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所有独裁政权都按同样的路数攫取政权。要通往“美丽新世界”，其实取径繁多。其中路程最短也最宽广的一条路，今天我们正在上面迈步——我指的就是这条由巨大的人口基数和不断加速的人口增长铺成的路。

 权力精英直接雇佣几百万劳动者，遍布于工厂、写字楼、商店；又通过借贷使更多的人购买商品从而控制他们；再通过控制大众传媒，事实上影响了每个人的思想、情感和行为。

 高等教育可保证不了高尚的品德，也保证不了较高的政治智慧。

 其实，无需身体的折磨，只要用上野蛮且无人性的一些手段，就能够产生充分的压力，足够令人的大脑彻底崩溃。

 疲惫会提高人对暗示的敏感性，这也是为什么电视节目的赞助商准备了大把大把的钞票，就是要选择晚间来播放节目的原因所在。

 佛教徒们坚称，绝大部分人始终处于半睡半醒之间，好似梦游者一般度过一生，唯有听从别人的暗示。只有悟道，才是真正的清醒。“佛陀”这个词本身的含义，就是“觉醒”。

 教育的根本，是为人类的自由。

 历史尚不是一门科学，只有通过歪曲和有意省略才能让它看起来像科学。

 乔治·奥威尔写作《一九八四》，将当时所见的斯大林主义和刚刚过去的纳粹主义合并为一，放大之，于是推测出未来社会。
 未来社会走势，或更靠近《美丽新世界》里的世界，而非《一九八四》的世界。
 根据我们最近对动物行为尤其是人类行为的研究，可以清楚知道，从长远来看，通过惩罚举止不当者来实现对人的控制效果并不佳，而对举止得当者略施小惠反倒能加强对人的控制。
 不是所有独裁政权都按同样的路数攫取政权。要通往“美丽新世界”，其实取径繁多。其中路程最短也最宽广的一条路，今天我们正在上面迈步——我指的就是这条由巨大的人口基数和不断加速的人口增长铺成的路。
 权力的本质在于，即使不曾刻意追逐，甚至是被迫拥有，掌权者也会自然而然去追逐更多的权力。权力即是贪婪。“主啊，不教我们遇见诱惑”，我们如是祷告，这祷告是很有道理的。只因所受的诱惑太迷人或时间太久，人通常都会向诱惑屈膝下跪。
 当太多的权力集中到少数人手中时，就会产生极其危险的诱惑，执政者会否笑纳这些诱惑？只有民主宪法才能阻止执政者被诱惑腐蚀。像在英国或美国，宪法运转良好，尊重宪法程序已变为传统。但在共和传统薄弱或有限君权传统薄弱的国家，即使最好的宪法，也不能阻止野心家笑逐颜开地屈服于权力的诱惑。而在任何一个激增的人口与有限的资源矛盾重重的国家，权力的诱惑忍不住要蠢蠢欲动。
 受不利条件所逼，巨大的权力将会集中到中央政府，并将以极权、独裁的面貌出现。
 自由是不可能在一个始终处于战时体制或准战时体制的国家里存活的，因为危机始终存在，中央政府的权力机构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始终保持对整个国家的人与事的控制。
 在独裁体制下，一个个财团通过推动科技进步和打压小本经营者来日益壮大，其背后的控制者其实就是国家，也就是说，是一小撮党派领袖、他们的跟班、政客以及文职官员在发号施令。
 权力精英直接雇佣几百万劳动者，遍布于工厂、写字楼、商店；又通过借贷使更多的人购买商品从而控制他们；再通过控制大众传媒，事实上影响了每个人的思想、情感和行为。
 现代科技导致政治、经济力量的集中，也导致社会被大财团和大政府所控制。在极权国家中这种控制是无情的，而在民主国家中这种控制尚算得彬彬有礼，人们倒是不知不觉。
 科学其实就可以定义为不断减少多样性，以达致单一性。它试图忽略任何单一事件的独特性，而聚焦于这些单个事件的共性，乃至提炼出所谓的“定律”，既可自圆其说，亦能有效解释无穷无尽、千差万别的自然现象。
 在未来更高效的独裁政权中，也许会比希特勒和斯大林时代少许多的暴力。未来的独裁者治下的臣民，则将毫无痛苦地被一批高度专业化的社会工程师所管理。
 高等教育可保证不了高尚的品德，也保证不了较高的政治智慧。
 自由之花盛开于社会繁荣的土壤之中。社会衰退，自由亦消减。只因当社会衰退时，政府才会觉得有必要频繁而彻底地插手民众的事务。
 仅凭冲动发出命令式的宣传，不顾切身利益，其提交的证据必定是弄虚作假、断章取义、漏洞百出的，因此其避免做逻辑的论断，而是靠不停重复某些套话，或通过谴责本国内外的替罪羊，或狡猾地将最低级的冲动披上最高尚的理想外衣来加以掩饰。如此一来，他们便可借着上帝的名义蹂躏世人，而明明最是尖酸刻薄的权力政治却戴上了一副宗教教义或爱国责任之类的面具。
 杰斐逊有言在先：“假使一个国家期望民众既自由却又无知无识，这岂非南辕北辙？……无知无识的民众，是不可能安享一生的。只有当出版界自由的时候，当每个人都能阅读的时候，一切才能有安全的保障。”
 一言以蔽之，大众传媒非好非坏，它仅仅是一股势力，就像别的势力一样，既能发挥积极影响，也能制造消极后果。从好的方面来说，新闻界、广播界、电影界对民主的继续存在是不可或缺的；从坏的方面来说，在独裁者的武器库中，它们又是最生猛的一种。
 近至五十年前，每一个民主国家都炫耀其数量众多的小杂志和地方报纸，地方上成千上万个编辑发表着成千上万种独立的见解，在任一地方，任一个人可以获得任何印刷的东西。但是到了今日，法律上报刊是自由出版的，但是小型的报纸已然销声匿迹。纸浆、印刷机器和新闻稿的成本如此昂贵，小人物们是负担不起的。
 前辈们未能周全考虑到人对消遣的爱好乃是无穷无尽的。
 在《美丽新世界》中，这些永不停歇的消遣之物是极度诱人的，包括了感官电影、“咬兮炮兮”吟诵会、“离心球”等，它们作为政策的工具被普遍使用，以避免民众过多关注社会、政治的现实境况。
 只有那些高度警惕之人，才能确保他们的自由；也只有那些持续而明智地选择生活在当下的人，才有望通过民主程序有效地管理自己。在一个社会里，如果大部分民众耗费了大量时间，却并没有生活于当下，生活于此时此刻，生活于规划妥当的未来；而是生活于他处，流连于运动、肥皂剧、神学、玄妙的幻想组成的不疼不痒的世界，那么他们很难抵抗那些试图操纵和控制社会的人对他们的侵犯。
 希特勒本人就说过：“成为一个领袖，意味着能够动员民众。”
 融入群众之中，人们就会失去理智的力量，也会失去道德抉择的能力，他们习惯于被人教唆，终至失去判断力和自主意志。
 哲学教会我们，对那些看起来不证自明的事物要持怀疑的态度。与之相反，宣传则要求我们接受这些不证自明的事物——本来我们理应对其表示怀疑。
 民主能否继续存在，取决于广大民众是否有能力根据准确的信息做出现实的抉择。独裁政治却相反，它通过审查或扭曲事实而维持自身存在，它会吁求激情、偏见，或希特勒所说的“隐藏的力量”（隐藏在每个人心底深处的无意识中），而不是理性、合理的利益诉求。
 找到大众的欲望、广泛的无意识恐惧和焦虑，寻求叙述的模式，将此渴望与恐惧投射在要销售的商品身上，然后以语言或符号的象征构建起一座桥梁，消费者穿过这座桥梁，便能将事实转化为补偿性的迷梦，做了这梦，消费者便生幻觉，以为一旦购买了此商品，便能梦想成真。
 对商业宣传家和他在政治、宗教领域里的同行们来说，音乐还有另一个优势。一个正常理性的人，要写、要说或听他人说些胡言乱语的东西，未免自觉惭愧；但这些胡言乱语倘若谱成歌曲，让一个理性的人去唱、去听，他将满怀愉悦，甚至获得知识的自信。
 民主制度下，只有当所有人皆尽其可能努力传播知识、鼓舞理性的时候，这一制度才能运转流畅。可是今天在世界上大多数势力强大的民主国家里，政客们和他们的宣传喉舌宁愿使民主程序变成废话一箩筐，他们吁求的几乎只是选民的无知和非理性。
 现代战争中能无限抗压的仅有少数人，而这些人，无一例外都是精神病。疯狂的个体对集体疯狂的后果乃是免疫的。
 其实，无需身体的折磨，只要用上野蛮且无人性的一些手段，就能够产生充分的压力，足够令人的大脑彻底崩溃。
 “身处白天，”希特勒写道，“人们的意志力强度极高，若有人试图将某个人的意志和思想强加给他们，他们必极力反抗；但是在夜晚，面对一个更强大意志的主宰力，他们会更容易匍匐在地。”
 疲惫会提高人对暗示的敏感性，这也是为什么电视节目的赞助商准备了大把大把的钞票，就是要选择晚间来播放节目的原因所在。
 系统性地令个体享受药物，原为的是国家之利益——当然顺便也让个体取乐取乐，这是世界元首们政策中的核心纲要。每日供应定量的索玛，可遏制个人不适、社会骚乱，防止颠覆性观念的扩散。
 今日世界，烟酒随处可买，它们作为兴奋剂、镇静剂的效果远没有那么好，但是人们却愿意为之大把花钱，比他们准备用在子女教育上的投入要多得多。
 “潜意识投射”直接针对大众娱乐业的受众，其目的就是为了操纵他们的思想，却不让他们知道自己被操纵了。
 美军在二战期间（甚至在一战期间就曾做过实验）向士兵培训摩尔斯电码和外语，除了白天的学习之外，还以睡眠教学来补充，很显然，这一做法收到了奇效。
 佛教徒们坚称，绝大部分人始终处于半睡半醒之间，好似梦游者一般度过一生，唯有听从别人的暗示。只有悟道，才是真正的清醒。“佛陀”这个词本身的含义，就是“觉醒”。
 教育的根本，是为人类的自由。
 历史尚不是一门科学，只有通过歪曲和有意省略才能让它看起来像科学。
 民众需经足够的教育，能分析宣传材料，以避免对纯粹的胡说八道都毫无批判地信赖；但又不可太过，以至于对传统的宣扬者善意的宣传（虽然不总是全然理性）也完全拒之门外。
 “思想操纵法”的受害者不知道他是一个受害者，他其实身处一个无形的监狱，却自以为身处自由之中。只有别人才能看出来他是不自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