嫉俗的人。每当我感到极度焦虑不安的时候，我都会深深地吸一口气，提醒自己去想想自己人生当中见到过的人们所表现出来的高尚与正直，以及许多已经被克服的困难。

对我来说，保持乐观就是一种信仰，它是专门应对恐惧的良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