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愚
梭罗曾说过，“大多数人都生活在平静的绝望中”。
即便在99%的时间里我们都很谨慎，只要在1%的时间里挥金如土，之前一切也就付诸东流。
自由市场经济不仅会带来我们真正需要的东西，也会带来那些迎合人性弱点的东西。
抵押贷款被过度包装，其收益以复杂的方式被分配，其回报和月供也形式多样。这些复杂因素使评级机构不得不放弃对基本抵押贷款的充分检验。
罗纳德·托比亚斯（Ronald Tobias）在他的著作《经典情节20种》（Twenty Master Plots:And How to Build Them）中为作家提供了建议，他认为现在所有文化中的所有文学都是在20个基础的、影响深远的故事上演变而来的。
经历过破产的人之中，有33%的人认为“高负债/滥用信用卡”是主要原因，而因为失业而导致破产的人的比重为21%，因为医疗而导致破产的人的比重为16%。
2008年的美国众议院选举，所有竞选人的总花销每轮都超过200万美元，其中在位议员的开销是其对手的两倍以上。也就是说，一名议员在位的每一天（包括周末和假期）必须筹集大约1800美元。
2008年，参议院每轮竞选花掉了差不多1300万美元。
全美大约有12000名说客，即每位议员就有超过20名说客。
议员们必须从公众那里筹集一大笔资金来参选，在这样一个充满竞争的世界中，说客就是灯塔，他可以指明哪里有资金。
庞巴迪和她的合作者们进一步指出，即便万络和萘普生之间可能存在差异，这也不是由万络的缺陷导致的，而很有可能是因为萘普生具有保护心血管的功效。
从一般意义上来讲，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药品审批标准上，会优先考虑具有短期（可能相当小）疗效的药。然而，这样的标准却让长期服用后可能造成严重副作用的药品获批。
正是酗酒本身改变了他们的人格，将他们变成如今这个满腹牢骚的人。
人们之所以乱花钱通常都是因为把自己的需求（也就是必需品）定义得太宽泛。
对买家来说，打印机的价格非常醒目清晰，也很容易在网站上找到。但是当需要查询所需墨盒的价格时，这类信息则散落在几个不同的网站上；打印机制造厂商有意隐藏了这些属性。
我们往往并不清楚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而这个弱点常常会被逐利的商家抓住，并加以充分利用。这就是他们的欺骗行为。
被欺骗者可分为两种类型：心理型的与信息型的。心理型的也可以再分为两种：一种是感性超越了理性，另一种是在对现实的认知上存在障碍，就像在错觉的引导下行动。
信息型的被欺骗者纯粹是因为有人故意设圈套误导他们，所以才干了蠢事。
安然公司的股东就是典型的例子。安然公司发家靠的是发布有误导性（后来演变为有欺骗性）的会计信息，通过采用市值计价会计方法，在财务报表中将预期利润也计入利润总额。
1995~2000年，《财富》（Fortune）杂志把安然公司称为世界上最具创造力的企业。
在缺乏良好监管的市场中，那些道德底线更低的企业最终会战胜那些有良知的企业。尽管基本的社会伦理规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这种趋势，但是最终也无法抵御来自市场竞争的压力。
一旦存在欺骗获利的机会，那些坚守底线的企业往往不得不随波逐流，否则就难以保持市场竞争力，生存下去。
梭罗曾说过，“大多数人都生活在平静的绝望中”。
即便在99%的时间里我们都很谨慎，只要在1%的时间里挥金如土，之前一切也就付诸东流。
商家会非常敏锐地捕捉到这1%的机会。它们会重点关注我们在生活中因为情感因素（主要是爱）疏忽大意而超支的可能。比如，圣诞节的宴席；婚礼（一场婚礼的平均花费相当于美国人均GDP的50%）16；葬礼（策划丧葬仪式的商家会引诱顾客选择昂贵的棺材。
商家总是会有各种办法让我们觉得自己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从而诱使我们不断地买买买。
现在，很少有人还认为吸烟是很酷的行为。
人们往往不去做那些真正对自己有益的事情，或者说不会选择那些他们真正想要的东西。
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其于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所说的，自由市场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指挥着每一个追求个人利益的人去实现最大的公共利益。
人们只是想得到他们觉得自己应该得到的东西，而不是他们真正想要的东西。
理查德不会安排不同的有购车意向的人在完全错开的时间段看车，而是故意让不同的潜在客户在同一时间段看车。这样，每一个来看车的人都会和其他看车人相遇，由此产生一种“不马上买下就会被其他人买走”的紧迫感，从而不再纠结于车子本身的质量。
苏茜认为，人们在金钱上的情绪化行为和认知偏差会导致过度消费。
自由市场经济不仅会带来我们真正需要的东西，也会带来那些迎合人性弱点的东西。
抵押贷款被过度包装，其收益以复杂的方式被分配，其回报和月供也形式多样。这些复杂因素使评级机构不得不放弃对基本抵押贷款的充分检验。
在民主国家，政客们在争夺你的选票，这就像自由市场里的卖方争夺消费者手里的美元一样。
正如《傲慢与偏见》（Prideand Prejudice）里所讲，“人生在世，要不是让人家开开玩笑，回头来又取笑取笑别人，那还有什么意思？”
叙事性思维甚至会影响人们的大部分重要决定：和谁结婚、在哪里上学、是否支持国务卿，甚至选择战争还是和平。
现代的竞选活动已经找到了通过瞄准选民个体来尽量减少附带损失的方法。凭借完美地瞄准目标选民，例如，在60/40选区中，只有60%的民主党人成为竞选活动目标，不包括40%的共和党人。
运用现代统计技术、海量数据以及大量民意调查，奥巴马的竞选团队在2012年差不多做到了针对个人的精准营销。
马航MH370消失了。之后电视新闻持续几个月每天报道这个故事。我们（乔治和罗伯特）都很好奇为什么这个从宏观角度来讲没有造成全球性重大危机的事情会被着重报道。
罗纳德·托比亚斯（Ronald Tobias）在他的著作《经典情节20种》（Twenty Master Plots:And How to Build Them）中为作家提供了建议，他认为现在所有文化中的所有文学都是在20个基础的、影响深远的故事上演变而来的。
马航的故事有第7个主情节：谜语，或者可称为谜。
当我们听到一个新闻节目（或者阅读报纸等），我们往往想当然地认为我们听到（读到）的是“新闻”，而不管它是什么。我们认为编辑们已经从他们的利益角度出发，挑选了最能代表新闻的故事，他们充当我们的“新闻受托人”。
关注仇恨消息的人可能实际上并不是真的喜欢它，相反，他们收听这类新闻只是受自己人性中的弱点所驱使。
通常情况下，美国人每8年买一辆新车或者每3年买一辆二手车。
购房问题，这是大多数人一生中的主要消费，
对于目前拥有房子的人，从他们搬进去的当天到将要搬走的那天，平均间隔大约是24年。
乔治想起了他于1994年在马里兰州的切维蔡斯购买的房子。他的房产中介告诉他，他必须赶快下定决心购买，因为一对夫妇刚从阿拉斯加来，也即将出价。
心理学家理查德·芬博格（Richard Feinberg）发现，用信用卡支付的小费比用现金支付的小费要多出13%。另一项研究表明，在美国东北部，信用卡持有人在百货商店进行消费时会花更多钱。
在2012年，我们对于信用卡行业收益的总体估计为1500亿美元。
1500亿美元超过我们在房屋上所承担的住房抵押贷款利息总额的1/332，超过我们在家庭食品上的花费的1/6，超过我们在汽车及其零部件上的花费的1/3。
信用卡收入主要来自三个方面：50%来自逾期账单应收利息；33%左右来自交易手续费；17%左右来自杂费，包括滞纳金等。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经济学家米歇尔·怀特（Michelle White）已经对信用卡的成本做了进一步描述：信用卡成本是个人破产的主要原因。一些比较常见的发现正暗示了这一点：那些破产的人通常背着大量的信用卡债务。
经历过破产的人之中，有33%的人认为“高负债/滥用信用卡”是主要原因，而因为失业而导致破产的人的比重为21%，因为医疗而导致破产的人的比重为16%。
每一个阶段中，商家的逐利竞争就是看谁能最大程度地利用我们的弱点。
格拉斯雷已经积攒了760万美元之巨的竞选专项经费。不过这么多钱也只是化作得梅因市KCCI新闻台8频道上几分钟的竞选宣传片而已。
《圣经》中，大卫打败了巨人歌利亚。但现实往往是，巨人获胜。
2008年的美国众议院选举，所有竞选人的总花销每轮都超过200万美元，其中在位议员的开销是其对手的两倍以上。也就是说，一名议员在位的每一天（包括周末和假期）必须筹集大约1800美元。
2008年，参议院每轮竞选花掉了差不多1300万美元。
初级的经济学理论认为，在不考虑欺骗的情况下，竞争性的市场会催生一个最佳的结果（即“帕累托最优”，正如我们在前文中讨论过的）；同样，初级的政治学理论也认为，竞争性的民主选举会催生出最佳的结果。
选民可能被候选人欺骗。首先，他们不能充分知情，他们缺少信息。其次，选民存在心理弱点。比如，他们会为候选人的魅力所折服。
针对易受骗的选民，制胜选举策略包含如下三个方面的内容：（1）针对普通选民最关切的问题，颁布迎合选民政见的施政纲领。（2）对于普通选民知情不足但潜在的竞选捐款人充分知情的问题，要采取迎合捐款人的立场。有针对性地向潜在捐款人发表演讲，而不向大众公开。（3）将“特殊利益组织”的捐赠用在那些可以增加自己在普通选民中人气的选战上，这些选民更有可能为“在宣传片中除草”的某人投票。
2008年10月13日，在“不良资产救助计划”（TARP）实行过程中最戏剧性的事情发生了，时任财政部部长亨利·保尔森召集了全美9家大银行的总裁。他要求他们无论愿意与否，都必须接受财政部以1250亿美元置换其优先股的提议。
《2008年经济紧急稳定法案》诠释了一个一般性的原理，即法律中的技术性条款类似于一本名为“寻找沃尔多”的儿童读物。在那本儿童读物中，沃尔多穿着他的红白条纹衬衫、蓝色裤子，戴着无檐小便帽，让人难以辨认其本来面目。
在国会立法中，保护某种利益的条款也被伪装起来了。无论是公众还是媒体，都无法读懂以及理解这些复杂的技术性法律条款。
如果像可怜的阿特一样缺钱，他们将永远不会有在国会中代表选民利益（或者代表他们自己利益）的那一天。
全美大约有12000名说客，即每位议员就有超过20名说客。
政客们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就是在公众心里植入一个有关他们自己的故事。
议员有双重目标：一面，取悦选民；另一面，取悦捐赠人。
尽管奥巴马自控力不错，但他在2008年一次接受捐赠的活动中私下说：“宾夕法尼亚小城镇的选民令人无法忍受，他们主张持枪权，在宗教上保守，并反感那些与他们不同的人。”
议员们必须从公众那里筹集一大笔资金来参选，在这样一个充满竞争的世界中，说客就是灯塔，他可以指明哪里有资金。
2010年国会退休人员中，有50%的参议员以及42%的众议员成了说客（1974年参众两院中仅有3%的参议员和众议员成为说客，那时候选人并不需要大量的捐赠资金）。
在老布什1992年1月的国情咨文中，他提出撤销之前已经获批的用于建造两艘新海狼级核潜艇的拨款。这些潜艇的生产商——通用动力立刻做出了回应：它们每个月支付卡西迪12万美元，命其策划一整套公关宣传和游说战略。
哪里的政客们需要为他们的参选筹措经费，哪里就有欺骗行为。
由于公众医学知识匮乏且轻信，19世纪的美国成为利欲熏心的“骗子们”兜售江湖秘方的沃土。
威廉姆·斯威姆（William Swaim）就是骗子之一。他灌装了一瓶制剂，称其为斯威姆万灵剂。瓶身上的标签阐述了这瓶灵丹妙药的魔力：赫拉克勒斯大战多头蛇怪海德拉。此药剂是“治疗瘰疬、疑难杂症、顽固梅毒、风湿，以及因血液感染或血液不纯而造成的各类疾病的最新良方”。
斯威姆从容不迫地用一份52页的回复反击了医生们37页的报告。“我这一辈子，”他如此写道，“除了听到他们说一些貌似正确的废话外，就没看到过这些医生出过什么好主意。”
正如农业部所分析的，显然，全灭灵的每一批都完全不同。其主要成分就是水，其余的是酒以及很可能被充分稀释的强酸。而拉达姆凭借卖药所得的收入搬到了一处可以俯瞰纽约中央公园的豪宅中。
12名青年男子自愿在农业部的某个餐厅里用餐，他们的食物中大部分都含有食品添加剂，例如硼砂和福尔马林。8这些志愿者在短时间内就变得食欲不振，并且伴有消化不良。
媒体称他们为小英雄，并将他们形容为“尝毒小队”。《纯净食品和药品法》随后得以通过。
相比得到非药商支持的文章，这些制药公司通过赞助得来的期刊文章中多数对被检查的药品抱支持态度。
之后，庞巴迪和她的合作者们不得不如实报告，万络其实存在一个缺陷。万络试验者发生了17例心肌梗死，萘普生试验者仅有4例。两者之间的比例很大，但是17和4却因为绝对值足够小，而被当成随机效应的结果。
庞巴迪和她的合作者们进一步指出，即便万络和萘普生之间可能存在差异，这也不是由万络的缺陷导致的，而很有可能是因为萘普生具有保护心血管的功效。
这篇文章还忽略了另一个缺陷：万络试验对象发生了47例确诊的严重血栓疾病（即血管被血栓堵塞了），这与萘普生试验对象仅仅发生的20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如山铁证面前，默克公司还试图辩解，声称之前的一项随机试验证明了万络可以抑制（致癌的）结肠息肉。
最终，证据终于如排山倒海之势到来，默克公司在2004年9月30日将万络从市场召回。正如格雷厄姆所估计的，在美国总共发生了8.8万~13.9万例心肌梗死，保守估计超过2.6万人死亡。
从一般意义上来讲，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药品审批标准上，会优先考虑具有短期（可能相当小）疗效的药。然而，这样的标准却让长期服用后可能造成严重副作用的药品获批。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给了制药企业至少5种方式，用以自由选择如何实施和发布他们的试验。
第一，制药公司往往只需要发布两次试验结果来说明药品的有效性。但是，当然，他们也许不会展示其他那些证明药品有副作用的试验。
第二，制药业在试验周期方面有选择余地。（例如，在VIGOR研究中，3例心肌梗死和因为该药中风的案例被排除在外，因为这些病症是在“早就确定的试验结束日期”之后才发生的。
第三，试验可以有策略性地确定总体目标，以凸显药品的有效性，或者不暴露药品的副作用。
第四，在安慰剂对照方面也有选择余地。（我们现在知道，默克公司故意选萘普生作为VIGOR中的对照组，因为萘普生作为一种非类固醇药品，众所周知，“会比许多其他没有被选择的药品导致更为严重的胃肠道疾病”。）
第五，制药公司可能也会选择全面测试，并选择试验地点。葛兰素史克公司只有不到一半的试验是在美国进行的，在欠发达国家进行的试验比例很高。
在美国每9名学龄儿童和青少年中就会有1名被诊断为注意力缺陷多动症。利他林是治疗这一疾病最常用的处方用药，强力有效，但长期服用的副作用却是未知的。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设法了解到，许多对这种疾病的诊断几乎都是误诊，因为肯塔基州的确诊率（15%）是内华达州（4%）的3倍多；在人口大州中，得克萨斯州的确诊率（9%）是加利福尼亚州的（6%）1.5倍。
薯片生产商用另一种方式欺骗消费者。他们通过科技手段生产薯片，让脂肪和盐的比例达到最佳平衡，从而扩大销量。
那些惯常选择该药品的人——也就是医生们不用为他们所开的处方埋单。而有保险（包括医疗保险）的患者往往也不用直接掏钱买药。这种决策方式意味着制药业可以定高价。
美国那些年老的退休人员实际上出生在一个比今天的墨西哥还贫穷的国家里。
脸谱网也是可以“关掉”的，但是据我们在耶鲁大学采访的学生们讲，脸谱网的使用者们经常缺乏足够的意志力来关掉页面，即便他们明知不上脸谱网可以让他们更开心一些。
一位招生办公室的老师曾告诉2009级新生，当年申请入学的都是才华横溢的佼佼者，如果全部录取，可以组建两个完全不一样的班级，即便超出当年的招生名额，招生办公室也完全不后悔做出这样的决定。
一名受访者告诉我们：“你不能总是把你家狗的照片传上去秀，因为这很无聊。在那里，要么搞笑，要么刺激，要么就真的要非常吸引人。”
学生为了考试而学习，老师为了考试而教学，教授为了满足期刊发表的指标而搞科研。
一个被认证为“精英”的人会对那些被视为“下等”的人抱有鄙视的态度。
在现代美国，如果要问哪些产品最容易引诱消费者上钩，则非以下四大瘾品莫属：烟草、酒、毒品和赌博。
瘾君子消费的瘾品越多，他对瘾品的需求就越多。
人们认为饮酒——至少适量的饮酒是有益健康的。
如果我们将时光倒回到20世纪20~40年代，可以发现，吸烟在当时被认为是尊贵的事情。吸烟使你性感，吸烟使你潇洒。
自从16世纪欧洲人在新大陆发现了烟草，人们就怀疑烟草对健康有不利影响。4但是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有可靠的统计数据证实这一点。
烟草行业联盟转而求助伟达公关公司。16这个公司的任务就是讲述一个新故事，用来扭转公众从顶尖医学期刊那里得到的吸烟会导致癌症的观点。
金融家迈克尔·米尔肯（Michael Milken）意识到，公众很难区分两种“垃圾债”，
烟草公司知道他们能够找到其他“科学家”（尤其是在吸烟者中），他们会坚决指出吸烟与癌症之间的联系还没有“被证实”。他们设立了一个独立研究所，由独立的烟草协会研究委员会运营，受到一个独立的科学咨询委员会（SAB）监督。
利特尔的管理天赋也使他成为缅因大学和密歇根大学的校长。他对自己的研究结果坚信不疑。无论证据如何，他都坚持认为吸烟导致癌症还没有“被证实”。
无论证明“地球是圆的”（吸烟导致癌症）的证据多么有力，电视节目里都会把它与“地球是平的”（吸烟不会导致癌症）的证据放在一起比较，显得二者难分胜负，同时，默罗在整个节目中竟然烟不离手。
吸烟者的“额外死亡率”为68%。25额外死亡率的产生并不仅仅是因为肺癌（吸烟者实际的肺癌死亡率是普通人的10.8倍），或者是因为支气管炎以及肺气肿（患这两种疾病的吸烟者实际死亡率是普通人的6.1倍），它涵盖了导致死亡的全部因素。例如，对于冠状动脉疾病而言，吸烟者的实际死亡率是不吸烟者的1.7倍。
据美国疾病控制中心估计，2005~2009年，全美的死亡案例中差不多有20%是由吸烟引发的。
根据美国国民酒精依赖及其现况的流行病学调查（NESARC），男性青年（18~29岁）中有13%表现出“酒精依赖”的特征；对于中老年人（45~64岁），这一比重下降到样本总体的3%以下。对于女性而言，流行程度更低：在18~29岁的人群里有6%，在45~64岁的人群里有1%。
人们通常认为，饮酒是派对或者庆祝活动的必要元素。广告商利用这一点大做文章，描绘了欢闹的帅哥靓妹们举杯畅饮的画面。
滥用酒精者的平均寿命不仅比其他非滥用酒精者更短，而且社交能力也更低。
数据表明，正是酗酒本身改变了他们的人格，将他们变成如今这个满腹牢骚的人。
瓦里恩特得出了一个更为一般性的结论：酗酒剥夺了酗酒者与他人亲密相处的能力——他将这一能力看作不酗酒者更幸福的原因所在。
夫妻双方有任何一方酗酒都会导致更高的离婚率。
在洗钱艺术上已经发展出特殊能力的黑手党在储蓄贷款协会的这场掠夺中发挥了主要作用。
杠杆收购，即收购者通过发行大量债券（一般是高息债券，也称“垃圾债”，由米尔肯发明）来筹集资金，用以收购一家规模大得多的公司。
在美国雷诺兹·纳贝斯克公司的杠杆收购案中，其烟草子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爱德华·霍里根（Edward Horrigan）一举拿到了4570万美元的离职遣散费，总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罗斯·约翰逊（RossJohnson）据说获得了更高的补偿。
据薪酬专家格雷夫·克里斯特尔（Graef Crystal）介绍，在此后，任何一位薪酬一般的首席执行官都可以聘请顾问，向他所就职公司的董事会指出，像他这样的高管，在其他公司可以轻易挣到成百上千万美元，而不是区区的几十万美元。
就是《企业债券质量与投资者经验》（Corporate Bond Qualityand Investor Experience），作者是布拉多克·希克曼（W.BraddockHickman）。这本536页的画满表格的书讲述了不同信用等级债券的投资者经验，是一份非常学术的报告。其中，希克曼在书中的表1总结了一些有启发性的内容。1900~1943年，低等级的公司债（也就是那些评级在投资级以下、几乎不可能获得商业银行或者保险公司投资的公司债）的表现非常好，即使在去除违约损失之后，这些债券也能够实现年均8.6%的回报率；相比而言，高评级的投资债券的平均收益率只有5.1%。
人们经常混淆事物，如果用约翰·洛克（John Locke）的话来说，就是“把名字当作实物”。
人们的错误在于假设这个10年中的垃圾债与另一个10年中的垃圾债都是一样的，就因为它们有相同的名称。
正如在卡尔·伊坎（Carl Icahn）收购菲利普斯石油公司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那样，米尔肯在短短48小时内就筹集了15亿美元。拥有这样超乎寻常的能力，米尔肯和他的伙伴就可以出其不意地夺取目标公司的管理权。“公司狙击手”报价如此之快，往往目标公司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进行抵抗。
纽约大学的金融学教授爱德华·阿尔特曼（Edward Altman）和他以前的学生斯科特·纳马彻（Scott Nammacher）计算的平均垃圾债违约率为1.5%。这一数字其实非常有误导性，因为垃圾债在发行后随着时间推移，债券违约率会逐渐提高，并且这个增长非常迅速。像这样采用一个简单的平均值来衡量违约情况，就如同采用一个由一位老人和100位儿童组成的小样本来推算整体样本的死亡率一样。
在之后的某一时刻，这种偏差必然会被察觉，但是至少在一段时间内，米尔肯成功地分散了人们的注意力，并且让他们保持沉默。
垃圾债将要违约的时候，可以依据美国1933年《证券法》第3（a）（9）节进行被称为股权交换的合法程序，这时垃圾债就会被重组，而不会被视为违约。22米尔肯通过一些私下交易，促使那些将要违约的债券接受稍好一点的条件，实现股权交换，
在1977~1980年新发行的那批垃圾债中，大约有30%都在1988年年底前违约了，其中10%都曾做过股权交换，但最终仍无济于事。
在米尔肯的所作所为中，绝大部分是完全合法的。除非逾越了某些底线，用诱饵来钓愚是完全合法的。米尔肯这类人雇用了大批优秀律师来搞清楚合法范围所在。
米尔肯完全无视公众利益，同时也展示出米尔肯对他的大多数交易伙伴们都是非常慷慨的——他能获利，他的交易伙伴们也能。
米尔肯的行为引发了新的不公平。在20世纪80年代，收入排名前10%的人口收入占比不断提高，前1%人群的收入占比、工资占比也在不断提高。35其中，由米尔肯的种种行动带来的间接效应将永远难以被准确衡量。
聪明如米尔肯，他在收购行动中的作为还是领先别人若干步的——他的操作直接打破了之前的高管薪酬标准。
资产价格波动非常大，我们之前谈及的内容正是解释该现象的原因。各种类型的欺骗方法——信誉透支、劫掠、用统计数字加以误导、在媒体上发布夸张报道、夸大其词的推销宣传（可能来自投资顾问、投资公司以及房地产经纪人）以及不劳而获的诱惑——都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资产价格的波动。
当那些价格虚高的资产是通过借款买入的时候，就会产生连带的额外损失。在这种情况下，破产以及对破产的恐惧会蔓延开来，最终信贷枯竭、经济衰退。
市场价格虚增通常是由非理性繁荣导致的，后者主要受到了我们之前提到的种种欺骗性质的协助和诱惑。
并不是纯粹的市场行为本身让我们享受到目前的种种富裕生活，因为在同样的市场体系下操纵与欺骗行为也会更加成熟。
现代化的汽车可能还存在种种问题，有时还会被召回，但是它们的安全性已经比较有保障了。汽车已经不再像拉尔夫·纳德（Ralph Nader）在50年前写的那样：“任何驾驶速度都不安全”。
截至2013年2月，美国已经有4年没有发生过任何商业航空死亡事故。
图尔在给其女友的邮件中写道：“今天我成功地把一些ABACUS债券卖给了在机场碰到的寡妇孤儿。”
自由市场中能诞生利人利己的双赢模式，也同样能诞生损人利己的单方获利模式。只要有利可图，这两种模式都不断地被人们采纳完善。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是一位出身共和党的美国总统，他任命了一位同样来自共和党的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当然并不是有意为之），这位大法官改变了整个美国的历史：他推翻了之前美国最高法院的决议，裁定在学校实行种族隔离是非法的。更重要的是，时任美国阿肯色州州长奥瓦尔·福伯斯（Orval Faubus）试图在小石城挑战这一决议时，艾森豪威尔直接派出了联邦军队。
在当前的危机中，政府并不是我们解决问题的救星，政府正是问题所在。”这是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的总统就职演说中的观点，后来人们引用时通常去掉了“在当前的危机中”这半句。
如果一个人认为只要人们能够自由选择，那么市场就能完美运行，由此很容易就会推导出“政府正是问题所在”（政府没有资格干涉）这一结论。
“政府正是问题所在”的新故事本身就是一种欺骗。它显得如此有吸引力是因为：那些宣扬类似“有坏事发生”的报纸比宣扬“一切都很顺利”的报纸要好卖得多。
如果一个记者整天写“美国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员工都非常出色、工作努力，是人民的好公仆”这类报道，那么他离失业也不远了。因此，有关政府的新闻报道通常都是曝光其失误和缺点的。
人们之所以乱花钱通常都是因为把自己的需求（也就是必需品）定义得太宽泛。
只需看一眼美国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的预算，我们就知道它的经费远远不够。2014年，该委员会审查了超过50万亿美元的资产，而它自身的经费预算仅为14亿美元。折算下来，平均监管1美元资产的政府投入大约只有1美分的1/400。
麦道夫对此的回应是，他通过采用一种“套管式”的投资组合策略实现了平滑收益。麦道夫表示，通过购买期权避免巨额亏损、卖出期权回避超高收益，这两者组合就能达到效果。
我们知道的是这次调查进行得不够好，这正符合一句俗语——“一分钱一分货”。一美分的1/400只能换来这么多。
1907年的《蒂尔曼法案》禁止企业直接为竞选活动捐款；1974年的《联邦竞选法案修正案》设立了联邦选举委员会，同样对竞选捐款和竞选开支设置了限制。
不久之后，人们就发现了绕过直接捐款法律限制的方法，那就是通过一些竞选“好伙伴”，比如政治行动委员会。即使没有任何直接捐款，众多的政治行动委员会仍然可以为竞选活动提供帮助。
我们对言论自由与自由市场的看法几乎一致：我们认为两者都是经济繁荣的关键因素，而言论自由对民主而言更是格外重要。
正如自由市场中存在欺骗这样的阴暗面，言论自由也有其缺点。
判决书中的一个关键段落揭示了法庭判决依据：“拿走一部分人的话语权并把它给予另一部分人，通过这种方式，政府剥夺了弱势个人或群体用话语努力建立价值、立场和获得尊重的权利。政府不应当采用这些方式剥夺公众自行决定何种言论或演讲者值得听取的权利和特权。第一修正案保护言论和演讲者，包括其中传达的思想。”
在伦敦海德公园的演讲者之角，大声播放音乐是不被允许的，尽管所有英国公民都有权在那儿畅所欲言。
如果人们非常容易被欺骗，那么通过言论就能说服他们按照我们的利益行动，而不一定考虑了他们自己的切实利益。
我们需要对那些有资源来装备超大扬声器的人做出限制，否则他们就会轻易将那些资源较少的人所希望传递的信息淹没。
自由市场确实允许人们进行自由选择，但是同时也允许人们自由地欺骗别人、自由地被别人欺骗。
恶性肿瘤的出现，恰恰是因为人体的防御系统太好了。恶性癌细胞对外界攻击抵抗过度，不愿意被消灭。
癌症被证明是基因突变的结果，因此癌细胞自我保护的能力其实来源于人体自身的健康防御系统。
健身俱乐部常用的“套环螺栓”式合同：这些合同都很容易签订，但是很难取消。
买家最关心的是打印机的价格，但事实上，除了初始打印机的价格，后续的墨盒成本也不容忽视（平均而言能占到总价的2/3）。
在关于惠普某款产品的购买者调查中，只有3%的受访者在购买打印机时就已经清楚地了解了墨盒的价格。
对买家来说，打印机的价格非常醒目清晰，也很容易在网站上找到。但是当需要查询所需墨盒的价格时，这类信息则散落在几个不同的网站上；打印机制造厂商有意隐藏了这些属性。
经济学家的基本思想都发源于亚当·斯密。他们的核心观点可以用斯密著名的屠夫、酿酒师和面包师的例子来表述——传统供应商完全响应消费者的需求，根据消费者愿意支付的价格来决定供应产品的数量。这套体系会迅速达到均衡状态。如果经济偏离了这样的均衡，那么就有套利的空间。如果确实是这样，那么我们可以预见有人将会利用这个机会获利。正如谚语所说“自然界厌恶真空”，
这与斯密的例子类似，只要我们有足够的资源支付得起面包、啤酒和肉，那么市场中就会有面包师、酿酒师和屠夫存在。因此，骗子们也会在某处等待着我们上钩。
欺骗其实就是使得某人做出对欺骗者有利的决策，而不选择真正对自己有利的决策。
现代经济通过自由市场使得发达国家居民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这种生活水平会让我们所有的先祖羡慕不已。但是，我们也不要自欺欺人，它还带来了欺骗，严重影响了我们的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