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一个可能的后果是恶性通货膨胀，但是大家还想当然地认为用药剂量精准，毫无后顾之忧。此外，大多数产业均依赖于政府的援助，市政府与州政府接下来将会面对各种各样难以置信的援助请求。给这些实体部门断奶是一项政治挑战。想打发它们可没那么容易。——沃伦·巴菲特

为了履行其职责，央行行长们必须隐瞒真相。卢森堡首相、曾任欧盟主席的让–克洛德·容克（Jean-Claude Juncker）告诉我们：“当形势严峻时，你必须撒谎”。

伯南克深知，这个世界集聚了太多难以偿还的债务。

债务只能通过如下方式得以消除：①违约（我们实际上根本就不用“违约”一词就可以找到无数种违约方式！）；②通过经济增长来偿还债务；③通过通货膨胀或是货币贬值来逐步消除债务负担。

当投资者确信央行行长会为他们背书时，他们就有理由将一切价格推高，为较低的收益率承担较高的风险。

如果一切按计划进行，债务可以由通货膨胀慢慢消化；股票市场会上涨；房价也将上升；每个人都会感到更富有，并花掉新增财富；银行会赚到大笔利润，债务问题得以解决；政府债务会随着税收与财政赤字的蒸发而大幅下降。在一切有所好转之后，中央银行可以重回传统货币政策的美好时光。没人能保证这一切会实现，但计划就是这么安排的。

所谓金融大危机，指的是一个由天量债务累积至临界点并最后崩盘的故事。

中央银行最不愿意看到的事就是所有人在同一时间停止花钱并降低债务水平。这会导致经济衰退与萧条。

说来说去，量化宽松只不过是印钱的一种花哨说法罢了。

在我们写作本书时，美国政府每月创造出来的新增就业岗位大约为15万个，因此，量化宽松政策在创造一个就业岗位上耗费的成本为50万美元。

货币战争——这是一种故意让本国货币贬值的政策。

美联储对日益上升的通货膨胀缺乏回应这一事实，揭穿了中央银行独立于政府的这一虚幻的神话。亚瑟·伯恩斯于1970~1978年任美联储主席，他屈服于政治压力而压制利率。伯恩斯公开承认，他本来想提高利率，以应对通货膨胀，但希望同民间权威合作。而政府与企业要求低利率。

大量研究结果显示，经济学家根本就无法预测衰退。但我们先不谈预测。更糟糕的是，经济学家对于当前经济走势的判断也错得离谱。

经济衰退始于1990年8月，但在衰退开始前的1个月，艾伦·格林斯潘这样说道：“最近，几乎没有证据显示我会建议经济将步入衰退。”一个月之后——经济衰退实际开始的这个月——格林斯潘继续讨论同一话题：“……我觉得，那些认为我们已经陷入衰退的人是大错特错了。”1990年10月，格林斯潘的表现与两个月前一样的愚蠢，他坚持声称，“……经济并未陷入衰退”。只有在经济衰退已经接近结束时，格林斯潘才开始接受这一事实，承认经济衰退已经开始了。

在2001年3月进行的一次调查中，95%的美国经济学家认为不会发生经济衰退。而衰退已经在3月爆发了，经济收缩的信号十分明显。工业生产已经下滑了5个月。

在过去的70多年里，建筑许可证数量的变化领先于每一个经济周期。

正如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的总裁穆罕默德·埃尔·埃利安（Mohamed El-Erian）所言：“中央银行是我们的好朋友，这不是因为它们喜欢市场，而是因为它们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只能通过市场来实现。”

在商业媒体、报纸杂志及众多“专家”的评论中，你经常会看到股票价格上涨是基于基本面这类说法。如果把这些言论改一下日期，你会发现它们与1999年和2006~2007年之间的情况没什么两样。

泡沫反复出现。而相同的基本成分每次都会出现：最一开始是令人信服的经济基本面，然后，在羊群效应的渲染下，投资者发展出一套自我实现的乐观情绪，致使价格出现难以维系的加速上扬。

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在谈论金融周期时曾这样说过：“唯一令人惊讶的是，我们总是惊讶。”

聪明人会向泡沫学习，但他们并未学会避开泡沫，他们会再度参与泡沫，因为他们认为自己足够聪明，知道何时离场。这一原理在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治梅森大学的维农·史密斯（Vernon Smith）教授设计的交易实验中多次得到证明。正如史密斯教授所言：“受试人非常乐观，认为他们能够察觉到转折点。他们的报告显示，他们总是吃惊于转折发生的迅速程度，而且很难做到及时收手（如以有利的价格离场）。

索尔内特发现，除极少数情况外，对数周期幂率模型能够很好地解释投机性泡沫。典型的泡沫一般在一个狭窄的范围内呈抛物线发展趋势，并在上升时频繁修正。最终，你会发现，崩盘前的价格尖峰按照1天、1小时甚至10分钟的时间间隔出现。

在网络股泡沫期间，艾伦·格林斯潘先是抱怨“非理性繁荣”，然后又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认为股市飙升可以由生产效率的奇迹来解释。

正如沃伦·巴菲特所言：“投资不是智商160打败智商130的游戏……只要你的智力正常，那你只需管好自己的性格，控制住让别人陷入麻烦的冲动。”

截至2000年4月，昆腾基金下跌了22%，索罗斯将此前的盈利悉数吐出。

在《影响力》一书中，西奥迪尼指出，人们一旦对某些事情下注，他们就会变得无比自信。“由一对加拿大心理学家进行了一项研究揭示了人们在赌马中表现出来的某些有趣的规律：在下注之后，他们对选择的马的信心远比下注前要高得多。”

正如查尔斯·埃里斯（Charles Ellis）所言：“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机构投资者具备在市场低迷时入市，在市场高涨时离场的能力。”

尽管一个可能的后果是恶性通货膨胀，但是大家还想当然地认为用药剂量精准，毫无后顾之忧。此外，大多数产业均依赖于政府的援助，市政府与州政府接下来将会面对各种各样难以置信的援助请求。给这些实体部门断奶是一项政治挑战。想打发它们可没那么容易。——沃伦·巴菲特

量化宽松在初次启用时曾引起轩然大波，但如今市场对此已是习以为常。目前，市场担心的是定期的货币注入不再持续。

在量化宽松计划下，中央银行买入政府所发行的全部债券，将其资产负债表扩张至9万亿美元以上。是的，这一数字为9000000000000美元，确切地说，有12个0（在你阅读本书时，这一数字可能又增加了几万亿）

正如参议院埃弗里特M.德克森所说过的那样：“这儿花10亿美元，那儿花10亿美元，加在一起可不是个小数目。”

某些银行（如瑞士国家银行与丹麦国家银行）甚至创造出负的存款利率。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颠三倒四的世界中。持有货币实际上要缴税（税收是由央行行长而非由代议政府征收！），这样做的目的是逼迫人们消费，而不是储蓄。

在我们当前所处的这样一个诡异世界中，中央银行与政府试图引诱消费者扩大支出，以提振经济，而它们的资金来自于那些原本可以获得更高回报的储蓄者。这种做法并未吸引消费者扩大支出，而是迫使消费者减少支出，以便用储蓄来度过其有生之年！

为了履行其职责，央行行长们必须隐瞒真相。卢森堡首相、曾任欧盟主席的让–克洛德·容克（Jean-Claude Juncker）告诉我们：“当形势严峻时，你必须撒谎”。

我们可能不喜欢他们的所作所为，但如果政客想避免违约大规模爆发，全世界就得放松银根，开动印钞机。

伯南克是全世界大萧条研究领域的顶尖专家。通过研究历史，他发现过多的债务是致命的。伯南克由衷认为，如果不实施红色法规式的货币政策，美国会陷入长达10年之久的失业及破产困境。

伯南克深知，这个世界集聚了太多难以偿还的债务。悲哀的是，债务只能通过如下方式得以消除：①违约（我们实际上根本就不用“违约”一词就可以找到无数种违约方式！）；②通过经济增长来偿还债务；③通过通货膨胀或是货币贬值来逐步消除债务负担。

经济增长很难把握，令人难以捉摸。除了制造通货膨胀及货币贬值之外，央行行长别无选择。

通过通货膨胀，他们消除了某些人的违约损失，却让另外一些人承受了低收益的痛苦。

伍迪·艾伦的话：“有甚于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人类现在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一条路通向绝望和彻底不可救药，另一条通向完全灭绝，就让我们祈祷我们拥有足够的智慧，能够做出正确选择吧。”

在这场货币贬值竞赛中，没有谁是赢家。但大批民众显然损失惨重。

通过将它们的货币贬值，这些中央银行希望提高国家的出口水平，保持其相对于竞争对手的优势。

当投资者确信央行行长会为他们背书时，他们就有理由将一切价格推高，为较低的收益率承担较高的风险。

美元和黄金一样，只有在其供应量被限定在一定范围内才有价值。但是，美国政府有一种被称为印钞机（如今印出的是等价的电子货币）的技术，这让它能以几乎零成本想印多少美元就印多少美元。通过增加流通中的美元数量，甚至只需发出可信的威胁，美国政府还可以减少商品与服务的美元价值，这就等于增加了这些商品及服务的美元价格。——本·伯南克，美联储主席

这个时代诞生了新一代的央行行长，他们信奉这一药方：用极度宽松的货币供应，高通货膨胀率以及不断贬值的货币来应对当前的经济问题。他们所采取的实验药品或许能在短期内拯救病人，但病人会产生依赖症，一旦停药后果难以想象，由于长期的副作用会产生灾难性后果，这一处方只能在短期使用。

如果一切按计划进行，债务可以由通货膨胀慢慢消化；股票市场会上涨；房价也将上升；每个人都会感到更富有，并花掉新增财富；银行会赚到大笔利润，债务问题得以解决；政府债务会随着税收与财政赤字的蒸发而大幅下降。在一切有所好转之后，中央银行可以重回传统货币政策的美好时光。没人能保证这一切会实现，但计划就是这么安排的。

所谓金融大危机，指的是一个由天量债务累积至临界点并最后崩盘的故事。

数十年来，家庭、公司及政府累积的债务涵盖了我们所能想到的全部种类：信用卡账单、助学贷款、抵押贷款、公司债券及市政债券等。一旦这座债务之山开始震动、破裂并开始坍塌，所造成的山崩地裂将会波及所有的地方。危机的中心地带是美国的次级抵押贷款市场。

中央银行最不愿意看到的事就是所有人在同一时间停止花钱并降低债务水平。这会导致经济衰退与萧条。

如果经济处于萧条状态，这就需要政府增加并大幅扩张赤字，通过增大开支刺激经济复苏。但是，随着巨额货币流入社会，公众会增加开支，企业会扩张并雇用更多的工人，而这些人又会消费更多的商品，以此类推，周而复始。

低利率实际上让那些濒临破产的家庭及企业仍然可以勉强度日，从而避免了破产的噩运。

在一个债台高筑的社会中，救助债务人比救助储蓄者更重要。

伯南克公开承认，他的低利率政策旨在让储蓄者与投资者有更多的机会进行高风险投资。而让那些退休者与储蓄者沉迷于市场并追求高收益，是一个绝对的错误。

说来说去，量化宽松只不过是印钱的一种花哨说法罢了。

当美联储想开动印钞机扩大货币供给时，它就会从被指定为“一级交易商”的银行那里购买政府债券。美联储从交易商处取得政府债券并用新增货币向其进行支付。

当美联储想减少货币供给时，它就会将债券卖给银行。交易商得到债券，并向美联储支付货币。

2011年，美联储就为政府赤字的2/3提供了资金；2012年，美联储为政府赤字的半数买了单；2013年，这一比例还将继续扩大。如果中央银行可以为你直接印钱的话，谁还会向储蓄者借钱呢？

中央银行为自己创造出第三重使命：通过大规模资产购买计划（LSAP）让股票价格上涨。

伯南克直言不讳地提到了这一点： 政策已经催生出一个强劲的股票市场，这与我们在2009年3月进行的最后一次计划的表现是相同的。标准普尔500指数的涨幅超过了20%，而代表小盘股的罗素2000指数的涨幅超过了30%。

这就是老古董伯南克讲述的一番话。如果你是一个投资者或投机者，这些话传递出来的消息响亮而又清晰：买股票吧。我们是你的坚强后盾。

美联储想让股票价格上涨的原因在于：当股票价格上涨时，投资者会很高兴进行更多的消费。这属于“滴入式”货币政策。

量化宽松政策、零利率政策以及大规模购买资产计划在一个月内注入850亿美元的资金，这大大提振了股票市场。

在我们写作本书时，美国政府每月创造出来的新增就业岗位大约为15万个，因此，量化宽松政策在创造一个就业岗位上耗费的成本为50万美元。

问题在于，金融市场的发展与实体经济之间不存在明显的联系。研究表明：股票市场上涨所带来的“财富效应”非常小。只有极少数已经很富有的人才会从股票价格上涨中获益。

绝大多数股票掌握在最富有的10%的人手中。这些人的退休账户平均值为277000美元。但中等收入家庭的账户平均值只有23000美元，而穷人几乎不持有任何股票。

大多数国家都依赖出口，或是希望通过扩大出口来实现经济增长。货币的贬值会让本国商品及劳务对外国人变得更具吸引力。

货币战争——这是一种故意让本国货币贬值的政策。

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中得到的教训是，越早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经济复苏的时间也就越快。

布雷顿森林体系让美国通过控制货币掌握了空前的权力，即便是巅峰状态的大英帝国所掌握的权力也从未企及到如此高度。

全世界的中央银行都为创造出更多的货币而欢欣鼓舞，因为他们真心认为高通胀意味着低失业率。

菲利普斯曲线假设通货膨胀与失业率之间存在着一种长期的反向关系。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终结之前，美国是全球唯一一个拥有铸币权的国家。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世界各国均拥有铸币权。

美联储对日益上升的通货膨胀缺乏回应这一事实，揭穿了中央银行独立于政府的这一虚幻的神话。亚瑟·伯恩斯于1970~1978年任美联储主席，他屈服于政治压力而压制利率。伯恩斯公开承认，他本来想提高利率，以应对通货膨胀，但希望同民间权威合作。而政府与企业要求低利率。

尽管罗纳德·里根从他的政策中受益良多，但他并未在1987年再度任命沃尔克为美联储主席，而是选了一个聪明的、年轻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他的名字叫艾伦·格林斯潘。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参战成本让美国的国家债务急剧飙升，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率从战前的40%升至二战结束时的顶峰——110%。但是，强劲的经济增长加上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及金融压制，让债务与GDP的比率在20世纪50年代时被重新拉回到50%。

正如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所说的那样，人类存在一种名为证实偏差（confirma-tion bias）的心理学倾向。当某人对一件事情具有强烈看法时，他会寻求并回忆支持这一信念的证据。如果你认为通货膨胀肆虐却又没有公布，你就会很容易找到支持这一观点的例子。

如果你认为风险资产的高估值是一个错误，那你就错了。这并非央行软件出了故障。这是红色警戒世界中程序的一部分。中央银行希望人们将他们的资金从安全投资转移到高风险投资中去。

我们认为这些政策可以让利率走低——不只是国债利率，而是所有的利率，这包括抵押贷款利率与公司债券的利率，还有其他的重要利率。这些政策还会影响到股票价格。影响到其他资产的价格——比如房价。因此，通过考察不同的渠道效应，我们认为这些政策确实能够对经济产生影响。-伯南克

大量研究结果显示，经济学家根本就无法预测衰退。但我们先不谈预测。更糟糕的是，经济学家对于当前经济走势的判断也错得离谱。

在一项与经济学家是否能预测衰退及危机的广泛研究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普拉卡什·洛嘉尼（Prakash Loungani）毫不客气地写道：“无法预测衰退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实。”这一结论不但适用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官方组织或政府机构，而且也适用于个人预测者。他们的预测记录都很糟糕。

经济衰退始于1990年8月，但在衰退开始前的1个月，艾伦·格林斯潘这样说道：“最近，几乎没有证据显示我会建议经济将步入衰退。”一个月之后——经济衰退实际开始的这个月——格林斯潘继续讨论同一话题：“……我觉得，那些认为我们已经陷入衰退的人是大错特错了。”1990年10月，格林斯潘的表现与两个月前一样的愚蠢，他坚持声称，“……经济并未陷入衰退”。只有在经济衰退已经接近结束时，格林斯潘才开始接受这一事实，承认经济衰退已经开始了。

在2001年3月进行的一次调查中，95%的美国经济学家认为不会发生经济衰退。而衰退已经在3月爆发了，经济收缩的信号十分明显。工业生产已经下滑了5个月。

这次衰退是从2007年12月份开始的，而即便是2008年1月，伯南克还告知媒体：“美联储目前并未预测到衰退的出现。”即使出现了像贝尔斯登这样需要救助的银行，伯南克仍然预测美国经济未来前景一片光明。

经济学家对经济走势一无所知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拐点的预测非常困难，因此，预测者通常只是对目前的趋势做简单的外推。他们严重依赖于支出、产出及价格水平趋势的持续。

在经济衰退开始时，失业率通常处于最低水平。而通货膨胀率通常在衰退时见顶，并在经济扩张时见底。

在过去的70多年里，建筑许可证数量的变化领先于每一个经济周期。

2007年年末，货币乘数为9.0，这意味着基础货币为8250亿美元……用这个数乘以9，所得到的广义货币M2是7.4万亿美元。截至2013年3月末，基础货币已经暴涨至2.9万亿美元，但货币乘数骤降至只有3.6倍，由此创造出的M2余额为10.4万亿美元。中央银行几乎无法控制货币乘数的变化，这一边量主要受商业银行及客户的行为控制。

伟大的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在《时间简史》（A Brief History of Time and Space）这样写道：“有人告诉我，我每在书中写进一条方程式，我的书的销量便会减少一半”。

在金融大危机之前，日本是唯一经历过量化宽松计划的国家，时间是2003~2006年。尽管日本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规模扩大了一倍，但其广义货币供给几乎并未增加，而这一期间的贷款规模实际下降了。尽管基础货币增长得非常快，但货币流通速度下降得更快

日本的货币流通速度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利率过低，致使银行没有动力将资金贷放出去。此外，日本投资收益率过低，人们也不愿借钱。

要想让货币乘数重新回到一个更为正常的水平上，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中的一个。要么是经济复苏，货币需求量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要么是人们对通货膨胀的预期发生改变，这会让他们愿意增加支出，而不是持有大量的现金。

达利欧认为美国正经历着一场“迄今为止最漂亮的去杠杆化过程”。政府的负债水平上升，但家庭的负债水平稳步下降，经济也恢复了适度的增长。

利率在零水平略微上涨一点，人们愿意持有的货币数量及货币流通速度都会发生大幅变化。

正如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的总裁穆罕默德·埃尔·埃利安（Mohamed El-Erian）所言：“中央银行是我们的好朋友，这不是因为它们喜欢市场，而是因为它们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只能通过市场来实现。”

在商业媒体、报纸杂志及众多“专家”的评论中，你经常会看到股票价格上涨是基于基本面这类说法。如果把这些言论改一下日期，你会发现它们与1999年和2006~2007年之间的情况没什么两样。

任何通货膨胀的测算口径中都不包含房地产、债券与股票价格的上涨。爱因斯坦在他普林斯顿大学的办公室里挂着这样一句话：“不是任何可数的东西都可测度，也不是任何可测度的都可数。”通货膨胀就是这样一种可数但不可测度的东西（除非在极其狭义的定义范围内可测度）。

20世纪20年代，金融泡沫形成的主要动力在于，人们认为无线电这样的新技术将会改变世界。20世纪90年代，股票市场的泡沫主要由互联网的飞速发展所推动。这两类技术都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世界。

泡沫反复出现。而相同的基本成分每次都会出现：最一开始是令人信服的经济基本面，然后，在羊群效应的渲染下，投资者发展出一套自我实现的乐观情绪，致使价格出现难以维系的加速上扬。

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在谈论金融周期时曾这样说过：“唯一令人惊讶的是，我们总是惊讶。”

聪明人会向泡沫学习，但他们并未学会避开泡沫，他们会再度参与泡沫，因为他们认为自己足够聪明，知道何时离场。这一原理在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治梅森大学的维农·史密斯（Vernon Smith）教授设计的交易实验中多次得到证明。正如史密斯教授所言：“受试人非常乐观，认为他们能够察觉到转折点。他们的报告显示，他们总是吃惊于转折发生的迅速程度，而且很难做到及时收手（如以有利的价格离场）。

所有泡沫都是基于现实产生的。这通常是一种新的、让每个人都兴奋不已的颠覆性技术。

泡沫一旦形成就会不断进行自我强化。正如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所言，基本分析试图确定股价如何反映潜在价值，而反射理论研究的是股价如何影响资产的潜在价值。

在这一阶段，每个人都开始认识到，购买某个行业的股票或某个位置的房地产可以赚钱。先期入场的早都赚得盆满钵满，用金德尔伯格的话说：“没有什么比看到朋友发财更让人妒火中烧了。”那些本来袖手旁观的人开始杀了进来。

在互联网泡沫顶峰时期，互联网公司股票的换手率是其他股票的3倍。

在这一阶段，最先进场的圈内人已经开始抛售了。比如，在互联网泡沫中，当散户蜂拥而至，争相抢购即将破产的公司时，投资老手们已经开始抛售股票了。在次贷泡沫中，住宅建筑公司的总裁、安吉洛·莫兹里奥（Angelo Mozillo）这样的抵押放贷商以及雷曼兄弟公司的总裁迪克·福尔德（Dick Fuld）等纷纷抛售了亿万美元的股票。

随着投资者逐渐远离泡沫，价格会跌至非理性的极低水平。

索尔内特发现，除极少数情况外，对数周期幂率模型能够很好地解释投机性泡沫。典型的泡沫一般在一个狭窄的范围内呈抛物线发展趋势，并在上升时频繁修正。最终，你会发现，崩盘前的价格尖峰按照1天、1小时甚至10分钟的时间间隔出现。

索尔内特的结论是，一个根本不稳定的系统，再加上人类的贪婪本性，这意味着市场泡沫及崩盘将会长期存在。

当房地产市场在2004年出现泡沫时，时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声称，房价的上涨“按我们的判断，还不足以引起我们的关切”。2005年，伯南克认为，房地产市场的泡沫“不太可能出现”。此后，他又于2005年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上发表讲话，声称“房价绝不会发生全国性的暴跌”。迟至2007年5月，此时泡沫已经破灭，伯南克仍然认为，美联储官员预计“次贷危机不会对其他经济领域产生很大的影响”。

在网络股泡沫期间，艾伦·格林斯潘先是抱怨“非理性繁荣”，然后又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认为股市飙升可以由生产效率的奇迹来解释。

J.P.摩根曾说过，他就是因为过早地卖出才发了财，你最好是在投资盛宴刚刚开始的时候入场，并趁早离场，而不是逗留到欣喜若狂阶段还不走，一直到市场崩盘。

每当某个事登上了杂志的封面头条并经常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上曝光时，你可以断定这是一场泡沫了。

正如沃伦·巴菲特所言：“投资不是智商160打败智商130的游戏……只要你的智力正常，那你只需管好自己的性格，控制住让别人陷入麻烦的冲动。”

在泡沫中损失最大的往往是那些聪明人。许多投资者都自视甚高，认为他们能在市场的涨落中游刃有余。

截至2000年4月，昆腾基金下跌了22%，索罗斯将此前的盈利悉数吐出。

当你看到泡沫时，不要打算利用泡沫进行交易。即使是交易老手也发现在泡沫中交易难度极大。你或许能在火药厂里玩火并侥幸生存下来，但这否认不了你是白痴的事实。

在《影响力》一书中，西奥迪尼指出，人们一旦对某些事情下注，他们就会变得无比自信。“由一对加拿大心理学家进行了一项研究揭示了人们在赌马中表现出来的某些有趣的规律：在下注之后，他们对选择的马的信心远比下注前要高得多。”

这恰恰是利用泡沫赚钱的真正秘密。你只需耐心地等待泡沫破裂（它们一定会破的），然后在“血流成河”时进场投资。按照这一观念，现金不只是无所事事的货币。现金应当被视为一种未来“流血事件”的看涨期权。

查理·芒格（Charlie Munger）这样说道：“成功的诀窍不是频繁交易，而是保持极大的耐心。你要坚守自己的原则，当机会出现的时候，就全力以赴。”

20世纪90年代中期，达利欧和普林斯认为市场由三种因素所驱动：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及情绪（或市场对未来经济增长及通货膨胀的预期）。

根据达利欧和普林斯的证明，在人类历史上，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这四种组合不断地反复出现：①增速上升，通货膨胀上涨；②增速上升，通货膨胀下降；③增速下降，通货膨胀上涨；④增速下降，通货膨胀下降。该组合与永久性投资组合截然相反，它们实施的是全球资产配置，可以在每种经济周期下存活下来。

正如查尔斯·埃里斯（Charles Ellis）所言：“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机构投资者具备在市场低迷时入市，在市场高涨时离场的能力。”

如果某个公司没有护城河，无论该公司的产品多么受欢迎，它最终会面临着激烈竞争并不复存在。

一般来说，任何行业中容纳的就业人口越多，行业中每个人的回报率也就越低。

派沃特资产管理公司（Pivot Capital，一家宏观对冲基金）发布了一份名为“中国的投资繁荣：通往未知的大跃进”的报告。该公司在报告中指出：“无论是持续时间还是强度上，中国如今的资本支出热潮已经超过了此前任何一次大变革时期（比如，二战后的德国与日本及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韩国）。”派沃特公司认为中国的增长是不平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