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分掌握一项技能，并使其达到近乎本能的程度，不仅需要时间和精力，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

 我们不仅是祖先所做工作和所获技能的产物，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生来就是要工作的，我们在一生中也逐渐被所做的不同工作塑造。

 大多数大型灵长类动物每天要花8到10个小时觅食和进食，这相当于每周工作56到70个小时。

 就提高人类的适应能力而言，无聊唯一的明显优势在于它能够激发我们的创造力、好奇心和躁动感，激发我们去探求新奇的体验与冒险。

 我们祖先后来之所以对火产生了兴趣，发现把木棍放在一起摩擦能够产生足够的热量，迸发出一点火星，更有可能是因为无聊驱动了他们躁动不安的双手。

 进入农业社会之后，尽管农耕生产力越来越高，但人口数量也越来越多，需要从环境中获取越来越多的能量，导致能量变得更加稀缺，为了满足基本需求，人们不得不更加努力地工作。

 对于农民来说，仅仅因为需要休息而停止劳作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没有及时完成一项紧急的农活，往往会产生巨大的成本和额外的负担。

 事实上，今天，即便在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工作时间和金钱回报之间没有明显的对应关系，而且几乎还形成了一种不可思议的惯例，即收入最高的人往往每年以股息和奖金的形式获取大部分收入，中高收入者按月获取收入，而低收入者往往按小时拿工资。

 劳动成果和金钱回报之间的对应关系并非总是失调。在化石燃料能源革命以前，除了少数贵族、富商、将军和牧师之外，几乎所有人都相信劳动努力和报酬之间存在着明确的对应关系。

 只要人们聚居在城市，一种不同于自给自足的农耕社会的稀缺性就会塑造他们的欲望。这种稀缺性会激发渴望、嫉妒和欲望，这不是无法满足基本生存需求的“绝对稀缺性”，而是攀比之中产生的“相对稀缺性”。对大多数人而言，这种“相对稀缺性”是长时间工作、攀登社会阶梯和攀比的内在驱动力。

 新时尚往往很快就会被穷人和边缘群体所接受，他们希望效仿有钱有势的人。

 与达尔文、雅克·布歇（Jacques Boucher）、本杰明·富兰克林、亚当·斯密、亚里士多德 , 甚至狂热的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一样，卢伯克之所以能取得很多重要的成就，只是因为他足够富有，能够集中精力做他想做的事情。

 在1980年，这种同时增长的趋势戛然而止了。在所谓的“大脱钩”时代，生产效率提高，产出和国内生产总值均持续增长，但除了收入最高的那些人之外，所有人的工资增速都停滞不前。

 不仅那些非常富有的人喜欢认为自己积累的财富都是应得的经济回报，就连许多穷人也不愿意打破美梦，相信只要足够努力，自己有朝一日也可以实现这样的财富。

 当前的社会体制是不利于穷人的 , 因为有钱人依靠钱生钱越来越简单，而没钱的人依靠长期努力工作赚钱却越来越难，让穷人承认这一事实，相当于让他们放弃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以及长期以来的信仰，即他们的国家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这个国家的人只要努力工作，就能成为自己期待的样子。

 注重工作的文化。自农业革命以来，这种文化已在我们心中根深蒂固，让我们无法容忍不劳而获之人，尽管许多工作除了让人们忙碌之外并没有什么实际作用，但我们依然把工作视为社会契约的基础。

 自“大脱钩”时代以来，在创造新财富方面，拥有资产比努力工作更有利可图。

 质疑硬科学的完整性更容易，而要对经济学这种软科学提出挑战则比较困难。

 2016年，中国中央电视台宣布，每年有50多万中国公民死于过度工作。

 “过劳死”（karoshi），是由心力衰竭、睡眠不足、营养不良和缺乏锻炼引起的心脏病导致的，就像佐户未和的情况一样。

 “过劳自杀”（karo jisatsu），指员工由于过度工作产生的精神压力而自杀。

 凯恩斯在1930年就曾预测：到21世纪初，资本的积累、生产力的提高和技术的进步应该能将我们带到“经济乐土”，届时，每个人的基本需求很容易被满足，人们每周的工作时长不会超过15个小时。
 凯恩斯的理论认为人是被贪婪的欲望所诅咒的理性动物，但由于根本没有足够的资源来满足每个人的需求，所以一切资源都是稀缺的。
 在长达30万年的智人历史中，我们的祖先在95%以上的时间里都过着狩猎采集生活，既然如此，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资源稀缺性问题折射出的人性以及关于工作态度的假设都植根于农耕时代。
 我们的世界无论在初创之际多么完美，都受制于一些混乱的力量，人类必须努力控制这些力量。
 生命为了生存、成长和繁殖，必须积极地做功，这或许可以归因于热力学第二定律，这个定律也被称为“熵定律”。
 我们会在破败的建筑、被侵蚀的山脉、爆炸的恒星、溢出的牛奶、死亡的生物、冰冷的茶杯甚至民主的衰落中看到熵。
 宇宙中几乎所有的东西似乎都趋于无序，而生命却不一样，因为它能把物质聚集在一起，然后非常精确地把它们组织成令人惊讶的复杂结构，收集自由能，从而再生。
 与岩石等物体相比，生物体等复杂结构对宇宙中熵的贡献往往要大得多。
 “合目的性”的行为是这样的：外部观察者可以将某个目的归因于某种行为，但该行为的主体既不理解也无法描述这种行为。
 如果自然选择是“为生存而斗争”，那么性选择就是“为配偶而斗争”。
 人类也保留了一系列退化的特征，比如无用的耳朵肌肉，不再发挥作用的消化系统组织，以及尾巴退化后形成的尾骨。
 人类总是在自然界中寻找自身行为的类比。
 狩猎采集者需要向远方迁徙，这种流动性要求他们从一个营地前往下一个营地时不能携带太多沉重的物品。这是他们形成节俭文化的一个原因。
 充分掌握一项技能，并使其达到近乎本能的程度，不仅需要时间和精力，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
 我们不仅是祖先所做工作和所获技能的产物，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生来就是要工作的，我们在一生中也逐渐被所做的不同工作塑造。
 婴儿期是大脑发育最快速的时期，因为他们出生后，会从外界环境中接受听觉、嗅觉和触觉的刺激，数周后还会受到视觉的强烈刺激
 我们的物种在年轻时具有非常强的可塑性，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可塑性会下降，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会变得越来越抵触改变，为什么老了之后很难改掉年轻时养成的习惯，为什么我们倾向于认为自己的文化信仰和价值观反映了自己的本性，为什么当别人的信仰和价值观与我们相冲突时，我们抨击别人是不自然的或不人道的。
 正如身体通过吸收自由能而生存一样，心灵也通过吸收信息而生存。
 仅仅在寻觅生食、素食的基础上，不可能形成和维系这样大的大脑。
 由于大猩猩的饮食不是特别有营养，它们每天必须吃相当于自身体重15% 的食物来维持健康。
 大多数大型灵长类动物每天要花8到10个小时觅食和进食，这相当于每周工作56到70个小时。
 一个颇有可能的结论：从进化的角度来看，我们除了是劳动的产物，同样也是休闲方式的产物。
 就提高人类的适应能力而言，无聊唯一的明显优势在于它能够激发我们的创造力、好奇心和躁动感，激发我们去探求新奇的体验与冒险。
 心理学家也提醒我们，与必要性相比，无聊是更有利于催生发明的沃土。
 无聊驱动了我们人类的目的性，使我们有可能在追求爱好的过程中找到满意感、自豪感和成就感。（这些爱好除了让我们保持忙碌之外，并不是为了满足直接的、迫在眉睫的目标。）
 南方古猿之所以想到把岩石放在一起相互打磨敲击可能会产生便于切割的锋利薄片，更有可能的原因是出于无聊，而不是出于本能。
 我们祖先后来之所以对火产生了兴趣，发现把木棍放在一起摩擦能够产生足够的热量，迸发出一点火星，更有可能是因为无聊驱动了他们躁动不安的双手。
 工作不仅是我们为了谋生而做的事，还是我们语言和文化体现的一种理念，被我们赋予了各种不同的意义和价值。
 人类文化在更大程度上是我们利用自己的身体从事各种活动的产物。
 虽然工作在今天的人类生活中占据着神圣地位，但在人类历史的95% 以上的时段内，工作的地位都没有这么重要。
 狩猎采集社会特有的“资源共享型经济”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延伸。他们认为，自然环境与他们共享食物，同样，他们也与别人共享食物和物品。
 在人类社会中，勤劳与懒惰之间的冲突具有普遍性。但在“按需共享”的狩猎采集社会中，这种冲突被置于一种相对不重要的地位，这一事实表明，这类冲突是最近才出现的。
 农业革命不仅促进了人口的快速增长，还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与周围世界打交道的方式，包括如何看待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以及如何看待自己与神、土地、环境和他人之间的关系。
 漫长却痛苦的生命是否好于短暂却快乐的生命呢？
 进入农业社会之后，尽管农耕生产力越来越高，但人口数量也越来越多，需要从环境中获取越来越多的能量，导致能量变得更加稀缺，为了满足基本需求，人们不得不更加努力地工作。
 在14世纪中叶，欧洲鼠疫导致大量人口死亡，而一旦最初的冲击平息下来，之后几代人的平均物质生活水平和实际收入水平却有了显著提升，接着人口数量得以恢复，生活水平回归到历史平均水平。
 在热衷生育的过程中，他们也在“马尔萨斯陷阱”中越陷越深。他们多生育一个人，固然多一个劳力，但也多了一张需要喂养的嘴巴，而且久而久之，随着人口越来越多，到了某一个临界点之后，就会导致人均粮食产量显著下降。
 亚洲、欧洲和非洲农业迅速发展的历史表明，在许多情况下，农民选择了开垦新土地。
 在漫长的农业社会，人们养成了以神圣化视角看待粮食短缺的倾向。这种倾向以及一系列起源于农业社会的经济制度和规范，依然支撑着我们当今经济生活的组织方式。
 “时间就是金钱”这个名言的作者现在常被认为是富兰克林。
 对于农民来说，仅仅因为需要休息而停止劳作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没有及时完成一项紧急的农活，往往会产生巨大的成本和额外的负担。
 人类向农业过渡最深远的遗产之一是改变了人们体验和理解时间的方式。
 “努力工作，创造价值”的观念被灌输给几乎所有地方的孩子，人们希望以此向他们灌输良好的职业道德。
 事实上，今天，即便在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工作时间和金钱回报之间没有明显的对应关系，而且几乎还形成了一种不可思议的惯例，即收入最高的人往往每年以股息和奖金的形式获取大部分收入，中高收入者按月获取收入，而低收入者往往按小时拿工资。
 劳动成果和金钱回报之间的对应关系并非总是失调。在化石燃料能源革命以前，除了少数贵族、富商、将军和牧师之外，几乎所有人都相信劳动努力和报酬之间存在着明确的对应关系。
 奴隶身份主要意味着某种形式的“社会性死亡”，即在所有情况下，不管奴隶们履行的职责是什么，都会遭到区别对待，有别于其他被边缘化或被压迫的社会阶层，因为他们不是自由民，用于管理自由民的社会规则不适用于奴隶。
 罗马帝国的执政官和皇帝意识到，在不断膨胀的城市里，要限制民众发表异议，就需要确保百姓衣食无忧，偶尔还需要重大的军事胜利、马戏团和其他公共娱乐分散一下他们的注意力。
 巴布亚新几内亚和中国的古人都是在10 000年至11 000年前开始进行农业试验的。但在4 000年前，中国农民交了好运，培育出高产的大米和小米，生产的粮食数量足以建立和维持最早的帝国，而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农民仅仅依靠种植芋头、山药以及饲养猪。
 贸易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为在农业社会中，人们仅仅专注于满足自己的基本需求，而在城镇和城市中，人们却存在不同的需求和欲望，从而塑造了不同的抱负，也相应地塑造了不同的工作方式以及工作理由。
 在城市里，无论你拥有多少资源，总会遇到一些人比你拥有更多（而且更好）的资源。
 只要人们聚居在城市，一种不同于自给自足的农耕社会的稀缺性就会塑造他们的欲望。这种稀缺性会激发渴望、嫉妒和欲望，这不是无法满足基本生存需求的“绝对稀缺性”，而是攀比之中产生的“相对稀缺性”。对大多数人而言，这种“相对稀缺性”是长时间工作、攀登社会阶梯和攀比的内在驱动力。
 一旦人们有了大量的粮食盈余来囤积、交换或分配，人性中更悲惨的恶魔就会掌控我们。
 在美国，只有不到2%的工作人口从事高科技农业劳动，这一行业通常会产生巨大的粮食盈余，以至每年从农田运入城市、摆上餐桌的粮食中，人均有近300千克的食物被浪费掉。
 农民运用一生积累的技能，每天创造性地解决农场里的问题，至少获得了一些即时满足感，而大多数工厂工人不得不忍受无休止的、令人头脑麻木的重复性劳动。
 在17、18世纪的欧洲城市中，穷人迫切希望能够消费那些曾经只有非常富有的人才能享受的奢侈品。这对人类工作的未来演变趋势产生的影响，不亚于之前利用化石能源的技术的发明，因为如果没有这种消费意愿，就不会有大规模市场，而没有市场，就不会有大规模生产商品的工厂。
 新时尚往往很快就会被穷人和边缘群体所接受，他们希望效仿有钱有势的人。
 就其本质而言，时尚是短暂的。
 一旦一种时尚被所有人接受，它就失去了所有的价值。
 原始社会和复杂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简单社会的运作就像一台基本的机器，有许多容易互换的部件，而复杂社会的运作更像一个有机体，由许多不同的、高度专业化的器官组成，如肝脏、肾脏和大脑，这些器官不能相互替代。
 在法国，伴随工业化而来的经济增长却导致了更多的自杀事件和更大的社会压力，这两种现象似乎是矛盾的。
 迪尔凯姆认为“社会失范”不仅仅表现为工业革命催生深刻的个人错位感，还表现为他所说的“欲壑难填之病”。当人们的愿望没有限制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他们不再知道什么是可能的以及什么是不可能的，什么是公正的以及什么是不公正的，哪些要求和期望是合法的，以及哪些是不适当的。
 泰勒所谓的“科学”管理方法基于将一个生产流程分解成多个最小的组成部分，为每个组成部分计时，评估各自的重要性与复杂性，然后以效率最大化为核心目标，自上而下地进行重组。
 在现代，大多数人工作是为了赚钱，而不是为了制造具体的产品，只有工厂才会真正制造产品。
 事实上，能够像卢伯克那样花几个月去教那只名为“范”的爱犬如何识字，的确是一种普通人无法企及的特权。
 与达尔文、雅克·布歇（Jacques Boucher）、本杰明·富兰克林、亚当·斯密、亚里士多德 , 甚至狂热的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一样，卢伯克之所以能取得很多重要的成就，只是因为他足够富有，能够集中精力做他想做的事情。
 对于卢伯克这种人而言，所谓的劳动或许就是在下议院的某个委员会的办公室里打一天盹，中间醒来陪几个银行家吃一顿四道菜的午餐，而对工人而言，所谓的劳动则意味着在一个冷冰冰的火柴加工厂每天工作14小时，把火柴盒子粘在一起，被硫磺和磷的烟雾呛得喘不过气来。
 在工业化经济体中，财富和收入分配严重不均，大多数人现在也只是维持着基本生活水平，或许类似凯恩斯所想象的“绝对需求得到充分满足”。
 2017年家庭净资产中值为9.7万美元。
 尽管自“二战”结束以来，工业化国家的劳动生产效率提高了大约4至5倍，但世界各地的每周平均工作时长却仍在向40小时的平均水平靠近，并一直稳定地维持在这一水平。
 他们之所以想工作更长时间，是因为在“二战”后的富裕时期，不断升级的消费产品源源不断地涌入美国市场，他们想拿更多的钱回家，购买更多、更好的产品。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和其他工业化国家的劳动生产效率和工资之间存在着一种相对稳定的关系。这意味着，随着经济的增长和劳动力产出的增加，人们的工资水平也以同样的速度增长，更富有的人能拿到更多净利润，而且人们普遍觉得，随着雇用他们的公司变得更富有，自己也将变得更富有。
 在1980年，这种同时增长的趋势戛然而止了。在所谓的“大脱钩”时代，生产效率提高，产出和国内生产总值均持续增长，但除了收入最高的那些人之外，所有人的工资增速都停滞不前。
 对其他许多人来说，“大脱钩”是技术扩张蚕食劳动力、财富集中在更少人手中的第一个明确证据。
 政治领域的一系列重要事态加剧了这一“大脱钩”进程，其中包括：市场管制趋于放松，撒切尔和里根倡导涓滴经济学，苏联解体后加盟共和国纷纷独立，并走上寡头资本主义之路，“亚洲四小龙”的崛起等。
 1965年，美国前350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收入大约是普通工人的20倍。到1980年，前350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年薪是普通员工的30倍。到2015年，这个数字已经飙升到接近300倍。
 经通胀因素调整后，大多数美国工人的实际工资在1978年至2016年温和上涨了11.7%，而首席执行官的薪酬通常上涨了937%。
 就像历史上的城市精英通过他们高贵的血统、英雄主义或与神的亲近来证明自己的地位高于其他人一样，这些薪酬奇高、自视为“宇宙主人”的高级管理人才觉得自己之所以能有今天，都归功于自己的优点。
 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组织行为学教授杰弗里·普费弗（Jeffrey Pfeffer）发表了一篇名为“为人才而战危害组织健康”的文章，提出了一个似乎显而易见的观点，即企业成功的根源在于员工相互合作，而过高评价某个个体可能会创造一种腐蚀性的企业文化。
 尽管普费弗和格拉德威尔的批评很有说服力，但在当时那种股市和大宗商品价格飙升的环境下，收银机的敲击声淹没了他们的批评。事实上，这种经济繁荣与顶尖人才没什么关系，而是因为东亚出现了10多亿开始拥抱消费主义的新客户，因为美国和欧洲逐渐放松对银行业的管制，银行迅速扩张，而且说服自己和政府相信可以通过一些聪明的算法去分解、埋葬不良资产，从而终结繁荣和萧条周期（在20世纪，正是这种周期频繁导致经济衰退和崩溃，多次打断经济增长的上行态势）。
 在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人们通常会低估收入不平等的程度，而在大部分财富掌握在庞大中产阶级手中的国家，人们往往会更准确地评估收入不平等，有时甚至会高估。
 在美国和英国等地，公众长期对财富平等抱有幻想，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一种持久存在的观点，即财富和努力工作之间存在一种明确的对应关系，甚至是与自身才能相对应的关系。
 不仅那些非常富有的人喜欢认为自己积累的财富都是应得的经济回报，就连许多穷人也不愿意打破美梦，相信只要足够努力，自己有朝一日也可以实现这样的财富。
 当前的社会体制是不利于穷人的 , 因为有钱人依靠钱生钱越来越简单，而没钱的人依靠长期努力工作赚钱却越来越难，让穷人承认这一事实，相当于让他们放弃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以及长期以来的信仰，即他们的国家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这个国家的人只要努力工作，就能成为自己期待的样子。
 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程度高的经济体中，许多人的工作与生活之间的界限几乎已经消失，人们对于未来的焦虑加剧了政治极化现象，引发了越来越严重的痛苦，但这种焦虑的影响并不局限于此。
 “过劳死”（karoshi），是由心力衰竭、睡眠不足、营养不良和缺乏锻炼引起的心脏病导致的，就像佐户未和的情况一样。
 “过劳自杀”（karo jisatsu），指员工由于过度工作产生的精神压力而自杀。
 从1979年起，中国经济增速惊人，经济规模大约每八年就翻一番。尽管科技在促进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中国经济增长的“催化剂”却是工作强度大而且廉价的劳动力。
 2016年，中国中央电视台宣布，每年有50多万中国公民死于过度工作。
 考古学家在农耕民族的遗骸中发现了因劳作产生的应力断裂和增厚，表明自从我们的一些祖先用犁和锄头代替弓和挖掘棒以来，“过劳死”就一直存在。
 现代社会对财富的追求与责任、忠诚、荣誉等方面的伦理融合在了一起，这种融合或许是首尔、上海、东京等东亚城市大量出现过劳死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
 大多数人最多只能与150人建立起活跃的联系，不可能比这个数字多出太多，因为要跟踪人际互动和人际关系实在太复杂，令人很难应付。
 服务业就业的大幅增长是现实需求促成的吗？还是因为广告商和有影响力的人一直竭力说服我们相信服务业的重要性？恐怕很难解释清楚。
 注重工作的文化。自农业革命以来，这种文化已在我们心中根深蒂固，让我们无法容忍不劳而获之人，尽管许多工作除了让人们忙碌之外并没有什么实际作用，但我们依然把工作视为社会契约的基础。
 学费上涨的主要理由是需要为日益膨胀的行政队伍提供资金。以加州州立大学为例，该校行政管理人员的总数从1975年的3 800人增加到2008年的12 183人，而教学人员从11 614人增加到12 019人。这相当于教学人员增加3.5%，而行政管理人员增加221%。
 盖洛普公司在最新一期的《全球职场环境调查报告》（State of the Global Workplace）中明确指出，其于2014年、2015年和2016年在全球155个国家收集的数据表明，全球只有15% 的员工热爱自己的工作，并敬业地投入工作，三分之二的人并不热爱却能敬业地工作，18% 的人完全谈不上敬业。
 美国和加拿大的劳动力敬业度分别为31% 和27%。相比之下，西欧的敬业度只有10%，但至少他们比日本、中国、韩国、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的工人更快乐。在这些地方，每100名工人中只有5到7人怀揣一片热忱投入工作。
 在发达经济体中，尽管越来越多的人从农场、矿山、渔场和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的生产线上被赶了出来，但不断膨胀的服务业几乎毫不费力地吸纳了他们。
 在美国目前所有的工作中，有47% 的工作在2030年被自动化淘汰的风险很高。他们关注的另一件事是，被淘汰风险最高的人往往并非那些臃肿懒散的官僚或中层管理人员，而是那些凡事亲力亲为的基层角色，在这类角色的从业者里面，接受过正规教育的比例往往比较低。
 2017年，清华大学与一家国有企业合作研发的机器人“孝义”顺利通过了中国国家执业医师资格考试的笔试，谷歌的阿尔法狗打败了世界上最优秀的人类围棋选手。
 自“大脱钩”时代以来，在创造新财富方面，拥有资产比努力工作更有利可图。
 目前，全球最富有的10% 人口拥有全球总资产的85%，最富有的1% 人口占全球总资产的45%。
 在中国，过去30年内公共财富在全国财富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已经从70% 下降到了30%，而在美国和英国，自金融危机以来的公共财富净值已经变为负值。
 质疑硬科学的完整性更容易，而要对经济学这种软科学提出挑战则比较困难。
 许多支撑当前经济制度的核心假设其实都是农业革命的产物，并且在人们向城市迁移的过程中被放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