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布尔（Niebuhr）爱之祷告的大师：“上帝赋予了我接受所不能接受的事情的平静；改变所能够改变的事情的勇气和知晓差别的智慧。”

 人是很复杂的，记忆、情感、事实都是会变的，而且三者之间会以我们意想不到的方式相互作用、相互联系。

 不管怎样我们都要正视自身的性欲，我们对待性的态度会深刻影响我们的一生。

 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是紧密联系的。

 虽然即使温暖的童年之后也常会重度吸烟、酗酒或者定期服用镇静剂，但冷酷的童年往往和三者都有关系。

 59名温馨童年的研究对象比63名冷酷童年的要多挣50%的钱。

 父子关系不好的受研究对象更容易悲观厌世，难以让人亲近。

 温暖的童年就像一个富有的父亲，可以为以后接种对痛苦的疫苗，而不幸的童年就像是贫穷，不能对人生中的困难起到缓冲作用。

 依赖性最强的成人有着最不幸的童年。

 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因为无论是这条河还是这个人都已经不同了。——赫拉克利特
 生命历程研究就像政治一样，是一种可能性的艺术。
 生活富裕的人不太容易像穷人那样，因为营养不良、传染病、意外事故、医疗条件差而早早死去。这些人长寿的可能性很大，而长寿对于生命历程研究来说是必要的。（格兰特研究的受研究对象中，高达30%的人活到了90岁，而1920年出生的美国全体白人男性中，这个比率大约只有3%～5%。）
 许多有着阴暗童年的受研究对象所向往的都是那种可以让他们在年老孤独时得以慰藉但又不会给彼此造成太多负担的婚姻，

 人是很复杂的，记忆、情感、事实都是会变的，而且三者之间会以我们意想不到的方式相互作用、相互联系。

 当他的幸福婚姻开始帮他摆脱童年的痛苦回忆时，他对宗教就不再那么依赖了。最终他变成了一名无神论者。
 他越来越能觉察到自己的负面情绪却并不试图控制或者否认这些情绪——人在变老的过程中要做到这一点可并不容易。
 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成长方式，但是都必须经历挣扎。

 不管怎样我们都要正视自身的性欲，我们对待性的态度会深刻影响我们的一生。

 50岁时，他记不起自己大学时曾一周参加四次弥撒并反复梦到形似女性胸部的两棵树，就像他在19岁时记不起关于母亲的痛苦回忆。
 随着时间的推移，纽曼对过往的回忆不断被更改，而记忆的更改其实总是服务于他的心理转变。他逐渐承认并接纳自己的情感，这个过程中他其实是在不断调整内在的自我来适应这个世界。
 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得出一条教训：研究人员的记忆与受研究对象的一样不可靠。如果没有长期的书面记录，我们很容易就会遗忘一些令人不快的记忆，我跟纽曼都是这样。
 我不禁想起了我进入医学院的第一天。“孩子，”院长告诉我（当时是1955年），“有一个坏消息要告诉你——我们教给你的那些知识有一半在将来都会被推翻；更糟糕的是，我们现在也不知道是哪些知识以后会被挑出错来。”
 2009年，《大西洋》月刊的编辑问我格兰特研究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一项发现是什么。当时我不假思索就立刻答道：“生命中最重要的是我们与他人之间的情感。”
 长寿本身并不代表人生的成功。尽管大多数人都认为快乐、充实、长寿的人生是成功的，但痛苦却长寿的人生是否好过一段快乐、充实却短暂的生命，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

 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是紧密联系的。

 年少时与兄弟姐妹关系良好（幸福童年的其中一个因素，参见表2.2和附录三）的受研究对象年均工资比那些与兄弟姐妹关系不好或者根本就没有兄弟姐妹的受研究对象高出51000美元（按2009年美元价值来算）。来自温馨家庭的受研究对象年均工资比来自不和睦家庭的受研究对象高出66000美元。受到母亲关爱的受研究对象年均工资比没有受到母亲关爱的受研究对象高出87000美元。
 吃饱肚子（包括字面意义和比喻意义）的人更能为别人着想，遭受饥饿（包括字面意义和比喻意义）之苦的人更容易采取自我保护的策略，更容易在受到伤害时发动攻击。

 真正与军衔有关系的是童年时温馨的家庭环境以及他们与母亲、与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

 优秀的军官并不是一生下来就是军官的好苗子，也不是因为在伊顿公学的操场上苦练身体素质所以才成为军官，优秀的军官是从温馨的家庭中培养起来的。
 这个可怜的孩子是怎样走向成功的呢？原因很简单——终其一生他都在不停地寻求爱的力量。
 爱的表现形式——上帝、护士、子女、善意的旁人等等——对每个人来说是不同的，但任何形式的爱都充满力量。
 每个人都需要与他人之间建立起相互关爱的情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成为完整、健全的人。
 幸福有两个要件。一个是爱，另一个是找到一种不排斥爱的处事方式。
 80多年前，很多人都把希特勒追捧为伟大领袖，却认为丘吉尔不过是一个失败的政客。同样地，可能只有在80年后，我们才能对尼克松、里根、克林顿、大布什、小布什以及奥巴马等历任总统的领导才能做出客观评价。

 正常”和“平均水平”不是一回事。正常的视力是5.0，但不幸的是，这并不是人们的平均视力。

 调查员们对新一届全体学生进行筛选，筛掉那些可能无法毕业的学生。在教导主任的建议下，研究人员用学生的SAT成绩、绩点以及对他们先天能力的观察结果作为筛选标准。如果有名学生曾在高中毕业典礼上作为毕业生代表发言但SAT成绩不高，而另一名学生SAT成绩很好但在高中的排名很靠后，那么前者会优先考虑。
 受研究对象都接受了陆军甲种智力测试，结果显示大多数受研究对象的智商都排在美国人口的前3%。

 平均算来受研究对象都是家族里第5代美国人。有些是来美国不久的移民，但很多人家里10代之前就已经在美国了。

 16%的家庭被归为上层阶级，即使在大萧条时期，这些人家里都有好几套房子，有汽车还有佣人。这些家庭的平均年收入以2009年的美元价值计算是人均225000美元——没错，我说的是每个家庭成员。4%的家庭被归为下层阶级，这些家庭的平均年收入以2009年美元价值计算是人均5200美元。
 但不管出身如何，受研究对象的哈佛文凭都是他们进入中上层阶级的门票。

 相较于身体健康状况，人际关系与耐力的联系更加显著。

 不管是阳刚型体格、合群、性格外向等这些预示成功的因素还是缺乏目标、缺乏价值观、害羞等预示失败的因素，都与受研究对象最后取得的军衔没有相关性。
 唯一与高级军衔相挂钩的是政治性，而与低级军衔相挂钩的品质特点包括人文素养高、富有创造力、直觉灵敏。
 受研究对象中禁欲主义者的人数超过了非理性主义者；热衷名利的人比追求个人满足的人更容易被选中；艺术家也不太容易被选中，因为艺术家的发展需要更长的时间，而且赚钱不多。
 受研究对象步入中年后的成就也让人惊叹。4名受研究对象参加了参议院议员竞选。其中一位任职于总统内阁，一位成为州长，还有一位当选总统。

 这批受研究对象45岁时，平均收入是大约18万美元一年（以2009年美元价值计算），但是只有不到5%的人开跑车或者名贵轿车。尽管他们非常富有，他们还是更多地把选票投给民主党而不是共和党，71%的人认为自己是“自由主义者”。

 是我们年轻时代的亲密关系对我们生活的质量有着极大的影响。但
 有着75年历史的格兰特研究在现代的（或非常年轻的）研究者看来可能已经过时了。但是，借用桑塔亚那（Santayana）的一句警告：“不吸取前车之鉴，必将重蹈覆辙。”
 我们总是无意识地重复一段过去的足迹，那就是我们在童年获取的关于他人及他们所代表的世界的经验。小说家约瑟夫·康拉德（JosephConrad）就曾郑重地指出，“没有在年轻时学会去希望、去爱、去信任的人是可悲的”。
 童年时体验到了温暖和亲密，或回忆童年时觉得它是温暖亲密的，这样的童年才能更好地让孩子们学会生活中的信任。相较于经济与社会地位上的优势，童年的爱与被爱更能预测人生的成功。
 令人尊敬的父亲、慈祥的母亲和温馨的友情是最有可能带来高收入的因素。
 当受研究对象步入70岁时，“不被爱的”患重度抑郁症的概率是那些“被珍视的”8倍之多。

 虽然即使温暖的童年之后也常会重度吸烟、酗酒或者定期服用镇静剂，但冷酷的童年往往和三者都有关系。

 59名温馨童年的研究对象比63名冷酷童年的要多挣50%的钱。

 那些不被爱的人往往有着感知并同情世界上的伤痛和苦难的特殊能力，
 生命无常，万事皆有变好的可能。但是，那些早先没有学会去爱的人要付出更高的代价，这就是康拉德所说的悲哀。
 在人生某一阶段中正确的东西，在另一阶段并不一定仍然正确。
 当受研究对象接近老年时，他们在少年时期与母亲之间的关系与他们在工作中的效率有关，但与父亲之间的关系则相关性不大。
 在人生中遭受不幸婚姻的往往并不是那些母子关系不好的受研究对象，而是父子关系不好的。

 父子关系不好的受研究对象更容易悲观厌世，难以让人亲近。

 我们老年时的生活质量是之前所有爱的经历的总和。因此，我们不能浪费其中任何一段。下半生的任务就是恢复上半生爱的回忆。
 最坏的是那种不被爱的感觉可以影响后来被爱，以及去爱的能力。

 温暖的童年就像一个富有的父亲，可以为以后接种对痛苦的疫苗，而不幸的童年就像是贫穷，不能对人生中的困难起到缓冲作用。

 哈佛大学的成年发展研究发现，受研究对象的心理健康水平取决于他们之前取得的成功，而不是遭遇的失败。

 高中时期所展示出来的审慎、事先考虑、毅力和耐力是预测50岁时职业上的成功的最佳要素。

 在不幸童年中成长的受研究对象处理强烈感情的能力要弱一些，无论是快乐还是痛苦。也许正是因为他们不能直接面对强烈的感情，所以他们才会倾向于用药物来安慰自己。
 在《皆大欢喜》中，莎士比亚将中年后的事物都描绘成衰亡。

 尼布尔（Niebuhr）爱之祷告的大师：“上帝赋予了我接受所不能接受的事情的平静；改变所能够改变的事情的勇气和知晓差别的智慧。”

 老于世故的人可能会蔑视乐观主义者（例如潘格罗斯博士对于伏尔泰的蔑视），但是格兰特研究认为马丁塞利格曼的研究正中要害。乐观往往是好事而不是坏事。

 憎恨，无论是多么合乎情理，都难以带来幸福。博特赖特一直在自然地坚守一个原则，那就是原谅比报复好。

 心理学家劳拉·卡斯泰森和她在斯坦福的同事记录道，在生命的晚年，情绪经常代替了思考。正如博特赖特向巴塔尔登解释的那样，“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会有更多的理解”。很多你年轻时候非常喜爱的事情，你学会了放手。你意识到你并没有成为你所预想的人。正如我经常说的，在人生的这个阶段，重要的不是你在某一天有什么成就，而是有什么感受。
 他在83岁的时候补充道：“我知道我是一个盲目乐观者，但这总好过做一个悲观的爱发牢骚的人。”
 人总有一段时间是“毛毛虫”，但那只是暂时的。心理成熟可能不是精神上的必需品，但是缺少它是十分痛苦的。
 心理成熟度也关乎生死。2011年时，格兰特研究中31名未能达到埃里克森成熟阶段中的“亲密”阶段的受研究对象中，只有4名还活着。而到达“传承”阶段的128名测试者中，50人还活着——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差异。事实上，达到“创造力”阶段的这些人比没达到“事业稳固”阶段的人平均多活8年。

 贫民区的人中，三分之二的未婚者排在总体社会关系的倒数五分之一，他们中57%的人排在收入上的倒数五分之一，71%的人被格兰特研究评委认定为心理不健康。

 成熟并不是随着年龄增长的必然产物，它可能脱离原本的发展轨迹。
 对一个人的羞辱可能会毁掉甚至逆转他正常的成熟过程，从而使他永远处在一个缺乏安全感的不成熟状态中。
 如果我们想要在成长中避免不测、疾病或者社会浩劫，一定的运气是必不可少的。
 驱使着我们尝试新角色的不仅仅是我们自身的变化，与他人的互动同样能改变我们。但是成熟过程中的转变是从内开始的，它是内在化和自我认同的结果，而不是别人的教导或社会化。
 最成熟阶段的人有着“每一种意见都是特定的文化和个人价值系统的一小部分，或者说与之相关联”的意识。
 以下三个元素对智慧十分关键且必要。它们是：抓住转瞬即逝的表象的深层含义的认知能力；多重视角思考问题的思考能力；深切关心他人福祉的情感能力。
 能够做好生活中必须做的事，同时也能向残酷的现实低头——这就是“完整”。
 如果你有一个爱你的人，那你离成功就不远了。——查尔斯·博特赖特，摘自格兰特研究访谈记录
 在对不幸的青少年进行长达约50年的跟踪调查之后，心理学家艾米·维纳尔（EmmyWerner）发现：“对于这些不幸的人当中的大多数来说……最为突出的转折点就是遇到关心自己的朋友和与一个接纳自己的配偶结婚的时候。”

 依赖性最强的成人有着最不幸的童年。

 人们并不是因为自己婚姻的不幸才喝酒，而是喝酒让婚姻变得不幸。
 人们认为，我们可以通过研究在世的长寿老人来了解长寿的秘密，但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我们确实要研究他们，但我们也要研究和他们同一阶段出生的人在童年、成年以及老年生活早期的特征。——M.布里，A.霍姆，《90岁以后的生活》
 至少就最近而言，有的女生经过社会化，在月经初潮时就放弃了远大抱负。有的男生在初中时受到鼓励，为了发展左脑的理性能力而忽视了右脑的感性能力。
 在过去的8到10年里是逐渐衰退，但从2006年演艺事业退休后，认知能力出现了陡然下滑。
 成年伊始，加里克就有着不服输的特点。也许这是他能长寿的真正原因。格兰特研究中没有人和他一样，为获得大学教育，等待如此长的时间，如此努力。大部分没有资金支持的学生会拥有奖学金，但加里克没有。大部分认为自己拥有事业雄心的男性能够在距50岁还有很多年时就实现理想。但是在加里克从教学岗位退休时，他仍然用业余时间表演。他从未一蹶不振，也从不放弃希望。

 为数不多的研究90多岁老人的结果表明，90多岁老人中，80%的人一生规律地食用红肉，仅有50%每周吃水果。

 父母的社会阶层带来的寿命影响小于一年。

 未接受研究生教育的普通大学男生寿命预期为79岁，拥有研究生文凭的男性寿命预期为83岁。

 好的健康能够预示好的社会支持，并非好的社会支持能预测未来健康。
 精神病型防御包括妄想性投射、精神病性否认、精神扭曲。
 不成熟的防御机制包括付诸行动、自闭性幻想、分离、多疑病、被动攻击和投射。
 中间的防御机制包括替代（踢狗而不是踢老板）、情感隔离或理智化（将一个想法和伴随它的情感分离开来）、反应形成（把另一半脸颊转过来），以及压抑（将情感可见化，但是忘记导致情感的想法）。
 成熟的防御机制包括利他主义、期望、幽默、升华和抑制。

 在美国，综合医院收治的人次中，有四分之一与酗酒有关；自杀、意外、凶杀和肝硬化是美国20～40岁男性最常见的四大死因，而酗酒则是这四大死因背后的主要元凶。

 酗酒是酒精依赖、反社会的、神经性的、好斗的性格失调的原因，而非结果。酗酒是不幸婚姻的原因，而不是结果。
 贫民区组比大学组平均提前10年失去自理能力，提前10年去世。贫民区组的人预估平均寿命为70年，大学组的人为79年。
 贫民区的大学毕业生认真参加的IQ测试分数比哈佛毕业生平均低30分，
 牛津大学的进化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也说：“信仰是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