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生命，无论多么漫长和复杂，实际上都是由一个特定时刻组成的——一个人永远了解自己的时刻。——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

 大多数时候，我们的行为都遵循习惯、风俗、行为准则、社会惯例或法律条规。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我们并不是在做决定，只是在做我们该做的事。

 孤独的状态下，我们必须依靠自己的能力，把自己托付给未知的因果，决定需要一种“权力感”（保罗·里克尔），一种“主宰形式”（赫尔曼·卢培）。在我做决定的那一刻，我认为自己有能力坚定自己内心的立场，保留和放弃各种可能性，而不需要一系列规则和习惯的保护性支持。我做的决定越多，就越能相信自己的力量，抵御外界的负面影响，对自己行为的积极结果表现出自信。

 做出艰难决定，以及从前所未有的危机中走出来后的成就感，会成为我们人生道路上一次重大而令人欣慰的经历。

 当代生活的各种公开理念要求人们保留同时存在的可能性，而不承认它们相互冲突和不可调和的本性。

 许多人倾向于生活在幻想的世界里，在那里，不可能的事情是可以实现的，各种可能性之间也不会互相矛盾，而不是像在现实世界里那样，总是需要做出决定，改变或放弃各种可能性。

 为了“把我们自己从明天令人沮丧的暴政中解放出来”，我们必须放弃对确定性的执着而徒劳的追求，并与我们的无知和解。

 今天，孩子们承担风险和相信转机的机会似乎越来越少。他们的父母和老师越来越痴迷于创造一个安全可靠的环境，结果剥夺了受到过度保护的孩子冒险和探索的体验。

 当一个人周围的一切都变得如晴朗的星光之夜一般寂静、庄严，当灵魂在这个世界上变得孤独，那时在一个人面前出现的就不是一个非凡的人，而是永恒的力量本身，天堂似乎开启了，这一刻我选择了自己，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接受了自己。”

 我们在与人的日常交往中逐渐形成一种戏剧化的态度：我们越来越重视社会需要的和后天获得的角色，否认真实自我里无可替代的冲动、情绪和判断，被盲目鼓励“做你自己”。

 正规教育无法培养我们的决策能力。具体的生活环境才能使这种学习成为可能。

 有些孩子重复父母的人生，精准地避开了他们父母走过的弯路。这样就保证了家族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而其他少数孩子，似乎是受驱使去寻找和体验他们父母没有经历过的生活。这些发现之旅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丰富了人们的精神。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可能都失败了，但即使是成功了，他们也总是要付出苦难的代价。

 如果他们没有被逆境或自身无法弥补的痛苦完全压垮，他们就可以平静地说：至少我努力过！

 罗伯特·斯派曼说：“教育不是为了达到既定目标而进行的过程。没有哪一项特别的活动可以被定性为‘教育’。教育更像是一种在人们从事各种活动时产生的副作用。”

 正如普勒斯纳所说：“痛苦是心灵之眼。它唤醒了我们的新意识，解放了我们的视野，使我们能够抵抗偏见的折射和混浊。”

 任何生命，无论多么漫长和复杂，实际上都是由一个特定时刻组成的——一个人永远了解自己的时刻。——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
 已经逝去的时间是不均匀的；我们根据某段时间内发生的个人经历的重要程度来感知时间的长短。正如吟游诗人所说，“时间流逝的步伐因人而异”。
 如果我们对一个人或一种不可预见的可能性的影响保持开放和接受的态度，那么即使是在人生旅途中看似微不足道的事情上，我们都可能会获得一种改变的动力。
 亚瑟·克斯特勒（Arthur Koestler）认为人们生活在两个层面上：平凡的层面和悲剧的层面。大多数时候，他们都在平凡层面的平坦表面上行走。
 哲学的一个有价值的目标，就是要对一个看似显而易见实则令人费解的事实，即我们人类的处境，进行解释和理解。这需要一种特别的敏感性，用托马斯·内格尔（Thomas Nagel）的话说，就是“被完全熟悉的事物所迷惑的基本能力”。
 激情和心灵的罪，远比理性的罪更接近救赎。——索伦·克尔凯郭尔
 大多数时候，我们的行为都遵循习惯、风俗、行为准则、社会惯例或法律条规。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我们并不是在做决定，只是在做我们该做的事。
 我们只是在遵循一种例行习惯，完全不会去考虑其他选择。社会学家将之称为人类行为的习惯化。
 但是当我们不能再依赖于一种清楚而明确地告诉我们该怎么做的习惯、习俗或法律时，我们就会做出决定。此时我们会发现自己处于个人规则或制度规定的领域之外。
 接受多数人的指令或服从由体制或社会传统所制定的常规，显然不等于做决定。
 赫尔曼·卢培（Hermann Lübbe）说过：“决策的逻辑就是例外的逻辑。“
 当动机缺乏明显性和明确的强制力时，当它们无法一劳永逸地消除我的犹豫时，我们就需要进行决策。
 我们的信心和直觉可以为我们提供足够的支持，使我们能够毫不犹豫地抓住一种可能性。
 孤独的状态下，我们必须依靠自己的能力，把自己托付给未知的因果，决定需要一种“权力感”（保罗·里克尔），一种“主宰形式”（赫尔曼·卢培）。在我做决定的那一刻，我认为自己有能力坚定自己内心的立场，保留和放弃各种可能性，而不需要一系列规则和习惯的保护性支持。我做的决定越多，就越能相信自己的力量，抵御外界的负面影响，对自己行为的积极结果表现出自信。
 不确定性、紧迫性和缺乏外部支持都是决策的构成要素，往往使选择一种可能性而放弃另一种可能性的过程变得极其有压力。
 在个人遇到危机的时候，最大的敌人常常是自己。做出决定时需要努力克服疑虑和犹豫，才能最终取得成功，需要摆脱犹豫不决的麻木，需要结束自我斗争，需要制定有效的恢复程序。
 做出艰难决定，以及从前所未有的危机中走出来后的成就感，会成为我们人生道路上一次重大而令人欣慰的经历。
 决策就是要实现一种可能性，并接受另一种可能性的消失。
 当代生活的各种公开理念要求人们保留同时存在的可能性，而不承认它们相互冲突和不可调和的本性。
 娱乐产业的产品满足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愿望，那就是超越自我决策和随之而来的无奈所带来的限制，并仍然可以随心所欲地挽回任何错失的可能性。
 许多人倾向于生活在幻想的世界里，在那里，不可能的事情是可以实现的，各种可能性之间也不会互相矛盾，而不是像在现实世界里那样，总是需要做出决定，改变或放弃各种可能性。
 当一个人没有学会区分各种可能的世界观的价值，而是认为它们是等同的，因而无法坚守其中任何一种世界观时——对特定的人生道路和目标下定决心的能力就会衰退。
 我们不仅不确定环境是否会向好的方向转变，也对自己接受失败、忍受孤独、困难和逆境可能带来的痛苦缺乏信心。
 为了“把我们自己从明天令人沮丧的暴政中解放出来”，我们必须放弃对确定性的执着而徒劳的追求，并与我们的无知和解。
 正如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黑德的智慧之辞：“一个人必须要忽略很多事情才能有所成就。”
 今天，孩子们承担风险和相信转机的机会似乎越来越少。他们的父母和老师越来越痴迷于创造一个安全可靠的环境，结果剥夺了受到过度保护的孩子冒险和探索的体验。
 减少过度保护的禁令会带来重要的好处：孩子们学会相信自己的判断，做出有创造性和无畏的决定，并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
 我们内心的隐秘愿望是创造一种设备，它能思考、有感觉、能准确无误地工作，并完全消除令操作者不安的不确定感。
 一旦个人能够依靠加强的体制所提供的可靠引导和“快乐的确定性”，就会普遍不愿面对做出决定的任务，并必然缺乏自主的决心。
 在许多文化中，家庭——我们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常常鼓励人们无可置疑地接受对稳定的社会地位和职业道路的追求，扼杀年轻人冒险背离“对前几代人行之有效的套路”的勇气。
 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曾满怀信念和激情地写道：制度，尽管有无可争辩的必要性和好处，却加剧了“懒惰的倾向”。
 做决定的另一个困难来自人们想要逃避孤独的心理，尤其是在危机时刻，人们会通过寻求朋友或家人的陪伴来缓解这种孤独感。
 当一个人周围的一切都变得如晴朗的星光之夜一般寂静、庄严，当灵魂在这个世界上变得孤独，那时在一个人面前出现的就不是一个非凡的人，而是永恒的力量本身，天堂似乎开启了，这一刻我选择了自己，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接受了自己。”
 今天，自我回归本身变得越来越困难。我们发现自己置身于各种社会力量的角逐之中，这些力量促使我们远离自己。
 我们在与人的日常交往中逐渐形成一种戏剧化的态度：我们越来越重视社会需要的和后天获得的角色，否认真实自我里无可替代的冲动、情绪和判断，被盲目鼓励“做你自己”。
 在我们不顾一切地尝试逃离自我，接受借来的自我之后，我们迟早会被迫回归到真实而谦卑的自我，并面对做出决定这一令人不安的任务，不管我们喜不喜欢。
 坚持自己的信念和感受的愿望与遵从社会角色的压力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可能会被视为一种折磨，甚至使人衰弱；一个坚定的决定和相应的对内心力量的认识可以带来解脱。减轻这种痛苦的另一种方式是逐渐地融入日常生活，忘掉生活在其中的诗人或让其保持沉默。
 只有勇敢地做出决定——伴随着相关的风险、不确定性、责任和孤独感——我们才能形成一个坚强而成熟的人格。
 正规教育无法培养我们的决策能力。具体的生活环境才能使这种学习成为可能。
 一个决定需要我们心甘情愿地屈服于未知的环境，并相信好运可能会带来不可控事件的正确转折。即使是一个看起来不那么重要的决定，我们也必须放弃对确定性的追求，拥抱失败的风险。
 保罗·里克尔曾经说过，由于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有限，所以即使是在正常情况下做出一个不相关的决定，我们也要冒一定的风险。
 人性中有一种品质，能帮助人们承担适当的风险，并以信任和轻松的心态来设想未来的进程和部分可控的事件：镇定自若。镇定自若地做出决定的人不会为了发起行动而对任何选定的可能性进行合理化。他们不再徒劳地追求确定性和完美主义，而是通过相信恰当的时机及其最终的结果来做出决定。
 镇定自若帮助我们以一种放松的方式看待人和事，对自己微笑，对我们荒谬的欲望和行为一笑置之。鼓吹自己身上发现的任何不完美和夸张之处，通常都是由健康的幽默感培育出来的。
 完整的人面对自己的现实，不歪曲现实，不被现实拖垮，并根据自己的内在力量、个人信念和独立的思想采取适当的行动。
 各人要察验自己，看清自己是否认识自己内心的善，那感动和充满心灵的善，那让我们为之而活的善。——索伦·克尔凯郭尔
 在每一种情况下，逃避都是不现实的，因为只有在对曾经选择的目标始终如一的追求中，才能找到掌握命运的感觉。
 如果一个富有的人充满了安全感和持久稳定感，那么他对家庭、工作或社会地位的胆怯依恋也会导致他无法采取主动和冒险行动。它会产生一种阻碍力量，把“行动的能力转变为逃避行动的手段”。
 脱离就是摆脱一种存在形式，从特定的社会文化条件出发，采取一种新的存在形式。
 正如罗伯特·斯派曼所指出的，“世界表现为对我们有作用的事物：事物因我们对它的兴趣而变得有意义。”
 世界是由我们赋予地方、人物、行为和事件的一系列意义所组成的。
 太过习惯眼前世界和相应的惯性行为会引发人们对生活在不同世界的渴望。
 脱离惯性生活的行为说明了人的根本愿望是成为命运的工匠，而不是被命运所束缚。
 改变一个人的生活最明显的方式是离开一个地方——一个村庄，一个城市，或一个国家——一个曾在那里生活过并形成的完整世界。
 人类学研究将移民定义为“个体为了追求更有意义的生活而有意识地改变自身处境的过程”。
 当我们克服了普遍的价值观、习惯或生活目标所带来的阻力，准备好遵循将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结合在一起的统一的新原则时，我们产生的开始新生活的愿望就会得到满足。
 归信可能发生在个人危机时期或危机解决之后。环境的改变和相应的无归属感往往会引起剧变和不稳定的经历。从人生的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会造成深刻的干扰，并促使一些人修正他们日常行为的指导原则。
 当人们突然决定用一种人生观来代替另一种人生观时，就像从一场大病中康复后可能发生的那样，他们的日常活动可能还是一样的，但自我经历了显著的转变。
 作曲家拉斯洛·洛伊陶（Lászlo ́Lajtha）被匈牙利极权主义政权视为威胁，1949年从英国回国后，他被剥夺了所有的工作。他在给儿子的信中写道：“就像在镇上一样，我有一间属于我而且只属于我的房间，所以我的灵魂里有一间属于我自己的密室。它与现实无关，却更真实。”
 一些囚犯独自待在牢房里，忍受着最严重的折磨和忧虑，被剥夺了外界刺激的他们使用各种技巧来保持精神上的警觉：背诵或翻译诗歌，翻看乐谱，或建造和参观想象中的房屋和街道，会见住在那里的人们。
 自由可以理解为两种行为：一种是使自己远离特定条件的行为；另一种是通过完成有价值的目标而对自己认为是本质的善做出严肃承诺的行为。
 退入“内心堡垒”并不是一种从欲望或恐惧中解脱出来的形式，也不是一种通过放弃自己不能拥有的东西来维护自身消极自由的努力。它不仅仅是一种通过自我克制来寻求安全与宁静的尝试，它还是一种对连贯性和意义的积极探索，促进与一个人内心深处的接触，并最终达到理想中的自我理解。这是一种内在自由的体验，允许一个人独自面对根本的终极问题，暂时回避无关紧要的问题。
 人们彻底脱离环境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感到不满。现实中令人不满的生活条件、教育机会、社会观念或亲密关系都可能会促使他们决定离开。
 当个人再也无法保持或形成人际联系，或者当他们经历了与环境的完全隔离和疏远，每天都更加死寂时，似乎放弃一种被剥夺了所有可能性的生活几乎是必然的。
 从一个令人窒息的世界中挣脱出来的行为，是一个人试图恢复生活中其他不同可能性的最后尝试。
 无聊是一种绝望的形式，它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来体验时间。当我们感到无聊时，时间的进程似乎会减慢或停滞不前：未来不再引入新的目标，过去不再带来足以推动我们走向激动人心的前方。
 当我们被冷漠、厌世和烦躁所困扰时，我们周围的一切看起来都沉闷而乏味，仿佛未来空手而来。
 我们内心的空虚感（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由于我们的想象力枯竭造成的。在无聊的状态下，我们不仅失去了与世界的经验联系，也无法用想象的可能性来丰富这个世界。
 当我们发现自己处于一种被迫的孤独状态，与世界的其他部分隔绝，我们必然会思考我们自己。
 我们无法直接理解我们的空虚和虚无，却可以在伪装的“死亡状态”下理解我们潜在的死亡。面对可怕的孤独和无精打采的沮丧，我们会做一些分散注意力的事情，让自己远离死亡的阴影。
 在帕斯卡的冥想中，有对我们必然的不快乐和不安状态的观察，或者是对一种“无法忍受的悲伤”的逃避，这种悲伤可能以不同的形式出现：“赌博、交女朋友、打架纷争、显赫的地位。”
 要想从日复一日的单调工作中解脱出来，艺术、文学和音乐应该同睡眠、食物和水一样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
 我们在小说、诗歌或奏鸣曲中寻求的是“灵魂的滋养”（怀特黑德），而不是对死亡的慰藉。
 帕斯卡错误地认为，人类内心深处对一致性、安静和休息的渴望，被一种追求娱乐的“秘密本能”，以及思想与行动的不一致所扰乱。
 有些孩子重复父母的人生，精准地避开了他们父母走过的弯路。这样就保证了家族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而其他少数孩子，似乎是受驱使去寻找和体验他们父母没有经历过的生活。这些发现之旅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丰富了人们的精神。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可能都失败了，但即使是成功了，他们也总是要付出苦难的代价。
 用拉威尔的话来说，“激情不仅不会撕裂我们的灵魂，也不会将它抛弃，让它去面对来自痛苦和无能为力的所有恶意，相反，它会带给我们内在的自信、平衡、安宁与和平”。
 激情只有在那些不习惯按照其建议行事的人的生活中才是盲目和鲁莽的。他们既没有力量，也没有热情去遵循创造的要求，或者彻底改变人生的召唤。
 奥多·马奎尔（Odo Marquard）说的或许没错，开辟自己的人生之路更多的是靠意外，而不是决策。
 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描述了偶然遭遇在人一生中的普遍性：“当一个人在年老时回想决定其命运的一连串意外事件时，他会感到不安。”
 作家、艺术史学家和汉学家西蒙·利斯（Simon Leys）在被问及为何迁居澳大利亚时表达了同样的观点：“我不知道这是我人生中反复出现的一个特征，还是一个更普遍的现象，但似乎人生最具决定性的转折，最重要的遭遇，最恰当的主动行动都是偶然发生的。”
 如果没有失败的风险，生活就很容易变得乏味，从日常自我保护上升到真正的自我实现的层次所带来的深刻的满足感和内心的平静就会消失。许多人勇敢地从他们的环境中挣脱出来，却未能得到他们所希望拥有的：爱情、友谊、令人满意的职业、财富或认可。
 如果他们没有被逆境或自身无法弥补的痛苦完全压垮，他们就可以平静地说：至少我努力过！
 套用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的话，世界上有三种教师：一种有趣，一种称职但无趣，还有少数一部分是学生们“衷心、热情地”敬佩的。
 但我认为，一种深刻而持久的蜕变，是在正规教育背景之外实现人类潜能的结果。
 罗伯特·斯派曼说：“教育不是为了达到既定目标而进行的过程。没有哪一项特别的活动可以被定性为‘教育’。教育更像是一种在人们从事各种活动时产生的副作用。”
 G.K.切斯特顿在这句格言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思想：“教育就是暗示。”
 正如卡尔·雅斯佩斯所指出的，良好的教育使孩子们充满“持续一生的理想”。
 毛姆在中国遇到一位旅行者后说：“文明的世界让他厌烦，他有一种摆脱俗套的激情。生活中的怪事使他发笑。他有一种永不满足的好奇心。但我认为他的经历仅仅是肉体上的，从未转化为灵魂上的经历。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在内心深处，你会觉得他是个平庸之辈。他举止上的渺小实际上标志了他渺小的灵魂。空白的墙后面是一片空白。”
 莱克曼做出了宝贵的判断：旅行到一个遥远的地方并在那里久居并不一定会改变一个人。
 一个人要拥有和表达独创性与创造力，就需要接受内在的不和谐，内心还要拥有丰富的思想和感情。还要随时准备接受现在设想的新事物和从过去继承的旧事物，对未来不抱任何满足的想法。
 如果一个人不但努力与自我保持距离，以不同的方式积极思考自我，而且与外来事物保持协调，并将其中一些元素融入自己的生活，那么自我转变就实现了。
 谢阁兰在遗作《论异国情调》中坚持认为，与外国文化接触会导致不理解和不适应，而不是理解和融合。他是这样说的：“我们不要假装我们能同化其他习俗、种族、国家；恰恰相反，我们要为自己无法实现这种同化而感到高兴；这种无能让我们能够永远享受多样性。”
 正是这种差异性吸引着男女双方，使他们意识到自己的伴侣是独一无二的，他们对彼此的感情也是独一无二的，这也使他们的相互充实和转变成为可能。
 普勒斯纳写道，“我们需要距离才能看见东西。”
 根据我们熟悉的文化来评价我们周围的人和物，生活在熟悉文化中的我们会有一种安全感和自信感。
 当我们愿意停下来反省，提出问题，在得到答案并对其进行审视之后，我们愿意修正已经获得的知识和信念时，我们就能与自己的处境保持距离，以一种不带偏见的心态面对陌生现实。
 我们常常不能把别人看作独特的存在，不能向他们展示正确的行为方式，因为我们无法将自己从固有的偏见和与他们相处的习惯方式中分离出来。
 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指出，“面部表情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因为正是通过观察面部表情的变化，我们获得了关于我们所接触的人的思想、感情和性格的许多最有价值的信息”。
 正如普勒斯纳所说：“痛苦是心灵之眼。它唤醒了我们的新意识，解放了我们的视野，使我们能够抵抗偏见的折射和混浊。”
 在异国他乡，当我们经历孤独和失落时，我们会看到陌生事物的一切细节，以及那些以前似乎显而易见和理所当然的东西。压力使我们警觉的头脑同样能注意到生活中出现的各种现实障碍和潜在的挑战；它让我们感受到现实的刺痛感。
 诗人、小说家和画家的职责就是揭示存在于每个人内心深处的神秘和在黑暗中发光的特质。
 卡尔·弗雷德里希·冯·魏察克（Carl Friedrich von weizsäcker）指出，“在我们为生活的面包劳作时，莫扎特旋律的痛之喜悦仍应该伴我们左右。”
 事实上，我们不是人性的源头，而是人性造就了我们。——尤金·闵可夫斯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