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性泡沫
融资平台的主要资金来源是信托产品和理财计划，以及类似具有刚性兑付特征的影子银行产品。
中国目前所面临的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新增货币供应难以流入并服务于实体经济，以及诸多投资领域里的投机和泡沫频现，其实都是这种刚性泡沫在经济金融不同领域的不同反映。
中国投资者在面对违约事件时，之所以表现得如此沉着和冷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经济和金融体系里广泛存在着“隐性担保”。
超过一半以上的中国A股市场投资者没有上过大学或接受过更高等的教育。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先生在2014年的博鳌亚洲论坛中发言，认为中国企业的负债水平已经达到了高得惊人的地步。
企业高负债却不能通过破产实现退出，直接结果就是产能过剩。
给中小企业提供的贷款，有的时候可以带来年化利差高达10%左右的收益，远远超过了很多国有企业主营业务的盈利能力和利润水平。
中国的影子银行其实就是传统银行创造出来的自己的影子罢了。
美联储需要创造一场房地产泡沫，为互联网泡沫崩盘埋单。 ——保罗·克鲁格曼
即使是和很多发达国家平均65%的城镇化比例相比，目前中国54%的城镇化比例也并不算太低，这还不包括官方统计没有包含在内的流动工人和没有户籍的流动城市人口的比例。
和法国、英国、日本相比，中国的人均住房面积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很多发达国家的水平。
90%的中国家庭拥有自己居住的主要房产，这一比例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63%和美国的66%。
国内买房的“刚需”来自于投资和投机的刚需，而非安居乐业的消费性需求。大多数家庭买房不是为了消费，而是为了投资获利。
即使房地产市场不出现下滑，而只是不再重复过去几年的增长，很多地方政府也会面临无钱推动新开工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开发项目的难题。
缺乏有效的卖空机制使房地产市场成为主要资产类别里最容易出现泡沫的一个领域。
中国A股市场的另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就是，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利用资产注入、关联交易、价格转移和利润转移等方式，在上市公司和自己或所控制的非上市公司之间进行利益输送，以达到牺牲广大中小股东，有利于公司实际控制人的目的。
温州商人自己也很无奈：“投资实业回报这么低，银行存款利息这么低，我们也是被逼无奈选择高收益的投资机会啊。”
西南财大的一项研究表明，中国的基尼系数很可能达到0.61。
经济停滞和高失业率会让年轻一代产生强烈不满，还可能会因此动摇社会的稳定。
中国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于中国严重的产能过剩负有直接责任。伴随着每一个五年计划的颁布，都会有一批重要支柱性产业的规划出台。
国企高管和政府官员之间的岗位轮换使得国有企业的领导不可避免地把讲政治和获得仕途发展，当作比企业利润最大化更重要的目标。
在主要的发达国家里，大部分国家的基尼系数在0.3~0.4之间。
地方政府的资金主要来自于土地出让和房地产开发相关的融资平台。而融资平台的主要资金来源，恰恰是信托产品和理财计划，以及类似具有刚性兑付特征的影子银行产品。很多自身投资回报率很低或者投资风险较高的投资项目，由于影子银行所提供的隐性担保，摇身一变成为收益较高、相对比较安全的信托产品。
由于中国的投资者相信，政府会对自己所投资的产品提供隐性担保，并且保证自己投资本金和投资收益的安全，所以才会把资金投入到这些风险相对较高的信托产品和理财计划里。
政府推动短期经济增长用心良苦，虽然在短期达到了政策目标，但是却在不经意间扭曲了全社会对于风险的判断和投资者的风险偏好，扭曲了投资收益和风险之间的平衡关系，以及资本这一重要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
中国目前所面临的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新增货币供应难以流入并服务于实体经济，以及诸多投资领域里的投机和泡沫频现，其实都是这种刚性泡沫在经济金融不同领域的不同反映。
中国投资者在面对违约事件时，之所以表现得如此沉着和冷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经济和金融体系里广泛存在着“隐性担保”。也就是说，因为有人会为违约而埋单，所以投资者大可不必担心自己的投资和资金安全。
由于监管机构对于银行贷款的要求，很多通过影子银行借款的企业，都来自于煤炭、钢铁、水泥等产能严重过剩的行业，或者是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这类难以通过传统银行进行融资的企业。
那些许诺高回报的信托产品计划，曾经成为中国金融体系最重要的增长点，不但承担了很大比例的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同时也承担着大量传统行业、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融资需求。
中国的房地产行业也存在类似的“隐性担保”现象或者说相信“隐性担保”的现象。购房者相信中国政府一定会保证他们的投资可以获得丰厚的收益，如果因为房价下降而导致他们蒙受损失的话，他们一定不会善罢甘休。国内曾经多次发生购房者高价买房之后，因为开发商降价，而在售楼处进行示威，甚至劫持售楼人员，破坏售楼处的现象。
由于证监会拥有批准公司上市的权力，而且获批的都应该是从公司的发展潜力和财务指标来讲非常优秀的公司，因此，一旦出现市场大跌，或者因财务造假等原因而令投资者蒙受损失的情况，投资者便聚集在证券公司、证券交易所或者证监会门前示威游行，这种情况过去二十多年在中国比比皆是。
产能过剩的企业之所以敢债台高筑，就是因为它们相信如果投资真的失败，那么政府和国有银行一定不会坐视不管。
“中融信托事件”就是一个这种思路的典型例子，案件中的山西振富能源公司就是因为得到了山西省政府的支持，才大张旗鼓地进行一轮又一轮的产能扩张的。像振富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譬如曾经风光无限的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和江西赛维太阳能高科技有限公司，也都是在政府明里暗里的鼓励和担保支持之下，才进行了大量的新增产能投资，而最终导致企业资不抵债，又不得不寻求地方政府和国有银行的救助。
中国的信托产品和影子银行，与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各国金融机构所广泛兜售的信用违约掉期（CDO）产品，有类似之处。时任花旗集团CEO（首席执行官）的查克·普林斯在金融危机爆发后说，“我们知道（这些产品）有很多风险，也会带来复杂的后果。但是，只要音乐还在播放，我们就必须不停地起舞。”
2014年中国的房地产调控，使全国爆发了多起开发商售楼处或者办公室被破坏的案件，而实施这些案件的犯罪嫌疑人不是别人，正是刚刚在这些楼盘购买了房屋的购房者。
房地产市场里的投资者和全球其他领域的投资者一样，其实都没有充分意识到自己所进行的投资背后所蕴含的风险，对自己的投资前景持有天真的、过分乐观的预期。
在购房者的集体抗议和要求下，地方政府往往会介入购房者和房地产开发商之间的争执。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政府都会通过建议开发商为购房者提供一定方式和程度的补偿，例如免物业费、提供免费车位等来息事宁人。毕竟，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的行政长官希望在自己的辖区内，出现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和苗头，这既对社会和谐没有好处，更会给自己今后的升迁带来麻烦。
由于房地产开发商在土地招标和项目审批的时候都必须要和地方政府搞好关系，因此，很多时候房地产开发商都会屈从于地方政府的指令和压力，为抗议示威的购房者提供一定的好处，以使抗议者停止闹事。
浑水公司的卡尔森·布洛克在2011年揭发了一个骗局，他指出在多伦多股票交易所上市的嘉汉林业公司是一个涉案数十亿美元的庞氏骗局，并且在这个庞氏骗局背后，还有大量的财富盗取行为。
调查表明，超过一半以上的中国A股市场投资者没有上过大学或接受过更高等的教育。
每年在中国申请破产和成功完成破产保护的企业数目还不如荷兰和比利时这样的欧洲小国每年所处理的企业破产案例多。
无论是在A股市场、房地产市场，还是在影子银行市场，广大中国投资者都坚信，中国企业肯定会受到各级政府的救助，肯定不会面临破产和倒闭的风险。这也直接导致他们认为自己的所有投资都是安全无风险的。
中国企业的债务问题已经变得如此之严重，以至于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先生在2014年的博鳌亚洲论坛中发言，认为中国企业的负债水平已经达到了高得惊人的地步。
2013年德国的企业负债水平是49%，美国是72%，日本是99%。据央行统计，中国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在从2012年的106%上升到了2013年的110%，远远高于很多发达国家的水平，甚至远远高过亚洲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企业负债水平。
按照财政部的统计，中国国有企业的总资产共计人民币91.1万亿元，总负债共计59.3万亿元，杠杆率达到65%，高过很多同行业民营企业的负债水平，反映出中国国有企业对中国企业高负债率负有主要责任。
很多国有企业之所以敢于不断增加自己的负债，是因为它们清醒地了解，给它们贷款的国有银行不会对自己采取严厉的惩戒，自己的债务最终将化为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而由于国有银行的独特身份和在中国经济中的重要地位，这些不良贷款最终会由中央和地方政府显性或者隐性地来承担。
企业高负债却不能通过破产实现退出，直接结果就是产能过剩。
根据国家统计局不完全的官方统计，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造船等行业的产能利用率分别只有72%、73.7%、71.9%、73.1%和75%，也就是说，这些行业的产能过剩率至少有25%。中国产能过剩的数据严重高于其他各主要经济体。
在如此高产能环境下，仍然有更多的投资和更多的在建项目在进行中，也就是说，等到今后几年这些项目完成的时候，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将变得更加严重。
即便在如此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面前，很多习惯了过去十几年迅速资产增值和市场扩张的中国企业，仍然进行着大规模的举债和高速扩张。企业家们仍相信，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企业不但能够获得政府更多的关注和支持，还能够在和国有银行或者金融机构讨价还价的时候，获得更大的竞价能力。很多企业家认为一旦自己的企业做大，那么地方政府一定会对自己的发展给予大力的支持，并且当自己面临困境和挑战的时候，地方政府一定不会坐视不管。
虽然短期的疯狂投资和高速增长看起来非常有吸引力，但是它们也会带来那些始料不及的、让人非常难以处理的长期的问题和后果。
所属辖区的经济发展速度一向是中国地方官员眼中的头等大事，因此通过借款投资推动当地经济短期内快速发展，成为很多地方官员相互之间传授的锦囊妙计。
虽然中国在此期间推出了史无前例的4万亿救市政策，但有趣的是，中国政府自身的杠杆率似乎并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在同期出现明显的增加。这其中的玄机，很可能就在于中国的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和地方政府（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和地方国有企业）在这一过程中增加了自身的负债和杠杆率。
因为只有国有企业才能够从银行手里轻松地获得大量的低息贷款，所以很多国有企业可以通过向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来获得丰厚的回报。这种给中小企业提供的贷款，有的时候可以带来年化利差高达10%左右的收益，远远超过了很多国有企业主营业务的盈利能力和利润水平。这样一来，国企只要学会放贷就可以了，几乎可以不必再费力开展它们的主营业务。
国有企业、政府和银行之间的共生的行为，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国有企业的运营和融资决策往往会明显背离市场经济追求效率、公平、利润最大化的基本规律。
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在过去3年中的增长速度仍然是非常让人震惊的。如果按照这一速度发展下去，中国政府的债务到2020年将达到50万亿人民币左右，也就是2013年中国GDP的总和。
中国地方政府并没有自己独立的资产负债表，无须也无法对自己的融资行为和负债完全负责。中国地方政府的信用，归根结底，是中央政府实际上向地方政府提供的大量刚性兑付和隐性担保的信用。
由于投资者对于风险的忽略，导致在中国金融体系里融得的大量资金被传输到那些具有强烈融资需求，同时也愿意支付高成本进行融资的企业手里。这些企业和融资方往往就是中国的房地产开发商、地方政府和很多处于严重产能过剩行业的企业。
愿意支付最高融资成本的借债者，自身的风险也是整个经济体里最高的。
房地产行业这一过去10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背后最重要的推手和驱动力，恰恰很可能是中国产能过剩最严重的行业。
投资中最可怕的说法是“这一次不同了”。 ——约翰·坦普尔顿
把新产品募集到的资金用于给老产品还债，这就是所谓的资金池业务。过去几年，信托公司通过大力发展这种业务，找到了一种既能够迅速扩张规模又不至于引发违约风险的终南捷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资金池业务的做法和金融历史上所说的庞氏骗局有类似之处。只要新的资金能够源源不断地通过银行间市场的企业债进入影子银行体系，那么中国影子银行业的规模就可以无限制地扩大下去。
2012~2013年的几项研究表明，高速发展的委托贷款业务中，超过1/3的资金都投向了中国房地产行业。
和西方的影子银行不同，中国的影子银行并非是为了和传统银行业进行竞争，而很大程度上是由传统银行业催生，为传统商业银行业服务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的影子银行规模之所以如此之大，是因为中国的传统银行规模非常大，所以中国的影子银行其实就是传统银行创造出来的自己的影子罢了。
惠誉评级公司（Fitch Ratings）的研究表明，中国全国债务总规模在2008年时是中国GDP的128%，到2013年，这一比例已经上升到了216%，也就是说在5年的时间里上涨了一倍。如果中国政府采用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来干预经济发展的话，那么到2017年，中国国家的债务总规模将可能达到同期GDP的271%。
中国影子银行之所以发展到今天的规模，很大程度上离不开中国政府对影子银行业所提供的隐性担保。
美联储需要创造一场房地产泡沫，为互联网泡沫崩盘埋单。 ——保罗·克鲁格曼
根据中原地产的统计，从2004年5月到2014年3月的几乎10年时间里，中国最主要的4个一线房地产市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房价，分别上涨了374%、346%、505%和420%。
在日本房地产泡沫顶端的1990年，日本东京都的土地价值达到4.1万亿美元，大概相当于当时美国全国的土地价值，是美国同期GDP的63.3%。
有趣的是，有人估算北京2012年的土地价值总额已经达到了10万亿美元左右，相当于美国同期GDP的61.6%。随着中国房价从2012年到2014年进一步上涨之后，以土地价值总额这一标准衡量，北京的房价很可能比东京在房地产泡沫顶端时的泡沫更加严重。
即使是和很多发达国家平均65%的城镇化比例相比，目前中国54%的城镇化比例也并不算太低，这还不包括官方统计没有包含在内的流动工人和没有户籍的流动城市人口的比例。同时可以看到的是，很多流动工人对于在城市买房既没有兴趣也没有能力。
和法国、英国、日本相比，中国的人均住房面积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很多发达国家的水平。
西南财经大学的中国家庭消费金融调查表明，90%的中国家庭拥有自己居住的主要房产，这一比例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63%和美国的66%。
归根结底，国内买房的“刚需”来自于投资和投机的刚需，而非安居乐业的消费性需求。大多数家庭买房不是为了消费，而是为了投资获利。
根据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著名经济史学家和市场泡沫专家金德尔·伯格的定义，泡沫是指那些由投机者（而非投资者）出于对价格上涨的预期（而非对资产基本面盈利能力的预期）而导致的资产价格快速上涨但最终大幅下跌的过程。
如果房价没有任何上涨空间，而以当前房价计算，年房租只是房价的1.5%~2%的话，估计新婚型和改善型“刚需”都会转为租房，而不会选择买房。
阴阳合同不只帮助了交易相关方逃税，还导致官方通过房地产交易记录获取的交易信息失真，导致官方统计出来的房价被严重低估。此外，由于在房地产调控中，地方政府希望通过房价下跌来反映自己对于中央政策的支持，因此很多时候，地方政府和执法部门也会选择对这种做法不闻不问，甚至加以鼓励，借此来书面地压低当地房地产价格。
安徽省合肥市负责城市改建的官员方广云在接受调查后，承认名下拥有18套公寓。这和名下一共拥有192套公寓的广东省官员赵海滨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中国人不愿意租房而愿意买房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在中国，租户的权益得不到合理的保护。
中国政府在2005年、2007年和2012年都对房地产行业进行过深入的调控，以平息社会对于高房价的不满。
在2012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温家宝总理就多次提出房地产市场调控的目的只是为了能够让房地产市场的价格稳步发展，而非打压和下调。习惯了中国的中庸文化和中国政府传达信息方式的投资者，能够很清楚地体会到其中的意思。
没有中国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对房地产市场或明或暗的支持和鼓励，中国的房地产行业是不可能发展到今天的状态的。
房地产市场在中国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里占到了20%~30%的比例，如果考虑到和房地产相关的钢铁、水泥、建材、化工、家具、电器、装修等各相关领域的话，房地产及相关领域的经济体量就占到了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的1/3以上。
房地产及其相关领域已经成为中国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最主要的来源。2013年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达到4.12万亿元人民币，地方政府通过土地出让和房地产开发相关的活动又收取了1.06万亿元的税收和费用。这两项费用相加基本上达到了2013年中国地方政府5.2万亿元人民币的财政总预算的75%。
即使房地产市场不出现下滑，而只是不再重复过去几年的增长，很多地方政府也会面临无钱推动新开工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开发项目的难题。
如果某地GDP增长速度落后于全国或者全省水平的话，那么该地政府官员很可能就升迁无望了。因此很多地方政府不惜通过高息，以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大规模举债，来推动当下经济增长。
购房者的低杠杆率确实是中国房地产市场风险控制领域所取得的一个成绩。
即使中国居民在房地产市场投资中的杠杆不是很高，也并不代表中国房地产领域的整体杠杆率很低。中国的房地产开发商其实在过去几年从各种不同渠道借了大量的钱。
房地产市场供给方的杠杆率不但高于中国很多其他行业，而且也明显高于几乎所有其他国家的房地产行业。
中国中西部地区尤其是二三线城市目前已经达到了平均每个居民拥有一套住房的极端比例。
中国家庭的规模在不断缩小。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进一步加剧，中国家庭规模已经开始缩小，并且会在今后的几十年间持续缩小。缩小的家庭规模也就意味着对于住房面积和规模需求的减弱。
户籍管理过程中对于流动人口估计的不足，有可能导致对于中国目前城镇化率的明显低估。
在盲人的世界里，独眼龙就是国王。 ——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
即使是在纳斯达克这样的发达交易市场，做空交易的比例也不超过整个市场的10%。
研究表明凡是和做空者进行激烈斗争的上市公司，或者威胁要起诉做空者的上市公司，最终往往是真的存在财务造假和不法行为的公司。
2008年金融危机时，雷曼兄弟曾威胁要起诉做空该公司股票的绿灯资本的创始人，状告他们故意散布对雷曼不利的消息，压低雷曼公司的股票。结果还没来得及启动诉讼程序，雷曼兄弟就宣告破产，结束了其一百多年的经营。
美国还有研究指出，缺乏有效的卖空机制使房地产市场成为主要资产类别里最容易出现泡沫的一个领域。
有时过多的呵护反而会养成投资者不负责任的习惯，导致他们蒙受更大的损失。
很多公司，包括很多创业者都把越来越多的时间和精力花在如何完成上市上，而不是如何提升自己的产品、做好自己的企业上。
通过上市赚取短期高额收益的动机和心态，导致中国A股市场长久以来一直很难培养出一种有利于长期价值投资者的投资理念和环境。
由于资本项下管制的限制，中国大量的投资性资金被局限在中国资本市场内部。由此而产生的大量资金追逐少量投资机会的现实，导致了中国境内几乎所有的资产类别，无论是楼市、股市，还是艺术品市场，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泡沫。
中国的新发上市股票在全球资本市场里可能是表现最差的。2011年在中国A股市场上市的270家公司里有65家企业在上市之后马上披露其盈利增长出现明显下降，其中更是有20多家企业在上市之后马上披露亏损。
中国A股市场上市的审批过程既没有给投资者带来准确的信息，也不能保证上市公司的真正资质，根本没有达到保护投资者的目的。
为了挽回互联网泡沫崩盘之后美国的经济衰退和下滑，格林斯潘不得不继续采取积极宽松的货币政策来稳定和推动资产价格。这一次，他的目标指向了美国的房地产市场。
在西方比较成熟的资本市场里，监管机构对于公司的资质和今后的发展潜力不进行任何判断，只是要求公司达到最起码的信息披露。至于公司是不是有潜力，是不是应该享受比较高的估值，是不是值得收购，则完全留给交易的承销商和市场的投资者自己去判断。这种买者责任自负，卖方完全准确地披露信息的过程，会强迫投资者对自己的投资负责。
在过去20年里，大多数西方国家的企业正在走更加专业化的道路。而专业化的主要动力恰恰是因为资本市场难以理解多元控股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中国企业不分红的现象非常严重和普遍，以至于2013年时任证监会主席的郭树清先生就曾经明确希望和要求中国上市公司要多分红。
中国A股市场的情况有所不同。由于新股发行制度提供的隐性担保，只要公司能够成功上市，就可以通过股市获得大量廉价的资金，同时不用担心公司的业绩压力和退市的风险。这样一来，上市公司哪还会有什么动机要提升自身业绩，分红回购股票，来努力让股东高兴呢？
中国A股市场的另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就是，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利用资产注入、关联交易、价格转移和利润转移等方式，在上市公司和自己或所控制的非上市公司之间进行利益输送，以达到牺牲广大中小股东，有利于公司实际控制人的目的。
余额宝和其他类似产品的成功仍然反映出中国经济里金融压制程度之深，以及中小企业对于财富管理和金融投资服务的极度渴求。
由于每一个投资者都认为中国政府会为阿里巴巴公司和余额宝提供担保，我们便再次知道了为什么中国所有的企业都有强烈的扩张意愿：因为企业越大，才越有可能得到政府关注，也才越有可能获得由政府提供的刚性兑付和隐性担保。
上海保税区一共储有75万吨以上的金属铜，是青岛港储铜规模的10倍以上。真正让人担忧的正是在这里，有人猜测，这么大规模的港口仓储铜，80%以上是被用于融资的。
根据高盛的研究，中国自2010年以来利用金属铜作为抵押品进行的投融资规模很可能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惠誉评级公司的分析师乔纳森·科尼什在报告中指出，中国的真实债务规模从2008年占GDP的130%，上涨到了2012年占GDP的200%。他的研究指出，以金属铜融资和铁矿石融资为代表的非传统性融资平台和融资方式，对中国信贷和债务规模的快速扩张，负有非常重要的责任。
温州商人自己也很无奈：“投资实业回报这么低，银行存款利息这么低，我们也是被逼无奈选择高收益的投资机会啊。”
中国游客在全球进行大规模的疯狂扫货，扫货的目标从奢侈品手袋到婴儿奶粉，从电饭煲到马桶盖，帮助全球各大公司提升其财务状况和股价；中国企业和高净值人士也在全球狂热地收购国际品牌、国际公司，购买国际豪宅。纵观世界历史，上一次看到如此惊人的购买力，还是在1980~1990年日本房地产泡沫期间。
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三个驱动力，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三驾马车”：出口、内需和投资。
随着人民收入的逐渐提升，中国将完全丧失廉价劳动力这一在过去30年推动中国外贸出口高速发展的最主要优势。
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家庭摆脱贫困，年轻一代中国人对于像其父辈一样辛苦工作、牺牲自我的生活方式越来越不感兴趣，而更希望追寻自己的兴趣和梦想。
2000年耐克公司全球销量的40%是在中国制造的，到了2013年这一比例已经下降到30%，而中国的邻国越南现在生产耐克全球销量的42%。
很多国际企业在中国对于高端产品和奢侈品的定价要明显高于全球甚至亚洲的其他地区。
中国对进口产品特别是奢侈品所征收的税收和费用也导致同一产品在中国的高售价。在中国，很多进口产品的价格都是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售价的两倍左右。在某些极端情况下，比如说婴儿奶粉或者宝马七系，中国的售价可能会是海外售价的4~5倍。
中国的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税率在全球范围内都属于最高的国家之一。
GDP只反映了一个国家的财富总量，而不能反映一个国家的财富是如何在国家和国民之间以及不同国民之间分配的。
2013年中国人民银行在停止多年之后重新发布了基尼系数，中国的基尼系数达到0.48，超过美国和很多其他发达国家；而西南财大的一项研究表明，中国的基尼系数远远不止这个数，很可能达到0.61。
由于居民家庭对于退休之后财务状况的预测缺乏信心，就会导致家庭不敢消费或者不愿消费
2014年有超过50家五星级酒店向国家旅游局申请把自己降级变为四星级酒店，以减少不必要的开支和避免不必要的关注。
虽然中国国有企业在运营效率和投资回报率上都远远低于私营企业和国际上的其他国有企业，但在过去10年里，中国国有企业的规模却获得了高速的发展。
高速经济增长和让广大居民过上更幸福、更体面的生活，无疑是中国共产党给全国人民许下的诺言。
国家每年有数千万的应届大学毕业生，他们需要一个高速增长的经济环境来为他们提供就业和创业的机会。经济停滞和高失业率会让年轻一代产生强烈不满，还可能会因此动摇社会的稳定。因此，中国政府有非常强烈的意愿来保证经济稳定增长，以避免在埃及和利比亚所出现的茉莉花革命和社会动荡。
根据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一项研究，如果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比全国经济增长速度高0.3%，那么当地领导获得晋升的可能性就会提高8%。
过犹不及。 ——《论语》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为了减缓中国经济下滑速度，中国政府在2009年推出了4万亿的刺激政策。很多人猜测，跟随中央政府的政策，在4万亿的带动下，地方政府也实行了财政刺激政策，银行贷款随之扩张，最终形成了20万亿到30万亿规模的天量刺激。也就是说，中国的4万亿刺激政策最终带来的流动性的增加，和美联储的量化宽松（资产购置）政策的规模接近。
与美国不同，中国是一个封闭的经济体。因此中国政府刺激政策所释放的流动性去向都局限于中国国内。如此大体量的资金直接导致了2009年之后的几年，中国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以及资产价格的快速上升。
中国经济不光在传统行业和基础设施建设面临严重产能过剩问题，在很多新兴的而且曾经一度非常有希望的新产业，也开始出现大量的产能过剩问题。
汽车行业，一度被国家发改委当作能够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下一个战略性发展行业，但中国汽车行业目前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中国每年的汽车需求量大约是600万辆，但全国目前的产能大约有1000万辆，产能过剩率超过50%。
光伏行业和风电行业，这两个新能源行业曾经被指定为国家下一个10年的战略性发展产业，都面临超过40%的产能过剩问题。产能过剩的现实导致行业企业几乎没有上调产品价格的余地。
中国战略行业的企业因为习惯了廉价的融资渠道和大量的银行贷款，在过去几年经济周期扩张的时候进行了大胆疯狂的投资。其实，很多公司之所以能在过去几年发展如此迅速，产能扩张得如此之快，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大量廉价的融资、政府的大力投资和政策支持实现的。
全国各地的地方政府通过基础设施投资来推动地方经济增长的做法，是得到中央政府的肯定和支持的。这种地方政府的投资拉动，在过去几年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了经济增长总量的2/3。
中国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于中国严重的产能过剩负有直接责任。伴随着每一个五年计划的颁布，都会有一批重要支柱性产业的规划出台。2009年4万亿刺激政策确定之后，十大产业振兴计划推出，表明中央政府明确鼓励和引导地方政府在某几个特定的领域，进行大量投资。
地方政府竞相努力，想抓住这转瞬即逝的疯狂投资机会，在很短的时间内，会发现中国所有的地区都在对有限的几个领域进行疯狂的投资。这种做法，很快就会导致这几个产业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而这些行业中的企业，最终不得不通过激烈的价格竞争才能存活下来。
中国货币供应量在过去十多年间从2000年的13.28万亿元，增长到2007年的40万亿元（在8年里增长了3倍），到了2013年则达到了120万亿元，创造了全球金融市场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和规模的奇迹。
在《财富》杂志全球500强的排名中，中国企业在过去五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步。2008年，中国有29家企业上榜，2010年这一数字上升到54家，2011年是61家，2012年是79家，2013年到了95家。到2014年，这一数字终于达到了100家，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拥有全球《财富》500强上榜公司最多的国家。
几乎所有中国上榜公司都是国有企业，而且很多中国公司都处在能源、运输、通讯这样的垄断行业。国企规模增长之所以如此之快，背后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国有企业的整合。
民营企业也逐渐意识到，随着企业规模变大了，就更有可能获得政府的各种支持和救助。
如果全国都提出经济增长速度要达到8%的话，那么任何一个地方政府的官员都会清楚地意识到，他所管辖的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必须超过8%，才能保证自己能够升职和有更好的仕途发展。因此，地方政府肯定会非常高兴地利用宽松的流动性和积极的财政政策，来推动本地的投资和经济增长。这种做法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唯GDP论英雄。在这种考评体系下，地方政府不但会使尽全力让经济发展达到最高速度，而且会不惜以牺牲今后增长速度和可持续性为代价，进一步把地方经济增长，推到不切实际的超高速。
产能过剩问题，归根到底还是中国天量的流动性、过度积极的投资和资产价格持续攀升的预期造成的。
西方国家的企业规模在过去十多年并没有出现特别大的增长。反而有些规模庞大的企业经历了重组、剥离、拆分等资本运作后，其规模比十年前小了。
排名靠前的中国大陆企业往往是居于能源资源行业，以及其他具有较强进入壁垒的垄断性和半垄断性行业。另外，如果《财富》杂志是以总利润，而非总收入来排名的话，中国企业的排名和上榜数目可能会大打折扣。
由于国有企业的性质决定，国有企业所要实现的目标比较多元化，很难专注于利润最大化或运营效率最优化。时至今日，中国铁路总公司仍然拥有体系内的警察系统。很多国有企业还拥有自己的医院、学校、餐厅等配套设施。
国企高管和政府官员之间的岗位轮换使得国有企业的领导不可避免地把讲政治和获得仕途发展，当作比企业利润最大化更重要的目标。
国有企业在全球所面临的通病是公司治理。由于国有企业存在国有股一股独大的事实，其他股东既没有动机，也没有能力去监管公司的运营和公司的高管行为。这种公司治理的缺失，更进一步导致了国企的管理层更加方便通过关联交易和在职消费等方式，去做有利于自己而损害广大股东利益的事情。
2014年1月4日，中国铁路股份公司董事长白中仁选择跳楼自杀结束自己的生命。很多人猜测，他的自杀和他所管理的公司高达84.28%的负债率有关。
国有企业2013年总收入为46.5万亿元，是2008年21万亿元的两倍还多。但是国有企业的利润增长速度，远远低于其收入增长的速度。国有企业的利润从2012年到2013年只增长了5.9%。
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国有银行，都是以中国政府提供的隐性担保为前提而存在的，因此即使企业真的面临债务危机，最终的债务承担者也将是中国政府，而非企业本身。
只要地方政府可以提供足够的激励和足够的隐性担保，很多国有企业都非常愿意借入大量的债务，投入到那些回报率很低，但是可以让地方政府高兴的项目上。
很多国企的领导本身也是官员，属于公务员行列，因此今后有可能再转回政府工作，因此国企领导和政府官员之间的界限其实是非常模糊的，由于今后转回政府工作可能性的存在，许多国有企业的领导会认为，自己工作的目标并不一定是所管理企业的利润最大化。
在西方国家，地方政府债券和市政债一般被认为是有风险的投资。例如，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5年里，美国每年平均有4.6笔市政债出现违约。而在过去40年的历史里，美国一共有超过50起没有得到信用评级的美国地方政府债务出现违约。
根据《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一书，很多地方政府的绝大部分财政收入来自于土地出让和地方国有企业的资产。而这两项重要资产的价值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前景。
如果你花足够多的时间折磨数据，它一定会招出你想听到的任何供词。 ——罗纳德·科斯
1980年，美国前总统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老布什）在和时任美国总统的里根进行总统竞选辩论的时候，曾经指责里根所奉行的在供给经济学理论指导下的经济政策是“巫术经济学”。
自从国家统计局1985年开始发布全国和地区GDP数据以来，地区GDP数据的总和每年都会超过全国的GDP总量，最多时甚至会超过全国GDP总量的10%左右。两者之间的差异在2009年是2.68万亿元人民币，2010年是3.2万亿，2011年是4.6万亿，到了2013年更是增长到了5.76万亿。
2013年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划中，除了北京和上海，各个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都高于全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这在统计学上几乎是不可能的。
有些地方政府由于考虑到用电量和运输总量与GDP之间的密切关系，为了让用电量数据和GDP数据达到一致，它们竟然要求办公楼和商场在下班和休息的时候仍然开着照明、空调和电梯，以推高当地的用电量数据。
邻近地区的党政一把手领导一般都会在私底下共同商量好每一年的经济增长目标。这样的协调，确保了没有一个地方会因自己区域的经济增长速度达不到周边地区的水平而在政绩考评中落后。
地方的通货膨胀数据有可能因为地方官员提升政绩的诉求，而被人为地压低了。
在主要的发达国家里，大部分国家的基尼系数在0.3~0.4之间。
国家统计局的研究报告也曾坦承，中国的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除了在数据采样上面临挑战之外，还面临着社会高收入阶层的灰色收入问题。
1997~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中国政府宣称要保证经济增长速度达到8%的标准。当时，中国政府和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数据也确实证明了这一点。但是迄今为止种种迹象表明，当时的统计数据显然是值得推敲的。
人总是在试图逃避命运的路上，遇见自己的命运。 ——拉封丹
美国政府1916年创建了美国农场信用系统，这是全美国第一个政府支持企业（Government Sponsored Enterprises），继而在1932年成立了联邦住房贷款银行，逐步发展至今，形成了房地产相关、退伍军人福利相关、农业相关以及教育贷款相关的四类政府支持型企业。
一个非常普遍但不太受到人们关注的隐性担保方式，是宽松的货币政策。就像美联储前任主席保罗·沃尔克所说，“中央银行最容易做出的决策，就是宽松货币。”
只有在潮退的时候，才能知道谁在裸泳。 ——沃伦·巴菲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