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周末，我打算自杀。等朋友们都走后，我会在身上绑上沉重的石块，义无反顾地走向大海，直到海水漫过我的头顶，将我淹死。

 那个曾经担心这个世界没有足够的书供她阅读的女孩，如今对自身以外的所有东西都失去了兴趣。眼睛盯着莎士比亚作品里的文字，却一个字也看不进去。除了盼望电休克治疗快点结束外，脑子里就只想着一件事—死。

 所有的一切都不再真实，除了痛苦。

 “你看起来就像一只受惊的小鹿。”他说道。

 我用舌头裹住甜甜的巧克力，让它尽可能在嘴里待得更久些。那个必须烫伤自己的想法，像正午的月亮一样不见了。

 我想从大桥上跳下去，同时这个想法也令我害怕。有一部分的我并不想死。

 我没有告诉他，亲密过程中的气味让我感到恶心，而且我必须想象自己是在别的地方才能继续下去。

 悲伤如此沉重，即使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也已耗尽我的全部气力。

 用药的羞耻感令我对此事守口如瓶。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把喜普妙和阿普唑仑的药瓶藏了起来，确保连比尔都看不到我在吃药。

 年少时，我怕同学们对我有偏见，而实际上那是我自我贬低的一种投射。

 至少有一位朋友，也许还有其他人，把我的解离状态理解为清高或傲慢—她认为我是在故意保持距离。

 那个周末，我打算自杀。等朋友们都走后，我会在身上绑上沉重的石块，义无反顾地走向大海，直到海水漫过我的头顶，将我淹死。
 最终，车停在了一座大得令人喘不过气的精神病院门前。这里离我家住的市中心不远，以前我经常能远远地看见这些建筑。高而冰冷的铁栅栏将整片区域牢牢围住，正常人是进不去的。我不属于这里。
 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医生坐在办公桌后面，跟我父母谈着入院的事情。“求你们！不要把我留在这里！”我即将滑向宇宙的无底深渊，而我的父母是我与地球连接的唯一绳索。他们如果撇下我离开，我就完了。
 他警告我的父母，说我可能会自杀，所以不应该把我带回家去，只有他们医院的医生才有办法对我进行治疗。
 “这真是个天大的误会。”我听到自己在解释，“我没病，不需要待在精神病院。”但他们谁都不听我的。我父母签了必要的文书，然后离开了。
 在一间宿舍模样的房间里，我躺在床上，身体不住地颤抖。他们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我没有精神病。我是想死，因为我是个坏人，但那跟这完全是不同的两回事。
 父母临走时是如此悲伤，这令我感到十分惊讶。然而，我越是努力想弄清楚要如何消除这种伤害，就越难以清晰地思考。我像一艘被困在北极冰面上的船，周围都是冰，我的思绪完全被冻结。冰冷彻骨的恐惧在胸口不断膨胀，刺进我的五脏六腑。我已经对他们造成了无法言喻的伤害，唯有死亡才是我的归宿。
 多年来，我都被一个想法深深地困扰着：我是个卑鄙的罪人。
 无论我做多少次祷告，为自己不好的想法做多少次忏悔，无论我多么努力地做一个善良的人，都无法动摇自己邪恶透顶、不该被原谅的想法。我的使命就是让自己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前一年冬天，我吞下了半瓶阿司匹林，但什么事也没有。
 我不是有病，我只是内心很坏，这两者是有区别的，但瑞恩医生似乎无法理解这种区别。
 这具躯体从里到外，包括所有的器官、皮肤上的每一根汗毛，都让我感到肮脏和恶心。我说不清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也举不出具体的事例，但我就是知道，我能感觉到。我非常肯定：我就是一个行走的罪恶本身。
 患者整个月都在接受电休克治疗，至本月底总共接受了18次治疗……但她仍然进行大量的自我贬低，并隐隐有一种执拗的怨恨，这正是她这种疾病的特征……因此，她在说起自己时不断提到“人渣”这个词，但对于为什么认为自己是“人渣”，她又坚决不予解释。
 几十年后，萨拉告诉我，其实我的朋友们已经注意到了我的变化：越来越自闭，心情低落，没有存在感。
 那个曾经担心这个世界没有足够的书供她阅读的女孩，如今对自身以外的所有东西都失去了兴趣。眼睛盯着莎士比亚作品里的文字，却一个字也看不进去。除了盼望电休克治疗快点结束外，脑子里就只想着一件事—死。
 我努力活成我自认为应该活成的样子：积极开朗、乐于助人、充满自信，而不是活成一个焦虑不安，为自己曾经是精神病人而感到羞愧的人。
 我的父亲是这个家庭无可争议的统治者，我母亲极少当面反对他，而如果她这样做了，父亲会对此不屑一顾，态度轻蔑。她总是不战而退。
 在家里，我再也无法调动出能量使自己振作，也无法在人前表现得若无其事。尽管最初的入院经历极为痛苦，我还是遵守了自己的承诺：如果意识到我有伤害自己的可能，就立刻告知母亲。迫不得已，我父母把我送回了医院。
 1962年1月18日自杀意念加深、现实脱离感加剧，导致患者今晚必须重新入院
 圣诞节假期期间，她与老朋友见了面，病情表面上有了短暂的缓解，但同时也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孤立感、不真实的幻想和持续的身份丧失感。自杀的念头也日益变得明显。
 我讨厌电休克治疗。我讨厌裸体，讨厌被绑在湿冷的裹布里。我讨厌躺在床上被晾在走廊里，感觉像动物园里的动物。我讨厌接受治疗后伴随而来的头痛和胃里的阵阵恶心。
 死真的没那么难，我对自己说，这难道不正是你想要的吗？但即便这样想，也无法遏制巨大的恐惧。
 世界需要被净化！去杀死自己！去吧！我抑制不住因恐惧而狂奔的血液，也无法阻止几乎令我窒息的战栗。
 我把全部的灵魂都汇聚到眼睛里，用眼神乞求他们放过我，但他们看都不看我一眼。
 所有的一切都不再真实，除了痛苦。
 她坚持认为自己是一个“愚蠢的混蛋”。她大部分时间什么都不做，只是发呆和蜷缩在沙发或椅子上……对于任何形式的治疗和建议基本没有反应。
 医院向我父母推荐，将我转入位于纽约市的纽约州立精神病学研究院。但因为我的预后效果很差，而且有严重的自杀倾向，所以研究院不肯接收我。许多年后，我才得知，后来院长之所以又同意我入院，是因为当时的副州长过问了此事。而那位副州长，正是我母亲儿时最好的朋友的丈夫。他们虽然同意接收我，但并不承诺我的病情会得到改善。
 我的新朋友艾米丽曾是她所在大学的荣誉生，取得了非常优秀的SAT成绩。十几岁的谢丽尔来自一所只招收天才学生的寄宿学校。而我，20岁，却还没有读完高中。我努力让自己不去想这件事。
 面对失败，她表现出明显的压抑倾向。她无法回答的题目，包括“一年有多少个星期”和“橡胶是哪里来的”。
 在所有的活动中，我最喜欢的还是潜心思考，它甚至比阅读更具吸引力，因为心烦意乱时，我根本什么也读不进去。我会思考一些诸如：现实存在的意义啊，以及某些事物是否真实存在之类的问题。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很聪明，可能正在探索别人没有探索过的领域。而其他时间，我只想着自己有多么面目可憎，必须去死。我就好比一位科学家，最终发现自己就是致命的污染源头，我的使命就是把这源头斩断。
 我会像一尊长满苔藓的丑陋雕像一样傻站在那里。“他们不会喜欢我的，”我说，“我很恶心。”
 我的每个毛孔都散发着令人作呕的气味。如果我张大嘴巴，污秽就会像河水一样喷涌而出。“我满身恶臭。”我说道。
 但当我和马丁医生找不到有效沟通的方法时，我失去了信心。我开始忍不住自残，也正是这样的行为导致我被转院。所有的监护措施都只能起到短暂的遏制作用。没有什么能完全遏制我的自残行为。
 我没有告诉他，恐惧和深深的羞耻感早已占据了我的心。
 从我记事起，我就觉得自己的本质是邪恶的。我想通过忏悔、行善消灭自己的邪恶，但是所有的布道、赞美诗、祈祷和弥撒都印证了我无法逃脱原罪。
 最近我的病情越来越严重，自我厌恶感与日俱增。我躺在床上，一边吮吸着受伤的大拇指，一边思索着生与死的问题。对于像我这样邪恶的东西来说，最有尊严的选择是什么？
 有时候，当我感到绝望时，强劲的音乐会给我重新振作起来的力量。我把唱片播放器的音量调到最大，雷鸣般的和弦也许能消灭我身体里溃烂发臭的邪恶。
 起初，音乐的抚慰令我平静下来，但很快，我又被强烈的情绪所主导。随着交响乐的继续，我变得悲伤不已，我为我是如此罪孽深重而悲痛万分。我感觉自己像一艘被惊涛骇浪拍打的小船，在寒冷而黑暗的大海中沉浮。
 是的，等待我的终将是地狱，我将永远受苦。但我不在乎，
 我想把手边的药全部吃下去。我还想把天花板上的灯泡拧下来砸碎，然后尝尝它的味道。
 我从药柜顶部的一个盒子里拿出一片剃须刀片。
 我躺在那儿，慢慢开始担心我能否见到上帝。我们的会面似乎进行得不太顺利。我闭上眼睛，继续静静地躺着，满怀希望地等着。
 但我还是没睡着，我甚至连一点睡意都没有，离流血过多而死也还差得很远。我的双手有冷冷的刺痛感。
 此时我存在的所有意义，已经变成了一种异常的渴望，渴望被这位粉衣医生拯救。我无法解释这种执念。我只知道我已几乎溺死在黑暗中，而她就是希望的光。
 患者今晚回到医院，说她割了自己的手腕。检查发现四条深深的刀口。通过进一步询问，患者声称吞下了管道疏通剂、碎灯泡的玻璃和她周末的药物（包含1500毫克氯丙嗪）。
 2月，玛丽从乔治·华盛顿桥上跳了下去。她从医院逃了出去—医院用了“私逃”一词—然后再也没回来。警方在河下游发现了她的尸体。
 我的人生将永远都是错的。我走向大厅后面的宿舍，希望能在属于我的小隔间里找到一点独处的空间，在那里我可以默默哭泣。
 还有一周就到我的生日了，而我过得糟糕透顶。我每天都做噩梦，梦里，有的是母亲朝我怒吼咆哮，有的是弟弟想用球棒打死我。
 也许我不必做个好人，也能得到别人的爱。我想他们也许是爱我的。不，才不会，那不是爱。
 赫勒医生绝对是个聪明人，他能向我解释一些事情。当我跟他说所有人都恨我时，他不会生气，相反，他对我的痛苦表示同情。他也从不急于说服我摆脱掉那些痛苦的念想，而只是温和地跟我说，我的想法可能并没有什么依据。
 可能有人觉得我已经疯了，他们都是些不明真相的傻瓜，我消灭自己便是向这个世界献礼，而他们不配得到这样的礼物。
 “你看起来就像一只受惊的小鹿。”他说道。
 跟全世界任何地方一样，医院里的女孩也是女孩—为了晒出小麦色皮肤，我们甘愿忍受任何痛苦。
 努力控制着不伤害自己。尽管如此，有些时候，我有一种坠落悬崖的感觉，为了逃离深渊，我必须让自己疼痛才能保持清醒。
 一支燃烧的香烟会把我从自我毁灭的边缘拉回来，只有皮肤上灼烧的疼痛感才能让我再次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也会慢慢平静下来，不再害怕自己会凭空消失。
 我为自己的郁郁寡欢感到担忧和歉疚，我已经尽量让自己开心了。另外大部分时间，我都觉得自己很肮脏。
 我自杀未遂后，他们对我实施了自杀监控，之后好几个月，我的一举一动都有人盯着。如果没有护士或护工站在厕所外，我甚至都不能去上厕所。
 我用舌头裹住甜甜的巧克力，让它尽可能在嘴里待得更久些。那个必须烫伤自己的想法，像正午的月亮一样不见了。
 我想从大桥上跳下去，同时这个想法也令我害怕。有一部分的我并不想死。
 现在，我只感到彻骨的悲伤。
 我发现了心理治疗的核心因素—人与人之间的联结。
 偶尔，我仍然有自残的冲动。几个星期后的一天，我心烦意乱地走出医院，往街上走去，刚过路边，我就停了下来，我忽然有一股想让车撞死的冲动。当我鼓起勇气继续走时，我一口气从168街走到181街，冲过了26条街—中间一次都没有停过。回到病房时，我的愤怒消失了。我饿得只想吃晚饭。
 车沿着街道往前行驶，周围的一切对我来说似乎都很陌生，因为电休克治疗让我丧失了太多的记忆。
 我看着母亲，想知道在这次出行中，我应该怎样表现才比较合适。但我什么信息也没接收到—我们在情感上没有任何联结。接下来，我像一个敬业的演员一样，充满热情地表演着。
 我决不能做出任何可能将自己定义为精神病的行为，但是，我的身体似乎已经脱离了大脑的控制，它根本不听指挥。
 负责咨询的社工艾希纳夫人指出，我的母亲过度保护孩子，常常过于担心我和弟弟，而且对我们太过宠溺。
 外面的生活可能比我预想的要复杂得多。
 我之所以被认定是个疯子，是因为我的悲伤藏得太深了。直到有一天，有个发光的灵魂，愿意用他的睿智和温暖来驱散我心中的阴霾，给悲伤一个释放的出口，我这个疯子也一样可以做个正常人。
 我必须时刻保持整洁镇定，以确保看起来像个正常人。
 我知道，没有人能理解我丧失记忆的状况。这是不可理解的，就好像我是来自另一个星球的访客，有着只有我自己知道的风俗习惯。为了避免让遇到的人疏远或害怕我，我开发出一套系统：认真听他们所说的话，从中收集足够的细节，来弄清楚我们彼此相识的背景关系。之后挑一些我认为我们肯定一起做过的事情作为话题，而通常这会令对方十分满意，甚至是感激。
 在这个过程中，我认识到，人们是多么渴望被倾听，却很少注意到事情的真相。
 突然之间，我发现自己已经无法继续做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了。我想到，我花费那么多的时间进行治疗，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就是为了想要理解和接纳，我生活中所遭受的诸多艰难困苦与挣扎并不是我的错。一直专注于内疚和自责肯定是不对的。真实而慈爱的上帝，是不会让人们痛恨自己的。
 那场盛大的婚礼，是我一生中最美妙的时刻。我所有的悲伤都被远远地甩在身后，消失不见。
 从精神病院的电击床上走到今天是多么不容易，我这样安慰自己。从大学到结婚，26岁才开始的人生，已经比我想象中要好太多太多。黑暗中，这些想法使我温暖起来，它们帮我击退了不安和恐惧。
 我没有告诉他，亲密过程中的气味让我感到恶心，而且我必须想象自己是在别的地方才能继续下去。
 我抚摸着身上的亮黑色学士服，昂首挺胸，站得笔直。我即将从耶鲁大学毕业，而这是有史以来第一个有女学生的毕业班。我，曾是一名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的精神病人；我，比别人晚了四年才念完高中；我，第一次申请纽约大学和耶鲁大学都被拒绝了。
 我原本申请了耶鲁大学的临床心理学研究生，但当时的心理学入学委员会讨论并拒绝了我的申请。幸运的是，我在耶鲁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参加了那次讨论会。我被拒绝的决定刚做出来，他立刻就通知了我。于是我马上转而去申请社会学专业研究生，那里的入学委员会成员都认识我。我被录取了。
 “他说自己是虚幻的。”乔治读道，“住在一个充满纸片人的世界里，没有任何活着的生物。他想死。他相信他的死将给世界带来自由与和平。”
 保罗从椅子上坐直。他探过身，看着我：“计划是对的。人生没什么意义。该走了。”
 我已经接受了近21年的治疗—目前为止大半辈子的时间。如此长的时间跨度令人难以置信，但我并不后悔我所做的投资。
 黑暗、沉重的悲伤压迫着我的胸膛，像一头看不见的怪兽伏在那里，把我压垮。我确信自己是一个谁也不会喜欢的罪人，于是我总是过度补偿，想要努力消除或至少弥补自己的罪，像个傻瓜。
 我对心理治疗的信心：有一天，我会变得坚强，充满安全感，无所畏惧。
 不同的诊断临床医生在评估同一类型的患者时做出的诊断结果各不相同，并且这些差异似乎与临床医生的职业（精神病医生、心理学家、社会工作者或精神科护士）、工作地点，以及实习地点息息相关。
 当桑德斯医生问及我的性生活，我就笼统地说：“我们经常做……很不错……他希望我像他一样喜欢。”
 每次比尔生气后，我暂时会主动一些。我讨好他，极力想满足他，但这不能安抚他，最终，我发现他说得对：我的热情是刻意的，并不是发自内心深处的。
 成年之后，我谈论的童年生活全都是虚构的，而对青春期的生活，我则避免提及。一切都是残破的，丝毫没有完整性，就好像按照故事中的人物塑造了自己的人生。
 印象里，我接受了54次电休克治疗—三个疗程，每个疗程20次。做到还差六次完成全部疗程时，他们放弃了。
 成长的代价是经历苦难。一颗太过敏感的心灵，会在重重苦难中经历扭曲和破碎，如果你有幸熬过去，你的灵魂终将散发出破碎重生的味道，清香而醇厚。你所经历过的那些悲伤，终将成为你生命中美味的滋养。
 虽然她掌握超大量的词汇，但她只用“人渣”这个词来形容自己。可以说，她在心理治疗中的参与度，的确也不过是一点“渣儿”。
 她表示，她很沮丧，渴望死亡，只有那样，她才不再会是个“麻烦”。她认为自己毫无价值，这使她的自杀倾向更为严重……缺乏判断力和洞察力。
 我前前后后多次翻看整本病例，记下每次接受电休克治疗的日期和次数，计算出总数。然后核对一遍，又核对一遍。总数是89。89次电休克治疗！
 悲伤如此沉重，即使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也已耗尽我的全部气力。
 只有工作能给我安慰。与患者互动，让我又变成一个理性—尽管勉强—的专业人士。工作的时候，我可以把精力倾注到其他人身上。我感到被需要；我感到有价值。与患者们的问题相比，我的烦恼不值一提。
 用药的羞耻感令我对此事守口如瓶。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把喜普妙和阿普唑仑的药瓶藏了起来，确保连比尔都看不到我在吃药。
 即使我26岁了，我仍然遵守着在精神病院时为自己定下的第一条规定：不能说任何让人觉得我疯了的话。所以我没有告诉比尔，我们开车外出时我坐在车里会害怕死亡。
 我向来厌恶男人满嘴酒味，从我能记事起，就一直这样。刚结婚那会儿，比尔有时会放纵自己而过量饮酒，我就会陷入一种连我自己都无法解释的暴怒之中。
 我知道，我一哭鼻子，妈妈也会难过。我尽量不让自己哭，但我控制不住。坏女孩才会惹妈妈生气，坏女孩才老是哭。越来越多的眼泪从我滚烫的小脸上滚落，止也止不住。
 耶稣受了难，之后又死在十字架上，这都是因为我的罪。我从心底为此哀悼难过。有时候，我会扇自己或掐自己，以偿还杀死他的罪孽。尽管明知道会很疼，做起来会很难，但只要想做，我就一定能做到。
 我的父母希望我快乐，那我就向他们微笑，但这张皮囊下的身体早已腐烂不堪。我是一个坏女孩，他们应该仇视我、恨我、杀死我。而当一个人的时候，我总忍不住哭泣。
 接下来的一天中，我要见至少三名女性，她们跟我一样，也已经在生活中挣扎了多年，我知道如何安慰她们。但我为什么不知道怎样帮助自己？
 我曾以绝食来抵抗那种力量的匮乏感。我曾灼烧自己，在疼痛中让自己感到更强大。
 平衡的意思是，我找到了一种方法，可以在人生的钢丝绳上行走而不会掉下来。这意味着，即使我自私地遗忘了很多东西，即使我几乎不惜一切代价地回避冲突，正义的天平仍然坚定地支撑着我赤子般的纯真和善良的心。这意味着，当我想死时，我还记得为什么要活下去。
 节制，是当我活着时，我能着眼于生活的全部，我能看到花园里的花朵，也能看到旁边的黑暗森林和飓风。过马路时，我会左右看，这就是节制。我也能抑制住想要伤害安妮的冲动，善意地和她说话。这就是节制。
 平衡、节制、平和？我想它们意味着，当我是那个病人时，我能够原谅自己。
 无论是开心还是痛苦，我都透过那扇天窗看着天空。就在几年前，我几近绝望，怀疑自己是否还能活下去。然而在这个房间里，我找到了慰藉。神圣的心理治疗让我每天都会发现一个宁静而可控的自己。我可以忘记那些坏的念头，活在当下。
 慢慢地，几个月过去，几年过去，那种宁静感与日俱增，并蔓延到办公室之外。我的头脑变得清晰有条理，心理的自我修复能力增强。
 他们只看到我不断地自我厌恶、抑郁得想自杀，以及在解离状态下，我只能说出的抽象的青少年语言，因此他们断定我患有精神分裂症。而错误的诊断导致了错误的治疗方法，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那就是电休克治疗。
 对我来说，电休克治疗就是变相的虐待。我住院的时间很长，并且第一次入院没有效果，我又被送进了医院。医生只看到了我的表征，却没有意识到，他们只是在重复我拼命想逃离的虐待。
 我的症状引发于性虐待，而不是精神分裂症。
 我把头往墙上撞，不仅是在抗议痛苦的回忆，也是从家里被送进医院的一个警告：我的大脑里装着危险的东西，我应该隐藏自己的秘密。
 我伤害自己以表达愤怒、用眼神乞求，以及为让自己消失而做出的各种尝试，都是对我的早期经历所做出的反应。
 请关注你的病人，就像我那时说过的，现在我仍然要说，请关注他们的每一个动作，甚至每个时刻。我们人类内心想表达的东西，远比我们想象中要多得多。
 想要从创伤中真正康复，我需要重回过去的地方，去面对那些不愉快的场景。我需要重新定义自己与过去的关系—要在我努力想要消失的地方控制住自己，坚强而骄傲地站在那里。
 我仍然有解离的症状表现—也许那已经嵌入了我的人格—但更多时候我都活在当下，而不是沉浸在过去无法自拔。我做事可能永远都有点缺乏条理，并且还有点强迫症，但慢慢地我能够平和地看待这些小怪癖，也变得自信了。我不再像以前那样害羞。每天早上醒来，我都更加乐观地看待这个世界。
 乱伦与精神病院遗留下来的耻辱感，对我造成了难以想象的打击，它把恐惧深深植入我的心里。它附着在我的骨头里，在我身上的每个细胞里扎根。它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没有它，我都怀疑自己还是不是自己。
 ”为了忘记被虐待，你选择忘记过去的自己。”杰姬向我解释说。为了消除创伤，就消除一切，没有别的选择。
 我意识到，我人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充斥着羞耻感和自我贬低，特别是在童年和青春期阶段。现在，我能更加公正地去看待年轻时的我，以及别人是如何看待我的。
 但我理解了那个在崩溃边缘的少女，她挣扎求生，即便拼尽全力，却仍止不住下沉。
 若要打败羞耻感，势必先要诚实。
 真相往往伴随疼痛而来。公开这一切令我感到自豪，但被迫接受伤痛也让我觉得不公。我心里百感交集。我愤怒、悲伤、遗憾、感激，还夹杂一丝丝喜悦。
 年少时，我怕同学们对我有偏见，而实际上那是我自我贬低的一种投射。
 至少有一位朋友，也许还有其他人，把我的解离状态理解为清高或傲慢—她认为我是在故意保持距离。
 大多数人都很尊重我，甚至爱我。当我在努力隐藏自己的脆弱时，他们也在做同样的事：许多人都有过自我厌恶的想法，他们还列举了有哪些想法。我们那时还只是少年啊！
 我回想自己的一生，特别是高中时代和刚刚的聚会。我很遗憾，因为很可能并没有人孤立或害怕我，而我却浪费了那么多的精力在孤独和羞耻上，不知道自我隔离、游离世界之外多少年了，又错过了多少真挚爱我的人。但至少，我也离原谅自己更近了一步。
 但，往事不可追。而前路漫漫，未来可期。我所经历过的那些悲伤，终将成为滋养我生命的精神美食，让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心理疾病患者往往有很强的病耻感，觉得自己生病就是一种耻辱。这种病耻感会影响很多心理疾病患者的求助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