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的盛世
从6岁到25岁，弘历在书房中整整度过了19年的光阴，每天的学习时间长达10个小时。
青年的特权就是不需要成本的许诺、不需要证据的自信、可以无限透支的未来。
这些在宦海惊涛中一路摸爬滚打上来的成功者，个个身怀绝技。在他们驯顺的外表下，掩藏着无穷无尽的野心、欲望和算计。
她独一无二，仅仅是因为她是第一个。第一次永远是最美好的，它不可复制。
经过元代蒙古人的高压，明代太祖皇帝的挫辱，清代开国过程中的屠杀，中国官僚集团的素质和心态已经大大不同于唐宋时代的士人，他们整体上放弃了人格尊严，放弃了社会理想，蜕变成了唯利是图的“奴才”。
素质一流的三位皇帝实现了政治接力，时间长达一百三十多年。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
从盛到衰，如此迅速，其原因当然是这些盛世的出现依赖的是人治。中国历史上的几大盛世，只在史书上留下了统治者手腕的精明，人格的强大，却没有留下太多制度性的成就。
纵观中国历史，盛世君主往往是英明与昏聩集于一身，理智与膨胀合为一体。他们既是辉煌成绩的创造者，也是王朝衰落的罪魁祸首。
乾隆盛世的贫困，不仅仅体现在物质上，更主要的是体现在精神上。
乾隆在位六十年，正好是英国经历了产业革命的全过程。
他视民间社会的活力和自发精神为大清江山永固的最大敌人，积六十余年努力，完成了中国历史上最缜密、最完善、最牢固的专制统治，把民众关进了更严密的专制统治的笼子里。
爱新觉罗家族的出色素质在此前历代皇帝身上已经体现无余。极高的智商、强大的自制力、无穷的精力、无比精明的头脑、难以扼制的进取精神，乾隆身上这些素质主要应该都是得自父系。
不过作为一个情商极高的人，弘历绝不会泄露心中的任何一丝兴奋。他迅速调动起全部精神，投入到“孝子”角色中去。
康熙在中国历代皇帝中以“人情味浓”闻名。他为人真诚坦率，待人和蔼可亲，处事宽厚大度。
从6岁到25岁，弘历在书房中整整度过了19年的光阴，每天的学习时间长达10个小时。
青年的特权就是不需要成本的许诺、不需要证据的自信、可以无限透支的未来。
要有效赢得人心，最直接的手段无疑是让他们马上得到眼前利益。
少年老成的他深知防微杜渐的重要性。
兄弟之间说这样的话，在今天看来十分正常。但是在专制时代，对皇帝这样说话却已经是大逆不道。涵养极好的皇帝听了这话，一言不发，退朝而去。
昨天，如果我答复一句，双方顶撞起来，你就该粉身碎骨了。你的话虽然不好听，但我知道你内心友爱，故而原谅了你，今后要谨慎，不要再说这种话了。
这些在宦海惊涛中一路摸爬滚打上来的成功者，个个身怀绝技。在他们驯顺的外表下，掩藏着无穷无尽的野心、欲望和算计。
历代王朝最大的敌人，不是起义者，不是异族，不是灾荒，而是官僚集团。
乾隆精力过人，虽然每天要阅读上万字的奏折，从头到尾却不会忽略一字。
她独一无二，仅仅是因为她是第一个。第一次永远是最美好的，它不可复制。
得之我幸，不得我命，
这道谕旨怎能真正安慰皇后？然而皇帝所能做到的只有如此了。
爱子夭折后，皇后表面上虽然一如平常，皇帝却很清楚她表面的坚强下内心的憔悴。
官僚集团具有深刻的奴性。作为一个整体，这个集团的性格是“蹬鼻子上脸”、“给脸不要脸”。
在专制政治中，皇帝一个人是“主”，其他所有臣民都是“客”。想委托客人治理好家庭是不可能的。
经过元代蒙古人的高压，明代太祖皇帝的挫辱，清代开国过程中的屠杀，中国官僚集团的素质和心态已经大大不同于唐宋时代的士人，他们整体上放弃了人格尊严，放弃了社会理想，蜕变成了唯利是图的“奴才”。
一旦他把这些饱读诗书的“大人先生”们准确定位为奴才，在他们面前悬起官爵和财富，同时收紧绳索，举起皮鞭，以“法”、“术”、“势”来统驭他们，一切就迎刃而解
从乾隆十三年起，乾隆由儒入法，抛开了宽大仁慈的面具，抛弃了“以礼治天下”的梦想，拿起了父亲留下的屠刀和鞭子。
生活在专制政治的高层，处处都是陷阱，步步都是危机。
中国历史上那些声名显赫的文臣武将，大多数下场不佳。特别是曾经居大位、享大名者，几乎没有一个人是完满收场的。
清以前的几千年历史中，立有巨大功勋而得到善终的，只有郭子仪一人。
张廷玉深知，皇帝最防备的，是大臣的私心。在明主面前，只有以退为进，以无求为求，以无私来营私，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所以他为官数十年，处处事事都从皇帝的角度出发去考虑和判断，从不露骨主动地为自己牟取私利。
做高级大臣最忌讳的有以下几点：一是性格过于刚直，比如比干和海瑞。他们不讲方式方法地与天子作对，下场当然悲惨。
二是做事过于讲原则，比如岳飞。他只从国家民族角度去考虑问题，却不顾及帝王个人心理隐私以社会正义去挑战帝王的一己之私，终至非死不可。三是权力过大，不知谨慎。历史上倒霉的权臣多是由此。皇帝与大臣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不同，性格气质思维方式及个人偏好不同，不可能事事都想到一起。与皇帝意见相左之事既多，不免日久生怨，积隙成仇。
一个大臣如果过于注重自身修养，也会妨碍他们不打折扣地为皇帝服务。为了彻底把大臣改造成奴才，雍正帝提出一个重要观点，那就是大臣们不但不能图利，也不能“好名”。他说：“为臣不惟不可好利，亦不可好名。名之与利，虽清浊不同，总是私心。”
他的政治信条是绝不要因为政治思路的差异而与君主产生冲突。因此他不做政治家，而只做大秘书。不做思想者，只做执行人。
张廷玉有一句名言，叫“万言万当，不如一默”。
每天退朝回到家里，张廷玉都要把一天的大事小情细细梳理一遍，看看有没有说错的话、做错的事。他从不留片稿于私室，也不让家人子弟得知。
打击朋党的要诀是最大限度地防止大臣之间的组织性和联系性，千方百计地造成他们的孤立化、分散化、“原子化”，使每一位官僚，都以孤立无援的姿态面对强大的君权。
他从政原则是事不关己，则谨守本分绝不发言。有人因此指责他说：
在与鄂尔泰的斗争中，他始终处于下风，也始终不争不怒，打太极拳。正因为如此谨慎，所以在鄂尔泰连连受到指责和处理时，他却安然无恙。
作为一个完美主义者，乾隆希望自己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君主。同时，他也认为每个大臣都应该以最高标准来要求自己。
俗话说惺惺相惜，但精明人有时最排斥的就是和自己差不多精明的人。
对于张廷玉，乾隆一眼就看出了他身上的“巧”和“滑”。
天生好辩的乾隆开始拿大道理压人：
前代君臣，或有师友之谊，而到了清代，只剩主奴之义。
朱元璋以一篇“寰中士大夫不为所用诏”取消了士人们不做官的权利。而乾隆则通过这篇谕旨取消了大臣的“退休权”。
这道谕旨典型地体现了乾隆的风格，即把所有的道理都把握在自己手中，让自己处于永远正确的进退自如之地，而置他人于极难应对的地步。
皇帝忽晴忽雨，忽左忽右，将八十岁的老臣玩弄于股掌之上，使他求生不能，求死不得。
直到乾隆新疆战争之后，清王朝在各个方面全面实现了对历史的超越，进入无可挑剔的“全盛”。
虽然对官员严酷苛刻，但乾隆对平民百姓却十分仁慈。这一点与朱元璋非常相似。
乾隆多次说，救灾是“国家第一要务”，“赈恤一事，乃地方大吏第一要务”，告诫地方官员“第一应戒讳灾之念”。
熟读历史的乾隆知道，饥饿的农民是国家最危险的敌人，而温饱了的农民则是皇权最坚定的支持者。
乾隆一朝所减免的农业税总数为2.0275亿两白银，是中国历朝之冠。
乾隆深深懂得贫富差距过大是社会动乱的源头，所以他采取了许多照顾最底层民众的措施。
整个18世纪，全世界的人口从6.41亿增长到了9.19亿，增幅高达43%，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这种现象的出现，主要是得力于红薯、玉米这两种“18世纪的食物革命”。
准噶尔蒙古是一支古老的蒙古族部落，长期以来生活在今天的新疆、青海一带。
他发现，今天的准噶尔正处于历史上最虚弱的时期。皇帝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迅速出兵，扫灭准噶尔汗国。
几乎所有的大臣都认为应该继续这种和平状态。他们甚至认为如果出兵就是“师出无名”，双方和平条约既已签订，大清乘准噶尔内讧之机破坏条约大举入侵，于理不合，不是天朝上国应该有的做法。
乾隆对这些“忠心耿耿”的奏折不屑一顾。因为他站的高度和角度与众人不同。
他在即位之初，也就是二十五岁之时，因为蒙古族首领岁岁来朝，遂开始学习蒙古语，不过数年已经基本掌握，如今更可以说登堂入室，深有研究。学会蒙古语，他又开始学习藏语，后来又开始学习回语，达到了“能之”的水平。
人生的机会往往稍纵即逝，国家和民族的机会更是如此。
今天看来十分清楚，可是当局者迷，站在历史十字路口的人们，往往身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皇帝与大臣们意见针锋相对，除了对战争的观念不同之外，更主要的是双方知识储备、国家视野、掌握的信息量不同。
领导人的能力体现在做出高人一筹的决断，并且有力地实施这个决断。
这实际上允许官员沿路抢掠。所谓将来补偿，只是无法兑现的空话而已。这一大胆的举动后来被证明埋下了严重后患，在当时却被乾隆认为是唯一的办法。
是因为乾隆很清楚喇嘛教对安定西藏和蒙古的作用。他多次说过“兴黄教，所以安蒙古”，“敬一人而千万悦”。
对于伊斯兰教，乾隆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做法。他深知这一宗教的进取性，因此在回教地区大力推行政教分离，不允许宗教领袖取得世俗权力。
他知道，伊斯兰教一旦实现政教合一，必然爆发强大的扩张力量，给帝国安全带来巨大威胁。
据统计，当时中国的GDP占世界的三分之一，超过美国在今天世界上的地位。
素质一流的三位皇帝实现了政治接力，时间长达一百三十多年。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
乾隆本身是实干家而并非思想家，事实上，
寡欲以养身。
他对大臣的要求是：“务得有猷有为”。对那些高分低能、只知谨守官箴、缺乏实际操作能力的书呆子，他一直厌恶有加。
事后，乾隆帝还因为没有杀几个人而嫌官兵镇压不力，朱批道：“办理殊怯矣！此等刁民，即枪伤一二何妨。
乾隆对历朝农民起义的规律深有研究。通过总结中国历史，他得出一个结论，社会底层最危险的人物是“失意文人”。他多次提醒地方官，要注意地方上的“失意文人”作乱。
一项制度的好坏，关键是看执行得怎么样。
盛世君主，一是要政治才能出众，二是要自制力超群。深宫之中，妇人之手，培养出这样的人才并不容易。
从盛到衰，如此迅速，其原因当然是这些盛世的出现依赖的是人治。中国历史上的几大盛世，只在史书上留下了统治者手腕的精明，人格的强大，却没有留下太多制度性的成就。
纵观中国历史，盛世君主往往是英明与昏聩集于一身，理智与膨胀合为一体。他们既是辉煌成绩的创造者，也是王朝衰落的罪魁祸首。
这就是典型的中国方式。中国历朝历代，官府处理民众上访，一直是这样的思路：一方面，惩戒不法官员；另一方面，对于上访者也绝不给好脸子，以免鼓励这种歪风。所有带头上访者，不管有理没理，最后很少有好下场。
然而，人口的过度增长使乾隆盛世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饥饿的盛世。
专制主义摧毁了中国人的财产安全，从而摧毁了所有刺激中国进步的因素。进步只有当一个人确信不受干扰地享有自己的劳动果实时才能发生。