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在发达国家，国民资本几乎全部为私人资本：全都占90%以上，有些国家甚至超过100%。

在中国，公共资本似乎占国民资本的一半左右（据估算约占1/3~1/2）。

观察最近几十年来全世界巨富阶层爆炸式的财富增长趋势，从长期来看，资本收益率（特别是顶级资本的收益率）明显超过经济增长率。

制度不太透明，结果就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收益的社会分配情况鲜为人知。

财富分配的历史总是深受政治影响，是无法通过纯经济运行机制解释的。

经济学家们往往沉浸于琐碎的、只有自己感兴趣的数学问题中。因为这样不需要回答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中那些更复杂的问题。

房产是中产阶层和小康阶层最喜欢的投资形式，但真正的巨富总是主要由金融和商业资产构成。

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已经从“食利者社会”走向了“经理人社会”，也就是说，从一个由食利者（拥有足够的资本，从而可以靠他们的财富产生的年收入为生的群体）占最高1%的社会，转向一个最高收入层级（包括前1%）主要由那些靠劳动收入为生的高薪个体构成的社会。

中国政治领导人远比其美国同行富有。

一个看上去更和平的再分配和管理全球财富不平等的方法是移民。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差距日渐缩小这一进程；这主要归功于知识和技能的传播。

20世纪90年代及2000年初中国财富不平等的程度与瑞典相当，到2010年则上升到了接近美国的水平，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非常高的存款率和投资率，以及过高的房价——让人觉得，发达国家最近数十年来出现的资本/收入比升高的趋势目前中国也存在。

当前在发达国家，国民资本几乎全部为私人资本：全都占90%以上，有些国家甚至超过100%。

在中国，公共资本似乎占国民资本的一半左右（据估算约占1/3~1/2）。

公共资产——至少以传统的国有形式存在的公有资产——有时候既没有带来效率也没有带来公平，更没有带来权力的民主分享，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被所谓公产管理者挪用和不法占用。

中国若以为腐败是导致极为不公的财富不平等和财富过度集中的唯一根源，就想得过于简单了。

观察最近几十年来全世界巨富阶层爆炸式的财富增长趋势，从长期来看，资本收益率（特别是顶级资本的收益率）明显超过经济增长率。

腐败和市场操纵让个别人牟利会加剧这种不平等，但不是唯一的因素。要扭转这种趋势，必须建立一整套公共机制，使资本为整体利益服务，包括在各个行业中发展各种新型资产和新型的参与性治理，还包括对收入和资产实行累进税制。

让社会更好地认识自身，并依照经济和社会现实的演变来采取相应的政策（尤指征税率，但不限于此）。这必须基于公开可靠的信息。

制度不太透明，结果就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收益的社会分配情况鲜为人知。

如果每对夫妇只有一个孩子，这个孩子会继承两边的财产（假设父母名下有的话）。因此，未来数十年里中国人的遗产继承会越来越多。实际上就是说那些只有一份工作的人——尤其是农村打工者——会非常难以取得城市资产。

财富分配的历史总是深受政治影响，是无法通过纯经济运行机制解释的。

1980年以后不平等的重现很大部分是源于过去几十年，尤其针对税收和金融方面的政治转变。

财富分配的动态变化表明，有一个强大的机制在交替性地推动着收入与财富的趋同与分化。此外，那些长期存在的促进不稳定和不平等的力量并不会自动减弱或消失。

财富不平等主要存在于同龄人之间；在21世纪初期，继承财产将起到近乎决定性的作用。

大公司高级管理者在收入上将其他人远远甩在了身后。这些高级管理者拥有制定自己薪酬的权力。

库兹涅茨之后，再也没有同行花精力去收集不平等的动态变化的历史数据，反而是在不知道要解决什么问题的情况下，大量生产纯理论的成果。

目前的经济学科不惜牺牲历史研究，牺牲与其他社会科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而盲目地追求数学模型，追求纯理论的、高度理想化的推测。

经济学家们往往沉浸于琐碎的、只有自己感兴趣的数学问题中。因为这样不需要回答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中那些更复杂的问题。

收入和财富的历史总是非常政治化的、无规律的，而且是不可预测的。

2012年8月16日，南非警察介入了约翰内斯堡附近马里卡纳铂矿的劳资冲突，冲突双方分别为铂矿的工人以及矿主——总部位于伦敦的隆明公司（Lonmin,Inc）的股东们。警方对罢工者开枪镇压，导致34位矿工身亡。

在如今的发达国家，资本/收入比一般在5~6之间波动，而资本存量几乎完全由私人资本组成。2010年，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美国和日本的人均国民收入大约为3万~3.5万欧元，而人均私人财富（除去债务）大约是15万~20万欧元，是5~6年的国民收入。

2010年，发达国家每位居民的年平均收入为3万欧元，拥有约为18万欧元的财富，其中9万欧元以房产的形式存在，另外9万欧元则是股票、债券、储蓄以及其他投资。

α=r×β：r是资本收益率，资本/收入比β

如果β=600%，r=5%，那么α=r×β=30%。 换句话说，如果国民财富等于6年的国民收入，资本的年收益率为5%，那么资本所创造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就是30%。

2010年左右在一个发达国家，资本收入（利润、利息、分红、租金等）一般情况下占国民收入的30%左右。若资本/收入比大约为600%，那么这意味着资本收益率为5%左右。

一家公司拥有价值500万欧元的资本（包括办公室、基础建设、机器等），每年生产100万欧元的产品，其中60万欧元将会支付给工人，40万欧元归入利润。 这家公司的资本/收入比β为5（它的资本等于5年的产出），资本收入比重α为40%，资本收益率r为8%。

全球人均月收入的平均水平约为600~800欧元，和中国的水平相当。

一般来说，国家越贫困，购买力平价带来的修正幅度越大：2012年，中国的修正因子为1.6，而印度的修正因子为2.5。

近年来发展水平接近西方发达国家的亚洲国家及地区没有一个受益于大规模的外商投资，无论是日本、韩国、中国台湾。

当一个国家很大程度上被外国人所占有，当地社会就有一种不可抑制且周而复始的诉求，要求没收外国资本。

以中国为例，中国迄今仍然实行资本管制，外国人不能在中国自由投资，但这并没有阻碍中国的资本积累，其庞大的国内储蓄足以提供充足的资本。

无论是全球层面还是国家层面的趋同，其主要机制是知识的传播和扩散。换言之，落后国家是通过提高科技水平、专业知识与技能和教育水准来追赶发达国家的，而不是通过成为富国的资产。

本书的核心观点是资本收益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明显而细小的差距，将在长期内对社会不平等的结构和演变产生强大而不稳定的影响。

发达国家的私人资本在1970年相当于2~3.5年的国民收入，在2010年相当于4~7年的国民收入。

1970年以来私人财富在发达国家强劲回归，或者说，出现了新型的承袭制资本主义。

储蓄最多的往往是那些人口增长停滞、老龄化严重的国家，很自然地为退休和遗赠而存钱。

公共部门财富向私人部门的转移并不局限于1970年之后的发达国家，实际情况要普遍得多，所有大洲都出现了相同的趋势。

发达国家的托宾Q值（企业的市场价值与账面价值之比）自20世纪70~80年代以来有所提高。

1970年，资本收入占发达国家国民收入的15%~25%，2000~2010年为25%~30%。

当下，2010以来，在大多数欧洲国家，尤其是在法国、德国、英国和意大利，最富裕的10%人群占有国民财富的约60%。在所有这些社会里，半数人口几乎一无所有：最贫穷的50%人群占有的国民财富一律低于10%，一般不超过5%。

在法国，根据最新数据（2010~2011年），最富裕的10%占有总财富的62%，而最贫穷的50%只占有4%。在美国，美联储最近所做的调查覆盖相同年份，表明最上层10%占有美国财富的72%，而最底层的半数人口仅占2%。

像所有的调查一样，财富都是主动申报的，因而这一来源低估了最大财富数值。

房产是中产阶层和小康阶层最喜欢的投资形式，但真正的巨富总是主要由金融和商业资产构成。

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已经从“食利者社会”走向了“经理人社会”，也就是说，从一个由食利者（拥有足够的资本，从而可以靠他们的财富产生的年收入为生的群体）占最高1%的社会，转向一个最高收入层级（包括前1%）主要由那些靠劳动收入为生的高薪个体构成的社会。

收入最低的工人现在都在服务业，如餐馆服务生或者商店店员（同样，多数是女性）。

美国收入不平等的扩大一定程度上会引发国家的金融不稳定，这是毫无疑问的。原因很简单：收入不平等扩大的一个后果是，美国中下阶层的购买力出现了实质停滞，这必然增大了一般家庭借债的可能性。

美国新时代的不平等更大程度上归因于“超级经理人”而非“超级巨星”的涌现。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前1%人群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加拿大略高，达到9%，而澳大利亚最低，仅为5%。30年后的今天，情况全然不同了。美国前1%人群收入的比重达到将近20%，相比之下，英国和加拿大约为14%~15%，而澳大利亚仅为9%~10%。

正如伏脱冷对拉斯蒂涅所说的那样，通过勤奋工作和努力学习不能过上舒适高贵的生活，唯一现实的途径是迎娶富家小姐以获得其继承的遗产。

当经济增长率较高时，例如工资以每年5%的速度增长，那么这将有利于年轻人积累财富并与年长者在财富拥有量上竞争；但如果工资增速下降到了1%~2%的低水平，那么年长者势必会将现有的大部分资产抓在手里，其财富也会按资本收益率的速度增长。

中国政治领导人远比其美国同行富有。

一个看上去更和平的再分配和管理全球财富不平等的方法是移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