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裁者手册
首先，政治就是获得和维持政治权力。它与“我们，人民”的普遍幸福无关。其次，确保政治生存的最好方式是只依靠少数人来上位和在位。
凡是在事关政治的地方，意识形态、国籍和文化远没有那么要紧。
国家不会有利益，人有。
没有哪个领导人是单枪匹马的。如果我们要理解权力如何运行，我们必须停止认为独裁者可以为所欲为。
在考虑需要收买谁时，法国大众并不在路易十四的算计当中，因为他们没有对他构成立即的威胁。
在位者的日子不好过。他们提供给支持者的好处必须比任何对手能给的多。
政客们在争夺权力时许下的承诺和他们上台后实际做的大相径庭。一旦上台，新领导人可能抛弃助他上台的人，让他认为更忠诚的人取而代之。
无论你谈论的是萨达姆·侯赛因还是乔治·华盛顿。归根结底，老话仍然是真的—所有政客都一个样。
如果在现存体制下他们拿不到足够好处，他们不会阻止人民起来反抗现政权。
在权力的竞夺中，任何等待者都将失败。
1917年2月，克伦斯基的革命者们之所以能够占领冬宫，是因为军队没有阻止他们。而军队之所以没有阻止他们是因为沙皇拨给军队的钱不够。沙皇之所以没有足够的钱是因为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愚蠢地砍掉了主要收入来源之一—伏特加税。
穆加贝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明白只要确保能付钱给军队，人民水深火热并不重要。
首席执行官的利益与投资者的利益极少相同。
政治的本质教训：归根结底，统治本身就是目标，而不是统治得当。
一个联盟的最重要的三个特征是：（1）忠诚；（2）忠诚；（3）忠诚。
尔巴乔夫远不如他那一代独裁者们那般残酷无情。他确实将政治对手鲍里斯·叶利钦赶出了政治局，但叶利钦显然也知道，如果是在斯大林统治下自己早就被杀掉了。
穆加贝对马塔贝勒兰实施封锁，导致40万人面临饥荒。正如穆加贝的一名打手、第五旅军官所说的：“一开始你会吃掉鸡，接着吃掉羊、牛、驴，然后你会吃掉自己的孩子，最后你会吃掉对你有意见的人。”
人民行动党控制着选举，这种控制又因大部分新加坡人依赖的公屋分配制度而得到强化。每到选举，不投票支持人民行动党的街区会被削减公屋分配和维护。
富人之所以致富恰恰因为他们身在致胜联盟之内。
从墨西哥举行竞争性选举（以及民主化）开始，政府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呈下降的趋势。
对很多领导人来说，腐败并不是什么需要根除的坏事，反而是一种很关键的政治工具。领导人默许甚至公然纵容腐败。他们实际上授权支持者收受贿赂。
为了确保人民无法协同造反、夺取国家控制权，领导人竭力让联盟以外的人保持贫困、无知和散漫状态。
举重债是小联盟政权的一个特征。
只有在他们无路可走、舍此之外无法挽救自己下台的命运之时，他们才会实施自由化，向一个更具民主性、代表性和负责任的政府演变。
除了做防止人民造反的绝对必要的事之外，不要为人民做更多的事。
那些人口较少、依赖大量核心支持者的国家，比如以色列、芬兰、挪威、荷兰、比利时、加拿大，无一不拥有多所大学进入世界200强。
黑帮家族的首脑都必须提供某些公共物品来帮助帮众谋生，其中最重要的也许就是声望。如果人们不相信他们背后有强力靠山，歹徒们将很难收取到保护费。
尽管诸如言论自由、集会自由、新闻自由这样至关重要的自由权利很便宜就能提供，独裁者们却视之为瘟疫，避之唯恐不及。
腐败使人有权绝对的腐败绝对使人有权。
任何不愿意去做脏活的人最好断了当领导人的念头。
盐湖城冬奥会申办委员会花了数百万美元用于招待和贿赂，包括现金、奢侈的娱乐项目和旅行开支、为国际奥委会委员的亲戚提供奖学金和工作、房地产交易，甚至整形手术。
几千年前，裘里斯·凯撒的错误是不顾支持者的利益而去帮助人民，这同样让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一个领导人很难知道人民真正需要什么，除非领导人是通过投票选举产生，并且允许新闻自由和人民自由集会表达诉求。
民主领导人由于受到大联盟的限制，在国内必须做好事；然而，这些国内的限制却会迫使他们几乎无情地剥削其他国家的人民。
援助的主要目的毫无疑问不是为了减轻受援国的贫困或惨境；它的目的是让援助国的选民过得更好。
并不是说独裁者必然比民主领导人更不关心他们的人民，而是说促进人民的利益会威胁到他们对权力的掌握。
经济学的核心在于比较优势。每个人都应该在他们相对擅长的领域具有专长，然后与别人交换产品和服务。
如果统治确实极其严酷，人们的确不敢起来造反。
近代以来不少重大政治历史事件，从法国大革命到苏联及其卫星国的崩溃，都缘于政权的核心支持者不愿在关键时刻镇压人民。近年来的所谓“颜色革命”（格鲁吉亚2003年的玫瑰革命、乌克兰2004—2005年的橙色革命以及2005年吉尔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以及埃及革命，都展现了同一现象。
对独裁者来说，金融危机就是政治危机。独裁领导人毫不在意从人民那里窃取财富，摧毁本国经济。而现在资金捉襟见肘，他无法保持联盟的忠诚，发生政治变革的机会就出现了。
讲求实际的巴雷坦言：“我不信仰伊斯兰教，不信仰社会主义，不信仰部落主义，不信仰民族主义，也不信仰泛非主义。我信奉的意识形态是政治生存的意识形态。”
一个人做任何事情总有两个理由：一个好的理由和一个真正的理由。—约翰·皮尔庞特·摩根
对人们的动机要保持怀疑。诉诸意识形态原则和人权通常都是幌子。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我们发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要掠夺人民的财产是多么的容易，而在香港要这样做却是多么的难。
邓小平和李光耀毫无疑问是当代世界名人堂中最伟大的偶像。他们不曾将钱转到自己的秘密账户里（就我们所知而言），也不曾像蒙博托·塞塞·塞科或萨达姆·侯赛因那样过奢华的生活。
很多革命的结果无非是让一个专制政权取代了另一个而已。某些情况下新政权实际上比前政权更坏。利比里亚的多伊军士推翻“真正独立党”政府或是中国的毛泽东推翻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大概就属于这种情况。
在法老们发现了如何储存谷物的3500年之后，我们仍然惊讶于非洲因干旱引起的普遍食物短缺。
我们仍然为民主领袖与专制暴君们握手寒暄和眉来眼去而感到不安，因为这某种意义上是在纵容鼓励。
美国总统的年薪是40万美元。加州州长的年薪是20多万美元。与贝尔市紧邻的洛杉矶市市长年薪刚过20万美元。
在“一般城市”，决策必须在光天化日之下做出，而在“宪章城市”，决策则经常在见不得光的幕后秘密做出。一般城市的管理体制受制于州或联邦法律，而宪章城市则由—你大概猜到了—它自己的城市宪章决定。
在一个只有36600人的小城举行这样明显经过政治操弄的特别投票（没有附带任何其他表决事项），只吸引到400名选民投票（336票赞成，54票反对）。
贝尔丑闻的所有主要参与者都已被捕入狱，但并非因为他们领取了高额薪水。尽管看起来令人愤慨，但似乎他们的高薪是完全合法的。他们被捕是因为他们为之领取报酬的那些会议根本没开过。
贝尔的房产税率比周边地区高50%。
赢得选举只需获得贝尔市成年人口当中的极小部分的支持就够了。
城市经理罗伯特·里佐必须保守市议会的秘密以保住位子，而市议员们需要他的支持以保住他们的位子。
当一个领导掌握了权力，他或她的政治生存就取决于支持者组成的小小联盟（别忘了赢得市议员席位只需极少数选民的支持），而确保长期在位的方法就是给予支持者私人回报：里佐先生在位长达17年！
首先，政治就是获得和维持政治权力。它与“我们，人民”的普遍幸福无关。其次，确保政治生存的最好方式是只依靠少数人来上位和在位。
那些拥有一批同伙可以依靠的独裁者—常常寿终正寝—比民主人士更容易长年掌权。
类似贝尔这样的地方被统治的方式（其实就是大多数地方和商界被统治的方式）
凡是在事关政治的地方，意识形态、国籍和文化远没有那么要紧。
在对待政治时，我们必须使自己习惯于思考和谈论具体的、有名有姓的领导人的行为和利益，而不是思考和谈论那些含糊不清的理念如国家利益、共同福祉、普遍福利等。
政治，正如所有的生活，是关于个人的，每个人都致力于去做对自己有利的事，而不是对他人有利的事。
政治并不非常复杂。相形之下，历史上最受尊崇的政治哲学家们却未能很好地解释政治。
细节决定成败，向来如此。
政治与国际关系的现代表述—从大国与霸权的平衡，到党派偏见与国家利益—这些不过是高中公民课本和晚间新闻专家们的说辞，与实际政治关系甚少。
国家不会有利益，人有。
奥巴马总统在制定其阿富汗政策时为哪些东西焦躁？如果他不提出一个从阿富汗撤军的时间表，他将失去他的民主党选举根基的支持—而不是他的全国性选举根基的支持。
肯尼迪总统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烦恼的是，如果他不采取行动，他将被弹劾并且民主党人在1962年的中期选举中将遭到重挫。[
他们每个人的脑中也许都有国家利益，但他们的个人政治安危才是最紧要的考量。
统治者们的自私算计和行为是所有政治的推动力。
对于一个领导人来说，什么才是“最佳”的统治方式？关于如何统治才是最佳，答案就是：采取一切必要手段先攫取权力，然后维持权力，并从始至终掌握尽可能多的国家（或企业）收入。
我们将政治家看做自私粗鄙之人，就是那种你不想与之共进晚餐的人，但没有他们你可能又根本吃不上晚餐。
我们必须修正一个特别的假设：我们必须停止认为领袖们能够独自领导。
没有哪个领导人是单枪匹马的。如果我们要理解权力如何运行，我们必须停止认为独裁者可以为所欲为。
没有哪个皇帝、哪个国王、哪个酋长、哪个暴君、哪个首席执行官、哪个族长能够独自统治。
当债务超出了偿债能力，对领导人来说，真正的麻烦不在于必须削减公共开支，而在于他丧失了必要的资源去换取核心支持者的政治忠诚。
民主制下，糟糕的经济意味着没钱去资助分肥工程以换取政治支持。
国家破产的前景让初掌大权的路易十四身处险境，因为保守派贵族、包括军队将领看到他们的财富和特权在逐渐干涸。
路易的特殊境况要求他改变他的核心集团的人员结构—这个集团的支持将确保他的王位。
通过提拔众多新人，路易建立了一个对他感恩的新阶层。
在考虑需要收买谁时，法国大众并不在路易十四的算计当中，因为他们没有对他构成立即的威胁。
只要他们支持他比支持别人更有利可图，这些人就会一直忠诚于他。
与所有领导人一样，路易十四与他的核心集团建立起一种共生关系。没有他们的支持，他不可能指望稳坐权力宝座，而他们对他不忠的话，也别指望能从他们的职位当中获得利益。
没有人能独自统治；没有人具有绝对权威。差别只在于有多少人需要豢养，又有多少资源能够拿出来进行豢养。
对领导人而言，政治情势可以被分解为三种人群：名义选择人集团、实际选择人集团和致胜联盟。
名义选择人集团包含了所有在选择领导人时至少具有某些法定发言权的人。在美国，指的就是所有合格选民，即所有年满18周岁的公民。
在一个实行普选制的民主国家，名义选择人集团刚刚触及到政治的门槛，仅此而已。在这个意义上，美国、英国或法国的名义选择人比苏联的“选民”好不了多少。
实际选择人组成。真正选择领导人的是这个集团。在沙特阿拉伯的君主政体下，指的就是皇室的高级成员；在英国则指的是支持多数党议员的选民。
实际选择人集团的一个子集，构成了一个致胜联盟。他们的支持对于一个领导人的政治生存至关重要。
苏联，致胜联盟由党内一小撮能够选择候选人并控制政策的人组成。他们的支持对于政府高官和党的总书记保持权力起核心作用。
从根本上讲，名义选择人就是领导人的潜在支持者；实际选择人则指那些其对领导人的支持确实有重要影响的人；而致胜联盟只包括那些领导人不可或缺的关键支持者。这三种人可简单概括为：可相互替代者、有影响者以及不可或缺者。
贝尔的情况很危险地与一些基本上实行虚假选举的国家相似，比如革命前的埃及、委内瑞拉、柬埔寨，甚至俄罗斯。
独裁制”这个术语在我们这里的真正意思是，政府建立在极少数不可或缺者的基础上，而他们是从数量非常庞大的可相互替代者以及通常相对较少的一群有影响者当中产生出来的。
当我们提到民主制，我们的真正意思是政府建立在数量庞大的不可或缺者和可相互替代者的基础上；同时，有影响者的数量几乎与可相互替代者一样多。
像“民主制”或“独裁制”这样的标签是一种方便之物，但也仅是方便之物。
每个政府无疑都独特地基于三个政治维度基础运作：可相互替代者、有影响者和不可或缺者。
任何一个有能力的领导人都希望掌握尽可能多的权力，并尽可能长久地掌握权力。设法利用可相互替代者、有影响者和不可或缺者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就是统治的行为、艺术和科学。
理解政治真正如何运行的第一步是询问领导人都把钱花在哪类政策上。
小型致胜联盟助长了稳定、腐败、以私人物品为导向的体制。
高尚可敬的动机也许貌似很重要，但它们被维持支持者开心的需要所压倒，
那些基于大型致胜联盟进行统治的领导人无法通过提供私人好处来有效维持权力。因为不可或缺之人的数量太大。由于他们只能着眼于提供公共物品而非私人回报，相对来讲他们也必须把税率保持在一个较低水平。
依赖大型致胜联盟的政府首脑通常不是世界上薪酬最高的管理者。
但当致胜联盟很小并且私人物品成为维持权力的有效方法时，大部分人民的福利就靠边站了，这与霍布斯的观点相反。在这种情形下，领导人喜欢征收重税，从可怜的可相互替代者以及被剥夺选举权的人那里尽可能地搜刮，通过这种方式来重新分配财富，把财富转到致胜联盟成员的手上，使他们发财致富，保持忠诚。
统治者、企业领导人以及事实上我们所有人都喜欢拿走别人的钱留为己用。
我们对政治算计的下一步解释将是搞清楚一个领导人能给自己留多少钱、又必须花多少钱在致胜联盟身上以保住位子。
保持权力离不开别人的支持。只有领导人为那些不可或缺者提供的好处超过了别的领导人或政府能给的，才能获得这种支持。
在位者的日子不好过。他们提供给支持者的好处必须比任何对手能给的多。
1917年十月革命一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戈尔巴乔夫改革期间，只有一位苏联领导人在政变中被成功废黜，那就是尼基塔·赫鲁晓夫。所有其他苏联领导人都死于年老体衰。赫鲁晓夫未能给他的盟友带去承诺过的好处。
政客们在争夺权力时许下的承诺和他们上台后实际做的大相径庭。一旦上台，新领导人可能抛弃助他上台的人，让他认为更忠诚的人取而代之。
那些在打天下时共担风险的人常常在成功后靠边站—或更糟。
古巴政变后，其领导人任命了21名部长，到当年年末，其中的12名就辞职或被罢免。
政治变迁中充满了辅佐领导人上台的支持者被撤换的例子。无论是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犯罪家族或任何其他组织，这都是事实。
如果只需要一个规模很小的支持者集团，并且它能够从一个很大的潜在支持者群体里提取出来（正如在津巴布韦或阿富汗的规模很小的致胜联盟），那么在位者就无须花掉政府收入的很大部分去收买致胜联盟的支持。
一些有责任感的独裁者会将少部分钱存入秘密账户，宁愿用他们可自由裁量的资金（收买致胜联盟后剩余的钱）投资于公共事业以遏止反叛的威胁。
领导人有5个基本法则可用于在任何体制下获得成功：
法则1：让你的致胜联盟越小越好。
法则2：让你的名义选择人集团越大越好。
法则3：掌控收入的分配。
对领导人来说，最有效的资金分配方式是让很多人受穷，通过重新分配让挑选出来的支持者发财。
让我们为巴基斯坦总统阿西夫·阿里·扎尔达里喝彩，他的财富估计高达40亿美元，尽管他统治着一个人均国民收入几乎全球垫底的国家。
法则4：支付给你的核心支持者刚好足够确保他们忠诚的钱。
让我们为津巴布韦的罗伯特·穆加贝喝彩，他无论何时面临军事政变的威胁，最终总能用钱摆平，在重重困难下始终保持军队忠诚。
法则5：不要从你的支持者的口袋里挪钱去改善人民的生活。
饥饿的人民不可能有精力推翻你，大可不必担心他们。相反地，失望的致胜联盟成员则会变节，让你深陷麻烦。
让我们为缅甸的丹瑞将军喝彩，在2008年的纳尔吉斯飓风之后他控制了外界提供的粮食援助，让他的军队支持者拿到黑市上去倒卖，而不是援助灾民—至少13.8万人死于那场风灾，有的报告甚至认为死亡人数高达50万人。
无论你谈论的是萨达姆·侯赛因还是乔治·华盛顿。归根结底，老话仍然是真的—所有政客都一个样。
多伊用刺刀捅死总统，将他的内脏丢去喂狗，然后宣布自己是利比里亚的新总统。就这样，他从籍籍无名之辈一跃成为这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
多伊与另外16名士官早前一起翻过总统官邸的围墙，本来是希望面见总统，质询为什么没有发工资。
他立即抓捕了13名内阁部长，将他们拉到海边，在欢呼的群众面前公开处决。
多伊根本不知道当一名总统应该做什么，更不知道如何统治一个国家。但他知道如何夺取和保持权力：除掉以前的统治者；找到钱；建立一个小联盟；给他们刚刚好足以保持对他忠诚的钱。
至于多伊的政策则不能称之为成功。实际上他几乎没有制定什么政策。他非常懒惰，成天和总统卫队士兵的老婆们厮混。经济崩溃、外债飙升，犯罪几乎成为利比里亚唯一成功的行当。
只要他知道钱在哪里，知道该收买谁，他就成功地在权力宝座上生存下来。
尽管造反需要技巧和协作，它的成功最终极大依赖于联盟的忠诚，更准确点讲，是人们对旧政权忠诚的缺失。
2011年2月穆巴拉克下台背后最关键的因素是埃及军方最高将领们决定允许示威者占据街头，人们无须担心军队镇压。
革命的一般经验法则是，当现存制度的守卫者们对报偿十分不满、有意寻找新的领导人来关照他们时，革命就会发生。
通过镇压人民可以击退造反—这永远是令人不快的任务—联盟成员必须从领导人那里获得足够的利益才会去做令人极其不齿的事以维持现有体制。
如果在现存体制下他们拿不到足够好处，他们不会阻止人民起来反抗现政权。
在权力的竞夺中，任何等待者都将失败。
统治的关键在于支付报酬给支持者，而不是善治或代表普遍意志。
霍梅尼之所以能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获得成功，关键在于军队拒绝阻止不满的人民走上街头。
当苏丹驾崩之后，谁能继承大位取决于谁能控制国家机器和回报他的联盟。实践中这意味着必须控制国库以养活军队。
奥斯曼土耳其的皇位继承非常血腥。不成功的兄弟通常被杀掉。穆罕默德二世（1429—1481）通过“新君弑杀兄弟法”将这种行为制度化。根据这项法律，所有不成功的皇位继承人都将被丝绳勒死。
想要登上大位的独裁者必须准备好杀掉一切竞争者—包括最亲近的家庭成员。
先王的支持者们最好还是选择拥戴王子，希望他能眷顾助他登顶的人们。
让他们第一次知道你的真实想法的时机，就只能是你已经登上王位把他们从宫中逐出的那个时刻，一秒钟都不能提早。
统治者们往往会指定自己的继承人，而且有时候会从血亲以外的人当中挑选，也许是因为他们明白如果在家族内部厚此薄彼会带来何等恐怖的后果。
罗马帝国的第一位皇帝奥古斯都正式收养了他的继承人提比略。黑帮首脑也经常这么做。卡洛·甘比诺指定保罗·卡斯特拉诺为他这个纽约黑手党家族的下一任老大。
如果有人以为统治者在做他们应该做的事—即对国家最有利的事—他最好去当学究而千万不要涉足政治。
政治中，上台掌权与做好事毫无关系，而永远与做有用之事有关系。
1917年2月，克伦斯基的革命者们之所以能够占领冬宫，是因为军队没有阻止他们。而军队之所以没有阻止他们是因为沙皇拨给军队的钱不够。沙皇之所以没有足够的钱是因为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愚蠢地砍掉了主要收入来源之一—伏特加税。
穆加贝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明白只要确保能付钱给军队，人民水深火热并不重要。
在你必须做某事之前，绝不要提前摊牌，这无疑将断送你的好局。
实践证明，比起治理国家，叶利钦更擅长的是如何上台。
31.2%的美国女性议员（以及8.4%的男性议员）有近亲此前担任过相同职务。
历史上20%的美国总统互相之间有近亲关系。
而在独裁专制国家，造福人民的好的理念几乎不可能助你掌权。
独裁政治是关于个人回报的争夺战，而民主政治则是关于好的政策理念的争夺战。
在约翰逊割下多伊的耳朵并生吞前，审讯人员一遍又一遍地逼问多伊：“钱在哪里？银行账户是多少？”
上台还意味着要逮捕任何反对者，在民主国家这是比喻意义上的，在独裁专制国家则是肉体上的。
就算你已经大权在握，享受权力的好处，其他人仍在虎视眈眈。他们也想要你这个拼命得来的职位！政治是危险的职业。
企业的首席执行官与国家领导人一样面临下台的风险。由于易受政变攻击，他们需要调整公司内的联盟（通常由董事会和高级管理人员组成），引进忠心耿耿的人，踢掉潜在的麻烦制造者。
董事会的人员构成可分为内部人士（雇员）、灰色成员（朋友和亲戚）和外部人士。
对首席执行官任期长短的研究表明，不出意外地，首席执行官与董事会成员的个人关系越紧密任期就越长。
首席执行官的利益与投资者的利益极少相同，
在菲奥莉娜上任一年之后，2000年惠普给股东的委托声明书里只列出了11名董事，比先前人数少了20%。包括戴维·伍德利·帕卡德在内的3人消失了。
董事会持续萎缩—2001年的委托书里只列出了10名董事，与当初的董事会相比缩水了30%。
菲奥莉娜成为惠普的首席执行官之前，董事会成员获得的报酬（也就是私人好处）在105700美元至110700美元之间。随着菲奥莉娜上台和董事会规模变小，这一数字略微缩减为100000美元至105000美元之间，并在2000年至2003年之间保持不变。但到了2004年，根据惠普公司委托声明书里公布的数据，董事会成员拿到的钱在200000美元至220000美元之间。
菲奥莉娜下台之后，董事会立刻将两个关键职位分开，也就是首席执行官和董事会主席。
政治的本质教训：归根结底，统治本身就是目标，而不是统治得当。
工作表现优异并不足以确保政治生存。
独裁统治与好的统治毫无关系。独裁统治只关心对领导人有利的东西，不关心对人民有利的东西。
一个联盟的最重要的三个特征是：（1）忠诚；（2）忠诚；（3）忠诚。
与其拥有一批能干的对手，还不如找一批忠心的无能者。
当巴希尔发觉米凯尔开始宠信另一名廷臣，便一举谋杀掉皇帝并篡位。
就算到了现代，选择无法登顶的亲密顾问这一原则仍然有效。萨达姆·侯赛因作为伊斯兰国家伊拉克的总统，却挑选了一名基督徒塔里克·阿齐兹作为二号人物，这不是偶然的。
操纵下的选举是对有能力的政治家们的警告：如果他们不紧跟领袖的步伐，他们是可抛弃的。
世界上任何公开上市的公司采取的都是极易被操纵的选举体制，理由也大致相似。这种体制再加上一个人员紧凑的董事会，是确保表现糟糕的首席执行官几乎从来不会被解雇的主要原因之一。
尔巴乔夫远不如他那一代独裁者们那般残酷无情。他确实将政治对手鲍里斯·叶利钦赶出了政治局，但叶利钦显然也知道，如果是在斯大林统治下自己早就被杀掉了。
尔巴乔夫尽管在国外使用武力毫不犹豫，在国内却未曾杀害过自己的政治对手。他的下场就是很快丧失权力，首先是因为他被强硬派共产党人发起的政变软禁，其次是因为他允许叶利钦获得政治重生，后者通过瓦解那场政变取代了他。
一旦穆加贝的权力稳固，他的态度就变了。
穆加贝对马塔贝勒兰实施封锁，导致40万人面临饥荒。正如穆加贝的一名打手、第五旅军官所说的：“一开始你会吃掉鸡，接着吃掉羊、牛、驴，然后你会吃掉自己的孩子，最后你会吃掉对你有意见的人。”
直到他牢牢掌权之后，“善良的老鲍勃”才露出了真面目。
历史是由胜者书写的。
在纽约市，臭名昭著的民主党政治机器坦慕尼协会在爱尔兰移民一上岸的时候就会见并招募他们，通过许诺给以公民权和工作来收买他们的选票。
在政治中，上台和维持权位是重中之重。不愿意作弊的候选人通常都会被作弊者击败。
坦桑尼亚革命党政府直到最近都一直在暗中为小党参加选举提供财政支持，鼓动他们抢夺和瓜分反对票。这让相对中间立场的坦桑尼亚革命党更容易在选举中获胜。
比如说，《纽约时报》2010年9月17日一篇以《阿富汗选票廉价常常可大批量收买》为标题的文章中指出，收买一名阿富汗选民的通常价钱是5或6美元。不过这篇文章同时指出，由于存在大范围的投票欺诈行为，花钱收买选票可能根本没必要。
李光耀从1959年一直到1990年都在统治新加坡，我们认为他是全球在位时间最久的总理。
人民行动党控制着选举，这种控制又因大部分新加坡人依赖的公屋分配制度而得到强化。每到选举，不投票支持人民行动党的街区会被削减公屋分配和维护。
在津巴布韦，罗伯特·穆加贝更过分。在一场名为“驱逐垃圾”的行动中，他动用推土机将2005年选举中不支持他的街区的房屋和市场铲平。
一家上市公司的所有权运作方式和集团投票一样。我们可以持有股票并在股东大会上投票，然而，除开一些非常有钱的极少数人之外，我们的投票无足轻重，我们的到场多此一举。
尽管独裁者生存的时间更久，但他们在掌权初期要生存下来特别困难。在他们掌权的前半年，他们被废黜的几率几乎达到民主领导人的两倍。
一旦独裁者对支持者完成了重整和清洗，生存就变得简单多了。形成对照的是，民主领导人始终要推出最好的施政理念让巨大的选民群体满意。
对于掌管任何组织的任何人来说，钱都是至关重要的。
“知道钱在哪里”在独裁国家尤其重要—也特别困难。独裁体制处于保密状态。支持者必须获得报偿，但关于财富在哪里储藏和流动又没有详细准确的记录。
在公司的背景下，尽管必须满足严格的监管和会计准则，不透明性依旧存在。
领导人更迭之后有少数新领导人会装作在乎人民，而大量新领导人则抓紧对人民财富的巧取豪夺。这样的掠夺也许会损害长远的收入，但如果一名领导人无法在短期内找到钱，那么“长远”就是别人的问题了。
比起在独裁国家，民主国家更大一部分收入来自于向工作的人们征税。
茶党运动在2010年选举中的成功告诉我们，人们不喜欢纳税。
富人之所以致富恰恰因为他们身在致胜联盟之内，
津巴布韦总统罗伯特·穆加贝的一名门徒菲利普·齐昂瓦赤裸裸地宣称：“我之所以富有，是因为我属于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穆加贝的执政党）。”
沉重的税负强化了富裕与贫穷—在联盟内或在联盟外—之间的差别。与此同时，得来的收入养肥了幸运的极少数人，几乎没给此外的任何人留下什么。不仅如此，重税给一般大众造成的痛苦使得加入联盟变得更有价值。
民主政府也有征税的嗜好，不过它们不能将这一嗜好发挥到独裁政府那种地步。
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之后，也就是仅仅18个月之前，老布什的支持率高达90%以上。但持续下滑的经济和在税收方面的食言让他在1992年的大选中出局。
墨西哥在1994年举行了第一次自由选举，2000年执政党革命制度党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败选。
从墨西哥举行竞争性选举（以及民主化）开始，政府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呈下降的趋势。
在美国，拥有一个孩子的一对夫妇，年收入在大约32400美元以下无须缴纳所得税。假如他们的年收入只有20000美元，他们将从联邦政府那里获得1000美元补助金以抚养孩子。
2004年的时候，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是俄罗斯的首富，也是世界上第16名最富的人。
霍多尔科夫斯基曾经和政府关系密切，后来开始批评普京的独裁统治，并资助不少反对党。2003年，他因商业诈骗被捕，随后被定罪。
在霍多尔科夫斯基行将服完第一个8年刑期时，俄罗斯政府显然仍将他视为眼中钉，最近他又以盗用公款和洗钱的罪名被追加了第二个8年刑期。
为了避免成为自己手下收税者的奴隶，独裁者们往往转而采用间接征税。通过间接税收，成本可以转嫁给实际纳税者以外的其他人。比如说，销售商向市政府缴纳营业税，但销售商将成本转嫁给了消费者，这就将营业税间接化。
当税收太高，人民要么停止工作，要么想办法逃避正规的经济活动。
包税人持续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人民宁愿背井离乡也不愿缴税。为了阻止这一情况，包税人设立巡逻队查验每个人的身份。非穆斯林常常要被文身，或被强制戴上“狗牌”，上面注明姓名和地址，防止他们逃离。
从哈里发的角度来看，包税人确保了稳定的收入来源。他们对人民的恐吓威逼并没有什么政治上的重要性：被剥夺财产和遭迫害的农民并不是致胜联盟的组成部分。
对很多领导人来说，腐败并不是什么需要根除的坏事，反而是一种很关键的政治工具。领导人默许甚至公然纵容腐败。他们实际上授权支持者收受贿赂。
资源诅咒”的现象，拥有丰富可开采自然资源的国家系统性地落后于资源稀缺的国家。资源丰富的国家经济增长较差，容易发生内战，比资源稀缺国家更具有独裁性。
尽管拥有巨大的石油财富，在这段时间内，尼日利亚的人均年收入从1970年的1113美元降至2000年的1084美元，该国成为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
那些拥有丰富的石油、铜、黄金、钻石或其他矿产资源的国家经济增长更慢。
资源诅咒使独裁统治者有能力大规模地回报支持者并聚集起庞大的财富。这使得罗安达的物价直冲云霄，而外国侨民和幸运的联盟成员却能享用到每天从法国进口的鹅肝酱。
为了确保人民无法协同造反、夺取国家控制权，领导人竭力让联盟以外的人保持贫困、无知和散漫状态。
独裁领导人尽可能多地借钱，而民主领导人的借钱热情也不遑多让。
借债之所以很有诱惑力，是因为毕竟这笔债务是由下一任领导人继承。
举重债是小联盟政权的一个特征。
在一个独裁国家，联盟的规模很小意味着它的领导人几乎总是想多借债。独裁领导人们到底能借多少钱的唯一实际限度就是，人们愿意借多少钱给他们。
二战之后美国主要的债务增长期都是在共和党执政时期：罗纳德·里根（1981—1989）和乔治·W.布什（2001—2009）。
到了2010年的第三季度，美国的债务高达9.13万亿美元，即GDP的62%。英国的债务增长经历了相似模式。2002年英国的债务占GDP的29%，到了2007年攀升到37%，紧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时飙涨到了GDP的71%。
在金融市场上能够借到钱的能力是非常宝贵的，由于这个原因，一般情况下国家都会还钱。
一旦“有能力借钱”的重要性赶不上偿债的成本，领导人就应该违约。如果他不这么做，总会有挑战者出现，提出来愿意这么做。
德国面临巨额债务，其中部分是偿还一战的战争赔款。希特勒在这项债务上违约。这个决定大受德国人民欢迎，因为偿债的成本很高。
只有在他们无路可走、舍此之外无法挽救自己下台的命运之时，他们才会实施自由化，向一个更具民主性、代表性和负责任的政府演变。
在很多情况下，没有进行制度改革，减债只会让领导人重新开始借债。
金融危机是迫使领导人实施民主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独裁者的民主化承诺从来不靠谱。
统治的真正任务：分配钱财让联盟开心—但不能太开心—以及为确保可相互替代者不起来造反而提供刚好足够的钱。
快乐的、得到良好照料的人民不太可能造反。让民众富裕和愉快，他们就不太可能起而反对你。
病怏怏的、忍饥挨饿和无知的人民也不太可能造反。
在经济危机期间，独裁者以缓解国家经济灾难的名义四处寻求纾困资金，实则是为了挽救自己。
纾困措施伴随着监管方面的变革。奥巴马2010年签署的《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案》正是其中之一。在严重的经济衰退面前，美国国会通过了这项自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以来最大的改革法案。
在依赖小联盟的国家，纾困一而再再而三地成为保持原有商业运行模式的手段。独裁国家的经济纾困极少触发对经济或商业政策的严肃评估。它们几乎从未伴随监管改革。
从一个领导人的角度来说，人民最重要的功能就是缴税。
他必须提供诸如必要的基础设施、教育、医疗这样的公共福利，以确保劳动者有足够的生产力去纳税，填满统治者及其核心支持者们的腰包。这些政策不是为了改善大众生活而制定的，
政治的规则教导统治者们，除了做防止人民造反的绝对必要的事之外，不要为人民做更多的事。
除了几个特例之外，没有任何一个非民主国家拥有排名世界200强的大学。独裁历史悠久的俄罗斯在世界上排名最高的大学仅排在第210名。
那些人口较少、依赖大量核心支持者的国家，比如以色列、芬兰、挪威、荷兰、比利时、加拿大，无一不拥有多所大学进入世界200强。[
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对独裁者来说是潜在的威胁，因此独裁者要限制教育机会。独裁者们希望工人具有基本的劳动技能，比如识字，而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最可能的继承人—受到真正良好的教育，把他们送到诸如瑞士这样的地方上学。
人们几乎认为牛津大学是独裁主义者的温床。该大学是很多独裁者的母校，包括津巴布韦的罗伯特·穆加贝，巴基斯坦的布托家族，约旦、不丹、马来西亚乃至小国汤加的国王们。
鲍里斯·叶利钦最想改变的老苏联的特征之一就是苏共领导人的子女享有进入最好大学的特权，无论能力如何。忠诚家庭的孩子得到帮助而进步，而潜在不安分家庭的有能力的孩子则被排除了进入最好学校的机会。
即便再恶劣的独裁者也得为人民提供基础教育和基本医疗保健，这样人民才能工作以养肥独裁者。
修路的成本很高，而且很容易掩瞒真正的成本。这使得修路成为营私舞弊的好源头，相应地又使得修路非常具有诱惑力。
扎伊尔（即今天的民主刚果共和国）的蒙博托·塞塞·塞科曾经对卢旺达总统朱韦纳尔·哈比亚利马纳说：“我在扎伊尔已经掌权30年，而我没修过任何公路。”为什么？他对哈比亚利马纳解释道：“他们现在正沿路过来抓你呢。”
1965年蒙博托上台时，扎伊尔有大约9万英里的公路。32年之后当他最终垮台时，只剩下6000英里，刚好仅够用来卖产品，不够别人轻易来抓他。
如果房屋的主人不是什么有影响者或关键支持者，那么笔直修路当然比逢村必绕便宜。
我们将158个国家的首都到其主要机场的驾驶距离除以直线距离，得出比值。比值越小说明道路较直，比值越大说明道路较弯。30个最低的比值（即驾驶距离几乎等于直线距离）当中只有两个出自民主国家，
比值最低的10个国家是哪些呢？答案是：几内亚、古巴、多米尼加、哥伦比亚、阿富汗、巴基斯坦、也门、厄瓜多尔、埃塞俄比亚和赤道几内亚。
当独裁者需要一条通往机场的公路（逃跑的好路线），他可以征用人民的财产，把路修得尽可能直，跑起来尽可能快。
美国总统奥巴马于2011年1月5日发表国情咨文讲话针对修建铁路这一相似问题时说的，“如果中央政府想要一条铁路，他们就能得到一条铁路—不管有多少人的房子要被铲平。”他比较的是独裁者能做的事与他这位民主国家领导人不能做的事。
蒙博托的一个著名做法是用一个远在千里之外的水电站取代扎伊尔国内铜矿附近的发电站。切断电力的按钮掌握在他手中，这确保了是他本人而不是某些地方企业家控制扎伊尔的铜矿财富。
黑帮家族的首脑都必须提供某些公共物品来帮助帮众谋生，其中最重要的也许就是声望。如果人们不相信他们背后有强力靠山，歹徒们将很难收取到保护费。
正如独裁者一样，黑帮老大们提供这些公共物品，以使帮众生产老大们掌权所需的财富。
当今世界人均国民所得最高的25个国家，除了新加坡之外，全部都是自由民主国家，
尽管诸如言论自由、集会自由、新闻自由这样至关重要的自由权利很便宜就能提供，独裁者们却视之为瘟疫，避之唯恐不及。
智利这部防震法规不仅看上去非常严格，而且得到了很好的贯彻落实，大大提升了在面对地震灾害时人民的安全度。
小联盟的伊朗国王和阿亚图拉政权把资金挪做满足私人利益，而不是用于提高公共安全度以抵抗可预见的地震灾害。
大型联盟的领导人明白如果他们不能保护自己的普通国民，他们将被能够做到的其他人取代。
当联盟较大，每个人都能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当联盟较小，只有基础教育。
腐败使人有权绝对的腐败绝对使人有权
极少成功领导人是主要受到为人民做好事的愿望所激励。
政治生存的逻辑告诉我们，无论是掌管国家、企业还是哪个委员会的领导人，首先且最重要的目标是得到和保持权力。第二，他们希望最大限度地掌握收入的开支权。
给少数人提供私人好处总的来说比给多数人提供公共物品便宜，即使这少数人得到的好处非常丰厚。
阿克顿勋爵的名言“权力往往会腐化，绝对的权力绝对会腐化”
权力导致腐败，而腐败导致权力。
成功的领导人不会不屑于使用遏制、镇压、压迫手段，甚至是杀掉真实或想象中的对手。
任何不愿意去做脏活的人最好断了当领导人的念头。
如果一个有抱负的领导人不愿做可怕的事，可以肯定的是有大把别的人愿意做。
历史上最有权力的领袖，比如成吉思汗、亨利五世或俄国的凯瑟琳大帝，往往成为只依赖一个很小联盟的独裁统治者。
据说成吉思汗每攻占一个地方之后就横征暴敛。作为游牧民族，他不需要被他攻占的地方下一年为他生产，因为届时他和他的大军已经到了别处。
约瑟夫·斯大林明白宁可错杀一千，不放过一个“人民的敌人”是值得的。他很清楚地告诉他的人民委员们，在处决潜在的人民敌人时产生离谱的错误率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根据透明国际2010年的腐败指数，25个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没有一个是成熟的民主国家。
伊朗的税率也比土耳其高，即使有石油，伊朗征收的所得税也比土耳其多。
在相对较穷的伊朗，政府奖赏每个支持者5万美元，应该很容易鼓动他们四处镇压人民。
赤贫的人不大可能去投票，
类似俄罗斯这样的政府，正在相反的方向上进行转型，逐渐放弃了朝民主制迈进，取而代之的是小联盟的独裁制，把腐败当做领导层政治生存的至关重要手段。
工资这么少，他们必定会意识到腐败不仅可以接受也是必须的。然后他们会加倍效忠于政权：首先，他们会感谢政权给他们敛财的机会；其次，他们会明白，如果他们三心二意，将很可能失去特权并被检控。
迪莫夫斯基先生还描述了俄罗斯警界很普遍的一种现象：当警察们每天值完班，他们每人必须将受贿所得的一小部分上交给所谓的出纳员，其实就是一名警察局里的高级官员。一般每天上交25美元到100美元。如果有人不交就会受到处分。”
根据迪莫夫斯基自己的说法，他渐渐对腐败感到厌烦，感觉是被强迫腐败。
至于迪莫夫斯基的自揭家丑行为，倒确实促使克里姆林宫采取了一项行动。俄罗斯中央政府通过一项法令，对于那些敢于批评上级的警察将施以严厉惩罚。
腐败是私人物品的一种选择形式，原因就是迪莫夫斯基所揭发的那些事。它确保政权获得忠诚，又不用支付高额的薪水，它还保证检察机关能将那些不再忠诚的受惠者抓出来。
对于国际奥委会来说，还有什么能比促进国际体育竞赛的质量（或许数量）、不受政治和个人干扰更重要的呢？答案是：奢侈的招待以及金钱。
盐湖城冬奥会申办委员会花了数百万美元用于招待和贿赂，包括现金、奢侈的娱乐项目和旅行开支、为国际奥委会委员的亲戚提供奖学金和工作、房地产交易，甚至整形手术。
盐湖城申奥委员会认为他们在申办1998年冬奥会时遭到了不公平的忽视。获得那届冬奥会主办权的日本长野市花了440万美元用于款待国际奥委会官员。
在2012年奥运会主办地即将宣布之前的冲刺阶段，一些被人秘密录音的会议透露，国际奥委会委员每一票的价码大概在10万美元至20万美元之间。
国际奥委会委员由现任委员提名选举产生。
自从1896年第一届现代奥运会以来，总共只有7名国际奥委会主席。
只要国际奥委会的组织机构不改变，选票收买和贪腐行为就将一直存在，
为了让球员能够比赛，卡塔尔承诺将特别建造被空调完全覆盖的体育场。国际足联现在考虑把世界杯决赛阶段比赛从传统的6、7月挪到凉爽的冬天。
从任何老板的角度来说，组织一家企业的最佳方式与组织一个政府的最佳方式没两样：依赖一个很小的不可或缺者集团，他们从一个很小的有影响力的选择人集团产生，而这个集团相应地又是从千百万可相互替代的选择人当中产生的。显然，这是对当今大多数公开上市的企业的完美描述。
布鲁金斯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丹尼尔·考夫曼估计，每年全球花在贿赂上的资金高达1万亿美元，据推测其中大部分流向了政府官员。
几千年前，裘里斯·凯撒的错误是不顾支持者的利益而去帮助人民，这同样让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领导人帮助人民致富本来没错，但必须从领导人自己的口袋里掏出钱来，而不应该从联盟的口袋里掏钱。
根据墨西哥民主化之前一位政治人物汉克·冈萨雷斯的说法，“政治家如果一直很穷的话，说明他不擅于政治”。
所罗门王据说有700个老婆。
根据一份严肃的估算，阿拉伯帝国918—919年的收入大概为1550万第纳尔，其中1050万第纳尔花在了哈里发皇室身上。
假设巴拉克·奥巴马能从美国经济中获得相同比例的个人收入，他和米歇尔将轻松控制5万亿美元资产，误差在一两千亿美元左右。事实上，这就是人们甘冒天大风险也要当上哈里发的原因。
塞尔维亚的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据信聚敛了10亿美元财富，而在他统治期间塞尔维亚的年人均收入下降了50%。
他针对反对他的塞尔维亚人故意制造食物短缺和大规模失业，让数百万人陷入绝望的境地，却养肥了一万名有权势的支持者。
被《经济学人》杂志形容为窃国者之王的苏哈托先生被透明国际指控侵吞了350亿美元财富。
尽管被控盗窃国家财富，马科斯家族后来还是非常引人关注地重返了菲律宾政坛。
苏丹总统奥马尔·巴希尔被指控截至目前侵吞了90亿美元财富。这是2010年下半年维基解密泄露的美国外交电报当中透露的信息之一。
一个领导人很难知道人民真正需要什么，除非领导人是通过投票选举产生，并且允许新闻自由和人民自由集会表达诉求。
没有理由认为赫鲁晓夫想从这个考虑欠周的农业政策中获取私人利益。实际上，没有迹象表明他曾经将公帑挪作己用。相反地，他貌似真心想改善苏联人民的生活。
尽管出发点是善良的，他的农业计划和实施却是一场灾难。
赫鲁晓夫的善意理念的结果就是，农民甚至不得不连种牛都杀掉以完成他们的肉类生产配额。不仅如此，他们还从国营商店买肉，随后谎称是他们自己生产的，再卖回给政府。
二十多年之后，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追随赫鲁晓夫的脚步，推行经济改革以稳定经济。他的计划同样没能产生期望中的效果，但这一次失败不仅导致他被罢免，还导致苏联的解体。
与他们不同的是，李光耀确实知道如何改善经济表现。
当一个体制是围绕腐败而建立的，任何重要人物无论是领导人还是支持者，都被腐败污染。他们如果从来不曾把手伸进钱箱，就根本不可能有今天的地位。提高法律惩处力度无非是使领导人又多了一项惩戒他人的工具。
亚西尔·阿拉法特保存着巴勒斯坦政府内阁成员的所有腐败资料。
阿拉法特一方面通过允许、另一方面通过监控核心层的腐败活动而有效敦促党羽对他忠诚。
旨在消除腐败的法律手段从来不会奏效，反而常常让情况恶化。
对付腐败的最佳方式就是改变深层诱因。随着联盟规模增大，腐败会逐渐消失。
出现财务困难并且有一个大型联盟的公司比起遭遇相似财务困难但联盟比较小的公司，更容易发生证券欺诈行为。
由于被罢免的风险较大，大联盟公司的高管们试图通过虚假财务报告隐瞒公司表现欠佳的事实。
在对外政策方面，民主领导人往往像魔鬼一样行事而非天使。实际上，她对付外国政府或许仅比统治那些国家的专制暴君好一点而已。
民主领导人由于受到大联盟的限制，在国内必须做好事；然而，这些国内的限制却会迫使他们几乎无情地剥削其他国家的人民。
塞拉西首先喂饱他的支持者，再喂饱自己；饱受饥荒之苦的人民只能翘首以盼，但可能永远等不来救助。
从军政府的角度来看，饥荒严重削弱了反政府武装的力量，门格斯图认为这是件好事。
美国在2001年至2008年为巴基斯坦提供了66亿美元军事援助以打击塔利班。据估计只有5亿美元到了巴军方手上。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肯尼亚提供2亿5280万美元贷款后，有人听见肯尼亚财政部长吹着口哨说“真是天上掉馅饼啊”。
时任英国驻肯尼亚大使爱德华·克雷用完美的语言将肯尼亚的腐败现象形容为部长们“像饕餮一般贪吃无厌”，吃得太饱都“吐在援助者的鞋子上”。
很难相信援助机构会天真到不明白他们的资金遭误用。也许真相存在于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另一个目标上—“增进美国外交政策的利益”。
当来自民主国家的援助者需要获得受援国支持时，很乐意对盗用和腐败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利比里亚在多伊的治下，短期政治生存和交易的优先性远远大于长期的经济复苏或国家建设……这位总统最关心的是政治和肉体安全。
援助的主要目的毫无疑问不是为了减轻受援国的贫困或惨境；它的目的是让援助国的选民过得更好。
大量援助给了腐败的受援国政府，但这是有意为之的，并非出于偶然或无知。援助之所以要给这些盗用的政府恰恰是因为这些政府会出卖本国人民以换取自己的政治安全。
并不是说独裁者必然比民主领导人更不关心他们的人民，而是说促进人民的利益会威胁到他们对权力的掌握。
美国为利比里亚的多伊军士提供平均每年5000万美元的援助，以换取他的反苏立场。
随着冷战结束，美国不再看重反苏政策，不愿意继续为此花钱。多伊政府没有什么美国选民看重的东西可以提供给美国政府，于是美国金援被切断了。丧失了金援收入，多伊无法继续为支持者提供足够的报酬去镇压叛乱，结果就是他惨死在约翰逊王子的手上。
向一个民主国家收买政策的代价很高，因为有很多不喜欢这项政策的人需要得到补偿。向一个独裁国家收买政策容易得多。
在埃及国内，承认以色列是一项极其不得人心的政策转变。这就是萨达特能从美国拿到那么多钱的原因。
如果他们试图减少对独裁国家的援助或附带苛刻条件，独裁领导人立马停止政策让步。
援助基本上就是一种“要么给钱，要么不玩”的游戏。美国不想给钱，巴基斯坦就不玩了。
到2010年2月，巴基斯坦抓获了塔利班二号人物，不过正如我们能预料到的，他们很小心地不把塔利班威胁完全清除掉，因为如果完全清除的话，美国会终止对巴基斯坦的金援。
在巴基斯坦，69%的受访者表示对美国极其厌恶。在埃及，这个数字是79%。
获得大量美国援助的国家的人民看来很仇视美国。
鲸鱼应该对日本的“善举”感到恐惧。
美国选民喜欢猪肉，而日本选民喜欢鲸脂，日本的领导人一直不遗余力地为他们提供。
目前，日本通过钻一项允许科学研究的法律漏洞，每年捕杀一定数量的鲸鱼。当然，这些鲸鱼最终都被吃掉了。
日本政府通过外援在国际捕鲸委员会收买投票。近年来在日本的幕后推动下，国际捕鲸委员会的成员范围扩大到包含从无捕鲸历史的国家。这些新近会员国，比如老挝、马里和蒙古，都是内陆国家。日本的努力收到了效果，支持恢复商业捕鲸的声音越来越多。
把援助用来换取政策妥协，在目的性和数量上远远超过用于减轻贫困和缓解苦难。
按照经过通胀因素调整的数字，美国从1946年到1952年间共向欧洲注入了182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英国是最大的受援国，其次是联邦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美国的目的是建立坚强的盟国以防抗共产主义。为了达到目标，美国需要一个经济上强大的欧洲。
医院会杀人！有大量的证据支持这一观点。人在医院里死亡的可能性远远高于医院外面。
彼得·罗森多夫组织了一次请愿活动，向圣塔·莫尼卡市议会呼吁在他以前住所附近的一处危险路口设置人行横道。市政工程师回应说，情况正相反，市里正计划取消该市所有的人行横道，因为他们的研究表明，行人死在斑马线上的情况比在其他地方多得多。
联合国安理会有5个常任理事国（美国、俄罗斯、中国、英国和法国）和10个非常任理事国。非常任理事国由选举产生，任期两年，任期届满之后的两年内不得再次当选。
平均来看，相比未被选入安理会的合格国家来说，理事国发展更慢，变得更不民主，对新闻自由的钳制更加严厉。
在一段两年的安理会理事国任期内，理事国的平均经济增长率比非理事国低1.2个百分点。
非洲国家当选，仅仅是因为轮到它们了。关键的一点是，在它们当选前，联合国安理会理事国的行为方式与其他国家一般无异。但一旦当选就表现差劲。
被选入安理会的国家并不比未入选的国家病得更重。它们获得了额外的医药（援助），这却让它们病得更重（更穷、更不民主、新闻更不自由）。
受援国的独裁领导人不愿意人民被教导如何充分独立思考，以至于能够组织起来反对政府。
柬埔寨政府的一半预算资金来自外国援助。这些援助资金不仅没有用于实施政府项目，反而大部分流入官员的腰包。
经济学的核心在于比较优势。每个人都应该在他们相对擅长的领域具有专长，然后与别人交换产品和服务。
政府必须从行动中拿到自己的一份，否则援助者绝无可能顺利实施援助。
2008年纳尔吉斯飓风过后缅甸政府干的事。他们坚持要求联合国的救援物资必须交给缅甸政府，否则禁止进入该国。
为了方便分发救援物资，乐施会将25辆四轮驱动卡车运往该地区。斯里兰卡政府将全部卡车扣留，坚持要乐施会缴纳300%的进口税。超过一个月的时间（正是灾后最关键的一个月）卡车闲置在那里，而灾民正饱受缺乏食物和安置场所之苦。
扎尔达里总统—绰号“10%先生”，因为据说这是他最喜欢的抽成比例。
信德省的地方政府官员与大地主勾结，加固流经他们土地的河流堤岸以及其他他们认为重要的设施，损害其他地区的利益，导致这些地方非常容易受到洪水侵袭……并不仅仅是说政府这方面没有能力保护最穷的人民免遭潜在洪灾的袭击，而是说政府存心认为一旦洪灾发生，这些人民就应该受苦受难。
许多巴基斯坦人宁愿直接帮助受灾同胞，表示：“我们不会向政府捐献，因为我们知道这不过是让政府官员发财而已。”
在大多数情况下民主国家不愿意创造民主国家。
1939年，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曾针对残暴的尼加拉瓜独裁者安纳斯塔西奥·索摩查·加西亚发表过著名的评论，“他是个婊子养的，但至少他是我们的婊子养的”。
收买独裁者比较便宜。他们会实行民主国家领导人及其选民想要的政策，由于他们只需向相对很少的核心支持者负责，独裁者被收买的价码很低。
民主领导人奉行人民想要的政策。由于他们必须经受当选和连任的考验，他们很没有耐心。他们只有很短的投资期。
如果一个政权非常擅于说服人民越雷池一步意味着极其悲惨的后果甚至死亡，反叛就不大可能发生。
如果统治确实极其严酷，人们的确不敢起来造反。
大多数革命者一旦上台—只要他们能侥幸成功—就倾向于成为卑鄙的独裁者。
领导人不会顺从人民的意愿，除非人民有能力迫使他们。
很多革命的结果无非是让一个专制政权取代了另一个而已。某些情况下新政权实际上比前政权更坏。
作为孤立的个人，人民对政府产生不了威胁。这正是政府领导人不愿放任人民自由集会形成组织的原因。
近代以来不少重大政治历史事件，从法国大革命到苏联及其卫星国的崩溃，都缘于政权的核心支持者不愿在关键时刻镇压人民。近年来的所谓“颜色革命”（格鲁吉亚2003年的玫瑰革命、乌克兰2004—2005年的橙色革命以及2005年吉尔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以及埃及革命，都展现了同一现象。
只有那些愿意做真正肮脏勾当的人才适合盘算成为独裁者。心慈手软的人一眨眼工夫就会被人搞掉。
在民主国家，抗议是一件很普通的事，但旨在推翻政府制度的反叛行为则很罕见。
在民主国家，抗议是为了警告领导人注意一个事实，那就是人民不高兴了，而如果政策不改变，他们将把无赖赶下台。然而在独裁国家，抗议具有更深层的目的：摧毁政府的整套制度，改变人民被统治的方式。
将军对他们说现在他来了（但仍然没有提供帮助），他们必须回到自己的村子并“努力工作”。军队一边夺走允许入境的少量救援物资（拿到黑市去贩售），一边告诉灾民他们可以吃青蛙。
因灾死亡人数多少对独裁者能否继续掌权几乎产生不了影响。事实上，别的不说，灾难中死的人越多越有利于独裁者的政治生存。
一场地震本身不会对民主领导人的政治生存造成威胁。但是如果有200人以上因灾死亡，领导人几乎肯定会下台。
丹瑞军政府想尽办法让缅甸人民保持贫穷、孤立和无知。
政府将首都由仰光迁到中部一个山区城市内比都，很少人被允许访问该城。
政府曾一度担心军队可能不愿袭击寺庙。虽然最终军队还是动手了，但无疑政府要耗掉很多资源来收买这样的忠诚。
为什么开明的戈尔巴乔夫要采取这些严酷的行为？他是在回应来自他的致胜联盟内部的政治压力。苏军高级将领以及其他人敦促戈尔巴乔夫在分离主义地区实施中央直接统治。
今天的加纳是一个经济上非常有活力的民主国家。它从独裁制向民主制的转型发生在极具传奇色彩的J.J.罗林斯的领导之下。不过我们得记住，他是一个不情愿的民主领导人。假如他当初能获得所需资源的话，他肯定会固守他的社会主义革命。
对独裁者来说，金融危机就是政治危机。独裁领导人毫不在意从人民那里窃取财富，摧毁本国经济。而现在资金捉襟见肘，他无法保持联盟的忠诚，发生政治变革的机会就出现了。
我们的世界充满战争—它只有一点点和平，几乎没有任何秩序可言。
所有政治的核心问题就是政治生存。
民主国家因恃强凌弱、专挑弱小国家下手而臭名昭著，一遇到不可小觑的对手就选择谈判。
冷战之所以冷，就是因为美国作为一个大联盟的国家就算倾尽全力也没有必胜的信心。而当加把劲胜利就能到手，比如增兵伊拉克，民主领导人就会很努力。
独裁领导人对于将资源用于战争非常谨慎，就算取胜需要这些资源。他们知道他们的命运更多依赖于联盟的忠诚而不是战争胜利。
伊拉克声称，拥有高效现代石油输出工业的科威特，一直在从伊拉克领土下面抽取石油。
为了回应伊拉克的威胁，美国在这一地区部署了一支海军舰队，但同时告诉伊拉克政府，美国不关心伊拉克在科威特的所作所为。在得到美国总统老布什这样具有误导性的模糊信号后，萨达姆·侯赛因的军队于1990年8月入侵并占领了科威特。
美国尽管原先送出模糊信号，事发后却没有坐视不管：老布什总统组织起一支国际联军于1991年1月发起沙漠风暴行动，将伊拉克军队赶出科威特。
与侯赛因的动机不同，老布什总统并不是想夺取石油财富让党羽发财，而是想促进中东地区的稳定从而恢复可靠持续的石油供应。
在打败萨达姆·侯赛因之后不到18个月，挟带80%以上民意支持度的美国总统乔治·赫伯特·沃克尔·布什在1992年的总统大选中被比尔·克林顿击败。相似地，温斯顿·丘吉尔尽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表现出卓越的领导力，却被英国选民抛弃。
军事胜利有助于民主领导人保住权位，而军事失败则几乎肯定会导致民主领导人下台。
独裁领导人只要能保有资源就通常不会因军事失败而丧失权位，
民主领导人就算打了胜仗，只要阵亡士兵稍多，他们就可能因此下台。想来这就是为什么民主领导人在保护士兵方面比独裁者下的功夫多得多。
把人民拖进战争永远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无论是在民主国家或法西斯独裁国家，或议会国家，再或是其他类型独裁国家……你所要做的就是告诉他们敌人打过来了，然后谴责和平主义分子缺乏爱国心将国家置于危险之中。这套方法在任何国家都管用……
讲求实际的巴雷坦言：“我不信仰伊斯兰教，不信仰社会主义，不信仰部落主义，不信仰民族主义，也不信仰泛非主义。我信奉的意识形态是政治生存的意识形态。”
埃塞俄比亚方面的座右铭是：不落下任何一辆还能用的坦克。
一名埃塞俄比亚将军说的：“当你丢掉了一块地方，你最好把所有装备都毁掉—这是战争的原则。如果你无法把你的士兵和他们的装备区分开，你就把他们一块儿炸了。”
民主国家专挑软柿子捏毫不稀奇。回顾过去近200年，民主国家赢得了93%由它们挑起的战争。相比之下，非民主国家只赢下60%由它们发起的战争。
战争与所有政治一样，只是关于保住权位和尽可能多控制资源而已。
一个人做任何事情总有两个理由：一个好的理由和一个真正的理由。—约翰·皮尔庞特·摩根
如果说本书前面章节教会了我们什么的话，那就是对人们的动机要保持怀疑。诉诸意识形态原则和人权通常都是幌子。
J.P.摩根说得很对：人们总能找到某种原则性的说辞去为任何立场特别是自己的利益进行辩护。
对于某些海外国家，美国政府会支持那里的抗议活动并声称支持那里的人民决定自身命运的意愿，这是美国总统面对诸如乌戈·查韦斯的委内瑞拉时的惯用说辞。对另一些国家美国则会呼吁维持稳定，比如像巴林或沙特阿拉伯的人民试图推翻本国亲美或与美国有盟友关系的政府时，美国就会搬出这一原则。
考虑一下蒋介石的经验教训，他当然不是傻子。我们可能会好奇为什么他在台湾推行的经济政策比在大陆时成功得多。大陆尽管广泛贫困，但由于人口众多，有足够资源让他和他的联盟发财致富。但当蒋介石带着支持者败退到台湾，他们接管的是一个人口很少并且几乎没有什么资源的小岛。只有经济成功才有办法奖赏联盟。
成千上万的小股东几乎等于不存在，他们是乌合之众，
极少股民会阅读公司年报或公司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呈报的材料，
对各州细微差别的仔细研究表明，政治制度的差别才是导致各州发展不均的主要推手。
移民要在日本获得公民权难度极大。尽管数百年来有好几波涌往日本的移民潮，获得公民权的诸多限制条件确保了移民没有能力要求扩大致胜联盟。
在英国，来自英联邦国家如印度或巴基斯坦等国的移民很容易进入并获得公民权。
2011年冬天，抗议活动席卷了北非和中东。在突尼斯和埃及这样的地方，受过教育、失业的人们开始行动起来。这些国家25岁以下青年的失业率高达25%至30%，反叛活动的不利因素很少。
利比亚和巴林也发生了起义，但结果大不相同。这两个国家乃至其他中东产油国的年轻的受教育阶层的失业率也很高。但高失业率对它们的领导人来说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因为他们的财富来自石油而不是人们的工作。
石油美元为卡扎菲提供了收买雇佣军的足够资金，这些士兵在屠杀反政府分子时绝不会心慈手软。
在缅甸一张手机SIM卡（用户身份模块）要价超过1000美元，这不是偶然的。
面临风险的领导人常常决定举行欺骗性的选举以给外界造成公开公正的印象。
我们最美好的愿望就是那些冒着生命危险与独裁者周旋的人们能够幸福和成功。
美国一对夫妻不需为收入的头17000美元缴纳所得税。而相同收入的一对中国的夫妻必须承受45%的边际税率。
在美国，拥有一个孩子的一对夫妇，年收入在大约32400美元以下无须缴纳所得税。假如他们的年收入只有20000美元，他们将从联邦政府那里获得1000美元补助金以抚养孩子。而在中国，一个收入为32400美元的家庭，预计将缴纳约6,725美元的所得税。
黄光裕几乎是白手起家，创建了中国最大的电器零售商——国美电器。他——在因贿赂罪坐牢，并被判处十四年徒刑之前——多次入选了中国富豪榜。他似乎确实有罪，因为贿赂在中国的生意场极为普遍。也有可能的是——他和其他人在中国以腐败罪名被起诉是“出于政治原因的考虑。”
快乐的、得到良好照料的人民不太可能造反。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似乎印证了这种看法（至少目前如此）。
除了几个特例之外，没有任何一个非民主国家拥有排名世界200强的大学，除了中国和新加坡。
尽管中国大学规模巨大，吸收了广大人口中最顶尖的人才，在不算香港大学的情况下——香港的大学是1997年回归中国前在英国的统治下建立起来的——中国最好的大学在世界上排名仅47位。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我们发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要掠夺人民的财产是多么的容易，而在香港要这样做却是多么的难。
类似埃及阿斯旺水坝和中国三峡大坝这样的大规模建设项目很像蒙博托的电网。这种工程对独裁者们来说太有利可图了。
与智利一样，中国也遭受了7.9级的地震。汶川大地震于2008年5月爆发，导致许多豆腐渣工程的校舍和居民楼倒塌，近7万人死亡。实际上，即使考虑上智利与中国在人口和收入方面的差异，也无法调和中国与智利的人员伤亡之差，除非我们另外反思民主的智利执行了适当的建筑标准这样措施——而这正是中国和伊朗所缺少的。
邓小平和李光耀毫无疑问是当代世界名人堂中最伟大的偶像。他们不曾将钱转到自己的秘密账户里（就我们所知而言），也不曾像蒙博托·塞塞·塞科或萨达姆·侯赛因那样过奢华的生活。
很多革命的结果无非是让一个专制政权取代了另一个而已。某些情况下新政权实际上比前政权更坏。利比里亚的多伊军士推翻“真正独立党”政府或是中国的毛泽东推翻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大概就属于这种情况。
2010年，偏远的青海省发生地震，中国政府最多只是做出了半心半意的反应。与此相反，政府在2008年四川大地震发生后的救灾处理赢得了大部分国际社会成员的认可。两者差异如此鲜明，正是受到了政治因素的驱动。四川地震发生在一个政治上和经济上都非常重要的地域中心，在那儿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可能威胁到政府。而青海地处偏远，政治上几乎无足轻重，那儿的抗议活动对政府几乎不构成什么威胁。对那些不能威胁到他们的人，政府确实也很少伸出援手。
像新加坡和中国部分地区那样的地方证明了可以在有限自由的情况下实现富足的物质生活——然而大量证据表明这是例外而不是通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