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荡的世界
IMF在2007年春季还报告说，“自2006年9月以来……全球的经济风险有所下降……美国经济总体上运行良好……其他地方的情况也令人欢欣鼓舞”。
摩根大通银行甚至在2008年9月12日（危机爆发前3天）还预测说，美国的GDP增长将在2009年上半年加速。
《经济学人》在2006年12月发表的观点：“占据世界经济主体地位的市场资本主义的发动机看起来运转良好。”
投资尤其是长期投资的下滑，可以解释美国经济在近年来为什么没能像“二战”后的其他10次复苏那样，成功地走出困境。
我在回忆录《动荡的年代》（The Age of Turbulence）中提到，幸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的收入与类似群体乃至榜样人物的比较，而不是客观的物质指标。
自称是联邦德国强劲竞争对手的民主德国，在40年的竞赛之后，其生产率水平只有西方国家的1/3。大多数西方分析人士，包括那些在西方国家最自负的情报机构供职的人，都曾经估算民主德国的生产率水平达到了联邦德国的75%~80%。
中国经济如今仍饱受裙带关系的困扰，与经典的自由市场经济还有很远的距离。
英国《经济学人》对近20个国家的调查显示，在那个10年里，住房价格的快速上涨已成为全球性现象。
在市场顶端，每个人都被转化为多方并对此深信不疑，但此时已没有更多的人可以加入，新出现的卖家将无法出手。
做空需要很强大的内心。
政治家们容易采取这样的立场：（1）政策效果很好，不需要改变政策立场（这是种即使错误也总能被接受的乐观假设）；（2）情况并不理想，必须采取最激烈的反应，因为在情况继续恶化时采取的措施力度不够，会被认为在政治上毫无作为。
美联储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的决定从法律上说不能被其他任何政府机构推翻，但人们很清楚，如果货币政策触怒了国会或者总统，那么美联储的独立性有可能被他们通过立法来改变，从而削弱其政策效力。
在担任美联储主席期间，我收到过许多来自国会的要求放松货币政策的意见，却从来没有收到过一份要求收紧货币政策的呼吁。
生产率无疑是一个经济体取得的现实成就的最核心指标。
中国近年来的快速增长主要依赖于从国外借鉴的技术，到目前为止，只有很少是源于自身。
在2011年11月的一份研究中，汤姆森路透社（Thomson Reuters）罗列了全球100家最具创新力的企业，没有中国企业上榜，而美国企业有40家。
中国已经进入实际工资成本上涨阶段，这将显著削弱其在全球制造业中的竞争优势。
根据斯坦福大学经济史学家保罗·戴维（Paul David）在1989年的著述，重大创新往往需要数十年的时间才能普及到显著提高小时产出率的程度。
专利的发放数与生产率的进步呈现同步变化，但没有像我期望的那样在统计上成为领先指标。
资本主义的基础发动机是竞争。
人们对于恐惧的反应要比狂热剧烈得多。因此，资产价格和恐惧心理所影响的其他金融指标的下跌速度会比上涨快得多。
人类由各种心理倾向驱动，其中最主要的是恐惧、狂热和从众行为等，但归根结底，我们的直觉基本上也符合理性判断。
政府预算支出不受控制的趋势是美国最大的国内经济问题。
我只想做大多数学院经济学家从未做过的事情，检验一下我的理论在现实世界中是否真正行得通。 —艾伦·格林斯潘
2008年3月16日，一个春寒料峭的周日下午，我刚从室内网球场回家，美联储理事会的一位高级官员就打来电话警示说，理事会刚刚宣布在数十年来第一次动用《联邦储备法》（Federal Reserve Act）中含义模糊但具有爆炸性影响的第13条第3款的授权。概括地说，第13条第3款的含义是，授予美联储接近于无限制地向任何人借出现金的权力。
由于金融严重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储蓄对前沿技术的投资水平，它对于整体经济结果的影响，无论其好坏，都远远超过该产业自身在GDP中所占的份额（不足10%）。此外，金融失衡无疑是引发现代商业周期的直接或间接的主要原因。
2008年9月的危机却几乎没有人预见到，宏观经济模型在我们最需要它的时候遭遇了彻底失败，这令经济学界大为沮丧。直到危机爆发，美联储理事会高度发达的预测体系都没有看到任何衰退的迹象。
在业界颇具声誉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模型也是如此，它们在2007年春季还报告说，“自2006年9月以来……全球的经济风险有所下降……美国经济总体上运行良好……其他地方的情况也令人欢欣鼓舞”。
美国金融业的翘楚摩根大通银行甚至在2008年9月12日（危机爆发前3天）还预测说，美国的GDP增长将在2009年上半年加速。
政府部门和私人部门的大多数分析师和预测者都赞同英国《经济学人》在2006年12月发表的观点：“占据世界经济主体地位的市场资本主义的发动机看起来运转良好。”
自1965年以来，随着公共医疗计划（Medicare）和医疗补助计划（Medicaid）的实施，加上社会福利水平与通货膨胀率挂钩造成的社会保障项目支出大幅提高，美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长达40年的社会福利支出暴涨，年均涨幅接近10%——由两党联合推动。
看到形形色色的人的行为是那么相似，我感到非常吃惊。人们拥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使用不同的语言，但其相互关系和行为特征却与一个在纽约的都市森林中长大的男孩极度接近。
17世纪的法国数学家布莱兹·帕斯卡（Blaise Pascal）曾这样描述：“人的伟大源于其思想力。”这种理性就是卡尼曼所说的“慢思考”（slow thinking）。
作为动物精神的重要成分之一，恐惧是生命、肢体和财富在遭受威胁时的自然反应。这种情绪绝对是先天具备的，没有人例外。然而，人们对恐惧的反应方式则各不相同，这些差异是构成人们个性的一部分。
2008年经济崩溃后，2009年年初股票价格的反弹说明，人们当时的焦虑程度已接近历史的极值。这种焦虑程度的极值还表现在信用溢价幅度上，它几乎不存在长期的历史趋势。
投资尤其是长期投资的下滑，可以解释美国经济在近年来为什么没能像“二战”后的其他10次复苏那样，成功地走出困境。
文化反映着一个国家的节制程度。按理性做事的人会在年轻时会注重储蓄，为退休后的开销做准备。当然要注意，“退休”是20世纪后才出现的现象。很多人未能做到这一点，则反映着我们身上那些不够理性的心理倾向。
“炫耀性消费”可以解释一代又一代人在家庭支出和储蓄模式上表现出来的长期稳定性。
我在回忆录《动荡的年代》（The Age of Turbulence）中提到，幸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的收入与类似群体乃至榜样人物的比较，而不是客观的物质指标。
有人曾经调查过哈佛大学的研究生，如果他的年收入为5万美元，周围的人只有他的一半，或者他的年收入为10万美元，周围的人是他的两倍，在哪种情形下他会感觉更加幸福。大多数人宁可只拿5万美元。
美国家庭用于消费类产品和服务的支出占收入之比，主要不是取决于自己家庭收入的绝对水平，而是与全国平均家庭收入的相对水平。消费者的行为在125年以来没有发生重大改变。
没有人能够避免判断对错的冲动。
卡尼曼注意到：“我们总是容易高估自己预见未来的能力，这就造成了过度自信。在各种认知偏差里，乐观主义倾向对决策产生的影响是最显著的。”
人们永远在追求对自身价值的肯定，经常是通过其他人的认可或者曾经帮助过的人的感激之情。如果不能实现这种尊重，大多数人会陷入消沉。
2007年8月9日，法国巴黎银行（BNP Paribas）被披露持有巨额美国次级抵押证券，并已出现违约。该消息被披露当天的晚些时候，欧洲中央银行（ECB）即向其注入大笔准备金。8月10日，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中央银行与欧洲中央银行联合开展了2001年以来的首次全球协同行动。这令我十分震惊。根据我的经验，此类联合行动只有在各国中央银行感受到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迫近时才会实施。
随着危机的蔓延，股价开始掉头，进入连续11个月的下跌期，直至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到2008年9月15日雷曼事件爆发时，全球上市公司股票的市值损失已达16万亿美元。而在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后的数周内，市值损失更是翻了一倍以上，致使全球股票市值累计下跌接近35万亿美元，或者说超过一半。此外还有住房资产数万亿美元的损失（仅美国就高达7万亿美元）、非上市公司和非公司类企业的损失。最终，全球资产的总损失达到令人惊愕的将近50万亿美元，相当于2008年全球生产总值的1/5。
金融问题的恶化，始于雷曼兄弟公司破产之后迅速爆发的、完全未曾意料到的全球短期信贷萎缩。如此严重的全球范围内的资金流断裂现象，在历史上也前所未有。
流动性是风险厌恶水平的函数，当风险厌恶水平快速提高时，流动性随即蒸发。
根据金融稳定理事会（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在2012年11月的报告，全球影子银行机构的资产从2002年的26万亿美元猛增到2007年的62万亿美元，经历过2008年的下滑后，到2011年年底又继续增加到67万亿美元。
大而不倒引发的救助行动导致的一个严重后果是，很难让市场参与者相信，今后遇到麻烦的大型金融机构会被放任破产。此类观念给大型金融机构带来的隐含补贴在不知不觉中损害了金融活动与资本配置的效率。
1987年10月19日股票价格出现的空前下跌，道琼斯工业指数在当天的跌幅超过20%。没有哪个概率分布函数能够推导出此类事件的发生。
尽管1987年10月19日的单日股票市场跌幅依旧是历史之最，但它对整体经济活动却几乎没有负面影响。
在2002年的一次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前，我曾过早地发出过预警：“不寻常的房地产过热……是由抵押债务的剧增推动的，不可能永远持续。”然而事实证明，这一过热现象又维持了4年时间。我以为其消极影响可以得到控制，事实上却没有。
在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破灭前夕，高杠杆率金融机构持有的股票比例相对较少，对那场泡沫中的有毒资产、技术类公司的股票的持有比例尤其少。大多数股票是居民家庭与退休基金持有，而居民家庭的杠杆比率在当时远远低于后来的状况。
对大多数人来说，只有在事后才能真正发现哪些是优质资产，哪些是劣质资产。
如果所有这些抵押贷款都受到同一种宏观经济冲击事件（如房价下跌）的影响，投资者最终会发现，与当初的判断相比，其风险程度更高而分散程度更低。
监管者并不比投资产品发行者更有能力做出此类判断。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长期以来的主张是，监管者应该放手让银行购买它们自己选择的任何产品（在一定的界限范围内），但要求银行有较大数额的一般性股本准备金，作为应对可能发生但难以预先识别的损失的储备。
正如我在2000年所言：“我们并不知道（或许也不可能知道）下一次国际金融危机的确切性质到底是什么，但只要人们在金融活动中依旧保持着冲动的特性，危机就肯定会再次爆发。”
我们必须注意，相关关系（可以用回归分析来测算）与因果关系（不能单靠回归分析）不能混为一谈。
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暴露了苏联集团计划经济体制的严重缺陷，自称是联邦德国强劲竞争对手的民主德国，在40年的竞赛之后，其生产率水平只有西方国家的1/3。大多数西方分析人士，包括那些在西方国家最自负的情报机构供职的人，都曾经估算民主德国的生产率水平达到了联邦德国的75%~80%。
曾经长期作为费边社会主义堡垒的印度，在1991年启动了重大改革。在时任财政部部长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后来成为总理）的领导下，印度打开了市场，抛弃了各种管制措施的沉重负担。当然应该承认，印度的大部分官僚机构目前还没有被触及。
中国经济如今仍饱受裙带关系的困扰，与经典的自由市场经济还有很远的距离。
中国及很大一批第三世界国家复制了“亚洲四小龙”（香港地区、新加坡、韩国和台湾地区）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受过良好教育的低工资本地劳动力结合发达国家的技术，焕发出爆炸式的经济增长活力。
发展中国家的消费受到限制，没有跟上收入增长的快速步伐。其结果是，发展中国家的储蓄率从1999年占名义GDP的23%提高到2007年的33%，远远超出了投资的增长速度。鉴于世界其他地方的投资都不足以吸收这样大的储蓄，全球长期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在2000~2005年大幅下降。
到2006年，所有发达国家和主要发展中国家的长期利率都收缩到个位数。股票溢价幅度（投资者购买有风险的股票时所要求的超出主权国家债务回报率的那部分回报）和房地产资本化收益率也不可避免地由于全球长期实际利率的下调而降低。资产价格尤其是住房价格相应大涨。
英国《经济学人》对近20个国家的调查显示，在那个10年里，住房价格的快速上涨已成为全球性现象。
只有在大多数投资者认为价格会上涨并对此深信不疑的时候，价格上涨才可能突然停止。在最高价格点上，一旦买家终于得到满足，竞价消失，市场上就只剩下卖家，价格将随即狂跌。
他一个人的出价把那只股票推到了每股30美元的高价，然后决定套现离场。他给经纪人打电话，要求卖出股票，对方犹豫片刻后反问道：“卖给谁呢？”我于是把这个故事称为“杰塞尔悖论”。
在市场顶端，每个人都被转化为多方并对此深信不疑，但此时已没有更多的人可以加入，新出现的卖家将无法出手。
旗集团的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查尔斯·普林斯（Charles Prince）在2007年危机爆发前的著名言论：“当音乐停下时，有关流动性的各种事务肯定会非常麻烦。不过只要音乐还在继续，你就必须起来跳舞，舞会还没有结束。”
我们往往把股票价格的波动理解为“纸面”盈亏，与真实世界并不完全相等。然而这些“纸面”财富的价值蒸发却给全球经济活动造成了严重的通缩压力……
股票价格波动的很大一部分驱动力来自人们在狂热和恐惧之间间歇性摇摆的先天倾向，这种摇摆虽然会受到实体经济活动的重要影响，但也有其自身的特征。从我的经验来看，这种波动很多时候并不是出于对未来经济活动的单纯预测，反而是影响未来经济活动的重要因素。
恐惧情绪对市场参与者的影响的深度和期限是有限的。经济恶化的节奏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
在60余年的密切关注之中，我几乎没有见过能连续成功预测股价的分析技术。许多技术看似能在一段时间内有效，但随后很快就宣告失败。
长线策略，尤其是在买入之后即长期持有的办法更有希望成功。
少数职业投资者就非常成功地做空过英镑、美国次级抵押证券和其他有毒衍生产品，并获取了巨额财富。玩这种投资策略需要很强大的内心。
1953~2012年的数据显示，平均约有12%的个人消费支出是由净财富的增加引起的，其余88%的影响因素是可支配收入和短期储蓄利率的水平。
公司的股票市值事实上的确是资本支出的重要决定因素。
只有当附近办公楼的市场价值明显高于新的预期建筑成本时，人们才会出资建造新的办公楼（参见前文“资产价格”部分）。
大多数大型企业还是遵守较为严格的决策流程，但从我的经验来看，大多数中型和（尤其是）小型企业并非如此。
自由市场尽管有那么多缺陷，但仍在理论上和实证中取得了压倒性的广泛成功，支持其他经济制度的说法则充满缺陷、缺乏说服力。
资深银行家的工作比较类似于独立机构，他们经常把服务对象变成自己的“客户”而非银行的客户；他们换东家的时候，许多“明星”员工会追随而去。
根据《经济学人》的报道，在2007年，美国名校加州理工学院有1/4的毕业生从事金融业。
政治家们容易采取这样的立场：（1）政策效果很好，不需要改变政策立场（这是种即使错误也总能被接受的乐观假设）；（2）情况并不理想，必须采取最激烈的反应，因为在情况继续恶化时采取的措施力度不够，会被认为在政治上毫无作为。
美联储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的决定从法律上说不能被其他任何政府机构推翻，但人们很清楚，如果货币政策触怒了国会或者总统，那么美联储的独立性有可能被他们通过立法来改变，从而削弱其政策效力。
在担任美联储主席期间，我收到过许多来自国会的要求放松货币政策的意见，却从来没有收到过一份要求收紧货币政策的呼吁。
金融危机爆发后，美联储的独立性一度面临被严重削弱的风险。然而在那次事件中，国会对于美联储的反应一直保持沉默。
经济分析局的资料显示，软件的使用期为3.5年，非住宅建筑为38年，而住宅建筑则接近75年。
马斯·赫胥黎（Thomas Huxley）的说法，“丑陋的事实扼杀了漂亮的假说”。
生产率无疑是一个经济体取得的现实成就的最核心指标。生产率水平最终决定着社会的平均生活水平，也是区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决定性因素。
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小时产出率增速似乎也都受制于3%的上限。那么，为什么目前的技术和生产率水平不能在1960年实现，而必须等到半个世纪之后？答案或许是：我们人类还没有那么聪明，因此不足以实现那样巨大的飞跃。
技术可以积累，但由于智力存在明显的上限，知识积累的速度必然受限。
目前广泛使用的测算和预测生产率的方法称为“多要素生产率”（multifactor productivity，MFP）。简单地说，多要素生产率是指产出增长中不能归结为劳动和资本的投入变化的部分。从理论上说，多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来自技术效率的改进及其背后的新观念。
信息技术产品及其普及在1995~2006年的劳动生产率加速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美国的资本投资在GDP中所占的份额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达到25%左右的高峰，此后逐步下降，直至2009年的18%。其主要原因是国内储蓄率的急速下降，那是国内资本支出的主要资金来源（此外还有来自外国的借款）。
在过去半个世纪的情况。我们可以总结说，促进创新繁荣的必要环境因素是财产权利的有效执行，以及对创新有帮助的其他政治和经济条件。文化、宗教以及政府压制都可能伤害创新冲动。
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大多数时期，很多人认为日本经济将很快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的生产发动机。
今天有人又开始相信，中国很快将取代美国，不但是GDP总量，甚至会在人均GDP水平上赶超。这样的结论完全没有依据。中国近年来的快速增长主要依赖于从国外借鉴的技术，到目前为止，只有很少是源于自身。
在2011年11月的一份研究中，汤姆森路透社（Thomson Reuters）罗列了全球100家最具创新力的企业，没有中国企业上榜，而美国企业有40家。
不鼓励各个领域多样性的社会制国家，也不可能形成鼓励奇思妙想的气候，这一点儿都不奇怪。
中国使用的创新技术中，至少有很大一部分是源自发达国家的企业。中国已经进入实际工资成本上涨阶段，这将显著削弱其在全球制造业中的竞争优势。
根据斯坦福大学经济史学家保罗·戴维（Paul David）在1989年的著述，重大创新往往需要数十年的时间才能普及到显著提高小时产出率的程度。
在托马斯·爱迪生于1882年实现点亮下曼哈顿区的壮举后，又用了大约40年时间，才让半数的美国工厂用上电力。
直到瓮染法工艺在20世纪30年代普及后，流行色才广泛出现。
卡车运输的潜力直到美国的高速公路网在“二战”之后形成规模才发扬光大。
在2008年危机导致经济活动强烈收缩后，美国的小时产出率却明显提高，在繁荣时期，资本投资主要用于扩展市场而非节约成本。
专利的发放数与生产率的进步呈现同步变化，但没有像我期望的那样在统计上成为领先指标。
上大学时，我曾在一家百货公司兼职来赚取生活费。
随着民主党和共和党在竞争中不断许下更高的承诺，历史性的权益大扩张现象的种子终于被播下。
随着社会福利支出的加速，政府储蓄占GDP的比重在不经意间开始下降，到20世纪70年代变成负数（参见图9-2）。2009年之后，每年的政府负储蓄（赤字）甚至都超过了GDP的5%。
经常有人把中国家庭的高储蓄率归因于缺乏有效的退休金体制。
我们正在从自己的孩子和世界其他国家那里借钱，但什么时候能够偿还？
今天的净国内储蓄已趋近于零，如果不能让目前的外债水平再有所提高，生产性资本存量的增长速度将会继续放缓。
政策制定者的本性是寻求政治痛苦最小的解决方案。
大多数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在面临解决经济问题的选择时，都明显倾向于“无痛苦”的短期行为，而非以短期痛苦为代价的更有效的长期解决方案。
尽管政府的社会福利支出快速增加，70年代早期之后，收入不平等状况却开始无情地加剧。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状况在近年来恶化到如此严峻的地步，致使美国的政治版图出现了巨大裂缝，政治团结度滑落到“二战”之后的最低谷。
刚摆脱战争的美国经济的工业化程度极高。当时的高技术和高薪资行业制造业在1953年占GDP的28%，而今天的高收入行业金融和保险业在那时只占2%。可是到2011年，制造业在GDP中的比重滑落到11%，金融和保险业则提升到8%。
美国的基尼系数在20世纪70年代转向上升，并在此后35年维持了上升趋势。
私人部门雇员中加入工会组织的比例从20世纪50年代的35%左右下降到2012年的7%。罢工或罢工威胁（50年代劳方最有力的武器）迅速消失。2012年，参与罢工的员工人数不到50年代平均罢工人数的1/10。因此，工会雇员相对于非工会雇员的工资溢价在最近几十年事实上已被消除。
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比全球化和超级明星现象更为突出的因素，是与股票价格有关的收入的增长。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投资组合管理和投资银行业属于待遇最高的产业。
越来越多知名公司正在变成准“政府扶持企业”。这必然导致公司的治理水平退化。
外国工人可能愿意填补美国的技能缺口，而且（最重要的是）愿意接受更低的工资。障碍显然在于H-1B（特殊专业人员/临时工作签证）移民限制规定，其目的是保护和补贴本国的高收入者，减轻全球工资水平带来的竞争压力。
《经济学人》杂志指出，对技术工人的签证需求“自2003年以来每年都超过供给，而美国国会反而把此类签证的提供量削减了2/3”。除了对工作签证和绿卡的数量限制带来的问题外，政府用漫长而昂贵的审核过程要求雇主“证明他们曾经首先寻找适合某个岗位的美国人，但最后并未找到”，这就导致雇主首先排除雇用高技能的外国人的可能性。
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主要来自资产价值与主体劳动力的工资水平的角逐。差距增大可以视为劳动和资本在竞争市场上获取的国内总收入份额的结果。
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的说法，到2009年已经有超过94%的个人所得税是来自收入最高的20%的家庭，远远高于1979年的65%。
资本主义的基础发动机是竞争。
我记得在1989年的那场经济衰退中，大批商业地产以相当优惠的价格抛售。然而各联邦储备银行的建议无一例外都是新建办公楼，完全不顾其高昂得多的成本。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它们认为联邦储备银行大楼与众不同，应该有超大空间的地下室。最后，各地的联邦储备银行也的确都新建了造价昂贵的办公楼。
美联储时刻谈到要节约纳税人的钱，然而公共预算项目的节约压缩是选择性的，而私人部门的预算压缩则是因为资源有限而必须进行。
一个最近才出手救助了若干银行的政府，怎么会允许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机构倒闭？这条路最后只能通向裙带资本主义。
为这些“僵尸公司”（人们对濒临破产的公司的称呼）打气，会把部分国民储蓄从有前途的技术投资中撤出，转向继续保护那些效率低下的“系统重要性”企业的落后技术。运转良好的高效率企业并不需要或想要政府的帮助，因此，为它们赋予重要性地位是多余的，这样的地位只有对那些效率较低的大企业才有意义。
主权信用的担保是容易让人上瘾的毒品，尤其是在其成本（竞争力的下降）被推迟，而且很难清晰察觉的时候。联邦政府近年来的信用担保已经成为监管者处理大多数金融问题的选择。
弹性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
当政府对市场管制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并给某些私人参与者提供别人没有的优惠时，裙带资本主义就会滋生。这些公司因此成为政府的利益安排工具，并且被保护起来，免受创造性破坏的冲击。政府从中获得的回报，则是私人企业提供的关键的政治支持。此类企业同时也拥有大而不倒的公司的所有重要特征。
今天的裙带资本主义对于全球市场的影响不容否认。此类企业控制了俄罗斯经济，企业对最高领导人的忠诚度至关重要。
世界银行试图对各国政府“控制腐败”的能力进行测算和排名，这是反映裙带主义程度的一个重要方面。2010年此类问题最严重的国家包括：委内瑞拉、俄罗斯、印度尼西亚、中国、印度和阿根廷。表现最好的则包括北欧国家、瑞士、新西兰和新加坡。
人们对于恐惧的反应要比狂热剧烈得多。因此，资产价格和恐惧心理所影响的其他金融指标的下跌速度会比上涨快得多。
我们每天都能看到美国的某些公共基础设施的破败，随即听到应该立刻采取行动的呼吁。美国经济分析局估计，高速公路和普通街道的平均建成年龄自20世纪70年代早期以来已提高了16~25年。当然，对我们这些经常在日益坑洼不平的道路上开车的人而言，那些数字纯属多余。排水系统和公立医院建筑也同样在老化，我们的国家公园也严重缺乏维护和保养。
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的军用建筑和其他设备的平均年龄已提高了3倍。
私人部门也同样受到基础设施老化的侵蚀，例如，制造业工业资产的平均使用年龄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已从不足11年提高到16年以上。批发贸易、公用设施和机场等也出现了类似的老化现象。
修补公共基础设施并不是件轻松的任务，最主要的障碍是资金。
美国的创新依然位居世界领先水平，但GDP增速和多要素生产率增速的下降仍令人忧虑，后者是创新对增长率的贡献程度的反映。
人类由各种心理倾向驱动，其中最主要的是恐惧、狂热和从众行为等，但归根结底，我们的直觉基本上也符合理性判断。
资本主义发展的核心是创造性破坏，会同时产生赢家和输家。
我们未来最急迫的任务是修补破碎的政治体制，否则就无法给遭受严重扭曲的经济找到可行的长期解决方案。在美国，我们正在被1929年危机以来从未有过的政治分歧撕裂。
福利国家制度如果不受控制也会带来某些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麻烦。即便是长期以来备受赞誉的瑞典的福利模式，也已感受到了进行重大革新的需要。
在美国历史上的大多数时期，处境不利的私人企业或银行要么成功开展自救，要么申请破产，政府的救助基本上不在考虑范围之内。这种风气延续到21世纪还基本上没有改变，直至2006年，即使是房利美公司和房地美公司也没有被官方确认为大而不倒的类型。但这个救助前提在2007年被打破，到2008年被抽空。
中央银行的资产和基础货币的扩张总会导致货币供给（交易余额）的增加，在较长的时滞以后几乎总会推高一般物价水平。
政府预算支出不受控制的趋势是美国最大的国内经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