兜售繁荣
人们只不过想用经济学来印证自己的愿望，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兴趣。
生产率这个推动生活水平提高的动力之源，早在1965年便停滞不前了。但当时的公众过了很久才发现，美国的经济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1991年美国普通家庭的实际收入只比1973年高5％，而且这还不过是用工作时间的延长换来的，大部分工人的实际收入低于1973年。
魔力经济为何消失无踪？我要直截了当地说：我们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意识形态潮流会周期性地左右摆动。
里根以一个颇能让人相信的神话为基础，取得了政治上的成功，但这个神话非常不符合事实。
你早上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些经济学家，大部分都是商情预测师，他们的工作就是装出胸有成竹的样子，对未来几个月的商业形势作出明确的论断，而这样的论断很少是对的（学术界将他们讲的东西蔑称为“涨涨跌跌经济学”）。
不论在什么时候，总有一些“政策企业家”大言不惭地宣称，他们知道所有答案。
货币政策的变化要在很长时间之后，才能反映到经济之中，至于其效果的产生需要多长时间，则是基本无法预料的。
在20世纪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华尔街日报》声嘶力竭地鼓吹恢复金本位制。
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经济的潮涨潮落主宰了各党各派的政治命运，但这些涨落与总统的政策几乎毫无关系。1979~1993年美国经济的兴衰交替，主要是受货币政策的影响，而货币政策是由非党派的、大体上独立的美联储制定的。
在美国主宰经济兴衰的是美联储而不是总统府。
高收入者的主要收入来源是投资回报，而不是工资。
现代通信技术扩大了顶级律师、企业高管等专业人士的活动与控制范围，因而会有大量的人为了得到市场所认定的最好人才的服务而争相出价。这就使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变成了一场锦标赛，少数赢家能得到巨额奖金，而其他人几乎什么都得不到。
在一个完美的世界里，监管机构将会制定合理的游戏规则，既约束垄断力量，又不带来很大的激励扭曲作用。但要是现实世界中的政府真能像这么聪明勤勉，还不如让它直接经营企业算了。
所谓市场总会将经济导向独一无二的最优结果的理论是错的；相反，历史性的偶然因素往往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市场竞争的结果（保罗·戴维称此为“路径依赖”，也就是说，在一个进程中发生的事件会决定该进程的最终结果）。
历史偶然因素对于产业分布状况起了明显的决定作用。
人们往往误以为自己理解习以为常的事情。
1991年，美国经济总产出的76％是服务而不是产品，而大部分服务实际上是完全不参与国际竞争的，因为服务是很难运输的（虽然服务业是美国经济的主体，但服务贸易仅占美国外贸总额的20％左右）。
生产率增长乏力问题的根源很深，也很不清楚，贫富不均加剧和贫困问题的原因似乎也同样模糊。如果克林顿总统非要寻找那种自称能解决这些问题的顾问，他最终只能找到一些因为无知所以无畏的人。
如果错误的教条被政府采纳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它就会驱逐好的经济学理论，就算一些好理论从表面上看与这种教条并无直接冲突，也会遭到驱逐。
经济学研究的是人，而人的行为不是简单、机械的。
只是在纸币取代金属货币之后，恶性通货膨胀才得以发生；而且每次恶性通货膨胀都会具备一些新的特征，其原因之一是，各国政府从历史中吸取了教训（但不一定是正确的教训）。
人们只不过想用经济学来印证自己的愿望，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兴趣。
社会科学领域，严肃的理论和伪科学之间这条界线可就远不是那么清晰了。
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而由于我们人类总是有些刚愎自用，所以我们总是会在研究之前预设结论。
虽然说在历史上，经济学知识得到了持续的积累，但一些迎合公众偏见甚至毫无道理的学说，仍会不断地获得市场。尤其是在经济困难的年代，那种为了满足政治需求而设计经济理论的做法，更会甚嚣尘上。
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1972年左右，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美国普通工人的实际收入、普通家庭的实际收入、人均消费等所有的经济指标，都翻了一番。当时笼罩全国的极其强烈的富裕感和经济乐观情绪。
生产率这个推动生活水平提高的动力之源，早在1965年便停滞不前了。但当时的公众过了很久才发现，美国的经济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1991年美国普通家庭的实际收入只比1973年高5％，而且这还不过是用工作时间的延长换来的，大部分工人的实际收入低于1973年。
魔力经济为何消失无踪？我要直截了当地说：我们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对政治家而言，经济魔力为何消逝、又应如何恢复的问题，并不是一个学术课题。为了保住自己的位子，他们必须找到一个答案，不一定是正确的答案，但至少能让足够多的选民相信，他们有能力挽救经济。
本书要讲的是，经济学家和政治家是如何相互影响的：政治家如何寻找持特定理论的经济学家，进而将其理论包装起来，用于政治目的；而经济学家又如何一边提出特定的理论，一边努力将这些理论转化为政治力量。
意识形态潮流会周期性地左右摆动。
世上有两种“经济学家”，可以分别称为教授和“政策企业家”，不幸的是，政治家几乎总是更喜欢后一种“经济学家”。
历史上最成功的为公众界定利益的人，当属罗纳德·里根。他的竞选主题很明确：美国的中产阶级受到了过多的管制，税负过重，在“大政府”的重轭之下气喘吁吁。他描绘了一些很有煽动力的画面来说明这个主题：有的穷人靠福利收入买了凯迪拉克车，成为“福利女王”；成群的官僚挤在巨大的办公室里，每个官僚专门照顾一个印第安人。
里根描绘的总画面也是很不符合实际的：美国人的税负并不高，而是发达国家里最低的，而且政府把大部分税收花在了为中产阶级服务的大众福利项目上，如社会保障和联邦医疗保险。
里根以一个颇能让人相信的神话为基础，取得了政治上的成功，但这个神话非常不符合事实。
你早上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些经济学家，大部分都是商情预测师，他们的工作就是装出胸有成竹的样子，对未来几个月的商业形势作出明确的论断，而这样的论断很少是对的（学术界将他们讲的东西蔑称为“涨涨跌跌经济学”）。
你在晚间或周末的谈话节目中见到的那些经济学家，则大多数是“政策企业家”。
学术界认定的重要或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几乎从不会出现在这样的节目里。例如，罗伯特·卢卡斯绝对是20世纪70年代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理论家，保罗·罗默可谓20世纪80年代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理论家，但他们都没有在公共电视节目中出现过。
教授最喜欢的经济学理论，就是那些不需要根本性创新便可以巧妙演绎的理论。他们就玩这种“新瓶装旧酒”的游戏，通常还会卖弄一些更花哨的数学符号，以证明自己的聪明。
像进口配额、物价管制这样的应对经济困难的江湖药方，基本上就像医学上的“放血疗法”一样有害无益。
很多问题是经济学家不能解决的，比如，他们不知道如何让一个穷国变富，也不知道在奇迹般的经济增长率似乎已经消逝的时候，如何将其恢复。
政治家与教授之所以合不来，不是因为他们彼此无法交流，而是因为政治家通常希望或者需要听到特定的观点，尤其是在他们试图取代其他政治家掌权的时候，但教授们讲的不符合他们的口味。
“政策企业家”纯粹是为公众写作和言说的。因此，他们的写作丝毫不会受到教授那样的约束。有些问题连教授也拿不准，但“政策企业家”却能给出明确的诊断；有的问题连教授都怀疑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法，但“政策企业家”却视之为小菜一碟。
写大众读物的人，在电视上露面的人，大都是“政策企业家”，因为那就是他们的专职工作。
美国那些有影响力的经济学“政策企业家”，不论右派还是左派，大都是新闻或法律专业出身，而不是经济学出身。
在过去的20年里，大公司在美国经济中的地位一直在下降，新创造的就业岗位大都集中于中小企业。
20世纪70年代，当政治家急切地需要向公众展示神奇的经济疗法时，他们就开始看重“政策企业家”了。
当罗纳德·里根竞选总统时，他将供应学派理论作为竞选的经济纲领。这让一些共和党人都感到惊诧莫名，例如老布什便称供应学派为“巫毒经济学”。
共和党上层相信，里根一旦竞选成功，就将以货真价实的经济学家为顾问。但让他们始料未及的是，里根真的将供应学派的政策贯彻执行了。右翼“政策企业家”夺取了权力。
至少在该学说发展的初期，战略贸易论者声称，只要采用一种多年之前曾在商业咨询师中流行的战略规划方法，就能让美国经济重现奇迹。
克林顿将战略贸易论付诸实施。
这个故事里没有什么好人坏人，而且永远不会有结局。
幸运的是，所有的经济政策似乎都对美国经济毫无影响，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几乎毫无变化。
不论在什么时候，总有一些“政策企业家”大言不惭地宣称，他们知道所有答案。
凯恩斯主义解决经济衰退问题常用的基本方法，就是进行货币扩张。
在经济信心严重低迷的时候，家庭和企业（后者更明显）不论持有多少现金，都不愿增加开支，他们也许只会把新增的货币统统储备起来。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会变得无能为力。这种状况被称为“流动性陷阱”。
对于流动性陷阱，凯恩斯主义的解决方法是，既然私人部门不愿增加开支，政府就应该取而代之。如果货币扩张不再有效，那就应转而实施财政扩张，如通过借债来实施公共建设工程。
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和他在知识界的同道一直在呼吁政府实施大规模的公共建设工程，以将英美两国的经济拉出“大萧条”深渊，但未能成功。由于人们总会提出很多反对意见，他们的愿望未能实现。
最终结束大萧条的是一项连保守派也愿意支持的公共建设工程——战争。
货币政策的变化要在很长时间之后，才能反映到经济之中，至于其效果的产生需要多长时间，则是基本无法预料的。
货币政策效果的产生，带有“漫长而多变的滞后性”。
以政府开支计划来对抗衰退的措施，其最大的刺激效果往往不会在衰退期间显现，而是恰好赶上衰退之后的经济复苏时期，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措施确实会对私人投资产生挤出效应。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从来都没有鼓吹无限制地扩张经济，它只是主张将经济扩张到充分就业的程度，并到此为止。
1959年，伦敦经济学院的菲利普斯注意到，长期的经济统计数据表明，英国的失业率和工资变化率之间存在一种明显的关系。在失业率很高的年份工资下降，在失业率较低的年份工资上升，失业率越低，工资增长率就越高。
如果政府试图以货币扩张来实现“充分就业”这一刚性目标，最终必然导致令人无法接受的高通货膨胀率。
我们不能期待“充分就业”，至多只能期待失业率保持在这样的水平上：当实际通货膨胀率与工人和企业对通货膨胀率的预期大体相同时，经济可望实现的失业率。
在凯恩斯之后，经济学分出了两个支流：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
卢卡斯提出的理论为经济学界带来了一系列全新的数学与统计技术。卢卡斯的第一批门徒研究出了这些技术，从而在学术上声名鹊起。后来的一批又一批门徒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来学习这些技术，谁要敢说他们的专业、他们辛勤研究的这种经济学理论是有问题的，他们一定会火冒三丈。到了最后，连卢卡斯自己也更关心这些技术本身，而不大关心它们的实际用途。
萧条、失控的通货膨胀、内战都能让一个国家变穷，只有生产率的增长能让一国变富。
生产率是指一个经济体中的工人每小时平均创造的产出。长期而言，如果不发生什么大灾难，一国生活水平的年增速，几乎完全等同于生产率的年增速。
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期，生产率翻了一倍，生活水平也有同步增长。美国变成了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的国家，私人汽车数量与家庭数量相同，贫困家庭比率降到了10％。
居民汽车拥有率仍在上升，这是因为越来越多的家庭需要两个人同时工作才能维持下去，所以也需要两辆汽车，房屋自有率则下降了。
现在人们普遍感觉到“美国梦”走上了歧途，生活可能会变得一代不如一代。
如果没有持续的科技进步，长期经济增长就会停滞，而且科技进步是推动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动力。
科技这个促进生产率提高的关键发动机在20世纪70年代变得动力不足了，这并不是因为美国经济的基础构架出了什么差错，只不过是因为维持战后繁荣的那些科技的效果基本耗尽了。
一项科技在只得到零星、孤立的应用的时候，是无法充分发挥其能量的，只有在得到广泛应用，并与其他科技相配套之后，其真正的潜力才能开发出来。
很多我们今天依然觉得很“摩登”的东西，其实是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已出现的。例如，我们或许想不到，当今民航界的王者波音747客机，其实早在1969年就出现了。
比尔·麦吉本，曾经指出过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事实：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情景喜剧所展示的房屋，现在看起来并不多么过时。拉赛尔·贝克的说法则更加一针见血：“为什么在1940年回想1890年，觉得那简直是黑暗的中世纪，而在今天回想1940年，依然觉得恍若昨天呢？”
科技要经过多长的时间，才能成功促进经济的全面进步。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以考试成绩衡量的美国学生的教育水平似乎开始逐步滑坡，这个趋势一直持续到今天。
就连最一流大学的录取标准都大大下降了。据推测，现在哈佛大学的普通新生中，有三分之一的人放在20年前是达不到录取标准的。
在美国，人们的主要避税方式是，尽量不去做会被课税的行为。
在政治世界里，一场学术运动的真实内涵也许并不怎么重要，重要的是它会如何影响政治讨论的气氛。
在20世纪70年代，一种对政府灰心失望的公众情绪日益蓄积，这种情绪先是在加利福尼亚州和马萨诸塞州激发草根阶层的抗税活动，后来又帮助罗纳德·里根入主白宫。
许多国家都规定，只有公有企业才能经营自然垄断性的业务。但美国的选择通常是，维持自然垄断企业的私人所有制，但通过规定最高价格和最低服务标准来压制其垄断力量。
在吉米·卡特执政时期，美国开始对石油、航空和货车运输业大规模地解除管制。
在20世纪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华尔街日报》声嘶力竭地鼓吹恢复金本位制。
供应学派经济学始终都是一场由少数局外人组成的运动，就算是主流的保守派，也从未把他们当回事。也就是说，在保守派阵营内部，供应学派也是一群流亡之徒。但这群人后来控制了世界上影响力最大的财经报纸，然后又主宰了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经济政策。
供应学派来自经济学的边缘地带，有的是新闻工作者，有的是国会议员助理，有的来自咨询公司。不过，现在他们大多受聘于保守派智库。他们并不通过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来宣扬自己的理论，而是靠在《公共利益》等比较流行的杂志上发表评论、撰写文章来宣传。而罗纳特·巴特利纠集起来的、在《华尔街日报》社论版上宣经讲道的那群人，正是供应学派的领军人物。
新闻工作追求的只是提供短小精悍的故事，以一种通俗的方式表达思想，让那些毫无背景知识、也不愿花费大量时间去搜集相关信息、进行抽象分析的读者也看得懂。
在大萧条的起因问题上，凯恩斯主义者和货币主义者都认为，它主要是由货币因素造成的，美国陷入了一场大规模的托儿合作社式的危机，人们集体的囤积货币的努力导致了经济平衡局面的崩溃。
三件事偶然凑到了一起：第一，供应学派经济学恰好赢得了一位极品政客的心，此人正准备竞选总统；第二，美国当时恰好因为运气不佳、政府调控不善而陷入了一场经济危机；第三，那些学术论战，人们恰好在这个时候对主流经济学产生了信任危机。
美国经济的好年景其实早在1973年就结束了，而且其原因其实只有一个，就是生产率增速的下滑。
供应学派当时的影响力并不只依靠里根一个人。因为当时他们兜售的东西恰好是保守派政治家需要的，却是主流保守派经济学家所不能提供的。在里根当选之前他们就取得了很大的影响力。
美国总统并不能掌控美国经济的一切，其实那些决定短期经济表现的杠杆，也几乎没有一个是由总统府操控的。
美国经济的增长率是变动很大的。因此，我们只要仔细地选择时间段，再装模作样地论述一番，似乎就能证明自己希望得到的任何结论。
像英国首相狄斯雷利所说的，世上有三种谎言：谎言、该死的谎言和统计数字。
经济增长率的短期波动其实主要是由产能利用率的变化造成的。
美国的失业率如果低于5％，经济就几乎必然会过热，并出现通货膨胀加速上涨的风险。
由于劳动力市场不断变化，总有人进进出出，所以一国的失业率不可能比3％再低多少。
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经济的潮涨潮落主宰了各党各派的政治命运，但这些涨落与总统的政策几乎毫无关系。1979~1993年美国经济的兴衰交替，主要是受货币政策的影响，而货币政策是由非党派的、大体上独立的美联储制定的。
在美国主宰经济兴衰的是美联储而不是总统府。
选民难免会以一位总统执政期间的经济状况来评价他的能力。但实际上，四年之内的经济增长率通常是由经济周期的波动决定的，而调控经济周期主要是美联储的职责，而不是政府的职责。所以选民的评价往往是不公平的。
历史记录表明，选民往往只记得近期发生的事情，所以常常连四年时间都不看，只根据大选之前几个季度的经济增长率来选择总统，这就使他们的评价更为不公平。
影响经济潜在增长能力的最基本因素有两个：一是有能力的、乐于工作的工人的人数的增速，二是工人的平均生产率的增速。
高收入者的主要收入来源是投资回报，而不是工资。
1977~1989年在这12年里，最富的1％的家庭的收入基本上翻了一番，换算下来，年均增速为6％。
平均收入的增加主要集中于少数富裕家庭。
美国确实存在着一定的收入流动性，但其程度根本不足以使收入分配状况变得无关紧要。
美国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985年收入最低的20％的家庭，有81.6％在1986年依然处于同样的位置，而对于收入最高的20％的家庭而言，这个比率是76.3％。
在里根和老布什时代，美国的贫富分化大大加剧。
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前，美国的收入分配状况大体保持稳定，甚至不时有均等化的趋势，但在1980年之后，贫富分化开始迅速加剧。
来自工资极低国家的产品如潮水般涌入美国，这个流行的印象其实是错的。虽然美国确实和一些低工资的第三世界国家做贸易，但美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是那些大体与美国同样发达的国家，那些国家的工资接近甚至超过美国的工资水平。
如果你算出美国所有贸易伙伴国的平均工资率，然后根据其在美国外贸中所占的比重来进行加权，你会发现，美国的“标准”贸易伙伴国的工资接近美国工资率的90％。
如果把低工资国家界定为工资率不到美国一半的国家，那么这些国家对美国的出口并没有多大增加，这些出口在1960年占美国GDP的2％，1990年仅升为2.7％。
技术含量最高的职业，并不是收入增长最快的。律师、医生、公司高管的收入增长都超过了工程师和电脑编程师。
芝加哥大学的劳工经济学家舍温·罗森则提出了另一套理论，即“超级明星”模型。
现代通信技术扩大了顶级律师、企业高管等专业人士的活动与控制范围，因而会有大量的人为了得到市场所认定的最好人才的服务而争相出价。这就使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变成了一场锦标赛，少数赢家能得到巨额奖金，而其他人几乎什么都得不到。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李·艾柯卡这样的商业明星与麦当娜这样的娱乐明星，在本质上是一样的。
里根的经济政策就是对富人减税，对中产阶级增税，惩罚穷人。
20世纪70年代的通货膨胀和解除管制使商业银行的利润率不断降低，由于以往的高利润已然不再，这些银行便不得不进行高风险的放贷，与此同时，联邦政府放松了它们的投资限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应对通货膨胀的正统方法是以一场衰退来消除人们的通货膨胀预期。
将过去的国有经济私有化，是撒切尔主义的主要行动之一。
玛格丽特·撒切尔上台时，英国的不少企业是国有的，而美国的同类企业一直是私有的。在这些私有企业中，最重要的一类就是电话、天然气、电力等公用企业，此外还有一系列不那么重要的企业，如煤矿、国家铁路公司拥有的酒店等。
第一种方法是对自然垄断企业放任不管。保守派喜欢这个办法。但问题是，不受监管的垄断企业的确会用它们的垄断力量来剥削消费者，这是活生生的现实。
第二种方法是另一个极端：将自然垄断企业收归国有。在完美的世界里，政府将高效地运营这些公司，为公共利益服务。但在难称完美的现实世界里，我们最好不要创造那么多的政府官僚。
折中方案是，让自然垄断企业继续保持私有，但监督其定价和服务质量。这是美国的通行做法，但也有它的问题。最主要的是，这会对受监管企业的积极性产生影响。
在一个完美的世界里，监管机构将会制定合理的游戏规则，既约束垄断力量，又不带来很大的激励扭曲作用。但要是现实世界中的政府真能像这么聪明勤勉，还不如让它直接经营企业算了。
英国的私有化是十分草率而低效的。但不幸的是，英国似乎还要重蹈覆辙。在本书写作之时，梅杰政府宣布有意将英国铁路公司私有化。
美国占所有发达国家总产出的35％。
房屋与小麦不同，并不是一种内部差别不大的商品。一位农夫会很明白，就算他对每蒲式耳小麦设定的售价只比市面价格高1便士，他的小麦也卖不出去。但是，售房者所拥有的房屋却是千差万别的，无论如何也会有位置、装潢、设施等方面的细微不同。
如果一名农夫坚持，不拿到比市场上的买家愿出的价格高5％的价格，就拒绝出售自己的谷物，这一行为就是极其不理性的，而人们通常很少做出极不理性的经济行为。
如果一位房屋的所有者坚持要拿到比最能兼顾利润与出售速度的价格高5％的售价，他只是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
房市上充斥着无法售出的房屋，虽然看起来是一种很荒谬的现象，但其原因也许不过是，无数售房者作出了“近乎理性”的决定：虽然本应早点降低要价，但他们决定再坚持一小段时间。由于大家都难以合理地分析信息、作出正确的决策，所以这些售房者的行为并不愚蠢。但所有人的共同行动无疑带来了一种极其不良的后果。
很多企业开出的工资也许会远高于吸引工人所需的最低工资，因为只有这样，它们才可以以解雇威胁来有效地惩罚怠工行为；否则，企业一旦威胁解雇，工人就会直接走人。
所谓市场总会将经济导向独一无二的最优结果的理论是错的；相反，历史性的偶然因素往往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市场竞争的结果（保罗·戴维称此为“路径依赖”，也就是说，在一个进程中发生的事件会决定该进程的最终结果）。
历史偶然因素对于产业分布状况起了明显的决定作用。
在19世纪早期，费城是一个比纽约更为重要的港口城市，后来由于伊利运河的开通，纽约就逐渐占了上风。而在过去的一百年里，伊利运河主要变成了一个旅游地，再也不是运输要道了，但尽管如此，纽约依然是美国最大的城市。
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伟大的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发现，英国的许多产业都集中在特定的产业区，如刀具业集中在谢菲尔德，铁加工业集中在伯明翰，花边业集中在诺丁汉，而最重要的棉纺织业则在曼彻斯特及其周边地区。
相关的产业集中在一个地区，就能为有特长的工人提供一个巨大的市场，这就使工人无需过度担心失业，企业无需过度担心劳动力短缺。
在地区性的产业集群中，那些提供必需的特定服务的企业能得到更好的发展。
许多产业（但并非所有产业）的发展，似乎都要以大规模的集中化为条件。伦敦金融区的交通堵塞、“硅谷”的高房价都证明了规模收益递增的重要性：由于规模化带来了巨大的收益，人们甘愿忍受如此巨大的心理煎熬与金钱成本。
在本质上，经济学理论是由模型组成的，模型是对现实的一种简单化的反映，它总是要忽略现实的一些方面，才能集中考察其他方面。
规模收益递增、外部规模经济、路径依赖都是不容易以模型的形式来表现的，于是经济学家在设计模型时就会忽略这三个因素，假定市场经济的状况是由经济资源决定的，而不是由市场经济史上的偶然事件决定的。
晚至20世纪40年代，大多数政治领导人依然认为国际贸易将主要在富国与穷国之间展开，例如，日本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筹划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时，他们所设想的就是一种富国与穷国相结合的体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贸易出现了大幅增长，但不是在有互补性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而是在发达国家内部。在这段时间里，虽然发达国家的科技、教育水平与资本实力越来越接近，但它们之间的贸易依然大增。
人们往往误以为自己理解习以为常的事情。
历史与偶然因素使两国在更具体的层面上发展了不同的特长，美国以飞机、半导体和电脑制造业见长，德国则以豪华汽车、照相机与机床制造业见长。远看，两国经济越来越趋同了，但近看，两国之间仍有很大差异，从而有必要进行越来越多的国际贸易。
战略贸易论的核心思想是：一个国家要实现经济繁荣，就必须在一些特定的有价值行业里取得领先地位。瑟罗称这些产业为“朝阳产业”，而赖克则喜欢用“高价值”这个词。
到20世纪70年代末，波士顿咨询公司的“摇钱树”、“明星”与“小狗”战略分析法，已经声名扫地了。
这种分析的理论基础是，一家公司会经历明显的、可预期的“学习曲线”，在此过程中，它在当前的主导性市场份额，会逐渐转化为相对于竞争对手的价格优势。但在现实中，这样的学习曲线似乎远没有波士顿咨询公司说的那么可靠。
波士顿咨询公司的这种分析的前提其实是，“明星”业务总会赢利。但事实上，由于每家企业确定的“明星”业务趋同，这些业务通常会吸引很多投资，使产能超出市场需求，从而使利润变得微薄。
波士顿咨询公司认为“摇钱树”业务是牢不可破的。
20世纪80年代通用汽车和西尔斯等公司的经历表明，在一家公司在一个低增长市场上拥有主宰地位的情况下，具有创新思想的企业仍会打入这个市场，并大大夺走该公司的利润。
1991年，美国经济总产出的76％是服务而不是产品，而大部分服务实际上是完全不参与国际竞争的，因为服务是很难运输的（虽然服务业是美国经济的主体，但服务贸易仅占美国外贸总额的20％左右）。
制造业的生产率增速相对较快，而制造品的需求却是有限的。美国工厂的生产率在持续提升，显著快于服务业，但大众会将每年增长的收入主要用于购买服务而不是制造品。因此制造品需求的增速一直是比较慢的，而制造业的生产率却始终快速上升。
国政府不能以下面的假设作为决策的前提：美国能完全解决生产率不足与贫困问题，一方面使生产率增速恢复到1973年以前的高水平，另一方面消除贫困，或者使贫困问题变得微不足道。
生产率增长乏力问题的根源很深，也很不清楚，贫富不均加剧和贫困问题的原因似乎也同样模糊。如果克林顿总统非要寻找那种自称能解决这些问题的顾问，他最终只能找到一些因为无知所以无畏的人。
在1993年5月，时任美国财政部副部长、负责国际事务的劳伦斯·萨默斯在一场演讲中断定，“日本的贸易顺差是造成全球经济失衡的主要因素”，它对“全球经济发展构成了明显的阻碍”，接着劳伦斯宣布，“美国将更加看重结果而不是过程，而且结果必须是量化的。”
如果一条经济学说是明显错误的，通常好的经济学家很早就会指出其错误，或者与已指出其错误的经济学家站在一起。但如果这一错误的教条被政府采纳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它就会驱逐好的经济学理论，就算一些好理论从表面上看与这种教条并无直接冲突，也会遭到驱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