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均国民总收入25000美元这个节点上，幸福程度和预期寿命这两条曲线都开始变得水平。

对占美国人口总数12.6%的生活在联邦贫困线（衡量的是绝对收入，而非相对收入，例如平均收入的一半）以下者的调查显示，他们中的80%拥有空调，几乎75%至少拥有一辆车，约33%拥有电脑、洗碗机，或第二辆车。这意味着他们之所以没钱购买食物等必需品，往往是因为他们更加渴望达到流行的生活标准。

正如简·奥斯汀（Jane Austen）在《曼斯菲尔德庄园》（Mansfield Park）和《理智与情感》（Senseand Sensibility）中揭示的，无论你出身如何，为了爱情而非金钱结婚，都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

在1950年代只有12%的青少年赞同“我是个重要人物”这样的表述，但到了1980年代末，这一比例上升到了80%。

当我们感到威胁、无助和压力时，我们身体中皮质醇的含量会上升，这会阻碍我们的思维能力和记忆力。

就女性而言，外貌和身材对于争夺异性更加重要；但就男性而言，最重要的是社会地位。

尽管人们常常认为，追逐社会地位是雄性的特质，但我们不应忘记的是，其原因可能在于雌性更加青睐社会地位更高的雄性。

经济增长是收入平等的替代品。只要经济还在增长，人们就会抱有希望，也就会容忍巨大的收入差距。

一项对美国国内状况的研究发现，如果姐妹的丈夫比自己的丈夫挣得多，那么已婚女性外出工作的可能性会更大。

2007年，美国最大的365家公司的CEO薪水达到了其雇员平均收入的500多倍，而且二者之间的差距还在越拉越大。许多大公司CEO的日薪超过了普通员工的年薪。2007年《财富》500强公司内部的收入差距达到了1980年时的十倍，彼时收入不平等刚刚开始加剧。

当被问及美国的财富分配状况如何时，受访者作出的平均估测为，最富有的20%美国人掌控着59%的财富。事实上，这部分人掌控着84%的财富。

我们的生活听上去就像是一场必须不断求生的心理战，不停地在与压力和情绪衰竭作战；但事实上，我们的生活已是如此奢华，甚至对地球构成了威胁。

如果我们希望真正地进一步提高生活质量，就应该把注意力从注重物质水平与经济增长转移到改善全社会的心理与社会福祉上。

经济增长为我们带来的收益已经接近了尽头。数千年来，改善人类生活质量的最佳方式就是提高物质生活水平。

平均而言，穷人要比富人更加肥胖，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幸福程度不仅仅不再随着经济的发展继续提高，事实上长期来看，随着富裕国家变得更加富裕，焦虑、抑郁和其他社会问题变得愈发严重了。

在人均国民总收入25000美元这个节点上，幸福程度和预期寿命这两条曲线都开始变得水平。不过也有证据表明，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一节点可能在更高的收入水平上才会到来。

当你拥有的东西越来越多时，每得到一样新东西（无论是面包，还是汽车），它为你带来的额外幸福感就越低。

在社会的各个层次上，较高的收入水平都与较低的死亡率相关联。

在富裕国家中，重要的不是你的实际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而是你与该社会中其他人的收入水平与生活水平相比状况如何。

贫穷不仅意味着只能拥有少量物品，也不仅仅是手段与目的之间的一种关系。最重要的是，贫穷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贫穷是一种社会地位……它是令人厌恶的分化阶级之物。——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Sahlins），《石器时代经济学》（StoneAgeEconomics）

日本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最富有的20%人群财富为最贫穷的20%人群的不到四倍。

最不平等的国家包括新加坡、美国、葡萄牙和英国（图表使用的数据是扣除了税收和福利之后的家庭收入，并根据每个家庭的人口数量进行了调整）。

社会是一项宏大的选拔机制，人们在社会阶梯上起起落落。

对占美国人口总数12.6%的生活在联邦贫困线（衡量的是绝对收入，而非相对收入，例如平均收入的一半）以下者的调查显示，他们中的80%拥有空调，几乎75%至少拥有一辆车，约33%拥有电脑、洗碗机，或第二辆车。这意味着他们之所以没钱购买食物等必需品，往往是因为他们更加渴望达到流行的生活标准。

他们也许会觉得节衣缩食购买衣服以维持表象更为重要。我们了解到，有一位年轻失业男子用一个月的收入购买了一部新手机；他表示这是因为女孩不会注意那些没有适当商品的男孩。正如亚当·斯密（AdamSmith）强调的：在社会中表现得体面，不因显而易见的贫困而感到耻辱，是十分重要的。

正如简·奥斯汀（Jane Austen）在《曼斯菲尔德庄园》（Mansfield Park）和《理智与情感》（Senseand Sensibility）中揭示的，无论你出身如何，为了爱情而非金钱结婚，都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

如果你希望知道为何某个国家比其他国家表现更好或是更差，你首先需要关注的是该社会的不平等程度。

确定无疑的是，每个人的眼神都能确切地反映他在众人之中的地位，而且我们永远在学习该如何解读它。——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WaldoEmerson），《生活的准则》（TheConductofLife）

1952至1993年间，美国大学生焦虑程度上升。

对自尊感的标准化衡量同样呈现出清晰的长期上升趋势。看上去情况似乎是这样：尽管焦虑情绪不断增多，但人们对自己也愈发持有积极的观点。

在1950年代只有12%的青少年赞同“我是个重要人物”这样的表述，但到了1980年代末，这一比例上升到了80%。

人们变得更加自信与变得更加焦虑与抑郁似乎是矛盾的。答案实际上在于，我们对于别人如何看待自己变得愈发焦虑，这反过来促成了一种防御机制，令我们在面对这样的不安全感时能够保持对自己的信心。该防御机制中含有一种不安全的、具有自我推销性质的自负感，这种自负感经常被错误地当作强烈的自尊感。

健康自尊感的核心是理由充分的自信心，能够理性、确切地认识到自己在不同情况下的长处，并承认自己的短处。

另一种自尊感主要是防御性的，含有对弱点的否认，是试图鼓励自己的内部机制，目的是在自尊受到威胁时维持积极的自我认知。

截至2006年，三分之二的美国大学生在自恋心态一项上的得分要高于1982年的平均水平。如今，人们似乎已经普遍认可了这一点：变得愈发强烈的是不安全的自恋心态，而不是真正的自尊感；对于年轻人而言尤其如此。

人们很难无视社会地位，因为它几乎定义了你的价值与意义。取得成功几乎就是向上攀登社会阶梯的同义词。更高的地位几乎总是意味着更出色、更优越、更成功、更有能力。

广告商会利用我们对社会对比感到敏感这一心态，知道我们倾向于购买那些有助于改善表象的商品；

昔日的稳定社群解体了。过去，人们在一生中往往熟识同一群人。尽管好几代人都经历了愈发频繁的地理流动，但这种现象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变得更为深入了。

过去，人们的身份感根植于自己所处的社群，根植于对周围人的了解；然而如今，人们却漂泊在不知姓名的大众社会里，熟悉的面孔被不停流动的陌生人所取代。结果就是，我们是谁、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成了被不断提出的问题。

我们在接触他人的几秒钟之内便对对方的社会地位作出了评判。怪不得第一印象如此重要；怪不得社会评价让我们如此焦虑！

美国人更愿意将个人成功归结于自己的能力，将失败归咎于外部因素，日本人则恰恰相反。

托克维尔于1831年环游了美国。他会见了总统和前总统、市长、参议员和法官，以及普通公民。所到之处，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社会地位的平等”（第11页）、“不同社会等级的融合”，以及“特权的废除”。

不平等会导致分裂，而且即使微小的差别也会造成重大影响。

收入不平等是影响信任的“首要因素”，胜于失业率、通货膨胀率、经济增长率等因素。

正如托克维尔指出的，我们不太可能对不是同等地位的人怀有同情之心；物质差异会导致社会分裂。

如今，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成为了各大报纸的头条新闻，例如英国的《每日邮报》（DailyMail）就打出了这样的通栏标题：“心理不正常的一代。”据估计，一百万英国儿童（占5至16岁儿童人数的十分之一）患有心理疾病。据称，如果某所中学有1000名学生，那么其中有50人是重度抑郁的，100人是焦虑的，10至20人受困于强迫症，5至10名女孩受困于进食障碍。

2000年进行的一项全国性调查显示，23%的英国成年人或是患有神经症，或是沉迷于酒精和毒品；4%的成年人受困于多种心理疾病。

2005年时，光是英格兰地区的医生就开出了2900万份抗抑郁药处方，耗费了国民医疗服务体系超过4亿英镑资金。

在美国，每四名成年人中就有一位在过去一年中曾患上心理疾病，其中重症所占比例几乎达四分之一；超过半数美国人在一生中会患上至少一种心理疾病。美国在2003年用于心理治疗的费用为1000亿美元。

良好的心理健康指的不是你所处的状态，而是你的行事方式。要想保持心理健康，你必须珍视并接受你自己。

在较不平等的社会里，患有心理疾病者所占比例要高得多。

我们发现唯独在成年男性心理疾病患者比例与收入不平等之间不存在关联。

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RobertFrank）注意到了同一种现象，并称其为“奢侈热”。随着不平等加剧以及位于社会顶层的超级富豪花越来越多钱购买奢侈品，对奢侈品的欲望也降临到了收入较低者身上，导致我们其他人挣扎着试图跟上潮流。

就美国国内而言，在较不平等的州，对毒品上瘾和吸毒过量致死率均更高。

但对于动物的研究表明，低社会地位会对大脑中某些化学物质的含量及其活动产生影响。

居于主导地位的猕猴比居于从属地位的猕猴吸食的可卡因更少。事实上，居于从属地位的猕猴通过吸食毒品来缓解低社会地位造成的伤害。猕猴试验的证据令我们更有理由相信不平等与心理疾病之间存在因果联系。

悲伤的灵魂会比病菌更加迅速地杀死你。——约翰·斯坦贝克（JohnSteinbeck），《与查理同行》（TravelswithCharley）

公务员职位高低与死亡率高低之间的关系恰恰相反，级别较低者（信使、门房等）死亡率为级别较高者（管理人员）的三倍。

同样身处存在感冒病毒的环境中，朋友较多者患上感冒的可能性更低；实际上，朋友越多，抵抗力就越强。试验还表明，当人们与亲密伙伴关系良好时，伤口的愈合速度也更快。

美国。世界上半数亿万富翁都生活在这里。该国人口仅占世界总人口的不到5%，但医疗开销占世界总开销的40%至50%。

在富裕国家，人均医疗开支数额与预期寿命之间不存在关联。

食物是最原始的安慰。——希拉·格雷厄姆（SheilaGraham）

如今，儿童的肥胖趋势已经如此严重，以至于人们普遍估计这一代孩子的预期寿命会变短。对许多发达国家而言，自19世纪末有政府记录以来，预期寿命将首次缩短。

正如记者波莉·汤因比（PollyToynbee）于2004年所言：“肥胖是一个阶级问题。”

在美国，多达30%的成年人肥胖，这几乎是日本肥胖率（2.4%）的12倍。

长期感受到压力的人与未感到压力的人对待食物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感受到压力的人会将脂肪储存在身体中间即腹部，而不是储存在下方的大腿和臀部。

长期压力会影响皮质醇的活动。

在芬兰进行的一项研究中，处于压力之下的人们选择食用香肠、汉堡、披萨和巧克力，并且会比其他人喝更多酒。

近期的研究认为，食物刺激长期过度进食者大脑的方式和毒品刺激瘾君子大脑的方式是一样的。对大脑进行扫描后，研究发现肥胖者对于食物和吃饱的反应和瘦子截然不同。

快餐店的感觉很好……我们感到自己就是美国人，感觉我们身在这里、属于这里。

近来一项对2000多名人力资源从业者进行的调查表明，93%的受访者更青睐正常体重的求职者，而不是资质相同但超重的候选人；

几乎半数受访者都认为超重的人生产力不足；几乎多达33%的受访者觉得肥胖是拒绝雇用求职者的正当理由；40%的受访者认为超重者不够自律。

近来一项为期十二年、以美国工作年龄男性为对象的研究发现，当他们失业时，体重会上升。当他们的年收入下降时，他们平均会增重5.5磅。

导致肥胖的因素在于相对收入水平，而非绝对收入水平。

我们如何看待别人评判自己的眼光，将显著地影响我们在一项教育任务中的表现和行为。当我们感到自卑时，我们的能力也会减弱。

在鼓励的环境中我们的学习效果最好，因为我们确信自己能够成功。当我们感到愉悦或是自信时，多巴胺的释放会令我们的大脑获益，这有助于提高记忆力、注意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当我们感到威胁、无助和压力时，我们身体中皮质醇的含量会上升，这会阻碍我们的思维能力和记忆力。

在某种程度上，工人阶级家长甚至会对教育和中产阶级价值观产生抵触情绪，因为让孩子接受教育就意味着必须放弃他们自己的价值观。

在更加平等的国家，表示自己志向并不远大的孩子数量更多；在不平等的国家，孩子们更有可能怀有雄心壮志。造成这种现象的部分原因也许在于，在更加平等的社会里，低技术工种并不那么被人轻视；而在更加不平等的社会里，赚大钱以及获得光鲜外表的愿望主宰着人们的职业选择。

我们发现，在更加不平等的国家，志向与实际机遇之间的差距更大。

在教育表现更差的国家，孩子们的志向显然更为远大。

如果说不平等导致了不切实际的愿望，那么不平等必然也会导致失望。

这些孩子不知道自己来自工人阶级家庭；直到离开学校，他们才会意识到这一点。这时他们才会明白自己从童年起就怀有的梦想是无法实现的。

青少年母亲这一现象往往意味着贫困一代又一代地循环往复。

有人认为，当女孩感到自己无法通过建立稳定的亲密关系或是获得有偿工作等方式来确立自己的成年人地位时，就会选择成为青少年母亲。

在成长过程中学会“将他人视作不可信任的，将人际关系视作投机和为自己的利益服务的，将资源视作稀缺和/或不可预测的”这些人，生理成熟会更早，性成熟会更早，会更倾向于建立短期的人际关系，并对养育孩子投入较少的精力。

生活在高失业率、低工资环境中的年轻男性很难提供太多安定感或是支持。

美国，每三小时就有一名儿童遭到枪杀。

暴力是一种“试图避免或是消除羞耻感（这种感觉是痛苦的，甚至是无法忍受和无法抵抗的）、并用与之截然相反的自尊感取而代之的行为”。

就女性而言，外貌和身材对于争夺异性更加重要；但就男性而言，最重要的是社会地位。

为何大多数暴力行为都发生在男性之间：因为对于男性而言，社会地位的高低更为重要。

美国再一次位居榜首，其谋杀率为每百万人64起，是英国（每百万人15起）的四倍多，日本（仅为每百万人5.2起）的12倍多。

美国60%的强奸犯、72%的青少年谋杀犯、70%的长刑期囚犯都成长于没有父亲的家庭。

成长于没有父亲的家庭的青少年往往表现得“过度具有雄性气质”，经常做出“具有过度补偿性质的雄性行为”，（第1至2页）]例如危害财产和人身的犯罪，具有侵略性和利用他人的行为，以及对异性的短期征服。

监狱在押人数受到三大因素影响：实际犯罪率、定罪者的收监率，以及刑期长度。

英国监狱在押人数增多的原因同样在于刑期增长和收监率上升，几年前只会被处以罚金或是社区刑罚的罪行，现在则会被处以监禁。每天都会有约四十起店铺盗窃罪的罪犯被判处监禁。当英国的在押人数不断增加时，犯罪率却在稳步降低。

在美国人们因财产性犯罪和毒品相关犯罪入狱的可能性要比在加拿大、联邦德国、英格兰以及威尔士大。例如，在美国入室盗窃罪的平均刑期为十六个月，在加拿大则仅为五个月。

美国全国的黑人与白人监禁率之比为6.04，新泽西州则高达13.15。

非洲裔美国青年遭到逮捕、拘留、起诉、被当作成年人起诉，以及被判入狱的可能性比白人青年高得多。对于非洲裔美国成年人和拉丁裔成年人而言，情况同样如此：在司法程序的每一个阶段，他们都遭到了比白人更严苛的待遇。

日本的司法体系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表现出了惊人的灵活性。违法者只要对罪行表示忏悔和懊恼，并愿意改过自新，通常就会重新获得警察、法官和公众的信任。

监狱精神病学家吉利根认为，“将一个平和之人转变为暴力分子的最佳方式就是把他投入监狱”。

当谈论机会平等时，我们所指的实际上就是社会流动性：即凭借个人价值和辛勤努力，每个人都能够令自己以及家人获得更高的经济与社会地位。

收入差距越大的国家，社会流动性往往越低。

与“美国梦”这一意识形态宣传的相反，美国的社会流动性在八国中位列最末。

在八国中最为平等的挪威，几乎所有（97.8%）教育支出都是公共开支。相较之下，在八国中最不平等的美国，只有约三分之二（68.2%）的教育支出是公共开支。

在英国，当收入差距扩大时，富人与穷人之间的隔离同样变得更加严重。富人情愿花费更多钱，与穷人隔离开来。

上等阶级喜爱抽象艺术和实验性小说，下等阶级则喜爱具象绘画和情节清晰的小说。

要是所有人都开始欣赏巴赫、毕加索和乔伊斯，那么上等阶级又会改变品位，转而欣赏某种新鲜事物——维持精英地位的方式就是重新划定界限。

工人阶级所承受的心理创伤：他们将自己无法过上舒适生活的原因归咎于自己的无能，进而产生敌对、愤恨和羞耻的感觉。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可以自全；每个人都是大陆的一片、整体的一部分。——约翰·多恩（JohnDonne），《沉思录·第十七章》（MeditationXVII）

等级较不森严的社会受男性支配的程度也较低，女性的地位更高。

尽管人们常常认为，追逐社会地位是雄性的特质，但我们不应忘记的是，其原因可能在于雌性更加青睐社会地位更高的雄性。正如亨利·基辛格（HenryKissinger）所言：“权力是终极春药。”

在人类历史的90%时间里，我们几乎都生活在高度平等的社会中。在过去的二百万年间，也就是我们“在解剖学上变得现代”（也就是说和如今的我们看上去十分相似了）的大多数时间里，人类都生活在非常平等的狩猎、采集或是放牧社会中。随着农业的发展，不平等的现象才蔓延开来。在更加平等的社会中能够通往成功的特质，与在等级森严的社会中有利于人们成功的特质，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有些心理特质有助于我们在平等的社会中安居乐业，这其中就包括了对公平的重视。

早年经历的影响是持久的。幼年时期曾感受到压力的孩子，或是其母亲在孕期曾感受到压力的孩子，在中老年时期更有可能患上许多与压力有关的疾病，例如心脏病、糖尿病和中风。

名为“催产素”的一种荷尔蒙能够对我们信任他人的程度产生影响，

被社会排斥会让人感到痛苦。通过对大脑进行扫描，研究人员发现，大脑受到刺激的区域和感到肉体疼痛时受到刺激的区域是同一个。

前美联储理事、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亨利·沃利克（HenryWallich）曾指出：“经济增长是收入平等的替代品。只要经济还在增长，人们就会抱有希望，也就会容忍巨大的收入差距。”

助长消费主义的一大因素在于对社会地位的争夺。在多数人看来，这更像是防御，而非竞争：如果不提高自己的生活品质，我们就会落伍，一切都会变得寒酸、陈旧、过时。

富人也许认为，自己之所以愿意为手表、汽车或其他奢侈品花费巨资，是因为自己“专注于细节和精致的工艺”；但奢侈品消费的真正意义在于，这表明了他们与我们之间的地位差距。

广告商都明白这个道理：需要令人们感到自己是出类拔萃之人；只有最优秀的人，才能拥有最优质的商品。

一项对美国国内状况的研究发现，如果姐妹的丈夫比自己的丈夫挣得多，那么已婚女性外出工作的可能性会更大。

一旦拥有了足够多的生活必需品，财产本身的使用价值就变得愈发不重要了，我们更加关注的将是财产对个人形象有何帮助。

正如蒂特马斯所言：“要想赢得大众对于战争的支持，就必须减少不平等，社会分化的金字塔必须被推平。”

2007年，美国最大的365家公司的CEO薪水达到了其雇员平均收入的500多倍，而且二者之间的差距还在越拉越大。许多大公司CEO的日薪超过了普通员工的年薪。2007年《财富》500强公司内部的收入差距达到了1980年时的十倍，彼时收入不平等刚刚开始加剧。

就制造业的CEO与普通员工收入之比而言，日本为16比1，瑞典为21比1，英国为31比1，美国则是44比1。

当被问及美国的财富分配状况如何时，受访者作出的平均估测为，最富有的20%美国人掌控着59%的财富。事实上，这部分人掌控着84%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