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石的选择
回望过去，我遇到的机会最后都成了二选一的题目——眼前利益还是长远利益。而我的选择都是——长远利益。
我担心年轻一代的美国人可能无法享有我曾拥有的机会，我担心按照美国当前的趋势，压在后人身上的债务负担可能会限制他们的选择空间，阻碍他们的雄心壮志。
中国65岁以上公民的比例在2050年有可能达到现在的3倍，因此中国也许面临着比美国更艰难的人口结构挑战。
很多时候口才决定着成败。
要充分利用自身的相对优势。
在华盛顿，我有幸亲眼见识到所谓的真实经济，也就是政治经济。
施蒂格勒常告诫我们，不要冥思苦想一些根本不存在的选择。
从斯坦福研究院的一份报告中我学到一课：“增长型行业里才有增长型公司。”
华盛顿充斥着内斗和阴谋，要不是那里的生活中还有一些美好的事物，这日子是无法忍受的。
彼得森啊，你永远不会知道也不会懂的是，权力才是最终引人入胜的春药。
忠诚，或者说是政治忠诚，被视为尼克松政府最重要的财富。
哪个华盛顿政治人士不想在电视上宣布成功的谈判呢？
有雄心就会有危险。
真正赚大钱的是那些投资者和企业主，而不是诸如律师、咨询师和金融顾问等靠自己的专业技能、知识和体力按小时或项目收取工资的人。
当你在华盛顿任高官的时候，让你离职的往往不是你邮箱里的一张解雇通知书，而是要自己领悟。
我没有金融领域的工作经验，但是华尔街流行的一句老话就是：只要掌握二年级的数学，就能在华尔街工作。
虽然华盛顿的日子风起云涌，但如果没有在那儿待过30个月，后来的生意和非营利性组织活动就无法成功。
亚当·斯密认为，商业的成功在于把重点放在你比别人做得好的事情上。或者正如他所说的：发挥你的“比较优势”。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家私募股权公司一直在强调私有公司的长期表现会更优，如今却要上市圈钱去了。
在经济低迷时期，人人都无法置身事外，经济周期几乎影响着每一个行业，一些最佳的收购时期往往出现在周期的低谷。
国会的伪善同样势不可当。政治家告诉我们，中产阶级必须减税。
我们的政治领导者关心的不是下一代人，而是下一届选举。
1961年，艾森豪威尔总统在他的离职演说中同样就这个话题谈了不少：“当我们窥视未来的时候，我们和我们的政府必须抵制只为当下而活的冲动，抵制为获得安逸便捷生活而劫掠明日资源财富的行为。如果我们拿属于下一代的物质财产做抵押，那我们留下的政治文化遗产就会贬值缩水。我们希望民主能被后世永享，而不想让民主变成欠了一屁股债的幽灵。”
反纳粹神学家迪特里希·潘霍华（Dietrich Bonhoeffer）的至理名言曾让我醍醐灌顶：“要判断一个社会是否道德，就看它馈赠予后人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我知道成功的可能性渺茫得让人生畏。
我的某些成功是因为走狗屎运。我确实有过不少很好的运气。
回望过去，我遇到的机会最后都成了二选一的题目——眼前利益还是长远利益。而我的选择都是——长远利益。
我担心年轻一代的美国人可能无法享有我曾拥有的机会，我担心按照美国当前的趋势，压在后人身上的债务负担可能会限制他们的选择空间，阻碍他们的雄心壮志。
美国面临愈加严峻的债务问题，而中国则面临需求不足的问题。因为国内需求过低，中国的经济增长过于依赖外国消费和出口。
中国65岁以上公民的比例在2050年有可能达到现在的3倍，因此中国也许面临着比美国更艰难的人口结构挑战。
如果中国继续严重依赖出口来推动经济增长，那么它将有可能激发其他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抵制。在美国，中国已被许多人，包括许多国会议员，视为竞争威胁和失业根源。
在大萧条时期，即使有10%的回馈，能为下一顿提前支付5美元的顾客也已经不多了。
母亲已不再抑郁，她发现忙碌是抵抗抑郁的最佳方式。
少年时期，我做的许多事情都是为了取悦父母。
父母的希腊文化习俗像一个漩涡一样把我卷入其中，而我却只想逃离漩涡，成为一个地道的美国孩子。
一批建筑人员来到卡尼，在城郊建一个新的空军基地。这批人的到来意味着父亲将有更多的生意和收入。
对别人的论文做大幅修改，然后将其变成自己的，我觉得不算是作弊。
我对罗伊·科恩的一篇论文做了些修改，其实是做了很大的修改，然后作为自己的论文上交。
学院肯定注意到了我“借鉴”的篇幅，于是决定杀鸡儆猴。几天后，兄弟会的信箱里多了一封来自院长办公室的信，信上说我被开除了。
我需要找一片领域，在那儿我可以把自己的数学才能应用到人际关系或商业情境中，而不是浪费在物体构造和机械装置上。
要想在将来有任何发展，我都必须先把履历上的污点抹去。
我告诉父母我要在麻省理工学院辐射实验室的采购部申请一个职位。
我的工作申请被批准了，这样一来，我就能继续待在菲谬三角洲兄弟会的会堂，也能继续积极的社交生活。不同的是，我不再上课，而是出差为实验室采购部件。
内布拉斯加州的库欣博士向西北大学写了一封热烈的推荐信，强调我在学籍被暂停的那段时间里对辐射实验室所做的贡献，随信寄往西北大学的还有我的入学申请书。
西北大学商学院的院长明显与麻省理工学院有过私人纠葛，他告诉我他很同情我的遭遇。
我只想通过娶一个“合适”的非希腊裔女孩来巩固自己的美国人身份。
在西北大学，我获得的是零售学学位。
克丽丝的叔叔在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市有一些关系，他答应帮我在那里找一份工作。就这样，我于1947年带上自己的毕业证书前往西部。
我不是一个合群的零售推销员。一个不适合做销售的人却学了零售专业，显然我的职业选择是错误的。
很多时候口才决定着成败。
通过西北大学教授的引荐，我来到一家小型市场调查公司工作。
要充分利用自身的相对优势。
1948年年末，餐厅第一次晚上停止营业，当时父亲摸摸自己的口袋想找钥匙锁门，可他突然发现他没有钥匙，餐厅从未关过门。
我和克丽丝在爱达荷州的度假胜地阳光山谷度过了一晚的蜜月。我们仅仅能承担这些，当时我们没有余钱享受其他。
克丽丝利用自己的新闻学学位在美国医学会找到了工作，从事公共关系。
我需要更好的商业教育，我要读工商管理。
我的老师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乔治·施蒂格勒（George Stigler）都只有30来岁，他们提出的经济学理论都为他们赢得了诺贝尔奖。
在华盛顿，我有幸亲眼见识到所谓的真实经济，也就是政治经济。
施蒂格勒常告诫我们，不要冥思苦想一些根本不存在的选择。
我经常会想象，如果当初没进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的话，我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运气在其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如同我离开麻省理工学院一样，多亏了我的运气。
正由于我醉心于事业和学习，离婚后的悲伤期并未持续太久。
虽然只有20多岁，可我已经累积了很多人脉，大多是我做调查时合作过的人，这让我的世界不只局限于一间小小的芝加哥市场调查公司。我收集的名片越来越多。
尿毒症手术让我没有像同龄人那样进入朝鲜战场
我利用这个机会向他表示了我对支持艾克（艾森豪威尔的昵称）的兴趣，并陈述了一些关于如何把艾克推销给公众的初步想法。
我始终觉得把注意力放在艾克招人喜欢这一特点上，而不是单纯注重他的具体政见是非常正确的。
“我喜欢艾克”成为有史以来最成功的总统竞选口号之一。
温情和信任是艾森豪威尔大选时使用的王牌
史蒂文森是个辩才，他赢得提名部分归因于他在民主党提名大会上做的关于施政方针的演讲，那次演讲精彩绝伦。可是选民们却不这么看，他们觉得他城府太深。
不能相信太过美好的事物。
我已经当上市场内幕调查公司的副总裁整整一年了。
我在市场调查和分析上的工作表现引来了很多注意，请我给商业团队和学术团队做演讲的邀请纷至沓来，超乎我的预期。
韦尔斯当时是大型麦肯埃里克森广告公司（以下简称“麦肯”）芝加哥分部的头儿。他打电话来是想赞赏我们新用的市场调查方法。我想他应该参加过或至少听闻过我的演讲。另外，他给我提供了一个工作机会。
麦肯芝加哥分部的市场部经理，工资翻倍，25 000美元一年，一年内升我为副总裁。
我悟到了这句名言的真谛：“不能相信太过美好的事物。”
我们的调查显示，车主们担心机油里的油泥会弄坏车的发动机。所以我们认为这款机油最好的销售方式就是，告诉消费者它在汽车开动时，可以同时清洁车的引擎。
我鼓起勇气向一个商场老手请教了当一个著名广告公司的副总裁到底意味着什么。他的回答让我回到了现实。“别把名号看得太重，”他说，“一个公司可以有好几百个这样的头衔，重要的不是当副总裁意味着什么，而是当不上副总裁意味着什么。”
我们知道很多城市里的狗主人都担心自己的狗肥胖和锻炼不足。我们的调查显示，他们担心自己的宠物超重、不运动，所以我们把来窝狗粮标志为“专门为缺乏锻炼的城市狗狗准备的摩登狗粮”。
身在这个圈子里，你难免要玩文字、图片游戏。广告这个行业本身就不那么严肃，它吸引着爱玩又富有创意的人。
马里恩是个聪明人，不过现在我终于知道了，他并不正直，以后我再也不会相信他了。除了辞去工作，继续人生之路外，我别无选择。
当我又一次出差回来时，我的儿子吉姆，当时他只有18个月，惊讶地看着我，好像正在想：“这是谁啊？”这也促使我做了决定。
我离开了麦肯。当时我31岁，已婚，有两个孩子，没有工作。我下定决心，以后再也不在一个我不信任、不敬仰、没有共同价值观的老板手下工作了。
不管去哪儿，我都会因住户的不同而更换着装：我会穿着T恤和卡其裤去穷人区；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去富人区。
我会在必要的时候打出同情牌，跟受访者说，如果做不成访问，老板就会扣我的钱。
我们这些干广告的，的确花了太多时间、太多精力把芝麻做成西瓜，有时甚至还是做无米之炊。
进入这儿的董事会后，我就能经常与一些芝加哥的商界大腕接触了，比如联合航空公司、西尔斯、罗巴克和内陆钢铁公司这些企业的首席执行官。
每天一睁开眼，我满脑子想的全是怎样提高销量，有时甚至连做梦都在想。
有时，人们把大量时间花在讨论某一问题上，因而失去了做其他有益事情的机会。
贝灵巧总裁的名头确实让我沾了公司不少光。比如青年商会曾授予我“1961年美国十佳杰出青年”称号。
1963年，华盛顿的希腊大使馆宣布瓦利亚的主街道将重新命名，新名字将会是“乔治·彼得罗普洛斯与维妮夏”大街；此外，父母还将获得“一级金质奖章”。
有时，人们把大量时间花在讨论某一问题上，因而失去了做其他有益事情的机会。
每家老牌摄影器材公司都面临同样的问题：要么改变，要么消亡。
杰伊，标准石油公司和芝加哥大学创始人的曾孙，当时是西弗吉尼亚州的美国众议院民主党议员。
婚礼上，我有机会结识了杰伊的父母。杰伊的母亲布兰切特（Blanchette）温柔优雅，他父亲约翰·洛克菲勒三世（John D. Rockefeller Ⅲ）主管家族慈善事务，他们都是典型的具有高贵气质的人。
1969年，杰克·麦克洛伊建议尼克松总统指派我到美国军备控制与裁军署总顾问委员会任职。
亚伯拉罕·林肯评价一个将军的话：“他用屁股想问题而不是用脑袋。”
1970年的一天，丹尼尔·帕特里克·莫尼汗（Daniel Patrick Moynihan）安排我与尼克松总统的另一个顾问约翰·埃利希曼（John Ehrlichman）吃午饭。丹尼尔后来三次连任总统政府顾问。一起吃午饭的还有个老朋友——乔治·舒尔茨（George Shultz）。
从斯坦福研究院的一份报告中我学到一课：“增长型行业里才有增长型公司。”
当我告诉父亲，我放弃几百万美元的薪水和股权，换了一份年薪42 500美元的工作时，他说：“没关系，这不重要。就算一分钱不给，你也不能对美国总统说不。”
我告诉乔治，我要做的是总统的国际经济事务助理，总统欣然接受，我开始计划搬家去华盛顿。
尽管随着服务行业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不断加大（甚至业界都推断日本会统领世界经济），制造业只占整个经济的适度份额，但制造业却并不是一个迅速衰退的行业。
制造业的受雇人数逐步下降，目前只占美国总雇用人数的12%。主要原因是，制造业生产能力的增长远高于其他行业，生产的产品越来越多而所需的工人却越来越少。
正如农业长期演变的过程那样，农业工人的数量占所有工人数量的比重从一个世纪前的50%下降到现在的1%，而农业产值却在稳步上升。
这些年轻人在公共政策方面的经验缺失再一次让我感到震惊。他们来白宫前都没有宣传活动经验。在那天早上的谈话和后来通过接触对他们有了更深的了解之后，我明白了一件事，他们是否能来白宫完全取决于鲍勃·霍尔德曼以及他们对他是否忠诚。
我在行政楼（华盛顿对旧行政办公室楼的简称）有间大办公室，还附带一个会议室。那里不仅宽敞，布置得也很精致，而且距离白宫很近，扔块石头就能打到白宫。在华盛顿，跟房地产一样，地理位置就是一切。白宫西翼的办公室就是地位与权力的象征。
鲍勃·霍尔德曼告诉我，给我让出办公室的那个人“非常沮丧”。他就是白宫经济机会局局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
我发现其实在大多数国内问题上，尼克松都保持适度的中立态度，比如设立环境保护局、支持民权、废除学校里的种族歧视（尽管这需要恳请白皮肤选举人通过他的“南部战略”）、实行收入分成、把联邦政府的钱分配给各个州和地方政府。
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才认识到自己的职位对康纳利的自我意识和野心构成了威胁。
我决定不走了，只寄希望于天气能变好或是康纳利失宠（虽然那不太可能），好让自己活下去。
工作时，胡佛在上面看着我，这使我不禁有些胆寒。他让我明白再成功的人也有可能滑入谷底，不得翻身。
华盛顿充斥着内斗和阴谋，要不是那里的生活中还有一些美好的事物，这日子是无法忍受的。
经济政策和外交政策相结合能产生最大的效果。
他总会让旁人注意他的“战利品”，如果确实可以这样形容他女友的话。他的女友都是长腿美女，都穿蓬松的裙子，他总是让我坐在他新结交的艳丽女友旁边，然后用他那夹杂着德国口音的声调不无讽刺地说：“你只有羡慕的份儿，彼得森。”
当我真羡慕他的时候，他会用孩童般蓝色的眼睛盯着我，眼神中闪烁着一丝淘气，然后对我说：“彼得森啊，你永远不会知道也不会懂的是，权力才是最终引人入胜的春药。”
基辛格左拥右抱的秘密是什么？很明显，他是利用手中的权力吸引她们。我相信现在是时候为他的行为定性了。我重复一遍，这是严重的滥用职权。
艾森豪威尔的幕僚长谢尔曼·亚当斯（Sherman Adams）。当年谢尔曼的朋友送了他一件羊驼毛外套，希望他让政府照顾他的纺织生意，而谢尔曼因此被开除了。
康纳利随尼克松一起走向玫瑰园，迫切地附在尼克松的耳旁窃窃私语。我想他应该是在劝说总统解雇我。
尼克松总统并没有优雅地邀请我加入他的内阁。同年2月29日，也就是他从中国峰会凯旋后的第二天早上，他让我加入他的内阁，就像一个扬扬得意的船长邀请一只落水的老鼠上船一样。
忠诚，或者说是政治忠诚，被视为尼克松政府最重要的财富。
通常，在议事日程中，政治得失是凌驾于政策之上的。
查克·科尔森尤为恶劣。一些人称他为卡尔·罗夫（Karl Rove）的精神教父，但事实上，他要比这个称号坏得多。他不仅是一位聪明老练的律师，而且是一个有创造思维和偏离正道的政治能手，擅长构思和实施十分卑劣的诡计。他与总统的频繁接触令我非常担忧，因为我认为科尔森释放了总统身上邪恶的一面。
尼克松的内心虽然有些偏离正道，但并不严重。然而他很容易在科尔森的恶意鼓动下，疑心大发，误入歧途。
科尔森的恶行不限于此。他还散布消息，说基辛格在外交上不妥当地“向着”巴基斯坦。基辛格随后发现这是科尔森干的好事。然而当在一次早晨会议上讨论这一事件时，科尔森却对基辛格说：“我坚决支持你。”
“我的一生中还从未如此恐惧过。”结束会议时，基辛格开玩笑地说。
升值幅度是高度机密。假如金融市场或者货币交易商事先知道日元对美元汇率的上升幅度，那么他们就能从中牟利数十亿美元。
“总统先生，这个讨论过程需要花些时间，”其实我是在示意这个讨论是高度机密的，“要不迟些，当你没客人的时候，我们再谈这个话题。”
“哦，那是总统最好的朋友比比·雷博佐（Bebe Rebozo）。”亨利回答说。他还说在总统的坚持下，雷博佐出席过许多高度机密的讨论会。
我认为在内心深处，尼克松是个厌世者，这很少发生在政治家身上。同样，他也不喜欢闲聊。
几乎所有人在开始讲笑话的时候都会先笑一笑。换句话说，他们期待即将讲到的笑话，在讲出来之前自己先享受了一下。而尼克松却只在笑话讲完后露出笑脸，好像他必须要提醒自己：“哦，我刚讲了一个笑话，是时候笑了。”
如果我感到因被调出白宫而受到冷落的话，我肯定会用自贬的幽默方式来安慰自己。
在华盛顿特区外，大多数人都认为能进入内阁是很了不起的。我父亲就是这么认为的。他会在卡尼的街上与素不相识的人搭讪：“我叫乔治·彼得森。我儿子彼得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希腊裔内阁官员。愿主保佑美国。”
我的办公室也迁到了商务大厦。据说，商务大厦是华盛顿最大的官方用楼之一。
工作时，胡佛在上面看着我，这使我不禁有些胆寒。他让我明白再成功的人也有可能滑入谷底，不得翻身。
内政部负责鲸鱼和其他动物的管理，而海豚和海豹就归商务部管了。
问题的关键在于没人能造出完全不会燃烧的布料，而且纺织业在政治上很有权势。他们不希望因此降低销售额，也不愿花额外的钱进行长期研究，加强布料的防火性。
白宫的政客们每天都会提醒我，要确保纺织业的钱源源不断地投入尼克松的竞选金库中。
他用他那极度傲慢的声音凶狠地向我吼了句：“你难道不明白这是美国总统的命令吗？”“不，科尔森，”我回应说，“我只知道是你在告诉我这是总统的命令。我希望能立即和总统亲自谈谈为什么不能这样做，以及为什么这不符合我们的利益。”
尼克松总统从未就此事给我打过电话。数月之后，我发现科尔森一直在阴谋策划把我赶出尼克松政府。
很少有美国总统能在一年内成功应对一个峰会，而尼克松却希望在4个月内完成两个。其实，他是急需让公众觉得莫斯科峰会是成功的，他知道那样一来，他的连任将更有保证，但这样做的风险很大。
正当峰会快要来临的时候，国内许多利益团体却开始向尼克松施压，要求他说服苏联人多买美国出口的产品。
美国人对苏联经济的习惯性思维是：苏联是一个经济强国。这种思维部分源于美国国内工业的利益团体希望吹嘘苏联的实力，借以提高军事开支，他们好从中获益。
在35项工业种类中，苏联只在重机械一项上有竞争力，而且它的工业品都出口到东欧的附庸国，那些国家没有财力，也毫无选择，只能购买“苏联货”。
我们无须补贴出口到苏联的产品，因为事实恰恰相反。苏联人很需要我们的产品，而我们却不怎么需要他们的。
他们真正的粮食需求量是原先告诉我们商务部的4倍。
布茨认为大订单不但能使农业大州获利，而且能帮助尼克松连任。最终，双方签订了价值7.5亿美元的订单。1/4的美国小麦和许多其他谷物被运往苏联，而我们的出口补贴预算却撑不住了，美国的谷物价格也因此在接下来的两年内飞涨。
一个外交信使告诉我，西方石油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阿曼德·哈默（Armand Hammer）正从伦敦飞往摩洛哥，专程来见我。
哈默来自一个俄罗斯移民家庭，那时已经有74岁了。他是一个全球商人和艺术品收藏家，与列宁及后来的苏联领导人关系密切，也因此而成名。
有人说，他来见我的另一个目的是向外界证明他是有白宫影响力的世界性商人。
记者团也在那边等候，他们首先问的不是我对美苏贸易谈判的看法，而是关于阿曼德·哈默在伦敦宣布的“200亿美元大型磷酸盐交易”。那一刻，我突然明白哈默急着来见我的不良居心：让我公开支持他所谓的交易。
我告诉媒体我知道哈默正与苏联人谈判，但“现在还不能断定这就是一个商业交易。想要寻求商业机遇是可以理解的”。
从莫斯科谢列梅捷沃机场到美国大使馆用不了一个小时。但是当我们到那儿以后，我收到消息，西方石油公司的股价下跌了20%。
哈默向外界宣布了进行磷酸盐谈判后，他们公司的股价几天内一直在上涨。股价回落后，哈默跑到白宫，怒气冲冲地跟总统说，我的鲁莽行为使股东损失了数百万美元。
一个白宫同事跟我说：“彼得，我希望你不要感到过度吃惊或失望。总统是不会为了支持一名下属，而失去大额政治献金的，这是他一贯的风格。”
在莫斯科郊外的一栋别墅里，我告诉吉姆·林恩：“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但我想要一碗覆盆子。”其实我是说给窃听器听的。当我们在谈判空隙回到卧室的时候，我们果然发现了好多盛满覆盆子的碗。
哪个华盛顿政治人士不想在电视上宣布成功的谈判呢？
有雄心就会有危险。
真正赚大钱的是那些投资者和企业主，而不是诸如律师、咨询师和金融顾问等靠自己的专业技能、知识和体力按小时或项目收取工资的人。
当神情沮丧的总统离开会议室，往白宫走去的时候，霍尔德曼迅速跑在了总统的后面。片刻之后，霍尔德曼回来“提醒”我们，总统希望我们马上辞职。总统也向白宫高级官员发出了同样的命令，但是像往常一样，尼克松把这不愉快的工作吩咐给别人去做。
至于我和总统，我从来没有真正了解他是怎么看待我的，但是我总认为他对我是一半尊重，一半怀疑。
我认为白宫官员也憎恨媒体对我的优待。不知什么原因，自我担任总统国际经济事务助手以来，媒体一直对我进行正面报道。
我在时代出版公司董事会的一个朋友告诉我，他经历了一件前所未有的事。历届政府都经常抱怨媒体报道不公。然而这次，白宫的一名高级官员打来电话，抱怨他们对彼得森的报道太过“正面”了。
当你在华盛顿任高官的时候，让你离职的往往不是你邮箱里的一张解雇通知书，而是要自己领悟。
当乔治·舒尔茨告诉我白宫对我“不安”的时候，我才最终确切地知道上头的意思。到了这个时候，你就会知道你下一步该怎么做：要么狼狈地离开，要么优雅地离开。
我很吃惊在最近听到尼克松的录音带。录音带中，他重复激烈地抨击他在媒体中的敌人、教授，甚至包括他的政府成员。
我在华盛顿工作期间受益最多的，除了众多的人脉外，就是我工作的广度，从与苏联人和日本人谈判到解决诸如海豚和小海豹的问题。
有些单位需要我这样有广泛社会关系的人。在向外界透露出重回商界的意图后，我收到许多职位邀请，也跟有关单位谈过职位。
我没有金融领域的工作经验，但是华尔街流行的一句老话就是：只要掌握二年级的数学，就能在华尔街工作。
他还想在同一时间也把我任命为总统顾问。显而易见，这是一招计谋。他想借此向外界展示，他已经清除了政府中的不良分子，准备好与正直且具有独立思想的助手一起重新执政了。
如今，总统深陷困境，却相信能利用我修补他那受损的威望。
亨利·基辛格是尼克松政府中未陷入“水门”泥潭的官员之一。
保管最好的记录是尼克松秘密的白宫录音带。我无法理解为什么他有机会摧毁这些录音带，却没有那么做。难道这是他自我毁灭的方式之一吗？其他人猜测，他是为了高价出售这些录音带。
我认为他很痛苦，一方面想保留记录他政治遗产的带子，另一方面又知道这些记录会危害到他。
当我离开的时候，他不知打哪儿冒出一句，问我认不认识他的女婿埃德·考克斯（Ed Cox）。他想讨个人情，请我帮忙把埃德弄进外交关系协会。我克制住笑意，问他：“和那些迂腐的年轻蠢货一起共事吗，总统先生？”
在尼克松政府任职期间，我得到了一些独特的经历，也建立了一些美好长久的国际友谊。它们为我后来在生意上和大型非营利性组织的机遇铺垫了基石。
虽然华盛顿的日子风起云涌，但如果没有在那儿待过30个月，后来的生意和非营利性组织活动就无法成功。
纽约与华盛顿相距不过300多千米，驾车大约需要4个小时，坐美铁的火车则只需3个小时，乘城际航班仅1个小时就够了
华盛顿像一家大公司，所有人只忙碌于一件事情——政治；纽约的生活则要丰富得多，或者说至少要广泛得多。
当我们搬家到华盛顿时，我将温尼特卡镇湖畔的房子卖了12万美元，这套房子有5间带浴室的卧室，还有一个网球场。
我们在华盛顿岩溪公园的房子也有5间带浴室的卧室，还有一个私家游泳池和桑拿间，购买这套房子花了20万美元。
在曼哈顿，一套刚刚能住进我一家人的公寓的售价都至少在30万～40万美元。
我当即付了9万美金，并答应在3年内付清余款。当现在我告诉我的孩子们当初购房的价格时，他们都认为我是在开玩笑。他们告诉我，格雷西的公寓近期的售价是900万美元！
我选择雷曼兄弟公司还出于我与该公司年轻的总裁沃伦·海尔曼（Warren Hellman）的亲密关系。
套用一句莎士比亚剧本中的话：密谋正在酝酿之中。
对一个产品生产线的利润状况和竞争能力进行分析是任何一家公司都要做的标准作业程序。
华尔街是一个容身艰难和充满竞争的地方，胆小鬼或懦弱者在这里没有立身之地。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举动往往会带来两败俱伤的结果。
所有人都知道格兰维尔是个什么样的人。但他手上有一批重要的客户。
到1983年春天，我在雷曼已经整整10年了。
我的父亲是个工作狂，他甚至对暂时的“失业”也持反对的态度。
为摆脱尴尬、焦虑或恐惧而急急忙忙地投入一项新的工作，你反而会无法摆脱过去。
像我们这种菜鸟，基金会主席自然不会亲自接见。这就是我当时的处境——雷曼的前董事长，重新站在起跑线上。
在这个世上，没有人能羞辱得了你，除非你甘愿被人羞辱。
我人脉甚广、从商经验丰富、曾长期涉足销售领域，而且一直就是个相当出色的销售员。史蒂夫则是毕业于耶鲁大学和哈佛商学院的新星，很有天赋，能让生意落锤定音并如期进行。他还有很多重要的人脉关系，而且与我的并不重复。
人既要往好处想，也要往坏处想。
美林集团之前的全称为美林·皮尔斯·芬纳·比恩公司，后来变成美林·皮尔斯·芬纳·比恩·史密斯公司，这曾在业内被传为笑谈。
史蒂夫带着灵感归来。“彼得，”他说，“‘施瓦茨’是德语里的‘黑’，对吧？而‘彼得’在希腊语里是‘石头’的意思。
公司创建之初，我们很快就严重入不敷出（其实当时的收入几乎为零）：给助手发工资要写支票，交房租、话费要写支票，出差也要写支票。当时我和史蒂夫都没有给自己发过工资。
我们知道，摆脱困境的唯一途径就是开展咨询业务，它可以为我们带来许多短期利润。
我和史蒂夫摇身变成销售员。“坑蒙拐骗”，无计不施；老路走尽，另想新招。
我的通信录上有一些联系人及其联系方式，我大概给50个交情甚好的商业伙伴写了信，特别说明了我们打算如何在华尔街脱颖而出的事
20世纪80年代，华尔街开始变得“认钱不认人”，从前“老客户、熟客户至上”的情结荡然无存。
我对他们写道，我们黑石与它们有别。我们将对所有客户坦诚相待，所有决策建议都不会损害客户的利益。
每一位客户都将获得公司高层的指导与关注。这一点并不难兑现，因为黑石只有我和史蒂夫，根本没有低层员工
在担任首席执行官的20年里，我明白，要做一项有效率的工作，日日夜夜都得集中精力。
亚当·斯密认为，商业的成功在于把重点放在你比别人做得好的事情上。或者正如他所说的：发挥你的“比较优势”。
黑石集团早期最大的咨询客户是索尼公司。史蒂夫认识该公司在美国总部的高管米奇·舒尔霍夫（Mickey Schulhof），而我在华盛顿从政期间和索尼的创始人兼CEO盛田昭夫之间有着长期而密切的私人友谊。
在去华盛顿参加凯瑟琳·格雷厄姆70岁的生日聚会时，我的好朋友、热爱交际且才华横溢的通用电气公司董事长杰克·韦尔奇把我叫到一旁问道：“彼得，为什么最近都没有你的消息？”我把我和史蒂夫曾请求通用电气投资一事告诉了他。他说：“你明天早上打我电话。”那一通电话又为我们赢得了3 500万美元的投资。
在我们继续为私募股权基金集资的过程中，一些老朋友出了不少力。
到了1987年的秋天，在史蒂夫幸运般地推动下，我想得更深远并在不断超越最初的目标，我们已经握有了8亿4 000万美元的资金，这就是第一批筹集到的收购基金，即黑石资本合伙人。
20世纪90年代的投资条件是那么有利于私募股权资金，以至于在精明的计算之后，如果没有成功的话就显得太无能了。
90年代，经济持续强劲增长。低利率使公司有充裕的资金实现拨款偿付债款。而且当时私募股权基金的竞争远不像今天这么激烈。
我始终相信一个机构应该将道德规范放在第一位，从黑石成立的那天起，职业道德和诚信就一直是最重要的。
20世纪90年代是私募股权的黄金时期。因为那时经济增长强劲，低利率的可用资金充足，市盈率在10年内翻了一番，华盛顿的监管态度也比较宽松。
对我而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家私募股权公司一直在强调私有公司的长期表现会更优，如今却要上市圈钱去了。
上市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要与股票分析师们召开无休无止的会议；要发布季度盈利的估值，从高管薪酬到个人及财务的得与失都要全面披露；还要开董事会会议、年度股东大会等。
参议员艾弗特·德克森（Everett Dirksen）曾经说过这样一句关于联邦预算的名言：“这儿10个亿，那儿10个亿，很快就是一大笔钱了。”
未见增长的实际收入、财富向医疗费用的转移、不断上涨的食品和能源成本、全球化的冲击、对工作和房价的忧虑、抵押品赎回权的丧失、退休储蓄金的暴跌等，都使得工薪阶层产生了财务噩梦。
在这1%的上层阶级中，排在前10%的人（也包括我）跟排在最后50%的人拥有的总财富一样多。
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曾说，这种不均衡“是资本主义制度最薄弱的地方。如果有越来越多的人觉得不公平，那么这种制度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比起培养公司内部的人才，从公司外招募人才的风险要高得多。
在经济低迷时期，人人都无法置身事外，经济周期几乎影响着每一个行业，一些最佳的收购时期往往出现在周期的低谷。
今天，我们怀有极大异议的10万亿美元的债务还不到未来联邦总债务和无资金支撑的合约总金额（超过56万亿美元）的1/5，其中仅社会保障一项就占了7万亿美元，医疗保险占了34万亿美元。
国会的伪善同样势不可当。政治家告诉我们，中产阶级必须减税。
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美国的人均医疗保险费用是他们的两倍，但是人们的健康状况并没有优越多少。况且美国仍有4 500万人没有医疗保险。
不合理的体系导致全国的医疗程序都产生了众多令人费解的现象。例如，在有些地区，背部手术和摘除前列腺的手术数量是其他地区的6倍。
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的医疗支出约占总体医疗支出的1/4～1/3。
和我们国父曾经憧憬的政治体制相比，我们现在的政治体制已完全变味儿。他们的理想是，政治代表能把议院看作一个为达成特定目标而举行集会的临时场所。开完会后，大家继续各司其职。农民继续做农活，律师继续办案子，商人继续跑生意，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自动生成的任期限制。
而今，我们的政治代表们并没有把这些工作看作临时性的，而是把它当成了事业，且为了保住自己的事业，他们不惜向公众撒谎。
我们的政治领导者关心的不是下一代人，而是下一届选举。
美国的民主政治中，对这种投资大、收效晚、费力不讨好的事，我们取了个代名词——“无果花”
乔治·华盛顿未曾想把打独立战争欠下的债留给后人偿还。他说：“不然我们的后代就得因我们的不负责任而担负重担。”
1961年，艾森豪威尔总统在他的离职演说中同样就这个话题谈了不少：“当我们窥视未来的时候，我们和我们的政府必须抵制只为当下而活的冲动，抵制为获得安逸便捷生活而劫掠明日资源财富的行为。如果我们拿属于下一代的物质财产做抵押，那我们留下的政治文化遗产就会贬值缩水。我们希望民主能被后世永享，而不想让民主变成欠了一屁股债的幽灵。”
反纳粹神学家迪特里希·潘霍华（Dietrich Bonhoeffer）的至理名言曾让我醍醐灌顶：“要判断一个社会是否道德，就看它馈赠予后人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我知道我比别人交过更多的狗屎运。我还知道我最最幸运的地方在于我有这样的父母。
偶尔打一次高尔夫能让人精神气爽，但是每天都打高尔夫就会乏味无趣。
我知道成功的可能性渺茫得让人生畏。
我的某些成功是因为走狗屎运。我确实有过不少很好的运气。
乔治·华盛顿·普拉克特（George Washington Plunkitt）的回答很精辟：“我看到了我的机遇，我便抓住了它们。”
我从未给自己规划过什么长期职业路线
不要被某个工作牵着鼻子走，如果它仅仅是薪水高、福利好、地理位置好或给你大办公室坐。集中关注这份工作是否能让你利用优点，发挥你的比较优势。
不要没有搞清状况就被一个工作机会诱惑。
事先对未来雇主做全面的考察可以带来巨大的红利，还可以避免很多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