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荣与衰退
1980年，罗纳德·里根当选美国总统时，美国的专利数量占全球专利总数的10%，时至今日，这一比例已经提升到了20%。
美国初创企业数量跌至历史新低，劳动力市场也一直在萎缩，各类监管规则却在成倍增加。
20世纪70年代，美国陷入了经济增长停滞，并在与德国和日本的经济较量中受到了很大的创伤。20世纪80—90年代，美国紧紧抓住了信息技术和全球化带来的机遇，重新成为全球范围内最有活力的经济体。
美国人天生就支持熊彼特的经济学理念，也就是说，他们相信推动历史变革的真正动力不是工人，而是那些能够凭空创造出新事物的发明家。
创造性破坏其实就是用更前沿的科技手段和与这些科技相关的新的工作岗位，替换原本具有生产力的旧资产和与旧资产相关的工作岗位。
新技术总是能诱发投机性泡沫，只要是泡沫就会有破灭的一天。
创造性破坏潜藏着一个天生的悖论，即曾经在创造性破坏过程中获得收益的人很有可能变成最终抵制创造性破坏的人：曾经尝到甜头的人，要么担心自己的工厂将变得跟不上时代，要么担心竞争对手可能会造出比自己更好的产品，他们会竭尽所能来冻结市场上的竞争，把他们所享有的暂时性优势转变成永久性优势。
美国既擅长于创建各种各样的企业，并培养这些企业成长壮大，也擅长于关闭那些失去竞争力的企业。
美国在之后的1837年、1857年、1873年、1884年、1893年、1896年和1907年又陆续遭遇了不同程度的经济危机。每次繁荣-萧条周期的产生原因不尽相同，但表象之下的危机呈现模式如出一辙：经济活动的扩张不断提速，直到遭遇信贷供应量这个“黄金天花板”的限制，经济活动回撤。
正如朝鲜向我们证实的那样，我们不能简单地用经济力量来衡量一个地方的军事力量。
美国人之所以能住在远离城市中心的郊区，就是因为他们给车辆加油的成本很低。
事实证明，把自己的兴趣爱好变成一门生意是很困难的。
过去，人们认为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老板，而在一个企业雇用25万人同时进行劳作的时代，这种理念越来越难以持续。过去，人们相信自己付出的劳动会得到相应的回报，而这种理念也越来越难以实现。
现代企业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所有权和管理权分离。
约瑟夫·肯尼迪（Joseph Kennedy）在1928年7月抛售了自己持有的所有股票，原因是他发现擦鞋匠向自己夸耀手中掌握着内幕信息。
偏重于学术研究的经济学家对如何应对经济萧条几乎束手无策。
含标志着美国诞生的独立战争在内，美国历史上有1/4的时间在打仗。
战争爆发之前，美国的军费支出占GDP的约1.5%（相当于14亿美元）；到1945年，战争支出已经增至830亿美元，超过GDP的36%。20世纪30年代，困扰美国的最大祸害就是居高不下的失业率，战争期间，这一现象也消失了。
这场战争带来的结果就是，美国获得了有史以来最快的经济增长：1939—1944年，美国的实际GDP几乎实现了翻番。
罗伯特·戈登曾指出，最近的数十年里，社会生产力进步集中体现在少数几种经济活动上，比如娱乐、通信和信息技术。
企业集团有一个主要的劣势，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变得日益严重：企业的注意力从生产一流产品转移到次要的管理技术上。
量化分析师不断开发出各种复杂的金融工具，原本是为了降低风险，但实际效用是转移风险，并且导致了风险聚集。
人们对于用于风险管理的数学模型盲目自信。有一份关于衍生品的定价模型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以至他的三位创设者［哈里·马科维茨（Harry Markowitz），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和迈伦·斯科尔斯（Myron Scholes）］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原本为了更有效地评估和管理风险而发明的各种工具，在现实中却成了以天量的速度和程度扩散风险的罪魁祸首。
2010—2017年，社会生产力如果以每小时商业产出来衡量的话，年均只增长了0.66%。
普通美国人迁移到经济热点地区已经变得越来越难。现在，一个典型的纽约人把全美平均工资的约84%花在房租上。这使一个普通人不太可能从堪萨斯州搬去曼哈顿。
国家为什么会停滞不前？最重要的原因是权益支出抑制了生产力的发展，即所有美国人都有权享受这套社会福利（主要是社会保险、国家老年人医疗保险制度和医疗补助计划）。
在本书撰写过程中，有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美国正处于滞涨初期，这是停滞和通货膨胀的危险结合，一开始看起来充满活力，最后会成为一片死寂，就像20世纪70年代曾发生过的一样。
中国没有显示出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经济标兵的迹象。美国在创造未来的所有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例如人工智能、机器人、无人驾驶汽车，甚至金融。
故事发生在1620年，当时全球各个经济体组织了一场类似在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的会议。
中国学者的论点最具说服力。当时的北京人口已经超过100万，而同一时期欧洲的几个大型城市（伦敦、巴黎、尼斯）人口都没有超过30万。皇权统治下的古代中国官员是从一个人口巨大的国家中通过最严格的考试挑选出来的。当时的中国学者已经编撰成了一部体量达11000册的百科全书。当时的中国海员已经造出了全球最大的船只。
以美元计价的话，美国占全球约5%的人口创造了占全球1/4的GDP（国内生产总值）。
1980年，罗纳德·里根当选美国总统时，美国的专利数量占全球专利总数的10%，时至今日，这一比例已经提升到了20%。
美国初创企业数量跌至历史新低，劳动力市场也一直在萎缩，各类监管规则却在成倍增加。
美国曾经多次成功脱身失败的泥潭。20世纪30年代，美国遭遇了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危害程度最深的经济大萧条，但在二战结束之后，美国仍然成长为全球范围内最强的经济体。
20世纪70年代，美国陷入了经济增长停滞，并在与德国和日本的经济较量中受到了很大的创伤。20世纪80—90年代，美国紧紧抓住了信息技术和全球化带来的机遇，重新成为全球范围内最有活力的经济体。
但对于未来美国还能不能再次创造这样的奇迹，我们就无法断言了。
美国基本上是按照英国的模板来建设自己的股票市场、商品交易市场和产权法的。美国与英国虽然言语不和，但是深深地根植于同一种文化。
根据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逊（AngusMaddison）的研究，从耶稣诞生之日起到1820年左右，全球年均经济增长率不超过0.11%，或者说一个世纪只增长了11%。
托马斯·杰斐逊在《独立宣言》中写道，人人都有“不可剥夺的权利”，每个人都享有“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自从美国独立以来，美国人对商人非常尊重，商人的地位相当于英国的绅士、法国的知识分子和德国的学者。
美国人天生就支持熊彼特的经济学理念，也就是说，他们相信推动历史变革的真正动力不是工人，而是那些能够凭空创造出新事物的发明家。
美国人并不相信马克思关于工人运动推动历史变革的学说，也不相信马克思的继任学者关于抽象的经济力量推动历史变革的学说。
资金、土地和劳动力是三个最重要的生产要素。
殖民地时期的美国，由于拥有丰富的耕地，同时缺乏足够的劳动力，所以出现了当时世界上最高的生育率。
20世纪50年代，以摩西·阿布拉莫维茨（MosesAbramovitz）和罗伯特·索洛（RobertSolow）为代表的“发展经济学家”发现，资本和劳动力的输入并不能全面解释GDP的增长。他们将传统方法无法解释的GDP增量归因于多要素生产率（MFP），有时也归因于全要素生产率。计算多要素生产率的关键在于创新。
创造性破坏其实就是用更前沿的科技手段和与这些科技相关的新的工作岗位，替换原本具有生产力的旧资产和与旧资产相关的工作岗位。
更好的商业流程与更好的机械同等重要。
量产模式可以称得上美国对全人类生产力提高的最大贡献。
斯大林就曾把美国称作“机械之国”。希特勒曾宣称，纳粹主义实际上就是“元首带领下的福特主义”。
创造性破坏的第二个特质就是它能够降低基本经济投入的成本。
创造性破坏的第三个特质是让人们可以更高效地利用生产要素。
创造性破坏造成的真正意义上的破坏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当实体资产供过于求时，这些资产会被彻底销毁；其二是当传统的工作岗位不再被需要时，这些岗位上的工人会失业。
新技术总是能诱发投机性泡沫，只要是泡沫就会有破灭的一天。
美国工会与欧洲工会相比要弱化很多。美国工会经常受到法律判决的干扰，因为法院经常判决劳工集会是非法的。
工会内部的各种斗争也导致其力量变得更为薄弱，这些斗争包括具备高等技能的工人和不具备高等技能的工人之间的冲突、移民劳工和本土劳工之间的冲突，以及不同宗教利益组织之间的冲突。
创造性破坏潜藏着一个天生的悖论，即曾经在创造性破坏过程中获得收益的人很有可能变成最终抵制创造性破坏的人：曾经尝到甜头的人，要么担心自己的工厂将变得跟不上时代，要么担心竞争对手可能会造出比自己更好的产品，他们会竭尽所能来冻结市场上的竞争，把他们所享有的暂时性优势转变成永久性优势。
美国既擅长于创建各种各样的企业，并培养这些企业成长壮大，也擅长于关闭那些失去竞争力的企业。
在全球大多数国家，政客们非常成功地向公众传达了一种观念，即他们可以向公众提供创造性破坏带来的好处，而公众不用承担创造性破坏带来的损失。有些人认为这些损失是资产阶级的贪婪本性造成的。民粹主义者则把这种损失归罪于邪恶的既得利益集团。
伍德罗·威尔逊在1913年引入了联邦个人所得税。罗斯福新政终结了自由放任型资本主义的狂野发展。二战之后，政府比在20世纪20年代要活跃得多。
2017年，美国社会福利支出所消耗的金额相当于美国GDP的14%以上，而在1965年这一比例仅为不到5%，相当于我们将近10%的GDP用于了消费而非投资，这导致美国本就令人担忧的财政赤字进一步扩大。
政策制定者与我们的建议背道而驰——他们制定了复杂的监管制度，如2010年的《多德–弗兰克法案》。这些制度是在各利益集团用自己一厢情愿的诉求压迫政府的情况下形成，而不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编制的。
美国在高等教育方面也投入了巨大的力量，如果美国排第二，就没有哪个国家敢排第一：到1800年，这个新生国家已经拥有几十所大学，而当时的英国只有两所大学。
美国宪法解决了政治哲学领域长期存在的几个重要问题：如何在精英决策与公众参与之间取得平衡？如何在个人权利与公众意愿之间取得平衡？
对大多数人而言，生活就意味着艰苦劳作，永不停歇。对农民家庭而言，只有所有家庭成员都全力投入生产，他们才能活下去——孩子要像成年人那样劳作，女人要像男人那样劳作，老人要像年轻人那样劳作。
南方农场主采用的奴隶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一种可怕的应对基本天气状况的措施：收割农产品是一种繁重的体力劳动，没有哪个自由人会在南方炎热和潮湿的气候条件下自愿从事这种工作。
1790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美国的人口总数为390万，到1860年，这一数字已经增至3150万——这是欧洲人口增速的4倍，全球平均人口增速的6倍。
美国在之后的1837年、1857年、1873年、1884年、1893年、1896年和1907年又陆续遭遇了不同程度的经济危机。每次繁荣-萧条周期的产生原因不尽相同，但表象之下的危机呈现模式如出一辙：经济活动的扩张不断提速，直到遭遇信贷供应量这个“黄金天花板”的限制，经济活动回撤。经济活动的扩张会使人们产生对未来持续增长的不切实际的幻想，而幻想的膨胀会反过来进一步诱使经济活动过度扩张。经济活动的过度扩张会导致银行利率上涨，利率上行往往诱发股市剧烈调整，进而引发政坛动荡。
美国新教徒认为，辛勤劳作是证明自己美德的一种方式，而接受教育是通向理解《圣经》终极奥义的道路。
英国人最后发现很难打败这些殖民地居民，就是因为他们过度分散：英国人可以用强大的皇家海军攻占沿海的各个主要城市，但是他们缺乏足够的人手来征服整个美国乡村地区，而95%的美国人都住在乡下）。
到1810年，美国已经成为全球人均专利拥有量最多的国家。
这种新型交通运输方式全面提升了整个美国经济的生产效率。铁路运输使地面运输的单位成本出现巨幅下降：1890年，铁路将1吨货物运输1英里的成本仅为0.875美分，而用马车将1吨货物运输1英里的成本为24.5美分，这相当于成本下降了96%。[
铁路的兴盛也促使社会上出现了劳动力套利现象：以出卖劳动力为主要生存方式的工人可以选择到收入最高的区域去工作。
在全部由盲人组成的国家，有一只眼睛能看清事物的人就能成为国王。
人口迁徙促进了国民概念的形成：人们越来越多地把自己视为“美国人”，而不仅仅是纽约人或弗吉尼亚人。
美国人生来就会担忧所有掌权者最终都会演变成独裁者：正如詹姆斯·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51篇中指出的，美国人最大的兴趣就是用一部分人的野心来牵制另一部分人的野心。
拿破仑决定以1500万美元（相当于每英亩3美分）的价格将路易斯安那出售给美国。同时期的联邦主义者都强烈反对这项购地案，因为他们认为兼并任何领土都是违犯宪法的，但杰斐逊仍然顶住压力，充分利用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
尽管生活在一个更为落后的经济体制中，生活在美国南方各州的白人仍然以胁迫的方式推动生产，享受着与北方各州白人差不多相同的人均收入，并且南方各州精英阶级的财产规模不亚于美国其他地区的有钱人：（以当前的货币购买力计算，）1860年，美国境内7500名个人资产超过330万美元的富人中，有4500人生活在南方各州。[
1860年，美国境内奴隶人口的总价值在27亿~37亿美元之间，比美国的铁路和制造业的资产还要多。
正如朝鲜向我们证实的那样，我们不能简单地用经济力量来衡量一个地方的军事力量。
在《黑人解放宣言》发布之后，许多从前的奴隶主用旧瓶装新酒的方式来维持原有的生产方式。他们和已经获得自由的劳动者按年签署合同，规定这些人用自己的劳动来换取“和以前一样的食物和衣物”，
内战之后出现的一种最残酷的社会现象就是使用受监禁的人作为劳动力。罪犯（其中90%是黑人）被强迫在某个地区最艰苦的行业中从事劳动：铁路、矿山、松节油工厂，当然还有棉花种植园。佐治亚州州政府特许创设了三家私营公司，名字分别是监狱公司一号、监狱公司二号和监狱公司三号。它们的主营业务就是向有劳动力需求的人出租劳动力。
一名曾经使用过出租监狱劳动力的南方商人总结过当时的状况，他用冷酷但实在的话说：“内战之前，黑人是我们的个人资产，如果我们发现一个黑人还不错，可以一直养着他……但是这些罪犯并不是我们的资产，死了一个，大不了再换一个。”[
沃尔特·惠特曼曾表扬过美国“具有极旺盛的商业精力，对追逐财富有近乎疯狂的胃口”。
铁路凭借自身实力成了工业化生产的最大助推器。
美国人之所以能住在远离城市中心的郊区，就是因为他们给车辆加油的成本很低。
美国人的天赋隐藏在三个方面：其一是能把伟大的发明做成更便于用户使用的产品，其二是能让把新发明商业化的企业成长壮大，其三是能用新的手段使企业经营获得成功。
我们说爱迪生的伟大之处并不在于他是一位发明家，最好的例子就是，他并不是第一个发明电灯的人。
爱迪生所做的贡献，是为公众接纳并采用电灯技术铺平了道路。他发明了一种高效灯泡，可以量产。他还发明了能为这些灯泡提供能源的发电站。
事实证明，把自己的兴趣爱好变成一门生意是很困难的。
”营养学家”［dietician，“餐饮”（diet）和“医生”（physician）这两个单词的合成词］首次于1905年出现在美国人的词汇中，因为这个时候人们开始担心的不再是不够吃，而是吃得太多。
洛克菲勒控制着全球90%的炼油产能。卡内基一家的钢铁产量就超过了英国。摩根单枪匹马两次挽救美国政府于破产边缘，实际上他以一人之力充当了一个国家的中央银行。
大多数对美国社会产生重要影响的社会机构（从芝加哥大学到斯坦福大学，再到洛克菲勒–卡内基基金会）都是这些伟人创建的，他们年龄相仿，都出生于19世纪30年代。
卡内基试图让每个人都获得平等的机会，他创建了近3000家公共图书馆。洛克菲勒创建了两所大学——洛克菲勒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并且向其他多家高等教育机构捐赠了款项。利兰·斯坦福把流动性资产中的绝大部分都留给了斯坦福大学，以至他的遗孀需要靠变卖不动产才能维持生活。
美国对来自欧洲的移民保持长期开放的政策（但对来自中国的移民则不是这样，1882年颁布的《排华法案》把中国移民拒之门外）。
自由放任主义教条在托克维尔所描述的由小规模独立小商贩和广阔无垠的土地共同构成的社会中是能够发挥引导作用的，但当一个社会发展到大型企业跨越各州界线雇用数千人为其劳作，同时有数百万人涌入大型城市的社会阶段时，这种教条就变得越来越难以维持。
巨型企业的发展导致社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这大大挑战了美国人所坚持的机会平等理念。美国新生的富人阶级越来越看重炫耀自己的财富。
这些刚刚富起来的人越来越喜欢模仿欧洲贵族的气质和神态。他们争先恐后地把自己的名字写入《社会名人录》（SocialRegister，首次发行于1888年）。他们加入绅士俱乐部和乡村俱乐部（在曾经以平等主义著称的费城，甚至出现了板球俱乐部）。他们把孩子送入贵族学校和大学，这些学校都是仿照英国的公立学校和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建成的。
过去，人们认为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老板，而在一个企业雇用25万人同时进行劳作的时代，这种理念越来越难以持续。过去，人们相信自己付出的劳动会得到相应的回报，而这种理念也越来越难以实现。
美国内战之后横扫整个国家的创造性破坏风暴，不仅卷起了财富的浪潮，而且卷起了愤怒的浪潮。这种愤怒情绪的发源地远离资本主义社会的中心地带，从乡村而非城镇起源。
妖魔化商业活动的反面就是使国家政府神圣化。
西进运动给美国人带来了平等主义的理念：受波士顿大亨或者纽约大人物压榨而生活困苦的人，可以拔起脚来向西部迁移。时至今日，即便是西部地区也变成了有主之地——旧金山甚至还有一个地方就叫作贵族山。
从此之后，美国将要向着腐化的欧洲不断演变，也变成一个完全定居的文化。无主之地的存在实际上赋予了美国人对发展机遇的无限遐想。时至今日，广阔的西部地区已经被瓜分殆尽。
罗斯福希望政府能够成为工业社会中两股最危险的社会力量的调节人：一股力量就是无视公众利益，一味追求财富的商人；另一股力量就是随时可能受到嫉妒和愤怒等情绪的刺激而发生暴乱的普通民众。
1918年的美国与19世纪末的美国完全不是同一个国家。这个时候的美国已经出现了现代化政府主导社会的特征：征收个人所得税，有中央银行，政府公职人员的数量不断增加。社会上还有很大一群人认为，美国社会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政府的权力不足。
柯立芝以自己每天工作不超过4个小时，每晚睡觉不少于11个小时为豪。
美国人并不需要成为某个产业的领袖人物，也不需要成为华尔街的银行家，就可以持有股票：你可以是一个普通人，买股票的目的只是为退休后的生活所需做一些提前投资。
20世纪70年代之后，企业的股份大多数情况下由强势的社会机构持有。
现代企业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所有权和管理权分离。美国知名企业有数百万名股东，这些人不可能通过直接干预企业日常经营行使自己的权利。他们必须雇用职业经理人来帮助自己打理企业。
过去，企业的所有人拥有的是厂房和机械；现在，企业的所有人拥有的只是代表自己权利的一张纸，而这张纸可以在公开市场上进行交易。
20世纪初，社会上出现了大量依赖消费者借贷消费的行业，因为人们已经习惯于看到自己的实际收入每年都有实实在在的增长。
美国家庭的负债一路攀升，从1919年的4200美元增至1929年的21600美元（均以2017年的美元购买力计算）。
人们在购置房产方面欠下的债务最高。1890—1930年，获取住房抵押贷款变得更加容易，首付款比例不断降低，获取第二次甚至第三次抵押贷款的可能性也更大。未结清的住房抵押贷款余额从1919年的120亿美元攀升至1930年的430亿美元——许多家庭都充分利用了第二次和第三次抵押贷款的机会。
另一条毒蛇就是以美国本地需求为先的民粹主义思潮。这个年代所颁布的一系列限制移民的法案，使这个国家无法像历史上那样获取廉价劳动力的输入。1909—1913年，外国移民占本地人口的比例为1%，1925—1929年，这一比例降至0.26%。全美总人口的增长率从1870—1913年的2.1%降至1926—1945年的0.6%。
赫伯特·胡佛用自己的一生积攒起了美国历史上任何一位新总统都比不上的个人简历。
美国最受人尊重的经济学家之一欧文·费雪（IrvingFisher）宣称：“股票价格看起来已经到达一个永久性的高地。”
股票市场从1927年开始进入节节攀升的状态，当时的商务部部长赫伯特·胡佛将华尔街的这种现象批判为“疯狂投机行为的盛宴”，
巨型企业把利润中越来越多的部分用于股票投机而非生产投资。新入场的投资者继续以融资的方式购买股票。
约瑟夫·肯尼迪（Joseph Kennedy）在1928年7月抛售了自己持有的所有股票，原因是他发现擦鞋匠向自己夸耀手中掌握着内幕信息。
10月，股票市场下跌了37%。以融资方式投资的人，资产被一扫而光。
许多职业投资者变得一贫如洗。经纪商跳楼的影像成了那一代美国人心中无法抹灭的伤痕。
股市下跌的趋势一发不可收拾。股市持续出现断崖式下跌，直到1932年达到底部，此时的股价仅相当于高位时的11%，
证券公司给员工放“苹果假”——每个月都有几天不给员工付工资，让那些已经破产的经纪人到街边去卖苹果，以弥补他们的收入。
资产价格的变化本身就会对GDP产生强烈的影响。在一战结束后的多年里，资产价格的变化贡献了GDP增量中差不多10%的份额。
通常来说，一个行业的萎缩会导致另一个行业萎缩。1929—1933年，汽车行业生产减少了2/3，这导致钢铁需求同步下降，进而造成铁矿石和煤炭需求下降。
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的失业率在1933年达到了50%，托莱多市则达到了80%。
如果有垃圾车倾倒垃圾，会有数百人扑到垃圾堆上，“用树枝和双手”挖取食物。这些觅食者把已经腐败的肉制品挖出来，“切掉最烂的部分”或者用碱水来给整块肉消毒。一个寡妇清洁工在捡起这些腐肉之前都要摘掉自己的眼镜，因为这样“她就看不到肉里爬动的蛆了”。
1932—1935年，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迁出国家人口超出迁入国家人口的现象。
在经济大萧条发展到顶峰时，全美有1/4的劳动力失业。这场经济大萧条持续的时间也比其他国家要长：大萧条持续了长达12年的时间，整个美国经济直到二战将要爆发的前几年（1941—1945年）才逐步接近其历史上的生产力水平。
经济大萧条至少有两个祸根：一是原本由金本位挂钩固定汇率制支撑的稳定的世界格局被打破；二是一战之后，世界各主要强国未能及时适应经济和金融力量的新格局，即未能建立起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新社会体系。
一战加速了世界权力中心从欧洲（和英国）向美国转移的过程。
1931年，鉴于全国有22%的工人失业，也是迫于黄金储备的迅速减少，英国政府终于让先令与黄金脱钩，
《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是经济学理性在特殊利益集团面前软弱不堪的又一最佳例证。欧文·费雪组织了1028名经济学家联名反对这项法案，全美324家新闻报纸中有238家敦促国会不要通过这项法案。
到1934年年初，美国普通城镇的购房者中有1/3以上的家庭都无法按时偿还抵押贷款。
由于农业生产具有周期性，农户无法改变自己的生产策略来适应经济环境的变化。债务通缩由此发端。农产品价格的下跌引发了一系列危机：举债过高的农户无力还贷，主要在乡村地区经营的银行因客户无法还贷而破产倒闭，过度开垦的边缘化土地被遗弃。
到1933年，近一半美国农户无法按时偿还抵押贷款。
1932年11月，胡佛遭遇了历史上最耻辱的挫败，在总统竞选中，他只获得了两个州的选民支持。
1926—1928年的投机热潮完全是在美联储的推波助澜之下形成的，当时，美联储强行将利率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以此促使更多的资金流入英国，从而确保英镑的价值。之后，为了弥补这个过失，美联储又过度提升了利率，1928—1929年两年之间加息4次，从3.5%提升至6%，这导致商人难以借贷，难以继续投资。
偏重于学术研究的经济学家对如何应对经济萧条几乎束手无策。
就任刚刚两天，胡佛就与美联储官员面谈股市泡沫的问题，并且间歇性地支持了各种应对股市泡沫的政策，比如加息和遏止融资投资股票的行为。
他被媒体引述的言论不多，被引用的部分大多都很诡异——例如，他带着标志性的上坟脸，向民众宣称治愈经济大萧条的最佳手段是每个人都保持微笑，他甚至联系了威尔·罗杰斯（WillRogers），希望他能编写一段以摧毁大萧条为主题的笑话。
在临近总统任期结束时，他已经呈现出明显的疲态，眼睛里布满了血丝，脸上毫无血色，每天从凌晨到傍晚都伏案工作，没能去贴近群众，也没能激励整个国家。
罗斯福发表过一系列振奋人心的演说，其中最知名的就是他就任总统时发表的就职演说。在这份演说词中，他让美国人懂得了，除了恐惧这一心理因素外，没有其他任何事务值得让人恐惧。
《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一书中提出的主要观点是，如果现代企业不受政府监管，它们极有可能对公众福利形成威胁。
3月5日，罗斯福就任总统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用一份鲜为人知的联邦命令关闭了国内所有银行。
新政的实施使美国政府手中的权力获得了永久性提升。
工会权力的变化实际上是在胡佛而非罗斯福任期内就开始发生变化的：1932年，《诺里斯–拉瓜迪亚法》限制了联邦法院以禁止令形式制止工会罢工的权力。
1930年，联邦政府消耗了不足4%的GDP，雇员人数最多的政府机构是邮政局。
到1936年，联邦政府支出已经占到GDP的9%，并且雇员人数占到全美劳动力总数的7%。
20世纪20年代末，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支出相当于联邦非军事支出的三倍。到1936年，联邦非军事支出已经比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支出的总和还要高出许多。
推动新政执行的人们创建了两套机制来确保权力向华盛顿集中：一套机制是由联邦政府掌控的国内经济建设项目体系（包括基础设施投资），这些项目由全国性的基金来提供资金支持，由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实际管理；另一套机制是把军费支出和老年人社会保障实现全美一体化管理。
尽管1935—1936年，在罗斯福推出的大规模经济刺激一揽子计划的推动下，美国经济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复苏，但这种复苏很快就失去了动力。罗斯福因为在公共事务领域创设了很多工作岗位，得到了人们的大肆表扬，但伴随这方面的进步而来的是私营领域工作机会的减少。
罗斯福最成功的改革项目（对银行业体系的改革）方案是从前任总统那里继承来的。
罗斯福本人是一个极具天赋的销售人员，而不是一个有天赋的政策制定者。与此同时，许多真的由他本人发起的政策根本不具备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即便这些政策在短期内推动了美国经济的复苏，但从长远来看，它们对美国经济起到了破坏作用。
罗斯福新政带来的第二个主要问题就是政策的不确定性。商人最希望获得的就是确定性——确定性使他们能够制订长远的生产计划或投资计划。在当时本就不稳定的商业环境下，罗斯福时不时地就调整政策和社会改革的优先级，加剧了这种不确定性。
随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境况变得越来越艰难，美国企业家变得越来越善于包装白日梦。好莱坞迎来了黄金10年：20世纪30年代，好莱坞的各家工作室拍摄了近5000部影片，观影人数大幅增长。
使美国社会走出绝望情绪的并不是罗斯福新政，而是二战。
含标志着美国诞生的独立战争在内，美国历史上有1/4的时间在打仗。
战争爆发之前，美国的军费支出占GDP的约1.5%（相当于14亿美元）；到1945年，战争支出已经增至830亿美元，超过GDP的36%。20世纪30年代，困扰美国的最大祸害就是居高不下的失业率，战争期间，这一现象也消失了。
这场战争带来的结果就是，美国获得了有史以来最快的经济增长：1939—1944年，美国的实际GDP几乎实现了翻番。
二战结束之后，美国变成了侏儒群里的巨人。这个国家用全球7%的人口生产出了全球42%的工业制成品、43%的电力、57%的钢铁、62%的原油和80%的汽车。
高中及以下学历的蓝领工人也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在城郊住宅区打造自己的家庭，并且靠一人养活全家。
罗伯特·戈登曾指出，最近的数十年里，社会生产力进步集中体现在少数几种经济活动上，比如娱乐、通信和信息技术。
二战结束后的那几十年里，人们几乎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获得了快速提高，其中包括住房、教育、交通、医疗和工作环境，即便是农业也出现了高速增长的局面，
美国政府采纳了一种凯恩斯主义需求侧管理模式，不论哪个政党拥有白宫的控制权，都遵循这种管理模式。
德国在1946年的工业产值仅相当于1890年的水平。
美国人把战时的团结精神一直延续到战后的年代：如果他们能够在国外团结一致，打败有史以来最邪恶的帝国，那么他们也能够联起手来在国内开创出一片富裕的景象。
美国在战后的兴起得益于两项全国性决策。
第一项决策就是对欧洲拥抱社会主义浪潮的现象保持高度警觉。
战争时期与美国堪称难兄难弟的英国，在战争之后，按照全民投票的意愿，决定要把自己打造成新耶路撒冷。当时英国劳工党执政的政府以多数票胜出，在劳工党的主导下，英国政府对英国经济进行了国有化的改革，在全英范围内推出了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计划，并且向民众承诺要逐步向社会主义国家转型。国有化的工业生产冗员且低效，导致整个社会经济遭受重创。向社会主义转型的计划彻底失败。
美国政府做出的第二项决策就是拥抱其他国家。
美国政府下了一个判断：美国长远的利益，应该通过在全球范围内重建资本主义制度实现，需要接纳自由贸易，不仅要向已经筋疲力尽的友邦提供帮助，而且应该向被制服的敌人提供帮助。
凯恩斯意识到，美国并不满足于为英国的全球主导力提供补充，而是想取代英国成为全球霸主，他对于这种意图感到非常反感，甚至抱怨说：美国人实际上想“把大英帝国的眼珠子都挖出来”。[
约翰·肯尼迪曾亲自测算出爆发核战争的概率为约25%。
二战之后，全球都出现了向知识经济转型的浪潮，美国就是这股浪潮的领军人。
在投资“大科学”这件事情上，美国也领先于其他各个国家。
这个国家对于外来移民的总体政策仍然非常严格，但对于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则网开一面。
提升生产效率最简便的方式之一就是实行标准化生产。
美国人发现了一种将标准化解决方案高速传播的方式，那就是加盟经营。
美国的各家企业都扬扬自得，但其实都充满各种缺陷：首先是承担着巨额的福利成本，其次是不愿意在标准化生产之外多想一想新的生产方式，最后是对来自亚洲的竞争视而不见。
工人如果只做标准化的工作，那么这种工作其实是可以由更廉价的国外劳动力甚至机械替代的，在这种前提下，为何还要向工人提供终身制的高工资和退休福利呢？而且美国的联邦政府越来越习惯支出自己兜里没有的钱，如同大多数坏习惯一样，美国政府对这种行为越来越上瘾。
杰拉尔德·福特在其倒霉任期的最后一年说：“我们没有帝王总统，我们只有高危总统。”
美国不光彩地败给共产主义小国越南，这摧毁了美国人的自信。
尼克松在私下担忧地说，美国的“堕落将最终摧毁一个文明”。
在美国面临的国内问题中，最严重的是生产力增长率的急剧下降。在1960—1973年的13年中，全美商业领域每小时劳动产出增长了51%，而在1973—1986年的13年中，增长率还不及前者的一半（见图9–1）。
1900—1973年，美国的实际工资增长率为每年约2%。综合来算，这意味着平均工资（同时也意味着平均生活水平）每35年翻一番。这一趋势在1973年宣告终结，
他推出了《公共广播法》《合理包装与标注法》《高速公路安全法》。一个疲惫的助手评论道：“他像孩子吃巧克力饼干那样通过了那些计划。”
到20世纪60年代末，外国持有的美元（近500亿美元）已远远超过美国的黄金储备（约100亿美元）。
自从19世纪70年代石油时代开启之后，美国一直主导着全球石油产业。每当这个国家的石油看起来要耗尽的时候，就会有新油田出现：
消费者相信，廉价石油是上帝给他们的另一件礼物：80%以上的成年人开车上班，
1960年，石油出口国组成了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OAPEC），以抵抗油价下跌的压力。
1973年10月，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决定对美国实施石油禁运，以惩罚美国在赎罪日战争中支持以色列的行为。
亨利·基辛格穿梭于中东地区，试图平息事态，但局面没有多大改变。
在1969—1982年的14年里，年通货膨胀率只有两次降到5%以下，这段时期内，有4年的通货膨胀率达到两位数，甚至在1980年3月达到了14.8%的水平。在物价上升的同时，失业率也居高不下。
通用电气公司、辉瑞制药公司等最好的美国公司仍在努力前进，但大量美国公司已停滞不前：这些公司在战后长期的繁荣期间取得成功，并非由于它们有什么特别的优点，而是因为欧洲和日本仍处于二战后复苏的过程中，它们在第一轮竞争中就被摧垮了。
早在1958年，一名记者就这样描述美国汽车：“由傻子制造并由小偷卖给智障者的夸张、高价的怪物。”
1950年，美国汽车工人的生产力是德国工人的三倍，而到1980年，日本汽车工人的生产力比美国工人高17%。
1959年的钢铁工人大罢工导致美国国内钢铁停产116天，这是一个具有转折性意义的事件。这次罢工打破了美国钢铁的魔咒：美国公司一直以质量不佳为由拒绝购买外国钢铁，但它们如今认识到这是个错觉。
美国管理质量在急剧下降。
管理层不重视产品质量。
企业集团有一个主要的劣势，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变得日益严重：企业的注意力从生产一流产品转移到次要的管理技术上。
更深层次的问题。在美国的生产体系（长期生产标准化产品）中，相对不熟练的工人能够快速、廉价地为容易满足的消费者生产高度标准化的产品，但这一体系已不适应这个快速变化、全球范围内竞争、消费者力量提升、高水平波动的世界。
在1950年的16个最大城市中，有6个城市到1980年已失去一半人口：布法罗、克利夫兰、底特律、新奥尔良、匹兹堡和圣路易斯。
中产阶层逃到郊区，也带走了购买力和税收。剩下的市民更容易发生犯罪或骚乱行为，从而产生更多的公共服务需求。犯罪和社会问题的增加，使更多的中产阶层逃到郊区，而金融危机的发生导致逃离现象发展到一个全新水平。
1968—1975年，随着工作岗位转移到阳光地带（尤其是北卡罗来纳州）或印度和中国，纽约失去40万个制造业工作岗位。骚乱的全面升级带来更大的打击：随着纽约人（主要是白人）逃往郊区，纽约市失去百万人口。
与城市衰落形成对照的是郊区的不断兴起。制造企业搬迁到了郊区。截至1981年，有约2/3的美国制造业已迁移到郊区。
1975年，年轻的比尔·盖茨在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市创立微软公司；1976年，史蒂夫·乔布斯和史蒂夫·沃兹尼亚克创建苹果公司。
里根是美国最不寻常的总统之一。不像其他政客一样在常春藤盟校或老牌政治机构接受培训，他是在好莱坞成长起来的。
他帮助撕毁了战后的社会契约。在他的主持下，美国进行了令人痛苦的变革。通过变革，企业变得更加强大，工会变得更加虚弱。尽管如此，他还是以5450万票（占总票数的58.8%）的巨大优势战胜沃尔特·蒙代尔（WalterMondale）（3760万票，占总票数的40.6%），再次当选总统。
经济方面，里根有三项不可否认的成就。
他打破了工会的权力。
里根在担任总统的两年半时间里，以杰拉尔德·福特的倡议为基础，推动经济向更亲市场的方向发展。
里根对美国税制进行了改革。
这三大变革的最大共同点是：它们为商业复兴创造了条件，消除了战后将商业束缚得更紧的枷锁，并消除了与通货膨胀相关的不确定性（
里根执政期间，美国国债总额远超历届总统的国债总和。
老布什在1980年与里根竞选总统时，创造了“巫术经济学”一词，他提高税收以填补赤字。比尔·克林顿则把减少赤字作为首要任务之一。
克林顿最终享受到的经济繁荣受到4个深刻变化的驱动，这些驱动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展起来的，包括企业家精神的复兴、放松对金融资本主义的管制、全球化的发展和高科技革命。
接受创业资本主义不只是给那些在车库里创造未来的新企业家更多的自由，也意味着老牌公司的重新洗牌。20世纪80年代，战后时代的大官僚公司撞了南墙。1970—1990年，美国大公司退出《福布斯》500强榜单的比例上升至原来的4倍。
美国生产的“日本化”解决了两个棘手的问题：通过让自治团队负责大量决策，打破了“经理”和“工人”之间的界限，并确保工人对他们的工作更感兴趣。
20世纪90年代，合法移民的数量超过900万——约为官方人口增长的1/3。
20世纪初，90%的移民来自欧洲（尽管越来越多的欧洲人来自南欧和东欧，而不是像早些年一样来自北欧）。20世纪90年代，只有15%来自欧洲，50%来自美洲，31%来自亚洲。
到2000年，12.5%的美国人口是西班牙裔，这使西班牙裔在美国人口中所占比例超过了非洲裔，18%的美国人在家里说英语以外的语言。
计算机革命起源于几个不同的世界——从军事工业综合体到大公司，从学术界到计算机爱好者俱乐部。美国擅长做三件事：首先，创造这些不同的世界；其次，将它们以创造性的共生方式结合在一起；最后，将它们产生的新理念商业化。
1994年，D.E.肖对冲基金30岁的分析师杰夫·贝佐斯在西雅图成立了亚马逊，
这场变革的胜利者与19世纪末的强盗大亨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重塑了文明的物质基础。比尔·盖茨在每张桌子上都放了一台计算机。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将世界信息放在每个人的指尖。他们依靠规模经济的逻辑来支配他们的市场。
小布什的运气很快就用完了。他的总统任期受到一系列经济危机的困扰：安然公司倒闭；2001年9月11日之后出现严重经济衰退，这次衰退彻底抹杀了财政盈余，并造成了赤字节节攀升；“中国冲击”；当然还有全球金融危机。
安然公司是美国最大的能源公司，狂热地投资了从污水处理厂到光缆生产等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业务。麦肯锡公司和哈佛商学院对这家公司的“轻资产”管理方式赞誉有加，这让这家公司扬扬自得。
2002年7月，小布什签署了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意义最深远的公司治理改革法案，即《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收紧了公司审计和公司账户报告的规则，最重要的是，迫使公司管理层对错误承担更多责任。
1980—2010年，中国经济以年均10.1%的增长率增长。
在老布什和克林顿努力控制住联邦预算赤字后，小布什再次允许联邦预算赤字增长。
2002年6月，他宣布了一项计划（“美国梦蓝图”），让低收入人群更容易买房，从而为房地产市场注入了更多的泡沫。
2008年9月15日，周一，凌晨1点43分，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申请破产，引发了大萧条以来最大的金融危机，某种程度上也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金融危机。即使在1929年股市危机最严重的时候，尽管利率一度飙升至20%，短期拆借市场也还是能够运转的。
几天之内，为金融和非金融公司提供信贷的核心融资市场几乎全部陷入困境，全球经济严重萎缩。一个经过几十年精心开发和不懈微调才形成的金融监管体系彻底溃败。
2007年8月，法国巴黎银行阻止了从次级抵押贷款基金中提款。2007年9月，英国人排队从纽卡斯尔的北岩银行取现，这是该国自1866年奥弗伦–格尼公司倒闭以来的第一次银行挤兑，
2007年10月24日，美林证券公布了其93年经营史上最大的季度亏损，高达23亿美元。
2008年一共蒸发了约50万亿美元的财富，接近全球GDP的4/5。
这场金融危机的根源，可以说是冷战结束之后美国社会出现的普遍繁荣的景象。
1989年柏林墙倒塌之后，世人对苏联推动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有了清晰的认识。民主德国是我们所见过的最接近受控经济体制社会实验的案例，
除了一小撮狂热分子外，大多数人都意识到他们关于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和政府管控的认知是错误的。
世界各国政府拥抱了竞争性市场策略，作为对计划经济的唯一替代。
发展中国家的消费水平并没有与人民的收入水平同步增长。大多数新兴市场地区的人民都有储蓄的习惯。他们出于对疾病和贫穷的恐惧希望多存一些钱，
1997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提醒了这些地区的人民储蓄是一种美德。
新兴市场地区的居民储蓄率从1999年占名义GDP的23%提升至2007年的33%，远远超过了投资占比。
利率和通货膨胀率的同步下降使资产价格出现抬升，特别是住房价格出现了显著抬升，最重要的是它还导致了货币政策与远期利率脱钩。包括美国在内的富裕国家的住房价格都出现了快速增长。
全球经济的泡沫在住房价格上涨和资产证券化兴盛的有害组合的助推下，被吹得越来越大。
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从理论上来说有很好的依据。这种业务模式可以让住房抵押贷款放款人获取全球范围内的储蓄余额，为他们发放新的贷款提供资金支持。同时，由于把全美不同区域的抵押贷款打包在一起，实际上降低了他们承担的风险。
发展到21世纪初，资产证券化业务实际上在鼓励这些人追逐更高的风险，而不是降低风险：因为发起贷款的放款人知道自己不会长期持有这些贷款，所以他们在放款之初就不会投入足够的精力去检验借款人的还款资质。
1990—2000年，房利美和房地美占美国住房抵押贷款市场的份额实现了翻番增长，它们发放的贷款总量相当于美国所有住房抵押贷款总量的约一半，但它们的自有资本金所能提供的缓冲效用是非常有限的。在美国历史上极少出现的政党团结一致，在这个时候也出现了：小布什和国会中的左派人士都希望这两家公司能够进一步扩展自己的业务，让贫穷的美国人，包括那些“不具备传统金融条件”的美国人都有机会实现“拥有自己住房的美国梦”。
美国住建部为房利美和房地美制定了宏大的目标，迫使这两家公司不得不以批量投资的方式购买次级资产证券，而不是持有独立的贷款收益权。
21世纪初，我们看到社会上出现了一个乌托邦式的经济泡沫，它完全笼罩了整个金融市场。消费者用住房等资产的价格升值部分来借取更多的款项。
量化分析师不断开发出各种复杂的金融工具，原本是为了降低风险，但实际效用是转移风险，并且导致了风险聚集。
时任花旗集团董事会主席和首席执行官查尔斯·普林斯在自己发表的言论中曾表达过这种担忧，2007年，也就是在危机爆发之前，他曾说过：“如果音乐停下来，那么我们所看到的流动性方面的情况会很复杂。只要音乐还在放，你就得站起来和大家一起共舞。我们现在一直在跳舞。”
那为什么政策制定者还不停止播放音乐，彻底制止人们共舞的行为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最近几十年连续出现的经济衰落现象对实体经济造成的冲击力较小，互联网泡沫造成的冲击在二战以后来说，只算得上一次温和的衰退，对全球GDP并没有产生任何实际的影响。1990—1991年的经济衰退是排名第二的缓和性衰退。1987年的经济衰退，道琼斯工业指数在一天之内下跌了22.6%。1998年的经济衰退，道琼斯工业指数在三天时间里下跌了11.5%，也主要是当时俄罗斯拖欠外债导致的。这些衰退都没有对GDP造成长远的影响。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曾经出现过一次“大缓和”的经济发展局面，也就是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段历史时期，这造成了美国社会有一种对使用杠杆漠不关心的态度。
就在2007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曾经表示：“全球经济风险已经从……2006年9月……之后出现了下降。总体上来说，美国经济运行良好，经济体中的各种信号都令人振奋。”
人们对于用于风险管理的数学模型盲目自信。有一份关于衍生品的定价模型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以至他的三位创设者［哈里·马科维茨（Harry Markowitz），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和迈伦·斯科尔斯（Myron Scholes）］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原本为了更有效地评估和管理风险而发明的各种工具，在现实中却成了以天量的速度和程度扩散风险的罪魁祸首。
这些评级机构往往都有数十年的从业经验，而且都得到美国政府的支持，但在现实中，这些机构的内部分析师在理解新金融工具造成的风险方面并不比广义上的投资界人士做得更好。
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是多种影响因素共同导致的，不仅仅是美国的货币政策。作为第一条反驳理由，美国的房地产市场从1998年就开始不断成长，这比美联储2001年下调利率要早。作为第二条反驳理由，房地产市场的兴盛是一个全球共同经历的局面：英国的房地产价格几乎与美国在同一时期开始上涨，而当时英国的货币政策要比美国紧很多。
可调节利率住房抵押贷款的发行量在住房价格达到巅峰之前的两年就已经出现了峰值。所以，在房地产泡沫爆发式增长的最后两年，房价的上涨肯定不需要由可调节利率住房抵押贷款来为其提供资金支持。
政策制定者通过三项政策预防危机向更严重的方向演化：第一项政策就是降低短期利率，从而提振经济，为整个经济体系注入更多的流动性；第二项政策就是救助大型金融机构，包括贝尔斯登和美国国际集团，预防危机的传播；第三项政策就是开展压力测试，以发现系统中存在的薄弱环节。
2010—2017年，社会生产力如果以每小时商业产出来衡量的话，年均只增长了0.66%。
用于反映经济健康程度的重要指标，比如生产力增长率和投资增长率，都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就已经开始放缓。
1998—2004年，美国经济出现了一次快速增长的局面，但现在看来，这次增长似乎只是一个长期下行周期中的一次短暂的特例，而不能代表科技力量驱动的经济增长新时代的到来。
美国最大的相对优势在于其创造性破坏的天赋。
在英国，伟大的企业家功成名就后便逐步减少业务并购买地产和贵族头衔，而在美国，没有比企业家更高等的贵族。
美国的繁荣在于它认可毁灭是创造的必经之路。美国拥有全球最自由的破产法，它允许公司倒闭；全球最大的国内市场允许人们搬迁到合适的地方，获得最丰厚的工作回报。美国能够接受，在发展的进程中，不得不废弃一些城镇和关闭一些工厂。
美国这个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国家却停滞不前。创造性破坏的各项衡量标准（从地域流动性、创立公司到社会对破坏的包容度方面）都呈下降趋势。美国和其他缓慢增长的成熟经济体（如欧洲和日本）对待创造性破坏的方式正日趋相同：用克拉梅尔的话来说就是一个“堡垒社会”，而且其中的大部分要素都变得萧条。
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报告指出，过去30年来地域流动性一直在减弱。
普通美国人迁移到经济热点地区已经变得越来越难。现在，一个典型的纽约人把全美平均工资的约84%花在房租上。这使一个普通人不太可能从堪萨斯州搬去曼哈顿。
30岁的人比其父母在同年龄时收入还要高的概率，从40年前的86%降至现在的51%。
尽管和很多欧洲国家相比，美国的劳动力市场仍更具流动性，但它依然可能重蹈欧洲的覆辙。一部分受保护的工人能长期保住工作，而越来越多的人徘徊在正规劳动力市场之外。
美国也正在丧失其标榜的拓荒精神。
今天，在这些拓荒者的后代中，大部分人因过于害怕失败而不敢踏上任何新道路。这个问题源于学校。2013年，马里兰州的一个学区禁止大力推动儿童荡秋千、把自制食品带入学校和在校园里送生日聚会请柬等行为。这种现象在大学里依然可见，教授因“安全空间”和“触发警告”发起指控。
美国人发现，相比上一代人，他们创办新公司更加艰难，而且即使创办了新公司也很难将其发展壮大。
新公司（成立时间在5年之内）在所有企业中的占比从1978年的14.6%下降至2011年的8.3%，而倒闭企业的比例一直维持在8%~10%之间。
在私营公司持有股份的30岁以下人士的比例从1989年的10.6%下降至2014年的3.6%。
公司创办比例的下降甚至蔓延至科技行业。新兴技术公司的数量在2000年达到峰值后就持续下降。
20世纪90年代，技术型企业家常常梦想让公司上市，自己成为下一个比尔·盖茨。现在，他们梦想把公司（或至少是创意）卖给一家科技巨头。他们成了既定秩序的屈从者，而非大胆的革新者。
《财富》100强企业收入在《财富》500强企业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从1994年的57%增至2013年的63%。
无业常常导致人们走向轻度犯罪和吸毒成瘾的生活：鸦片制剂和冰毒的流行进一步缩短了人们的寿命，并加重了社会的病态。
白人高中辍学者的比例从21%上升至42%。
黑人非婚生育的比例从1982年的48%上升至2008年的70%，
普林斯顿大学的安格斯·迪顿（AngusDeaton）和安妮·凯斯（AnneCase）指出，事实上，美国白人工薪阶层的预期寿命已经开始缩短，这种情况在工业革命以来首次出现。[
预期寿命的缩短是由于“死于绝望”人数的增加。毒品、与酒精相关的肝病和自杀在死亡原因中的占比正在上升，而心脏病和癌症等“中年杀手”的占比在下降。
其他富裕国家（如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正在积极吸引高素质移民。印度和中国的毕业生现如今也能在国内找到更多机会。
没有证据表明如果有更多人了上大学，经济就会更景气：约有40%的大学毕业生都找不到要求大学教育背景的工作。美国并不需要更多有学士学位的咖啡师。
国家为什么会停滞不前？最重要的原因是权益支出抑制了生产力的发展，即所有美国人都有权享受这套社会福利（主要是社会保险、国家老年人医疗保险制度和医疗补助计划）。
权益的一个矛盾之处，也是它难以进行改革的原因。美国人倾向于认为他们“赚到了”自己的权益金：他们只是在拿回自己放在信托基金里的钱和利息。
美国人整体上取出的钱比存入的多，
拿回自己的钱”是一种极强烈的幻觉，让改革变得几乎不可能。
在未来20年，65岁及以上的美国人数量会增加3000万，而适龄（18~64岁）美国工人的数量预计只会增加1400万。庞大的退休人群加上数十年权益自由化和扩张所遗留的问题，会让美国遭遇前所未有的财政挑战。
过去，高额的联邦支出和债务的增加大部分是战争导致的，战争总会结束，债务也会随着军事花费的萎缩而减少，但美国即将进入一段由透支的权益支出引发的高额联邦支出和债务的时期，这一定会发生，在不远的将来无可避免。
过度监管让美国无法展现其解决问题和鼓励创新的社会形象。
过度监管迫使企业创始人忍受噩梦般的经历，去拜访不同的政府部门，无止境地填写复杂的表格。
一个监管方面尤其令人沮丧的例子就是许可证制度的兴起。1950年，只有5%的工作需要许可证。到2016年，该比例已升至30%（
许可证制度把触角伸向了对健康和安全不存在潜在威胁的职业，比如花商、手工艺者、摔跤选手、导游、冷冻甜食卖家、二手书商和室内设计师。[
在得克萨斯州，想成为理发师的人要用一年多的时间学习理发，想成为假发制作师的要上300个小时的课，并通过笔试和实作考试。
亚拉巴马州迫使美甲师在参加实作考试前听完750个小时的介绍。
2016年，从未涉足公职的房地产大亨特朗普以“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竞选口号击败了经验最丰富的政治家之一希拉里，当选美国总统，震惊了全美、全世界，或许还有他自己。
在特朗普当选后，经济开始从近10年的停滞中复苏。股市在他获胜后立刻创下新高，投资者预期会出现更好的营商环境。失业率持续下降。蓝领工资增长超过了其他群体。财富效应开始显现：房价的持续上涨伴随着股价和商业资产价格的激涨，给GDP带来了大幅提升。
在本书撰写过程中，有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美国正处于滞涨初期，这是停滞和通货膨胀的危险结合，一开始看起来充满活力，最后会成为一片死寂，就像20世纪70年代曾发生过的一样。
伟大的企业家从不休息，他们需要通过不停地建设与创新确保自己的存活。他们都容易陷入挪威人所称的“Stormannsgalskap”状态，字面意思是“伟人的疯狂”。[
创造性破坏造成的损失往往比其带来的收益更明显。收益通常分布的领域很广，而且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体现出来，而损失往往集中在个别行业，并且即刻就会产生。
1900年，50%的美国家庭中每间屋子里居住的人数都不止一人。到1980年，仅4.5%的美国家庭还存在共享房间的情况。
2011—2016年，非农经济每小时劳动产出的增量年均只有微乎其微的0.7%，实际GDP每年仅增长2.2%。
经济滞胀在社会中制造出一股民粹主义的逆行历史潮流，对社会经济引擎发挥更大的效用造成了严重的威胁。
美国社会福利制度的演进史是一个最突出的案例，它充分说明，美国根本没有能力为全民福利提供充裕的资金。
最终，这种社会福利制度还是撞了南墙。1991年，瑞典全国陷入了被当地人称为“黑夜危机”的经济困顿时期：瑞典银行业流动性完全冻结，外国投资者对瑞典政府失去了信心，住房抵押贷款利率一度飙升至500%。
中国没有显示出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经济标兵的迹象。美国在创造未来的所有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例如人工智能、机器人、无人驾驶汽车，甚至金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