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的细节

当你觉得没有意义,那就一定存在与此相对应的意义之所在。

追求最优选择的初衷,最后往往会带来最坏的结果,通往地狱的道路总是看起来在走向天堂。

亚里士多德在《论智者的谬误》中为“智者”下了这样一个定义:智者的技艺貌似智慧其实不是智慧,所谓智者就是靠似是而非的智慧赚钱的人。

人生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的人生。

我们很容易发现相对主义的逻辑漏洞,当你认为没有什么是绝对的对,也没有什么是绝对的错时,你本身就是在主张一种绝对的观点,“没有什么是绝对的对,也没有什么是绝对的错”这种观点本身不也是绝对的吗?

奥威尔曾经说过:有些理念是如此愚蠢,以至于只有某个知识分子才可能相信它,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普通人会愚蠢到相信那些理念。

1965年纽约就曾发生过一个案件。有一个精神病人遭受护理人员强奸,结果生下一个女孩。这个女孩在成长过程中,遭受了很多白眼,生活非常艰辛,所以她长大后起诉医院。她认为正是因为医院让她出生,她才拥有如此艰难的人生。当然,法院最后没有支持女孩的诉讼请求。

不出世或无生命是否优于被苦难伴随的私生子的出生,我们无法作出选择。-《刑法的道德界限》(第一卷)

电影《无问西东》有一句台词:“如果提前知道你将面对的人生,你是否还有勇气重来一遍?”我在很多地方引用过爱比克泰德的这句话,“我们登上并非我们所选择的舞台,演出并非我们所选择的剧本”,我们没有一个人是自愿来到这个世界的,也没有一个人的人生剧本是你所选定的,我们无法决定出生、身高、智商、父母、家庭条件、贵人相助,人生能够决定的其实很少,也许连5%都到不了。

艾森豪威尔的母亲从小就对他说:人生就像打牌,无论你抓到一副多么烂的牌,都要把它打好。

按照现行刑法,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

人心隐藏着整个世界的败坏,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藏着一个张三。

我唯一知道的就是自己一无所知。-苏格拉底

这个世界最远的距离就是知道和做到。

我们生活在各种误解之中,但这本身就是人生常态。

我们在从事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但是遇到阻力时又会觉得毫无意义。虽然在逻辑上,我知道这是不对的。

当你觉得没有意义,那就一定存在与此相对应的意义之所在。

人类的经验和历史不断地告诉我们,追求最优选择的初衷,最后往往会带来最坏的结果,通往地狱的道路总是看起来在走向天堂。

这个世界充满着太多的聪明的“智者”,他们用各种似是而非的观点蛊惑着人们,让我们日益肤浅与独断。

亚里士多德在《论智者的谬误》中为“智者”下了这样一个定义:智者的技艺貌似智慧其实不是智慧,所谓智者就是靠似是而非的智慧赚钱的人。

看见的不用去相信,看不见的才用去相信。

并不是所有的怀疑都会导致虚无,很多怀疑是为了更加地确信。

人生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的人生。

《刑法》第二百六十一条规定了遗弃罪:对于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负有扶养义务而拒绝扶养,情节恶劣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已届风烛残年的柏拉图回首一生,写下了他最后一部作品《法律篇》,他开始认为,只有法治才是现实的。

如果正义只是人的一种发明,那它不过是一种假设。

多人信奉色拉霍马叙斯的哲学,认为没有什么是绝对的对,也没有什么是绝对的错。如果要给这种立场贴上一个标签,这叫做相对主义。

怀疑主义,迟早也会滑向相对主义的深渊。

我们很容易发现相对主义的逻辑漏洞,因为当你认为没有什么是绝对的对,也没有什么是绝对的错时,你本身就是在主张一种绝对的观点,“没有什么是绝对的对,也没有什么是绝对的错”这种观点本身不也是绝对的吗?

在法律中,我们认为良善是存在的,一如圆一样,由于人类的有限性,我们画的圆都不完美。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智力和智慧是两码事,很多人有智力,但不一定有智慧。

托马斯·索维尔提醒:智慧是从你经历的一切中获得理解,它并非头脑中的智力游戏。智力的反义词是迟钝,智慧的反义词是愚昧,愚昧比迟钝会带来更大的危险。很多智力发达的人也许非常愚昧。

奥威尔曾经说过:有些理念是如此愚蠢,以至于只有某个知识分子才可能相信它,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普通人会愚蠢到相信那些理念。

翻开人类的历史,充斥着愚蠢的智力发达人士。

没有丝毫反抗能力的帕克只能发出微弱的反抗声:“为什么是我?”三人靠帕克的血和肉存活下来。

张三遭到李四追杀,看到王五骑着摩托车,于是把王五的摩托车抢走,导致王五摔伤,这是张三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损害了王五的财产和健康。利大于弊,所以张三不构成犯罪。

法院宣布杜德利和史迪芬斯构成谋杀罪,并处以他们绞刑。后来维多利亚女王宣布赦免,将死刑改为监禁半年。

“你希望别人怎么对你,你也要怎么对待别人”,这是普适的道德金律。

人们很容易把价值观与偏见等同起来,但两者有云泥之别。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偏见,这种偏见其实就是一种价值观,有偏见的价值观并不可耻,可耻的是不愿意倾听他人的观点,也拒绝通过他人的观点来修正自己的价值观。

偏见的人无法容忍也不愿意倾听他人的观点,通常都自以为优越,无法容忍质疑。

我们可能有一种道德上的义务,我们可以为了保全别人的生命来牺牲自己,但这只是个人的一种道德义务,你不能够把它演变为我可以牺牲他人来保全我自己或保全另一些人的生命,因为道德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一种自律,而不是他决。

如果我们无法找到一个为之而死的信念,我们也不可能拥有一种信念为之而生。

定罪量刑中法律判断要优于道德判断。

虽然道德不能作为惩罚的积极根据,但是可以作为排除惩罚的消极理由。

关于“死亡”,其实在法律中没有明确的定义,但在刑法理论中采取了医学上关于死亡的标准,也就是综合判定说,具体的解释是:以心跳停止、呼吸停止和瞳孔反射消失三个要素结合起来判定人是否死亡。

在医学上,心跳停止、呼吸停止和瞳孔反射消失三种要素其实互相依存,只要一种机能不可逆转地停止,其他两种机能也会在几分钟内就停止。

“植物人”脑干功能是正常的,昏迷只是由于大脑皮层受到严重损害或处于突然抑制态状,病人可以有自主呼吸、心跳和脑干反应,而脑死亡则无自主呼吸,是永久、不可逆性的。

对于植物人通常不需要呼吸机的维持,家属可以把患者带回家自行照顾,但脑死亡患者必须靠呼吸机来维持“活着”的假象,所以,植物人有苏醒过来的可能,但脑死亡从死里复活的可能性很小。

1965年纽约就曾发生过一个案件。有一个精神病人遭受护理人员强奸,结果生下一个女孩。这个女孩在成长过程中,遭受了很多白眼,生活非常艰辛,所以她长大后起诉医院。她认为正是因为医院让她出生,她才拥有如此艰难的人生。当然,法院最后没有支持女孩的诉讼请求。

不出世或无生命是否优于被苦难伴随的私生子的出生,我们无法作出选择。-《刑法的道德界限》(第一卷)

电影《无问西东》有一句台词:“如果提前知道你将面对的人生,你是否还有勇气重来一遍?”我在很多地方引用过爱比克泰德的这句话,“我们登上并非我们所选择的舞台,演出并非我们所选择的剧本”,我们没有一个人是自愿来到这个世界的,也没有一个人的人生剧本是你所选定的,我们无法决定出生、身高、智商、父母、家庭条件、贵人相助,人生能够决定的其实很少,也许连5%都到不了。

艾森豪威尔的母亲从小就对他说:人生就像打牌,无论你抓到一副多么烂的牌,都要把它打好。

法院最后就认为莱恩有罪,理由是即使莱恩能够确诊睡眠性交症,但是头一天晚上他喝了不少酒,他喝酒是自愿的,酒精可以成为睡眠性交症发作的一个诱因。莱恩故意让自己陷入无能力状态实施了犯罪,自然要承担刑事责任。

很多时候过分的逻辑推演会把我们逼向怪圈。因为人类的逻辑推演,往往前提并不稳定。就像搭积木一样,你感觉你搭得很好,但是搭得越高,倒掉的可能性就越大。

《水浒传》中的宋江题写反诗之后,为了保命,戴宗建议宋江装疯。“只见宋江披散头发,倒在尿屎坑里滚,见了戴宗和做公的人来,便说道:‘你们是甚么鸟人?’……‘我是玉皇大帝的女婿。丈人教我领十万天兵来杀你江州人,阎罗大王做先锋,五道将军做合后。与我一颗金印,重八百余斤……’”

按照现行刑法,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

刑法惩罚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一个人在自由意志的前提下选择了进行犯罪,在道义上就要对他施加惩罚。这也是为什么对于一名精神病人,如果他完全丧失辨认能力或控制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他没有选择能力,对他施加惩罚就是不人道的。

这个世界很多时候是善与善的对决,所以法律永远是一种平衡的艺术。

程序正义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防止国家权力滥用,比如在法律的证据规则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规则就是非法证据排除。也就是控方提出的证据,如果是采取非法手段获得的,那就应当被排除,这也是程序正义为了限制强大的国家权力,避免其滥用。

辛普森案,除了陪审团,因为被告是黑人,法院担心种族歧视的问题,还专门派了一个日本裔的法官来主持。

在刑法中,“疑罪从无”是一个基本的刑事程序规则,也就是如果检方不能得到超出合理怀疑的证明,那就要做出无罪的判决。

关于辛普森案,虽然有83%的美国人认为辛普森在此案的指控中其实是有罪,但90%以上的人认为法院的判决是公正的。程序正义的意义也就在于追求一个多数人可以认可的判决结果。

辛普森案这个非常经典的案例告诉我们,我们不能按照自以为是的方式来寻找正义,只有通过程序性的规则,人类才可以接受一个有缺陷的正义。如果我们为了追求完美的实体正义,而无视程序规则,也许在某个个案中会实现正义,但却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使得每一个无辜公民都有可能成为刑罚惩罚的对象。

在辛普森案中,辛普森虽然在刑事案件中胜诉被无罪释放,但在刑事审判结束4个月后,两位死者的家人以非正常死亡为由起诉辛普森,要求民事赔偿。在这场民事案件中,陪审团认定,辛普森对两位死者的死亡负有民事责任,辛普森需要赔偿受害者家庭3350万美元。

法律分为公法与私法。民法属于私法,它调整的是平等主体的关系,因此在民事诉讼中的证据规则是优势证据标准,换言之,只要原告可以提出优势证据证明辛普森实施了伤害行为,就可以胜诉。用数学公式来说,你如果提出了51%对你有利的证据,这个就叫优势证据,你就可以胜诉。

刑法是公法,它调整的是国家和被告人之间的关系,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被告人几乎没有还手之力,因此对国家权力要加以严格的限制,避免权力的滥用。刑事诉讼中只要被告提出了不构成犯罪的合理怀疑,“皮球”就踢到了代表国家的检察机关,它必须得到超出合理怀疑的证明去反驳被告的主张,如果达不到这种标准,就要做出对被告人有利的推定。

2007年9月,辛普森和一群朋友持枪闯入拉斯维加斯的一所赌场酒店,抢劫两名商人,最终被判处33年有期徒刑。

张玉环在服刑期间一直申诉,主张自己的两份有罪供述都是在警方刑讯逼供下做出的,在申诉状中详述了刑讯逼供的经过。每周他都给相关申诉单位写一封信,寄出的上诉信,累计至少有千余封。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对于有下列情形的人,任何公民都可以立即扭送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处理,其中之一就是“正在实行犯罪或者在犯罪后即时被发觉的”。

日本刑法第178条,“乘人心神丧失或不能抗拒或使之心神丧失或不能抗拒而为猥亵行为或奸淫之者”,按强制猥亵罪或强奸罪处罚。

人心隐藏着整个世界的败坏,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藏着一个张三。

一个尊重别人的人,就不会把他人当作玩物;一个尊重人性的人,同样也能够尊重自己,而不会沉溺于这些败坏低级的趣味之中。

1985年的跨国代孕案——Baby Cotton。在美国的一个代孕机构的组织下,英国妇女Kim Cotton为一对美国夫妇代孕,约定孩子出生后归美国夫妇,Kim将得到6500英镑的酬劳。可当孩子出生后事情出现了反转,Kim看着婴儿健康可爱,突然不愿意将孩子交给美国夫妇,因此双方闹上法庭。经过调查,法院认为美国夫妇作为孩子的父母是合适的,最终法官按照最有利于儿童利益的原则,裁定孩子归美国夫妇。

德国的民法还明确规定了什么叫做母亲。它说“子女的母亲就是生该子女的女子”。

美国就曾有个怪异的案件,某女为一富商提供按摩服务,结果偷偷保存了该男子的精子,回去自己人工授精生了孩子,后向男方主张对孩子的抚养费。

有时我们会发现法律问题太过复杂,但是真正复杂的并不是法律,而是人性。

真正的智慧一定是否定性的,也就是承认自己的无知。读书就是为了攀登智慧的阶梯。这其实是一种悖论性的存在,我们因为无知而读书,读书又让我们真正地承认自己的无知与浅薄。拒绝读书当然是一种愚蠢,但是因为读书而滋生出骄傲与傲慢是一种更大的愚蠢。

你如果行善事,人们会说你必定是出于自私的隐蔽动机。-特蕾莎

我唯一知道的就是自己一无所知。-苏格拉底

未经省察的人生没有价值。-苏格拉底

人越是喜欢探讨抽象概念,人越是觉得自己崇高。因为你越觉得抽象的人可爱,你就会越觉得身边的人不可爱。因为忙着爱人类,以至于没有时间爱具体的人。

当时也想听一下到底什么案件,因为我也已经考过律师执照了。但是在车上,我自始至终没有说出我的身份,说白了我还是有点担忧,也不想惹麻烦。

这个世界上有太多关于好的标准。good如果加个s就变成了goods,就变成了商品。

我从1999年读研究生期间就开始讲课,当时是讲自考,目的主要是为了补贴生活费,从那时开始,父母基本上就不再给我生活费了。

卑微的起点会促使你开始一件事,但是让你坚持下来的,一定是热情和使命。

最早的大学里只有三个专业,神学、医学和法学。当一个人的灵魂出了问题,他需要神学;当身体出了状况,需要医学;而当社会出现了问题,那就需要法学。

人生大多有两种路径来实现自己的追求,一种是找到一个自己热爱的事业,另一种是热爱自己选择了的事业。

作为学者,我们经常会思考许多崇高与深邃的观念,但是我们经常误以为自己想到了、说到了,也就做到了。

这个世界最远的距离就是知道和做到。

《麦田里的守望者》,里面有这样一段话:一个不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英勇地死去;一个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卑贱地活着。

我们生活在各种误解之中,但这本身就是人生常态。

Written on September 17, 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