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辈子我最感激两件事：一是我出生在朝鲜，二是我逃出了朝鲜。这两件事造就了现在的我。
      逃离朝鲜时，我没有幻想会得到自由，甚至不知道“自由”代表什么。我只知道我们一家人如果继续留在朝鲜很可能没命，不是饿死，就是病死，要不就是在劳改营里受虐而死。饥饿已经超出可以忍受的程度，只要有一碗饭吃，要我冒生命危险，我也愿意。
      金氏政权封锁了外界所有的消息，还有电视、电影跟广播讯号。朝鲜没有网际网络，没有维基百科。
      我妈为了不让看上我的掮客欺负我，牺牲了自己。
      抵达南韩之后，一有机会接触世界经典名著的译本，我就开始大量阅读这些书，后来也渐渐能直接阅读英文书。
      我知道人为了活命，有可能丧失一部分的人性，但我也知道，人性的光辉永远不会熄灭，只要得到自由的氧气和爱的力量，就能再度点燃。
      在惠山市的家里，我们的水管一年到头几乎都是干的，所以我母亲通常得把衣服搬到河边去洗，洗完再搬回来放在温暖的地板上晾干。
      因为街坊很少有电，每次电来的时候，大家都会开心得拍手叫好，大声唱歌，即使是大半夜也会爬起来庆祝一番。当你拥有的那么少，一件小小的东西都会让你开心到飞起来。
      我在成长过程中看到的朝鲜，跟一九六○、七○年代爸妈儿时看到的朝鲜很不一样。他们年轻时，人民的生活基本需求都由国家照顾，食、衣、医疗都是。冷战结束后，过去支持朝鲜政权的共产国家一个个转向，由国家掌控的朝鲜经济快速崩溃，朝鲜人突然间变得孤立无援。
      我跟姐姐睡着之后，爸妈有时会因为烦恼该怎么做才不会让全家人饿死，而担心得睡不着觉。
      我很快就学会一件事：不管偷听到什么都不能说出去。大人教我不要表达自己的意见、不要质疑任何事，只要照政府教我的去说话、做事、思考就对了。我甚至相信我们敬爱的领袖金正日能看穿我的心，我脑子里的坏思想会害我受到惩罚。
      朝鲜战争期间，美军在朝鲜投下的炸弹，比二次大战期间在整个太平洋战场投下的炸弹还多。他们轰炸了大大小小的城镇，把主要建筑都摧毁殆尽，甚至炸掉了水坝，将作物淹没。造成的损害难以想像，到底有多少百姓死伤，没人知道。
      尽管经历了他人眼中的种种挫败，我母亲从未质疑国家对她的掌控。她跟在边境城市长大的朝鲜人不同，从没接触过外面的世界或外国的思想，从小到大只知道国家教她的事，一直是纯正、自豪的革命主义者。
      当时朝鲜没有“约会”这个概念，我们的社会对男女关系非常保守。在西方长大的人或许会觉得谈恋爱是很自然的事，但并非如此。我们是从书上和电影学会怎么谈恋爱，要不就只能靠平日的观察。
      韩国有另一句俗语说：“线随针走。”通常男人是针，女人是线，所以女人跟随丈夫回家，不过女人不冠夫姓。对很多女人来说，这是婚后唯一能保留的一点点独立自主。
      国内完全禁绝外国媒体，报纸也只报导金氏政权的正面消息，不然就是把所有问题都推给敌人的邪恶阴谋。
      他们跟我们说，在中国的垃圾堆里可以找到不可思议的好东西，甚至有完好无缺的衣服。在朝鲜，什么东西都会物尽其用，所以我们无法想像有人会把还能用的东西丢掉，甚至空的塑胶品、袋子和罐头也一样。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说都是宝贝。
      在自由的世界里，小孩常会梦想长大以后要做什么，要怎么样才能发挥自己的专长。我四、五岁时，对未来的唯一梦想就是买很多很多面包，然后一次吃光光。
      我很喜欢听故事，但是朝鲜的书都由政府出版，少不了政治题材。我们没有可怕的童话故事，只有发生在一个肮脏龌龊、名叫南韩的地方的故事，那里有流浪儿光着脚在街上乞讨。
      我甚至梦过金正日。他在梦中对我笑，还抱着我，给我糖吃，醒来时我好开心。有好长一段时间，回忆这段梦境就是我生活里最大的喜悦。
      知名的脱北者、同时也是朝鲜宣传部的桂冠诗人张振成，称这种现象为“情感独裁”（emotional dictatorship）。在朝鲜，政府掌控你的行动、言论、教育和工作还不够，还要支配你的情感，摧毁你的个体性，以及你依据自身经验对各种情况做出反应的能力，把你变成国家的奴隶。
      我发现我爸不像其他人那样被彻底洗脑。妈妈告诉我，爸爸更在意的是政府对待人民的方式。我只听过我爸发过一次牢骚，当时我听不懂他说的话是什么意思。那天我们正在听电视新闻，刚好播到金正日到某地巡视军队的常见画面。播报员一再重复敬爱的领袖多么不畏寒风，给予忠贞士兵谆谆指示，这时我爸突然怒骂：“这个王八蛋！关掉电视！”
      常有人问我，为什么会有朝鲜人冒着坐牢的危险，偷偷收看中国的电视广告、南韩的连续剧或重播的摔角比赛。我想那是因为朝鲜人平常太压抑，日常生活严酷又沉闷，人民都渴望找到出口。看电影时，想像力会带你远游两个钟头，回来时整个人神清气爽，也暂时遗忘生活的艰辛。
      直到我逃到南韩，读了乔治．欧威尔的《一九八四》译本，我才为这种奇特现象找到适当的字眼，那就是双重思想（doublethink）。双重思想让你在脑中同时容纳两种对立的思想，而且不会把自己搞疯掉。
      外婆说的故事大部分是朝鲜时代发生的事。那时不分南朝鲜，只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她说我们跟南韩有同样的文化、同样的传统。她还跟我说了她去首尔的事，尽管在朝鲜根本不准提到“首尔”两个字，一般人也不会提起这么邪恶的地方。我是从政治宣传中才知道这个地方的存在，因为新闻报导提到那里受压迫的民众发起反帝国主义的示威活动。但外婆在我内心种下对她锺爱的地方的深深好奇。她对我说：“哪天来我的坟上，告诉我南朝鲜统一了。”
      朝鲜男人从小就相信男人比女人优越，这对他们就像服从领袖一样天经地义。
      去问朝鲜乡下任何一个人：“你的梦想是什么？”十个有九个会说：“有生之年到平壤看一看。”我在八岁那年梦想成真了。
      只有国家菁英才能在朝鲜的首都居住和工作，要到那里甚至要拿到特殊许可。
      每次火车一停，“小燕子们”就会爬上车厢，敲窗户跟我乞讨。我看见他们争先恐后爬上来捡人家丢掉的腐烂食物，连发霉的米粒也不放过。我爸担心他们吃了坏掉的东西会生病，都叫我不要把垃圾给他们。我看见其中有些小孩跟我差不多大，很多甚至比我还小。但我不能说我同情他们、甚至可怜他们，我只觉得好奇，他们吃了那些坏掉的食物要怎么活下去。
      在朝鲜上学虽然都免费，但学生还是得自己负担用品和制服的费用，而且学生也要送老师食物或其他礼物。我们已经没有钱负担这笔开销，所以根本没人在意我们有没有去上学。再说，我跟恩美为了活下去就已经够忙了，根本没空去上学
      妈妈留给我们的食物每次都撑不久，我们常饿到前胸贴后背。
      腌萝卜是穷人的泡菜。我们买不起腌传统泡菜用的辣酱。
      入狱之前，我爸是个聪明、风趣又爱开玩笑的人。即使我才十三岁，也看得出来他服刑期间精神大受打击。他不敢直视警察的眼睛，即使是曾经到我们家跟他喝酒谈笑的警察也是。我爸以前很爱听南韩的音乐，现在却拒听，只因怕有人听到会去告发他。
      我跟妈妈和姐姐沿着幽暗的河自己走路回家，单靠对岸中国燃放的烟火指引。我住在朝鲜，一个理应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伟大国家，心里却羡慕极了住在河对岸的中国人。
      我就像一只飞蛾，不由自主地被火焰吸引，却没去想背后的原因。要是当时我知道那些灯火对我这样的朝鲜人代表什么意义就好了。追随那个灯火，日后将赔上我的纯真，甚至人性。
      他把我妈推倒在泥地上铺的一条毯子上（显然以前就使用过），强暴了她。
      他太太坐在床上看着一切，终于把现实的状况解释给我们听。“如果你们想留在中国，就要卖给别人当老婆。”她跟我们说。
      起先朝鲜人用五百元人民币把我妈卖掉，大约相当于六十五美金（二○○七年的币值），志方则用相当于六百五十美金的金额买下妈妈。我最初的价钱相当于两百六十美金，之后以将近两千美金（一万五千元人民币）卖给志方。这个价钱会沿着人口交易链层层往上加。
      住在中国的脱北者几乎每天都活在恐惧中。越境逃到中国的朝鲜男性通常会到田里工作，赚取微薄的薪水，但是他们不敢吭声，因为雇用他们的农人只要通知警察，警察就会来逮捕他们，把他们遣送回国。
      朝鲜女人在中国乡下很受欢迎，因为中国的女人不够多。中国的节育政策只准大多数夫妻生一个孩子，而中国的传统观念又重男轻女。很多夫妻会打掉女婴，或在生产时偷偷结束女婴的生命。
      身心有障碍的男人更难找到老婆，这些男人和家庭为朝鲜进口新娘╱奴婢创造了市场。只是买新娘并不便宜，有时要好几千元，相当于一个穷苦农人一年的收入。人口买卖和奴隶婚姻在中国当然不合法，由此生下的小孩不被视为中国公民。这表示他们不能合法上学、没有合格的身分证明，长大后也不能去找工作。人口买卖从头到尾都很不人道，但在中国东北依然是一笔大生意。
      朝鲜每个人都有头虱，想甩也甩不掉。
      过了两天，他又想侵犯我。这次他先把勇善给灌醉，趁半夜熘进我的房间，我一样又踢又叫还咬他。我想，唯一能自保的方法就是表现得像个疯子。我疯狂挣扎，他知道如果要得逞就得狠狠揍我，甚至杀了我，但那样我就不值钱了，于是他只好放弃。
      我很害怕，双手不停发抖。我在中国遇到的每个掮客都想强暴我，我想这一个也不例外。弘伟一直比手势叫我吃，但我吃不下。即使我仍然很瘦、营养不良，却完全没有食欲。我来中国原本是想吃饱，现在却想到食物就恶心。
      我再次反击，像个疯婆娘又踢又叫兼咬人。我叫得很大声，我敢说听起来一定很像我们房间发生了命案，所以弘伟只好作罢，乖乖睡觉。我整晚贴着墙壁，瞪着血红的眼睛，就怕他再侵犯我。
      我渐渐明了，就算拥有全世界的美食和球鞋，也无法让我开心起来。物质的满足对我已经毫无价值。我失去了家人，失去了家人的疼爱，失去了自由，从此要过着躲躲藏藏的生活。我还活着，却失去值得活下去的一切。
      朝鲜女孩花了约一周在山里来来去去，试图说服我。这给了我充裕的时间练习中文，我学得很快。
      从离开朝鲜到现在，每个人对我说的都是谎言，但弘伟对我提出这个条件时，却让我相信他是真心的。毕竟我逃跑之后，他想尽办法找到我。他也知道如果他不守诺言，我会自我了断；他虽然野蛮，对我却似乎是真心的。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把它当作一种交易，而不是强暴。直到现在，经过时间的洗礼，我才能接受其中的残酷和丑陋。当时我才十三岁又六个月，在同龄孩子中又特别娇小。当弘伟压在我身上，我觉得自己会裂成两半。我好害怕，而且过程痛苦、恶心又暴力，我无法相信那真的发生在我身上。过了一阵子，我真的觉得自己灵魂出了窍，坐在床边的地板上看着自己，但那个人并不是我。
      弘伟一办完事，我马上冲去厕所冲洗，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我觉得自己好脏，心里绝望到极点。我用力摩擦自己的皮肤直到流血为止，那样让我觉得好过一点。我发现身体的痛减轻了内心的痛，有段时间我养成用粗布拧自己、刮自己皮肤的习惯。有时，那是我逃避内心痛苦的唯一方法。
      弘伟来查看淋浴间的水为什么流个不停，发现我瘫坐在地板上，全身无力，差点把自己淹死。他把我抱回床上时，一句话也没说，但我看见泪水淌下他的脸。
      其实我自己也认不出自己。我的样子不再像小孩子，心中所有童稚的一面也彻底消失。那就好像血管里的血都已流干，我成了另一个人。我谁都不同情，包括我帮忙卖掉的那些女孩，包括我自己。我现在唯一的目标就是让我们一家人重新团聚。
      我还是很恨弘伟，但已经学会跟他一起生活。刚开始，他有时候对我很严厉，但随着时间过去，他对我的态度渐渐软化。我想他学会尊重我、信任我，甚至用他的方式爱我。
      我们在另一区找了一间公寓，这次是一间附厨房和卫浴的无隔间公寓。有时会有多达九个女人在公寓里打地铺，等着被卖掉。
      那些掮客都是流氓和强暴犯，很多女人吃足了苦头。有个大约二十五岁的女孩为了逃走，从桥上跳下冰冻的河流，她抵达长春时，下半身已经无法动弹，但她说志方还是强暴了她。
      如果中国政府取消把朝鲜难民遣返的无情政策，那些掮客就不再握有剥削、奴役朝鲜女人的权力。
      弘伟告诉我，在北京和上海的饭店里，卖淫女子如果想逃，会被注射毒品，变成毒虫，之后想跑也跑不掉。
      十月一日时他又试了一次，那时河水已经变得又急又冷。这次弘伟亲自到长白确认一切顺利。他付给志方相当于一千三百美金的费用救出我爸，以男人的价码来说算相当高。弘伟看到我爸瘦削憔悴的模样很震惊。他原本希望让他去工作，这样就可以替他偿清债务。但现在他知道我爸病到连坐公车都有困难，只好雇计程车把我爸和他买的两个女人一路载回锦州。
      那天晚上，爸爸拿出他带在身上的一袋鸦片给我们看，他说他打算假使过河被抓就吞药自杀。他还说到了中国如果被捕，他也会这么做，以免被遣返或不小心向警方透露了我们的行踪。
      接下来几个月很难熬。中国政府开始打击人口买卖，弘伟的生意大受影响，少赚很多钱。那时是二○○八年，中国全国上下都在紧锣密鼓地准备北京夏季奥运。后来我才知道，西方政府和人权团体一直对中国施压，要求他们对待国内移工、少数民族和政治异议分子更加宽容。根据新闻报导（但我们从没听说过），北京当局的回应是：将可能丢中国政府的脸、伤害中国的傲人国际成就的人，全数围捕。
      沈阳是日渐扩张的工业和商业中心，又是中国东北最大的城市，但也有该地区的犯罪首都之称。暴力帮派和腐败官员把持了这座大城，北京当局虽然定期扫荡黑帮，但新的帮派很快又崛起。弘伟在沈阳认识的开发商都是黑道，不从事秘密勾当的时候，都在私人赌场消磨夜晚。
      我跟妈妈再次陷入了绝境。弘伟一个星期给我们的伙食费不到十元（约一．三美金），我们都瘦成皮包骨，严重营养不良。后来我妈喉咙发炎，我却无法带她去看医生。对我来说，引爆点是有一次我们在街上散步，妈妈喉咙痛，我竟然买不起水让她润喉，因为在沈阳一瓶水将近要四角。这件事让我觉悟，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唯一的脱困方式是什么，我们母女都很清楚。
      “研美，你不把我卖掉不行。”我妈说：“算妈求你，把我卖掉吧，我在这里只会变成你的负担。”
      沈阳的朝鲜难民人数很多。其中大都躲躲藏藏，但有些人想办法弄到了中国身分证，能以韩裔中国人的身分在中国社会立足。
      “把她交出来，不然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弘伟说：“要白要黑你来选。如果你想跟警察玩，我就带警察去；想跟黑道玩，我就找兄弟过去。”
      我突然领悟到一件事：我被绑架之后，弘伟才开始想念我。我很惊讶他为了救我，竟然愿意冒那么大的险，跟一个有钱有势的人硬杠。我想弘伟自己也没料到。后来他告诉我，以前他从没因为爱一个人而冒过险。
      这个网络的最底层就是走投无路的朝鲜女人，她们住在狭小的房间里，方便她们没日没夜地上网“聊天”。顾客（几乎都是南韩男人）会搜寻不同网站，找他们中意的女人，然后按分钟付费在键盘上输入问题，透过荧幕看女人宽衣解带，不过有些女人只会用话语挑逗他们，不会脱光。所有的举动都是为了让客人挂在线上愈久愈好，这样信用卡就会按他们的上线时间扣费。大部分的钱都进了老板的口袋。
      我们住的公寓附近有一家中学。从窗户看出去，可以看到跟我同年龄的女生背著书包跟同学玩耍谈笑。我问妈妈：“妈，我什么时候才能跟她们一样？”她不知如何回答。
      我总是相信只要意念够强，面包就会从天上掉下来。我爸即使在最艰困的时候，也抱持着同样的乐观主义。但光是乐观和努力并不一定会成功，还需要运气。
      青岛是个庞大而现代的港口城市，隔着黄海跟南韩遥遥相望。有护照的旅客从这里飞到首尔的仁川机场只要一个多小时，但脱北者得走另一条更曲折的路，才能奔向自由。
      中国人民共和国跟宗教团体的关系很复杂，而且往往搀杂了暴力。一九六○年代文化大革命期间，教堂被扫荡殆尽。虽然经济改革到后来，无神论的中国政府开始允许一些教堂公开运作，但仍禁止基督教传教团对非信徒传教，帮助朝鲜人逃到别的国家就更不用说了。我们听说，如果当局发现青岛教团做的事，牧师和其他人员都会被送进监狱，我们也会被遣送回国。因为这个原因，传教士从不对我们透露他们的真实姓名。
      冬天越境通常比较安全，因为中国边境的巡逻比较宽松，他们不会想到有人敢冒着冻死的危险走这条路。
      我跟妈妈决定，无论如何都不能被抓。她在身上藏了很多安眠药（就是当初我外婆用来自杀的那一种）；我在花呢夹克的腰袋上藏了一片剃刀，这样他们把我送回朝鲜前，我就能割喉自杀。
      “如果有人被抓，请不要放弃组里的其他人。”他说：“告诉警察你只有一个人，好让其他人顺利逃走。”
      越过五道铁丝网才会走到一堵很高的围篱，到了那里表示边境到了。
      我想像自己死在这片沙漠上。会有人找到我的尸骨，帮我立坟吗？还是我会从此消失，被人遗忘，仿佛从来没有存在过？突然意识到自己在这世界上是那么的孤单，是我从小到现在觉得最可怕也最悲伤的一件事。
      他举起步枪，用我们没听过的语言吆喝了几声。这表示他是蒙古人，我们得救了！
      工作人员一星期会烧一次热水让我们洗澡，每次都是男人先洗，跟在朝鲜时一样。
      蒙古和南韩政府之间显然有某种协议，才把脱北者藏在这里，直到把人送往首尔为止。蒙古的官方政策允许从中国来的朝鲜难民前往第三国，但实际的情况又很模煳不清。事实上，脱北者困在一场存在已久的政治经济拉锯战中，动弹不得。蒙古曾经是苏联的附庸国，如今成为一个市场经济日渐发展的多党派民主国家。它跟南朝鲜在外交和经济上都有往来，跟中国和美国也是，而它处理朝鲜难民的方式，似乎也反映了不同时期跟这些国家的关系紧密程度。二○○五年，每个月约有五百名朝鲜难民越境而来。二○○九年我们越过边境时，这个数字大幅下降，因为中国加强了边境巡逻，而蒙古跟平壤也愈走愈近。带人过境的掮客和传教团眼看情势不妙，逐渐放弃蒙古这条路线，改走另一条路线，取道东南亚前往南韩。
      听说明玉有一个在聊天室工作的朋友花钱从东南亚逃到南韩，但还没到泰国就淹死在氾漤成灾的湄公河上。我跟妈妈原本也想走那条路线，后来因为太贵而作罢。这趟逃亡之旅没有绝对安全的路线，我们能活着抵达已经非常幸运。
      调查快结束时，他问我：“你身上有刺青吗？”
      我知道他真正想问的是：“你是妓女吗？”妓女在中国经常可以从手臂或背上的刺青辨认出来。这个男人觉得自己有权利问我这样的问题，让我羞愧得无地自容。这到底为什么那么重要？他一定知道我的过去，知道我曾在聊天室工作。此刻他看着我的眼神，好像我是他刚从鞋子上刮掉的脏东西。在他眼里，我比昆虫还不如。
      他们为我们做了学力程度测验。我已经十五岁，但很久没上学，数学只有二年级的程度，读写甚至更差。
      南韩的司法制度对我来说很有吸引力，因为它保护弱小不被强者欺负，以前我从未想像过这种概念。
      统一院的老师提醒我们，跟南韩学生竞争非常辛苦，我相信他们这么说是一片好意。南韩的教育成果在全球培生指数中夺冠，英国第六名，美国第十五名。我们听说南韩学生很拼，一个礼拜七天都在念书，为了超前同班同学，其余时间也排满补习。老师告诉我们这点，是希望我们对公立学校的生活不要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但这剥夺了我的希望。因为还没开始，我就几乎想要放弃。
      我从来不知道“自由”会是那么残酷而艰难的一件事。在这之前，我一直以为自由就是可以穿牛仔裤，看我想看的电影也不用担心被抓。现在发现，我必须不断思考，那样好累人。有时候我会怀疑，若不是经常吃不饱，留在朝鲜还比较好，因为只要把思想和选择都交给国家就行了。
      有时我捏得太大力，会把自己捏到淤青流血，因为我需要感觉到痛，才能确认这里的生活是真实的。有时我这么做只是想确认自己还有感觉。麻木感在我体内蔓延，像个冷漠的同伴从远方看着我，无法参与这个世界。
      最近我看到一些研究报告指出，南韩的脱北者有将近七成五有某种情绪或心理的障碍，实际数据我想应该更高。住在统一院的人都表现得像正常人，但过去的痛苦经历和未来的不确定感一点一滴吞噬我们的内心。
      据说有些中国掮客会追踪逃到南韩的脱北者，跟他们收之前的欠款。也有一些南韩人会诈骗脱北者的安置补助费。这种事很常发生，因为刚到南韩的朝鲜人对这个世界的运作方式还一知半解。
      南韩政府发现，如果把拨款的时间延长，我们至少不会一次被骗走所有的钱。
      我的学力测验把我编入南韩八岁小孩的年级，但我的年纪几乎是他们的两倍大，难免显得格格不入。
      “几年前也有一个朝鲜男生来读我们学校，”他说：“但他一直跟不上大家，后来就放弃了。”他意味深长地看我一眼，仿佛在对我说，我也一样希望渺茫。
      我渴望学习，稍微分心都无法忍受。我在学校的绰号是“学习机器”。
      我一个月只有三十美金可以花用，扣掉基本开销，我把剩下的钱都拿去买书。有些是新书，有些是二手书店的旧书。即使肚子饿的时候，书对我来说都比食物来得重要。我到后来才知道公共图书馆的存在，现在想来觉得很难置信，但我们刚到南韩时，确实很像生活白痴。
      我向自己发誓，一年要读一百本书，后来真的办到了。
      我想跟过去一刀两断，那段过去对我来说已经愈来愈不真实，像一个模煳的梦境。
      我想起之前那些不看好我的人：青岛的牧师、质问我的探员、打发我走的校长，还有跟我说这一天遥不可及的很多老师。他们对我能力的质疑反而激励了我。拿到同等学力也证明了一件事：我的人生也有公平的一天。努力果然会有收获。
      我可怜的妈妈模样凄惨，全身包满绷带，还有严重的脑震荡。我在家里清理血迹时，她自己办了出院，因为我们付不起医药费。我们没钱叫车，坐公车又会害她恶心想吐，她便自己走路回家。看她走进门时那么憔悴，连路都走不稳，我心都碎了。即使到了南韩，生活对我们还是很不容易。
      在朝鲜，警察是拿走你的钱、把你抓进监狱的人。在中国，每次看到穿制服的人我就害怕不已，因为那里的警察会当场逮捕我。我从小到大未曾受过警察的保护，但是在南韩，保护人民是警察的责任之一。于是，我选择投身我最害怕的一种人，加入他们的行列。
      脱北者的学费一半由政府支付，一半由校方资助（但成绩要达到一定的标准），所以学费对我不是问题。
      公开身分对我也是一大风险。很多过去认识我们的女人现在也到了南韩，她们知道我在中国为了生活做过什么事。如果她们出面揭发我，我的法律或司法生涯梦就会化为乌有。
      我跟妈妈讨论了这件事。最后我们决定，如果有机会找到恩美，冒多大的险都值得。
      我从来不知道知识能带来快乐。小时候，我的梦想是有一大桶面包可以吃，现在我开始怀抱更远大的梦想。
      学期间，我几乎以大学里的现代图书馆为家，那是一栋玻璃帷幕建筑，有一排排吸引人的书和高速网络。那里成了我的游乐场、我的饭厅，有时还是我的卧房。
      这堂课教我们，伟大的领袖金日成杀害或肃清了多达一百六十万人。
      可惜的是，上了南韩的热门节目也没能帮我找到姐姐。我流着眼泪在节目最后对恩美喊话，求她如果听到，无论在哪里，一定要跟我们联络，但还是毫无下文。
      大学第一学期的成绩公布在网络上。我在本科系的九十名学生中排名三十三名，出乎大家的意料，包括我自己，因为刑事司法系是全校要求最严格的科系。隔年我的成绩持续进步，到了二○一三年春天，我已经爬到班上的第十四名。我的成绩不只向校方证明脱北者也可以跟南韩人竞争，也向我自己证明我办得到。我终于摆脱了种种限制，面向无限宽广的生命。
      但环顾一眼机场，我的恐惧消失无踪。周围有牵着小孩的父母、吃着薯条的路人、一群群穿着球衫的青少年。我跟他们唯一的不同，就是说着相异的语言。我很讶异，谎言在真相面前竟然那么快就失去了力量。不到几分钟，我深信多年的谎言就这样彻底破灭。
      即使有很多脱北者公开谈论朝鲜的饥荒和残暴政权，却只有少数女人承认自己曾被强暴或买卖，小孩更不用说了，这种事拿出来说太不堪。所以我以为我是唯一有过这种恐怖经历的人。但现在我从书上得知，世界各地都有女人或小孩遭遇类似的苦难，我并不孤单。
      我们服务的游民收容所在我眼中有如宫殿。游民在这里有床还有笔电，甚至有冰箱可以冰汽水，平常也能自由来去。但游民在那里并不快乐，也没有希望，他们觉得自己没有东西可以回报别人。这令我很吃惊。
      那天我还学到另一件事：每个人都有自己要横越的沙漠。别人的或许跟我的不同，但我们都得横越沙漠，才能找到此生的意义，得到自由。
      在大学里，我的心胸变得更开阔，对司法的认知也更宽广，现在我想要转读法律。我不期待自己一年内就能为没有发言权、没有希望的朝鲜人（过去的我）争取权利，或站上国际舞台为全球的司法正义发声，或是成为朝鲜政府指控的“人权傀儡”。我也从没想过我会说出自己在中国的遭遇。但我很快会发现，想要真正自由，我得诚实面对自己的过去。
      没在念书或上家教的时候，我会听英语有声书和ＴＥＤ的演讲，即使睡觉时也不例外。我下载了全部十季的美国喜剧影集《六人行》。随便问我一个关于主角罗斯或瑞秋的问题，我都能答得出来。根据我的家教老师说，我唯一的缺点是美国腔愈来愈重，而且开口闭口都是一九八○年代的俚语。
      二○一四年二月，联合国发表了朝鲜的人权报告书，指出朝鲜国内诸如漤杀、强暴、刻意造成饥饿等等侵犯人权的恶行。国际刑事法院第一次威胁要以侵犯人权罪对朝鲜领导人提起告诉。然而，促成这篇报告的三百多名证人多半匿名，其他人也不一定能清楚说出他们的故事。国际社会突然间亟需一些具备英文能力的脱北者，为至今仍困在沉默和压抑的高墙后面的数百万朝鲜人发声。
      脱北者抵达南韩的头五年都会分配到一名警官，负责帮助他们安置。我们的警官通常只想知道我的行程表，看我过得如何，但这一次不一样。他说他奉命来确认我的安全，因为传闻朝鲜政府正在观察我的一举一动。
      这是我第一次打算在台上谈中国人口买卖市场的残酷，但是我无意揭露自己也是人口买卖的受害者。
      “逃出朝鲜的那一天，我看见原本看上我的中国掮客强暴了我妈。”我说，任凭泪水滑下脸颊。我告诉他们，朝鲜难民在中国有多么脆弱无助。“有七成朝鲜妇女和少女成为人口买卖的受害者，有时候只以两百美金的价格售出……”
      “你要告诉全世界，朝鲜就像一个大型的囚犯集中营。”妈妈说。她希望其他人知道我们为什么要逃出朝鲜、被卖到中国的朝鲜女人遭遇了什么样的事。“研美，如果你不站出来替她们说话，还有谁会站出来？”她说。姐姐也这么认为。
      我妈带着爸爸的骨灰回到南韩，我们一家人终于团圆。我希望有天能实现爸爸的遗愿，带他回惠山，把他葬在他父亲和祖父的旁边，在山丘上俯瞰鸭绿江。如果有那么一天，我也要到祖母的坟前上香，告诉她南朝鲜统一了，朝鲜再度合而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