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痛苦的七堂哲学课
人这一生，没有哪种状态是令人满意的。无论什么年纪，都是如此。
根据《牛津英语词典》编写者的说法，“evil”（恶）一词的词源，是指“超出适当程度”或“逾越适当限度”。
认为这个世界应该没有无意义痛苦，是一种自杀式的愿望。没有恶，就没有我们。
这种信念几乎是现代性向前发展的势头的根本。这一信念就是：如果一个人能够根除痛苦，那么他就应该这样做。
人类需要信仰，因为理性只能带我们走这么远。
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deTocqueville）说：“当恶似乎无可避免时，人们会耐心忍受，可一旦有人提出逃脱恶的想法，恶就会变得令人难以忍受。”
尼采在《论道德的谱系》（OnTheGenealogyofMorals）中指出：“真正引起对痛苦的愤慨的，不是痛苦本身，而是痛苦的无意义。
亚里士多德敏锐地察觉到，当我们一心追求幸福时，往往得不到幸福；但是，当我们追求卓越时，反而更可能得到幸福。
极权主义政权将恐怖融入其官僚体制。极权主义政权的政治秩序概念，部分目的是通过随意的大规模恐怖活动，重建失去的权威：一种几乎像上帝一样的权威。
人从自身的视角，只能从矛盾中看到现实。他越忠于自己所见的矛盾，就越愿意接受现实。——艾尔弗雷德·卡津
此时此刻，在某个地方，就有孩子在父母的打骂下瑟瑟发抖，有的在沿街乞讨，有的在去学校的路上胆战心惊，有的咳出鲜血，有的先天畸形、痛苦不已，还有的过早夭折。
美国国家犯罪受害者中心（NationalCenterforVictimsofCrime）的调查显示，每5个女孩和每20个男孩中，就有一个遭受过性虐待。
人这一生，没有哪种状态是令人满意的。无论什么年纪，都是如此。
人到古稀，就像《圣经》中大卫所说的那样：“无所不悲。”他们不是活着，只是苟延残喘。
所有生命的代价都是死亡，任何有神经系统的生物，从最低级的甲壳类到进化链上的高级生物，都会遭受生理的痛苦。
达尔文在一封信中坦言：“我无法相信一个仁慈全能的主会刻意创造出姬蜂这种生物，让它们寄生在毛毛虫活体内吸食养分，或刻意创造出猫这样的动物，让它们肆意折磨老鼠。”
根据《牛津英语词典》编写者的说法，“evil”（恶）一词的词源，是指“超出适当程度”或“逾越适当限度”。
就像现代人所说的那样，人生倒霉之事十之八九。
无意义痛苦是创造意义的旅程开始的地方，也是它结束的地方。
大体来说，人类面对痛苦有两种重要的反应，我将其称作“解决它”的态度和“直面它”的态度。
帕斯卡尔以其一贯冷嘲热讽的语气所说：“人们无法终结死亡、痛苦和无知，于是为了幸福，他们决定不去想这些事情。”
喜剧演员路易斯·C.K.（LouisC.K.）认为：我们总是玩手机，主要原因是我们很难独自面对存在。他说：“生活无比悲哀，光是活着，就够惨了。”在我们的各种计划和项目的表面下，是“永远的虚空……你知道一切都是徒劳的，而你是孤独的”
我们无法直面由这种悲哀产生的焦虑，于是不停摆弄各种工具，以分散注意力。
帕斯卡尔曾说：“事实是，当下常常令人痛苦。为了免于受苦，我们不去思考当下，将其推到看不见的地方。”
直面疼痛、苦难和死亡，是通往更深层次的存在所必须迈出的第一步。
生而为人，便会包含一种巨大的矛盾：拒绝痛苦的同时，不得不接受痛苦；解决痛苦的同时，不得不面对痛苦。
只是简单粗暴地解决痛苦，不愿面对痛苦的阴影，是种肤浅：我们失去了通过苦难、悲剧以及人性的弱点丰富自身的能力，而这些是所有富有意义的事物的核心，是生命本身的核心。
我们越来越多地把精力投入到寻求解决痛苦的办法中，这让许多人难以接受宗教等制度直面痛苦的理由，而这些制度曾经几乎是我们用来对抗苦难无情袭击的唯一手段。
我们还应该意识到，不管我们是否被诊断出癌症，痛苦都是活着的主基调，生病很正常，我们终究会死。意识到这些，对过有意义的生活至关重要。
向痛苦宣战，无异于将我们与人性分离开，这样不可避免地会造成权利的滥用和意义的缺失。
我认为，性情是决定我们如何应对苦难的关键因素。
这种信念几乎是现代性向前发展的势头的根本。这一信念就是：如果一个人能够根除痛苦，那么他就应该这样做。
痛苦是自然法则的一部分，这里的自然指的是一种我们不能也不应该逾越的根本界限。
人类需要信仰，因为理性只能带我们走这么远。
迅速增长的科学力量使我们敢于相信，我们可以从根本上改进上帝创造的东西。我们不应该继续接受痛苦，认为它无法改变、必须承受。
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deTocqueville）说：“当恶似乎无可避免时，人们会耐心忍受，可一旦有人提出逃脱恶的想法，恶就会变得令人难以忍受。”
尼采在《论道德的谱系》（OnTheGenealogyofMorals）中指出：“真正引起对痛苦的愤慨的，不是痛苦本身，而是痛苦的无意义。
我们同样承担着两种风险：第一，生命丧失意义；第二，无意之中（或者谨小慎微之下）造成比我们原本想补救的更大的伤害。
很多人因为圣人劝人残忍而责备他，因为他建议那人将手中的孩子杀掉。“但是让他活着难道不更残忍吗？”圣人问道。
我想起蒙田的文章《论跛子》（OfCripples）中的一句话：“我在这世界见过的最畸形怪异而又最不可思议的事物，莫过于我自己。”
传统观念认为，自然是神设定的一系列限制，如万有引力、死亡、黄金法则等自然和道德法则，如果我们无视这些法则，最终就会受到惩罚。而边沁和穆勒认为，自然不过是原始数据，我们应该对其更改，以实现人类可接受的结果。
《论自由》（OnLiberty）中，穆勒阐明了成为现代性第二天性的政治原则：“违背文明社会任何成员的意愿，对其正当行使权力的唯一目的是防止伤害他人。”
在穆勒看来，尊重人权主要是因为人无完人，我们不能保证自己永远正确。
我们很容易去打压那些看似虚假、邪恶的事物，却在后来发现它们无害，甚至可能是正确且有用的。
穆勒对功利主义所做的第二个改动，是区分了高级快乐和低级快乐，而边沁坚决反对这种区分。边沁有句名言：“如果快乐的量是相等的，那么玩图钉和吟诗作赋一样好。”
穆勒称，我们在运用最大幸福原则时，不仅要考虑我们的行为所带来的快乐的数量，还必须考虑其质量。
《哈姆雷特》不仅是在满足我们娱乐的欲求。《哈姆雷特》这样的戏剧的重要之处，在于它呈现出人类的复杂性。它启发我们，甚至拓宽我们的认知，它让我们看清人生的起起落落。而它之所以能做到这点，是因为它能够唤醒作为人类所无法根除的痛苦。
我们想要幸福，但我们也需要意义。
亚里士多德敏锐地察觉到，当我们一心追求幸福时，往往得不到幸福；但是，当我们追求卓越时，反而更可能得到幸福。
给犯人贴上“罪犯”的标签，才是最严酷的惩罚。即使你出狱了，你身上的标签还是让你觉得自己是不自由的。
在我们的时代，当制药公司试图说服我们买一瓶万能药，当政客们承诺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时，我们应该想一想，我们能够想象的最大利益，真的是过毫无痛苦的生活，过最多快乐、最少痛苦的生活吗？
活得有意义的人往往会舍弃安逸，选择奋斗。
思想自由的魅力部分在于，即使占支配地位的是正确观念，它还是需要来自错误观念的挑战，这样真理才不会对我们失去意义。
只有不排斥甚至欣然接受我们无法理解的苦难，我们的生活才能有意义。
“再说了，我在监狱里待了三十年还没疯，这难道不英勇吗？”
我爱你，谜一般的人生……张开双臂拥抱我吧。如果你没有更多幸福可以给予，那就给予我你的痛苦吧。——露·莎乐美
尼采认为，惩罚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支配行为，一种对冒犯我们的人宣扬权力的做法。
生活是一个艺术项目，一个不断重新想象和重塑自我的过程。
尼采永恒轮回的激进想法，他“行为的着重点”，是我们必须与眼前的这个世界和解。没有“更好的”世界等着我们。
尼采最著名的一句话是：“杀不死我的东西，只会使我更强大。”
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都曾满怀热情地拜读尼采的著作，尤其是那些赞扬支配，贬低自由主义、犹太教与和平主义的部分。
他在《敌基督者》（TheAnti-Christ）中说：“怜悯与增强生命感觉能量的滋补情感相对：怜悯有一种减弱的效果。人若怜悯，就会失去力量。生活中的痛苦已经造成力量的损失，而怜悯甚至会让这种损失增加。通过怜悯，痛苦本身会蔓延。”
科学在我们尚未配得上被称作人类前，让我们成了神。——让·罗斯丹
纳粹思想免除了他们有关道德的内在对话，而之所以能做到这点，部分原因在于它消除了他们的行为会受到评判的公共领域。
不思考的吸引力以及鼓励不思考的体制，既不难理解，也不仅仅是遥远的纳粹时代的产物。当我们在这种体制中向上爬时，要想免于变得平庸，不可思议地难。
政治并非儿戏；在政治之中，服从就等于支持。
“劳动”实际上指的是，我们必须做的不需要技能的重复性任务。“
因为我们从劳动本身中几乎找不到个人意义，所以我们一般都试图摆脱劳动。
《摩登时代》一针见血地揭示出了潜伏的新罪恶问题：我们以进步的名义将自己变成了机器。
大多数广告都会将其产品与我们渴望获得的一种身份联系在一起：粗犷的个人主义者、酷酷的性对象、修理能手、艺术家、领导者、智胜环境者，甚至是消费主义的冷嘲热讽者。“
通过剥夺我们真正身份形成的领域，劳动—消费的循环使我们变成奴隶，在某些情况下，是享受着各种舒适的奴隶，不过还是奴隶。
非暴力在权力领域所能实现的目标是非常有限的。改变权力结构的唯一方法是改变人心及思想。
极权主义政权将恐怖融入其官僚体制。极权主义政权的政治秩序概念，部分目的是通过随意的大规模恐怖活动，重建失去的权威：一种几乎像上帝一样的权威。
兹比格纽·赫伯特（ZbigniewHerbert）所说：“即使城市陷落，我们之中只有一人幸存，他走在流亡的道路上，也会在内心怀揣城市，他就是城市。”
如果人们天生感觉不到疼痛，这是一种疾病，他们会咬掉自己的舌尖，他们的感染会恶化，骨头断了也不会注意到。悲伤、担忧、恐惧等消极情绪，也发挥着类似的作用，它们帮助我们弄明白什么是有价值的，使我们适应世界。
稍微有些智慧的父母、教练和老师都知道，我们不能将年轻人置于没有痛苦、没有风险、没有选择的环境中，这样做只会遏制面对风险选择、痛苦甚至死亡所产生的种种好处。
认为这个世界应该没有无意义痛苦，是一种自杀式的愿望。没有恶，就没有我们。
她总结道：“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意识到问题不是‘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而是‘我们该如何回应’。”是的，这才是核心问题。
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Geertz）说：“作为一个宗教问题，矛盾的是，痛苦这一问题，不是如何避免受苦，而是如何受苦，如何对待身体疼痛、个人的损失、世俗的失败，或对他人痛苦的无助思索，这些痛苦是可以承受的东西——正如我们所说，是可以忍受的东西。”
我们厌恶死亡、疼痛和不幸，并因此而悲伤，这才是无意义痛苦的真正来源。我们的悲伤是世界苦难的成因，而不是其结果。死亡、痛苦，甚至罪恶，如果正确理解，都是存在的美好事实。我们都应该像理性的夜莺一样歌唱。
爱比克泰德认为，如果我们振作我们的灵魂，那么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能感到非常幸福，包括那些一般认为是失败的情况。
我向囚犯们讲授了爱比克泰德的斯多葛主义，并清楚地告诉他们：幸福的秘密不在于让事情按我们的愿望发生，而在于希望事情自然发生；事情本无好坏，是我们的想法让其变得如此；我们的心态是如何被我们自己控制的；如果我们经历一定的心智训练，我们能接受疼痛、死亡，以及不公；我们能够努力对抗看似过度的痛苦、过早的死亡，以及严重的不公，不过我们最终应该接受，这些是维持我们生命的宏大秩序的一部分；我们真正的幸福在于改造我们的灵魂。简言之，即使在监狱中，你也应该感到幸福。
生命本身就是礼物。这是一个艰难而神秘的礼物，就像童话故事中的礼物那样，看起来像是一种诅咒，可正是我们获得拯救所需要的。我们的基本职责是感恩。感恩你能够奋斗、受苦、找到你真正在意的东西，这些东西是你通过其他方式，永远无法找到的。
在《哲学谈话录》中，有一个富有禅意的段落，爱比克泰德在其中给出了下面一段斯多葛式对话：“他的船沉了。”“发生了什么？”“他的船沉了。”
在我们的思想不去提供恶的时候，恶就会消失。在罪恶问题的解决办法最简单、最好的版本中，爱比克泰德给出了以下对话：“‘但是我的鼻子在流血！’你不用手去擦鼻血的话，你长手干什么？‘但是我开始流鼻血，怎么会是对的呢？’与其想着抗议，难道直接将鼻血擦掉，不是更容易吗？”
最糟糕的道德家到处评判他人，却轻易原谅自己。真正有道德的人评判自己、原谅他人。
当人类将所有痛苦和折磨都置于地狱，天堂中剩下的就只有无聊了。——叔本华
虽然现在是我们唯一的真实住所，但我们通常会将自己投射到一个叫作未来的不存在的区域，而且在一个叫作过去的不真实的土地上四处漫游。
时间是痛苦之母。因为我们想着过去和未来，所以我们认为现在不够好。抑或，仅仅是人类的意识催生时间和痛苦，这两个是同卵双胞胎。
因陀罗又出现了，他将地狱变成了天堂，他说：“这只是另一个考验。只有真正经历过地狱，你才能真正体验到天堂。”
人生中愉悦和快乐短暂而稀少，更多的是伤害和悲痛、苦难和绝望——接受了这一真相，就不再会因挫折而神伤，因自怜而愤怒，相反，会热爱并关切人类境况。——戴夫·希思
艾伦·沃茨（AlanWatts）说：“是人让真理伟大，不是真理让人伟大”是儒家思想的一条基本原则。
孔子哲学思想的基础不是自由和个体性，而是忠诚和同理心。
他领悟了四个真谛。第一，人生充满痛苦。第二，痛苦是欲望和无知造成的。第三，痛苦可以解除。第四，解除方法是遵循“中道”，即后来佛教的基础。
另一边的父母，对他们来说，屏幕——任何屏幕，都是他们唯一请得起的保姆。
我喜欢波斯诗人哈菲兹（Hafiz）所说的：“恐惧是房子中最便宜的房间。我希望看到你生活，在更好的环境中。”
用无关紧要的娱乐消遣，来掩盖我们的悲伤、忽视我们的罪恶，很容易；相信我们的身份是与苦难、邪恶、历史、自然分离开来的，很容易。然而，忽视痛苦的结果，就是我们都将为此而承受痛苦。
正是在人生危机四伏之时，我们发现自己需要最强大的艺术、文学、历史、科学、宗教和哲学形式给予我们诚实地看待自己内在脆弱性的方式。
我多么希望能在你感到孤独或处于黑暗中时，让你看到自己的存在散发的惊人光芒。——哈菲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