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史是一部基于假象和谎言的连续剧。”——乔治·索罗斯

与其说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不如说它是情绪的温度计。

在投资者没有市场经济意识基础的环境下，在政府主导的成立过程中，中国股票市场从一开始就充满着投机以及干预的味道。

他们参与的这场投资游戏，是在情绪的第三维和梦想的第四维上展开的。——巴尔尼·温克曼，《华尔街十年》

2015年3月20日，在每周例行的证监会发布会上，发言人在被问到最近股市连续上涨时这么回答：“近期股市上涨，是市场对经济增长‘托底’、金融风险可控的认同，也是全面深化改革、市场流动性充裕、资金利率下行、中小企业上市公司盈利情况改善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反映，有其必然性与合理性。”

4个月前，2014年12月5日的发布会上，面对同一个问题，官方的回答是：“作为新闻发言人，我不便对股市的涨跌发表评论。”

4月8号，公募基金经理李若杨做一季度述职，汇报业绩。他对公司总经理、投资总监说，未来可能还是会相对保守一些，因为已经买不到自己想要买的股票。

公司管理层的回复是，投资经理要敢于担当，行情来了，不睡觉也要抓住机会，对投资经理的考核重点是要把规模做上来。

四月初的一天，他收盘后在楼下打车。出租车司机在北京朝阳北路上走着走着，忽然向他推荐股票巨力索具（002342）。

《人民日报》、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的采编、经营都是分离的，只有《人民日报》上的文章被严格审定，可以说代表着官方的立场。

区别投资和投机的模糊界限，在大部分市场参与者获得成功的时候变得模糊了。没有什么比毫不费力地赚钱更理性。在这个令人陶醉的时期之后，明智的人开始变得像在舞台上的灰姑娘。他们知道，在宴会上逗留时间过长——继续投机于拥有巨大价值而不是在将来产生巨大价格的公司——最终会带来南瓜和老鼠。但是，他们不愿意错过这一盛会的任何一分钟。因此，这些眩晕的参与者都在计划着在午夜前几秒离开。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在他们跳舞的房间里面的钟没有指针。-巴菲特

芒格的那句话：“互联网对社会是美好的，但是对于资本家来说纯属祸害，有很多都是提升效率而降低利润的。互联网会让每个企业少赚钱，而不是多赚钱。”

你可以用你想象的任何语言来形容人类，但唯独不能说他们理性。-陀思妥耶夫斯基

《羊城晚报》做了一项调研，市场上80%以上的卖方分析师认为牛市并未结束，而90%以上的私募认为市场可以突破6124点。

6月12号，媒体报道，肖钢主席在中央党校谈话，他认为“改革牛”的理论是成立的，市场上资金很宽裕。

《上海证券报》写道：“没有人愿意看到国家所需要的、投资人所热望的这轮改革牛市伴随杠杆泡沫的破裂戛然而止。”

《中国证券报》则更为直接：“从资本市场角度来看，市场走牛的逻辑未发生改变。”

“通往地狱的路都是为想去天堂的人铺设的。”

中财办（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刘鹤，刘鹤认为中国经济没问题，“放心吧，股市也没问题”。

在文化背景趋于含蓄的国家，投资者倾向于服从大众，因此会多采用羊群效应的投资策略；而在文化背景趋于激进的国家，投资者倾向于个人表演，因此会多采取动量投资策略。

“你知道吗，你做的并不是分析的工作，而是娱乐业。”

公募基金的排名考核机制，决定了跟随大潮是最佳策略。

即使你提前嗅到了危险，但是看到身边高仓位高杠杆的基金经理净值不断创新高，内心里是无法忍受哪怕只是短暂的排名下滑，因此很难做到遗世独立。

群体是无意识和低智的。而这种低智，不分年龄、学历和专业，不分散户或者是机构。

看空在卖方研究员行业是一个大忌，因为，看空一只股票，那只股票所代表的上市公司会反感你，因为你影响了他们股价上涨，继而影响潜在的增发价格；持有这只股票的机构投资者会憎恨你，因为影响了股价继而影响净值和排名；而没有持有这只股票的人也不会感谢你。

一部史记的竹简可以堆满一辆车。“学富五车”其实并不值得炫耀，不过是五本史记的阅读量而已。

一个谣言如果反复传播，不断自我叠加和自我强化，最后就可能上升到谣言的最高形式，演变成一场大众幻想。

2005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中便出现“抑制高房价”字样，月底，国务院办公厅便出台“国八条”抑制高房价措施。接下来9年，“国六条”“24号文件”、国土部“39号令”、“国十条”“国十一条”“新国五条”不断出台。

有研究测算，从2014年10月份开始到2015年6月，轰轰烈烈杀入中国股市的各路资金大约有5万亿到6万亿。而其中，大约有3万亿到4万亿，是配资金额。

自1991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始交易以来的26年中，一季度指数上涨的概率高达2/3。

与其说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不如说它是情绪的温度计。

在投资者没有市场经济意识基础的环境下，在政府主导的成立过程中，中国股票市场从一开始就充满着投机以及干预的味道。

2001年，吴敬琏先生在接受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节目采访时，也道出真言：“中国的股市很像赌场。”

他们的判断仍是基于事实和数据这两个基本维度，可他们参与的这场投资游戏，却是在情绪的第三维和梦想的第四维上展开的。——巴尔尼·温克曼，《华尔街十年》

“世界经济史是一部基于假象和谎言的连续剧。”——乔治·索罗斯

2015年一季度，中国GDP增速降至7%，创六年以来新低，而中国工业企业利润在2月份同比下滑了4.2%，财新中国PMI（采购经理人指数）也在3月份降至荣枯线以下。

2015年3月，“互联网+”被正式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2015年3月20日，在每周例行的证监会发布会上，发言人在被问到最近股市连续上涨时这么回答：“近期股市上涨，是市场对经济增长‘托底’、金融风险可控的认同，也是全面深化改革、市场流动性充裕、资金利率下行、中小企业上市公司盈利情况改善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反映，有其必然性与合理性。”

4个月前，2014年12月5日的发布会上，面对同一个问题，官方的回答是：“作为新闻发言人，我不便对股市的涨跌发表评论。”

《海通证券策略周报》的标题叫“大数据告诉你牛市在途”。

在中国，成功学永远是最卖座的书籍。

2014年4月17日，新浪微博登录纳斯达克，一个月后，聚美优品在纽交所上市，4天后，同为电子商务领域龙头的京东商城在纳斯达克上市。

既然人们只乐于听那些自己愿意听到的故事，那么一些洞察人性的高手，就会为大众提供这样的故事。

2015年1月，孟凯宣布辞职，在一系列收购、转型失败后，他对《新闻晨报》记者回复说：“在各种压力下我的精神濒临崩溃，无力回天，只能拜托万钧了。”

4月7号，上证指数开盘3899点，收盘上涨2.52%。当天，华泰证券发布报告，题为《资金牛市延续》。

“那时，大家想到的就是抢筹，在市场上扫货。因为觉得放开投资者门槛之后，肯定会有人来接盘。”赵茜说

“肯定会有人来接盘”是可以横扫一切风险顾虑的信念，是无敌的买入理由。

4月8号，公募基金经理李若杨做一季度述职，汇报业绩。他对公司总经理、投资总监说，未来可能还是会相对保守一些，因为已经买不到自己想要买的股票。

公司管理层的回复是，投资经理要敢于担当，行情来了，不睡觉也要抓住机会，对投资经理的考核重点是要把规模做上来。

四月初的一天，他收盘后在楼下打车。出租车司机在北京朝阳北路上走着走着，忽然向他推荐股票巨力索具（002342）。

4月，有25支股票型基金和66支混合型基金成立，规模达到2547亿。一年前，新发5亿都很难被认购完，而此时首募50亿已是家常便饭。

借着3月份两会政策的暖风，新成立的基金，也多以互联网、转型冠名。比如博时基金的互联网主题灵活配置基金、融通的互联网传媒灵活配置基金、大成互联网思维混合基金，等等。

当情绪沸腾到一定程度，理性就会显得多余。

券商研究员报告，大概是最不需要文字风格或者语言趣味的文体之一。但在理性已退场的情况下，分析师之间的竞争主要就转到了吸引眼球的能力上，而这本该是属于段子手的赛场。

4月16日，A股融资业务余额已达到1.7万亿规模，而融券业务只有不到200亿，市场上满是做多的人，做空者则寥寥无几。截至这天收盘，整个A股市场中市盈率超过100倍的股票比重已达44.89%，超过2007年沪指6124点时42%的比重；市盈率超过50倍的股票已经达到70%。

《人民日报》、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的采编、经营都是分离的，只有《人民日报》上的文章被严格审定，可以说代表着官方的立场。

人民网虽然是人民日报社下属机构，但它在运作上和其他网络传媒并没有太大的不同。

4月21号文章发出的那天，A股创业板静态市盈率突破100倍，上证指数上涨1.82%，第二天又大涨2.44%。

浙江一个叫丁原（化名）的小区保安在5月份开户，一开户便开始去民间配资公司，以月息2%的利息放了1:3的杠杆，加上自有资金30万，共90万本金进了股票市场，他从来没有炒过股，当时甚至不知道PE（市盈率）、PB（平均市净率）为何物。

讽刺的是，大家都是一边津津乐道地谈着长期价值投资，一边却在拿着手机短线买卖着国内的A股。

证券公司也常用一个俗语来形容自己的特点——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

2009年之后，中国证券全行业净利润增速持续下滑，2010年、2011年、2012年连续三年负增长，而到2014年之后，盈利才有明显回升。

股市低迷时，企业正常的融资也会被指责为“圈钱”，但在牛市中，任何增发似乎都成了利好。

“在他们跳舞的房间里面的钟没有指针。”

巴菲特曾经对协助他整理传记的劳伦斯·坎宁安（Lawrence Cunningham）教授说过这么一段话：“区别投资和投机的模糊界限，在大部分市场参与者获得成功的时候变得模糊了。没有什么比毫不费力地赚钱更理性。在这个令人陶醉的时期之后，明智的人开始变得像在舞台上的灰姑娘。他们知道，在宴会上逗留时间过长——继续投机于拥有巨大价值而不是在将来产生巨大价格的公司——最终会带来南瓜和老鼠。但是，他们不愿意错过这一盛会的任何一分钟。因此，这些眩晕的参与者都在计划着在午夜前几秒离开。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在他们跳舞的房间里面的钟没有指针。”

芒格的那句话：“互联网对社会是美好的，但是对于资本家来说纯属祸害，有很多都是提升效率而降低利润的。互联网会让每个企业少赚钱，而不是多赚钱。”

王国斌引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段话：“你可以用你想象的任何语言来形容人类，但唯独不能说他们理性。”

“在癫狂的时候，理性的声音会被选择性过滤。”

4月后，每周都有两百多万新开户的人群，而其中，出现了许多“80后”“90后”的身影。

6月8号，一篇文章出现在社交网络媒体中，很快获得了十万以上的点击率。文章标题写道：“10000点的中国股市也不是泡沫。”

雨季来临之时，遍地的鲜花足以把鲜血掩盖。

许多人回忆起2015年A股股市崩盘的前一刻，会想不起来，6月12号前后有何特别之处。券商照旧发着看好的报告，海外的中概股依旧一家家争先恐后宣布私有化、回归A股，上市公司依旧在收购着各类和“互联网+”相关的公司，股吧里照旧一片欣欣向荣。

《羊城晚报》做了一项调研，市场上80%以上的卖方分析师认为牛市并未结束，而90%以上的私募认为市场可以突破6124点。

海通证券号召大家“走自己的牛路，让别人熊说去吧”。

6月12号，媒体报道，肖钢主席在中央党校谈话，他认为“改革牛”的理论是成立的，市场上资金很宽裕。

《上海证券报》写道：“没有人愿意看到国家所需要的、投资人所热望的这轮改革牛市伴随杠杆泡沫的破裂戛然而止。”

《中国证券报》则更为直接：“从资本市场角度来看，市场走牛的逻辑未发生改变。”

价格下跌，会触发配资盘的平仓线，导致强行平仓。而股票的强行平仓又会导致股价进一步下跌，并触发新一轮的平仓。

他似乎意识到，无论是利弗莫尔也好，他刚去见过的巴菲特也好，本质上，他谁也没有学，他只是中国千千万万个怀着朴素幻想投入到一场击鼓传花游戏的普通人之一而已。

6月27日晚，央行发布公告向金融机构定向降准并降息。

分析师纷纷抛出了股市已经稳定的判断，并在研究报告中列举出佐证这一观点的例子。

6月30日上证指数似乎也演出了一场绝地反击的大戏。上午开盘后，股市继续大跌，午间收盘后的最后一分钟，中国基金业协会联合13位私募基金经理发出倡议书，认为现在A股已经具备了抄底的价值。

7月1日凌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开始发布评论员文章。其中《证券日报》的文章，已经把股市维稳上升为一场战役：“中国股市今天遇到的狙击，是我们前进路上的必要一课，我们要勇敢面对，齐心协力打赢这场‘中国价值保卫战’。”

7月2号，李克强总理在法国图卢兹发表了一个讲话，而其中一句话被媒体摘抄出来作为针对目前崩溃股市的声音：“培育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资本市场。”其实这句话在历次政府工作报告中均是相同表述。

当天，光大证券、中信证券与华夏保险等企业纷纷站出来表示要增持，为国护盘。

晚间，证监会宣布要严厉查处恶意做空者。

社会科学的有趣抑或无奈之处，就在于你永远无法实验，也永远无法再重演一次。

7月8日傍晚，一位在券商融资融券部门工作的员工写下了这么一段话：“下班后，我用针孔打印机打印被平仓的客户名单，一张又一张，一张又一张，打着打着我就哭了起来，觉得这不只是一份份平仓的名单，更像是一份份阵亡的名单。好端端一个个鲜活的中产家庭，从此开始为基本衣食生机而奔波。他们有没有未来不知道，但真的是没有了明天。”

“通往地狱的路都是为想去天堂的人铺设的。”

中财办（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刘鹤，刘鹤认为中国经济没问题，“放心吧，股市也没问题”。

第二天，散户们凄厉的惨叫在刹那间又变成兴奋的呐喊，跑步入市、加杠杆的声音再度卷土重来。

配资公司前期被清盘的客户又回来了，而且要求更加猛烈的杠杆倍数，他们都渴望着把前期输光的筹码再赢回来。

7月8日，各路投资者，无论是散户还是基金经理都在讨论如何清盘的问题，而7月9日和7月10日，大家眼中却只有血红的一个字：买。

几天反弹后，券商们又开始争先恐后地发布看多报告，认为洪水已经过去，现在已经进入灾后重建。

7月12日，证监会发布《关于清理整顿违法从事证券业务活动的意见》，场外配资清理正式开始。

对于断崖式下跌的原因，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解读为境外势力的恶意攻击。

央视的首席评论员钮文新撰文：“本人坚信此次股市大跌背后一定有境外势力作祟。”

中航工业董事长在接受《中国航空报》采访时也明确认为：“是一场有预谋、有准备的恶意做空，是来势汹汹的针对中国发起的一场经济战争。”

张扬在经历险些清盘之后，依然心有余悸：那个要求他再强力加杠杆的客户，20亿只剩下了几千万。

有一种绝望，还能在黑暗到窒息后窥见曙光。而另一种绝望，却只有死亡才能解脱。

2015年8月25日，中信证券、《财经》杂志社以及中国证监会有关人员被公安机关要求协助调查。2015年9月16日，中纪委网站宣布中国证监会主席助理张育军接受组织调查。不到两个月后，主管发审工作的姚刚接受组织调查。

11月1日，私募之王徐翔穿着阿玛尼“白大褂”被抓的图片传遍了社交网络，半年后，新华社发布了这位中国私募市场的神话人物因涉嫌内部交易罪被正式批捕的消息。

国信证券总裁陈鸿桥在位于阳明山庄的家中以电线自缢身亡。

“人类的金融史几乎就是一部泡沫史。尽管历次的泡沫成因有所不同，但毫无例外地都获得了狂热群众的推动。”——《美国金融泡沫史》

询问第一次入市的新股民时，这样一句回答可能更接近于真实：“因为我看到身边的人确实赚钱了。”

没有什么会比你的邻居突然一夜暴富更让你困惑的。

在文化背景趋于含蓄的国家，投资者倾向于服从大众，因此会多采用羊群效应的投资策略；而在文化背景趋于激进的国家，投资者倾向于个人表演，因此会多采取动量投资策略。

在中国，虽然自然人投资者持股市值占比在22%左右，但这22%左右市值占据了82%的交易量。

散户们极少会关注上市公司的基本面，他们几乎从来不看公司财务报表，高级一些的散户会看K线图，而低级的散户只懂得跟随消息，追随身边他认为炒股好的人，抑或跟随互联网或者电视上的股评家，或者干脆任由自己的贪婪和恐惧来做出决定。

在面对“为什么明知许多人亏，那些散户还是不走的”的问题时，一个温州民间配资公司创始人给出的回答是：“可是确实有人赚了啊！”

炒股相对于其他的赌博游戏，更“上档次”，完全合法，在道德上也无可指摘。

中国人是缺乏精神寄托和娱乐的。年轻时寄托于组织和国家，到老时寄托于儿女。

“你知道吗，你做的并不是分析的工作，而是娱乐业。”

在股市泡沫升腾的过程中，作为个体如果想脱离潮流的裹挟，需要非常大的勇气和力量，独立思考说起来容易，做到却极其困难。

2015年7月份跳楼自杀的基金经理刘强，是巴菲特的崇拜者，以他的专业背景和知识，也不可能不知道创业板有巨大的泡沫，中国股票市场已进入癫狂状态。

公募基金的排名考核机制，决定了跟随大潮是最佳策略。

在快速上涨的过程中，为了让自己排名不落后，最好的方式就是满仓。

即使你提前嗅到了危险，但是看到身边高仓位高杠杆的基金经理净值不断创新高，内心里是无法忍受哪怕只是短暂的排名下滑，因此很难做到遗世独立。

群体是无意识和低智的。而这种低智，不分年龄、学历和专业，不分散户或者是机构。

基金被赎回的巨大压力，逼迫着基金经理不断去追热点、炒概念。

中国股市中“专业观点”最重要的提供者——卖方分析师，同样在巨大的压力面前，不得不向现实妥协，直到迷失了自我。

在美国，只有极少数分析师永远正确，因此分析师工作中比较重要的一项，就是让接触你的人留下深刻印象。

在2011年7月，《理财周报》用两周时间动用了几十名记者的力量去翻看了2010年8月到12月的7773份卖方分析师研究报告，来查看分析师推荐的准确性。结果在2289个核心报告样本中，有重大误判的报告866份，重大误判分析师335人。

看空在卖方研究员行业是一个大忌，因为，看空一只股票，那只股票所代表的上市公司会反感你，因为你影响了他们股价上涨，继而影响潜在的增发价格；持有这只股票的机构投资者会憎恨你，因为影响了股价继而影响净值和排名；而没有持有这只股票的人也不会感谢你。

分析师们和普通散户一样，也有动力去吹起一场牛市。只有牛市才能让他们获益。牛市意味着获得更多关注，意味着丰厚的年终奖，意味着永远只能看多的“研究报告”获得更高的“正确率”。

在泡沫蒸腾的时刻，五彩缤纷的色彩会让身在其中的人处于无意识的亢奋状态。这种状态，就仿佛吸食鸦片一样，是否飘飘欲仙不取决于你是否受过高等教育，是否学富五车。

在中国，官方媒体影响人们行为的例子极为普遍。

大跃进时代，《人民日报》会整版刊登赶英超美的漫画，号召大家大炼钢铁、灭四害。

人民网，在上市后，就彻头彻尾公司化，是一家以盈利为目标的企业，并不是真正意义的官方媒体。

大多数人分不清《人民日报》和人民网，分不清新华社和新华网。但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人们在潜意识里不希望分清楚。就像谚语中所说的那样，“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

根据经济学上简单的供求关系原理，限制开发商拿地、融资，只会减少供给，进而再一次提升房价。

“自从钟表被发明以来，人类生活中便没有了永恒。”——芒福德

2014年到2015年中国股市泡沫的快速发生和破裂，背后的原因，除了众所周知的加杠杆之外，恐怕还有因移动浪潮带来的信息流加速。

一部史记的竹简可以堆满一辆车。“学富五车”其实并不值得炫耀，不过是五本史记的阅读量而已。

微信用户中，15至29岁的年轻人占60%，而55.2%的用户每天打开微信超过10次，25%的用户每天打开超过30次，不少人甚至一小时不看微信就焦虑不安。

据中山大学《谣言分析报告》称，在移动互联网中，谣言的主题65%都围绕人身安全、食品安全和疾病养生等内容。

“50后”和“60后”是互联网中最容易相信谣言的人群，

一个谣言如果反复传播，不断自我叠加和自我强化，最后就可能上升到谣言的最高形式，演变成一场大众幻想。

在点击率致胜的考核机制下，如何引导人们转发、点击，在大多数情况下决定了新媒体的内容。

为了获得“100000+”的点击率，部分自媒体平台需要的不是受过训练的编辑，而是煽动性的标题和口语化的语言。口语化、口号式的内容更容易传播，这是一个显见的简单事实。

电视上每个镜头平均时间是3.5秒，眼睛根本没有时间休息，屏幕一直有新的东西可看。而且不需要我们动一点脑筋，连广告都是精心制作的。

由于人们的耐心转瞬即逝，电视上的新闻常常不会超过45秒。你很难去深入了解一件事情，因为45秒之后，播音员便会拉着你转向下一条新闻。

《美丽新世界》中，描绘了这么一个工业化时代的美丽世界：“在那里，人们渐渐爱上压迫，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没有人再愿意读书，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最终，人们由于享乐失去自由，我们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

“历史不会简单重复自身，但总是压着相同的韵脚。”

当你发现楼下的清洁工阿姨，穿着校服带着牙箍的中学生都在讨论股票的时候，大概率下，泡沫破灭也就不远了。

2015年的中国，是一个基尼系数为0.462的国家。这意味着中国是世界财富最集中的经济体之一：拥有近1.7万左右资产在20亿元以上的超高净值人群，10万左右的资产过亿人群，但是统计局公布的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不到22000元。

中国人喜好藏富，部分收入介于灰色地带。因此，中国实际富豪的数量，也许远远超过胡润富豪榜及福布斯调研的结果。

辽宁孙家湾煤矿大量瓦斯异常涌出，局部停风导致瓦斯爆炸，死亡214人；黑龙江七台河煤矿煤尘爆炸，死亡171人；广东兴宁大兴煤矿因为超强度开采放水煤柱，大量涌入积水导致123人死亡。

山西经济天然的“黑色”，造富了一批人，但各类安全事故也让每任山西省长如坐针毡。

2011年10月，地产销售面积增速由正转负，这一方面是由于从2009年开始持续一年半的房地产调控，另一方面，积压了几十年的人口红利拐点也逐步来临。

“这个泡沫从2000年就开始了。”——电影《大空头》

每平米房价最早突破7000元的城市，不是上海也不是北京，而是民营经济蓬勃的温州。

1998年到2001年之间，温州民间资本大量进入当地房地产市场，让这个人口不过100万人的城市房地产开发规模一度超过江西一个省份。

用简单的买卖、贷款、抵押、再贷款，就可以坐享中国城镇化的果实，获得数倍利润，这无疑比过去依靠售卖低附加值的廉价工业品要容易得多。

习惯了只依靠炒作、买卖就可获得巨大的收益，自然很难再回到实业领域。

2010年，当温州财富中心的奢侈品品牌古驰（GUCCI）专卖店开业时，门外客户如过江之鲫，排着长长的队伍，店家只好限制每天的人流数。

2011年后，中国传统制造业已开始全面遇冷，许多资金被迫退出。

一件标的，是否值得投机，最好符合几个要素：第一，是价格难以估算；第二，是具备稀缺性，至少短期内供给难以提升；第三，如果这件物品还带有炫富的功能或者猎奇的价值，那对于投机者来说，就堪称完美。

2004年后，关于中国房地产市场泡沫言论不断出现。其实，当时上海、北京的房价，大概只有十年后的十分之一。

2005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中便出现“抑制高房价”字样，月底，国务院办公厅便出台“国八条”抑制高房价措施。接下来9年，“国六条”“24号文件”、国土部“39号令”、“国十条”“国十一条”“新国五条”不断出台。

洛杉矶湾区带游泳池花园的别墅，还抵不过北京西城区一套50平方米学区房的价格。

在实际通货膨胀很高的年代，房价不涨就意味着下跌。

在楼市间歇性趋冷的背景下，漫溢的沧浪之水开始四处流窜。

工业企业利润率在2010年最高时也不过8%，之后持续下降，在2014年仅有6.1%。

2008年1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调低商品房购买利率、首付款及税收比例。

2014年中，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逐年下滑，房地产市场变得冷清，债券市场开始违约，民间借贷已经崩盘，无路可投的资金四处张望。

有研究测算，从2014年10月份开始到2015年6月，轰轰烈烈杀入中国股市的各路资金大约有5万亿到6万亿。而其中，大约有3万亿到4万亿，是配资金额。

从2015年年底到2016年年初，房价上涨的势头开始从一线城市向二三线城市蔓延。莫非，百川泛滥之后，最终总要回到房地产的浩瀚海洋。

2014年，40多个城市全面放开限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