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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日益加剧的收入不平等现象，政府采取的措施是扩大对家庭的借贷，尤其针对低收入家庭。
回顾历史就会发现，当政府无法直接消除中产阶级家庭的深层次焦虑时，就会拿宽松信贷来作为安抚剂。
美联储的独立只不过是表象罢了，若是有哪位美联储主席敢挑战政府的权威，在就业状况没有好转之前就提高利率的话，那他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
好的经济和好的政治是分不开的，这就是经济学曾经被称为政治经济学的原因所在。
正如政治分析家罗斯·多赛特（Ross Douthat）和雷汉·萨拉姆（Reihan Salam）所说：“康涅狄格州预科学校的孩子抽着大麻却仍能像他们的父母一样去读大学，印第安纳州农村的孩子吸食冰毒并且辍学，纽约南布朗克斯的孩子吸食可卡因，最终死于流氓斗殴。”
在苏联，经济体制最终崩溃的部分原因是中央部门赖以决策的信息是虚假的，不符合实情，不过这些数据被篡改得如此精巧，就算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人也不会知道苏联经济的真正缺陷在哪儿。
作为中国经济总收入的一部分，家庭收入很低。工资低是因为大批的劳动者仍然想从农业转向工业。
2001年经济衰退之后的失业型复苏迫使美联储长期维持非常低的利率。这就导致美国及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产生了经济过热现象。
美联储对于独立的渴望却成了国会迫使其顺从的工具。
资产价格的上涨会自动强化。
推动这一冒险行为最明显的因素是薪酬体系——对于赚取利润的金融从业人员，往往有丰厚的奖金等待着他们，然而对于其造成的损失却很少进行严厉的追究。
国有企业能够在国内获得成本低廉的融资，外资企业能够从国外获得成本低廉的融资，在二者的夹缝中，中国私营企业艰难地求生存。
问题并不是没有人提醒过可能存在的风险，问题是那些从经济过热中尝到甜头的人——这是一个很庞大的群体——根本就没心思听。
放宽管制以及证券化的发展加剧了金融市场的竞争，从而使银行家们（更广泛地说是财务经理们）开始追逐更加复杂的风险形式。
强有力的政治力量能够战胜大多数工业国家为抑制金融膨胀而建立的制衡体系。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高收入工作者（如办公室经理）工资的增速要远高于中等收入工作者——工厂工人和办公室助理是该类人群的典型代表。
面对日益加剧的收入不平等现象，政府采取的措施是扩大对家庭的借贷，尤其针对低收入家庭。
回顾历史就会发现，当政府无法直接消除中产阶级家庭的深层次焦虑时，就会拿宽松信贷来作为安抚剂。
央行通过加息来抑制家庭的借贷能力和消费欲望。
全球经济之所以不堪一击，是因为传统的出口国国内需求疲软，从而迫使其他国家不得不扩大开支以维持平衡。
在这些经济体中，政府（和银行）广泛地进行干预，以牺牲本国家庭消费能力为代价，打造实力雄厚的企业和极具竞争力的出口商。
美联储的独立只不过是表象罢了，若是有哪位美联储主席敢挑战政府的权威，在就业状况没有好转之前就提高利率的话，那他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
金融体系的激励机制鼓励利用短期的优势，这也使得银行从业者更热衷于追逐风险。
好的经济和好的政治是分不开的，这就是经济学曾经被称为政治经济学的原因所在。
政客们总是对选民的声音非常敏感，他们试图寻找一剂灵丹妙药来应对这一发展难题：为那些在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过程中落在后面的人提供宽松的信贷资金
美国在教育事业上的失败以及公民因缺乏机会而产生的焦虑情绪被间接地转化成沉重的家庭债务，并最终成为这次金融海啸的震源。
美国人口普查局2008年进行的人口调查结果显示，高中毕业生的工资中值为27963美元，而本科毕业生为48097美元——比前者高出将近72%。拥有专业学历的人（如医学博士或工商管理硕士）的薪水则更高——工资中值为87775美元。
尽管美国历史上曾领先全球，如今却在四年制大学毕业率上落后于其他12个发达国家。
正如政治分析家罗斯·多赛特（Ross Douthat）和雷汉·萨拉姆（Reihan Salam）所说：“康涅狄格州预科学校的孩子抽着大麻却仍能像他们的父母一样去读大学，印第安纳州农村的孩子吸食冰毒并且辍学，纽约南布朗克斯的孩子吸食可卡因，最终死于流氓斗殴。”
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最低工资标准保持不变就意味着实际最低工资下降
根据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显示，高达71%的美国人认为穷人很有可能摆脱贫困，而只有40%的欧洲人持有这样的观点。
美国人的收入流动性并不比欧洲人高，实际上在美国，收入水平位于后20%的人的收入流动性极低。
只要有政府的支持，次级贷款就会继续保持其流动性，低成本住房的价格也会上扬。
在2002~2005年期间，收入增长较低的地区房价的涨幅比其他地区更高（因为收入增长较低的地区是贷款的重点地区）。
历届政府都接连对房利美和房地美施压，迫使它们支持低收入者贷款。
政府调控下的外向型增长战略如果能够得到很好的实施，将会是战后国家摆脱贫困的主要途径。
今天很多国家之所以富裕起来，是因为它们都经历过长期的稳步增长，而不是因为它们增长的速度快。
在苏联，经济体制最终崩溃的部分原因是中央部门赖以决策的信息是虚假的，不符合实情，不过这些数据被篡改得如此精巧，就算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人也不会知道苏联经济的真正缺陷在哪儿。
创造了出口奇迹的国家看起来有点发展畸形，颇似只有一半肢体的人：因为在这些国家中，效率奇高的生产部门和病态的服务部门并存，尽管国内需求委靡却依然注重国外需求。
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弊病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国并没有完全克服它在1990~1991年间所遭遇的经济衰退，因此对日本商品的需求很小（历史上需求很大），也就无力帮助日本走出衰退。
直到21世纪初，日本为摆脱经济泥潭所作的多次努力都失败之后，美国为了应对互联网泡沫破灭而采取的措施才增加了日本的出口量，帮助其走出了困境。
作为中国经济总收入的一部分，家庭收入很低。工资低是因为大批的劳动者仍然想从农业转向工业。
家庭收入受限的另一个原因是国家以低利率的形式对国有企业进行补贴，这就意味着家庭存款从银行得到的利息也很低。
每当中国需要在全球经济下挫之际保持经济涨幅时，便会刺激投资。
东南亚金融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企业在商业地产市场和制造业过度投资引起的。
今天，华盛顿政府的主流想法就是：当前的失业率是决定能否连任的主要问题。
与其他工业国的选民相比，美国的选民对经济下挫的忍耐度更低。
经济衰退迫使各个公司认真思考其资源利用现状，并强迫它们果断地重新配置资源，而这在非危机时期是不会发生的。这一过程有助于避免持久而深重的经济损失。
奥巴马的幕僚长拉姆·伊曼纽尔在奥巴马政府就职之前曾表示，“永远不要浪费这次严重的危机所带来的机遇”。
2001年经济衰退之后的失业型复苏迫使美联储长期维持非常低的利率。这就导致美国及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产生了经济过热现象
2003年6月，失业率达到高峰，而此时产出早已恢复，经济衰退也早已结束。
正如美联储官员私下里承认的那样，国会时刻都会给美联储施加压力。
国会中有权力的政客们在与美联储官员私下谈话时，会有意无意地威胁美联储官员要仔细审查其政策。如果美联储不顺从他们的意愿，他们就会削弱美联储的独立性。
美联储对于独立的渴望却成了国会迫使其顺从的工具。
当赌徒赢钱时，他们会冒更大的风险，因为他们将其所赢得的钱视为他人的钱，即使失去也不觉得很可惜。
资产价格的上涨会自动强化。
泡沫形成的基础是所谓的“博傻理论”，意思就是即使一种资产的成交价格已经被大幅推高，但仍然会有人以更高的价格来接盘。
很可能是因为当市场参与者们看透格林斯潘打算让市场着陆的真实意图之后产生了强烈的反应，结果束缚住了格林斯潘的手脚。
它告诉华尔街和美国的银行，美联储将不会提高利率来遏制资产价格，而且一旦形势恶化，美联储将会介入并推高价格，这就助长了资产价格的上涨。这种为资产价格提供保障的承诺被戏称为“格林斯潘对策”。
他告诉投机商和银行家们，如果他们赌博，美联储不会限制他们的收益，但是如果他们赌输了，美联储将会限制后果。
薄弱的社保体系导致美国的政治体系对就业增长极度敏感。
如果美国不能容忍长期的失业，而这种失业又确实存在，那么我们可能会面临泡沫不断的风险，因为美联储会被迫勉强做自己力不能及的事，在毫无希望的情况下努力去增加就业。
银行家们总是在投资新手或者没有很强赢利动机的投资者身上寻找最大的机会。
能够亲眼看到自己工作的成效，即便是在像模型搭建这样微小的工作里，对于持续工作的动力而言也是很重要的。
当市场不断走高时，他们甚至不再去验证申请人工作和收入信息的准确性了——一个兼职的园丁可以被声称为一个拿着6位数年薪的树木整形专家。
在贷款泡沫繁荣期间，大概有60%以房屋抵押为基础的金融衍生品被评级为AAA，而同期只有1%的企业债券被评为AAA级。
推动这一冒险行为最明显的因素是薪酬体系——对于赚取利润的金融从业人员，往往有丰厚的奖金等待着他们，然而对于其造成的损失却很少进行严厉的追究。
2003年美国人均使用7.8吨石油，这一数字是法国、德国、日本人均消费数量的两倍，是中国的7倍，是印度的15倍。
国有企业能够在国内获得成本低廉的融资，外资企业能够从国外获得成本低廉的融资，在二者的夹缝中，中国私营企业艰难地求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