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为什么会失败
贫穷的社会想变富裕，需要的就是政治转型。
在墨西哥，施林并不是靠创新赚得他的财富。政府在1989年9月宣布有意出售墨西哥电信51%的投票股权（所有股票的20.4%），并在1990年11月接受投标。虽然施林所投并非最高标，以他的卡索集团为首的集团却赢得了这次标售。施林没有立即支付价款买下股票，而是设法延迟付款，利用墨西哥电信本身的股利来偿付股票。
施林靠墨西哥经济致富主要归功于他的政治关系。
苏联在1930年到1970年间成长迅速，但随后急速崩跌。
在1950年代，毛泽东推行大跃进，这项激烈的工业化政策导致大规模饥荒。1960年代，他展开文化大革命，对知识分子和受过教育的人——任何对党的忠诚遭到怀疑者——进行大规模迫害。
贫穷国家之所以贫穷，是因为有权力的人做出制造贫穷的选择。他们做错不是出于犯错和无知，而是有意做错。
创造经济进步诱因的经济制度可能同时造成收入与权力的再分配，导致喜好掠夺的独裁者和其他拥有政治权力的人受到威胁。
苏联的成长渐渐失去动力，经济在1980年代开始崩溃，到了1990年代更进一步完全瓦解。
中国仍然是榨取式制度和政府控制下的成长，中国的经济制度距离充分广纳仍然相当遥远，这也意味南韩式的转型比较不会在中国发生。
即使榨取式制度可以创造一些成长，它们往往无法创造持续稳定的经济成长，而且一定不是伴随创造性破坏而来的那种成长。
当政府或一小群菁英控制所有资源时，将无法创造出正确的诱因，人们的技术和才能也无法获得有效的配置。
从1928年到1960年间，苏联的国民收入每年增长6%，可能是截至当时历史上的最快速的经济成长。
连美国中央情报局也不明就里，甚至苏联自己的领导人也被快速的成长蒙骗，例如赫鲁晓夫曾在1956年对西方外交官的演说中，吹嘘地说出那句名言：”我们将埋葬你们。”
榨取式制度基于两个原因而无法制造持续的科技进步：缺乏经济诱因，和菁英的抗拒。
苏联人口普查局在1937年提供了一个好例子，说明太认真工作、而不懂得揣摩共产党领导人心思的后果。当调查的资料陆续汇集后，很明显它们呈现的人口大约是一亿六千二百万人，远低于斯大林预期的一亿八千万人，而且低于斯大林本人在1934年宣布的一亿六千八百万人。斯大林的反应是逮捕进行人口普查的官员，将他们放逐到西伯利亚或枪毙。
在1589年，威廉•李的“织袜机”已经完成。君主都担心长袜生产机械化会造成政治动乱，因为它会让许多人失去工作，制造失业和政治不安，危及王室权力。
商人在中国的地位向来不确定。
日本民族没有中国人那种“天朝大国”的心态，不把外民族统统视为“蛮夷”。面对列强挑战时，不是盲目抵制，而是明智地选择了开放国门，并采取向西方学习的积极态度。
寡头铁律，亦即一个掌控榨取式制度的政权被推翻，紧跟而来的新主子也利用同一套邪恶的榨取式制度。
按照津巴布韦银行的公开陈述：“抽奖仪式主持人费勒•贾瓦瓦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奖金津巴布韦币十万元的彩券抽出来送到他的手上时，他看到上面写的居然是穆加贝阁下。”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最常见的原因就是榨取式制度。
先是内战，然后是斯大林的集体化及其永无休止的清算斗争，杀人如麻，死者可能多达四千万人。
俄国共产党残暴、压迫而血腥，但却不是唯一，同样的经济后果与人间苦难所在多有，譬如1970年代红色高棉统治下的柬埔寨、中国及北韩，无一例外的，共产主义所带来的都是邪恶的专制独裁及人权侵犯。
有人忧虑暴力过了头，毛泽东反驳道：“希特勒这个人更残忍，愈残忍愈好，你不觉得吗？杀人愈多愈是革命。”
大跃进及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灾难与痛苦制造了足够的改变要求，才使邓小平及其支持者得以赢得政治上的斗争。
运气也是关键，因为历史往往都是以偶然的方式揭开序幕。
威权统治通常都会特别注意自由媒体的重要性，而且不遗余力地予以打压。
二十四岁的哈梅德是开罗一家广告代理商的员工，她在开罗的解放广场（Tahrir Square）示威时清楚地表达她的观点：“我们受到贪腐、压迫和劣质教育的荼毒。我们生活在一个必须改变的腐化体系中。”广场另一位示威者、二十岁的夏米是一名药学系学生，他表达相同的看法说：“我希望到今年底时我们能有一个民选政府，公民自由获得保障，而且我们能终结掌控这个国家的贪渎。”
正如国际原子能总署前署长巴拉迪（Mohamed El Baradei）2011年1月13日在推特（Twitter）上写的：“突尼斯：压迫+缺乏社会正义+封杀和平改革渠道=定时炸弹。”
对埃及人来说，导致他们落后的原因包括一个无能且贪腐的政府，一个让他们无法发挥才能、雄心和原创性的社会，以及他们所得到的教育。但是，他们也知道，这些问题的根源是政治。
英国和美国之类的国家变富裕，是因为它们的人民推翻掌控权力的菁英，创造了一个政治权利更广泛分配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政府需要回应人民并对人民负责，而且广大民众都能够利用经济机会。
贫穷的社会想变富裕，需要的就是政治转型。
几英尺外的围墙南方情况却大不相同。墨西哥索诺拉省诺加雷斯市的居民虽然生活在该国相对富裕的部分，但此地家庭的年平均收入只有亚利桑那州诺加雷斯的三分之一。
西班牙人建立了一套为剥削原住民而设计的制度。赐封制、米塔制、产品配销制和达拉欣制的设计，都是为了把原住民的生活压到勉强维生的水平，并为西班牙人榨取所有超过此一水平的剩余所得。
伊图尔比德并未受到像美国总统受到的政治制度束缚；他很快变成独裁者，到1822年10月，他解散宪法认可的国会，以他自己挑选的军人集团取代。虽然伊图尔比德在位不久，这种模式的事件在十九世纪的墨西哥却不断反复发生。
空前不稳定的政治对经济制度和诱因的影响十分明显，这种不稳定导致财产权的高度不安全，并且严重削弱墨西哥的政府，使其缺乏征税和提供公共服务的权威及能力。
当美国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开始经历工业革命时，墨西哥正变得更贫穷。
在墨西哥革命开始的1910年，墨西哥只有四十二家银行，其中两家控制着所有银行资产的60%。和美国竞争激烈的环境不同，墨西哥银行业几乎没有竞争可言。
在墨西哥，施林并不是靠创新赚得他的财富。政府在1989年9月宣布有意出售墨西哥电信51%的投票股权（所有股票的20.4%），并在1990年11月接受投标。虽然施林所投并非最高标，以他的卡索集团为首的集团却赢得了这次标售。施林没有立即支付价款买下股票，而是设法延迟付款，利用墨西哥电信本身的股利来偿付股票。
施林靠墨西哥经济致富主要归功于他的政治关系。
美国人民平均的财富是墨西哥人民平均的七倍，是秘鲁或中美洲人民平均的十倍以上。美国人比下撒哈拉非洲人民平均富裕约二十倍，而且是住在马里、埃塞尔比亚和塞拉利昂等非洲最穷国家人民的近四十倍。
许多国家在成长之后转而变成衰退，例如阿根廷快速成长直到1920年，变成世界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但之后便开始长期滑落。苏联是更值得注意的例子，它在1930年到1970年间成长迅速，但随后急速崩跌。
朝鲜半岛有悠久的共同历史，在朝鲜战争和双方以北纬38度线划分边界前，两韩在语言、人种和文化上没有任何差别。就像在诺加雷斯一样，差别在于那道边界。在边界北方是一个不同的政权，实施不同的制度，制造不同的诱因。因此，穿越诺加雷斯两边或南北韩间的边界造成的任何文化差异，并不是贫富差距的原因，而是结果。
在1950年代，毛泽东推行大跃进，这项激烈的工业化政策导致大规模饥荒。1960年代，他展开文化大革命，对知识分子和受过教育的人——任何对党的忠诚遭到怀疑者——进行大规模迫害。
大多数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专注在“做对”事情，而真正需要的其实是解释为什么穷国会“做错”。
贫穷国家之所以贫穷，是因为有权力的人做出制造贫穷的选择。他们做错不是出于犯错和无知，而是有意做错。
黄平元回忆说，在重逢时所有北方来的人都要钱，所以他提议给哥哥一些钱。但他哥哥说：“如果我带着钱回去，政府会说‘把钱交给我们’。你还是自己留着吧。”
黄平元注意到他哥哥的大衣已经很破旧，他建议说：“把大衣脱下来丢了吧，回去的时候就穿我这件。”他哥哥回答：“我不能这么做，这是向政府借来穿到这里的。”
哈佛和普林斯顿大学大学出身、坚决反共的李承晚，在美国的大力支持下领导战后的南韩，建立了初期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并在1948年被选为总统。
李承晚和同样与他著名的继任者朴正熙将军，在历史上的定位都是威权总统，但两人都实行市场经济和私有财产制度，朴正熙甚至在1961年后以国家力量当作快速经济成长的后盾，大力提供信贷和补贴给成功的企业。
金日成、金正日和他们的亲信无意改革制度，也不想引进私有财产、市场、私人契约，或改变经济与政治制度。北韩的经济发展长期处于迟滞状态。
国家在经济成功上的差异是因为制度不同，也就是影响经济运作的规则，以及激励人的诱因不同。
企业家若预期他的生产会被窃取、征收或因为课税而当然无存，将失去工作的诱因，当然更不会有投资和创新的动机。
有些社会的政治带来促进经济成长的广纳式制度，而从古至今绝大多数社会的政治却带来阻碍经济成长的榨取式制度。
如果蒙博托建立能增加刚果人财富、而非让他们更贫穷的经济制度，那不是更好吗？如果蒙博托增进全国人的财富，他不是可以有更充裕的经费可以买一架协和号、而非只是租用，还可以买更多城堡和豪宅，甚至拥有更大、更强的军队吗？对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人民来说很不幸运的是，答案是否定的。
创造经济进步诱因的经济制度可能同时造成收入与权力的再分配，导致喜好掠夺的独裁者和其他拥有政治权力的人受到威胁。
随着工业革命扩散，贵族不只是经济输家，他们也有变成政治输家的风险，拥有的政治权力可能随之丧失。在经济和政治权力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这些菁英往往形成一股反对工业化的强大力量。
在奥匈帝国和俄罗斯帝国，专制君主与贵族的损失远为惨重，工业化因而遭到阻挡。其结果是，奥匈和俄罗斯的经济陷于停滞，落后于其他从19世纪开始经济成长起飞的欧洲国家。
有权力的群体通常反对经济进步和开往富裕的火车头。经济成长不只是更多更好的机器、以及更多受更好教育的人的过程，也是与创造性破坏普及有关的转型和动荡的过程。因此只有在预期会丧失经济特权的经济输家、和担心政治权力遭到侵蚀的政治输家没有阻挡成功的情况下，经济才会向前迈进。
到1970年代，南韩的经济制度已变得相当有广纳性，足以削弱维持榨取式政治制度的一项理由——经济菁英从自己或军方对政治的掌控当中得不到多少利益。
苏联的成长渐渐失去动力，经济在1980年代开始崩溃，到了1990年代更进一步完全瓦解。
和全盛时期的苏联一样，中国正快速成长，但这仍然是榨取式制度和政府控制下的成长，尚未出现朝向广纳式政治制度转轨的迹象。中国的经济制度距离充分广纳仍然相当遥远，这也意味南韩式的转型比较不会在中国发生。
如果没有相当的政治集权和紧紧掌控政治权力，南韩的军事菁英和中国共产党不会感觉足够安全到愿意推动经济改革、同时仍能够紧握住权力。
即使榨取式制度可以创造一些成长，它们往往无法创造持续稳定的经济成长，而且一定不是伴随创造性破坏而来的那种成长。当政治与经济制度都属榨取式，不会产生可以带来创造性破坏和科技变革的诱因。政府可能短期间借命令分配资源和人员而创造快速的经济成长，但这个过程本质上就是有限的。
尽管德川在日本的统治既专制又具榨取性，但对辖下其他主要封建领主只有薄弱的控制力，且很容易遭到挑战。虽然偶尔发生农民叛乱和内部倾轧，但中国的专制统治却强大得多，反对势力也较缺乏组织和自律。
中国不像日本那样有其他藩主有能力可以挑战皇帝的专制统治并选择不同的制度轨道。中国跟日本的这个制度差异，与它们两国跟西欧之间的差异比起来虽然不算大，却在两国遭遇英国和美国的船坚炮利带来的关键时期，造成了决定性的结果。
当政府或一小群菁英控制所有资源时，将无法创造出正确的诱因，人们的技术和才能也无法获得有效的配置。
从1928年到1960年间，苏联的国民收入每年增长6%，可能是截至当时历史上的最快速的经济成长。
成长如此快速，以至于数代的西方人受到欺骗。不只是史蒂芬斯，连美国中央情报局也不明就里，甚至苏联自己的领导人也被快速的成长蒙骗，例如赫鲁晓夫曾在1956年对西方外交官的演说中，吹嘘地说出那句名言：”我们将埋葬你们。”
由诺贝尔奖获得者萨缪尔森写作、最被广泛使用的经济学大学教科书，也再三预测苏联经济霸权的到来。在1961年版的书中，萨缪尔森预测苏联的国民收入有可能在1984年超越美国，或很可能在1997年。1980年版中，他的分析仍旧没有改变，只是把两个时间延后到2002年和2012年。
虽然斯大林和后来其他苏联领导人的政策制造出快速的经济成长，但这种成长却无法长久持续。到1970年代，经济成长几乎完全停顿。最重要的教训是，榨取式制度基于两个原因而无法制造持续的科技进步：缺乏经济诱因，和菁英的抗拒。
一旦所有低效率使用的资源都被重新配置到工业后，靠命令所能创造的经济成果便很有限。这时候苏联的系统便撞上障碍，因为缺乏创新和经济诱因导致无法继续进步。
苏联能够持续创新的唯一领域是，投入庞大努力的军事和航天科技。其结果是他们把第一只狗莱卡，和第一个人类加加林送上太空。他们也把AK-47步枪留给世人。
现实中，苏联工业的实际作为却与五年计划没有多大关系，因为五年计划经常修改和重写，或者完全被忽略。工业的发展基本上斯大林和政治局的命令进行，而他们经常改变想法，且往往全面修改先前的决定。
国家计划委员会甚至尝试避免做决定，因为如果做出结果不好的决定，你可能遭枪毙；能不必负任何责任最好。
苏联人口普查局在1937年提供了一个好例子，说明太认真工作、而不懂得揣摩共产党领导人心思的后果。当调查的资料陆续汇集后，很明显它们呈现的人口大约是一亿六千二百万人，远低于斯大林预期的一亿八千万人，而且低于斯大林本人在1934年宣布的一亿六千八百万人。斯大林的反应是逮捕进行人口普查的官员，将他们放逐到西伯利亚或枪毙。
他下令重做一次人口普查，并在1939年进行。这一次主持普查的人搞清楚了，他们发现人口实际上有一亿七千一百万人。
中央计划就是难以取代18世纪伟大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所称的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
到1940年代，苏联领导人已经很了解这些错误的诱因（即使那些西方的仰慕者还被蒙在鼓里）。苏联领导人的做法是把它们当成技术问题，是可以修正的。
只要政治权威和权力全掌握在共产党手里，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人们面对的基本诱因，无论支不支付红利都一样。
真正有效的诱因无法出现在中央计划经济中，这不是因为红利制度设计上的技术错误，而是达成榨取式成长的整个方法本来就存在问题。这种成长靠政府命令达成，虽然可以解决一些基本经济问题，但刺激长久持续的经济成长需要个人利用他们的才能和创意，而这在苏联式的经济制度中不可能办到。
榨取式制度在历史上如此常见，因为它们有一套强而有力的逻辑：它们可以创造有限度的财富，同时能将它分配给少数菁英。但要创造这种成长，必须具备政治集权的条件。
虽然天生受限，榨取式制度下的成长在启动时看起来仍然可能非常可观。许多苏联人和更多西方人对苏联从1920年代到1960年代甚至70年代的成长都崇拜不已，就像今日他们对中国飞快的经济成长感到目眩神迷。
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是另一个榨取式制度下成长的例子，且同样不太可能创造长久持续的成长，除非它展开根本的政治转型，迈向广纳式政治制度。
在1589年，威廉•李的“织袜机”已经完成。君主都担心长袜生产机械化会造成政治动乱，因为它会让许多人失去工作，制造失业和政治不安，危及王室权力。织袜机是保证能大幅提高生产力的一项创新，但也势必带来创造性破坏。
害怕创造性破坏是新石器革命到工业革命间生活水平未能持续提升的主要原因。科技创新使人类社会变富裕，但也牵涉到汰旧换新，以及破坏某些人的经济特权和政治权力。
1445年在德意志城市美因茨，古腾堡公开了一项对后来的经济史带来深远影响的创新：活字印刷机。在那之前的书籍都是由抄写员以手工抄写，速度缓慢且极耗人工，或是以整片木刻版逐页印刷。书籍很少见，价格十分昂贵。
早在1485年鄂图曼苏丹巴耶塞特二世就明令禁止穆斯林印刷阿拉伯文。这个规定在1515年由赛里木一世苏丹进一步强化。
在高度专制和榨取性的鄂图曼制度下，苏丹对印刷机的敌视不难理解。书籍会散播观念，让人民更难控制。有些观念可能是促进经济成长的好方法，但其他观念可能会颠覆和挑战既有的政治和社会现状。
商人在中国的地位向来不确定。
1707年英格兰、威尔士与苏格兰合并之后的大不列颠——在犯罪处理的问题上做了一个简单的决策：为了眼不见、心不烦，或者至少是省得麻烦，干脆将罪犯流放到帝国的罪犯殖民地去。北美独立战争前，判决定罪的罪犯主要都是送往美洲殖民地。
1788年1月，一支由十一艘船组成的船队满载罪犯，在船长菲利普的指挥下首航。1月26日，亦即今天的澳大利亚日，他们扎营悉尼湾，也就是今日悉尼市的核心，并将此一殖民地命名为新南威尔士。
中国人不思制度的改革，只想要进口现代武器跟英国人一较高下；日本人却不同，他们建立了自己的军火工业。
日本民族没有中国人那种“天朝大国”的心态，不把外民族统统视为“蛮夷”。面对列强挑战时，不是盲目抵制，而是明智地选择了开放国门，并采取向西方学习的积极态度。
佩里率领舰队粗暴地踢开了日本的国门，但日本人不仅没有把他当作侵略者，还将其作为开国的恩人来纪念。
在中国，推动制度改变的力量却相对薄弱，榨取式制度持续当道，最后在1949年毛泽东的共产革命下转向更糟的方向。
广纳式经济与政治制度不会自己出现。菁英阶层抗拒经济成长及政治变革，另一方面则有人想要阻止菁英阶层的经济及政治权力，两者之间因此发生重大冲突，才会产生广纳式经济与政治制度。
在多元政治制度的逻辑下，独裁者、政府内部派系，甚至大有作为的总统，想要独揽大权都会变得比较困难。
广纳式政治制度与广纳式经济制度是互为支持的。由此乃产生了良性循环的另一个机制。
加纳、肯尼亚、津巴布韦，以及其他许多非洲国家，独立后都怀着相同的希望，然而，恶性循环却使这些国家只是榨取式制度的一再重演，而且其恶性随着时间愈演愈烈。举例来说，在所有这些国家，英国人建立的产销协议会及间接统治均持续不变。
恶性循环有其本质性的症结。榨取式政治制度导致榨取式经济制度，肥了少数瘦了多数。因榨取式制度而得利的人一旦拥有了资源，便可以建立自己的军队及佣兵，收买司法，操纵选举，如此一来，不仅可以继续掌权，更可占尽优势保护体系的运作。因此，我们可以说，榨取式经济制度为榨取式政治制度的延续制造了平台。
榨取式政治制度往往造成恶性循环，原因无他，对于想要窃取及滥用政府权力的人，这种制度丝毫无法加以遏阻。
1980年，塞拉利昂中央银行总裁班古拉批评史蒂芬斯的政策漫无节制，没过多久就惨遭谋杀，从中央银行大楼的顶楼被推落到一条名叫“塞卡•斯蒂芬斯街”的马路上。
还有一种力量也会带来恶性循环，那就是榨取式制度制造了没有限制的权力及巨大的收入差距，其结果将会增加政治赌博的赌注。
一位部长乔吉斯在回忆录中这样写着：革命之初，旧朝遗风我们全都弃如敝屣，不开车，不穿西装，领带视同罪恶，任何让人看起来体面或小资产阶级的，任何跟奢华或精致沾上边的，全都被打成旧秩序。后来，到了1978年，一切都变了。物质享受逐渐被接受，然后就开始要求。
寡头统治以及所有的阶层组织，其内在逻辑就是它们会复制自己，不仅在当权的群体内部会如此，甚至一个全新的群体接手之后亦然。
在广纳式经济制度下，由于财富不是集中在小群体的手里，他们无法利用经济力量不成比例地扩充政治权力。更重要的是，在广纳式经济制度下，利用政治权力谋取到的利益相对有限，因此也削弱了每个群体或野心勃勃的人企图掌控政府的诱因。
恶性循环——菁英阶层控制榨取式制度并因此获利，进而得以持续壮大——并非恶性循环的唯一形式。
寡头铁律，亦即一个掌控榨取式制度的政权被推翻，紧跟而来的新主子也利用同一套邪恶的榨取式制度。
榨取式政治制度对于权力的行使并没有什么限制，因此，推翻前独裁者并承接国家政权的人，使用权力或滥用权力基本上也不会受到节制。
唯有广泛结盟所发起的革命，才比较可能产生多元的政治制度。
按照津巴布韦银行的公开陈述：“抽奖仪式主持人费勒•贾瓦瓦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奖金津巴布韦币十万元的彩券抽出来送到他的手上时，他看到上面写的居然是穆加贝阁下。”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最常见的原因就是榨取式制度。
当前的国家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榨取式经济制度无法产生诱因，激励人民储蓄、投资并创新。榨取式政治制度则支持这类经济制度，并为这些因榨取而获利的人巩固权力。
榨取式经济及政治制度永远都是国家失败的根源，尽管因环境不同而有细节上的变化。
前任总统卡洛斯•梅内姆被视为一个“活诅咒”。许多阿根廷人都忌讳提到他的名字。如果某个人一不小心提到，女性就会摸自己的左胸，男性就会摸自己左侧的睾丸来消除厄运。在2011年，媒体甚至拍到一名男子在与梅内姆握手的同时，他的左手在摸裤子的拉链。
北韩的政府是共产党独裁政府，让老百姓穷一点才安全。
执行官在行刑前宣布朴南基的罪行称他是“推行货币改革，使人民生活困苦的稀世逆贼”。北韩高层此举在于转移民众对“货币改革”的愤怒情绪。
2006年美国对北韩实施制裁，就知道其真正的要害何在。美国禁止六十项奢侈品出口到北韩，包括游艇、水上摩托车、赛车、摩托车、DVD播放机及二十九吋以上的电视机。
经济制裁之前，金正日每年光是干邑白兰地的预算可能就高达八十万美元。
先是内战，然后是斯大林的集体化及其永无休止的清算斗争，杀人如麻，死者可能多达四千万人。
俄国共产党残暴、压迫而血腥，但却不是唯一，同样的经济后果与人间苦难所在多有，譬如1970年代红色高棉统治下的柬埔寨、中国及北韩，无一例外的，共产主义所带来的都是邪恶的专制独裁及人权侵犯。
整体来说，纵使埃及经济有所成长，教育也有投资，但绝大多数的人在经济上毫无机会，而新的菁英阶层却靠着政商关系大赚其钱。
1956年，中国为强化政治及经济控制，实施路条制，未经上级许可不得在国内旅行。
有了榨取式制度，毛泽东乃打算从他一手控制的广大国度榨取一切资源。和塞拉利昂政府的产销协议会如出一辙，中国共产党垄断一切产品的销售，诸如稻米及其他谷类，并对农民课以重税。
1958年后，随着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推出，工业化的野心变成臭名昭著的“大跃进”。毛泽东大言不惭地说，以小规模的土法炼钢为根本，钢铁的产量将在一年内倍增，并宣称中国可以在十五年内赶上英国的钢铁产量。为了达成计划的目标，即使一小片铁块都不放过，人民必须烧融自己的锅盆，甚至农具如锄头及犁。原本应该照顾田地的人，如今却毁了自己的犁去炼钢，如此一来，连喂饱他们自己及这个国家的能力也一并毁了。其结果是中国农村饥荒成灾。
毫无疑问的，这段期间多达二千万至四千万人的死亡，大跃进难辞其咎。到底死了多少人，我们无从得知，因为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根本不留记录，唯恐留下暴政的恶名。至于人均收入，下跌大约四分之一。
有人忧虑暴力过了头，毛泽东反驳道：“希特勒这个人更残忍，愈残忍愈好，你不觉得吗？杀人愈多愈是革命。”
1976年4月5日，民众自发地在天安门广场集会悼念周恩来，转变成为一场反政府示威。
邓小平与他的支持者认为，即使达成重大经济成长，应也不至于危及政权的控制，也就是说，由于中国老百姓极度渴望改善生活水平，而且在毛泽东统治及文革期间，所有反对共产党的势力都已经被扫荡一空，在这种榨取式政治制度下，成长将不致变成威胁。
大跃进及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灾难与痛苦制造了足够的改变要求，才使邓小平及其支持者得以赢得政治上的斗争。
运气也是关键，因为历史往往都是以偶然的方式揭开序幕。
榨取式政治制度下的成长，譬如中国，无法带来持续的成长，有可能会后继无力。
基于中国过去几十年的成功成长经验，而鼓吹“威权式成长”的政策建议。我们要指出的是，这种政策建议其实是一种误导，中国的成长，就其到目前为止的表现来看，只是榨取式成长的另一种形式，不可能演变成持续的经济成长。
戴国芳筹划了一间真正的大钢厂，争取到常州市委书记的支持，并于2003年动工。然而到了2004年3月，北京的中共当局命令他停工，并以莫须有的理由将他逮捕，总以为从他的口供当中给他冠上一个罪名。接下来的五年，戴国芳先后遭到囚禁与软禁，到了2009年才以一桩小罪定案。但他真正的罪名其实是他妄图和国营企业竞争，而且没有得到共产党更高层的批准。
江泽民1989年出任中共总书记后不久，更进一步总结说，党对企业家不放心，说他们无非是群“只顾自家的商贩，偷抢拐骗，贿赂，逃税，什么都干得出来。”
根据新闻记者麦克格里格报道，中国每家最大国营公司头头的桌上都有一部红色电话，一旦响起来，就是党下达命令要公司做什么，该在哪里投资，或指示公司的目标。所有这些大公司仍然在党的控制之下，当党决定要更换公司主管时，无论免职或升迁，全都不需要理由。
在中国，共产党是全能的，控制着整个国家的官僚体系、军队、媒体及绝大部分的经济。中国人民没有什么政治自由，也很难参与政治过程。
天安门事件后，中国的政治制度在许多方面日趋于榨取，改革派——如当时支持天安门学生的总书记赵紫阳——遭到罢黜，党愈加热衷于钳制民间的自由派人士与压制自由。赵紫阳遭到软禁，一关就是十五年。
2009年，党总书记胡锦涛的儿子遭到指控贪污的消息爆发时，所有这一切就公然上演。党机关立刻动起来，不仅制止中国的媒体报道这个案子，还设法封锁《纽约时报》及《金融时报》网站有关这则消息的报道。
只要政治制度维持榨取式，成长就有其本身的限制，所有这类个案无一例外。
以中国为例，成长的过程是立基于追赶效应（catch-up）、输入外国技术，以及输出低端产品，这种成长可能会维持一阵子，但也可能无以为继，特别是中国达到中等收入国家的生活水平时。
对中国共产党以及愈来愈有权力的经济菁英而言，未来数十年他们或许还有可能继续大权在握。但如果是这样的话，按照历史及我们的理论，具有创造性破坏及真正创新精神的成长就无法出现，中国令人刮目的成长就将逐渐萎缩。
想要中国自动或毫无痛苦地转变成广纳式政治制度，实在有点缘木求鱼。
我们不认为威权式成长会带来民主与广纳式政治制度。中国、俄罗斯及其他一些威权政权尽管目前正经历某些成长，但除非他们能够将政治制度转型，变得更为广纳，其菁英阶层有意愿或内部有力量促使这样的改变，否则其成就终是有限的。
到底可以做什么去启动，或者也许只要推动赋权的进行，因而使广纳式政治制度得以发展？当然，最诚实的答案就是根本没有任何秘方。
威权统治通常都会特别注意自由媒体的重要性，而且不遗余力地予以打压。
蒙特西诺斯的跟班贝罗将军在一卷录影带中总结说：“如果不能控制电视，我们就什么都做不了。”
中国目前的榨取式制度也极度依赖当局对媒体的控制，就我们所知，在这方面，其精密复杂的程度令人咋舌。中国一名评论家扼要地说：“要维持党在改革中的领导地位，有三个原则必须把握：党要控制军队；党要控制党员；党要控制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