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环境和社会人口环境来看，中国坚定不移地推行对外开放，恰恰赶上了发达国家劳动力成本上升后跨国公司在全球重新配置资源的历史机遇。依托自身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人民群众通过奋斗改善生活的强烈愿望，中国经济快速融入世界分工体系，形成了自己的比较优势，逐步成为全球制造中心。

生产率不等于一切，但长期看，它几乎意味着一切。——保罗·克鲁格曼（1990年）

我国经济增速从2010年的10.4%快速下滑到2012年的7.8%。

过去三十年，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根本因素是制度变革和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红利；我们已经进入长周期放缓的阶段，原因包括加入WTO的制度红利已经释放，人口结构朝着不利于经济增长的方向变化，房地产泡沫挤压实体经济。

私人部门形成一个强烈的预期，只要经济不好，政府就会出手，下行的风险有限，所以私人部门的风险偏好持续处在高水平，使得结构性问题和市场风险累积起来。

大家认为经济增长离不开房地产市场，而政府总是要保增长，所以房价下跌的空间有限，支持了住房的投资性需求。

影子银行的风险最终可能由银行/政府承担，也就是由全体纳税人承担，而收益由少数人获得。

这些可以说是制度变革的红利。

从世界环境和社会人口环境来看，中国坚定不移地推行对外开放，恰恰赶上了发达国家劳动力成本上升后跨国公司在全球重新配置资源的历史机遇。依托自身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人民群众通过奋斗改善生活的强烈愿望，中国经济快速融入世界分工体系，形成了自己的比较优势，逐步成为全球制造中心。

中国庞大的制造业受土地、水、能源和空气质量等资源环境因素的约束日益强烈，人口老龄化逐渐显现。高投入、高消耗的增长条件已经逐步丧失，经济进入增长速度放缓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时期。

收入分配差距是中国经济最大的不平衡，导致消费弱、投资强，进而造成产业结构中的工业占比高、服务业落后，进而带来环境污染、资源压力等问题。

大量的劳动力供给尤其是农村的富余劳动力压低了工资，导致要素收入分配不利于劳动者；但更有制度、政策扭曲的因素。后者体现在多方面，包括行业垄断、缺乏竞争存款利率管制，企业分红派息率低，政府开支重投资、轻公共服务和转移支付，税收过度依赖流转税、财产税比重太低，社会保障不足等。

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英国女王曾发出感慨和疑问，为什么这么多做经济研究的人没有能够预测到金融危机的到来。

在2007年美国房地产泡沫破灭的前几年，已经有包括国际清算银行的研究人员在内的研究者警告资产价格泡沫和货币信用大幅扩张带来的系统性风险。但在当时，这不是主流的观点，大部分人包括政策当局还沉浸在经济繁荣的景象里，起码是应对风险的准备不足。

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提高出生人口素质，逐步完善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中共十八大报告（2012）

国家统计局在公布2012年经济数据时，提到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第一次出现下降。

沿海发达省份的常住人口所占比重增加，内陆欠发达地区的比重下降。

经济发展过程是现代工业部门相对传统农业部门的扩张过程，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此时劳动力过剩，工资取决于维持生活所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二是劳动力短缺阶段，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被现代工业部门吸收完毕，工资取决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

人口红利阶段的经济呈现“过剩型”经济的特征，一方面，经济的生产能力增长较快（劳动年龄人口增加，加上高投资扩张产能），另一方面，消费需求增长相对较慢（生产者超过消费者），商品的供应相对于消费需求充足。

人口红利阶段，尤其是农村存在大量富余劳动力的情况下，劳动力供应充足，劳动力市场的竞争使得工资的上升幅度较慢。人口红利见顶回落，农村富余劳动力大幅减少之后，劳动力供应趋紧，工资增长速度相对于其他价格加快。

在我国，现收现付的比重低，制度性的储蓄积累安排比如社保基金的规模也比较小，和发达国家比较，私人储蓄对养老保障的重要性要大得多。

生产率不等于一切，但长期看，它几乎意味着一切。——保罗·克鲁格曼（1990年）

我国经济增速从2010年的10.4%快速下滑到2012年的7.8%。

过去三十年，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根本因素是制度变革和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红利；我们已经进入长周期放缓的阶段，原因包括加入WTO的制度红利已经释放，人口结构朝着不利于经济增长的方向变化，房地产泡沫挤压实体经济。

近几年工资上升的速度超过GDP的增速，尤其是低端劳动力工资上升快，说明劳动力的供应没有过去充足。

随着过去的资本快速累积，投资的边际回报率在下降，这降低了投资的动能。同时，人口结构的变化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将使得储蓄率逐步降低，资金的供给趋于紧张。

2008年中国研发投入（R&D）占GDP比重只有1.5%，低于德国（2.7%）、日本（3.4%）、美国（2.8%）等国家。

从人口受教育程度来看，我国仍然显著低于发达国家。2010年我国15岁以上人口受教育的平均年限为8.2年，显著低于美国（12.2年）、日本（11.6年）、韩国（11.8年）等国家。

私人部门形成一个强烈的预期，只要经济不好，政府就会出手，下行的风险有限，所以私人部门的风险偏好持续处在高水平，使得结构性问题和市场风险累积起来。

大家认为经济增长离不开房地产市场，而政府总是要保增长，所以房价下跌的空间有限，支持了住房的投资性需求。

一些非官方机构的研究显示我国贫富差距在过去十几年急剧扩大，基尼系数在2010年达到0.6

人口结构的变动和相关体制、政策扭曲是收入分配不平衡的两大关键性驱动力量。

从2001年到2010年，居民消费率累计下降了13个百分点。

中国过去十年人口较为年轻（2010年中国年龄中位数是34，英国为40，德国为44，法国为40，美国为37）。

美国所有的困惑、混乱和痛苦不是来自宪法或者联盟的缺陷，也不是来自人们对荣誉和美德的过高追求，很多情况下只是因为人们对货币、信用及其流通规律的无知。——约翰·亚当斯（1787）

我国的影子银行包括三种形式的融资活动。第一类是银行表外业务，如理财产品；第二类是非银行类金融机构，如信托公司、小贷公司、财务公司和典当行等；第三类则是民间金融。

相当一部分理财产品、信托产品发行的背后是为了满足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资金需求，而这一点在过去两年中央加强房地产调控、地方政府卖地收入大幅下降的背景下尤为突出。

政府部门参与影子银行，对私人部门资金造成挤压，同时加大了居民内部收入的差距。

参与影子银行活动的资金提供者主要是收入较高的群体，是对金融市场了解较多、对资金利率较敏感的群体，取得了较高的收益率。而农村居民、低收入群体的储蓄主要还是银行存款。

影子银行的风险最终可能由银行/政府承担，也就是由全体纳税人承担，而收益由少数人获得。

农产品价格上升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农村劳动力紧张，是劳动力成本上升的一个体现。

泡沫只有在破灭后才知道是泡沫——艾伦·格林斯潘（2002）

房地产价格波动对经济的影响，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是最大的，因为住房有两重性，既是投资品又是消费品，涉及社会各个阶层的几乎所有人。

一线城市虽然经济相对发达，但是本地居民对住房的负担能力低于二、三线城市。

从国际水平来看，我国城市的房价租金比显著高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

房价每年的涨幅需要达到6%～7%，才能使房产投资的收益和成本持平。

我国城镇住房空置率大约13%（假设出租率为50%）。分区域看，东部最高，约16%，中部和西部递减。

美国2010年的自有住房空置率只有2.6%，明显低于我国的水平；而日本东京的自有住房空置率也低于我们一线城市的水平。

房地产泡沫形成大多发生在增长较快、通胀较低、货币信贷条件相对宽松、而对金融风险监管相对薄弱的时期与地区。

大部分资产泡沫在价格上升的初期都有基本面的推动，比如收入快速增长、青壮年人口的增加等。一旦价格上升持续一段时间，就开始对预期产生影响，价格上涨的预期自我强化，直到方向转变。

房价造成整体社会财富的分化，尤其是城乡之间。

城镇化不是简单的人口比例增加和城市面积扩张，更重要的是实现产业结构、就业方式、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等一系列由“乡”到“城”的重要转变。——李克强

除了人口结构因素，从制度安排来看，随着总需求增长从外部转向内部，加入WTO对整体经济效率的促进作用在逐渐消退，结构和政策扭曲的负面影响更加突出，包括国内市场行业垄断、缺少竞争，房地产价格上升对实体经济的挤压等。

我们可能面临一个需求长期疲弱、但货币金融持续波动的外部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