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年脑损伤患者的问题表明，恰当的社会行为需要情绪的参与；而早年脑损伤患者的问题则表明，想要习得恰当的社会习俗和伦理规范，情绪也是必需的。

 失控的、误导性的情绪是非理性行为的主要原因之一。

 5-羟色胺是一种重要的神经递质，这种神经递质会影响几乎所有种类的行为和认知。

 5-羟色胺对于灵长类动物的作用之一是抑制攻击性行为。奇怪的是，5-羟色胺对于其他种类的动物有其他作用。实验中，若动物释放5-羟色胺的神经元被阻断时，其中一个结果就是实验动物变得冲动而易激动。整体而言，提高5-羟色胺的功能可以降低攻击性，变得亲社会。

 并非所有受控于大脑的行为都是深思熟虑的产物。比较合理的假设是，此时世界上大部分所谓的由大脑引发的动作都没有经过深思熟虑。

 悲伤和焦虑可以显著改变性激素的调节，这不但会引起性欲的变化，还会影响月经周期。此外，丧亲之痛这一涉及了全脑加工的状态，也会导致免疫力下降，因此个体更容易受到感染，并且更有可能直接或间接地患上某种特定类型的癌症。一个人可以心碎而死。

 约翰·奥尔曼（John Allman）得出一项有价值的研究结果：排除体形的影响，以水果为食的猴子的新皮层面积大于以树叶为食的猴子。以水果为食的猴子需要更为丰富的记忆，以便记住在何时何地可以寻觅到可食用的水果，避开贫瘠的果树和腐烂的水果。

 在任何时候，用相对简单的事物去部分地解释复杂事物都不意味着对复杂事物的诋毁。

 当有机体频繁出现负面躯体状态，或长期处于负面躯体状态时，如在抑郁症中，与负面情境相关的思维的比例就会上升，从而殃及推理的效率和风格。

 我们几乎从不关注当下，即便我们这么做了，也只是看其能为未来计划做点儿什么。-Blaise Pascal

 意志力依赖于对前景的评估，但是如果没有恰当地关注短期损失和未来收入，兼顾当前痛苦和未来回报，这种评估过程就无法实现。如果没有关注未来的回报，就会损伤意志力不可或缺的部分。意志力只不过是根据远期而非近期结果进行选择的另一种说法。

 在不断演化的社会交互过程中，不要狭隘地理解惩罚或奖赏的含义。缺乏奖赏本身就可以看作惩罚，因而是不愉快的；同理，缺乏惩罚可以看作奖赏，因而是愉悦的。关键在于特定个体在特定情境和特定时间下的躯体状态类型及感受。

 至少就痛苦和愉悦在控制生存中的角色而言，这两者不是双胞胎或镜像的关系。不知何故，通常情况下，是与痛苦相关的信号使我们避开了即将到来的当下或可预测的未来的麻烦。很难想象，如果个人和社会主要以寻求快乐为目标，其程度相当于或超过对痛苦的避免，这样的个体和社会可以维持下去。

 要以令人满意的方式理解这颗制造人类心智和人类行为的大脑，就有必要考虑到其所处的社会和文化背景

 我提出了躯体标记假设。该假设认为情绪位于推理回路中，情绪可以帮助决策，而不是像大多数人所认为的那样只会干扰决策。
 在一些情况下情绪可以代替推理。
 恐惧，可以帮助人们在短时间内不靠推理便可迅速逃离危险。一只松鼠或一只小鸟都可以不假思索地迅速对外界威胁作出反应，人类当然也可以。
 特定情况下，过多的思考还不如完全不予思考。
 推理是自主情绪系统的延伸，而情绪本身在推理系统中也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例如，在决策中，情绪可以凸显某一前提的重要性，从而使决策结果倾向于这一前提。情绪还可将决策所需的各种知识储存在心智中。
 如果情绪被排除在推理过程之外，就类似特定神经疾病的状态，那么推理过程就会漏洞百出，这比情绪干扰决策时还要糟糕。
 有时候情绪标记的过程是相当明显的，如通过“直觉”的方式；有时候标记的过程是隐秘的，如通过位于意识水平之下的信号，这些隐秘的信号可能是神经调节反应，如多巴胺或5-羟色胺，这两者都可以改变表征选择的神经元的活动
 个体直觉推理的好坏依赖于既往推理的质量；依赖于个体在过去对情绪相关经验分类总结的能力；也依赖于对过往直觉判断好坏的反思能力。
 共同参与情绪和决策的脑区也通常涉及社会认知和社会行为的调节
 早年脑损伤患者和成年脑损伤患者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早年就遭受脑损伤的患者通常无法习得本该指导行为的社会习俗和伦理规范；与之相对，成年才遭受脑损伤的患者清楚地知晓这些规范习俗，但无法遵守。
 成年脑损伤患者的问题表明，恰当的社会行为需要情绪的参与；而早年脑损伤患者的问题则表明，想要习得恰当的社会习俗和伦理规范，情绪也是必需的。
 情绪和感受的缺失同样会严重损害人类的理性。而正是理性使人类独一无二，使人可以根据远景、社会习俗和道德原则作出决定。
 感受的本质不是与客体相关的难以捉摸的心理特征，而是对躯体情势的直接知觉。
 当躯体状态是积极愉快的时候，思维敏捷、想法多变；而当躯体状态痛苦失落的时候，思维也会变慢，踌躇不前。
 如果人类失去了这种与生俱来的感受痛苦或快乐的能力，那世上也就不会有痛苦或福报，没有渴望或慈悲，更没有人类的悲剧与辉煌了。
 他对其他物件甚至动物也会有依恋，这是他过去没有过的奇特现象。这种倾向，我们一般叫作“收藏癖”，在和盖奇一样的脑损伤患者以及自闭症患者身上也曾观察到这种现象。
 盖奇左脑的损伤要远远大于右脑，而对于整个额区，前侧损伤大于后侧。损伤区域具体包括腹侧前额叶皮层以及双侧内皮层，但是外侧前额叶未被损伤。
 盖奇大脑的前额叶损伤削弱了他规划未来的能力、依照已经习得的社会规范行为的能力、作出对自身生存有利决策的能力。
 患者会因自身的人格缺陷、情绪管理障碍等诸如此类的问题饱受谴责；人们通常会认为患者缺乏意志力。
 事实是：数十年来，社会行为显著异常的患者在大多数智力测试甚至是最难的测试中都会表现正常。
 事实上，埃利奥特并没有对情绪进行丝毫克制，也没有压抑内在的混乱。他只是冷静、放松地娓娓道来。他的沉着冷静并不是文化习得的那种，但是这种冷静不经意中起到了保护的作用，使他不会因为自身的悲剧而痛苦。
 埃利奥特的问题在于他可以感知（know）但无法感受（feel）。
 我们自然而然地将情绪当成一种冗余的心理能力，认为情绪是理性思维携带的某种附属品。如果一种情绪是积极愉快的，我们就把它当成奢侈品一样享受；如果情绪是消极痛苦的，我们就只能忍受这位不速之客。
 失控的、误导性的情绪是非理性行为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10%的五年死亡率和90%的五年存活率这两种治疗方案之间，患者会更偏好后者。
 情绪的损伤同样也是非理性行为产生的重要原因。
 损伤靠近眶额叶和内侧额叶的白质会严重损伤情绪和感受。
 考虑到术前术后行为改变的程度，接受额叶切除术的患者，其创造力和决断力在手术后都下降了。
 病感失认症患者不能对个体和社会事务作出合适决策，前额叶损伤患者也是如此。前额叶损伤患者也像病感失认症患者一样对自身健康状况漠不关心，并且对疼痛有着超出常人的忍耐力。
 5-羟色胺是一种重要的神经递质，这种神经递质会影响几乎所有种类的行为和认知。
 5-羟色胺对于灵长类动物的作用之一是抑制攻击性行为。奇怪的是，5-羟色胺对于其他种类的动物有其他作用。实验中，若动物释放5-羟色胺的神经元被阻断时，其中一个结果就是实验动物变得冲动而易激动。整体而言，提高5-羟色胺的功能可以降低攻击性，变得亲社会。
 行为较亲社会的猴子，它们的5-羟色胺-2受体数量在腹内侧前额叶、杏仁核、内侧颞叶都很高，但其他脑区的5-羟色胺-2水平则不高；而那些不合作的、带有敌意的猴子，脑内5-羟色胺-2受体水平则与前者相反。
 这个研究提到的5-羟色胺受体被叫作5-羟色胺-2，因为它只是人类超过14种5-羟色胺受体中的一种。
 几乎躯体的每个部分，每一个肌肉、关节、内部器官都可以通过周围神经传递信号给大脑。这些信号在脊柱、脑干中进行传递并最终直达大脑，从一个神经节点传至另一个神经节点，最终到达位于顶叶和脑岛的躯体感觉皮层。
 躯体活动产生的化学物质可以通过血流到达大脑，并且可以通过直接或间接激活如穹窿下器官等特定脑区的方式来影响大脑活动。
 并非所有受控于大脑的行为都是深思熟虑的产物。比较合理的假设是，此时世界上大部分所谓的由大脑引发的动作都没有经过深思熟虑。
 神经生物学的核心：神经回路中的学习创造了生物性修饰过程并构成了神经表征，这些表征产生了心智中的表象；上述过程中，神经回路在细胞体、轴突、树突和突触层面发生了看不到的微观结构的变化，并最终形成神经表征，这些表征又产生了每个人自身所体验到的表象。
 对于心智和心智化活动产生所必需的特定神经表征而言，现代的且由经验驱动的脑区回路，如新皮层的神经活动是不可或缺的。如果大脑中的古老部分，如下丘脑、脑干，是不完整的或不合作的话，新皮层也无法生成表象。
 饭后几个小时，你体内的血糖水平开始下降，下丘脑中的神经元检测到了这种变化；相关先天模式开始激活，使大脑改变躯体状态，从而提升改变这种状态的可能性；你感到饿了，并希望采取行动结束饥饿状态；你开始进食，随着食物消化，血糖水平逐渐恢复正常；最终下丘脑又探测到了血糖的新变化，即血糖水平上升了，于是相关的神经元调节了躯体状态，这种状态体验构成了饱腹感。
 悲伤和焦虑可以显著改变性激素的调节，这不但会引起性欲的变化，还会影响月经周期。此外，丧亲之痛这一涉及了全脑加工的状态，也会导致免疫力下降，因此个体更容易受到感染，并且更有可能直接或间接地患上某种特定类型的癌症。一个人可以心碎而死。
 烟草、酒精、医用或非医用的毒品都会到达大脑，并改变大脑功能乃至影响心智。
 某个特定区域的神经递质相对平衡的扰动，都会迅速且严重地影响皮层活动，并导致抑郁、亢奋或躁狂状态。思维过程会减慢或加速，回忆表象的丰富性会下降或上升，表象间联结的产生会增强或停止，专注于特定心理内容的能力也会随之波动。
 包括人在内的哺乳动物的大脑（下丘脑的视上核团和室旁核团）和躯体（卵巢或睾丸）都能够生产催产素。
 躯体在分娩、生殖器官或乳头受到性刺激以及性高潮期间都会分泌催产素。这种催产素不仅可以作用于躯体本身，如在分娩过程中放松肌肉，还可以作用于大脑。催产素就相当于灵丹妙药。总的来说，催产素影响了全部的养育、运动、性行为和母性行为。对我来说更重要的一点是，它可以促进社会交互以及强化配偶之间的关系。
 笛卡尔在《论灵魂的激情》（Passions of the Soul）中提到，正是通过思维、推理和意志对动物本能的控制，使人成为人。
 约翰·奥尔曼（John Allman）得出一项有价值的研究结果：排除体形的影响，以水果为食的猴子的新皮层面积大于以树叶为食的猴子。以水果为食的猴子需要更为丰富的记忆，以便记住在何时何地可以寻觅到可食用的水果，避开贫瘠的果树和腐烂的水果。
 在任何时候，用相对简单的事物去部分地解释复杂事物都不意味着对复杂事物的诋毁。
 如果我们不能感受到心跳加快、呼吸急促、嘴唇颤抖、四肢无力、浑身起鸡皮疙瘩或五脏六腑的翻腾，那恐惧这种情绪还能剩下什么？同理，如果没有怒火攻心、满脸通红、鼻孔扩大、咬牙切齿、攥紧双拳想要动手，反而只有放松的肌肉、平静的呼吸和温柔的面孔，这能叫作愤怒吗？-威廉·詹姆斯
 所有能激发本能的物体都能诱发情绪。-威廉·詹姆斯
 成人的情绪，是在早期情绪的基础上逐渐建立的。我决定把“早期”情绪称为基本情绪，“成人”情绪称为次级情绪。
 情绪反应自身可以达成一些有利的目的，如快速躲避天敌，或向竞争对手展示愤怒。
 基本情绪依赖于边缘系统回路，这个回路中的主要参与者是杏仁核和前扣带回。
 发现杏仁核与情绪的关系的第一条证据来自海因里希·克吕维（Heinrich Kluver）和保罗·比西（Paul Bucy），他们发现，包含杏仁核的颞叶的部分区域被手术切除的患者，会有情感冷漠等一系列症状。
 从个体发展的角度看，紧随其后的便是次级情绪。当个体开始进行感受，并在物体、场景的种类以及基本情绪之间建立系统性联系时，次级情绪就出现了。
 前额叶损伤患者无法生成与特定种类的情境和刺激所激发的表象相关的情绪，故而也无法产生感受。
 清醒和警觉的状态下，所有的情绪都能产生感受，但并非所有的感受都来源于情绪。
 持续监控的过程，在思考特定思维内容的同时对躯体进行觉知，就是我说的感受的本质。
 如果情绪是一系列在特定脑区激活的与特定表象相关的机体状态变化，那么感受某种情绪的本质就是对这些表象以及引发这些变化的心理表象的体验。
 快乐和悲伤的本质是：对特定躯体状态的知觉与并存的思维结合，并由思维过程的风格和效率的调整进行补充。
 如果有机体的躯体状态是负面的，此时表象产生速度也随之减慢，表象多样性减少，推理效率也降低了。
 当有机体频繁出现负面躯体状态，或长期处于负面躯体状态时，如在抑郁症中，与负面情境相关的思维的比例就会上升，从而殃及推理的效率和风格。
 在《黑暗昭昭》（Darkness Visible）一书中，作者威廉·斯蒂伦（William Styron）生动地描述了自己曾经历的抑郁状态：抑郁就是无尽的痛苦，如同“溺水或窒息”，即便这些描述不太准确。他也没忘记描述伴随抑郁的认知状态：那时理性思维已经离我而去，我时常思维恍惚。我想不出合适的词来描述我绝望的状态，我的认知被“积极而主动的痛苦”所主导。“积极而主动的痛苦”这个词被威廉·詹姆斯用来描述他自身的抑郁状态。
 感受使我们可以得知机体正在发生什么；由此，感受调节了我们对于其他物体和情境的综合认知。通过这种共存，躯体表象赋予了其他表象不同的倾向：好的或坏的、欢愉的或痛苦的。
 我认为感受具有真正的特权地位。感受在多个神经层面上被表征，包括新皮层。在新皮层中，在神经解剖学和神经生理学层面上，感受信号和被其他感觉通道处理的信号是同等的。
 感受作为先来者为后来者提供了参考框架，所以感受对大脑和其他认知活动都有发言权。感受的影响无与伦比。
 内啡肽被普遍认为是大脑自己释放的吗啡，它可以轻易改变我们对自我、对疼痛、对世界的感受。因而，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5-羟色胺以及多肽类神经调质，理所当然地也被认为应起到类似作用。
 如果高兴或者悲伤主要对应着持续躯体状态神经表征的变化，那么这些化学物质就需要对那些神经表征的源头发挥作用，即躯体本身和表征躯体的多个神经回路层次。
 如果感受高兴或悲伤部分对应着人类思维运转所基于的认知模式，那么根据我们上述的解释，化学物质也需要对生成和处理表象的回路产生影响。这意味着将抑郁降格并一般化为对5-羟色胺和去甲肾上腺素的可利用性问题，这一武断的做法是不可接受的，虽然这种做法在百忧解盛行的时代很普遍。
 过度地将积极情绪不加区分地投射到人、事物甚至地点上，我们变得比正常状态更积极和放松，结果成了一个盲目乐观的人。
 伴随着悲伤感受的认知模式则会减慢表象唤起的速度，更少线索会导致贫瘠的联想，会作出狭隘且低效率的推论，还会过度专注于同样的表象，而这些表象通常包含负面情绪反应。这种认知状态伴随着运动抑制且普遍存在食欲和探索行为减少的情况。这种认知模式的极端例子就是抑郁症。
 伴随着病态欣快感受的认知模式能够快速生成多种表象，从而使联想过程更加丰富，并且对表象的仔细推敲可以产生更丰富的线索，这些线索也会帮助联想。表象被关注的时间不会太长。这种随之而来的丰富性可能导致过度推论。这种认知模式伴随着运动兴奋甚至是运动抑制解除，以及食欲和探索行为的增加。这种认知模式的极端例子就是躁狂状态。
 与许多人认为的不同，我不把情绪和感受看作难以捉摸、虚无缥缈的事物。情绪和感受的主要内容是实在的，并且与躯体和大脑内的特定系统有关，这一点不比视觉和语言差。这些负责情绪和感受的大脑系统也不限于皮层下区域。和视觉一样，情绪和感受的构建也是由大脑核心和大脑皮层协作完成的。
 将情绪和感受在认知和神经层面上定义为具体的事物并不会减少情绪和感受中的美好或者不愉快，也不会降低它们在诗歌或者音乐中的地位。理解看和说的原理不会影响我们看到和说出之物的价值，也不会动摇绘画或戏剧作品的价值。理解情绪和感受背后的生物机制与用浪漫的视角审视它们对人类的价值，二者之间是可以完美兼容的。
 我们几乎从不关注当下，即便我们这么做了，也只是看其能为未来计划做点儿什么。-Blaise Pascal
 理性主义中重要的一点是，为了达成良好的结果，情绪必须被排除在外。情绪不能影响理性加工。
 人们常常会忽视或错用概率论和统计规律。-Stuart Sutherland
 在你根据内容进行任何成本／收益分析前，在你对问题的答案进行推理前，一些重要的事情发生了：当与某个反应相关的负性结果出现时，哪怕只是一瞬间，你都会体验到一种不愉快的躯体感受。因为这种感受是与躯体相关的，我给这个现象起的专业名称为“躯体状态”（somatic）；并且由于这些现象“标识”了一个表象，我把它叫作“标记”。
 躯体标记是次级情绪所产生的感受的特例。通过学习，这些情绪和感受被联结在一起，并用来预测特定情境的未来结果。当一个负性躯体标记伴随一个特定未来结果时，两者结合就可以起到警示的作用。反之，当一个积极的躯体标记伴随一个特定未来结果时，就可以起到激励的作用。
 躯体标记并不会替我们考虑。它们通过强调一些或危险或有益的选项，并去除一些选项来帮助我们决策。你可以把躯体标记当成一个自动检测系统，无论你是否接受，它都会提前对可预见的未来的所有可能场景进行评估。
 为了使摇摇欲坠的业绩扭亏为盈，你和你的同事不得不减薪，并从现在开始大量加班。该做法在短期来看是不愉快的，但是伴随未来收益产生的积极躯体标记可以使你克服对短期痛苦的抵触。这种美好未来表象触发的积极躯体标记使个体可以忍受当前的不愉快，从而争取潜在的更好的回报。
 意志力依赖于对前景的评估，但是如果没有恰当地关注短期损失和未来收入，兼顾当前痛苦和未来回报，这种评估过程就无法实现。如果没有关注未来的回报，就会损伤意志力不可或缺的部分。意志力只不过是根据远期而非近期结果进行选择的另一种说法。
 适应性躯体标记的建立需要正常的大脑和文化环境。如果一开始，这两者任意一个出现问题，有机体都无法形成适应性的躯体标记。
 一系列关键的、影响发展的与躯体标记匹配的刺激是在儿童期、青少年期就获得的。躯体标记性刺激的积累直到生命结束才会停止，所以可以恰当地把这个过程称为终身持续学习。
 在不断演化的社会交互过程中，不要狭隘地理解惩罚或奖赏的含义。缺乏奖赏本身就可以看作惩罚，因而是不愉快的；同理，缺乏惩罚可以看作奖赏，因而是愉悦的。关键在于特定个体在特定情境和特定时间下的躯体状态类型及感受。
 大脑核心部位的调节性神经回路，该回路可以调节趋近或回避行为。通过抑制行为倾向，或提高抵御倾向，有机体作出潜在负性决策的概率就会降低。至少，这个过程可以帮助我们节省时间，这段时间里意识层面的深思熟虑可以提升作出合理决策的可能性，即便不是最合理的决策。
 大脑存在一个隐秘的预选择机制。这个生物机制通过预选择过程，只将经过筛选的有限可选项呈现给你。
 阿莫斯·特沃斯基和丹尼尔·卡尼曼的研究发现，我们每天所进行的客观推理远没有我们所设想那般高效。简单来说，我们的推理策略有缺陷，正如斯图尔特·萨瑟兰所说的，非理性是理性策略中的“内奸”。
 理性中的失误不仅主要来源于计算失误，还源于生物驱力的影响，如顺从、从众、维护自尊的渴望，这些驱力经常表现为情绪和感受。
 尽管有时候生物驱力和情绪会带来非理性的增加，但这两者对于我们仍是必不可少的。理性行为依赖于生物驱力和由此产生的自动化躯体标记机制，尤其是在个体和社会决策领域
 谷氨酸在脑中广泛存在，用来传递兴奋信号。然而，当中风损害神经细胞后，神经细胞会在周围释放过量的谷氨酸，导致周围无辜的健康神经细胞因过度兴奋而死亡。
 形成心智，其真正含义是形成能以表象形式被意识到的表征，这为有机体提供了一个适应外部环境的新方法，而这些环境是基因无法预见的。这种适应性的基础很可能从构建运作中的躯体本身的表象开始，即当躯体对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作出反应时，如使用胳膊、调节内脏状态时产生的表象。
 如果确保躯体本身的生存是大脑进化的首要目的，那么，当有心智的大脑出现时，它们会从关注躯体开始。并且为了确保有机体尽可能有效率地生存。
 事实上，皮肤是整个躯体最大的内脏，在皮肤作为内脏时，它通过设定皮肤血管的直径来调节躯体温度，它通过调节铁含量，如排汗的变化来调节新陈代谢。烧伤之所以能够致死不是因为烧伤导致触觉的大面积丧失。毋宁是因为皮肤是机体不可或缺的内脏。
 通过肤浅的社会原因或神经递质的作用来解释感受损伤或非理性行为，这种解释思路现在充斥在各种平面媒体和视觉媒体中。还有人试图用医疗药物和非医疗药物来纠正个人和社会问题。这种对感受和推理本质的理解不足是“抱怨文化”的特点之一，它引起了我们的警觉。
 笛卡尔把他常引用的一句话作为他的墓志铭，“Bene qui latuit, bene vixit”，其意义是“隐藏得很好的人，才能活得好”
 医学界一直都没意识到，人们对于医疗状况的感受是影响治疗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对安慰剂效应还不甚了解，而患者通过这种安慰剂效应得到的益处，甚至可以超过特定的医疗干预可能会带来的真实效果。
 大家都希望能够向他人倾诉受伤的感受，都祈求治愈个人的伤痛和苦楚，都开始迫切渴望那种可能永远无法获得的内在平衡和幸福感，而且上述愿望不会很快消失。要求医学医治病态的文化是愚蠢的，但忽视人类疾病的文化方面同样也愚蠢。
 在成年人生命中的任何特定时刻，每个大脑回路的大部分都是个别的和独特的，并真实反映了特定有机体的成长历史和成长环境。当然，这并不能使解开神经奥秘的过程变得更容易。
 每个人类有机体都生活在类似的有机体集合中；属于某个集合的个人的思想和行为在特定的文化和物理环境中运作，但这些行为并不仅仅由上述活动回路所塑造，更不会单独被基因所塑造。要以令人满意的方式理解这颗制造人类心智和人类行为的大脑，就有必要考虑到其所处的社会和文化背景
 痛苦和愉悦是生物体需要的促使本能和习得策略高效运作的控制开关。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控制社会决策策略发展的开关。当社会群体中的许多人经历了心理、社会和自然现象带来的痛苦后果时，就有可能据此制定智力和文化策略以应对或减少痛苦。
 至少就痛苦和愉悦在控制生存中的角色而言，这两者不是双胞胎或镜像的关系。不知何故，通常情况下，是与痛苦相关的信号使我们避开了即将到来的当下或可预测的未来的麻烦。很难想象，如果个人和社会主要以寻求快乐为目标，其程度相当于或超过对痛苦的避免，这样的个体和社会可以维持下去。
 负面情绪的种类似乎远远多于正面情绪，而且很明显，大脑使用不同系统来处理积极和消极的情绪。也许当托尔斯泰在写下《安娜·卡列尼娜》的开篇时也有相似的洞见：“所有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