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有所作为。”

1920年代邓小平在巴黎和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时，就学会了完全依靠自己的记忆力——他身后没有留下任何笔记。文革期间批判他的人想搜集他的错误纪录，但没有找到任何书面证据。

毛确实犯了严重的错误，但在邓小平看来，更大的问题是导致这些错误的制度缺陷。

他认识到了一些自由市场经济学家没有认识到的事情：单靠开放市场并不能解决问题，必须逐步建立各种制度。

邓小平在1978年时已74岁，但依然精力充沛，机警过人。早上起床后，他会在家里的花园快步绕行半小时。

邓小平在其一生中主要负责落实，而不是理论。

宣传向来是中共的一项重要工作。邓小平在法国时就负责印发宣传品。

目睹过自己的同志死于战争和党内清洗，邓小平养成了一种强硬的性格。他见过许多朋友变成敌人、敌人成为朋友的事例。他曾三次受到整肃：先是在江西苏区、然后在1966年文革中受到猛烈批判，1976年又一次挨批。邓小平养成了一种刚毅的品格，能够做到不论愤怒还是受挫都不形于色，不让情绪左右自己的决策，而是把它建立在对党和国家需要的认真分析之上。

毛泽东曾经说，邓小平是绵里藏针，外柔内刚。

他只抓大事，具体工作留给别人去做。他不是那种事必躬亲的人。

蒋介石是个颇有才华的军人，但是为了进行统治，他要和诸如大商人、地主和军阀这样的权势集团合作，而那些人已经失去了普通百姓的支持。

毛泽东原本有机会给中国带来富强，然而他却把国家拖入了想入非非的乌托邦，导致严重的食品短缺，致使数以百万计的民众非正常死亡。

邓小平1974年会见一个美国的大学代表团时说：“我没有上过大学，但我一向认为，从我出生那天起，就在上着人生这所大学。它没有毕业的一天，直到去见上帝。”

邓家的亲戚中却有一个让整个村子都引以为豪的人物——邓时敏。这个邓氏族亲邓时敏曾担任朝廷要员，位至大理寺正卿，专为皇帝和朝廷大员写摺子。

1926年至1927年邓小平在莫斯科时，在自己的个人简历中说，他的父亲望子成龙，盼着他同样能当上大官。这种梦想大概又因他母亲的因素而愈发强烈，因为她也有亲戚考取功名当上县令。

毛泽东反抗自己的父亲，邓小平却没有，他只是疏远父亲而已。

当时广安县有人口20万，但只有一所公立小学为有天分的孩子教授现代科目。邓小平想必在这里学得不错：他在11岁那年通过竞争激烈的考试，进入了离牌坊村二十里以外的广安县高级小学，由父亲出钱成了那里的寄宿生。

邓小平在施奈德军械厂时，被分派的工作是用大铁钳把烧红的大钢块从喷着火焰的鼓风炉里拖出来。邓小平当时还不到17岁，只有一米五的个头，他干了三周便离职而去，回到巴黎另寻工作。

几周后，邓小平在巴黎一家生产纸花的小工厂找到一份临时工，后来又在小镇夏莱特的哈金森橡胶厂（当时它雇用了大约1,000名工人，大多都是外国人）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从1922年2月13日到1923年3月7日，除了短暂的中断外，他一直在这里上班，工种是加工橡胶套鞋，一份不太费力的活。

邓小平在苏联学习时，苏联还没有建成社会主义体制，仍在实行“新经济政策”。这种政策鼓励小农、小工商业、甚至较大企业的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则致力于发展重工业。苏联也请外国人来投资。

他在1926年8月12日的课堂作业中写道：“集中的权力要自上而下地行使。服从上级命令是绝对必要的。允许多少民主，要视周围的环境变化而定。”

邓小平并不亲近自己的父亲，可是他的妻子儿女却是他面对繁重工作压力时的避风港。

邓小平在“双百”运动中曾对党的地方干部说，要听得进批评意见，不要打击报复。可是在反右运动中，有的知识分子傲慢自大、不公正地批评那些任劳任怨的干部让他感到恼怒。邓小平在反右运动中力挺毛泽东，维护党的权威，打击敢言的知识分子。

反右运动毁掉了中国大批最优秀的科技人才，也使很多人疏远了中共。本来有可能阻止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批评者变得噤若寒蝉。

大跃进开始后，特别是庐山会议以后毛泽东不再像以前那样不时征求身边干部的意见，很多忠实于毛的人也变得沉默不语。

像党内许多忠诚的干部一样，邓小平很清楚大跃进时的毛泽东不愿听取不同意见，因此他也没有批评毛。

他和不少人都认为，毛泽东在内战和统一全国的过程中作出的决策往往都被证明是正确的，所以他们宁愿把怀疑放在一边，一心执行毛的命令。

邓小平后来对女儿说，他很后悔自己没有作出更多的努力，阻止毛泽东犯下这些严重错误。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在一次政变中被他的同事赶下台。毛泽东本来就对那些不对他言听计从的部下感到不放心，这一事件后更多地谈到接班人问题，也越发坚定地要求对他个人的彻底效忠。

邓小平在去江西时已经深信，中国的问题不仅是由于毛泽东的错误，也是由于体制的深层缺陷——是它造就了毛泽东，导致了大跃进和文革的灾难。

陈毅是邓小平在法国时的老友、淮海战役的同事，他被迫下放河南后变得意志消沉，情绪低落。

据女儿邓榕说，父亲其实是个有感情的人。她说，父亲在北京挨批的三年里身体消瘦，面容憔悴，到了江西后体重又开始增加，恢复了健康。他服用安眠药已经多年，文革期间更是增加了用量。但是1970年1月1日，即来到江西还不到两个月，他睡觉时就完全不必服用安眠药了。

1968年，邓朴方不堪红卫兵无休止的迫害而跳楼自尽，结果摔断了脊椎。

据邓榕说，当邓朴方1971年6月来到江西时，父亲想给他找点儿事做，就问自己的工人同事有没有需要修理的收音机。一个工人回答说，工人的钱根本买不起收音机。邓榕说，这让父亲很伤心，社会主义已经搞了20年，工人家庭仍然连个收音机也买不起。

他在权衡如何惩罚人时，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会让个人感情影响决定，然而他特别严厉地坚持要判聂元梓十年徒刑，因为正是聂在北京大学发动的政治批斗导致了邓朴方的瘫痪和大约60名教职工的死亡。

1994年以后邓小平的头脑已不太清楚，据说卓琳因邓质方受到贪污指控大受刺激，试图服药自杀，但被及时抢救过来。邓质方最后没有受到惩罚。

据说周恩来一生只哭过三次，一次是因为他迟迟才听到父亲去世的消息，一次是因为叶挺的牺牲，他们在1920年代就是革命战友，还有一次就是林彪之死。

有人认为周恩来也是在为自己落泪。到那时为止他尚能避免毛泽东对他的猜忌和惩处——两个二号人物，刘少奇和林彪，都因此而丧命。他一直设法只当三号人物，现在自己却也成了二号人物。他知道毛泽东会疑心。确实，毛在两年之后便开始批他。

有人问，倘若周恩来没有阻止政权的垮台，那些罪恶难道不是能提前结束吗？

纵观中国历史，皇帝年事已高、精力不济之后，往往不再理会朝内衮衮诸臣，只跟内宫善于阿谀奉承的太监打交道。林彪死后，毛泽东也很少接见任何干部，包括邓小平在内。他与外界的沟通主要依靠三位女士，一个是随时陪伴于他左右的生活秘书张玉凤，还有所谓的“两位小姐”：他的译员唐闻生（“南希”）和他的“外甥女”王海容（其实是毛的表兄的孙女）。

毛在1973年患上了葛雷克氏症（又称“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直起头来都困难，口齿也不清。

江青手下的激进派在姚文元的帮助下掌管着党报《人民日报》和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另一个激进派张春桥掌握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

1972年尼克逊访华后不久，北京大学的行政领导周培源应邀向周恩来汇报中国的科学现状。周培源鼓起勇气说，中国在所有32个科学领域都已经大大落后。

晚年的毛泽东很少把时间用在治国的具体事务上，而是花大量时间沉溺于他所喜爱的文史之中，而且很留意其中的内容对当前政局的意义。

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三天前，毛不以为然地对他的警卫团团长汪东兴说：“为什么要我参加总理的追悼会？”

江青曾对她的西方传记作者洛葛仙妮・维特克说：“性爱在最初几次是很迷人的，但能长久使人着迷的是权力。”

江青从未培养出政治眼光、组织才能或与其他掌权者积极合作的能力，而这都是真正的权力角逐者不可或缺的品质。她干了太多过河拆桥的事，迫害了太多高层干部，疏远太多同僚。她缺乏作为忠诚反对派的自制力。她缺少远比她有组织能力的党内老干部的拥护。在军队中，除了总政治部以外，她实际上得不到任何支持。

毛泽东去世和“四人帮”被捕之后，毛仍被供奉在神坛上，到天安门广场中心的毛主席纪念堂参观的人仍然络绎不绝，但是他的激进思想、他的群众运动和阶级斗争，已经不再是中国人日常生活的内容了。

美国驻京联络处主任汤玛斯・盖茨（Thomas Gates）与华国锋有过一次1小时45分钟的会谈。盖茨手下的人根据会谈写了一份评价华国锋的报告，上有盖茨的签名。这个报告颇有先见之明，它得出结论说，华国锋是个“耳聪目明却平淡无奇的人，他的突出特点是谨慎。他对材料掌握得还算充分，但没有表现出丝毫超常的智慧或魅力。华看起来是一个理想的过渡人物，在内政外交领域都不太可能采取不同寻常的举措。⋯⋯我怀疑华缺乏长期主政必不可少的眼光和领导能力，⋯⋯我认为将会出现更有能力的新领导人，⋯⋯单调乏味的华国锋先生在完成他的历史使命之后，将被迫靠边站”。

邓小平在1978年底总结出国考察的作用时高兴地说：“最近我们的同志去国外看了看。看得越多，就越知道自己多么落后。”

党内高层没有给邓小平任何新的头衔，还因为他们担心让一人大权独揽的危险。他们认为，大跃进和文革的灾难，就是由拥有全部正式头衔的毛泽东专断行使其不受约束的权力造成的。如果继续掌权的是华国锋，就不必有这样的担心。在华国锋当政时，叶帅等人担心的不是他权力过大，而是他权力不够、很难有所作为。然而对于邓小平，他们就有担心的理由了。邓小平充满自信，做事坚决果断，稳健踏实，因此他们害怕邓有可能变得跟他的导师毛泽东一样。

文化大革命其实是一场“反文化的革命”，它攻击了旧文化，却并没有创造出新文化。

在判断民众的批评浪潮在何种情况下会导致秩序崩溃这一点上，中共领导人并无公认的标准。因此，对于如何设定和维护这条界线，他们内部也难免发生分歧。

金日成能说一口流利汉语，他在中国总共住了将近20年，直到1945年才回到北韩。

金日成为了1978年9月9日的建国30周年大庆，想方设法让外国高级官员来北韩出席庆典。邓小平在北韩访问五天，给足了金日成面子。他也是出席庆典的外国官员中级别最高的。金日成很高兴有这样一位中国高官接受他的邀请，在整周的群众大会上，一直让邓小平陪伴在身边。

越南人有个由来已久的梦想，希望通过成立印支联邦控制老挝和柬埔寨，从而主宰整个东南亚。

当万斯动身去北京之前同卡特见面时，卡特却表示，他担心《巴拿马运河条约》（以结束美国对巴拿马运河地区的控制权）会因得不到国会足够的支持而无法通过。如果把承认中国这样有争议的问题和巴拿马问题同时提出来解决，支持台湾的强大游说集团会在国会动员足够的反对力量，让《巴拿马运河条约》泡汤。

邓小平自早年起就享有一种声誉——他善于区分大事小事，将精力集中在能给中国带来最大变化的事情上。

邓小平的家人觉得他亲切宽厚、言谈风趣，但在家人之外，他不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

在紧要关头，邓小平会做他认为最有利于国家的事，而未必考虑这样做是否有利于自己的手下人。实际上，有些人觉得与周恩来和胡耀邦相比，邓小平待人就像对待工具，视其是否有用。

作为有12年戎马生涯的军事领导人，邓小平很看重权威与纪律。置身高位、参与治国后，他更看重国家的权威，因为他知道自鸦片战争后的一百年里，中国领导人在维护治国所需的权威上是多么艰难。

如果邓小平的政策不得人心或出了问题，通常要由下属来承担罪责，就像把毛泽东的错误推到林彪、江青和其他下一级干部身上一样。在一个最高领导层的纪律仍然严重依赖个人权威的国家，邓小平像其他很多高级干部一样，认为有时必须丢卒保帅。

一个大胆的当地干部说，边界这边的广东人夜以继日地干活仍然吃不饱，逃到香港后用不了一年，就能得到他们想要的一切。习仲勋当即宣布开除这个干部，这人回答说，不必了，他早就不想干了。

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在世界各地设有工厂的新力公司联合创始人盛田昭夫曾说过，一般而言，没有现代工业的国家，其官僚机构也效率低下，但是一旦采用了现代工业的效率标准，这些标准会逐渐渗透到政府之中。

广东的进步不能简单地用“开放市场”来解释，因为有很多存在着开放市场的国家并没有取得广东那样的进步。

邓小平相信，中国需要单一的执政党领导国家，他的这一信念与20世纪中国的另外三位主要领导人——孙中山、蒋介石和毛泽东——一脉相承。

柬埔寨领导人波尔布特在1978年夏天已经认识到越南威胁的严重性，他请求邓小平派“志愿军”帮助柬埔寨抵抗越南入侵，就像毛泽东当年对抗南韩和美国对北韩的入侵一样。尽管波尔布特对人民的暴政受到西方的强烈谴责，邓小平还是准备与他合作。邓小平认为，波尔布特是唯一能够有效抵抗越南的柬埔寨领导人。

3月6日攻下谅山后，中国立刻宣布取得胜利并开始撤军，并在撤退过程中尽量破坏越南的基础设施。

战争之后，邓小平指示中国军队在中越边境驻扎大量军队，对越南人进行骚扰。正如邓小平对到访的美国参议员杰克逊（绰号“铲车”）所说，他要杀一杀越南人的气焰，继续教训一下他们膨胀的野心。

所有中共领导人都不断说“党指挥枪”，但毛泽东和邓小平很清楚，在关键的权力斗争中军队主要领导人的忠诚至关重要。因此邓小平既要通过正式制度控制军队，也要抓个人控制。

给整个党抹黑的要予以禁止，只反映某些个人不好的可以放行。

邓小平认为，无论对学生运动还是对胡耀邦的领导职务，最好立刻采取行动。过去他没等到党的十二大就让华国锋靠边站，这一次他也不想等到十三大再让胡耀邦下台。

冲突在6月4日达到顶点，军队在这一天向北京街头手无寸铁的平民开枪，恢复了秩序。

邓小平试图避免东欧发生的事情在中国重演，那里因国家领导人向民众的要求让步而导致了失控。

中共老一代领导人在1949年以前参加的学生运动，有着良好的组织，经过周密思考的计划和纲领，到1949年时学生领袖们已经共同奋斗了多年。

1989年聚集成群的学生没有任何组织经验。能言善辩的演说家可以脱颖而出成为领袖，但他们缺少组织、纲领和确保服从的程序，因而没有代表其他学生与政治领导人进行谈判的基础。

示威学生要求改善生活条件，他们不满于自己既有能力又辛苦工作，得到的报酬却少于没有受过教育的企业主。不过他们也从1986年学生运动的失败中汲取了教训，即争取广大群众的支持对于他们的事业很重要。因此他们在1989年不再抱怨自己可悲的生活条件，而是采用了能引起民众共鸣的吁求：民主、自由、更加人道和负责任的党、献身公益的干部队伍。

中国的领导层一方能够看到外国人的关注与支持在鼓舞着学生，但他们很难相信中国民众对自己的领导人会那么愤怒，因而易于认为示威有国内外的“幕后黑手”从中操纵。有关这些“幕后黑手”的传言在高层干部中间广为流传，并被保守派用来作为促请邓小平采取强硬措施的理由。

在1980年代末，大多数学生更加关心的不是政治自由，而是他们个人的自由，如自主择业和摆脱“政治辅导员”的权利。

由于每个学生的工作分配部分地取决于同学生住在一起的政治辅导员如何在学生的档案中写“小报告”，政治辅导员便成为政府监控的象征。这些给学生写报告的政治辅导员的教育水平很少赶得上学生，有些辅导员被怀疑有偏向，有些甚至炫耀自己有权影响学生的前程。很多眼界开阔、思想独立的学生，对于要不断讨好辅导员深恶痛绝。对他们来说，“自由”就是取消这些政治辅导员，使他们能够自主择业。学生们其实很少花时间讨论选举制度。

随着戈巴卓夫访华日期临近，全世界大批文字和摄影记者齐聚北京，准备全程报道这一事件。很少出国的美国电视新闻主持人拉泽尔（Dan Rather）也像其他西方知名播音员一样亲自来到北京。不难理解，邓小平打算在戈巴卓夫到达之前竭尽一切手段清空天安门广场。

5月13日上午，一千多名学生步行来到天安门广场，声称政府若不答应他们的要求，他们就不吃饭。学生们宣布：“我们不想死，我们也希望活着，充实地活着⋯⋯但是如果一个人或几个人的死能够让更多的人活得更好，或者他们的死能使祖国更加繁荣富强，那么我们没有权利苟且偷生。”

据官方统计，从5月13日到24日，共有8,205名绝食者被送往医院治疗。在良好的医疗照顾下，没有学生死亡，但死亡的危险增加了示威运动的戏剧性。

尽管参加绝食示威的学生是在争取民主，但是他们自己并没有遵从多数原则。举止大胆的学生领袖吾尔开希说，他们有一个协定，哪怕只有一个学生想留在广场上，运动也要继续下去。

全世界的记者聚集在北京，本来是要报道中苏和解的过程，却发现学生运动更加引人入胜。确实，广场上的大戏很快就使戈巴卓夫的访华黯然失色，不再是媒体关注的焦点。

有些学生意识到这是向世界展示的机会，便派会讲英语的示威者站在游行队伍的周边，向全世界讲述他们对民主自由的渴望和消除高层腐败的必要性。一些连续报道此事的外国记者力求做到不偏不倚，他们说，大多数学生其实对民主自由了解很少，对如何实现这些目标也没有多少想法。

4月25日，邓小平决定发表警告学生的社论的当天，就下令解放军进入战备状态。5月初就取消了一切军人请假外出的许可。后来，当戈巴卓夫访问结束、外国媒体的最重要人员也都离开后，邓小平准备采取行动。5月17日下午4点，邓小平召集政治局常委（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和姚依林）和他在中央军委的联络人杨尚昆，决定下一步的行动。

邓小平说，解决全国的问题，必须先从北京开始，因为首都的任何骚乱都会影响全国。他们必须立场坚定。例如匈牙利，国家领导人的让步只会导致更多要求。假如中国领导人也作出让步，中国就完了。

邓小平又说，上海的江泽民采取强硬的自上而下的措施查封了不听指示的《世界经济导报》（这对平息那里的学生示威很有帮助），成功恢复了秩序。

杨尚昆指示军队的指挥官说，士兵即使受到挑衅也不要开枪。大多数士兵甚至没有携带武器。

不论广场上的学生还是高层领导，都没有预料到接下来的一幕：大批北京市民蜂拥走上街头，彻底堵住了从东南西北各个方向进城的五万名军人，六条主要道路和其他几条小路概莫能外。李鹏在5月20日的日记中简单地写道：“我们没预料到会有大的抵抗。”他又记述道，各处的部队全被挡住。有些军人试图通过地铁进入天安门广场，但地铁入口也被封死。有些部队想利用郊区的铁路线，但市民躺在了铁轨上。有一支2,000人的部队从外地乘火车到达火车站，一下车就被团团围住动弹不得。

很多观察者看到五月底广场上的人越来越少，认为不使用暴力清空广场也是可能的。但邓小平不仅担心广场上的学生，而且担心国家权威的普遍弱化，他断定为了恢复政府的权威，必须采取强硬行动。

此时距苏联瓦解还有两年，但是邓小平在1989年就坚信，苏联和东欧领导人没有为维护党和国家的权力作出足够的努力。

在镇压过程中，军队的谋略家为了不使道路被封堵，早在5月26日就派出小队士兵渗透到北京市内。保密是关键。有些部队乘坐的是没有标记的卡车，武器也被藏了起来。有些部队为避免受到注意，穿着便装步行或骑自行车三五成群地进城。有些士兵守在交通要道附近，戴着墨镜，穿得像是地痞流氓。还有些人被允许穿着军装，但扮成外出进行常规跑步训练的样子。

他命令军队只把违法者和试图颠覆国家的人作为目标。他告诉他们，镇压的理由是，为了继续改革开放，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中国需要和平稳定的环境。

在6月3日之前，学生有几次投票表决是否继续占领广场。大多数人都投票赞成留下，因为主张离开的人已经用脚投了票。

6月4日前的几天里，一些学生领袖害怕受到惩罚，试图与政府谈判。他们说，离开广场的条件是保证他们不受惩罚，并且学生组织得到正式承认。但他们没有获得这样的保证。

行动按计划进行。6月3日下午6点半，广播和电视发布了紧急通告，为了保护生命安全，工人要坚守岗位，市民要留在家里。中央电视台不停地播放这条通告，广场上的大喇叭也同样广播。

最激烈的抵抗和暴力发生在6月3日夜晚到4日凌晨天安门以西四英哩的大街上，这里离木樨地不远，夜里11点时，仍然无法前进的部队开始直接向人群射击，使用的是每分钟能发射90发子弹的AK-47自动步枪。有人中弹时其他人就会将伤者搬离危险区，把他们抬上救护车或放在自行车和三轮车上，迅速送往最近的复兴医院。

早上5点20分时大约只剩下200名无畏的示威者。他们被部队强行赶走时，是黎明之前，5点40分，正如清场命令所要求的那样，广场上没有剩下一个示威者。

据一些目击者说，广场上有人中弹，但政府发言人否认凌晨4点半到5点半之间广场上有任何人中弹，这是含蓄地承认了此前和此后可能有人遭到射杀。

中国官方在6月4日几天后的报告中说死了200多人，包括20名军人和23名学生，大约2,000人受伤。

他们是这一代人中最有才华的学生，但却只接受过考试的训练，而缺少人生历练。

示威者不是政治组织的成员，只是一群人中的一分子，领导者不断变化，参与者松散结合。在运动中脱颖而出的人，不是因为他们展现了杰出的判断力和战略规划能力，而是因为他们的即兴辩才和敢作敢为。

留在广场上的人始终抱着一种幻想，以为国家领导人会承认他们的爱国热情和高尚情操，与他们对话，认同他们对国家的关心是正当的，并解决他们所提出的问题。

这些温室中长大的一代学生就像孙中山所描述的1920年代的中国一样：一盘散沙。

虽然江泽民在6月4日之前就来到了北京，但邓小平要确保江泽民的名誉不因天安门事件而受损。为此，他个人承担了在北京恢复秩序的责任，并且直到6月24日江泽民在四中全会上正式当选为总书记，才宣布了对他的任命。

邓小平坚信加快发展经济是保持人民拥护的关键，因此他一再表示实行能使经济不断进步的政策的重要性。

邓小平在试图说明苏联犯下的错误时宣称，苏联没有及时进行经济改革，高层领导人没有坚定地维护共产党。相反，苏联领导人与美国搞军备竞赛，钱花在了这种竞赛上，而没有用来改善普通民众的生活。苏联的领导层享受着优越的生活，但苏联人民并不是这样。

在天安门悲剧之后的困难时期和苏联解体的时期，邓小平不断重复着一句口头禅：“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有所作为。”

为了赢得中国年轻人的心，需要用什么来取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呢？答案似乎不言自明：爱国主义。

就像抗战时期共产党人诉诸于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结合以共同抵抗日本侵略一样，此时的爱国主义“教育”把民族主义和共产党联系在一起；反过来说，批评共产党事实上就是不爱国。

在这些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努力中，最有效者莫过于重拾抗战时期的反日宣传。当日本政客参拜供奉着日本在二战中阵亡官兵的靖国神社时，或是当极右翼政客否认南京大屠杀时，即使这种事在日本并没有多少人在意，他们的言论仍会被公布在中国的媒体上，引起强烈的反日情绪和对中国领导人的支持。

江泽民并没有在春节给邓小平打电话的习惯，但是在2月3日，即邓小平离开珠海五天后，江泽民打电话给邓小平拜年。他后来承认，这次通话并非随意而为。此后江泽民便成了更大胆的改革派。

对于江泽民来说，把邓小平的观点上升到理论高度，能够加强它的重要地位，使之可以与“毛泽东思想”平起平坐，让人们能够像干革命一样集中精力搞四化。

邓小平在十四大选定的政治局常委中最年轻的成员是胡锦涛，他成为继江泽民之后的接班人。那次大会时他只有50岁，比其他成员的平均年龄小8岁。

他只想让人们记住他是一个凡人，是“中国人民的儿子”。

按照邓小平的遗愿，他的眼角膜被捐出供眼科研究，内脏被捐出供医学研究，遗体被火化，骨灰盒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1997年3月2日，他的骨灰被撒入大海。

邓小平于1992年退出政治舞台时，完成了一项过去150年里中国所有领导人都没有完成的使命：他和他的同事找到了一条富民强国的道路。

美国的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分立的制度，是由担心权力过度集中的领袖们设计的。而由毛泽东设计、邓小平及其同事作了重大修正的体制，则是为了解决相反的问题：为动乱不已、举步维艰、地区差异巨大的中国提供统一的领导。与美国人不同，邓小平及其同事相信，最终决策应以最高领导层对全局的政治判断力为基础，这要比以法律规范政府行为的独立司法制度作为基础更有益于国家。他们认为，立法机构制定法律但不负责执行法律的体制，不如集立法与执行于一身的体制更有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