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意大利，哪怕是急诊科的医生要获得晋升也是以他们的政治忠诚度为根据，而非技术能力。年轻人所受到的告诫不是要努力学习，而是去给有权势的人“拎包”，以获得某些好处。母亲们把各自的女儿推向有钱有势的人的怀抱，视其为改善社会地位的唯一途径。人才选拔程序是如此失败，以至于我们经常看到非常聪明的人在从事相当卑微的工作，而极其平庸的人却占据着强势职位。

在世界大多数地方，最好的赚钱途径事实上并不是来自杰出的创意和将其付诸实践的努力，而是扶植政府同盟军。

企业获得垄断权的时候。由于此类企业的市场地位没有风险，招募最优秀的人才对它而言并没有太多好处。于是，招募忠诚的人也会比招募能干的人更有利。

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企业被政治组织所控制。而在裙带资本主义制度中，则是企业操控政治舞台。这二者的差异不大，都缺乏竞争和自由。

ADM谷物加工部门负责人特里·威尔逊在一次秘密会议中告诉外国制造商，“你们是我的朋友，我希望自己跟你们的关系比跟任何客户还要亲，因为你们能够让我们赚钱”。

ADM公司总裁詹姆斯·兰德尔对这群人的谈话，“我们这家公司有个盛行的说法：竞争对手是我们的朋友，顾客反而是敌人”。

在我们研究的案例中，有17%是涉事企业的某位员工揭发，这些人通常要付出极高的个人代价。有13%的案例是非金融市场的监管机构发现，如美国联邦能源监管委员会（Federal Energy Regulation Commission）和联邦航空委员会（Federal Aviation Commission）等，它们是偶然督查到欺诈事件。另外有13%是由媒体发现。发现欺诈案例的其他人分别包括：分析师（14%）、做空方（15%）、竞争对手（5%）、律师事务所（3%）、涉事企业的股东（3%）、外部审计机构（10%）和证监会（7%）。

如今美国最富有的10个县，有7个位于华盛顿特区的郊外。

公司董事会的选举类似于苏联的议会选举，候选人的人数同议会席位相等，投票者没有真正的选择，至多是放弃投票而已。

有充分理由认为，世界上许多地方的经济落后是因为缺乏共同的信任。 ——肯尼斯·阿罗，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所有专制政权——包括今天崛起中的世界大国在内——无不牢牢地控制和操纵数据，以防止民众看到他们自身的短处。有时，这样的体制在操控游戏中玩得过分投入，以至于独裁者自己也被愚弄。

2010年中位家庭收入是49445美元；2000年则为53164美元。

成立于1600年的东印度公司很快获得了王室授予的垄断权，负责同好望角以东到麦哲伦海峡以西的所有国家以及加勒比群岛地区附近的贸易。垄断权最初的有效期是15年。

最初暂定为15年的垄断权最终持续了233年之久，这足以深刻地提醒人们经济和政治权力的结合会有多么危险。

“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口号是“为99%的人而战”，却未能搞明白该如何作战。

意大利人发明了“裙带主义”（nepotism）这个术语，并完善了“任人唯亲”（cronyism）的概念，至今仍深陷其中。能否获得晋升取决于你认识哪些人，而不是你会做哪些事。

虽然即便用意大利的标准来看，贝卢斯科尼也算是极端案例，但他的出现绝非偶然，而是堕落体制的必然产物。

移居美国的原因，在于我意识到这里能够比我的祖国给自己带来更加光明得多的未来。

许多美国人完全不知道生活在一个不讲精英主义、把竞争视为罪过的国家会是什么样子。在意大利，哪怕是急诊科的医生要获得晋升也是以他们的政治忠诚度为根据，而非技术能力。年轻人所受到的告诫不是要努力学习，而是去给有权势的人“拎包”，以获得某些好处。母亲们把各自的女儿推向有钱有势的人的怀抱，视其为改善社会地位的唯一途径。人才选拔程序是如此失败，以至于我们经常看到非常聪明的人在从事相当卑微的工作，而极其平庸的人却占据着强势职位。

致富的最佳办法是建立政治联系，然后拿下政府合同。

意大利并非如此。包括我父亲在内的许多人告诫我，如果想去大学里谋生，就必须给某位本土的教授效劳——“拎包”——具体来说就是给他免费打工，除参与学术项目之外，还包括咨询工作。

这位教授告诉我，他们可以写一份关于我的很糟糕的报告，并永远留存在档案中。

既然芝加哥大学能聘我担任助理教授，尝试一下意大利的副教授职位竞争总还可以吧？最不济也就是把我的申请打回来而已，是吗？不，这位教授告诉我，他们可以写一份关于我的很糟糕的报告，并永远留存在档案中。

美国所给予我的不仅是事业的成功，甚至包括保护我的生命。在意大利的制度所带来的羞辱和挫折中，不知道我还能否生存下去。

美国的制度虽然也有着各种缺陷，却已比意大利的好得太多，

与大多数其他国家的公民不同，美国人对竞争的力量有着强烈的共同信念。

竞争是进步的巨大源泉。改进经济制度需要更多而不是更少的竞争。

对财产权利的尊重、对合同的保护以及对自由市场经济的信念极大地促进了美国的发展，不但给那些生于这片土地的幸运儿带来了繁荣，还帮助了千百万被美式自由和希望所吸引、从世界各地来此的移民。

今天的20多岁的普通男子即使有幸找到工作，其实际收入也要比当年同一年龄段的父辈少19%。更多的年轻人还处于失业状态。

从一无所有到致富的机会在减少，美国梦的前景正变得暗淡。

目前有61%的美国人认为“国家的经济制度不公平，偏向富人”，77%的人相信“少数富人和公司在这个国家的权力过大”。

在美国创立一家企业平均需要4天，日本是26天，意大利是62天，印度尼西亚达到128天。

在美式资本主义开始发育时，政府在国内生产总值（简称GDP）中所占的份额也非常小。企业家们取得成功的唯一途径就是在市场上获得认可，因为财力有限的政府难以提供帮助。

亚洲四小龙（香港地区、新加坡、韩国和台湾地区）的资本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创造出来，而且从早期阶段起就出现了对政治权势集团有利的产业政策。

依靠政治关系，而非市场业绩来致富的资本主义，在很多人眼里是一种不公平和腐败的资本主义。

政府所掌控的GDP的份额在1990～2005年间增加了超过7倍，通过不断扩张的监管规范，政府的影响力提升得更快。

民众的支持还需要依靠资本主义制度能够带来的普遍繁荣和公平感。

资本主义最伟大的成就之一是把作家从为政治服务的枷锁中解放出来。通过图书市场，知识分子能够自由地为大众写作并以此谋生，而不是仅仅效忠于富有的庇护人。

专家们对于自己学科的倾向性部分来自其选拔过程，只有那些对某个领域有热情、愿意成为其拥护者的人才会选择从事这类专业。

布朗—威廉姆森烟草公司的前任研发部门负责人杰弗里·维冈（Jeffrey Wigand）就因为揭发了烟草行业的某些做法，把自己的30万美元年薪弄成了区区3万美元。

在某个专业领域的潜在雇主越少，专业技术人员就越不自由、越缺乏独立性。

最有能力的人同时也是最缺乏客观态度的人，因为他们往往是专业化程度最强的人，不敢对极少数潜在雇主有所不敬。

《英国医学季刊》（British Medical Journal）的一位前任编辑甚至说，“在某些医学专业领域不可能找到没有利益冲突的人”。

如果要列举引发平民主义运动的主要因素，那么占据前几位的应该包括收入分配不平等、中产阶级的困境以及对精英阶层的不信任，这在当今的美国全都出现了。

人们不再对契约和法治坚信不疑，正当的投资者遂变得越来越少。这反过来又导致遇到麻烦的企业除了寻求政府救助外没有其他选择，从而继续加剧裙带资本主义。

缺乏竞争以及由政府补贴造成的扭曲，是我们今天遇到的所有经济问题的主要根源。

正如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所说的那样，“用最好的法律来改善我们的物质生活是很难的，但用糟糕的法律来破坏它却很容易”。

在世界其他国家，资本主义往往成为少数富有的精英借以扩张财富的工具，而美式资本主义则由于特殊的环境而生存和繁荣起来：关注普通人利益的政府，把财富积累视为道义责任而非最终目标的价值观，对于能给所有人提供机遇的制度的信仰。

即使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互联网繁荣创造出大批年轻的亿万富翁前，美国的豪富中也有四分之一以上是属于“自创”性质，而德国只有十分之一。

财富在欧洲往往被看成一种特权，而非通过努力换来的回报。

在大多数其他国家，最为富裕的人的财富积累经常是来自受监管的产业，成功更多地取决于良好的政府关系，而不是创造和进取，例如意大利的贝卢斯科尼、墨西哥的卡洛斯·斯利姆，还有俄罗斯的寡头们。

在世界大多数地方，最好的赚钱途径事实上并不是来自杰出的创意和将其付诸实践的努力，而是扶植政府同盟军。

询问人们取得财富成功的最重要因素是什么，结果意大利的经理们把“了解大人物”放在第一位，80%的人视其为“重要”或“非常重要”，“能力和经验”被放在第五位，居于“忠诚和服从”这样的品质之后。

在“二战”结束后，当现代资本主义在西欧各国扎根时，这些国家的政府支出平均达到GDP的30%。

在政府规模较小、力量薄弱时，最有效的赚钱办法就是成功地开创私人企业。

在政府规模较大、势力强劲的国家，位居经济体制核心地位的往往是政府。

为保护本国企业不被外国收购，当地的利益集团建立了各类本土交叉所有权形式，例如日本和韩国的财阀等。

在“二战”之后成为资本主义经济体的国家，情形则大为不同。这些国家包括苏联集团之外的欧洲大陆、亚洲的部分和拉丁美洲的大多数国家。它们是在美国的巨大阴影下推进工业化，由于美国企业的效率和资本化程度远高于本国企业，使当地精英感受到被经济殖民化的强烈威胁。为保护本国企业不被外国收购，当地的利益集团建立了各类本土交叉所有权形式，例如日本和韩国的财阀等。

直到2011年被迫辞职前，贝卢斯科尼的统治基本上都是在照顾他自己的生意。

美国人可以自由决定在哪里生活，没有哪个州对居民享有垄断权，所以必须面临其他州的竞争。

公民权利和教育的普及首先是在西部各州引进，因为它们更急于吸引来自东都地区的劳动力。

在美国，陪审团与选举产生的法官一直有助于削弱政治和金钱的影响力。

集体诉讼制度。尽管这个制度有可能，也一直被滥用，但它不但给律师提供了为没有权势的人进行辩护的动力，而且创造了另一种游说势力。

我本人所居住的伊利诺伊州，就有两位前任州长因为腐败目前正在监狱服刑。

美国的最大特色在于其制衡体制。

最适合穷人的国家。 ——以前的一本美国历史书的书名 包括最初级形式在内的任何经济制度，其基本功能都是对责任和利益进行分配。

芝加哥大学的MBA学生们在2000年投票决定不能向雇主单位透露他们的成绩。其原因显然在于，允许雇主根据成绩来选拔人才会对少数尖子生有利，而损害大多数普通学生的利益。

即使是最优秀的人在自身利益可能受损时也会投票反对精英制度，难怪这种制度在政治上是如此脆弱。

美国的立国基础是追求机会而非结果的平等。

在发达国家里，美国是收入差距最大的几个之一，但皮尤慈善基金会（Pew Charitable Trusts）最近对27个发达国家的调查表明，只有三分之一的美国人认为政府有责任缩小收入差距。紧随其后的国家是加拿大，其比例为44%。相比之下，葡萄牙有89%的人希望由政府来采取行动。

美国人并不强调对收入进行再分配，但他们希望政府能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超过70%的受访者认为政府的责任是“确保每个人都有改善经济状况的平等机遇”。

有69%的美国人赞成“智慧和技术能带来回报”的说法，比其他任何国家都高得多。

在美国，努力工作能获得回报的传统非常深入人心，以至于或许是全美最左倾的选区伯克利的大学生们似乎也认同这种观念。

企业获得垄断权的时候。由于此类企业的市场地位没有风险，招募最优秀的人才对它而言并没有太多好处。

于是，招募忠诚的人也会比招募能干的人更有利。

精英主义自由市场体制要想在民主国家中继续生存，就必须给国民提供巨大而且广泛分享的好处，并培养友好的文化氛围。

在1948年，最知名的高尔夫球巡回赛——大师赛——的冠军奖金仅有2500美元，如果折算为2008年的价格则略高于22000美元。但在2008年，同一赛事的奖金已提高到135万美元，

以实际水平衡量的CEO报酬直到20世纪80年代早期之前并没有显著提高，此后却出现暴涨。

不管是体育界还是企业界，对收入差距提高的这种解释都可以归结为一个词：全球化。

自由贸易毫无疑问能带来净收益，但收益的分配方式是极为不平衡的，而且必然有人是输家。

美国人口普查局的计算表明，在1989~2009年间，全美的中位数收入提高了约3%，而最贫困的20%人群的实际人均收入却下降了1%。

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企业被政治组织所控制。而在裙带资本主义制度中，则是企业操控政治舞台。这二者的差异不大，都缺乏竞争和自由。

竞争是使资本主义给所有人带来好处的魔药。经济学家们推导出来的大多数有关自由市场优越性的理论成果，都是基于市场自由竞争的假设。

早在1773年的波士顿，当美洲殖民者抗击英国王室的暴政时就已揭开序幕。那些倾倒了3船茶叶的殖民者所反抗的并不是高税收，而是垄断势力和英国的裙带资本主义。

斯密的革命性理念在于：竞争是良性的力量。

《韦氏英文辞典》对“经济竞争”（economic competition）的定义部分反映了斯密的观念：“通过双方或多方的独立行动来确保以最有利的条件给第三方提供服务。”

成立于1600年的东印度公司很快获得了王室授予的垄断权，负责同好望角以东到麦哲伦海峡以西的所有国家以及加勒比群岛地区附近的贸易。垄断权最初的有效期是15年。

最初暂定为15年的垄断权最终持续了233年之久，这足以深刻地提醒人们经济和政治权力的结合会有多么危险。

在1813年失去对印度外贸的垄断权（茶叶除外）之后，该公司极力扩大孟加拉的鸦片对中国的出口。虽然中国政府进行了抵制，但是到1820年，东印度公司每年出口到中国的鸦片已达到900吨。为维护该公司向中国出售鸦片的权利，英国还将发动两次战争。

东印度公司另一项不光彩历史与鸦片有关。在1813年失去对印度外贸的垄断权（茶叶除外）之后，该公司极力扩大孟加拉的鸦片对中国的出口。虽然中国政府进行了抵制，但是到1820年，东印度公司每年出口到中国的鸦片已达到900吨。为维护该公司向中国出售鸦片的权利，英国还将发动两次战争。

为说明并购的合理性，企业往往会强调规模经济。但这个说法不是随时随地都能成立的，否则，苏联就会是地球上生产率最高的经济体。

赖氨酸事件令人吃惊的地方在于，由于告密者窃听了秘密会议，我们可以听到ADM公司与4家外国竞争者共同勾结、把价格从每磅0.80美元提高至1.20美元的现场对话。ADM谷物加工部门负责人特里·威尔逊在一次秘密会议中告诉外国制造商，“你们是我的朋友，我希望自己跟你们的关系比跟任何客户还要亲，因为你们能够让我们赚钱”。

ADM公司总裁詹姆斯·兰德尔对这群人的谈话，“我们这家公司有个盛行的说法：竞争对手是我们的朋友，顾客反而是敌人”。

对反垄断法最有支持力的观点其实是人们很少提到的，即它会削弱企业在政治上的影响力。

最糟糕也最能持续的垄断是由政府权力批准的垄断。

在竞争受到限制的时候，亚当·斯密所担忧的经理人腐败现象容易发生。

族长德维恩·安德雷斯（Dwayne Andreas）还给政客们提供私人帮助，他用120万美元买下了吉米·卡特的花生仓库，21并把佛罗里达巴尔湾的海景宾馆的公寓卖给鲍勃·多尔夫妇。22他对于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并不讳言，曾经对一位记者谈到，“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是在自由市场上卖出去的，绝对没有！自由市场只存在于政治家们的演说里。没有在中西部住过的人们不会明白，这是个社会主义国家”。

和你们一样，我坚信银行业的固有势力比现役军队还要危险。 ——托马斯·杰斐逊

如果没有资金渠道，有才能的人就只能靠自己的钱来打拼，许多人最终得去给富人打工，使那些人富上加富。

最近以来，金融业没能给经济增长的车轮发挥润滑作用，反而成了阻碍运动的沙子。

1980年美国拥有14434家银行，与1934年时差不多，1990年则下降到12347家，2000年降至8315家，到2009年已不足7100家，并在继续减少。

存贷款的集中趋势显著提高，排名前5位的美国银行在1984年仅控制了整个银行业的存款的9%，到2001年提高到21%，2008年底更是接近40%。

大银行的政治影响力强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它们的倒闭可能导致对经济生活的灾难性冲击——或者说政策制定者们至少是这样认为的。

美联储主席救助银行的决心实际上还会提高发生灾难的概率，

多年以来会计师们越来越忽略对欺诈的检查，而是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企业是否履行正常流程上面。

审计者试图把任何欺诈的责任都转移给没能维持有效的内部控制的管理层。

发现欺诈不属于证监会的工作职责。我们的分析结果给出了确认：证监会发现的欺诈仅占7%。

在我们研究的案例中，有17%是涉事企业的某位员工揭发，这些人通常要付出极高的个人代价。有13%的案例是非金融市场的监管机构发现，如美国联邦能源监管委员会（Federal Energy Regulation Commission）和联邦航空委员会（Federal Aviation Commission）等，它们是偶然督查到欺诈事件。另外有13%是由媒体发现。发现欺诈案例的其他人分别包括：分析师（14%）、做空方（15%）、竞争对手（5%）、律师事务所（3%）、涉事企业的股东（3%）、外部审计机构（10%）和证监会（7%）。

在1860年的美国，金融服务业仅占GDP的1.6%。大约一个世纪之后的1950年也仅提高到2.9%。38这个份额在那之后开始飙升，1980年达到4.7%，2007年高达8%。

如果政治精英是从核工程师中间来选拔，全国可能很快建满核电站。事实上法国的确出现了这种情况，由于各种复杂的文化背景，有相当多的政治精英是毕业于巴黎理工学院（E′cole Polytechnique）的工程类专业。核能在法国的能源占比高于其他任何国家，达到80%。

6任财政部长中有4人来自金融业，而且都直接或间接与一家企业有关——高盛公司。这完全不符合历史传统，在之前的6任财政部长中，仅有1位有过金融业背景。

由补贴驱动的市场所挑选出来的不是最有效率的企业，而是最善于攫取公共资源的企业。

2008年，用于总统、参议员和众议员选举的总支出只有53亿美元。11这53亿美元的支出，换来的是对8万亿美元的支配权，奖金总量是彩票总成本的1000倍以上。

政治投资的高回报率其实是纳税人的软弱无能的反映。

在美国国会讨论食糖补贴时，就没有记录表明反对补贴方有过任何游说行动。

正如意大利谚语所说，吃得越多就越容易饿。

由于享有内部数据严格保密的特权，很多独立研究人员无法对房利美公司的业绩进行评估。结果导致，大多数有关房利美的研究都是该公司授权或者出资开展的。

如今美国最富有的10个县，有7个位于华盛顿特区的郊外。

可疑的是，这些消失的建议的准确率低于样本的平均水平。

在69位给予回复的作者中，有45位存在利益冲突。可是75篇文章中只有2篇对此做了申明——而事实上，自1993年以来此类申明已经是主流医学期刊对所有投稿作者的统一要求。

专家们的利益越来越倾向于权势阶层，与其他民众逐渐脱离。

在1975年，普通的美国人的收入水平比父辈当年多出74%。美国梦似乎对每个人来说都触手可及。

“二战”后的一代人在如此有利的市场环境中过得很滋润，而且还剥夺了某些应该属于后代人的福利。美国社会保障体制的批评者将其形容为庞氏骗局。

在社会保障体制中，只要经济和人口在继续扩张，游戏就能继续。

教育普及已成为常态，而非特例，在经合组织国家中，71%的人拥有高中以上学历。

美国的下滑更多应该归罪于（其实应该说归功于）其他国家，追赶要比领跑容易得多。

追赶中可以向其他人借鉴，知道哪些事情可行，哪些不可行。

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在1945年加入福特汽车公司时，公司经理人中不到1%的人拥有大学学位，而如今没有上过大学的人连面试机会都得不到。

1998年，74%的美国人认同如下陈述：“大多数想超越平庸的人如果愿意努力工作都可以做到。”到2011年，这个数字已降至58%。

只有16%的美国人信任大企业，比信任政府的人还少。

诗人的目标是给人们提供抒发情怀的词句。

舍温·罗森（Sherwin Rosen）称其为“超级明星经济”，康奈尔大学的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则说是“赢家通吃的社会”。

目前的变革却在产生大量的输家和极少数太惹眼的赢家，这对维持社会团结没有好处。更严重的是，运气似乎在此类不成比例的成功中有着更大的作用，同样不利于维持社会团结。

受过大学教育的母亲如今每周花费约25个小时用于照顾子女，相当于做一份兼职工作，约为她们的母亲在30年前的两倍。

1990年，最富有的哈佛大学获得的捐款达到46亿美元，而排名第300位的玛丽鲍德温学院仅有1800万美元。到2007年，哈佛的捐款增至346亿美元，是原来的7.5倍，而玛丽鲍德温学院的仅增至3000万美元，是原来的1.7倍。

由于起跑线的差异，赢家通吃型经济的最大缺陷在于泯灭了希望。

在2007~2008年的竞选周期中，值得注意的是微软和谷歌公司都出现在政治捐款排行榜的前列，分别为500万美元和260万美元。

代表公立学校教师的工会“全国教育协会”（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在2007~2008年的选举周期中成为最大的游说组织，花费了5600万美元。

教师工会所维护的现有教育模式正在扼杀相当一部分民众的美国梦。

美国学生在全部41个国家中排名第30，低于俄罗斯，略高于葡萄牙；在数学方面排名第29，介于拉脱维亚和葡萄牙之间；在科学方面则排名第23。

教师是否拥有硕士学位似乎与教学水平无关。执教前几年的经历可以提升教师的教学技能，第五年之后则没有更多作用。

如果没有优秀的选拔机制，再高的薪酬也只会是浪费。

美国中产阶级受到挤压有几个可能的原因：大学教育费用上涨，医疗费用增加，以及越来越对超级明星有利的经济生态。

最危险的裙带资本主义者是那些用高尚的借口粉饰其要求保护和补贴的人。

高等教育市场远远说不上竞争性。政府补贴加上被本行业控制的评审体系，使新的教育机构很难进入市场。

学生贷款余额目前已达到1万亿美元，5陷入违约的比例从2007年的6.7%提高到2009年的8.8%。

与大多数其他产品和服务不同，美国人的医疗服务不是在自由市场上购买。

《版权期限延长法》又被人戏称为“米老鼠保护法”，

公司董事会的选举类似于苏联的议会选举，候选人的人数同议会席位相等，投票者没有真正的选择，至多是放弃投票而已。

在控制力不足时，公司腐败和欺诈现象就会滋生。而控制力的下降，是由于负责监督的人没有激励去挑战CEO。

有充分理由认为，世界上许多地方的经济落后是因为缺乏共同的信任。 ——肯尼斯·阿罗，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非道德的家族主义”（amoral familism）。他看到，村民们追求自身和近亲的利益的方式阻碍了合作的开展。

信任是保证经济体系的车轮顺利开动的必要润滑剂。

普遍信任——更为重要。这是一种对于群体或社会中的随机成员的信任，对于不曾认识乃至不见得会再次遇到的人的信任。这种信任能促进市场发展、交易繁荣和文明进步。意大利南方以及大多数欠发达国家所严重缺乏的正是这样的信任。

像瑞典人那样信任别人，在巴西一般而言会被当成傻子，因为在那里遭遇行骗的可能性比在瑞典大得多。

在5年时间里，意大利人平均攒下了15张罚单，德国人是1张，瑞典人和加拿大人均为零。幸好对我来说，意大利虽然比不上其他发达国家，但还不是世界上最糟糕的。巴西的外交官们每人得到的罚单是30张，而垫底的科威特是246张！

2002年修订法律之前，来自其他国家的驻联合国外交官不需要支付违章停车罚款。但纽约市警察局还是会经常给他们开罚单，只是长期收不到付款而已。

Ray Fisman and Edward Miguel, “Corruption, Norms, and Legal Enforcement: Evidence from Diplomatic Parking Ticket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5, no. 6 (2007): 1020-1048.

公民资本很难培养，破坏却较为容易。

如果一位意大利的市长告诫我要封紧自家的窗户，我会怀疑是他的兄弟在卖胶带。

《我的意大利之旅》（My Voyage to Italy）里。他说：“多少个世纪传承下来、并被意大利移民带来新大陆的生存之道就是这句残酷的话——在相信自己家以外的任何人之前，必须三思而行。你的国家和故乡在几千年里不断改朝换代，那你还能相信谁呢？政府，警察，教会？不。你只能相信你的家人，你自己的血脉。”

与授课较多的国家相比，团队活动较多的国家的各项公民资本指标都更高。

超过80%的美国人认为，在有能力还款时还违约是不道德的事情，

选择学习经济学的人在一开始就比较自私，而且通过学习会变得更加自私、更少考虑公共利益。

管理投资组合的经理人往往会重仓购买他们的大学朋友和熟人担任董事的企业的股票，年投资收益率比平均水平要高8%。

约翰·肯尼迪在提议限制游说者权力时承认，“在很多场合，游说者是技术专家，有能力用清晰易懂的方式把复杂而困难的议题解释明白”。

约翰·肯尼迪在提议限制游说者权力时承认，“在很多场合，游说者是技术专家，有能力用清晰易懂的方式把复杂而困难的议题解释明白”。

学者的职业发展前景取决于他在同行评议的期刊上发表的文章，为获得晋升，学者必须发表一定数量的文章。

2010年最高法院对“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的裁决显示，游说活动并不容易通过立法来限制。而且即使最高法院做出不同判决，也很难把能给议员们提供正确信息的起积极作用的游说同起消极作用的游说区分开来。

我们不能指望本身就受到游说严重影响的政治决策过程来有效约束游说，这好比让火鸡来投票决定感恩节的过法。

如果非要追求最佳监管，最后反而达不到基本的要求。

我们对最优的再分配规模的看法，往往反映着自己在收入分配阶梯中所处的位置。许多人赞成对富人加税，但只是针对收入比他们更多的富人。

西班牙在2004年开始对外国运动员实行税收优惠，提供了一次开展自然实验的机会。结果很明显，西班牙的外国球星数量出现激增。

欧洲哪个国家的最高档边际税率越高，其俱乐部在欧洲冠军联赛中的成绩就越差。

金融规则的意义过于重大，不能完全交给银行家。 ——路易吉·津加莱斯

小布什和奥巴马政府也利用金融创新来掩盖给金融机构提供的补贴。小布什政府的一位助理财政部长曾写道：“对2008年秋季采取的政策的一个深刻观察是，通过无追索权融资来提供保险在经济效果上类似于购入资产，提供低价的保险就等于高价买入资产。此外提供保险的透明度远远低于购买资产或注入资本，因此作为给金融市场参与者提供补贴的手段，它在政治上更受青睐。”

帮助一文不名的创业者将他们的梦想变成现实，让普通人拥有自己的住房，都是金融体系令人赞赏的目标。但这些远大目标都可能被当成幌子，来掩盖赤裸裸的私利。

知识就是力量。 ——弗朗西斯·培根，

马克·吐温有句名言：“世界上有三类谎言，谎言、该死的谎言和统计数字。”

这些研究者并没有把自己看成献身于整顿企业界乱象的英雄，他们只是在追求自身的利益：发表研究成果、争取获得终身教职。

当时天真的我很难理解银行官员们为何对了解真相缺乏兴趣。而今天，多了几分历练和失望的我明白，意大利银行根本不打算去面对现实，官员们肯定知道实际情况，并希望继续隐瞒不报。

所有专制政权——包括今天崛起中的世界大国在内——无不牢牢地控制和操纵数据，以防止民众看到他们自身的短处。有时，这样的体制在操控游戏中玩得过分投入，以至于独裁者自己也被愚弄。意大利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部分原因正是墨索里尼对本国军队战斗力的过高估计，而他之所以做出荒唐判断，正是被自己的宣传体制所误。

在缺乏竞争，少数人掌握政治大权时，我们面对的就是传统的社会主义体制。

资本主义制度的真正天才之处不是私有财产，也不是利润动力，而是竞争。

2010年中位家庭收入是49445美元；2000年则为53164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