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货币这一“具有系统性重要性”的政策领域，中国政府考量的并非短期经济效果，而是长期的和非经济的政策目标。追本溯源，其逻辑起点是如何巩固和提升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执政地位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相对于具体的、直接的经济和商业利益，中国领导人更多的是从中国政治和战略格局去理解政策得失。

在货币国际化的讨论中，地缘政治几乎无人提及。地缘政治如同八百磅重的大猩猩那样显而易见，但所有人却都选择了视而不见。——本杰明·科恩

要想让全球储备管理机构信任人民币，那么中国就必须像今天的美国那样，创建一个在市场深度、流动性和信用风险方面都吸引人的国债市场。而要创建这样的市场，中国必须开放其金融市场并放开资本管制。

IISS指出，“辽宁号”上的战斗编队只适应低强度的战斗。

亚洲国家普遍喜欢投资多于消费，对于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企业百般支持。这就要求中央银行通过购买美元干预外汇市场来有意压低本国的汇率。

在对204次经济制裁进行调查后，大概只有34%的制裁取得了预想的成效。

巨量美元从外部涌入中国，中国人民银行为了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不得不照单全收，而用以支付的则是增发的人民币，其后果是国内基础货币的持续扩张。

在过去的五年中，约2/3的全球增长来自发展中国家，而在20世纪90年代，发展中国家对全球增长的贡献比例还不到1/4。

现有的中国领导人似乎并未准备好承担起储备货币发行国所附带的责任；现在中国领导人还是专注于国内事务，因他们深知，整套体系的兴亡系于国内社会和政治的稳定。

紧缩政策：旨在降低总需求和消除通货膨胀的宏观经济政策。消除通货膨胀的政策也常被称为去通货膨胀政策。

扩张货币政策：增加经济中货币投放的宏观政策，旨在提高经济增长率，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为了推高通货膨胀和减少通货紧缩。也可被称为宽松货币政策。

量化宽松：中央银行所采取的购买政府债券或其他有价证券来增加货币供应和降低利率的非传统货币政策。

掉期安排：不同的衍生品合约组合，其中不同资产和相关现金流在不同交易对手间置换。

在货币国际化的讨论中，地缘政治几乎无人提及。地缘政治如同八百磅重的大猩猩那样显而易见，但所有人却都选择了视而不见。——本杰明·科恩

如果某国的汇率政策是以美元为基准，那么该国就会需要美元来干预外汇市场并平抑贸易和资金流动的波动

欧元是世界上第二大储备货币

要想让全球储备管理机构信任人民币，那么中国就必须像今天的美国那样，创建一个在市场深度、流动性和信用风险方面都吸引人的国债市场。而要创建这样的市场，中国必须开放其金融市场并放开资本管制。

IISS指出，“辽宁号”上的战斗编队只适应低强度的战斗。

人民币到2009年才开始国际化进程。

伟大国家有伟大货币。——罗伯特·蒙代尔

威灵顿（Wellington）的军队能用英格兰银行发行的钞票或军券在当地购买军需物资，而拿破仑（Napoléon Bonaparte）的军队却必须用黄金支付，在买不到的情况下只能沿途劫掠，因为西班牙人不认法国的钞票。

美国向当时的西德施加了“超常政治压力”，最终西德央行——德国联邦银行时任行长卡尔·布雷辛（Karl Blessing）在1967年3月写下保证书，向美联储保证西德央行不会大规模兑换黄金。

当美元开始贬值时，为了安全和自身经济利益，德、日在1978年的波恩七国首脑会议上同意扩大内需来充当全球经济增长“火车头”。

美元始终在跌，而德国马克和日元则在两年内升值了一倍。日本银行通过大力放松货币政策来抵消货币升值造成的通货紧缩压力，由此催生了房地产和股市泡沫。

大部分时候，美国都可充分吸引来自外国私营部门的资金，由此弥补其外部收支缺口并无难度。由于美国的债权人会纷纷将美元重新投回美国，因此对外收支赤字对于美国而言是“没有眼泪的赤字”。

如果某一天美国不再充当“世界警察”的角色，那么“外国人可能也就不会如此热衷于美国的债券”。

亚洲国家普遍喜欢投资多于消费，对于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企业百般支持。这就要求中央银行通过购买美元干预外汇市场来有意压低本国的汇率。

2003年，当美军搜查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的王宫时，发现了一百多个铝箱，里面总共装了7亿多美元现钞。

固定汇率被浮动汇率所取代，大部分时间汇率变动不可捉摸。

2008年9月和10月的危急时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通过货币互换机制，对欧洲、日本、英国和瑞士中央银行开放了无限度的信用额度。

在危机时期，美国实际上是在给全世界提供保险，因此外流的财富可看成是美国所承担的“过高的义务”。

美国经济影响力弱化的另一个标志是，自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再也没有主要亚洲国家向IMF求援，在亚洲和其他地区，IMF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被普遍视为华盛顿的附庸。

现在亚洲各国对IMF是如此“记仇”，亚洲各国领导人宁可多积累外汇储备也再不愿沦落到求助IMF及其大东家美国的境地。

早在1872年美国就取代英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但在此之后经过了40年，美元才真正取代了英镑的地位。

正是由于德国联邦银行对通货膨胀的严格管控，德国马克才逐渐成为强势货币，马克也象征德国战后经济实力的重新崛起。

巨额外汇储备虽然可以提供某些安全保障，但如果美元或美国债券出现问题，那么中国的外汇储备损失将成为不可忽视的国内政治压力。

作为高速增长的新兴经济体，中国完全可以逐渐用本国货币替代美元结算，这实质上是利用经济实力将汇率风险转移给他国。

2013年7月，中国宣布取消贷款利率下限。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连任之后首次访问的海外国家就是缅甸，鉴于其地理位置，此次访问颇耐人寻味。

庞大的经济总量并不意味着马上可以获得信任和资信。人民币若想成为世界各国认可的储值手段，某些人认为将取决于中国是否能获得充分的市场信任来成为储备货币发行国。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曾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稳定性和可预见性有利于提高对人民币的信心。

人们对货币体系和货币价值等实践问题往往充满热忱和兴趣，这是因为一国的货币体系充分反映了这个国家人民的全部愿望、行为、历史和本质。

在IMF的146个成员中，至少有37个成员实行了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宣布实行自由浮动汇率制度的只有21个国家，而另有20个国家盯住了其他单一货币（主要是欧元）和特别提款权。

美元也是外汇市场干预的主要工具（干预是指在外汇市场上买卖本国货币以影响其汇率）。

日元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正随着日本经济的衰退一并沉沦，英镑的地位也一去不复返。

未来货币的价值取决于发行国的政治稳定以及发行国当局保持低通货膨胀的决心

由于现在私营部门持有的美元数量要远远超过政府机构所持有的美元，即便有外国政府抛售美元，由此造成的美元贬值幅度也可能很有限。

正如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曾说，如果你欠银行1000美元，那就是你怕银行；但如果你欠了银行100万美元，那么银行就会怕你。

在对204次经济制裁进行调查后，大概只有34%的制裁取得了预想的成效。

许多研究者在近年来都主张采取“精准制裁”方法，即将制裁措施仅仅针对上层精英及其控制的企业。

在2011年12月至2012年10月期间，伊朗货币里亚尔兑美元汇率贬值了80%。在2011年和2012年间，伊朗的许多食品价格翻番甚至增长了两倍，IMF估计伊朗在2012年通货膨胀率达到了30%，当然实际通货膨胀率可能更高。

官方数字显示，伊朗的城市失业率高达12.5%，年轻人的失业率更是高达29%。但许多研究者都估计，伊朗年轻人的实际失业率可能达到了50%（因为在政府统计数据中，只要一个星期工作超过一个小时都算就业）。

外部制裁也加剧了伊朗国内对自身政府的不满情绪。在2013年6月的总统大选中，相对温和的哈桑·鲁哈尼（Hassan Rouhani）出人意料获得了大选胜利。

在20世纪70年代初，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hicago Mercantile Exchange）推出了外汇和利率期货，在此后的七八十年代，市场参与者纷纷采用这些产品来对冲（投机）风险和经济波动。

货币问题既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而且在很多时候，由于它巨大而又隐蔽的财富再分配效应，它的政治特性往往超过经济特性。

在货币这一“具有系统性重要性”的政策领域，中国政府考量的并非短期经济效果，而是长期的和非经济的政策目标。追本溯源，其逻辑起点是如何巩固和提升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执政地位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要理解中国的货币政策，必须追溯到中国政治的这一逻辑源头上

锚定美元的价格是由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二司来负责实施的，他们通过每天在银行间外汇市场上买入任何低于8.27的价格卖出的美元或者其他等值外汇，把美元兑人民币的价格牢牢锁定在这条政策目标线上。

巨量美元从外部涌入中国，中国人民银行为了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不得不照单全收，而用以支付的则是增发的人民币，其后果是国内基础货币的持续扩张。

相对于具体的、直接的经济和商业利益，中国领导人更多的是从中国政治和战略格局去理解政策得失。

国有银行把廉价的资金输出到国有企业中，而私营的中小企业不得不支付远高于官方信贷利率的价格从国有企业手中转贷，年化利率通常在20%～30%。

由于中央、地方之间的分税制，近2/3的税收集中在中央，而大量支出责任压在地方政府肩上，所以地方政府不得不以8%～15%（取决于不同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信用资量）的利率从金融市场上融资，来弥补财力的不足。

地方政府用以抵押的资产，以及最终的还款来源，基本上都是土地。地方政府通过从农民手中廉价收储土地，然后高价拍卖给地产商或者质押给银行等金融机构来获取资金，把本应由民众获得的级差地租和家庭消费变成了政府投资的资金来源。

在过去的30年间，为了让中国实现快速工业化和出口增长，中国放弃了自己的货币政策自主权，通过人民币锚定美元的汇率政策，把自己的货币政策外包给了美联储。

2009年，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发现：“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金融危机频繁出现，其强度也日趋提高，这说明，这种（浮动）体系的代价或许已经超出了其有益之处。”

在过去的五年中，约2/3的全球增长来自发展中国家，而在20世纪90年代，发展中国家对全球增长的贡献比例还不到1/4。

货币力量之势永无静止。货币之力总是随着大国兴衰而不断轮转。——罗伯特·蒙代尔

现有的中国领导人似乎并未准备好承担起储备货币发行国所附带的责任；现在中国领导人还是专注于国内事务，因他们深知，整套体系的兴亡系于国内社会和政治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